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讲的有声小说

1. 有没有关于一些英雄人物的故事

1967年10月9日，拉丁美洲著名革命家、“游击中心”理论倡导者切·格瓦拉在前一天战斗中负伤被俘后，被美国支持的玻利维亚军人政权枪决。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切·格瓦拉的名字便在世界传扬。当年中国也曾称赞过他在古巴推行的游击战道路，而西方对他则冠以“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等称号。直至2000年，北京舞台上演的话剧《格瓦拉》还曾轰动一时。那个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传奇革命家，其战斗和生活的轨迹其实曾与我们紧密相关，其悲欢也值得国人品味反思……

■以毛泽东著作为师，为穷苦人的利益而抛弃了医生的职业到古巴打游击

在古巴革命中闻名的格瓦拉，原本是阿根廷人。他于1928年生于较优裕的家庭，毕业于医学院，在行医中痛感人民苦难非药可治，在阅读了马列著作后决心从事政治斗争，以解放整个拉丁美洲为己任。1957年，他在墨西哥结识了古巴革命者卡斯特罗并与其结成密友，两人很快便率一支小队乘船潜回古巴，登陆后他们上山进行游击战，一年多后就推翻了亲美的独裁政权。

在“七支步枪起家”的斗争中，格瓦拉读过西班牙文本的《毛泽东选集》后深受启发，后来他一再说：“毛泽东是游击战大师，我只是个小学生。”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翌年，格瓦拉便来华访问。他见到了被自己奉为导师的毛泽东，两人亲密地拉着手说话。回国后，格瓦拉便拿起甘蔗刀下田，宣布这是仿照人民公社的榜样，并号召民众学习中国专家不计较工资只讲奉献的精神。

格瓦拉做体力活并不是装样子给群众看的，而是实实在在地真干，业余时间特别是星期六下午，他的时间主要用于义务劳动。他公私分明，年幼的孩子生了急病，他也绝不许用自己的公车送医院。在当时物资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发给每个高级领导人一张特殊供应卡，位居国家第二把手的格瓦拉马上退回，而且始终要求家人到商店同普通百姓一样排队买东西。至于他那些同战士一样站岗，治疗被视为瘟神的麻风病人从不戴手套一类的故事，更是广为传扬。正是这种毫无利己动机的献身榜样，使格瓦拉能够超越时空，被贫困国度的民众和许多富足的西方人同时接受和称赞。卡斯特罗对这位战友的评价则是：“一个在行动上没有一丝污点，在举动中毫无瑕疵的典范就是切！”

■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矛盾，使他离开古巴进入他国丛林

在革命胜利后的古巴，格瓦拉在取得古巴国籍后只呆了六年。当时，中苏论战势同水火后，他感到两面为难，便在1965年2月再次来华访问，他主张同苏联停止论战，但他的建议未被接受，他也没见到毛泽东。带着忧郁离华后，格瓦拉便在公开场合消失，并登报宣布放弃职务和国籍，使古巴政府不必对其行为负责。

后来人们知道，1965年春，格瓦拉进入了刚果（利）东部，指导当地的左派游击队。几个月后，他失望地离开，因为他感到当地人不愿认真打仗，所以失败无法挽回。隐蔽回古巴休整几个月后，1966年11月，格瓦拉又带领几十个说西班牙语的外籍人进入玻利维亚，在丛林中展开游击战。

对于格瓦拉为什么出走，三十多年来不少研究者有过多种解释。多数意见是，他想摆脱国际共运的分歧，在南美洲再树立起一个革命榜样。不过，从近些年发掘出的他的一些当年的文件笔记中看，格瓦拉其实有更深层次的想法，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诸多疑问，想另辟一条新路。

古巴革命胜利后，格瓦拉是首任国家银行行长，可他却主张废除货币建立“不用钱的文明”。从事建设时，他反对“物质动力”，主张消灭个人主义，要求用劳动竞赛来驱动。由于美国的封锁，经济难以自给的古巴不得不大量接受苏援，在体制和指导原则方面也学习苏联模式，对此格瓦拉很失望，认为从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起就开始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先例，而只有战争条件下同志关系才是真正纯洁的兄弟关系。他这类理想主义的主张，在和平建设的现实生活中注定难以实行，到另一个国度用以往的战争方式再做新探索就势在必然。

