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泰格特《窗》读后感
每个人家都有窗，有的宽，有的窄，有的丑，有的美，总之，不论什么样，透过它，看到的景色是一样的，心，自然也就广了。透过方方的窗格，春夏秋冬各个美景景尽收眼底，不要因为不能出去观察世界而感到烦恼，透过窗格，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更美的景象。
为了排遣同伴的苦闷，靠窗的病人虽然没有看到什么公园，却尽自己的想像力在编造美景，用心可谓良苦，可当他生命垂危的时候，不靠窗的病人虽然醒着，却两眼盯着天花板纹丝不动，尽管只要举手之劳，同伴就可转危为安。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极端自私者的本性，他不惜以别人的生命为代价来摆脱自己心灵的困扰。两个灵魂，一个那么崇高，一个却如此卑下。那位靠窗的病人，在为同伴讲述的时候是多么的幸福，在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又多么的凄惨!
再看那位不靠窗的病人，当同伴生动地描述所“见”到的一切时，他听得那么津津有味；当他心中最初涌出那可耻的想法的时候，他也为自己有这种想法感到惭愧，可他愈是克制，这种想法愈是强烈，最终由嫉妒而至怨愤，由怨愤而至残忍。同样都是热爱生活，珍惜生命，他却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同伴的死亡之上，这种“热爱”充其量只是满足自己的私欲。他心中的一星善良倏忽即逝，反衬出的是丑恶无比的灵魂。
㈡ 简述泰戈尔短篇小说创作艺术特点
一.复杂矛盾的心理描写
摩诃摩耶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具有高贵出身的美丽女性，她与同村的男青年罗耆波青梅竹马，互生情愫，按理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但当心上人罗耆波向她表白并提出私奔去结婚的想法时，她脑子里却在回旋着这样的念头：“多少世代以来摩诃摩耶的家族就以名门望族而自豪，我怎么能够同意嫁给像罗耆波这样出身低微的人呢？恋爱是一回事，婚姻又是另外一回事啊。”深受当时种族制度毒害的她并没有答应罗耆波的求婚，甚至认为是自己过去轻率的行动使得他怀有这样大胆的希望。
更让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当摩诃摩耶知道自己即将被丝毫没有人情味的哥哥嫁给一个行将就木的男人时，竟然没有一丝儿反抗的表示，甚至在新婚后第二天就成了寡妇时，也没有因此而过于悲伤。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摩诃摩耶已经不仅仅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了，她的心灵在长久压迫扭曲的环境中被腐蚀折磨坏了，竟也成了封建礼教的保护者了。我无法相信，腐朽落后到了极点的封建教化竟然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留下了如此难以磨灭的影响，乃至于完全扼杀了她原本应该有的青春和生命力，这也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封建教义是扼杀人性的、极其不道德的事实。
而摩诃摩耶在经历殉葬，大难不死后，既想立马见到心心念念的爱人罗耆波和他一起私奔开始美好的新生活，又担心自己在大火中已经残缺的容貌被对方看到而遭到嫌弃和拒绝。在经历了内心挣扎后，她终于迈出了勇敢的那一步，她去赴罗耆波的约了。老天爷的眷顾，让她有了再活一次的机会，这也是她第一次对不公平的命运进行反抗。
而罗耆波，作为小说的男主人公，内心的挣扎也是显然易见的。小说中摩诃摩耶在从火葬场死里逃生与他重逢后，他内心感到十分激动和欣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面纱隔开的这两个相爱的年轻人却再也不能像原来那样自在地相处了，罗耆波明白自己已经失去了从前认识的那个摩诃摩耶，他暗自思量：“自然在人与人之间安置的栅栏已经够多了。摩诃摩耶更像古代的英雄迦尔纳，一出生就带着避邪的护身符。她身子周围本来就有一道无形的围墙。现在她仿佛是再生了一次，来到我的身边，周围又加上了一重围墙。她虽然总是在我身旁，可是又遥远得使我永远不能接近。我坐在她那不可侵犯的魔力圈外，以一种不满足的如饥如渴的心情，企图穿透这薄薄的而又深不可测的奥秘；恰如天上的星星一夜又一夜地消磨时光，想以永不闪动的低垂的目光看透黑夜的奥秘而终不可得。”
从这里的心理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罗耆波是十分孤独的，他倾慕着美丽的摩诃摩耶，从前不可得，如今终于排除万难可以在一起生活，却不能得以亲近。但尽管如此孤独，罗耆波还是没有选择离开摩诃摩耶，他是真正地爱着摩诃摩耶，不愿意让她再次受伤。但与孤独同时困扰着罗耆波的，还有那如饥似渴的不满足，时间越久，在他心里的疙瘩也越来越大，终于在一个静寂的夜里他揭开了心爱的摩诃摩耶的面纱……
小说以其细腻真实的心理描写向我们展示了深受封建教义荼毒的人物内心，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吞噬人性的真相。同时这也更好地加强了小说所要烘托的悲剧气氛和批判力量，让读者以身临其境的角度感受主人公内心的情感波动。在一次次的阅读中，我仿佛能听见旧时代下女性在封建男权的压迫下不得不蹑足走动和低声抽泣的声音，对摩诃摩耶不幸的命运感到深切的同情。
二.偶然性与必然性重叠的情节安排
