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短篇小说大淖记事

⑴ 《大淖记事》中的“淖”读什么

《大淖记事》中的“淖”读nào。

淖，读音nào ，意为烂泥，泥沼、湖泊、柔和。《大淖记事》中的“淖”是湖泊的意思，所以读nào。

详细释义

[ nào ]

1、烂泥，泥沼：泥淖。污淖。淖泞（泥泞）。

2、〔淖尔〕蒙语，湖泊，如：“罗布淖尔”（即“罗布泊”，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柔和。

[ chuò ]

古同“绰”，绰约。

[ zhuō ]

姓。

(1)汪曾祺短篇小说大淖记事扩展阅读：

《大淖记事》内容

大淖边上，挑夫的女儿巧云和小锡匠十一子彼此有意，却不想巧云被玷污，接着小锡匠被打得垂死。因为这件事，乡邻之中发生一系列与世俗特异的行为，显示出宽容和祝福，仗义和关爱等人性之美。本文是对世俗的无视，还是人性的赞美？这一切是寓言，还是一场乌托邦幻梦？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

《大淖记事》包括《大淖记事》《邂逅》《老鲁》《看水》《七里茶坊》等名篇，皆是对汪曾祺中短篇小说多次遴选后得出的精品。从容平淡，给人一种不可言说的温爱。

相关组词：

1、淖沙[ nào shā ]

表面板结下面虚软易陷的沙地。又称流沙、活沙、范河。

2、淖尔[ nào ěr ]

湖泊（多用于地名）：罗布淖尔（罗布泊，在新疆）。达里淖尔（达里泊，在内蒙古）。也译作诺尔。[蒙]。

3、淖约[ nào yuē ]

姿态柔美貌。淖，通“绰”；指物性柔弱；指姿态柔美的女子。

4、淖田[ nào tián ]

烂泥田。

5、淖糜[ nào mí ]

烂糊粥。

⑵ 大淖记事的作者介绍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沙家浜》《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其散文《端午的鸭蛋》和《胡同文化》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⑶ 汪曾祺<大淖记事>的故事梗概

汪曾祺写的《大淖记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关于爱情的短篇小说。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主人公巧云和锡匠十一子的生死恋。故事的开始没有一来就把两个人弄出来，而是花了很大的篇幅描画了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画，画中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苏北风情。作者曾经在《（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一文中提到：“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文章写了很多有关于锡匠的背景，以及他们的生活，也写了有关于挑夫的背景和生活。巧云是一个长的比花还美的姑娘，这点从文章中生动的描写可以知道，作品写到巧云去看戏，总有人给她找个好座位，“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但苦于生活的压迫，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来养活自己和父亲。十一子是一个人见人爱的英俊小伙子。两人在“热情”的来往中渐渐的产生了爱慕之情。巧云不幸落水，幸得十一子的搭救，才免于一劫。美好的爱情总会有什么不识趣的东西来阻挠，一个生性粗暴的刘号长便是这对鸳鸯的强烈反对者。他反对的原因，不是为了爱，是为了面子。面子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东西，对于如今这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取得胜利的武器。刘号长把可怜巴巴的十一子打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奄奄一息。幸得大伙的及时医救才侥幸离开阎罗王，重返人间。但是，岁月总是喜欢磨练人，巧云为了养三个不能干活的人就去“挑担挣‘活钱’”，正如文章末尾所说的巧云从“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小媳妇”。结尾是中国人相当喜欢的大团圆。

十一子是一个忠贞于爱情的小伙子，这点可以从十一子宁死也不答应刘号长“吩咐”的事件中看出。古人说的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后面两句我就不写了，在这里没什么用处。在他处于昏迷状态时是巧云的呼唤使他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十一子对爱情的忠贞确实难能可贵。

汪曾祺短篇小说的特色是散文化，诗意化，生活化，在这篇当中都完美的体现出来了。作者喜欢“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伤感主义”，这也是他喜欢将小说散文化和诗意话的原因。因为作者正是意图从中体现出人性美和爱情美，进而来控诉过去的反人性和非人性的观点。