抛弃古巴优裕且安宁的城市生活，再进入毒蛇蚊虫出没的南美丛林，对从小便患哮喘病的格瓦拉绝非易事，但是为了理想他义无反顾。在近一年艰难的山区游击跋涉中，格瓦拉只靠一匹骡子驮行李，忍受了诸多困苦，面对追剿和陷入绝境也毫不动摇，并宣布绝不让敌人活捉自己。在1967年10月8日的最后战斗中，他因负伤并犯了哮喘病，才当了俘虏。

■“游击中心”理论随着他的牺牲而终结，忘我的人格魅力却长存人间

格瓦拉学过中国的游击战理论，他提出的“游击中心”论却又有一些不同之处，其中特别强调少数精英的作用，认为到处游击示范便可让民众一涌而起推翻反动政府，而很少注重根据地建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格瓦拉最后在玻利维亚的牺牲虽然悲壮，却说明了外籍人到别国输出革命很难成功，实践标准也对其游击理论做了最无情的检验。

记得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内曾翻译过格瓦拉的《游击笔记》（内部出版），笔者曾问过许多熟悉游击战的老前辈的观后感，回答都是叹息不已。从书中可看出，格瓦拉最后近一年在山区到处游动，他想“解放”的当地农民对其却非常冷淡，没有一个人参加游击队，甚至向政府军告密。这支队伍成了无水之鱼，人越打越少，能坚持那么久全靠顽强的毅力和信念支持。

格瓦拉的小队遭伏击覆没，本人被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同他谈了话，出于敬佩曾主张送到关塔那摩关押，玻政府却坚持处决。因该国已取消死刑，刽子手便于10月9日把格瓦拉带出来，迎面用冲锋枪向他扫射，然后拍照后公布说格瓦拉是阵亡。面对枪口，格瓦拉昂首挺胸，无愧于一个战士的形象！

格瓦拉牺牲后，比生前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亚非拉国家有了众多崇拜者。在许多国家的群众集会上，经常可看到他的画像和毛泽东像并列。那幅穿作战服留胡子的照片，成了为摆脱苦难而奋斗的许多人的精神偶像。

苏东巨变后，全球虽出现了意识形态趋向淡漠的情形，众多人却仍有“格瓦拉情结”。1997年是他牺牲30周年，恰好其遗骨在玻利维亚被发现，南美许多国家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阿根廷还专门为他拍摄了故事片，并在国会大厦前举行诗歌朗诵会。更有成千上万各国青年聚集到格瓦拉牺牲的玻利维亚尤罗山谷，昔日冷寂的失败之地召开了欢声鼎沸的大会；古巴的悼念活动更是盛况空前……随后，在北京话剧舞台上出现的格瓦拉，也造成过轰动效应。剧中主人公谴责种种社会不公后大声说：“不革命行吗？”观众（多是年轻人）立即报以一阵掌声和呼喊。当然，剧场内同时也有笑声和叹息，表现出中国新时期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情感的多样性。

国际范围内“格瓦拉热”几十年不衰，比格瓦拉本人的胜利和悲剧更值得人们思考。如今，在我们这个喧闹的世界上虽然物欲横流，人们需要物质利益，然而对美好精神境界的追求却没有泯灭。只要社会还存在着压迫和不公，切·格瓦拉那种为解放苦难者不惜献身的精神便永远会受尊崇，众多青年人仍会高呼着：“切！切！”

