不肖子孙系统的小说

❶ 清风叹小说txt全集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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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自三皇治世事，五帝分人伦，天下趋于一统。。然帝业不可一朝尽成，若无其呕心沥血终难为之。虽王朝之开世者兼其数代勤勉其政，奈何，不乏其不肖子孙，祸国殃民之败类，数之，历朝历代，俱不能长久存焉。悲哉？哀哉？
大詹末年，统治长大四百八十年之久的詹台王朝分崩离析。如历代亡国君主一般，皇帝詹台克穷奢极欲，徭役繁重，自二十岁继位起就开始大肆兴修宫殿楼阁，至其五十被杀，王朝覆灭，豪华宫殿已不下万座，而供其驱使的奴仆更有十万人之多。**嫔妃亦是有万人之众，而且还每年都要大选秀女进宫供其玩乐，使其**女姿状若浩海，当真是荒淫无度。据闻，大詹赋税更是沉重无比，比之十抽其九而不及，百姓为苟活不得不卖妻卖子，种田者竟是常年不食肉味。皆以野菜，杂草，树皮为生，好不凄惨。上行下效，整个朝野具是一片乌烟瘴气，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小吏太监无不作恶多端，为祸百姓，虽原有些忠臣清官，可都在奸佞臣子和昏君的残暴手段之下不得好死。而那些摇……
请采纳

❷ 历史上最牛的小说来几部 穿越 或 玄幻 知识内容要绝对丰富的 有政治与军事知识

黄易系列：寻秦记、大唐双龙传
月关系列：回到明朝当王爷、大争之世、步步生莲等
酒徒系列：明、家园、开国功贼等
还有好多，一时就想起那么多。

❸ 陆江川短篇小说集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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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昨天，突然接到老友牦牛的电话。可能是许久没有联系，日见生疏，寥寥几句，已经少有
以前乐观开朗了。只说些中国大半是没有希望的浑话，认为国人浑浑噩噩，没有观看研究
的价值，只能放达山水，享受孤独的乐趣。生怕好山好水被不肖子孙破坏玷辱，以后没有
同样的机会了。
像我这样孤陋寡闻的人，平日对人是极冷淡，别人也以同样的冷淡对我，到后来就渐渐成
为没人搭理的冰点人物。物有两面，生性孤僻的我对山山水水却有特殊的爱好。
论语上有“仁者爱水，智者爱山”的话，现在有人反驳说“鱼虾、泥鳅爱水，鱼虾、泥鳅
就很仁义吗？猴子、野猪爱山，猴子、野猪就很有智慧吗？”碰到这样的诘问，不知道孔
子是怎么回答。反正这对我没有什么坏处，游山玩水的时候，就当自己是野猪和鱼虾的。
在大学时候，不幸应了同事张志亮的一句话“中国人，奇穷！”。衣仅遮羞，食取果腹，
又不想误人子弟去当家教。每到月底就靠学校发的59块补贴过活，每到年底按惯例向老乡……

❹ 请问“不肖子孙”跟“不孝子孙”有何区别

不肖子孙是一个汉语成语，拼音是bù xiào zǐ sūn，意思是指不能继承祖先事业的，没有出息的子孙。多用于自己在祖宗坟前的谦称。

不孝子孙不孝敬长辈的子孙。是贬义词。

拓展内容

无论是最早的殷商时期甲骨文还是稍后的经文中，孝——上面是“耂”，代表老人以及长辈、老一代人，下面是“ 子”，代表子女以及晚辈、新一代人，老人老了，做子女的搀扶着老人、背负着老人，在这种扶持中尽人子之责，从而使整个社会中老一代与新一代达到一种和谐的关系。

我们也不难看出，如果把这种关系推广到整个大的社会，垂拱而治便可以很轻松得到解决。所以说，孝道的提出不仅仅是为安抚一个家庭的，它更多的是为了弥补社会的一些裂痕，有了它，无论小家还是大国都能表现得更加完整。

正是这样的动机，也就为孝文化接下来的大发展提供了合适的理由。当西周王朝由盛入衰时，中央集权形同虚设，各地诸侯纷纷相互吞并，这样导致社会步入了万劫不复的“礼乐崩坏”的状态。也在这时，儒家文化孕育而生。

孔夫子把“孝”纳入了他 的“ 仁”学系统，对“孝”做出了伦理价值的规定。以后孟子对“孝”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打破了“孝”的血亲关系的限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这样一来，“孝”不止是孝亲，也包括了对非血亲老人的孝顺，赋予了“孝”的普遍意义，儒家孝文化形态得以形成，也就是后世两千年的孝文化的发展基础。

❺ 寻找一系列的言情小说，四姐妹的是和亲的

一定是“罗帷春色系列 ”
1、《进贡娘娘》
作者：伊飖
【男主角】 莫黓
【女主角】 绯璎
【简介】
为了保护月眠国的子民，生为公主出使和番是责任、是义务，不过母后打的却是只“送”不卖的主意——这身为“贡品”，除了要“完整”还得“特别”，好在母后有先见，要她主修“男人”这门学问，反正不就是取悦男人的那套本事！？她该学、该会的，照本宣科该是能应付了事了……“把你会的，全都使出来！”老天！这男人就不能客气一点吗？她是学“艺”有成没错啦！可这会儿要她实际“操做”，也要给点时间练习练习嘛……嗯……该从哪儿开始呢？师父交代要“循序渐进”，那应该是……呜……他怎么可以撕了她的衣服！？人家学的可是“爱”的教育耶，他怎么硬要人家接受他的“填鸭式”教育！？