爱情是这篇小说的主线。故事没能使读者泪如泉涌，纯洁的爱情没有让读者的心加速跳动，而是让读者的心在平静中去体会那种难以言传的意境美和爱情美。接近末尾的那几句简洁的对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

……巧云问他：“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

“你要我说么？”

“不要。”

“我知道你不要。”

“你值么。”

“我值。”

“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

“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

“好，亲你！”……

⑷ 阅读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大淖记事》，比较受戒和大淖记事有什么不同

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

⑸ 汪曾祺的哪部作品曾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大淖记事》曾获的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作品简介：
《大淖记事》是著名内作家汪曾祺的作容品。该书描写小锡匠十一子同挑夫的女儿巧云的爱情故事，挺拔厮称的十一子和心灵手巧的巧云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产生了感情，作品同时以散文的笔调，细腻的描写了大淖的风光、世俗和人情。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沙家浜》《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其散文《端午的鸭蛋》和《胡同文化》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⑹ 汪曾祺的所有作品

1、短篇小说

《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2、小说集

《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3、散文集

《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6)汪曾祺短篇小说大淖记事扩展阅读：

汪曾祺的文学特点：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

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

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⑺ 汪曾祺的《大淖记事》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大淖记事》是汪曾祺的一部短篇小说。 该书描写小锡匠十一子同挑夫的女儿巧云的爱情故事，挺拔厮称的十一子和心灵手巧的巧云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产生了感情，作品同时以散文的笔调，细腻的描写了大淖的风光、世俗和人情。 小说《大淖纪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大淖记事》给人的教益，主要不在它的题材本身。作者不是诱惑读者去猎取特异的世态风俗，也不只是让人陶醉于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透过题材的表皮，读者获得了一种启示：应该如何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它触及到一个虽不是永恒，却决不是一个短时期就消逝的问题。《大淖记事》里的故事早成过去了。它所涉及的问题却仍在困扰着现代人的心。作者从一种特殊的生活形态里，看到了某种闪亮的东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大淖记事》对生活矛盾的回答，不是悲泣，不是绝望，它具有一种向上的自信，一种健康的力。这种对生活的态度，也许逾越了题材本身的范围，散射到生活的各个领域，适用于面对现实世界的一切矛盾。 这种向上的自信和健康的力从作品描写的生活里透射出来。但作品在风格上，却不以粗犷见长，秀丽才是它的本色。刚健的灵魂装在秀美的躯壳里。外柔内刚，刚柔相济，是《大淖记事》的独特格调。 通篇是风俗画的连缀。作者对社会风俗的熟悉、了解，写来如探囊取物，不见任何杜撰的痕迹。娓娓叙来，如数家珍。三教九流，人情世态，观察得细致入微，毫发毕现。保安队捕匪过街，锡匠们唱“香火戏”与挑担游行、顶香请愿，媳妇们在大淖里洗澡……，使人应接不暇。作者写风俗，并非全般实录，他有选择。虽不是美化，却是诗化了。作者从民风民俗里，别具只眼地提取出“诗”来。一切都那么情趣浓郁，诗意盎然。 大淖记事》调子轻快，但不轻佻。在现代文学中，也有类似的题材，类似的写法。但那些作品大都带有一种感伤。《大淖记事》洗去了这种感伤。感伤并非一定不好。那时的作者，身处那个时代，没法不感伤。黑暗的压力太重，他们看不到足以使人自信的东西。这种秀丽的格调，取决于作者诗人的眼力，也取决于作者运用语言的功力。读作者的小说，你会为他的文字的魔力所倾倒。句子短峭，很朴实，象在水里洗过，新鲜、纯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每句拆开来看，实在很平常，没有华美词藻的堆砌，也没有格言的锻炼。但合起来，却神气全出。一句句向前推移，意象一层层荡漾开去，构成形象鲜明神气凸现的意境。