在小说《摩诃摩耶》中，女主人公摩诃摩耶在其哥哥的安排下被迫与一个濒死的老婆罗门成婚（古代的印度社会宗教盛行，而当时主管祭祀仪式的祭司就被称为“婆罗门”，按照小说中的交代，男主人公罗耆波的身份也是婆罗门，只不过是个身份微贱的“婆罗门”），结果摩诃摩耶在举行婚礼的第二天就成了可怜的寡妇，还要按照当时印度的习俗给这个素不相识的丈夫殉葬。这看似巧合的背后，其实却暗含着所有旧时代女性必然走向的人生结局。在那个封建婚姻制度和种姓制度盛行的时代，妇女们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的权利，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听从家族男性的安排，她们的身心被拴上了重重的铁链，无处可逃。而等待她们的命运，除了顺从就是灭亡。
但在进行残忍的火葬时老天爷又突降大雨，使主持大典的人全逃到小屋里去了，摩诃摩耶这才能解开绳索而幸免于难。这里又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了，摩诃摩耶居然没有被火烧死，而救她于危难之中的，却是阴晴不定的老天爷。有人可能会说是泰戈尔点亮了主角光环的作用，若是女主人公就这么死了，后面的故事还怎么发展下去呢？但让我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作者没有安排男主角（罗耆波）来救摩诃摩耶，而是找了一个最不受人类控制的角色（老天爷）来解救摩诃摩耶呢？我想是因为作者知道在当时封闭黑暗的社会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人敢冒着大不韪来解救摩诃摩耶，即便是深爱着摩诃摩耶的罗耆波也不敢，小说中也提到他最多只敢以自杀的方式或者干些别的可怕的事情来救赎自己，或是期待自然的力量，而对于亲身解救摩诃摩耶，却只字未提。
泰戈尔正是因为深刻地了解到封建社会的虚伪和黑暗，对当时女性凄惨的命运感到深切的同情和不忿，所以他才能用这样饱蘸着深情的笔触，去刻画出摩诃摩耶这样一个典型的封建女性形象。在写作时又将情节发展的悬念性、传奇性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进行了深度的融合，从而使这部作品产生了既扑朔迷离而又切实可信的艺术感染力。
三.留白手法的运用
当摩诃摩耶在经历劫后余生赴约来到罗耆波的家后，这两个相爱的年轻人终于团聚在了一起。但是他们不能久留，必须得马上远离这个地方，逃到罗耆波的东家那里去。于是“在那个狂风暴雨交加的日子里，这两人避开大路。在旷野里走着，因为恐怕路旁的大树会倒下来压着他们。狂风在后面赶打着他们，好像要把这一对青年赶离人间，推向毁灭。”在如此恶劣的天气环境下，本应呈现这两个年轻人互相陪伴、扶持的温馨场景，但在这段文字里作者对于他们赶路的经过却没有叙述，只对周围的环境作了简单的描写，更是用“毁灭”一词作为结尾。而想毁灭这两个年轻人的，正是先前解救了摩诃摩耶的老天爷。老天爷给了她重生的希望，却想要再次剥夺她年轻的生命。在阅读全文后再次揣摩，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的“毁灭”其实也预示着摩诃摩耶最后悲剧的结局。
在小说的结尾，当摩诃摩耶在大火中毁容的脸庞时最终被罗耆波揭开时，她瞬间从睡梦中惊醒了，并立刻把面幕遮上，昂然起立，离开了床，再也没有回来，哪儿也找不到她的踪迹。作为一个高傲的女孩，她的自尊和隐私在面幕被揭开的那一刻也被打入了最深的低谷，她无法容忍自己残破的面容被爱人以这样的方式看到，于是她决绝的选择了离开。没有人知道摩诃摩耶去了哪里，最终结局如何，留给我们的只有长久难以平平复的“沉默的怒火”和“长长的瘢痕”……
结婚——殉葬——重生——相聚——出走，摩诃摩耶悲惨的命运和她在面对不幸时的冷静和泰然，都在一次次地揉搓着读者的心，让人不忍心再看下去，但又着实对小说的结局感到好奇。泰戈尔不是一个创造美好童话的作家，他没有为这个故事编织一个完美的结局，而是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空间。只有当你真正读懂了这篇文章，才能找到打开摩诃摩耶心门的钥匙，这也正是泰戈尔的伟大所在，他不点明结局而结局却早已注定，这更能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生活在旧时代下的女性身不由己的命运。
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我一面对女主人公摩诃摩耶悲惨的命运而感到同情，一面又对当时印度残害人性的等级制度和寡妇殉葬这样的陋习而深恶痛绝。泰戈尔不愧为世界文学巨匠，他不刻意安排什么，却总是能运用最平实的文字来达到直击人心的效果。即使在短篇小说有限的篇幅当中，我们也能深切地感受到作者所要传达的信念，想来这也是他的作品流传于世、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了。
㈢ 鲁迅小说艺术风格的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晋中之窗030600.net提醒您：鲁迅《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内容和形式上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我国文学发展的新时代。
继《狂人日记》后，鲁迅在1918－1922年间连续写了15篇小说，1923年收入《呐喊》，1924－1925年间创作11篇小说，加上从《呐喊》中抽出的《不周山》编为《彷徨》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呐喊》和《彷徨》史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之作，也是成熟之作。