2、《承欢娘娘》
作者：羽鹃
【男主角】 桀澈
【女主角】 昕宁
【简介】
该死的月眠国！这次竟然进贡一个女人给他！？哼！就算她月眠国美女如云，他要的妃子也只有早已仙逝的“她”，再怎么样也轮不到这个“伤风败俗”的公主！瞧瞧她在花轿上就迫不及待的把自己给“扒光”，还没嫁过门，她就当着千万人面前给他难看！好！很好！她好样的既然她都不坚持当公主的优雅高贵，他也不必跟她“客气”的以礼相待，反正关起门来，一切就随君“索欲”了……怎么？不喜欢！？抱歉！本王就是喜欢“走后门”，想当他的王妃？哼，先当他休闲娱乐的“后花园”再说吧——

3、《召聘娘娘》
作者：枫临
【男主角 】阎释天
【女主角】 悦凝
【简介】
谁说她要跳河自杀？虽然她不怎么满意母后的安排，把她当成贡品送给伏羲国王，但好歹她也是个识大体的月眠国二公主，这会儿，她只是想发挥"人溺己溺"的义勇行为，真的没想到，连她自己也溺水了……他--他这个无耻的家伙！是他自己要救她的，怎可厚颜的跟她索求"报酬"！？他要她？那怎么成！？她可是为了两国和平所进献的"贡品"耶，又不是街上买一送一的"贡糖"，他凭什么"尝"她？哎呀！这人是土匪吗？他怎么可以不经她的同意，就迳自拆她的"包装"！？

4、《献身娘娘》
作者：艾棻
【男主角】 上颜耀
【女主角】 羽蜜
【简介】
当了十五个年头的公主， 接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到兀颜国进“贡”， 母后说，要她爱她的“敌人”， 要“取悦”她的主子， 这应该不难吧? 取悦他?应该就是黏着他，一天到晚撒娇就行啦! 可是，听说兀颜国的人都长得像头熊耶…… 咦?他长得一点也不像熊嘛! 看来这次的任务应该可以“得心应手”才是…… 搞什么?!月眠国竟敢丢个小娃儿给他?! 他可是个王，又不是“奶妈”， 可没空跟她玩“扮家家酒”的游戏! 既然是她自己送上门来的， 他也不在乎多个“玩具”来纾解压力， 嘿嘿，他最喜欢玩的就是—— 排排“做”、“吃”果果

❻ 拼音相同，意思却不尽同，“不肖子孙”和“不孝子孙”到底有啥区别

不肖子孙：

不肖：不像（指不像先人），不贤。指不能继承祖先事业的，没有出息的子孙，多用于自己在祖宗坟前的谦称。

不孝子孙：

不孝子孙指的是不孝顺的后辈，是后来人们根据“不肖”的同音“不孝”造出来的词

拓展资料

《庄子·天地》：“亲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谓之不肖子。”《孟子·万章上》：“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

例子：
造庙的时候，他的祖宗就捐过钱，现在他却要来吹熄长明灯，这不是不肖子孙？（鲁迅《彷徨·长明灯》）
（资料来源：网络：不肖子孙）

孝，汉字。《孝经·开宗明义》篇中讲：“夫孝，德之本也。”“孝”字的汉字构成，上为老、下为子，意思是子能承其两亲，并能顺其意。孝的观念源远流长，殷商的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孝”字。《论语-学而》中孔子说到“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悌”指的是孝敬父母、尊重长辈、友爱兄弟及关爱幼者的伦理行为，体现出感恩、回报和礼敬。推及一切皆加礼敬，善待他人，名曰行“仁”，此为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基础。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孝道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汉字教育的“教”字，就由“孝”和“文”组成，因此教育的根本就建立在孝道人伦的基础上，一切的教育随之扩展开来，起到化育人民的作用。

（资料来源：网络：孝）

❼ 七·月小说txt全集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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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打个喷嚏的穿越作者有话要说：写的不好，大家多多原谅！凑合看吧！！不过，有空要和我聊聊天哦！！！！！——
老妈同志，错误改正了
三指搭脉！！！！！了解了我，一个没啥大志向的小法医。从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开始，我们家最盛产的就大夫，而且是中医大夫。而我这个不肖子孙，是唯一的异类。因为我是法医，而且还是个没有啥志向的法医，所以从毕业到现在一直到现在没啥大进展，做的最多的案子就是家暴，要不就是给人家打打下手。
于是就在一天，我继续混日子的时候。一个电话打破了我的平静生活。
“你的体检报告出来，我们觉得你的心脏有点儿问题！明天早上到我的诊所来一趟！”电话里的家庭医生，声音有点儿严肃。不会吧，我想。老爹教的八段锦，我好像是从小练到现在。把手放在心脏上，觉得“砰，砰……”跳的还蛮有力的。
“阿嚏~~~~~~”为什么心这么疼，这个心好像收紧成了一团。痉挛，脑子里突然蹦出这个词。为什么呼吸这么困难，用力，用力呼吸……

