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永陵葬的皇帝有什么历史功绩
叫永陵的有很多，最著名的是十三陵当中的明永陵，是明世宗的陵寝。
嘉靖帝在位早期英明苛察，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对外抗击倭寇，开创了嘉靖中兴的局面。后期虽然好道教，不侍朝，然而依然牢牢掌控着朝廷官吏，可以称得上是位有作为的皇帝。嘉靖帝在位期间巩固了明代的统治，为“隆庆新政”与张居正改革奠定了基础。
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汉族，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明孝宗朱祐樘之侄，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明朝第十一位皇帝，1521年—1566年在位，年号嘉靖，后世称嘉靖帝。
正德十六年（1521年）4月20日，明武宗朱厚照驾崩，由于武宗死后无嗣，因此张太后（明武宗的母亲）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决定，由近支的皇室、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 在位时间在明代皇帝中仅次于其孙子明神宗万历帝。
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嘉靖帝驾崩，享年60岁。庙号世宗，谥号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 葬于北京明十三陵的永陵。
嘉靖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为独特的皇帝，也是明朝皇帝中最任性和倔强的一位， 他为人非常聪明，尤其在书法和文辞修养都有不错的造诣。同时也特别敏感，但是也十分勤奋，批阅奏书票拟经常到后半夜。 虽然清人编纂的《明史》说他二十多年避居西苑，练道修玄，但是却始终牢牢掌控着整个明朝的政治、财经、军事和民生大权。
史书评价嘉靖帝为“中兴之主”，说他“有不世之奇谟六，无竞之伟烈四，而又有震世之独行五”。
⑵ 你觉得有哪些诗词能媲美杨慎《临江仙》的意境
忆秦娥 娄山关。
⑶ 张璁被丑化被妖魔化，《明朝的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主要说些什么本人对娱乐性质的小说提不起兴趣！
小说不可能象正史那样严肃真实，小说和电视剧一样讲究的是如何吸引读者，可以把剧中人物丑化，或美化，可以任意打扮其中的人物，其目的就是能让小说成为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此书中把张璁完全写成一个不学无术、靠投机上位、阴险狠毒之辈。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也很相信，觉得是张璁开启了嘉靖朝党政的序幕，对其人深恶痛绝。后来史料读得多了，才发现张璁并未如想象当中那般不堪，也明白小说和史实是两会事。张璁嘛，他入阁十年，改革成效显著，清勋戚庄田，竭力推行廉政，加强监察权力，改革科举制度，先后对翰林官员、庶吉士、提学官、科道官、生员、武将等进行了较为严格的考核，将不称职者予以清退。特别是革除外戚世封和镇守中官之制，他作的非常好。整个嘉靖朝就没出现过有名的宦官。 还有他位居人臣却不搞裙带关系，张居正也很推崇他：“江陵于《世宗实录》，极推许永嘉（张璁），盖其才术相似，故心仪而瘫之赞叹。”
清史家粱章钜通过比较张璁和张居正后认为：前明有两张文忠，时论皆以权相目之，其实皆济是之贤相，未可厚非。窃以心迹论之，则永嘉（张璁）又似胜江陵（张居正）一筹。永嘉之议大礼，出所真见，非以阿世，其遭际之盛，亦非所逆料。而其刚明峻洁，始终不渝，则非江陵所能及。楼主可以参考下面这篇文章：
《明朝张璁改革》
明朝在明武宗及其佞臣乱政之后，国家已是危如累卵！明世宗14岁继任皇位，明朝从世宗时起之所以又能延续120多年的统治，离不开张璁对社会时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改革以最大限度扫除了百余年来的明代积弊，激发了明统治阶层的活力，遏制并扭转了国势日衰的趋势。其影响波及隆庆至万历前期，为之后的“隆万”改革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并减轻了阻力，高拱张居正的很多改革措施不过是“张璁改革”的延伸。他们对其予以尽可能效法。从而将“嘉隆万大改革”推向了最高潮。
张璁，三度出任明朝内阁首辅！
他，痛恨贪官污吏！......清理勋戚庄田，罢撤天下镇守太监，严革贪赃枉法，严肃监察制度，严分厂、卫与法司职权，改革科举之弊，改正孔子称号和典祀，以及整顿军队团营等，均是其改革措施的荦荦之者！而改革过程必然触及特权阶层的切身利益，惊心动魄之程度是很难用文字来描述。下面简单的提一些历史上张璁改革的事迹：
一、清勋戚庄田
明武宗正德年间，明朝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明臣张原亦言：“盖以正德年间，国柄潜移，权幸用事，祖宗之制度，朝廷之纪纲，荡废殆尽。”（1）出现了“天下汹汹，几至大乱”的局面（2）。诸王、勋戚、官僚“请求及夺占民田者无算”（3）。武宗荒废政事，沉溺于嬉游淫乐、靡费无节、导致朝政日益腐败。各种特权势力对土地的掠夺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另一方面却将所占田地之税留给了原来的田主，让军民纳无地之税粮，导致百姓流亡，军士逃窜。流民充斥社会，农民起义遍及各省。武宗时期明朝统治阶级内部已是百弊丛生，危机四伏。
在武宗去世后，内阁首辅杨廷和对正德时期君臣的隔阂及由此导致自己的失职作了如下的辩解：
伏念臣供事内阁，历有岁年，中遭权奸相继擅政，事多至于变乱，心徒切于匡持。服满召起之后，奸党逾炽，政令所出，不忍见闻。卧病乞休，疏凡十上。私情未遂，隐忍班行。钱宁、张锐每每假传上令，胁制外廷，期于必行，以窃威柄。每日票本拟进，径以豹房改出。臣与大学士蒋冕、毛纪随事执奏，多不奉行。（4）
张璁50岁时有诗云：“一饭还三叹，黎民正阻饥。”（《元日》）“有雪未为瑞，凶年正可悲。流民几行乞，粒米不成炊。”（《对雪》）“年饥难独乐，官冗得偷闲。”（《游蒋山》）。