鲁迅写小说虽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艺术经验，但他把外国小说的经验与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民族化的基础。鲁迅小说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主要是它在在形式上是新的、成熟的，思想内容上是彻底反封建的，揭开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纪元。
㈣ 莫泊桑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1、泊桑擅长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以小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实。莫泊桑力求逼真自然的写实方法是与他的现实主义典型化的艺术思想不可分的。他严格地把“逼真”和“真实”区分了开来，他摒弃照相式的真实，而致力于“把比现实本身更完全、更动人、更确切的图景表现出来”。
2、在表现形式上，莫泊桑是炉火纯青的技艺的掌握者。他不拘成法，不恪守某种既定的规则，而是自由自在地运用各种方式与手法。在描述对象上，有时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时是事件的某个片断，有时是某个图景，有时是一段心理活动与精神状态。既有故事性强的，也有情节淡化的甚至根本没有情节的，既有人物众多的，也有人物单一的，甚至还有根本没有人物的。
3、在对人物的描绘上，莫泊桑并不追求色彩浓重的形象、表情夸张的面目、夸张的生平与难以置信的遭遇，而是致力于描写“处于常态的感情、灵魂和理智的发展”（《论小说》），表现人物内心的真实与本性的自然，通过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状态与在一定情势下必然有的最合情理的行动、举止、反应、表情，来揭示出其内在心理与性格的真实。
㈤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艺术特色要怎么写
搜一下：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艺术特色要怎么写
㈥ 莫泊桑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他的短篇小说构思别具匠心，情节变化多端，描写生动细致，刻画人情世态惟妙惟肖，令人回味无穷
㈦ 简答:废名小说的艺术特色
废名的小说别具一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的创作与鲁迅大异其趣。废名学贯中西，博采众长，他把陶渊明的朴质淡泊、庾信的清新别致、李商隐的灵动跳跃和杜甫的悲天悯人以及哈代的辞语简约、契诃夫的描述细腻，都揉合到自己的创作中。形成了废名小说冲淡质朴、含蓄委婉、灵动跳脱、简练省净而又情理交融、悲天悯人的独特艺术风格。
一、充满乡土气息与牧歌情调的小说内容
废名的小说描写的多是日常琐事来展现生活情趣，以冲淡质朴、优美宁静的笔致来表现农村生活的古朴静寂之美和淳朴的人情乡情之美。“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⑴沈从文说：“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的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⑵《柚子》通过童年的一系列日常琐事，刻画了表妹柚子的鲜明形象。“我知道我的罐子快完了，白天里便偷柚子名下的。柚子也很明白我的把戏，但她并不作声。末了仍然是我的先完，硬闹着把柚子剩下的拿出来再分。”⑶柚子的温厚可爱以及“我”的调皮顽劣性格都跃然纸上。
“废名把乡土气息与牧歌情调几乎是自然天成地融为一体，为现代乡土小说开拓了另类美的天地。”⑷《竹林的故事》写河边竹林旁一农家贫穷而又快乐的日子。文中的三姑娘洋溢着悠悠诗情和青春气息。作者对三姑娘的聪慧乖巧、清丽脱俗以及她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描写得细致入微，令人过目难忘。这篇小说的纯粹达到了无可企及的地步。沈从文的《三三》、《边城》，汪曾祺的《大淖记事》等篇可能都受过此作的影响，沈从文笔下的三三、翠翠以及汪曾祺笔下的巧云身上都有三姑娘的影子。但是，我觉得，只有《边城》可以与之匹敌，而《三三》、《大淖记事》等篇就诗情画意和质朴纯粹上都难以望其项背。
二、散文化的小说结构
废名的小说在结构上有着鲜明的散文化倾向：淡化故事情节，着重情绪和意境的渲染，以抒情的笔法使田园山水之美与人物性情之美相得益彰、浑然天成。
废名以大量篇幅纳自然景观于人事描写之中，把景物人化。写景也即是写人。《竹林的故事》、《桃园》、《菱荡》、《河上柳》都是情景交融的代表作。《菱荡》中，“落山的太阳射不过陶家村的时候（这时游城的很多），少不了有人攀了城垛子探首望水，但结果城上人望城下人，仿佛不会说水清竹叶绿——城下人亦望城上。”这与卞之琳《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⑸是何其相似！我不能断定卞之琳是否是受了废名的影响，也或许是各自的独创。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废名的《菱荡》写成于1927年10月，而卞之琳则是从1930年才开始进行诗歌创作，这首《断章》则写成于1935年10月。并且，卞之琳自己也说“我主要是从他的小说里得到读诗的艺术享受”。⑹