2. 《我是特种兵》有多少集啊

总共二十四集，已经全部播放完了，可以下载全集观看了剧情简介：
《我是特种兵》——根据网络小说《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改编。 揭开最精锐部队的神秘面纱，缔造属于青春的军旅传奇。该剧全景式表现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最精锐的战士——狼牙特别突击队残酷悲壮、铁血精诚的训练和生活的长篇画卷。如果祖国需要，他们就是一颗上膛的子弹，时刻准备着！
一曲凄美缠绵的军营恋歌，一份血与泪水的成长记录。19岁的大学新生小庄，为了追随初恋女友而开始了一段迷彩军营生活，但两个少年都没有料到，当命运的子弹穿过爱情的心脏时，面对着喷涌而出的梦想和鲜血，这无常荒诞的人生又有几许承担之重？
一段激情昂扬的热血青春，一部与众不同的军旅励志剧。从一个桀骜不驯的艺术青年，到一个骁勇善战、百炼成钢的合格特种兵，小庄在绿色的军营中一遍一遍经历着蜕变、感召和洗礼……
小庄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偶遇了以前的老班长老炮，不能忘却的回忆如同子弹般呼啸着击中了他，带着风声带着影子从四周擦身而过。三十岁的小庄，坐在电脑前，开始用小说《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讲述了那段关于爱，关于军队，关于战友的如梦岁月——
十九岁的小庄，在青梅竹马的小影鼓励下，考入了戏剧学院导演系。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小影病倒了，没能去参加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艺术专业考试，她选择了参军。为了追随青梅竹马的初恋女友小影，为了不能在战争爆发时让小影独自上前线，小庄毅然选择了休学去参军。就这样，小庄和农村兵喜娃等人被稀里糊涂地拉到了新兵连。
在新兵连，倔强个性的小庄和“冷面无情”的班长老炮格格不入，成为了不守规矩的模范。刺头兵小庄被苗连看上了，他成了苗连的文书，开始了他的侦察兵生涯。军区年度对抗大演习开始，小庄、老炮和陈排潜入了蓝军大后方，出奇制胜地捣毁了蓝军的导弹旅，给侦察连争了脸。演习结束以后，小庄作为一个合格侦察兵得到了全连的公认。为了苗连的期望，小庄报名参加了特种兵集训。
全军区侦察部分队选送的100多名侦察兵骨干在仅仅五天的地狱周训练里，就只剩下47个菜鸟。地狱周的目的，就是筛选那些不能忍受痛苦、疲惫和精神虐待的淘汰者，留下可以继续受训的种子选手——这就是特种部队选拔当中的‘除锈’。紧接着，第二阶段的训练又开始了，小庄和其他学员们要学习和掌握非常规和秘密作战的特定技能——轻武器和重武器使用、爆破和工程建设、密码密语通讯、战地急救甚至是截肢手术，如何审讯和反审讯、如何侦察和反侦察等等。夜老虎侦察连的陈排、小庄、喜娃、老炮，钢铁八连的强子，尖刀侦察连二排排长耿继辉，海军陆战队侦察连的卫生员史大凡，空降兵雄鹰师侦察连狙击手邓振华，共同组成了菜鸟A队。高中队告诉他们，只有强者当中的强者，才能成为特种兵。强者的概念，不光是体能，更重要的是智商。特种部队要的，不是超级战士，不是兰博，而是——智商和体能、聪明和智慧、忠诚和狡诈等一系列的完美结合，加上严格的训练和精良的装备，所以称之为——特种兵。
喜娃和陈排先后被淘汰了。小庄、耿继辉、老炮、强子、邓振华、史大凡通过了各种测试，被分到了孤狼特别突击队——特种部队当中的特种部队，一支高度保密的精锐别动队，对外番号是026后勤仓库。首战告捷，他们成功地击毙了三名犯罪分子，顺利地解救了被劫持的七岁小女孩丫头，并用巧妙的方式，给了她满车的米老鼠和唐老鸭，保留了一个小女孩童年的天真烂漫……
在和中国陆军黑虎特种大队对抗的实战演习中，他们一夜之间毁坏了“敌方”空降师和物流中心，并鸡犬不留地破坏了陆航团……而小庄更是大难不死，化险为夷，最终孤身一人挺进蓝军纵深，夜袭蓝军心脏，一次漂亮的斩首行动，使得敌人司令部所有的军事主官和参谋人员通通报销……群龙无首的敌人各自为战，狼牙特种大队开始了大反攻，彻底将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敌军歼灭。小庄做梦也没想到，仅凭他们几个人，便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战争的进程。
小庄十九岁生日那天，军区总院的小影抱着蛋糕，走了双脚的血泡，来到了小庄所在的营区，蓝天白云之下，两位少年共同吹灭了生日蜡烛，甜蜜相依，心心相印。而当小影得知小庄等人会开赴西南边境为大规模的边境缉毒战役做前期渗透侦查行动时，为了和小庄并肩战斗，不顾一切的主动申请调往边境武警部队，奔赴了战斗第一线……