当时社会土地兼并问题是产生流民及起义的源头。而在明武宗时全国流民已达600余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农民起义接踵而起，社会失序，岌岌可危。在明世宗钦定大礼之后，奠定了张璁改革的良好基础，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抑制土地兼并的进一步恶化，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而那时土地兼并最为激烈、数量最大的是皇宫、王府、勋戚等所占有的庄田。明仁宗建立皇庄，到武宗时已增至200多处，正德九年（1514年）仅畿内皇庄就占地37594顷。藩王、勋戚、宦官、官僚等向皇帝乞请和强占民田，到弘治二年（1489）庄田有332处，占地33000余顷。“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其严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额田减半：“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这就是说，赋田约减少了427万顷。世宗即位后，曾两次清理京畿庄田，而宦戚辈中挠，世宗犹豫，收效甚微。张璁坚决清理庄田，并由畿辅扩大到各省，由庄田兼及僧寺产业。至嘉靖九年（1530年），查勘京畿勋戚庄田528处，计57400余顷，其中26000余顷分别还给业主等。撤回管庄军校，严定禁革事例，不许再侵占或投献民田，违者问罪充军，勋戚大臣亦参究定罪。这样相对地缓和及消除土地兼并的冲突和百年积弊，使社会秩序趋向稳定，为明王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晋江人黄光升《昭代典则》中赞叹道：“张孚敬（张璁）奏革各省镇守内臣及清勘皇亲庄田，土官得行其志，黎庶得安其寝，天下鼓舞若更生，其功万世不可泯也。”（5）
《明史·本传》赞张璁说：“他若清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内臣，先后殆尽，皆其力也。”
万历本作《国史传》赞张璁：“清勋戚庄田，罢镇守内官，百吏奉法，苞苴路绝，海内治矣。”
二、罢天下镇守中官
明代全国各省和重要城镇派出镇守太监，掌握军政大权，形成了宦官全国统治网络。他们依仗皇权，结党营私，陷害大臣，鱼肉人民；大肆搜刮，举国不宁。镇守太监不仅职掌军事、行政、监察、司法等大权，而且以报效朝廷为名，巧立“进奉”、“孝顺”等名目，残酷盘剥人民。宦官专权乱政是明代的一大祸患。
在正德年间，首辅杨廷和却认为镇守太监之设是“祖宗成法”，以此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他说：
朝廷设官，各有职掌。在内廷则司礼不得兼别监；在外朝则吏部不得干别部；在外藩则都司掌军政，布政典钱谷，按察理刑狱，亦不得相兼；在边镇则太监专镇守，如古之监军，总督领军马，巡抚总理军马、城池、钱谷及一应民事，此成法也。祖宗律令，变乱成法者斩，谁敢犯之！（6）
杨廷和不仅不主张革除镇守太监，反而要求固守这一所谓的祖制。他对武宗说：
臣等窃见我朝命各处镇守、总兵官统领军马，防御战守；巡抚都御史抚按军民，禁革奸弊；镇守太监托以腹心之寄。各有一定职掌，固祖宗累朝之成法，亦皇上世宗之成法也。（7）
像杨廷和这样不顾事实而一味地论证镇守太监是“祖制”、“成法”，并再三强调其存在的合法性的言论，在明代阁部大臣中是不多见的。武宗时期镇守太监的全面害政，无疑与作为辅弼之臣的杨廷和的这一因循僵化思想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
在武宗物故后，杨廷和旧调重弹，要求明世宗像武宗那样来接受镇守中官之设为“祖宗成法”的观点，并将其写进了世宗即位诏书之中。从外藩入即皇位，暂时没有倚信大臣的世宗只得按照杨廷和的意图对待镇守太监。同年十二月，世宗下令“取回广西镇守太监傅伦、广东市舶太监牛荣，命御马监右监丞郑斌和守备倒马关太监杨金各代之，以右少监安川守备倒马关”。世宗此举，本是合乎其即位诏书之规定的，是与杨廷和只换人不革除思想相一致的，但却遭到了杨廷和的坚决反对，说：
害人者屏黜殆尽，代之者类皆廉静老成，事体渐清，人心已定。但令久于其任，地方自安。今莅事未久，过失未闻，辄复更换，朝令夕改，徒长奸弊，未免为新政之累。（8）
在杨廷和看来，世宗即位仅仅半年时间，镇守中官害政扰民的问题通过更换人员的办法已经得到解决，再无需继续整顿了。然而，事实恰恰与杨廷和所言相反，在世宗即位之初，镇守中官之弊依然十分严重。如蓟州镇守太监李能“以修堡为词，请定山海关税额”（9）；分守建昌太监赵钦“贪暴不法，恶党依凭煽虐”（10）；分守阳和、天城太监李睿“报纳官草，累军采运，侵占庄田，役军耕种”（11）浙江镇守太监刘璟违例“；置买田宅，为有司所发，上罪其参佐，谪戍边者二人，而田宅与璟如故”（12）。中都镇守内官张阳“复贡新茶，礼部请遵诏禁，不许”（13）；内臣黄玉守备潼关，“勒取军民财物以万计，拷掠人致死者众”（14）；云南镇守太监杜唐与黔国公沐绍勋“相比为奸利，长吏不敢问，群盗由此起”（15）。像此类事例在世宗即位之初不胜枚举。
明代镇守太监延续了百年左右，要在短时期内革除此弊并非易事。作为世宗倚信的重臣，张璁完全改变了杨廷和等人对待镇守中官的因循僵化思想，采取了果敢而慎重的态度，为了确保革除事宜的顺利推进，张璁与世宗单独面议，或用密疏进言，使与镇守中官有密切联系的内廷宦官不能从中作梗。在单独召见张璁之后，世宗仍然犹豫不决，张璁又上密疏，催促世宗采取断然措施，将其革除。其疏言：
伏蒙皇上独召臣于平台面议，所以臣密切勤恳，实出血诚。已荷垂允，未见实行。今因密谕下问，敢再冒昧上陈，伏乞圣明断然为之，使百年流毒一旦顿除,四海生民从此乐业矣。（16）
张璁极力坚决的革除这一百年之弊，从革除的过程来看，张璁采取了不事声张和渐进的革除方式。嘉靖十年（1531年）闰六月，大规模的革除活动全面展开，浙江、两广、福建、独石、永宁、万全、等处的镇守中官因“贪纵害事”皆被裁革（17）。这与当时大规模裁革冗官是同步进行的。不久，陕西、四川镇守太监以“贪肆”亦被裁革（18）。这次集中裁革的主要是分布于内地的镇守内官。把边镇镇守中官放在了最后革除。张璁对镇守中官的革除真正清除了长期以来镇守太监乱政害民之弊，使被镇守中官扰乱的地方政治趋于有序。范守已认为张璁此举乃“千百年颂功为不穷”（19）；何良俊认为张璁勇于担当革除镇守中官的重任，是其他得君最专者所不能比拟的，言：张璁“取回各省镇守太监，他人虽得君最专者，亦不肯如此担当”（20）；沈德符论道：“镇守内臣之革，在嘉靖九年十年间，天下称快。此正张永嘉（张璁）入相时也”（21）《明经世文编》的编纂者也认为：“永嘉功在社稷，莫大于是。”（22）