《桥》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并没有贯彻始终的故事情节，每篇即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情景，人物与其环境构成了一幅幅精美的图画。这种散文化、抒情化的写作倾向，更是直接影响到了后起的沈从文。沈从文更进一步主张：“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方法，糅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⑺沈从文更进一步说：“一切艺术都容许作者注入一种诗的抒情，短篇小说也不例外。”⑻沈从文的《边城》在结构和神韵上都深受《桥》的影响。它们都描写了农村古朴、和谐的生活，且都以脱俗空灵、诗意悠远的笔调描写了一曲纯朴的人间之爱。《桥》写程小林与史琴子、细竹之间萌发的情爱，《边城》则由一男二女变为了一女二男：翠翠与天保、傩送。
三、诗化的小说语言
废名的小说还有着明显的诗化倾向。废名自己承认，他是“分明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不肯浪费语言。”⑼汪曾祺说：“他把晚唐诗的超越理性，直写感觉的象征手法移到小说里来。他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⑽他用唐人绝句的方法写小说，于是有《菱荡》《桃园》《沙滩》《碑》这样的精品。废名小说中有很多句子都有绝句之美：
“王老大一门闩把月光都闩出去了。”（《桃园》）
“聋子走到石家大门，站住了，抬了头望院子里的石榴，仿佛这样望得出人来。”（《菱荡》）
“搓衣的石头捱着岸放，恰好一半在水。”（《桥·洲》）
“接着不知道讲什么好了，仿佛好久好久的一个分别。”（《桥·洲》）
“草是那么吞着阳光绿，疑心它在那里慢慢的闪跳，或者数也数不清的唧咕。”（《桥·芭茅》）
“ 灯光无助于祖母之爱，少女的心又不能自己燃起来。——”（《桥·灯笼》……
废名的小说像诗，还因为他的小说，早年就已在艺术上显示出委婉含蓄且具跳跃性的特点，尤其是1927年前后，这种特点更是发挥得圆润熟练，《桃园》便是其中代表。“王老大只有一个女孩儿，一十三岁，病了差不多半个月了。”开篇的文字，就简洁到了极点。《桃园》全篇着力表现的乃是王老大和阿毛父女间的真挚的爱。阿毛自己本是病人，但她还是关爱着父亲，看到爱酒的父亲酒瓶已空，便竭力劝父亲去买酒；王老大却一心惦念病中的阿毛，只因女儿说了一句“桃子好吃”，即使产桃季节早已过去，做父亲的竟用空着的酒瓶再贴些零钱，换回来一个玻璃桃子，想让女儿“看一看”也是好的。文字如鲁迅般讲究简省，却写出贫民父女间相濡以沫、撼人心灵的爱，令人不觉泣下沾襟，其艺术感染力足可与朱自清散文《背影》相媲美。
长篇小说《桥》集中体现了废名小说诗化的特点。读《桥》，就像在读一部长诗，全书都是诗化了的。其中的每一章，甚至一句两句，也自成意境。
“这个鸟儿真是飞来说绿的，坡上的天斜到地上的麦，垄麦青青，两双眼睛管住它的剪子笔径斜。”（《桥·茶铺》
“（‘细雨梦回鸡塞远’）这样的雨实在下得有意思，不湿人。“（《桥·塔》）
“不管天下几大的雨，装不满一朵花。”（《桥·塔》）
这样美妙的诗意的句子，在《桥》中比比皆是，俯拾即是。正如冯健男所说“《桥》是小说艺术，是诗艺术，是‘高华简练’的语言艺术。”⑾
四、跳脱简练、含蓄委婉的行文风格
废名的小说，还具有一个很特殊的行文风格，那就是灵动跳脱、简练省净、含蓄委婉。周作人对于废名的简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近来创作不大讲究文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缺陷。的确，文坛上也有做得流畅或华丽的文章的小说家，但废名君那样简练的却很不多见。”⑿
废名小说的开头往往以简洁精炼的语言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或背景。《竹林的故事》第一段：“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十二年前，它们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汉子，大家呼他老程。”《菱荡》开头一段：“陶家村在菱荡圩的坝上，离城不过半里，下坝过桥，走一个沙洲，到城西门。”我列出这两段文字之后，再将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几段摘录在下面：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沈从文《边城》）
“杨家碾坊在堡子外一里路的山嘴路旁。堡子位置在山湾里，溪水沿了山脚流过去，平平的流，到山嘴折弯处忽然转急，因此很早就有人利用它，在急流处筑了一座石头碾坊，这碾坊，不知什么时候起，就叫杨家碾坊了。”（沈从文《三三》）
“由轮船公司往东往西，各距一箭之遥，有两丛住户人家。这两丛人家，也是互不相同的，各是各乡风。
大淖东头有一户人家。这一家只有两口人，父亲和女儿。”（汪曾祺《大淖记事》）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汪曾祺《受戒》）
从以上几段都可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在行文风格尤其是语言方面明显的受到过废名的影响。汪曾祺在《〈废名短篇小说集〉代序》中说：“我曾经很喜欢废名的小说，并且受过他的影响。”⒀
在行文简省方面，我认为《初恋》勘作范例，虽然这篇小说很少有人论及。在写初见银姐时，“我一见她就爱；祖母说“银姐”，就喊“银姐”；银姐也立即含笑答应，笑的时候，一边一个酒窝。”其中“祖母说‘银姐’，就喊‘银姐’”一句，完全是生活化了的语言，没有一点铺垫和渲染，简省到极点。而对银姐的描写，也是在行文中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展开，使行文如行云流水，不着痕迹。