孤狼特别突击队一路跋山涉水，来到边境山寨朗德，和武警情报参谋夏岚会合。他们和当地的老乡一起，组织和训练民兵，筹建防御工事，扶助山村教育……很快，几个派别的贩毒武装联合起来，准备围攻朗德寨。孤狼特别突击队带领全寨民兵，采用卫星通信器材和麻雀战术，打退进攻，然而，为了救出一个和孩子相依为命的小狗，六名队员再次冲进危机四伏的丛林…… 德朗战斗，武装毒贩遭到全歼，德朗毒品走廊从此不复存在，而孤狼特别突击队的队员们却因此多数负伤……
在武警野战拉练医院，小庄再次见到了成为武警上等兵的小影，二人悲喜交集。小庄又得知，自己一向敬重的苗连转业成为了缉毒警察，并被边境的马家贩毒集团所扣，生死不明。又一次单独行动开始了，伪装后的小庄通过毒枭马世昌的女儿马绮彤打入了毒枭家族的内部，里应外合，剿匪远山镇，一举清除了盘踞在祖国西南边境的毒瘤。
胜利后的孤狼特别突击队员和小影所在的卫生队员们兴高采烈，但未曾预料的悲剧却紧随而至：被审讯的毒枭马世昌之子马云飞用计自残，绑架了小影——当小庄果断的扣动扳机时，也成为了小庄军人生涯的最后一颗子弹……
小说就此结束，然而生活还在继续。《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引起了网络的点击热潮，无数的人争相阅读：图书出版人、导演、强子、耿继辉、邓振华、陈排……在无数读者中，有一个二十岁女孩子找到并爱上了小庄，原来她就是被救的第一个人质——喜欢米老鼠唐老鸭的丫头。然而，小庄却震惊地发现，她竟然是小影的影子……
老炮退伍后，受马世昌之托前来照顾新任毒枭马云飞，强子为了帮助老炮，而双双成为了毒枭马云飞的杀手……耿继辉、史大凡、邓振华等孤狼特别突击队的现任队员们再次准备围剿远山镇，相亲相爱的手足间，竟然开始了自相残杀……然而，这究竟是真是假？孰是孰非？
小庄开始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的电视剧筹拍。他来到026后勤仓库，请耿继辉等加入剧组，演回自己，而他亦重回到训练场上，重拾了以往的激情。很快，电视剧在远山镇正式开机了，首拍的场景便是“围剿远山镇”。特种兵们以刺猬战术快速冲向马家别墅，抢声连连，杀声震天。原来，拍戏只是幌子，老炮也只是卧底，毫无防备的马家别墅被顺利剿除，而特种部队预备役少校小庄，也开始了他与众不同的新的征程……同名网络热门小说故事梗概
“狼牙”，是我军某部侦查大队的代号。“狼牙”战士的凶狠顽强冠绝三军！
在这支部队中，小庄与战友们一起，多次执行过危险、艰巨而又不为人知的特殊任务……
转业后，小庄到一个剧组打工。拍片间隙，他在剧组旁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意外地见到了已成为农民工的战友——班长老炮。也许是因为自卑，也许是不想连累战友，老炮故意躲开了小庄。
小庄为了寻找老炮，向已成为特警的战友强子求助。二人在寻找老炮的过程中，竟意外地发现老炮已进入贩毒集团……
老炮为什么会这样？他的改变击中了小庄心中最柔软、最隐秘、最沉痛的部位。
小庄开始回忆。热血带着生命，呼啸而出：关于爱、关于军人、关于男人，新兵连、侦察连、狗头大队、维和部队，小影、老炮、陈排、苗连……
作者简介
刘猛，1977年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市，2003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著名青年新锐作家。曾在特种部队服役，对军旅题材和国家安全题材的文艺作品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创作兴趣。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导演。某作品在传统小说的写作方法中加入了蒙太奇的处理方式，更具有现代感以及镜头感。
《子弹上膛》为刘猛潜心修订最新力作，被众多评论家誉为：“现代军事小说的翘楚之作。”被海外读者誉为“中国第一部真正具有国际意义的军旅小说”。整个故事围绕着爱情、战友兄弟情、父子情展开，是一部真实地记录了中国陆军特种兵成长的心路历程。
……这部作品给人震撼力最强的，只有一个概念——中国陆军！中国陆军的忠诚和伟岸，刻骨铭心，风华绝代！——旅日作家萨苏
暗夜里，我又想起外籍兵团的日子。跟战友们躲在波斯尼亚的战壕里面，听着迫击炮给我们演奏催眠曲，跟瑞士老哥们聊雪绒花，一起聊世界上哪个地方的姑娘最美，看过小说，胸口像猛然被撕裂一样。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但是我现在真的后悔离开了兵团——我从一个就知道看妞的小屁孩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士兵的地方。……对我们而言，战友就是我们的整个世界……感谢刘猛的小说。——法国陆军伞兵中尉
……当我看到这篇小说，我只是笑，但依旧无话可说，我今夜会有一个美好的梦，梦游在那我生活了三年的军营，梦见我的兄弟，我的热情。醒来后，依旧无话可说，有的只是略有泪痕的枕头，和一颗火热的心。——中国陆军特种部队的退役老兵