镇守中官的革除是明朝嘉靖时期裁革冗滥过程中的典型代表，亦是最大成就之一。这一举措施彻底扭转了长期以来宦官干政弄权的局面，清除了明代政治领域内的最大毒瘤，便明朝因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明朝人李乐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对嘉靖前期革除镇守中官的积极作用给予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言：
世宗皇帝继统，年龄虽小，英断夙成，待此辈不少假借。又得张公孚敬以正佐之，尽革各省镇守内臣，司礼监不得干预章奏。往瑾时，公卿大臣相见，无敢抗礼，甚有拜伏者。自张公当国，司礼以下各监局巨珰，见公竦息敬畏，不敢并行并坐，至以“张爷”呼之，不动声色，而潜消其骄悍之心。盖自汉唐宋元以来，宦官敛戢，士气得伸，国体尊严，未有如今日者，诚千载一时哉！（23）蒋光彦在万历末年也说：张璁“归而后公相者，经济万不如公。去公六十七年，四方无貂珰之扰，默受公赐而晏如，不知今寓内始人人扼腕而思公矣”（24）。
明华亭人董其昌《容台集三·贺漕抚李公考绩晋副都御史序》：“夫李元礼一世龙门，裴晋公四朝元老，竟拱手于宦官辈，而文忠（张璁）以一言除数世之患，伟矣！社稷功也。”
明檇李（今嘉兴）支大伦《编年信史》中说“张永嘉（张璁）相业俊伟掀揭，本朝首推。即如镇守内臣，自景泰初设至今，五虑百余年，虽孝宗之仁圣，李（东阳）、谢（迁）之专久，未闻匡救者，而永嘉力能回天，以除大患，有再造宇宙之功云。”
嘉靖朝将近半个世纪，其间没有出现一位诸如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之类的大宦官，绝不是偶然的！
（1）张原：《论王邦奇等七次奏辩》，《明臣奏议》卷19。
（2）《慎刑狱以光新政疏》，《明经世文编》卷160。
（3）张廷玉：《明史》卷77《食货志》。
（4）《杨文忠三录》卷8《辞谢录四》。
（5）黄光升：《昭代典则》。
（6）《杨文忠三录》卷3《视草余录》。
（7）《杨文忠三录》卷1《论镇守官敕第二疏》。
（8）《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9）《明史》卷208《郑自壁传》。
（10）《弇山堂别集》卷97《中官考八》。
（11）《弇山堂别集》卷98《中官考九》。
（12）《弇山堂别集》卷98《中官考九》。
（13）《明史》卷192《张翀传》。
（14）《弇山堂别集》卷99《中官考十》。
（15）《明史》卷203《瓯阳重传》
（16）《议南京守备催革各处镇守》，《明经世文编》卷178。
（17）《明世宗实录》卷127。
（18）《明世宗实录》卷129。
（19）《宪章外史续编》卷2。
（20）《四友斋丛说》卷8。
（21）《万历野获编》卷6《镇守内臣革复》。
（22）《明经世文编》卷177《议南京守备催革各处镇守》。
（23）《见闻杂记》卷11。
（24）《光绪永嘉县志》卷26。
⑷ 杨慎的《临仙山 滚滚长江东逝水》，怎么会出现在《三国演义》中
此词的确为杨慎所做
《三国演义》虽然成书在明初，但是最终定稿却是在清朝。
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毛纶、毛宗岗父子，仿照金圣叹批评《水浒传》，假托得古本《三国》，对罗贯中原著进行删改，并在章回之间夹写批语，题为“圣叹外书”、“声山别集”，又伪作金圣叹序冠于卷首，名为第一才子书。此即120回本，它取代旧本（240则）广为流行。
在情节上，毛氏父子对原书改动很大，增加了诸如曹操分香卖履、关羽约三事等情节，删削改动了一些原书中不拥汉兴刘的内容，使得故事情节性更强，忠君爱国的思想更为浓厚。同时又增加了三国时期多篇名文，如前后出师表、铜雀台赋、讨曹操檄等。又增加了后人多首诗词评判，为全书增色不少。杨慎此词即为此毛氏父子所加。
⑸ 明朝连中三元的有谁
有商辂和黄观
商辂为明朝唯一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者，还有一人名叫黄观，也曾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但因得罪明成祖，被削去状元名誉。
商辂：
所谓“三元”，就是乡试的解元、会试的会元和殿试的状元三个第一名。明代，“三元”者只有商辂一人。
商辂，字弘载，淳安(属浙江)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县吏，他出生的时候，知府看见吏员们住的“小区”里有光。第二天知府问他们最近谁家有事，商辂的父亲告说生了一个儿子。知府很惊讶，嘱咐他的父亲：“你要好好的抚养，这孩子将来必大贵”。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商辂以浙江解元的身份进京参加会试和廷试，均取得第一名。其实严格地说，商辂算不上“连中三元”，他中解元的时间是宣德十年 (1435)，之后会试失利，等正统十年再次参加会试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应届生”了，留过级，中间隔了十年，所以不是一气呵成的连中“三元”。
商辂生活在明代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一生经历十分复杂。
一是在“土木之变”中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统十四年八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明廷上下动荡不安，有主张抗战的，像兵部左侍郎于谦；有建议南迁的，如侍讲徐有贞；还有站在一旁观望的等等，人心不一。此时的商辂刚刚进入内阁参与朝廷大事的决策，他是主战的。他和于谦一齐力阻徐有贞等人的南迁之议，最终使监国的郕王定下了固守京师、抵抗入侵的决心。