在《初恋》的结尾：“这已经是十年的间隔了：我结婚后第一次回乡，会见的祖母，只有设在堂屋里的灵位；‘奶奶病愈勿念’，乃是家人对于千里外的爱孙的瞒词。妻告诉我，一位五十岁的婆婆，比姑妈还要哭得厉害，哭完了又来看新娘，跟着的是一位嫂嫂模样的姐儿，拿了放在几上的我的相片，‘这是焱哥哥吗？’” 没有直接描写“祖母”的去世，而是以“堂屋里的灵位”来暗示祖母已逝。而“一位嫂嫂模样的姐儿”则含蓄的指出了银姐现在也早已结婚成家。在这一小段文字中，将祖母的病故和银姐的嫁人都含蓄的交待出来，像诗一样灵动跳脱，留下空白让读者在品读中通过再创作而感悟之。在《小五放牛》中，通过孩子的视角把富户王胖子霸占老实农民的妻子这样的恶事写得曲折委婉，且婉而多讽：“王胖子是住在陈大爷家里，而毛妈妈决不是王胖子的娘子。”客观叙述中，暗含对农民陈大爷的同情。
五、情理交融、悲天悯人的深刻内涵
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被严重低估。虽然认同他的人越来越多，虽然公认他是“诗化小说”的鼻祖，但人们多看到他的独特，多欣赏他如诗如画的一面，而忽略了他的深刻，忽略了他洞若观火、举重若轻的一面。“历经战乱的废名，其笔下的乡土记忆已经不再像‘略带稻草气味’的早期那么纯然，已经又多了几许生之欢喜以及生之沉重，从而愈加丰富了中国的乡土记忆。”⒁而代表着废名另一面的便是他的两部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莫须有先生传》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是废名另辟“奇涩”蹊径的表现，整部小说不仅诗意淡出，而且晦涩繁琐。语句和意象的组接和转换非常突兀，常常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莫须有先生传》是以作者西山卜居这一段现实生活为蓝本的自传体作品，是现实的。灵感最初来自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离莫须有先生家有五里，路边有五棵大树，于是树以人传，人以树传，名不虚传”。我们把《莫须有先生传》中的这段文字与《五柳先生传》的开篇文字试作比较：“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两者是何等相似！
《莫须有先生传》的主人公取名莫须有，与“废名”异曲同工。在莫须有先生身上，既有堂吉诃德⒂的疯狂可笑和正直无畏，又有孔乙己的迂腐和善良。莫须有先生“全无诗意”的所见所闻，恰是废名休学、隐居后思想变化和所处现实环境的艺术表现。这里已没有往昔的超尘脱俗般的诗化的单纯美，有的是作者逢人遇事的感慨与絮语，有的是平凡百姓庸常的现实，在“满纸荒唐言”的下面掩饰不住的是作者的一腔愤懑和对世事与人性的理性思考。《莫须有先生传》描绘和记录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世相，是一部可与《围城》媲美的优秀长篇小说。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是废名的最后一部小说，呈现出“返璞归真”的特点。表面上“情趣”、“理趣”都已经完全褪去或淡然，实际上依稀还可以看到其“余韵”尚在。废名写这部作品时已“无意为文”，他只是叙述事实，语言非常平实。小说中描写了主人公避居乡间的经济拮据、乡村保甲制度的种种积弊、偏僻地区小学教育的落后，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愤懑之情，也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小说有时以佛学阐释人生哲理，令人难辨真味；有时以诙谐文笔状写人生苦况，又令人回味无穷。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共十七章，在最后一章《莫须有先生动手著论》中，体现了废名一贯的对于日常生活的诗意观照和充满睿智的荒诞讽刺的特点。两个小孩“纯”与“慈”在拣柴时的乐处，反映的是纯然的孩子的追求快乐的天性。而在成人世界的“拣柴”则具有双重性：追求快乐与满足贪欲，这是人的天性的两面性。人无贪欲必是圣贤。两个小孩子充满趣味的“拣柴”加进成年人的功利意义，确乎使“趣味更重了”。“其实世间一切的乐处都是贪” ⒃，废名在不经意间使小说与现实本身和人性弊端构成了某种隐喻鞭挞的关系。所以周作人说：“冯君的小说我并不觉得是逃避现实的。”⒄废名把思想隐藏在文字后面，隐藏在小说人物的言行后面，因此，更见其深刻
㈧ 简述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
你好，简述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关于他的艺术特点，我在网上帮你查一相关的内容和资料，然后再答复你，可以吗？
㈨ 契诃夫短篇小说艺术的独特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下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以下则是契诃夫生平的相关资料：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㈩ 张爱玲小说艺术特色（现当代文学）
浅析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
内容提要
]
：
张爱玲的小说，
表现出在那个衰颓的时代，
所独有的悲凉和深刻的
苍凉感。
她通过对一系列女性的生存悲剧的描写，
给予读者强烈的视觉享受，
同
时又带来了出人意料的“痛感”。
她对于人物心理的刻画非常成功，
人物的一举