⑻ 汪曾祺曾说:“气氛即人物”请以《老鲁》或《大淖记事》为例,说明你对此话的解释

《大淖记事》赏析

那 非

也许是因为汪曾祺曾经长期从事民间文学、曲艺方面的工作，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新开始的短篇小说写作，明显地带有受到民间文学、曲艺影响的痕迹。

与《受戒》类似，《大淖记事》采取的是民间化的叙事方式，与民间文学常用的叙事方式如出一辙。这种叙事有以下一些特点：

1． 想象中的读者（隐含读者）是一个充满猎奇心理期待的信息接受者，他对本文的叙事并不信以为真，而是将其视为与己相距甚远的、理想中的或另一世界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的"故事"（history）。

2． 叙述语调的民间性。如本文所采取的平缓流畅的叙述语调，简短朴素的句式，"主干突出，旁枝逸出"的叙事格局（在插叙刘号长其人其事时即采用此种策略）。

3． 叙事结构的民间性。

借鉴普罗普对俄国民间故事叙事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大淖记事》"解构"如下：

男女两性相悦（以外貌或声音相互吸引、互相爱慕）--爱情受阻--佳人落难、英雄（男）相救--恶人窥视、寻机破坏--佳人落入魔掌、受到羞辱--英雄挺身而出、保护佳人--恶人行凶、打击英雄--英雄借助第三者的帮助，挫败恶人--恶人受到惩处、英雄佳人结为伉俪，具体地说，小锡匠十一子与挑夫巧云是"不同的人"，只是因为美貌、唱戏两人互相倾慕，相互依恋。但十一子家有快瞎眼的母亲，巧云家有半瘫的父亲，两人的爱情无法实现，只得将彼此的爱慕隐藏在心底。接着，巧云不慎落水，十一子舍身相救，义侠型的男英雄形象得以完成，佳人爱慕的正是这样的英雄。这就为下文二人最终的完满结合埋下伏笔。但是故事并不就此结束，英雄佳人的结合还要经受挫折与考验。于是，恶人角色出现了，这就是刘号长。他深夜拔开了巧云的门。巧云破了身，又屡遭恶人的羞辱，但她不想死，她舍不下十一子和半瘫的父亲。这时，"拯救者"十一子勇敢地接受了她的爱，以一种无声的行动对抗刘号长的暴力。刘号长不肯善罢甘休，纠集同伙打击十一子。锡匠们帮助十一子，巧云也站在十一子一边。锡匠们以沉默无言的游行抗议着恶人的暴行。县长不得不出面调解。最后，刘号长被驱逐出境，十一子的伤也终于要好起来，有情人终究结成眷属。

由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大淖记事》的叙事采用了传统文学、民间文学中的一个经典模式--"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团圆的格局。这是传统文学及民间文学中常用的一种"情爱模式"。本文叙事的民间性特征由此亦得到印证。

其次，《大淖记事》还明显地借鉴了民间曲艺的一些手法。本文一、二、三节对大淖环境及在这一空间里生存、活动的人物的叙事，恰好对应于曲艺舞台上的道具布景与序幕说明。那一片白亮的大水似乎是舞台的中心，扮演着一个无声的重要角色。大淖中央是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分布着几家鸡鸭炕房，养着松花黄色的小鸡小鸭，往东是一座浆坊，几家买卖荸荠、茨菇、菱角、鲜藕的鲜货行、鱼行的草行。大淖北去是乡下从事耕种的农村，东去可至一沟、二沟、三垛、樊川、界首，直达邻县兴化。大淖南岸，是一家轮船公司，轮船公司往南，是一条深巷，深巷过去便是北门外东大街了。轮船公司往西，住着各种小本生意人，往东住着世袭的挑夫。大淖这带地方便构成了一处"世界大舞台"。序幕拉开了：各式人等都在忙碌着自个的生计--卖天竺筷的、卖眼镜的、卖山里红的、打制锡器的、挑稻子的、抬桐油的……热闹非凡，生生不息。也有那些淘气的小孩，在码头上站成一排，齐齐地往水里撒尿；有那横溢的炊烟，在大淖的水面上飘散不去；有那挑鲜货的姑娘媳妇，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还有那个"老骚胡子"，跟小媳妇赌饺面，让她们脱光了衣服跳到淖里扑通扑通洗澡……