3. 求一篇关于叶企孙的文章，好像是在读者还不知是青年文摘上的

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作者:柴静
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时，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年代，但后来我们中国大地上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人，是他在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从小读经史子集。他幼年即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性温口讷，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时，成立了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当时，他不过17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不谈宗教，不谈政治，宗旨忌远，议论忌高，切实求学，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刚刚起步的生机。

1918年，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年他23岁。

他27岁回清华执教。当时国内科学研究之窘境，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物理有四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即使在炮火中的西南联大，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李政道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得不认真，要扣去25分”。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那三张学生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来做行政的工作。

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却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1937年，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

冯秉铨毕业时，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1929年，他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六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见到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清华的校史记载：“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不满30岁。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疑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1938年，熊突然说要去冀中抗日。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那些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地雷，来自这些学生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战争中，熊大缜被怀疑是汉奸，遭秘密逮捕。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他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近百人受到株连。此后，因为再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战士们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月23日，他在日记里写道：“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这件事并没有结束。1968年，他已经70岁。因为熊大缜，他被认为是“国民党特务”，遭到逮捕，人狱一年半。

看过提审记录的黄延复说，他昕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地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

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

他再次入狱，出来时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到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渐渐恢复一些神智。钱三强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他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深知老师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我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两年后，北大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张之翔回忆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啊，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两条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张之翔泪流满面。

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好像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只有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翻到范晔《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唯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科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80年之后，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辈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日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4. ★余占鳌原型：历史上有余占鳌这个人吗

历史上是没有余占鳌这个人的。

余占鳌，是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 中的男主人公。余占鳌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他是具有独特个性和民族精神的人物形象。

是一个刚烈的硬汉，性格中有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余占鳌是集善恶美丑于一身的典型人物，其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展现。

(4)萨苏讲的有声小说扩展阅读：

余占鳌形象分析：

余占鳌，北国高大挺拔的红高粱哺育的一条刚烈的硬汉。他虽没有彪炳史册，但正是他们这些汉子创造了历史，打铸着民族精神。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疾恶如仇的他杀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

做了低贱的轿夫。一次偶然的抬轿经历使他不顾一切地爱上了“我奶奶”戴凤莲。莫言赋予余占鳌原始的爱恨情仇，他爱的如此浓烈，以致超越了伦理，超越了道德。

余占鳌劫富济贫，从不危害老百姓，与“我奶奶”高粱地里纵情野合。野合粗而不俗，描写的是“我奶奶”和“我爷爷”本性的凸现。

是反封建、追求幸福的象征，也是“我奶奶”、“我爷爷”为人性的自由而向封建道德破胆开战的精神所至，更是红高粱人物的原生态最突出的表现。

余占鳌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一种动感之美。人们倾听那被摧残、被压抑的人性在呼唤，一种灵与肉搏斗的呻吟，那是一种值得回忆和记忆的民族精神积淀的告诫。

一种只有生长在红高粱土地上才能体验到的关于人的价值、关于民族精神、关于伦理道德、关于历史进程、关于整个人类生活本质的哲理。

莫言把这些深邃的哲理都融入余占鳌追求自由及原生态的性格中，使余占鳌身上放出了独特的人性的光辉，在原生态的艺术中呼唤了人性之美。

余占鳌人物原型：

1927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被安排到中共山东省委工作。1929年4月调任中共青岛市委常委， 5月代理青岛市委书记。

7月2日中共山东省委遭破坏，经团省委和中共青岛市委商定，由曹克明、党维蓉、徐宝铎3人组成中共山东省临时委员会。8月任改组后的临时省委常委、巡视员。

11月到潍县巡视，任新组建的中共潍县县委书记。1930年5月叛变投敌，于当月6日拂晓带领潍县国民党警察逮捕了潍县县委委员于画舫、张子宾等人，使潍县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山东第八区游击第六总队总队长，兼莱阳县县长，继任保安第六团团长兼昌邑县县长，鲁苏战区游击第二纵队第五支队支队长。

三民主义青年团鲁东区交通分站主任、青威分团干事，保安第十三旅旅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事特派员，保安第十旅旅长，山东挺进军第三十六纵队司令等职。

抗战胜利后，所部奉命改编为山东警备第二旅，任副旅长，兼军委会第十一缓靖区公署高级参谋。后入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高级班受训。