一动，甚至当时的场景，都表现了心理的变化，可谓透彻准确。同时张爱玲对人
性和生命也有自己的见解，同时又保持了超然的态度——她用站在高处的视野，
鸟瞰人间的争风吃醋，
用敏锐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
她笔下的不少人物，
都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
她以一种超然甚至冷酷的笔触，
表现了决绝的生
活态度和苍凉的视野，
带我们走进苍凉惨淡的小说世界。
她的文字可感可触，
彻
底而坚决。
[
关键词
]
：
张爱玲
小说
苍凉
女性悲剧
心理分析
意象手法
“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文的‘香港’改为‘上海’，
‘流苏’改
为‘张爱玲’，简直是天造地设”——张爱玲的老友，作家柯灵如是说。那么，
张爱玲是怎样的一个女子呢？
张爱玲，
1920
年
9
月
30
日出生于上海，
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
1943
年她成为职业作家，并以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张爱玲虽
被评价为“旷世才女”，但她一生曲折坎坷，最后魂断异国他乡。
张爱玲的生平让她始终不能摆脱从内心里流露出来的衰颓时代所独有的悲
哀和深刻的苍凉感，这对她小说中悲凉气氛形成了影响。
从小就受到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教育，
构成了张爱玲中西杂糅的人格。
加之她
命运多舛，导致了她的性格也极其矛盾：虽然贵为名门之后，却一生多孤独，还
骄傲的声称自己不过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
她的文字悲天悯人、
通情达理，
而
她本人却孤僻寡情、与世隔绝、我行我素；她将生活艺术化和享乐化，但文字中
却充满了悲凉和贵族没落、世事沧桑、处境逼仄„„，因此不论她得人生，还是
她得文字，都少不了一种孤独无依的悲伤，和难以把握的失落的凄凉。
张爱玲的作品大多以没落家庭中男女情感、
家庭伦理为题材，
她以清贞决绝
的生活态度，
苍凉华丽的视野，
奇崛冷艳的雅俗之美，
凄绝的笔调，
奇妙的意象，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苍凉的传奇。
男女主人翁爱与恨的交织，
是张爱玲小说中的恒
久主题。
她把自己对时代的内心焦灼，
投影到自己的小说中，
营造了苍凉的艺术
氛围和人物心境，并且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悲哀和苍凉感。
一、独特的文字风格和语言风格。
张爱玲独到的文字风格和语言风格一直在打动读者的心。
她的文字，
用优美
畅达、厚积薄发、传神精准、流畅自然来形容，毫不为过。她的作品中，随处可
见新颖别致的比喻和生动传神的描写，对人物的外形和心理刻绘也细致入微。
语言上看，张爱玲的用词时而富丽堂皇、时而耐人寻味、时而干净利落、时
而深刻精辟、
时而曲折婉转，
但都摆脱不了悲哀和琐碎的调子。
表现出巧妙的特
点。
来看看如下这些片断，会有更深刻的感受。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
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
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
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
《红玫瑰与
白玫瑰》
《茉莉香片》
开篇第一段话：
我给您沏的这壶茉莉香片，
也许是太苦了一点。
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
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
悲哀的城。
1
《沉香屑——第一炉香》
开篇：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
点上一
炉沉香屑，
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
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
我的故事也该
完了。
“关于碧落的嫁后生涯，
传庆可不敢揣想。
她不是笼子里的鸟。
笼子里的鸟，
开了笼，
还会飞出来。
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
织金云
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红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
上。”
——《茉莉香片》
“她看了看了表，
一种失败的预感，
像丝袜上的一道裂痕，
阴凉地在腿肚子
上悄悄地往上爬。”
——《色戒》
“现在他总算熬出头了，
人们对于离婚的态度已经改变，
种种非议与嘲笑也
都冷了下了。
反而有许多人羡慕他稀有的艳福。
这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了，
至少在
名义上是个一夫一妻的社会，
而他拥有三位娇妻在湖上偕游。
难得有两次他向朋
友诉苦，
朋友总是将他取笑了一番说：
‘至少你们不用另外找搭子，
关起门来就
是一桌麻将。’”——《五四遗事》
从以上几段张爱玲的文字可以看出，
张爱玲的作品，
字里行间透着一个作家
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通过她娴熟连贯的文字，展现了出来。