作者就像一位高明的编导，布置好一舞台奇异而古朴的道具，指挥着各种人物活动起来，使这舞台充满生气。之后，他让主要角色出场了。作者导演的这一场大"戏"，无疑是相当精彩的，也相当引人入胜。他通过类似曲艺的手法，营造了一个美的舞台。美的空间。

作者通过本文叙事所努力追求的正是一种美的意境，美的境界。在叙述者的视域里，大淖及其周遭生活、活动着的一切无不是美的对象，无不焕发着美的光辉。景色是优美的，人物是优美的，劳动也给人美感：挑夫一二十人走成一串，步子走得很匀，很快，一路不停地打着号子。换肩时打头的一个，手往扁担上一搭，一二十幅担子就同时由右肩转到左肩上来了；一二十个头戴花草装饰的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就连小孩子站在码头上一齐撒尿，人家墙上贴着的黑黄色的牛屎粑粑，也都可以构成审美的对象、美的景观。

本文所呈现的"美"，是可以分为几个层次的：自然美（包括景色美，色彩美，如那片沙洲、飘散在大淖之上的炊烟）、人情美（美好的人际关系、乡俗风情）、人性美。人性美是作者企图抵达的最高目标。大淖人古朴纯真的生活，自然无拘束的男女关系，要多野有多野的女人，开放的性爱观（原则是"情愿"、乐意），小锡匠与巧云那一段动人的爱情……所有这一切，经由作者以淡淡的语调娓娓地叙来，从而笼罩上了一种素朴清雅的优美。

本文第五节对巧云照料被打伤的十一子这一情节的叙述，更是极好地渲染了这种透明可触的人性美的光辉。当巧云喂着十一子尿碱汤的时候，她轻轻地呼唤，使他从死亡之缘苏醒喝下了尿碱汤。而"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却很好地揭示了美丽少女巧云的心灵世界，她对爱情的忠贞、执着与这种执著的美。待到十一子终于能说话时，巧云同他的那一段对话更是见情见性，充分展示了两人关系的清纯真挚：为了爱人而挨打，十一子自认为"我值"；为了养活两个卧床的男人，巧云没有经过太多考虑，便去挑担挣"活钱"了。应该说，作者表现自然的人性美的意图已经得到了完满的实现：人物在他的笔下不仅是鲜活明亮的，而且是美丽动人的。为了最好地表现这种透明可触的人性美，即使是带有悲壮色彩的锡匠大游行，作者也把它淡化得很优美：锡匠们以一种无声的反抗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这支沉默的队伍像中世纪的行帮色彩的游行队伍一样，十分动人。

在表现人性美方面，汪曾祺确实继承了沈从文的传统。汪曾祺作品的格调、风格同沈从文的亦有颇多相似之处。《大淖记事》的基本叙事结构则大致可以归入"《边城》模式"：

1． 人物：

① 自然造就的一位佳人（如《边城》中的翠翠，《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受戒》中的小英子）貌美心善，纯真未琢。

② 与佳人相互爱慕的一位美男子（如《边城》中的傩送二老，《大淖记事》里的小锡匠十一子，《受戒》中的小明子）

③ 第三者（佳人所不爱者，欲打破佳人美男的结合，如《大淖记事》中的刘号长）

④ 佳人的父亲（或祖父）、美男子的父亲或代行父职之人（如《边城》里翠翠的祖父、杨马兵，《大淖记事》中的老锡匠）

2． 行动空间： 天造地设的一处"世外桃源"，纯朴未琢、未受世俗污染的"理想国"式氛围。

3． 基本行动元/功能链： 佳人与美男相互爱慕--因故爱情被隐藏起来或暂时受挫--第三者伺机侵入，打破其关系，佳人之父默许或予以接受--外力帮助下，第三者被迫逃走或死亡--美男佳人终于真正结合。