二是在英宗复位的过程中他不媚权臣。天顺元年(1457)，在总兵官石亨等人的主持下，被软禁了八年的太上皇英宗重新登上了皇位，于谦等一批景泰朝的“骨干”遭到查办。但对于商辂，英宗却网开一面，把他召进宫里，安慰了一番，并命他起草复位诏书。谁知就在起草诏书的时候，因为没有依照石亨的意思写而得罪了他，石在皇帝面前污蔑商辂与前朝余党有勾结。英宗信以为真，下令逮捕了商辂。太监兴安在皇帝面前替商辂求情，惹得皇帝更加生气，而兴安却丝毫不惧，说： “当初有人建议南迁，如果不是商辂等人，陛下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于是皇帝把商辂放了，但是不再让他做官了。
三是是非分明，力主恢复郕王的帝号。商辂被英宗削职为民，在家一呆就是十多年。成化三年(1467)，皇帝将他召至京城，恢复官职。之后，成化帝想恢复郕王的帝号(英宗复位，废掉了景泰皇帝的称号而重称郕王)，但朝中赞成与反对的声音皆有，致使成化帝一直犹豫不决。商辂力排众议，他说郕王在非常时期使朝廷转危为安，功劳应该得到肯定，恢复名号属情理之中。成化帝这才下定决心。恢复郕王的位号是明代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肯定了景帝和于谦等人在“土木之变”中的巨大贡献。
四是不畏生死，力斥专权的宦官。西厂是宪宗于成化十三年增设的特务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力都超过了永乐年间设立的东厂，西厂的“厂长”(提督)是太监汪直。商辂与其他大学士一齐上书揭露汪直的胡作非为，建议皇帝尽快查办他，否则天下的安危就说不定了。皇帝很生气，说用一个宦官就能影响天下的安危吗？派太监怀恩严厉责问到底谁是主谋。
商辂对怀恩说：“朝臣没有大小，如果认为我们有罪，那就把我们全抓起来审问好了；汪直擅自查抄三品以上的京官；大同、宣府属边城要害，守备一刻也不能懈怠，而汪直一天之内就逮了很多人；还有南京，是朝廷的根据地，有留守的大臣，汪直说抓即抓，这样下去，天下会太平吗？”怀恩如实奏报，皇帝无奈，只好罢掉了西厂。
汪直虽然“下岗”，但依然被皇帝宠幸，他向皇帝谗言商辂曾经受过别人的贿赂。商辂心里很难受，而此时又有人在一旁为汪直歌功颂德，并叫嚣恢复西厂。在这种情况下，商辂觉得自己只有辞职了。也许是宪宗对他已经久存不满，就批准他回家了。商辂走后，再也没有人敢出来和汪直对抗了。
商辂赋闲在家，有“同事”曾去探望他，见他儿孙满堂，不禁感叹道：“我与你同朝为官十多年，从没见你错杀过一个人，这或许就是上天对你的报答吧！”
成化二十二年(1486)商辂去世，终年七十三岁。皇帝赠其为太傅，赐谥号文毅。《明史》本传赞曰：“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民间也有“我朝贤佐，商公第一”的赞誉。有明一代，状元升官最快的恐怕就是魏藻德：崇祯十三年(1640)中状元，授修撰，十五年被超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不到三年就从正六品骤升为正三品。“乱世出英雄”，这可是前辈状元们望尘莫及的呀！遗憾的是魏藻德做官为政一无建树，二无学术，他的存在与升迁只能加速帝国的崩溃，成为崇祯皇帝在用人上失误的重要见证。
魏藻德，顺天(今北京)通州人，崇祯十三年廷试的时候因为口才好，被皇帝相中，定为状元。皇帝当时问的问题是：目前内外交困，你有什么解决办法？魏答道： “知耻”。之后的两年间，还是因为嘴皮子麻溜，多次回答皇帝的提问很“到位”，于是崇祯认为魏藻德肯定有极大的抱负，破格提拔了他。
等到魏藻德任首辅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在风雨中飘摇了。而这个巧舌如簧极善忽悠的天子门生，竟然像变了一个人，喜欢沉默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兵临城下的李自成提出了和谈请求，条件是割地西北、封其为王、其军不受朝廷节制，他则放弃围攻北京退守河南，并以劲旅抵御清兵、平定内乱。这个条件虽然有悖君臣大义，但不啻为一个缓和局面的良机。山穷水尽的崇祯心有所动，征求魏藻德的意见。这个时候，哪怕魏藻德稍稍表现出一点积极的姿态，明王朝的历史就可能重写，但魏藻德不愿承担责任，在崇祯三番五次的询问下，始终沉默，不敢表态。而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偏偏喜欢在这种节骨眼上优柔寡断，因为没有得到首辅的支持，他也拿不定主意，最终放弃和谈，能让王朝喘口气的一线机会丧失。所以《明史》本传称“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皇帝问计，他说不出来，只是建议朝廷下令让朝臣捐钱，这哪是首辅的作为呢？
京城陷落，像工部尚书范景文等一大批人死节，而我们的首辅魏藻德却投降了李自成。然而在农民军那里，他并没有受到优待。李自成责问他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曾经“知耻”的状元答道：“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三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当时，农民军还强迫那些投降的明臣交钱，魏藻德也不例外，而且属阁臣，交钱不少于十万金。在酷刑之下，魏藻德拿出了一万金，而当初倡议朝臣捐钱的时候他仅仅掏出一百金。
刘宗敏嫌魏藻德出的钱太少，仍然把他夹着不放，整整五天，魏藻德脑裂而死。农民军又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继续索要钱财。其子说，家里啥也没有了，如果父亲活着，通过门生故吏也许还能筹到一点钱，现在死了，到哪儿弄去呀？
没钱，没钱拿命来！其子也被农民军杀掉了。
魏藻德是明朝倒数第二个状元。崇祯十六年，明廷进行了最后一场科举，选出的状元叫杨廷鉴，国变，先降李自成，后降清，任松江府学教授。可惜，也许是官职太小，在《清史列传》里这个人连个“贰臣”也没混上，当属庸碌无为之辈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对于这首《临江仙》大家不会陌生，《三国演义》开篇即是，或许人们会认为这首词是罗贯中所作，其实不然，此乃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作品，是其《二十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重批《三国演义》时将这首词添加在小说之首。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状元。传说上一届他就考中了状元了，但是因为发生了火灾，他的试卷被烧毁了，没有了“成绩单”，被吕柟取而代之。但杨慎到底是人才，这一届倒运，下一届再考，状元还是他的，时年二十四岁，真可谓意气风发。杨慎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进士，他十一岁就能做诗，十二岁便仿照古人作《古战场文》、《过秦论》等。如此才华，可以排除杨慎是依靠父亲的关系中的状元。