二、畸形的时代背景下，女性生存的悲剧。
张爱玲对笔下的女性着色非常苍凉，
她们人格和心灵被扭曲着、
撕裂着，
千
疮百孔、
残缺不全的人伦情感，
表现出旧式家庭女性的爱情婚姻与道德心理，
展
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无奈与悲凉。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
站在女性的角度，
用她独到的人生领悟和非凡的艺术
表现力，
来审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
女人在小的家庭环境中的沉浮。
她们对生活
的困窘、不安、琐碎、挫折感到厌倦却又无可奈何，挖掘了女性在历史中遭受的
精神和文化的双重扭曲。
展现了女性全部的弱点，
反馈出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情感
心理，
展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
塑造了一批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
抒写了深刻而
直白的、
饱含着悲剧美的生命之沉痛。
她笔下的女性大都是深深陷在中国传统封
建意识形态中的、
卑微可怜而平凡庸俗的小角色，
无论怎样挣扎都走不出自己既
定的命运。
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原来是一个新女性了，可是她
不愿意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把上学当作嫁入豪门的资本。
在不正经的姑母的栽培
下，
葛薇龙为了金钱和享乐而背弃了传统道德，
最终成为了一个“家养的妓女”。
正是对欲望的无尽追逐，才使得她的人性扭曲。作品最后写道：“从此以后，薇
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
不是替乔琪弄钱，
就是替梁太太弄人。
”
又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
被傅雷誉为“我国文坛最美丽的收获之一”。
出身小户人家的曹七巧，为了攀附权贵，做了姜家的二少奶奶，门户的不匹配，
导致了她的婚姻悲剧，
使她得不到爱与尊重，
受尽了凌辱和践踏，
成为封建婚姻
的牺牲品。
而她又把自己受尽的折磨，
转嫁到自己的一双子女身上，
亲手扼杀了
子女的幸福。
她知道周围的人恨她，
但是疯狂的欲望使她丧心病狂，
在绝路上越
走越远。最终她绝望和压抑，泯灭了良知和人性，在挣扎中扭曲了人格，变得疯
狂狠毒。
曹七巧的是无奈的，
悲剧的根源在她的本性中，
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金锁记》也成为张爱玲刻画女性悲剧命运的典范之作。
曹七巧、
葛薇龙等人，
她们的处境不只是荒凉，
更是一种恐惧和无限惨烈的
悲凉。
读者能切身感受她们生活的没落和乱世的沧凉，
并且过目不忘。
这些女性
形象，
大多缺乏独立意识，
她们找不到躲避不幸的港湾，
又找不到可以信赖的人
物，
人性的矛盾让她们成了被命运拖着走的女人。
她们出于对世态和生计的无奈，
不得不为谋生而谋爱，
费尽心机做出艰苦卓绝努力，
却只是为一个人类最原始的
愿望——生存而苦苦挣扎。
张爱玲小说带着对现代都市生活悲剧意味的思考，
以
其荒凉孤凄的生命感受展示了特定的历史时代与文化困境中普遍的病态人生，
使
我们感觉到为“理想”而牺牲“现实”的女性悲剧命运的残酷和浓厚。
三、小说中对人物出神入化的心理分析和充满灵性心理刻画。
虽说文字表达的精当，
对意象扑捉的精妙，
用情节推进来烘托人物心理是张
爱玲的特色，
但独特的、
出神入化的心理分析和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揭示，
更让她
的作品令人叹为观止，
回味无穷。
张爱玲十分擅长对心理的剖析和描写，
她的作
品的文字，
能根据故事的进展，
立刻营造出相搭配的气氛。
因此有人形容她的小
说是“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
我们可以看到，
在她的文章里，
并没有冗长的独白和繁琐的解析，
也没有连
篇累牍的心理活动赘述，
而是利用人物自然流露出的动作和语言，
即刻勾勒出人
物的心理状态，
同时营造了苍凉的气氛和风格，
可见她过人的高超洞察力和描写
力，她刻画人物心理的深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作家。比如：
“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
得意至极，
立在那里无声的笑着，
静静的笑从
他的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红玫瑰与白玫瑰》
“她没作声。
提起了芷琪，
她始终默无一言，
恩娟大概当她犹有余妒——当
然是作为朋友来看。
火车轰隆轰隆轰隆进站了，
这才知道她刚才过虑得可笑。
恩
娟笑着轻松的搂了她一下，
笑容略带讽刺或者开玩笑的意味，
上车去了。
”——
《同学少年都不贱》
“他的眼睛遇到了她的眼睛，
眼光微微颤动了一下，
望到别处去了。
”——
《五四遗事》
“他的心狂跳着，撕开了信封，抽出一张白纸，一个字也没有，他立刻明白
了她的意思。她想写信给他，但是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可以说？”——《五四
遗事》
“想必他拣中这一家就是为了不会碰见熟人，
又门临交通要道，
真是碰见人
也没关系，不比偏僻的地段使人疑心，像是有瞒人的事。”——《色·戒》