❽ 红高粱的作品鉴赏

《红高粱》小说的主题被诠释为弘扬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个性解放精神，重建创造精神等，其意图是借助高密东北乡民间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来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唤强有力的生命形态，呼吁中华民族要自尊自强，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质。
《红高粱》小说的主题思想既张扬活得豪爽、个性解放、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又歌颂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所谓“个性解放”，指“人”的个性的解放。“人”是“灵”与“肉”，“神性”与“兽性”，“精神”与“物质”，“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的统一。人具有“自然人性”——“人”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鲁迅提出人所必需的“生存、温饱、发展”又予以限定——呼唤感性形态的“生”的自由与欢乐；又注重“限制纵欲”，明确提出要用“理性”对自然本能进行适当的抑制与调节：“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既要求自由发展自我，又讲究自我控制与自我负责，理性和非理性的互相联系、渗透与制约。《红高粱》既描写与肯定了“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旺盛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充盈的感性生命的自由与欢乐；同时，又描写与肯定了他们的另一侧面，即“社会的人”的“理性生命”。余占鳌面对劫贼的劫财劫色，目睹戴凤莲这一弱女子向自己求助的“亢奋的眼睛”，实难苟安，只得冲上去铲除劫贼。他遵循的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道德准则。有些论者将“高粱地野合”说成是余占鳌占有戴凤莲，实在冤枉。
小说的描写很清楚：“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不仅是“感性生命”的两情相悦，而且更是“理性生命”的两颗反叛封建强迫婚姻之心的相通。再者，就在这个高粱地里，戴凤莲“六神无主，泪水流到腮边”，向余占鳌求救地诉说：“他真是麻风。”而单家父子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置戴凤莲的誓死反抗与全体村民的沉默反对于不顾，实际上即将强行用麻风病菌慢性屠戮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你死我活，别无选择。余占鳌清醒地看透了事态的严峻与紧迫，毅然先下手铲除了这两个企图杀人于无声的凶手。这不仅于情，而且于理，甚至于民间的不成文法，他的选择都是对的。此外，余占鳌与戴凤莲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伏击日军车队，显然既是出于对日寇的痛恨与愤慨之情，也是为了卫国保家乡的崇高目的。《红高粱》所描写与歌颂的是“灵”“肉”结合、“情”“理”统一的爷爷、奶奶们的敢想、敢做、敢爱、敢恨的气概。除了“张扬个性解放”的主题以外，也有些评论实际上认为，《红高粱》表现的是抗日爱国的主题。例如《游魂的复活》一文写道：作家“只是要复活那些游荡在他的故乡红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于是，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的人民化为刘罗汉、余占鳌、奶奶、豆官等个性奇异的人物；而这些高于民族精神的人格，又融汇到特殊氛围——那无边无际散发着甜腥气息的红高粱地，成为悲壮、神圣、永恒的象征。”这显然即“誓死反抗日本侵略保家卫国的英雄人民永垂不朽”的形象表述。“个性解放”与“抗日爱国”这两种主题都是颇为接近小说文本的。
《红高粱》作品讲述了余占鳌领导的游击队是一支理性的有目的、有组织、经过训练的民间抗日武装。在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伸进高密东北乡之际，“余司令树起抗日旗”，拉起抗日的队伍，目的明确，剑指鬼子。他请任副官担任教官，既开展政治教育，又进行军事训练。“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唱出了他们卫国保家的心声。大刀、土炮、鸟枪、老汉阳、两支手枪与三支大盖子枪，是他们训练与杀敌的武器。游击队纪律严明，对余占鳌有养育之恩的叔父余大牙强奸民女，司令抑制私情，最终按照任副官的意见，将他就地正法。游击队坚持联合御侮，当余司令和冷支队长发生争执，戴凤莲说：“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余司令甚至忍辱负重地说：“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他还教育儿子豆官要把“枪子儿先向日本人身上打”。游击队“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40人……摆在大路上，30多人缩成一团，像一条冻僵了的蛇”，就是这么一支队伍，却在一场伏击中消灭了包括一名少将在内的日军车队四五十个鬼子官兵。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具有宁愿战死也要保家卫国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作品还通过叙述者“我”对爷爷奶奶们的抗日业绩，或寓论于叙，或直接赞美。“我”称赞爷爷为“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我”记叙道：爷爷1958年从日本归来时，村里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县长尊爷爷为老英雄，给他敬酒，说他给全县人民带来了光荣。“我”称赞爷爷辈的父老乡亲们“精忠报国，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我”认为：“用铁耙挡住鬼子汽车退路的计谋竟是我奶奶这个女流想出来的。我奶奶也应该是抗日的先锋，民族的英雄。”“我”还写道：“奶奶……这一担沉重的拤饼，把她柔嫰的肩膀压出了一道深深紫印，这紫印伴随着她离开了人世，升到了天国。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荣的标志。”作家莫言说：《红高粱》的叙述者“我”采取的“全知全能”“这种视角同时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评判态度。”这种“评判态度”既然是“历史的”，无疑是客观公正的、实事求是的。
小说《红高粱》不仅张扬了个性解放，而且还颂扬了抗日爱国的顽强意志与牺牲精神。文学作品这种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是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都是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民族危机感和民族自强、自立以及救亡的历史要求日益紧迫的时候。也正为此，五四那一代，在强调个性解放时，同时强调了自我牺牲精神。 一、叙事语言——审美还是审丑
《红高粱》的整个符号系统就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审美范畴，其中的人物语言是粗话、脏话、野话、荤话、骂人话、调情话等粗俗污秽的乡村用语，是典型的高密农民在说话，这种在旁人看来近乎疯癫的语言在小说的环境中却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这种语言风格表现了作者独特的审美趣味。
（ 一） 粗俗又崇高的人物对白
《红高粱》中的人物对白是作品的一大亮点。个性化的民间口语贯穿于故事的始终，在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中，读者既能感受到民间口语原汁原味的“粗俗”，又能听到粗俗背后那份源自生命底层最原始、最崇高力量的呐喊。
二段对白：
1、余司令大喊一声：“日本狗！狗娘养的日本！”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义一脚，说：“你娘个蛋！没有头还会说话！”
2、“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
第一段对白是“我爷爷”余占鳌带领游击队打日本鬼子时的几句话河以说是脏字连篇河谓粗俗。寥寥几句话就将一个粗野豪放、蛮横顽强的土匪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匪气和英雄气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很难将余占鳌的脏话归结为一种粗鄙的表现，在抗日的民族大义面前，这几句脏话因为饱含了一个中华男儿的血性而变得真实可感、丰满崇高。