嘉靖三年(1524)，杨慎的父亲、大学士杨廷和因“大礼仪”辞官回家，之后身为修撰的杨慎继续抗争。所谓大礼仪是指：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无子，其堂弟继位，即后来的嘉靖帝明世宗。嘉靖即位不久，想追尊其生父兴献王为帝。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大臣都认为不合法统，应该称正德的父亲孝宗为“皇考”，称生父兴献王为“皇伯考”。同时有一些人如桂萼、张璁等则奉迎皇上，主张称兴献帝为“皇考”。双方斗争激烈，杨廷和因此于嘉靖三年被迫辞官。之后世宗追尊其生父生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接着又采张、桂言，去“本生”之称。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力争，世宗发怒，将一百多人下狱，十多人遭廷杖而死。这就是对嘉靖朝政治影响极大的“大礼仪”。杨慎时任翰林学士，他率朝臣跪伏宫门力争，受到杖责，并被发配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
杨慎在云南一呆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二岁去世，其间因为父亲生病和去世回过四川。七十岁的时候他想叶落归根，但是人还没有到家，就又被逮回去了，最后病死在戍所。
杨慎在云南的流放生活，是他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的时期。在其所作的两千多首诗中，以思乡为主题的比较多。临终前他写了一首《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表达了自己不能归乡的遗恨，感人至深。
《明史》本传称杨慎：“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嘉靖帝死，隆庆帝(穆宗)继位，杨慎被平反，追赠其为光禄寺少卿，天启年间追谥文宪，这也算告慰了他的在天之灵吧！
黄观：黄观书法作品
黄观（1364— 1402），字澜伯，又字尚宾，安徽省贵池县清江金墩人。莆田黄石清浦下墩校书郎黄远玄孙，儒士黄棣曾孙，贡生黄璋长孙，黄古子。因行贷至池州家贫不能归，其父黄古赘居贵池上清溪许家，遂从许姓。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黄观以贡生入太学。同年八月，在南京应乡试，中解元，次年应会试，中会元。是年，黄观复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殿试。他在策论中极力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元扰，边境元虞”。从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乃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
他自幼勤奋、治学严谨，注重时论，不尚浮文。从秀才到状元，经过六次考试（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时人赞誉他“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
洪武二十九年（1396），黄观升任礼部右侍郎（正二品）。经朝廷恩准遂复原姓。
建文元年（1399），建文帝朱允炆改旧制，黄观任右侍中，参与重要国事奏议。是时，燕王朱棣自恃皇叔，态度傲慢，入朝不拜惠帝。群臣畏其权势，缄口不敢言，唯独黄观当面顶撞朱棣曰：“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礼；龙颜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致使朱棣怀恨在心。
建文四年，朱棣以讨伐齐泰（赐名）、黄子澄为名，号称“靖难”，起兵北平府（今北京），直逼南京，并公布“文职奸臣”名单，黄观名列第六。其间，黄观在长江上游督促各地赴援，当船行至安庆下游罗刹矶时，得悉惠帝已死，燕王已即位，自知大势己去，乃投江自尽。
黄观死后，朱棣余怒未消，黄氏九族受诛，亲朋受监禁，谪戍者达百余人；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黄观始得昭雪，补谥“文贞”。在黄观的故居贵池上清溪建“黄公祠”，在县城复建状元坊；清末，在南京秦淮河畔建金墩黄公祠；据金墩清江黄观家谱载，翠屏山发现的黄观墓是黄观衣冠冢。
⑹ 《西江月》杨慎
明 杨慎《二十一史》弹词第三章《说秦汉》开场词《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此句甚为豪迈、悲壮，其中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含高山隐士对名利的澹泊、轻视。临江豪迈的英世伟业的消逝，像滚滚长江一样，汹涌东逝，不可拒，空留伟业。历史给人的感受是浓厚、深沉的，不似单刀直入的快意，而似历尽荣辱后的沧桑。“青山依旧在”即象是对英雄伟业的映证，又象对其的否定，但这些都不必深究，“几度夕阳红”，面对似血的残阳，历史仿佛也凝固了。
在这凝固地历史画面上，白发的渔夫、悠然的樵汉，意趣盎然于秋月春风。但“惯”字又表现出了莫名的孤独与沧凉。“一壶浊酒喜相逢”使这份孤独与沧凉有了一份安慰，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给这首的词的宁静气氛增加了几份动感。“浊酒”显现出了主人与来客友谊的高淡平和，其意本不在酒。在这些高山隐士心中，那些名垂千古的丰功伟绩只不过是人们荼余饭后的谈资，何足道哉！该词豪放中有含蓄，高亢中有深沉。在感受沧凉悲壮的同时，又创造了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词中高远意境就在这宁静的气氛中反射出来。
