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小说江姐

Ⅰ 《江姐》是根据谁的什么书改编的能把此书看看吗

电视剧《江姐》与过去风靡全国的小说《红岩》没有改编关系。

江姐不是改编的

Ⅱ 金砂的《江姐》的创作

羊鸣、姜春阳、金砂
创作《江姐》的整个过程，是我们学习和贯彻党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学习和贯彻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学习和贯彻林彪同志提出的“三结合”（领导、专业人员和群众的结合）“三过硬”（学习毛主席著作过硬，深入生活过硬，练基本功过硬）等指示的过程。
我们几个作者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很年轻。新歌剧的音乐究竟应该怎么个写法?我们心中无数。在多年来的歌剧创作实践中，我们走过不少弯路，碰过不少钉子。
其实，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毛主席在若干年前就给我们指明了的。过去出于我们没有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思想改造不够，又加上“洋框框”的束缚，因此虽然也是读了毛主席的书，但是领会得极不深刻。往往形成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
这次在《江姐》的音乐创作中、我们体会，贯彻“三化”的整个过程，是一个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的过程，也是艺术上革新创作的过程。同时我们也体会到；要想更好地贯彻“三化”，写出一部好的作品，还必须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引自《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
那么我们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完成《江姐》这部歌剧的吾乐创作的呢？我们是遵照了林彪副主席指示的“三结合”方式进行创作的。我们深深感到歌剧《江姐》如果没有党的正确顿导，首长的关怀和指示，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光靠我们几个作者是很难完成的。
谈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罗瑞卿同志的一些指示。例如有一次他谈到：一部歌剧一定要有几支好歌曲，象《洪湖水，浪打浪》那样在群众中流传得开的好歌。这样，一部歌剧才能站得住脚。一部歌剧没有几个好歌曲是不行的。
首长这一指示，成了我们创作歌剧《江姐》音乐的强大动力。《江姐》里的几首歌曲，如《红梅赞》等，为了能在群众中便于流传开，我们曾先后写了七、八首，修改了二十余次。也不能不提到刘亚楼同志生前，在《江姐》整个创作过程中，从开始交待任务起，到排演、修改都亲自抓了这个戏，大到剧本的主题思想和结构，小到非常具体的唱词、唱腔。使人永怀不忘的是他在病重时仍在非常具体地指导《江姐》的修改。
此外，在《江姐》上演的过程中，观众提出的好多宝贵的意见，我们都认真的作了研究，并根据这些意见进行了若干加工、修改。总之，歌剧《江姐》是三结合的产物。
一九六二年十月，剧本初稿完成。我们就到四川去学习地方戏曲，搜集音乐素材。同时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等旧址，采访和熟悉了江姐等革命烈士生前的斗争事迹。
一九六三年三月音乐初稿完成，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缺点：剧本结构及唱腔安排比较散；在塑造人物方面，特别是江姐的音乐，形象不鲜明，不突出，流于一般化；没有摆脱“洋框框”，音乐语言不亲切，不朴实，这样便不能深入人心，为群众所喜爱；生搬硬套四川音调，熟悉四川音乐的人听了，认为“古里古怪，不易接受，印象不深刻”。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很多，虽然有不少是属于技术、技巧上的问题，但归根结底，主要还是一个创作思想、创作路子的问题。
当时领导决定：再次深入地学习周总理有关“三化”的指示，然后重新深入生活，搜集音乐素材。根据以上指示，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学习，于同年四月再下四川，又去了浙江、上海等地，学习了川剧、婺剧、越剧、杭剧、沪剧、四川扬琴、清音、杭州滩簧、金华滩簧等戏曲音乐和民间音乐。我们本着林彪同志指示的“边看、边想、边写、边改”的原则，于同年八月完成了《江姐》音乐的第二稿。