第二段对白是“我奶奶”临死前对这一生的总结。她敢爱敢恨敢想敢做不怕天谴不怕报应把跟“我爷爷”在高粱地里野合说成是“对自己身体做主”把和长工罗汉大爷偷情说成是“对幸福的追求”视贞节于无物视名誉为粪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奶奶”的所言所语、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对女子贞节操守的要求，是一种不守妇道的放荡表现。但从“我奶”最后的话语中，读者全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水性杨花、贪恋肉欲的女人在强词夺理，而是一个大胆热烈的女权卫士对幸福、对生命的执着追求。莫言作为一个立足于民间的作家，他笔下人物的语言充满了泥土的气味，在《红高粱》中，能从人物的语言里听到来自于底层农民特有的说话风格和特点，粗俗中显质朴，粗俗中显崇高，这看似矛盾的语言特点在莫言独具匠心的叙事艺术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二）爱憎交织的场面叙述
场面描写一直是莫言的拿手好戏，莫言在场面描写中喜欢使用通感，而且想象离奇大胆，语言汁液横流，饱满生动，给人一个更广阔的想象世界和更复杂的感觉空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在小说《红高粱》中，充斥了大量的场面描写。对高粱地的场面描写：
1、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恺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它们。父亲忧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奶奶注视着红高粱，在她的眼睛里，高粱们奇橘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它们在奶奶眼里盘结成蛇样的一团，又呼喇喇地伸展开来，奶奶无法说出它们的光彩了。
莫言对同一片高粱地选用了语体色彩截然相反的叙事语言。这既是作者主观情感的宣泄又是对作品主题的侧面烘托。第一个语段是“我父亲” 追随着“我爷爷”去打鬼子潞过高粱地时的所思所想。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着生机和希望而红高粱就是这片土地永远的主人，它们受雨露滋润，得天地精华，世世代代生长在这里，见证了高密东北乡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池见证了黑土地上英雄儿女保卫家园、反抗侵略的壮举。“我父亲”站在高粱地面前的思想活动，就像一个虔诚的教徒在佛祖面前朝圣、祈祷。在这段描写中，莫言赋予了红高粱最饱满的灵魂和最伟大的生命。他以红高粱作为隐喻，实际上是在讴歌像红高粱一样生生世世守卫着自己家园的民族英雄。在小说的结尾处，莫言这样写道：“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游荡在我们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这种直抒胸臆的情感宣泄是对《红高粱》主题最好的诊释，体现了作者对故乡土地上像红高粱一样坚毅的人们最由衷、最热烈的爱。
第二个语段是“我奶奶”临死前眼中的红高粱景象。在这里，红高粱俨然已从上帝变成了魔鬼，它们用最丑陋的形态最恶心的声音将“我奶奶”一步步送到了生命的终点。同样的一片高粱地，却出现了强烈的情感反差，这看似矛盾，但只要认真阅读一下文本就会明白作者这样写的意图。“我奶奶”是在给抗日部队送饭的路上死于日本人的枪口之下，在莫言笔下，这片红高粱就是埋葬“我奶奶” 的坟墓， 它们嗜血成性，丑恶肮脏，这正是对日本侵略者罪恶行径的真实写照。
莫言爱这片高粱地，因为它养育了一代代英勇不屈的高密子孙。恨这片高粱地，因为它见证了悲惨的历史，浸染了人民的鲜血。这种矛盾的情感用莫言自己的话说就是：“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崛凝、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 莫言在营造美丑时，十分注重语言的夸大和张力，美就要美得彻底，丑就要丑得变形，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创作意图得到最深刻的凸显。小说中对红高粱的反差描写也是作者一贯叙事风格的集中体现。
二、叙事视角——谁在讲故事
在小说《红高粱》中作者打破了叙事视角的常规用法将多种叙事视角交替使用达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小说《红高粱》主要讲述的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故事。从故事层面上看，“我”并没有在现场直接参与到故事，并不知道“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心理活动。按照一般的叙事手法作者完全可以采用第三人称外视角进行叙述然而在《红高粱》中， “我”不仅作为一个公开露面的叙述者，而且还成为了故事的组成部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以“我”的叙事声音为基点，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这样的叙事视角直接把“我”带入到了故事的语境，带入到了历史的现场。所以作为叙事者的“我”不仅不是局外人而且还能够知道“我爷爷” 、“我奶奶”的言行和心理活动甚至知道一些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如“我”可以嗅到“奶奶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可以听到“我奶奶”坐在花桥里“心跳如鼓”河以看到“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的具体细节。
从小说的内容来看，“我奶奶”在我出生前就已经死去，“我爷爷”也没有对“我”进行直接地讲述，显然，“我”根本不可能从当事人的口中知道这些私密的事件，也不可能从其他人的口中得知。然而作为叙述者的“我”却凭借历史想象超越时空的界限追述了那些“我”并不在场的历史。不仅如此，“我”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他们发表评论：“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一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莫言在创作思想和艺术上受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很大，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利用“魔幻”般的视角拉近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莫言同样引用了这种手法，只不过把“马贡多”换成了“高密东北乡”从这一点来说《红高粱》中“我”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是作者对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借鉴和创新。但是在小说《红高粱》中，“我”并不是从始至终都是全知全能的，在对许多场景的描写中作者又采用了第三人称外视角，这就由“我”在讲故事变成了“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如小说的结尾处这样写道：父亲从河堤上检起一张未跌散的扦饼，递给爷爷，说：“爹，您吃吧，这是俺娘擀的拤饼。”爷爷说：“你吃吧！”父亲把饼塞到爷爷手里，说：“我再去检。”父亲又检来一张拤饼，狠狠地咬了一口。在这段描写中，作者没有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没有发表一句评论，而是跳到故事外面，以人物对话的形式，冷静客观地还原了当时的现场。“我父亲”和“我爷爷”吃着死去的“我奶奶”擀的拤饼，并没有流露出悲伤的神色，也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生死在他们眼中变得淡然。莫言以一种“无声胜有声”的冷静描述，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情感冲击，这种震撼并不是作者用语言可以营造的，而是读者在结合了自己人生经历的基础上的一种深层次的情感体验。
纵观整部小说，莫言在全知和限知的叙事视角中来回穿梭，在讲述别人故事的同时，也在聆听着别人讲故事。限知视角的使用消解了文本中“我”的存在，给读者以公正客观的感觉。全知视角的使用又使“我”在故事中无处不在，仿佛是“我”在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件事情。这种看似矛盾的视角转换使莫言不但能够自如地掌控叙事节奏还能给读者以足够的想象空间，在叙述上真正做到用技而不炫技，主观又不失公允。