---------------------------------------------------
杨慎
杨慎(1488～1559) 明代文学家。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少年时聪颖,11岁能诗,12岁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人皆惊叹不已。入京作《黄叶》诗，为李东阳所赞赏。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众臣因"议大礼"，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云南30余年，死于戍地。
杨慎存诗约2300首，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因他居滇30余年,所以"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在被谪滇时，妻子黄娥伴送到江陵话别，所作的《江陵别内》表现别情思绪，深挚凄婉。《宿金沙江》描写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以今昔行旅思情相对，衬出离愁的痛苦。他临终前所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叙述自己因病归蜀，途中却被追回的憾恨，深为感人。
他也有一些诗作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海口行》及《后海口行》揭露豪绅地主勾结地方官吏，借疏海口占田肥私。他在诗中指出，"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喜海夫怨"，并呼吁"安得仁人罢此宴，亿兆歌舞如更生"。他在《观刈稻纪谚》中托老农之语，说"乐土宁无咏,丰年亦有歌。惟愁军饷急,松茂正干戈"。表现了农民遇丰年，却因军饷赋敛沉重而仍然不得温饱的贫苦生活。其他如《宝井篇》、《滇池涸》等，也是此类作品。
杨慎的写景诗也不少。他叙写云南风光，描绘祖国山河，颇有特色。《海风行》写了下关的风："苍山峡束沧江口，天梁中断晴雷吼。中有不断之长风，冲破动林沙石走。咫尺颠崖迥不分，征马长嘶客低首。"气势雄伟，有雷霆万钧之力。而《龙关歌》："双洱烟波似五津，渔灯点点水粼粼。月中对影遥传酒，树里闻歌不见人。"写洱海夜色，渔舟灯火，月映水波，细腻清新。此外，杨慎又有描述、歌颂历史英雄、忠臣义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诗，其中也不乏佳作。
杨慎在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风气较为流行的时候，能别张垒壁。他广泛吸收六朝、初唐诗歌的一些长处，形成他"浓丽婉至"的诗歌风格。如《滇海曲》12首、三峡《竹枝词》9首,描绘山川风情，颇得乐府遗韵。他的《垂柳篇》，深具初唐风范。《于役江乡归经板桥》："千里长征不惮遥，解鞍明日问归桡，真如谢□宣城路，南浦新林过板桥。"抒发行役倦苦的情怀，情致绵细，别出新境。杨慎又广为采揽"桑间濮上"的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如《送余学官归罗江》，全用绵州民歌，后缀四句送行语，构思新颖，别致清新。
杨慎对文、词、赋、散曲、杂剧、弹词，都有涉猎。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如〔浪淘沙〕"春梦似杨花"一首,描写细润,言辞华美流畅。散曲〔驻马听〕《和王舜卿舟行之咏》,写月下舟行幽景，江天一色,月光如水，并畅想驶入长空银河,意境优美,记叙细微。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叙三代至元及明季历史，文笔畅达、语词流利，广为传诵。他的散文古朴高逸，笔力奔放。《汉杂事□辛》事皆淫艳而言辞端雅，不见鄙秽。他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规劝正德皇帝"偏听生□，独任成乱"，以"古之圣人必谋于众"相谏诫，情挚意切，时婉时激。他的《新都县八阵图记》、《碧□精舍记》等也是记叙散文的佳品。另外他还著有《宴清都洞天玄记》、《太和记》、《割肉遗细君》等杂剧。
杨慎考论经史、诗文、书画，以及研究训诂、文学、音韵、名物的杂著，数量很多，涉及面极广。如《丹铅总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升庵诗话》、《词品》、《书品》、《画品》、《大书索引》、《金石古文》、《风雅逸篇》、《古今风谣》、《奇字韵》、《希姓录》、《石鼓文音释》等等,还有《全蜀艺文志》、《云南山川志》、《滇载记》等地方志及史料。这些著述往往有独到之见，或可补史阙，或提供线索，有相当学术价值。然而，因他久居云南，寻书核对不易，有时只凭记忆写作，所以也有一些误引、臆测不实之处。
杨慎的著作很多。据《明史》记载，明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除诗文外，杂著多至 100余种。四川省图书馆所编《杨升庵著述目录》达 298种。他的主要作品收入《升庵集》（81卷，又称《升庵全集》）。此集万历间四川巡抚张士佩所编订，取杨慎《丹铅录》等书，删除重复，分类编次，附于诗文之后。包括赋及杂文11卷,诗29卷,杂著41卷。其杂著合集另有明焦□辑的《升庵外集》100卷,明杨金吾辑的《升庵遗集》26卷。词、散曲、弹词另辑有《升庵长短句》 3卷，《陶情乐府》4卷，《二十一史弹词》12卷等。 （马鸿盛）
——————————————————————————————————
杨慎二、三事· 李恩普
杨慎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由于秉性刚直，在仕途上很不得志。然而，生活的困顿并没有使他从此消沉下去。他仍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奋斗、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别号升庵，原籍是庐陵人，元末才迁居四川新都。后来，因被流放到滇南，故自称“博南山人”、“金马碧鸡老兵”。明代著名的学者、文学家。