结业后，即返青岛，任国防部山东登莱青地区“人民剿匪义勇军总队”副总队长。1949年夏去台湾，不久退役。1971年病故。

5. 有谁知道 日本人等级观念有关的书籍 写毕业论文做参考文献 非常急！谢谢大家

《菊与刀》

菊与刀》的作者，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女士，却教会读者剥离看似匪夷所思的表象，将主观想法抛却一边，而通过日本文化的外在细节、表面现象，深入其肌理来观照日本的人生观。我们不妨将此看作欣赏日本文化图景的全新方式——不是把文化中菊和刀对立分开，区别对待，而是要站在远处，将二者结合起来，从整体上看，互补地来看，那才是真正的日本文化，并且显得那么自然而情有可原。

一
应该说，日本文化之所以然，都可以在其岛国地理环境的框架内得到隐约或间接的暗示。这不是百分之百的科学论断，却为我们提供一丝理解其文化渊源的线索。
日本是个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岛国，土地的有限、物资的贫乏，使那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宽裕，为了生存，就要奋斗。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人都无法孑然一身，独立于群体而生存，合作分工比矛盾冲突更有可能生存下去。
是故，日本民族的集体凝聚力由此产生。这似乎是一个人口与地理位置均不占优的民族所能摆出的一种反抗与自持的姿态，其背后或许隐藏着整个民族的生存忧患意识。于是，一种普遍的信仰也就建构起来了——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即对于控制、命令与服从的信仰。在恶劣的外界环境中，这种等级制带来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带来秩序与安全：“日本人将这个严密等级体系视作安全和稳定。只要人们位于已知的界限范围内，只要日本人履行已知的义务，那么他们还是可以信赖这个世界。”（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8年 p.111 下同）这个民族就仿佛努力试图抓住手中的流沙般不确定的命数，将其固定、沉淀下来，让不可捉摸的世界（尤其是充满不可捉摸的灾难的世界）变得尽在掌控之中。这是日本民族的意志与强力。
于是，日本式“各安其位”的社会等级观念，便是我眼中日本文化的“内核”。
应该说，等级观念本身即是日本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日本，等级制度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对客观外部环境适应的结果。所以，等级制的存在便有了合理性，甚至在日本人的伦理观中，等级即代表伦理，等级等价于正义。等级制不再仅仅是统治阶层的专制工具，它还许诺了秩序与安全，带来一套“正义”逻辑，并获得了合法性说明。而日本文化的其他枝节就催生依附于这种“各安其位”的理念，并渗透于日常礼节、辈分、年龄、性别等具体生活层面。
故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社会高于自我。“集体力量是强大的”犹如一个信念，在集体社会的万丈光芒下，自我被照射得渺小、苍白而微不足道，自我精神空间亦被压缩。在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的集体中，每个人都是社会大机器上的小部件，做着分内的工作，各安其位，各司其职，“集体意识”、“服从意识”从小就被灌输。只有被社会所接纳，才会被自己的所属群体所认同，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自我价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外界认可来实现的，他们借社会这面“镜子”看见自己。正因如此，日本人操持着过于严苛的自我监督，且尤其重视别人（尤其是强者、上级）对自己的评价。
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日本“耻文化”的思路了。“耻文化”有一个前提，即对社会的广泛认同甚至被其同化，而羞耻感就产生于对社会体制“越轨”的那个瞬间。如果所做之事不合规矩，就会被视为是“丢面子”。可见，它亦打着社会等级制的底色，“一个人培养自重是因为有社会的存在”（p.349），这种外部约束具有权威性、绝对性。
此外，日本人对集体如此看重，以至于他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履行社会义务而存在的。而对于“情义”的看重，是日本人精神上的一条锁链——他们自小便这条锁链套住，它划定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界限，并在意识萌动之初便加以灌输。就像“裹小脚”一般，长大后即使放了脚也无法复原成天然的大脚；日本人默认了这层枷锁的合理性，认为生来就应戴着这副镣铐，心安理得地被约束、被牵制。这是社会对个体的规训，日本人的集体价值观，犹如在新生儿的身上打下烙印，伴随着他的下半生而不曾消褪。
“情义”便是等级制所滋润的伦理观，它弥散在日本民族沉重的人际关系中，如他们所呼吸的空气一样理所应当。而“情义”在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细节中，为日本人的人生观罩上了限制性的藩篱，在一些“情义”与“正义”的冲突较量中（如在战争中，屠杀行径被认为是对天皇的效忠），使置身其中的人们在“道德困境”里作着困兽之斗。
我们甚至可以透过等级制度这面棱镜，来分析日本看似“精神分裂”的民族性格。《菊与刀》中就有这样一段精彩而形象的描述——
“日本人既生性好斗而又和平礼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既固执僵化而又审时度势；既顺从而又憎恨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而又背信弃义；既无所畏惧而又胆小怕事；既保守而又善于接受新事物。……”（p.5）
乍一看，日本人的性格确实自相矛盾，但不同的态度取决于不同的情境——而日本人所面对的是强者还是弱者，才是决定其态度的关键。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形，却在日本式等级观念的投射下，显得情有可原，有根有据，再正常不过了。