❾ 哪位大神知道莫言的小说《红高粱》（不是电影）详细的情节介绍啊……急求……

《红高粱》叙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间抗日武装伏击日本人汽车队的故事，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但这不是主要的。作为这篇小说精神主体的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对带着原始野性、质朴强悍的生命力的赞美，对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正是这种生命意识使那个老而又老的抗日故事重新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红高粱，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总体象征。它可以称之为《红高粱》的“生命图腾”。小说用这样充满激情的语言描写红高粱，赋予红高粱以生命：“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显然，小说中的红高粱决不仅仅是一种植物。与赋予红高粱伟大的生命相对应，作品中那些演出了一幕幕英勇悲壮的活剧的英雄；也总是伴随着红高粱，或者与红高粱融为一体。余占鳌和戴凤莲是在高粱地里完成了神圣的结合，戴凤莲又是在高粱地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小说把她30年的生活比作“红高粱般充实”。余大牙带着高密东北乡人应有的英雄气概坦然赴死的时候，放声高唱的是“高粱红了”，任副官在枪声中、子弹下坦然前行的时候，用口哨吹出的曲调也是“高粱红了”。在这种描写中，人与高粱获得了同一种品格。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在小说中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用冷静乃至审美的态度来描绘生命的痛苦与毁灭——比如刘罗汉被割下耳朵和生殖器、被活活剥了皮，戴凤莲让余占鳌和冷支队长喝下掺了罗汉大爷鲜血的酒，队员们那惨烈的死亡，等等。因为人只有置身于巨大的痛苦之中或者面临死亡的时候，才能强烈地意识到生命的存在。这种描绘一方面强化了生命意识，同时也使小说呈现出新奇、残酷的美。小说对于强悍的生命力和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肯定有时甚至超越了一般的伦理评价。余占鳖与戴凤莲野合，为了占有戴凤莲将单家父子杀死，这以中国传统的伦理尺度来评价是不道德的，但作品对此作了肯定性描写。即使是对余大牙这个贪财好色的人，作家也赞美他坦然赴死的英雄气概。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甚至促成了作品中一个特殊角色——“我”的诞生。在作品中，“我”不仅是一个叙述角度，而且是以不同于余占鳌等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着的下一代的代表。而对爷爷那生命力旺盛的一代，“我”只有自卑与仰叹。余占鳌等人与“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距离，一种对比。在这种距离与对比中，作家一方面强化了对余占鳌等体现的那种生命力的仰慕，一方面对那种生命力在今天的人们身上已经消失感到悲哀。所以在小说中“我”才慨叹：“先辈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我爷爷辈的好汉们，都有高密东北乡人高粱般鲜明的性格，非我们这些孱弱的后辈能比”。从艺术的角度看，小说打乱时空结构的意识流式的叙述方式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已不陌生。它最大的突破，最借鉴马尔克斯等人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以奇特的感觉为动力，改变客观事物的存在形式，把静态的变成动态的，把无生命的变成有生命的，使读者从习以为常的事物中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金色的太阳“齿轮般旋转”；“残缺的杏黄色阳光，从浓云中，嘶叫着射向道路”；被割下的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子弹在低空悠闲地飞翔，贴着任副官乌黑的头发滑过去”；“高粱的奇谲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红红绿绿，白白黑黑，蓝蓝黄黄，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号啕大哭，哭出的眼泪像雨点一样……”；等等。小说的比喻也因其反常规而显得十分新奇。