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通过“三结合”的方式进行了不断的加工修改，直到现在。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总的要求下，塑造江姐这一英雄形象，是我们写作这部歌剧音乐的最高的任务。如何作到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精神面貌挖掘得深是非常重要的。要想达到以上要求，必须对剧中人物作一个正确的分析和理解，否则只能把人物搞得“表面化”、“脸谱化”。
我们对江姐这个人物的分析和理解是这样：江姐——坚强的革命者：对党无限忠诚，对敌人无比憎恨，对同志无限热爱；她胸怀宽广，志气远大，一切以党的利益为重；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在敌人面前，不畏强暴，不管碰到任何困难，她总是临危不惧，从容不迫；她感情充沛而又细腻，是个外柔内刚的人。
基于上面对江姐这个英雄人物的理解，我们想着重刻划她那“一片丹心向阳开”的革命热情，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以及从容不迫，外柔内刚的个性特点。所以我们在音乐造型上，赋予了江姐很重的部分——抒情性的唱腔。开始，提到抒情就有点怕，恐怕抒不好情而受到责难。后来一想，这是不对的。我们的革命者对党，对同志，对共产主义应该最富有感情。江姐本人恰恰就是这样，当我们采访了江姐生前的战友，看了《红岩》小说，江姐的形象在我们头脑里是高大的，但也是普通的。因而当我们动起笔来，为江姐写唱腔时，总觉得有责任赋予她一些亲切、动听、优美的音调。使人一听或唱起江姐的歌曲来，便能引起共鸣，怀念我们所尊敬的江姐，鼓舞人们前进，而不致于使江姐偶象化。在江姐的唱腔中，也有激昂慷慨的乐段，但我们并不想把“激昂慷慨”写得那样外露。就是在敌人的法庭上，她也是从容不迫，十分镇静。因为真理是在革命者这一边，她确信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正象江姐在第六场（审讯室），指着特务头子沈养斋唱的那段词的态度一样：“你何必虚作声势张牙舞爪，我稳如泰山不动摇”。江姐的唱腔安排大致是这样：开始她唱的《红梅赞》代表了江姐的主题。所有以后的唱腔都是以《红梅赞》为基础，在速度、节奏及旋律上加以变化（我们学习了戏曲中常用的那种，变头不变尾，变尾不变头，同腔不同过门的变化手法）、创新、发展来表现江姐内心情绪和戏剧冲突。
《江姐》上演以来，有的同志反映，江姐的音乐形象刚劲不足，我们根据这些意见作了一定的修改（如江姐在第七场就义前的唱腔等），但是我们仍感到在刻划江姐外柔内刚上，内刚还显得不够，特别是没有把第六、七场的音乐推到高峰，这还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加工和修改。
根据写好江姐英雄形象这个前提，我们对歌剧的音乐创作，作了一些安排，提出了一些设想。下面就谈谈这些设想和点滴体会。
⑴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教导说；“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这一段话，使我们联想到音乐创作，要想使观众“欢喜看”，“欢喜听”，就必须充分的重视音乐语言的民族化、大众化，力求亲切、动听、新颖、朴实。在表现手法上．不去追求表面的华丽、不搞华而不实，大而不当的东西；力求深入浅出，以简单的手法表现深刻的内容。我们还想使这部歌剧写成后，无论大剧团，小剧团，甚至业余剧团，演出时都不感到吃力；干部和广大群众看了这部歌剧都很喜欢。为了更好的实现这个要求，首先就必须充分考虑广大现众的美学要求和欣赏习惯。
我们的作法是：
（甲）从流传于民族民间、与广大群众心心相连，为所熟悉，所掌握，所热爱的戏曲音乐及民间音乐中吸取精华和养料，通过提炼、加工、发展，创作出既是民族的大众的又有时代特点的歌剧音乐。把这些音调统一在反映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的时代面貌，和塑造江姐这个革命的英雄的形象上去。
（乙）重视旋律性，这是我们民族音乐很重要的特点，不去过多地运用复杂的和声、伴奏、复调以哗众取宠。过去由于我们对这一点重视不够，因此，当一部歌剧演出时，经常会听到观众反映“没个调调”，“不好听”等等。这些简单而又严厉的批评，道出了一个真理，就是说在一部歌剧里不管是什么人物，没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曲调，是打动不了观众的。一段缺乏人物特点的乏味的唱腔，即使在伴奏、和声、复调等手法上搞得再复杂，再微妙，还是乏味、没有特点。相反，一首耐人寻味、有个性特点的旋律加上伴奏、和声、复调等的补充，就更能引人入胜。我们是努力这样作了，当然还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唱腔，需要进一步努力修改。