二
虽然日本人选择这种严密的等级制度有其合理性，但压在他们身上的包袱实在太重了，就好似一片薄薄的面包上涂抹着一层厚厚的奶酪。这就需要一个缓冲地带，在恰当的时机给过紧的社会机制松松绑。
在《菊与刀》中，作者罗列了日本人好酒、洗热水澡、性关系等日常生活片段，借以说明日本人乐于满足自己的感官欲望，对欲望不做过多的节制，“把肉体享乐当做一种艺术来加以培养”（p.28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文化是自我放纵的哲学，本书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满足感官欲望的前提是要承担更重大的义务。这类“润滑剂”增加了严密体制的灵活性，而同时，肉体享乐与履行义务之间又是互不妨碍、彼此独立的“两个世界”，恰似天平的两端，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而除了艺术化的肉体享乐之外，日本文化中更重要、更具精神性的解脱之法无疑是自我修练，该书作者则将其比作“磨掉自己‘身上的锈’”。也许，正是贫乏的物质条件，使这个民族的生存智慧转向了精神领域，这种修炼具有强调精神的反物质主义倾向。
可以想见，日本民族强大的自我克制能力一定需要对意志的修练。对于日本人来说，履行社会义务并不是一种“自我牺牲”，也“感受不到自我怜悯和自我正义”（p.367）；相反，他们对“诚”十分看重，认为如果一个人怀着诚心主动去履行对社会的“情义”，便被视为一个道德高尚、极有修养的人。这是完全认同社会体系、被其完全同化的结果，当人与社会的步调一致，内心与外界的冲突也就不复存在，心境归于平和。此时，自我修炼的初衷也就达成了。
我们可以设想，在人未受自我修炼之初，其内心想法与外界定位存在着某种“错位”，人的精神在进退两难的矛盾中游移着，因被撕扯而痛苦。于是，他们以禅宗为寄托，主张灭欲及消除自我，而其关键在于“专心”，也就是“心守一点”。人在专注于一点时，身心全然沉湎其中，也就感受不到“自我”的存在，“自我”就此泯灭，物我两忘，而臻于“无我”境界——这便是修道之人所渴求的境遇，“人的意志与行动之间‘缝隙全无，丝发亦难’”（p373）。这更像是对外界强制力发自内在的巨大反弹，修道之人希望通过禅宗做到“心如止水”、“波澜不兴”，全然不受外界干扰，“像死人一样活着”；他们起码可以暂时卸下自我监视的千斤重担，不复受到“羞耻心”的胁迫，回归内心的宁寂。
然而，我们亦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修身之法也黏附在严密的社会等级网之中。它默认了外在的社会强制力，而转向自我的重新塑造，不管是全身投入的诚意，还是“活死人”的心境，都是为了寻求在一个体制框架内“更好地生活”、“使心境归于平和，不再痛苦”，力图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而非冲破、撕裂等级制这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于是，它本身也成为了体系中的一部分。