例如说死神有着“高粱般深红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黄的笑脸”；说死骡马的大肚子在水的浸泡和太阳的曝晒下突然炸裂，“华丽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说“有人往栅栏边角上那个铁皮水桶里撒尿，尿打桶壁如珠落玉盘”；等等。此外，在叙述过程中，作家有时故意插入一些与总体叙述风格相背离的语言。例如“我”看到母亲的小脚就想高呼“打倒封建主义！人民自由万岁”；借92岁农村老太太的口唱一段顺口溜；引录一段县志上平平板板的公文；等等，都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幽默、诙谐的色彩。强烈的生命意识、具有民间传奇色彩的题材与上述不同艺术手段的融合，使这部中篇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董炳月）【作品评价】《红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风格的一篇奇作。小说以一块块的感觉画面组合而成，形成一个以独特感觉为基础的“红高粱”世界。从题材看，小说取材于作者家乡的抗日生活，写作目的也很明确，在小说结尾处作者表示：“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激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在小说里，作者以家乡的红高粱作为背景，以活生生的感觉记忆为笔锋，游犁般地描写着家乡的抗日生活画面。无边无际的高梁地红成?洋的血海，血海中，有着生命的野合，有着活剐的血腥，有土匪的出没，有英勇的伏击。与以往的“抗日文学”不同，《红高粱》摒弃了种种思想框框的制约，抹去了单纯乐观的色调，把家乡的抗日生活重新放置在民族的自然发展和充满血腥的历史过程中去。后来有人惊叹地评价，《红高粱》把抗日题材“拖出了困海”。不仅如此，《红高梁》还为我国当代的“战争文学”拓出了一条新路。 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我奶奶”。在莫言的感觉世界中，“我奶奶”首先是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与性的诱惑的风流女子。她十六岁出嫁，憧憬着能颠倒在一个强壮男人的怀抱里，殊不知，贪财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只因为单家是个百里首富，只因为单许给他一头骡子。“我奶奶”绝望了，死而后生，她不顾一切，顺从自然地接受了高梁地里与余占鳌的野合。小说运用感觉的笔触，描写了这场野合的亢奋场面。一个是拦路劫持，身强力壮，后来成为土匪司令的余占鳌；一个是被礼法世界推向火坑，而又绝处逢生、情欲之血沸腾不已的妙龄女子，他们狂欢做爱，他们精神契合，此时此刻，传统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 生命之火一浪高一浪地燃烧。“我奶奶”那红高粱一般通红的性格也由此成形。在莫言的感觉世界中，这一人物之所以充满坚定的抗日激情，不是因为种种苍白的理性思想的原因，而是因为，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奶奶”的管家与情人刘罗汉大爷为保护她和她家的财产而被日本人活活生剥，这一血腥惨目的景像使她不杀日本人不得安宁。她端出纪念刘罗汉大爷的血酒，让余司令喝了去杀日本人，让儿子豆官跟上余司令为罗汉大爷报仇，而自己也象大鸟一样牺牲在伏击日本人的战场上。“我奶奶”这一形象，完全不是传统美学的善男信女形象，而是一个有着女性身躯，充满生命活力，洋溢着风流情性，以义气为热血的形象。有人认为，这一形象具有某种西方的审美特征，是个拥有“性解放”意识的现代女性形象。其实，这一形象的文化底蕴依然渊源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在我国广大农村，保存与流传着一种具有原始意味的，常与礼教相对峙的俗文化方式，在这一文化方式中，人们以求生为第一愿望，以男女相交为本性常情，以忠义相助为处世原则，以敢做敢为为英雄豪气。“我奶奶”这一形象，充分体现了这一俗文化的如许特征。 小说以一幅幅独特的感觉画面构成莫言的感觉世界。无边际恍如血海的红高粱，高粱地里狂风疾雨般地男女做爱，“我奶奶”那风流的充满诱惑的形体与肉体，刘罗汉大爷被活剥后仍然痛骂不休的令人颤栗的场面，奶奶临死前对天理的种种发问与骄傲的自我伸张，无一不是充满激情的感觉投身。莫言的感觉与众不同，他的感觉除排斥了传统伦理与理性教条的制约外，更重要的是，他的感觉具有北方农村那种土生土长的，具有原始意味且发育不全的质朴而又充满灵气的农民式的感觉心态，具有浓郁的我国民俗文化的认知特征。为恰切地表现这一感觉心态，莫言的小说总是习惯以“童年视角”为感觉本体。《红高粱》就是以十四岁的豆官的感觉记忆作为线索，另加上“我”的感觉补充组合而成的。细心描绘每一个不同的感觉场面，再把许多的感觉场面加以串联组合，形成完整的感觉体系，便是《红高粱》乃至莫言的创作特色。