"《边城》模式"还可以用于分析《受戒》等文本。这说明，这种叙事模式是一种颇具普遍性的模式。它的具体操作，则因作家个人风格及区域性民俗风情等内容的加入，80年代写作的《大淖记事》呈现出与《边城》殊异的瑰奇风采。这也正是《大淖记事》这一本文提供给中国文学的新东西。

与《边城》相似，《大淖记事》的作者对"故事"中的人物生存、生活方式采取一种认同的，甚至是欣赏的态度。作者在自己创造的人物身上寄寓了自己的理想，美的追求。但与《边城》相异，《大淖记事》暗示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即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在这些人眼里，大淖人"风气不好"，大淖人成为街里人心目中的"他者"。作者在这里隐含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即对念过"子曰"的城里人的道德伦理观不以为然，对于大淖人这种鲜活跳动的生存方式的赞赏。作者肯定的是这样一种伦理道德，它允许并接受每个人人性的充分舒展、表现与完成，它不包容"禁止"或规约、忌讳之类。在这种伦理道德氛围中活动的都是一些自然的人，本色的人。

同时，作者并未将大淖人简单化为同样面目的人。借用故事中人物老锡匠的话来说，住在西头的锡匠等生意人同东头的挑夫们"不是一样的人"。做生意的多为外地迁来的"入侵者"，住着错错落落低矮的瓦屋；东头住着草房的是世代相传的挑夫，依靠肩膀吃饭。这两类"自足人"还是有所差别：挑夫们更能代表"本土性"的生存方式，他们以自己的"亲和力"试图影响、同化着那些外来的生意人。二者在对抗暴力的共同行动中达成了一致，最终把破坏者驱逐出境。

《大淖记事》叙述的是民国时代发生在苏中的一些"故事"，在发生时间上与《边城》近似，但是《边城》叙述的是发生在湘西的一些"故事"。二者的区域性民俗风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本土性"的内容使得这两篇作品各具特色，并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明丽瑰奇的色彩。