^^幼年时代
升庵自幼聪慧过人，又非常好学，再加上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七岁时，他母亲教他句读和唐代绝句，常能背诵。十一岁时，就会写近体诗。十二岁时，拟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警句，他的叔父兵部侍郎瑞红看了极为赞赏，复命拟《过秦论》，其祖父读了之后，自矜谓：“吾家贾谊也”（陈文烛《杨升庵太史年谱序》）。有一天，他的父亲和叔父们观画，问升庵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孰为正？”要求他写一首诗加以说明，升庵略加思索，立即写诗云：“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他十三岁时，就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诗等，其《黄叶诗》，轰动京华。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明史》卷192），并称杨慎为“小友”。升庵二十一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王鏊、梁储己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坏，以致名落孙山。遭此意外的打击，杨慎并没有灰心失望。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杨慎终于在正德六年（1511年）他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授翰林修撰。从此，杨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
^^政治生涯
杨慎的政治生涯是非常坎坷艰辛的。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一个著名的色鬼，他不肯读书，不务朝政，专门寻花问柳，设置“豹房”，昼夜荒淫，还带着宦官，化装外出，到处奸污民间妇女。针对武宗荒淫暴行，杨慎不避斧钺，敢于犯颜直谏，于正德十二年（1517）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朱厚照“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朱厚照根本不理睬，依然在歌楼妓院里通宵酣饮，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靡烂生活。升庵目睹民不聊生，国事日非，实在气愤不过，写下“紫塞朝朝烽火，青楼夜夜弦歌”（《西江月》）的词句，称病告假，辞官归里。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终因酒色过度而死，因无子嗣，由其堂弟朱厚熄继位，是为明世宗。授杨慎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升庵利用给皇帝讲书的机会，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教育世宗。如对已判死罪尚未诛杀的佞宦张锐、于经等人，由于大肆行贿、世宗破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升庵在经筵讲课时，便特地选出《尚书》里《金作赎刑》这一章，对世宗讲道：“圣人赎刑之制，用于小过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恶，无可赎之理。”朱厚熜听了之后很不高兴，常常借故停止讲书。这样，升庵由于耿直，既失欢于皇帝，又结怨于权奸。杨慎虽胸怀壮志，力图报国，但其政治才能在当时是难以施展的。
特别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突出表现出杨慎的“叛逆”风骨。事情是这样的：朱厚熄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上皇帝宝座后，按照皇统继承规则，世宗要承认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庙；自己的生父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朱厚熜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这样，皇统与家系就成了当时内阁大臣纷争的议题。当时，张聪、桂萼等新贵，为迎合上意，攀附权奸，主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入睿宗（兴献王朱佑杬），德高望重的杨廷和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为此，杨廷和被迫辞官归里，升庵一再上书辞职，不愿与张、桂等“无耻小人”同列共事。对此，刚愎自用的朱厚熜非常生气，他一意孤行，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升庵“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世宗更加震怒，竟使用暴力镇压，“命执首八人下诏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动地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声彻宫庭。“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升庵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