❿ 海子的九篇怪诞小说大家帮帮忙

第一篇《初恋》：
它描写一个神秘的复仇者顺着河流漂泊，结果他携带的木箱里驯养的蛇诡秘地爱上千里外一条竹编的蛇，同时灌注了仇恨；使对方溜出玩具房咬死，咬死主人（亦即漂泊者的仇人）。蛇逃出木箱，要克服重重困难与竹编蛇相会，然而主人继续寻找杀父之仇的人。
乍看起来，这故事讲的是复仇者如何复仇，实际上并不是。因为自始至终，复仇者盲目地漂泊，徒劳地设定行动目标。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目标暗中遭篡改，改得面目全非。目标成了虚设的，而复仇者对此一无所知。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故事讲的是人类理性的盲目与无能，以及爱的原始欲望的超级威能。因为：理性想办到某件事（复仇），结果证明失败了；爱欲的原始力量在人类看来无法印证，具有盲目性，但实际上办成了理性所无能为力的复仇一事。如此看来，这篇小说主题就是揶揄人类理性和赞美爱的原始欲望。
第二篇《诞生》：
一个脸上有刀疤的男人用担麦的铁尖扁担参加抢水的械斗，结果被对手杀死；临死前的一瞬间，“他痛苦地意识到妻子分娩了”；结果果然。这个故事与《金瓶梅》所写的西门庆的死与他儿子降生的诡秘对应，颇有几分相似，只是少了因果报应色彩，而仅强调时间上的衔接和死者的预感。问题在于：“痛苦地意识到”指什么意思？仅仅在于悲哀自己骨肉的失祜么？显然不是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强调干涸的大地萎缩了人的生存意义，降格为动物存活一般了。因此，结尾处那句“牛栏里那头沾泥巴的老黄牛的眼眶内也滑动着泪珠”，才能得到合理的诠释——连一头老畜生都懂得生与死的庄严性，而为主人感到既喜且悲；它喜的是一条生命诞生，悲的是人活不出自己本真的意义来。
第三篇《龟王》：
平原深处，一个孤独的老石匠暗地琢磨一个念头，终于花费五年光阴雕成无数乌龟，在龟王的带领下制止了一场洪水。人们将龟王埋下干涸的河道，从此不再发洪水。这很像某则中国关于“镇水”的民间传说，然而叙事意识的强调，又超越了那些民间传说。质言之，它实际上讲述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意义问题。恰如在愚公移山（《列子•汤问》）和浮士德填海（《浮士德》）的壮举里，人类找到自己活着的本真意义，老石匠也只有孤独地完成这件当时得不到别人理解的壮举，他才是有意义的。那只龟王，尽管海子并没有确指就是老石匠变形而色，但是我乐于这么想象它。
这个寓言还可以引申出其他意义，例如：艺术创造活动中艺术家的绝对孤独和死后哀荣（海子成名也属于“死后哀荣”），等等。这就是艺术创造的孤独命运，换言之也是艺术家的命运。另外，“石匠和龟王被忘记了”这句，也让会心的读者深深地反省：不肖子孙对于伟大前辈的健忘，竟然到了“忘恩负义”地步了么？
第四篇《公鸡》：
一只被用于盖房献祭的公鸡诡异地消失，引导老黑头得到一个婴儿。老黑头的磕头感动了地母，抑或另有原故？“这片洼地属卧龙之相”，风水先生的话究竟是否传达神谕？
海子的这些故事的确带有怪诞色彩，因为海子遮蔽了一部分情节，使得读者费尽猜疑也难以索解。“日落日出，四季循环，只是洼地变得温情脉脉，只是老黑头不会绝后了。”结尾的这句话倒是道出主人公的心愿：人对土地的依赖关系，以及地母对人子的仁慈特性。悠哉很乐于将老黑头夜里的磕头，看做儿子对于地母的虔诚吁告。在海子心目中，仁慈的大地是温情脉脉，有求必应的。
第五篇《木船》：
一位男婴被大人从一条木船上抱下来。与《公鸡》中的“送婴”类似，这篇再次出现这种情节。不过，男孩反复画鱼之举，尤其是结尾处成年后他的画船之举，不禁令我想起尤瑟纳尔《东方故事集》中的《王福脱险记》。是否受其影响呢？很有可能。
“因此在他的画纸上，船只实实在在地行进着，断断续续地行进着。面对着画和窗外深情生活的缕缕炊烟，他流下了大颗大颗的泪水。”我相信，海子写到这儿时，他也流下了大颗大颗的泪水，滚烫滚烫的。
为什么这儿说？因为我乐于将这位画家解读成海子自己。画家画船，海子写诗，实际上他俩干的是同一件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与《公鸡》篇处理人与土地的关系不同，这篇处理的是人与河流的关系。画家的超现实绘画，以及海子的超现实写作，二者都极力泯灭现实与艺术的边界。实际上，这也是持“生活诗意化”与“诗意生活化”主张的海子的心声，而且还是他的“行动哲学”。
第六篇《南方》：