⑼ 汪曾祺的散文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一个作品写出来了，作者要说的话都说了。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这个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都在里面。再说，也无非是重复，或者说些题外之言。但是有些读者愿意看作者谈自己的作品的文章，——回想一下，我年轻时也喜欢读这样的文章，为比读评论更有意思，也更实惠，因此，我还是来写一点。
大淖是有那么一个地方的。不过，我敢说，这个地方是由我给它正了名的，去年我回到阔别了四十余年的家乡，见到一位初中时期教过我国文的张老师，他还问我：“你这个淖字是怎样考证出来的？”我们小时做作文、记日记，常常要提到这个地方，而苦于不知道该怎样写。一般都写作“大脑”，我怀疑之久矣。这地方跟人的大脑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到了张家口坝上，才恍然大悟：这个字原来应该这样写！坝上把大大小小的一片水都叫做“淖儿”。这是蒙古话。坝上蒙古人多，很多地名都是蒙古话。后来到内蒙走过不少叫做“淖儿”的地方，越发证实了我的发现。我的家乡话没有儿化字，所以径称之为淖。至于“大”，是状语。“大淖”是一半汉语，一半蒙语，两结合。我为什么念念不忘地要去考证这个字；为什么在知道淖字应该怎么写的时候，心里觉得很高兴呢？是因为我很久以前就想写写大淖这地方的事。如果写成“大脑”，在感情是很不舒服的。——三十多年前我写的一篇小说里提到大淖这个地方，为了躲开这个“脑”字，只好另外改变了一个说法。
我去年回乡，当然要到大淖去看看。我一个人去走了几次。大淖已经几乎完全变样了。一个造纸厂把废水排到这里，淖里是一片铁锈颜色的浊流。我的家人告诉我，我写的那个沙洲现在是一个种鸭场。我对着一片红砖的建筑(我的家乡过去不用红砖，都是青砖)，看了一会。不过我走过一些依河而筑的不整齐的矮小房屋，一些才可通人的曲巷，觉得还能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甚至某一家门前的空气特别清凉，这感觉，和我四十年前走过时也还是一样。
我的一些写旧日家乡的小说发表后，我的乡人问过我的弟弟：“你大哥是不是从小带一个本本，到处记？——要不他为什么能记得那么清楚呢？”我当然没有一个小本本。我那时才十几岁，根本没有想到过我日后会写小说。便是现在，我也没有记笔记的习惯。我的笔记本上除了随手抄录一些所看杂书的片断材料外，只偶尔记下一两句只有我自己看得懂的话，——一点印象，有时只有一个单独的词。
小时候记得的事是不容易忘记的。
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这一点和我的老师沈从文有点象)。放学回来，一路上有很多东西可看。路过银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银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的虎头帽上的小罗汉。路过画匠店，我歪着脑袋看他们画“家神菩萨”或玻璃油画福禄寿三星。路过竹厂，看竹匠把竹子一头劈成几杈，在火上烤弯，做成一张一张草筢子……多少年来，我还记得从我的家到小学的一路每家店铺、人家的样子。去年回乡，一个亲戚请我喝酒，我还能清清楚楚把他家原来的布店的店堂里的格局描绘出来，背得出白色的屏门上用蓝漆写的一付对子。这使他大为惊奇，连说：“是的是的”。也许是这种东看看西看看的习惯，使我后来成了一个“作家”。
我经常去“看”的地方之一，是大淖。
大淖的景物，大体就是象我所写的那样。居住在大淖附近的人，看了我的小说，都说“写得很象”。当然，我多少把它美化了一点。比如大淖的东边有许多粪缸(巧云家的门外就有一口很大的粪缸)，我写它干什么呢？我这样美化一下，我的家乡人是同意的。我并没有有闻必录，是有所选择的。大淖岸上有一块比通常的碾盘还要大得多的扁圆石头，人们说是“星”——陨石，以与故事无关，我也割爱了(去年回乡，这个“星”已经不知搬到哪里去了)。如果写这个星，就必然要生出好些文章。因为它目标很大，引人注目，结果又与人事毫不相干，岂非“冤”了读者一下？
小锡匠那回事是有的。象我这个年龄的人都还记得。我那时还在上小学，听说一个小锡匠因为和一个保安队的兵的“人”要好，被保安队打死了，后来用尿碱救过来了。我跑到出事地点去看，只看见几只尿桶。这地方是平常日子也总有几只尿桶放在那里的，为了集尿，也为了方便行人。我去看了那个“巧云”(我不知道她的真名叫什么)，门半掩着，里面很黑，床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我没有看清她的模样，只是无端地觉得她很美。过了两天，就看见锡匠们在大街上游行。这些，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很向往。我当时还很小，但我的向往是真实的。我当时还不懂高尚的品质、优美的情操这一套，我有的只是一点向往。这点向往是朦胧的，但也是强烈的。这点向往在我的心里存留了四十多年，终于促使我写了这篇小说。