她的小说，在刻画人物的心理上，可谓出神入化，非常成功。她不仅擅长运
用心理分析，
还擅长通过心理分析，
在每个细节上，
都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和变
化，并从中揭示社会根源，使小说具有了社会深度。
这其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
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
这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
如
《五
四遗事》
中的密斯范，
本来是个天真活泼的女学生，
她可以像所有的年轻女孩一
样，
去享受爱情，
做快乐又可爱的女人。
但她的前进思维导致她不介意做有妇之
夫“罗”的女友，加之爱情道路上的起落和对男主人翁越来越强烈的爱意和情
欲，
导致她和另外两个女人最终成为畸形“四角”婚姻的牺牲品，
而人生也越来
越散淡凋零。
故事的痛楚，
被转化成字里行间无尽的苍凉，
作品因而具有了现实
意义和历史感。
由此可见，
张爱玲的小说善于挖掘潜意识的、
变态的心理，
描写出现代节奏
下深层的悲凉。
不仅以上几篇，
看了张爱玲的大部分作品，
她笔下人物几乎没有
心理健全的，大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畸变心理。
四、意象手法的巧妙运用。
意象是指有着色彩、光泽、声音的物象形态，包含着隐喻、象征等深层的意
蕴。
在封建家庭和西洋文化的双重熏陶下，
张爱玲的小说不仅呈现出中国古典小
说的神韵，
更融入了现代西洋小说的精髓，
大多有着鲜亮的视觉效果。
张爱玲善
于运用意象手法，她营造的意象，既有不厌其烦的对于传统意象的袭旧和继承，
又有层出不穷的创新，使许多原本抽象的人物的命运、心理、情绪等，呈现出具
体的形态。
“月亮”在张爱玲在小说中，
就作为意向被不断的提到。
光在
《金锁记》
中，
月亮一词就被反复用了
9
次之多。比如：
“三十年前的上海，
一个有月亮的晚上。
我们也许没能赶上三十年前的月亮。
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晕，
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
泪珠，
陈旧而迷糊。
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
比眼前的月亮大，
白，圆；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着凄凉”。
“或欢悦或凄凉的月亮。”
“影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
一点一点月亮缓缓地从云里出来了，
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
是面具底下的
眼睛”。
就连小说的结尾也是用“三十年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
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除了月亮之外，还比较常见的意向是“镜子”。比如《金锁记》中“风从窗
子里进来，
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风吹得摇摇晃晃，
磕托磕托敲着墙。
七巧
双手按住了镜子。
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
依旧在风中来回
荡漾着，
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这里不仅用镜子意象来表现七巧的幻觉，
还
用了最简洁的手法将故事串联在一起，叙述、暗示，对比不同性质的关系。
其他意向手法还出现在：
“像拉过来又拉过去带有凄怨色彩的苍凉的胡琴”——
《倾城之恋》
“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的缎子屏风上，
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
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茉
莉香片》
还有描写被隔离的孤独的人，
向往自己内心过程中带来的自审与自省。
她与
外人沟通不了的情况恰似她得的便秘症一样，
本应该向外发泄的情感垃圾堆积在
肠子里，被堵住了。这就是《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烟鹂得了便秘症，每天在浴
室里一坐坐上几个钟头„„，
只有在白色的浴室里她是定了心，
生了根。
她低头
看着自己雪白的肚子，白皑皑的一片，时而鼓起来些，时而瘪进去，肚脐的式样
也改变，
有时候是甜净无表情的希腊石像的眼睛，
有时候是突出的怒目，
有时候
是邪教神佛的眼睛，眼里有一种险恶的微笑，然而很可爱，眼角弯弯的，撇出鱼
尾纹。”意象分别是“希腊石像的眼睛”和“邪教神佛的眼睛”。
张爱玲以其独特笔调，
奇异的意向，
为读者“淡妆浓抹”的营造了一个光怪
陆离的艺术殿堂，
完成了她小说中意象世界的建构，
使她的小说显出神奇的艺术
魅力。这些意向，要么作为触发的契机，要么唤醒身在乱世的人的或沉痛。一个
简单的意象所传达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流逝，
容颜的更改，
更多的是人物在这其间
这是我在网络文库里面给你粘贴来得一部分答案，你具体可以自己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