三
传统日本文化的等级观念在给日本带来稳定与秩序的同时，也具有潜在的、致命的危险。其中就包括与等级观伴随而来的强者逻辑，以及对个体的过度压抑与伦理观的弱化。
日本人太注意社会对其个体所投来的目光。个人依赖于社会，同时被其繁杂交错的网缚住了，逃离不得。更可悲的是，日本人既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又离不开整套社会机器，被既定、成熟、僵化的社会体制所包围、吞噬。这里有一个“养鸟”的例子：“喜欢养鸟的人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笼中的鸟儿即便放出去，也往往会飞回笼子。”（萨苏评注 p.352）在日本人的观念中，遵守规则带来安全感，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岗位，个体就是一个无用的螺丝钉，丧失了自我定位能力，可轻易地被命运之轮碾碎。
然而，当自我被过度压抑，其自身反思能力就相应减弱，而有赖于外界价值观的约束。在日本人看来，“耻是道德的根本”（p.351），“非正义”来自于耻辱而非罪恶，乔治·桑塞姆爵士曾说：“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这种判别恶的能力，或者说不愿解决这些恶的问题。”（p.299），也许日本人认为，社会会代替他们思考，帮助他们解决“恶的问题”，而不需要渺小个体做出无谓而艰难的道德抉择——只是他们没有料到，社会体制本身也可以制造罪恶。
而日本等级观念所造成的罪恶，在其对外战争中以极端的方式展现出来。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世界的“强者”们信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日本又怎会错过这一学习机会？日本人为其侵略活动所寻找的理由，不是“战争目的的永恒正义性”，而是“日本迫切需要得到世界的尊重”（p.275），也就是说，他们渴望在整个世界的“等级金字塔”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并且以“成王败寇”的逻辑力争上游，成为强者。“大东亚”共荣圈便是日本人精心策划、为自己“度身订制”的等级框架，在这一体系中，日本人自然作为最顶端的上等民族居高临下，而被其侵略的民族成了金字塔底层的“小弟弟”们，他们可以被任意践踏，因为他们是弱者。这符合日本的等级正义观。同时，日军士兵在战争中残忍杀害战俘与平民，不仅能在藐视弱者的等级观念中找到依据，而且在“绝对服从”的权威意识形态的灌输下，士兵早已完全丧失了个人自我意识的反省与觉醒。有学者曾言：“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合”（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最终，日本沿着战争的轨道发疯似地前行后，驶进了自我毁灭的死胡同。结果与代价是巨大而惨痛的，与开始“赢得世界尊重”的愿望适得其反，日本连同被侵略的民族一样，受战火蹂躏后，终落得两败俱伤。
而今天值得我们反思的，不单单是战争罪行与法西斯军国主义，还要重新审视渗透于日本文化肌理的等级观念。《菊与刀》的最后一章名为“投降后的日本人”，作者曾粗略地构想出日本可能的未来发展图景。在她的诠释下，“菊”与“刀”被注入了新的观念与生命力——“菊花不经线圈支撑和人工修剪照样可以保持秀美的姿态”，它象征着“一套比较自由、宽松的伦理体系”；“刀”的形象则暗示了“对自己‘身上的锈’负责，擦干净它……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它成为了“理想和自我负责者的比喻”（p.457~459）。
作者看出了文化的两面性，并在尊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力图找到新的“平衡点”，而非将所有日本价值观与等级制度捆绑在一道，沉入历史的深渊。从这里，我们亦可感受到，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作者发自内心地相信“普世价值”的力量：她力图搭起一块平等的基石，以取代原先以不平等为代价的社会运转机制。

四
《菊与刀》的评注者萨苏，曾将此书比作新版美、日、中“三国演义”。中国人与日本人，在部分文化层面具有默契与共性，比如在“社会”与“自我”的关系、“好面子”等问题上，中国人与日本人往往能心领神会；而作为一个美国人，《菊与刀》的作者面对这种完全异质的文化，往往要大费周章地分析研究，才能捕捉到一些头绪。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劣势反而会转化为优势，这位美国作者可以敏锐地捕捉到东方人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或细节，同时站在新鲜、客观的角度，进行令人耳目一新的意义解读，产生一种陌生化效应。于是，比较的意义也就体现出来了
而《菊与刀》带给我的启示还远非如此。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女士是一位人类学家，她开出了审视异质文化的两个条件，“硬心肠”（tough-mindedness）与“宽容心”（generosity）：前者表示要尽可能地抛弃偏见，去贴近异质文化，客观承认文化之间的不同，并且尊重差异的存在；而后者则要求包容这些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就能够产生一个动态的世界”（p.25）。这个声音，回荡于二战后满目疮痍、遍地疾苦之声的世界，自有一种感化人心的撼人力量；即使放在今天，也仍然掷地有声。她展示给我们一种可能的姿态——即对待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或看法，可以不理解，可以不认同，但首先要尊重其存在的价值。
正如书中所言：“只有信仰坚定的人，才能异乎寻常地宽容……对于其他生活方式的理解，将会增强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使自身获得愉快和丰富的经验。”（p.27）
这亦是本尼迪克特女士写作此书时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