大淖的东头不大象我所写的一样。真实生活里的巧云的父亲也不是挑夫。挑夫聚居的地方不在大淖而在越塘。越塘就在我家的巷子的尽头。我上小学、初中时每天早晨、傍晚都要经过那里。星期天，去钓鱼。暑假时，挟了一个画夹子去写生。这地方我非常熟。挑夫的生活就象我所写的那样。街里的人对挑夫是看不起的，称之为“挑箩把担”的。便是现在，也还有这个说法。但是我真的从小没有对他们轻视过。
越塘边有一个姓戴的轿夫，得了血丝虫病，——象腿病。抬轿子的得了这种最不该得的病，就算完了，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呢？他的老婆，我每天都看见，原来是个有点邋遢的女人，头发黄黄的，很少梳得整齐的时候，她大概身体不太好，总不大有精神。丈夫得了这种病，她怎么办呢？有一天我看见她，真是焕然一新！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头发梳着光光的，衣服很整齐，显得很挺拔，很精神。尤其使我惊奇的，是她原来还挺好看。她当了挑夫了！一百五十斤的担子挑起来嚓嚓地走，和别的男女挑夫走在一列，比谁也不弱。
这个女人使我很惊奇。经过四十多年，神使鬼差，终于使我把她的品行性格移到我原来所知甚少的巧云身上(挑夫们因此也就搬了家)。这样，原来比较模糊的巧云的形象就比较充实，比较丰满了。
这样，一篇小说就酝酿成熟了。我的向往和惊奇也就有了着落。至于这篇小说是怎样写出来的，那真是说不清，只能说是神差鬼使，象鲁迅所说“思想中有了鬼似的”。我只是坐在沙发里东想想，西想想，想了几天，一切就比较明确起来了，所需用的语言、节奏也就自然形成了。一篇小说已经有在那里，我只要把它抄出来就行了。但是写出来的契因，还是那点向往和那点惊奇。我以为没有那么一点东西是不行的。
各人的写作习惯不一样。有人是一边写一边想，几经改削，然后成篇。我是想得相当成熟了，一气写成。当然在写的过程中对原来所想的还会有所取舍，如刘彦和所说：“殆乎篇成，半折心始”。也还会写到那里，涌出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细节，所谓“神来之笔”，比如我写到：“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之后，忽然写了一句：
“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只是写到那里，出于感情的需要，我迫切地要写出这一句(写这一句时，我流了眼泪)。我的老师教我们写作，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人不懂他这句话。我的这一个细节也许可以给沈先生的话作一注脚。在写作过程要随时紧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什么时候自己的感情贴不住人物，大概人物也就会“走”了，飘了，不具体了。
几个评论家都说我是一个风俗画作家。我自己原来没有想过。我是很爱看风俗画。十六、七世纪的荷兰画派的画，日本的浮世绘，中国的货郎图、踏歌图……我都爱看。讲风俗的书，《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一岁货声》……我都爱看。我也爱读竹枝词。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我的小说里有些风俗画成分，是很自然的。但是不能为写风俗而写风俗。作为小说，写风俗是为了写人。有些风俗，与人的关系不大，尽管它本身很美，也不宜多写。比如大淖这地方放过荷灯，那是很美的。纸制的荷花，当中安一段浸了桐油的纸捻，点着了，七月十五的夜晚，放到水里，慢慢地漂着，经久不熄，又凄凉又热闹，看的人疑似离开真实生活而进入一种飘渺的梦境。但是我没有把它写入《记事》，——除非我换一个写法，把巧云和十一子的悲喜和放荷灯结合起来，成为故事不可缺少的部分，象沈先生在《边城》里所写的划龙船一样。这本是不待言的事，但我看了一些青年作家写风俗的小说，往往与人物关系不大，所以在这里说一句。
对这篇小说的结构，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以为前面(不是直接写人物的部分)写得太多，有比例失重之感。另一种意见，以为这篇小说的特点正在其结构，前面写了三节，都是记风土人情，第四节才出现人物。我于此有说焉。我这样写，自己是意识到的。所以一开头着重写环境，是因为“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和事。有个青年作家说：“题目是《大淖记事》，不是《巧云和十一子的故事》，可以这样写。”我倾向同意她的意见。
我的小说的结构并不都是这样的。比如《岁寒三友》，开门见山，上来就写人。我以为短篇小说的结构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如果结构都差不多，那也就不成其为结构了。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大淖记事》载于《北京文学》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著译者言
汪曾祺

⑽ 汪曾祺的什么小说 与大淖记事都曾获奖

故里三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