81岁的老艺术家（“我”）得到一张故乡的地图。冬天，一辆黑色的木轮车把我拉往南方。这趟名义上的“返乡之旅”，实际上把我带回壮年、青年、少年、童年，直到3岁的我扑向母亲怀抱。不难想象，对于生活在北国的南方青年海子来说，“南方”等义于“故乡”，再引申一下，就成为“精神家园”、“母亲子宫”等让人遐想连篇的好词儿。这趟颠之倒之的穿越时空之旅，是面对生活中种种难以面对的现实困境的海子深情的、悲哀的美好想象：时光之水不能倒流，海子偏偏要通过诗意想象来加以弥补。
也许，海子觉得自己生活中的缺憾实在太多，非这样超现实地想象一把才过瘾？
第七篇《取火》：
洪水退后，取火成为难题。“他”和“她”多年努力未获结果。最后，“他”割下脑袋当灯，上路。“我的珍贵的妻子俯伏于地，接受了火种与爱情。”
这似乎改写了人类始祖关于“钻木取火”的神话传说，然而赋予它新崭崭的特质。在这儿，海子找到了“带血头颅”与“灯”之间的实质性相似，从而将原始人伟大的牺牲精神，作了一次辉煌的礼赞。其中，隐隐地包含对支离破碎的现代人的贬讽。海子的原始崇拜情结，于此毕露无遗矣。
第八篇《谷仓》：
小说题名“谷仓”，实际上它并非实写农业收成问题，而是隐喻人的身体。因此小说中说：“我逃不出谷仓，这可耻的谷仓，肉体谷仓——人类的躯壳，这悲剧的谷仓之门”。
“门”的意象来自老子《道德经》第六章的“玄牝”概念，这是不难想象的。至于小说中人物“无”和“有”，也来自上书。“我记起了我的名字。我叫无。我是一切的父亲。”《道德经》第一章说：“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有”则是美丽小妇人，她生出“砍柴人”（太阳）和“负柴人”（月亮），这个想象可能与“柴”的“火之隐喻”有关联。
小说中另有一个人物，“情欲——死亡老人”。“我”和这位老人共同栖身于谷仓中。这位老人，显然是生命意志的化身。小说结尾处写道：
“我逃不出‘情欲——死亡老人’的眼睛盯视。我思索神之路畜之路。我思索逃出谷仓的之门的遥远路程。我思索人类树林、砍柴人和负柴人。我思念遥远的草原上如鹿狂奔的三位少女，她们为自己的美丽和变幻而狂奔。”
在这里，“我”（海子）与“老人”（生命意志）和“三位少女”（代表理想、女神）的关系纠葛扭结在一起，构成鲜明的诗意映衬，凸显了人类的欲望、痛苦、神性等等的紧张关系。
总的看来，《谷仓》篇幅虽小，故事性最弱，却最能体现海子的“自然神论”，以及他的后期思考。值得关注的是，“情欲——死亡老人”、“三位少女”、“打柴人”等形象，又出现于他的长诗中：
“情欲老人，死亡老人——/强行占有了我/人类的妓女欲哭无泪”（太阳•土地篇）。
“痛苦 放荡和家园 你这三位姐妹/乘坐酒的车子 酒的马/坐在红色庄稼上”（太阳•土地篇）。
“我几次梦见……在远方的草原上领着一个叫做血儿的小女孩和一群流浪艺人在流浪。”（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
“打柴人这一天/从人类的森林/砍来树木，找到天梯/然后从天梯走回天堂/他坐下，把他们/投入火中，使火幸福”（《太阳•弥赛亚》）
因此，理解短篇小说《谷仓》，成为一把打开海子后期长诗的一把钥匙。
第九篇《歌手》：
小说题名“歌手”，实际上它是“诗人”的代名词，这一点，首先必须注意。
这是因为，海子诗学的基本观点，是强调意象和歌吟的合一。在1986年8月的日记中，海子这样写道：
“是的，中国当前的诗，大都处于实验阶段，基本上还没有进入语言。我觉得，当前中国现代诗歌对意象的关注，损害甚至危及了她的语言要求。”
“新的美学和新语言。新诗的诞生不仅取决于感性的再造，还取决于意象与咏唱的合一。意象平民必须高攀上咏唱贵族。语言的姻亲定在这个青月亮的夜里。即，人们应当关注和审视语言自身，那宝石，水中的王，唯一的人。”
由此看来，《歌手》开头那句话：“我曾在一本漆黑霉烂的歌本上悟出了他的名字。那时的人们盛传他住在一个山谷，靠近西南区的一条河流。我便独自前去。”形象地暗寓了海子前往四川、西藏寻找诗歌宝藏的历程。
“我的目的是要寻找我那位传说中已失踪多年的歌手，那漆黑霉烂的歌本的吟唱人，那位在青春时代就已盛名天下的歌手。”
这样，“我”的找寻之旅，就成为海子成就优秀诗人的隐喻——估计在写作《歌手》时，海子还没有明确与但丁、歌德等诗歌王者比拼的宏大志向；否则他不至于虚构寻找这么一位失踪的歌手，而要寻找失踪的伟大歌王了。
寻找途中，“我”睡了一觉，醒来后发现那本霉烂歌本已经不见，自己却学会了真正的歌唱。
“河对岸的人们只当我就是那位歌手。我已弄不清楚，那位歌手是我还是他？”
其实，弄清楚这个问题没有必要，重要的是“我”在寻找过程中开悟了：“学会了真正的歌唱”；换言之，“我”与寻找目标合二为一。
一切人类活动，终极目的都是虚设的，最重要的是过程中的发现、开悟。
海子这篇小说最美，悠哉最喜欢。从本质的意义上说，它是海子诗学观的形象体现：成为诗人，就意味着你去四处寻找，寻找过程中的开悟，你就实现了主体的对象化，同时也是对象化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