杨慎在放逐滇南漫长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仍然奋发有为，不肯向邪恶势力屈服。他路经湘西，想起了被楚怀王放逐的屈原，情不自禁地哼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贵州，他想起了流放夜郎（今桐梓县）的李白，感叹“我行更迢递，千载同潜然”（《恩谴戌滇纪行》）。他不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著述，为白族修史。每到一处，往往借咏边塞奇花异草，抒发政治热情。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穷山绝域”而“绝世独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山茶花》中，盛赞山茶花不畏严寒，“绿叶红英斗雪开”的傲然风骨。他在永昌看到“背日而开，与蜀葵相反”的唐婆镜花，就慨叹葵花向日，固然是忠臣的象征；唐婆镜花背日而开，应是诤臣的表现。诤臣往往受到诌媚佞臣的排挤和诬害，无耻小人又经常乔装成向日蜀葵，使人忠奸难辨，真假难分。在咏物之中，寄寓着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杨慎在放逐期间，仍然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国事。如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化公为私，敛财肥己，坑害百姓时，不仅正义凛然地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还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赵剑门，力言此役“乃二三武弁投闲置散者，欲谋利自肥而倡此议”，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
^^伉俪情笃
杨慎的政治生活虽然十分坎坷，但爱情生活却很幸福美满。他的夫人黄峨，字秀眉，四川遂宁（又称黄安）人，长诗词，尤擅长散曲。婚后他们夫妇感情非常融洽，在桂湖之滨过着诗情画意、相敬如宾的甜密生活。他俩经常在湖畔散步，榴阁赋诗，相互酬答。杨慎夫妇虽然情投意合，但并未陶醉于卿卿我我的儿女之情。婚后第二年，在黄峨的支持和劝促下，升庵就动身进京复官。
杨慎与黄峨的忠贞爱情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因为在他俩的生活旅途中，春光明媚的顺境是很短暂的，而更多的是漫长的急风暴雨的逆境。当杨慎因仗义执言，遣戍滇南时，黄峨对丈夫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深表同情，曲意劝慰，殷勤照顾。黄峨不辞风霜之苦，千里跋涉，亲自护送升庵从北京到云南。嘉靖三年（1524）十二月十五日这个天寒地冻的夜晚，黄峨陪伴着骨瘦如柴，身带枷锁的杨慎，行至江陵的驿站门前，他看到妻子风尘满面，疲惫不堪，再也不忍心让她向前护送了，力劝妻子回四川新都老家。临别之际，升庵填写了一首《临江仙》词云：“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何洲？今霄明月为谁留？团圆清影好，偏照别离愁。”（《戍云南·江陵别内》）。情辞凄楚，催人泪下。黄峨回到新都，看到桂湖景物依旧，物是人非，写了一首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飞曾不度（一作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感情十分真挚。此后，黄峨曾越山涉水，到云南永昌探望杨慎，并在戍所住过两年多的光阴，嘉靖八年（1529）杨慎父亲去世，杨慎赶回新都治丧，夫妇才得短期会面。相见时难别亦难。临别时，黄峨写了《罗江怨》散曲，与升庵送别。曲云：“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鸟道几回折？雁声不到，马蹄又怯，恼人正是寒冬节。长空孤鸟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其三）”以冷与热的强烈对比，反映自己内心的一片深情，凄婉动人，遂成千古名句。
^^“著作之富，推慎第一”
杨慎一生刻苦学习，勤于著述，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博学家。他不仅对经、史、诗、文、词曲、音韵、金石、书画无所不通，而且对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也有很深的造诣。如他任翰林时，正德皇帝朱厚照问钦天监及众翰林：“星有注张，又作汪张，是何星也？”众张口结舌，无以对答，独杨慎从容对曰：“柳星也”，并历举《周礼》、《史记》、《汉书》等文献资料加以说明。他预修《武宗实录》，事必直书，不为尊者讳。他在长期流放中，仍然“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明史·杨慎传》）。在云南永昌边塞荒凉地区，尽管图书资料奇缺，升庵仍嗜书成癖，“书无所不览”，经常对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明史·何孟春传》）他认为要“知天下”，一是依靠“躬阅”，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知识；二是依靠“载籍”，从别的记载和书籍中取得。因此，他不仅刻苦读书，手不释卷；而且每到一处，就对当地风俗民情进行调查了解，努力学习当地民族语言，从亲身经历与实践中丰富自己的知识。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仅凭自己苦学、实践、记忆，在滇南时就写出了不少笔记、选本以及许多注释性书籍。如《南诏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慎候记》、《南中志》、《滇载记》、《记古滇说》等书。据《升庵杨慎年谱》的记载，杨慎平生著作有四百余种。所以，《升庵外集》序称：“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明史》本传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后人辑其重要著作编为《升庵集》，散曲有《陶情乐府》。
杨慎于嘉靖三十八年（1599）七月六日卒于戍所，时年七十二岁。临终时，他还以“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