Ⅲ 歌颂江姐

可以使皮肉烧焦，

可以使筋骨折断，

铁的棍子，

木的杠子，

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

那是千百个战士的安全线呵，

用刺刀来剖腹吧，

挖得出来的，

也只有又红又热的心肝！

Ⅳ 《江姐》的原文 急用！！！！！

原文《红岩》
长篇小说《红岩》可以在以下网址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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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红岩中江姐的故事

红岩中叙述的是只有十岁的江姐为了生活被迫去做工，由于她身材天生矮小，够不到高大的机器，只能坐在特制的高凳上，稍有疏忽就要遭到工头皮鞭的抽打。

江姐十九岁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夏，经组织安排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入党后，按党组织的要求，与彭咏梧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人们习惯称她江姐，以表敬爱之情。

江姐以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因叛徒出卖，江姐被捕。在审讯室里，敌人恶如豺狼，他们用尽了各种酷刑，也不能动摇江姐的革命意志。敌人用特制的四楞筷子放在江姐的手指间，双手紧握筷子的两头来回猛夹，边夹边恶狠狠的说：“你说不说，不说就把你吊起来！”这时江姐高喊：“筷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Ⅵ 朗读江姐给弟弟的一封信带有什么样的情感

在亿万中国人的心中，江姐是革命意志坚强的代表。她的一句名言曾激动了无数人的心——“严刑拷打算不了什么，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

江竹筠这位看似文弱的女性有那样坚强的表现，是由于对旧社会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仇恨，也是由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无限向往。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时，她和渣滓洞里的难友们虽不知国旗的图案，却也以憧憬的心情商议着绣制这面代表解放的旗帜——尽管她们知道自己已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在四川大学期间，江竹筠学会了俄语，并阅读来自苏联的书籍和报刊。1944年暑假回到重庆时，她参加了中苏友协招待会，会上放映了苏联故事影片《丹娘》——英勇不屈的卓娅成了江竹筠心目中的楷模。在狱中她受酷刑后，难友们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当年的革命需要这种时代精神，而后人在为理想而奋斗时，同样能够从江竹筠身上得到教益。

■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假夫妻，终于结成了真伴侣。唯一的爱子寄养在别人家里；为了革命工作，她做了绝育手术

■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丈夫头颅，一时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得镇定自若

在江竹筠身上，寄托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种精神的融合。她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也是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最后为了革命事业又舍弃了她难舍的一切。

1943年4月，党组织派23岁的江竹筠以假夫妻的身份，配合地下党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彭咏梧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通信联络。他们二人只有夫妻之名，实际上还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在工作中，老彭十分关心江竹筠的安全。为了躲避重庆特务的跟踪，翌年，老彭让她报考成都的四川大学——那里号称民主堡垒，比较安全。江竹筠只读过一年高中，却向老彭保证：“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愿意拼命！”经过3个月的复习，她终于考上了四川大学，老彭则经常以丈夫的名义去看望并布置工作。

1945年，经组织批准，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彭咏梧和江竹筠结为夫妇。一年后，儿子彭云出世。夫妇俩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江竹筠为了在地下斗争中轻装上阵，毅然做了绝育手术。1947年秋，彭咏梧、江竹筠夫妇奉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赴川东打游击。翌年春节前夕，彭咏梧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门上示众。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这一情景，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出镇定。此后，她继续战斗在川东的门户万县。

江竹筠被捕后仍时时惦念着自己的儿子。1949年初秋，她利用一个难友出狱的机会，事先用竹签蘸着棉花灰对水调成的“墨汁”，给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哥哥江竹安写了一封信：“假如不幸的话，云儿（指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毛泽东看到江姐牺牲那场戏时，曾动感情地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

几十年来，“江姐”要比烈士本名——江竹筠的知名度高得多，她身穿旗袍外罩毛线背心的服装样式也曾被人称为“江姐式”。这虽然要归功于艺术作品的形象塑造，更重要的还在于烈士本人的事迹感人。

重庆刚解放时，罗广斌在一本小册子中发表了《江竹筠烈士小传》。罗广斌是由江竹筠介绍入党，并在她的领导下工作。他被关入“渣滓洞”监狱后，江姐通知狱中的难友“此人可靠”。1951年纪念建党30周年时，重庆《大众文艺》发表了杨益言所写的《圣洁的血花》征文，也是以江竹筠烈士为题材的。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8万册的《在烈火中永生》。此后，罗广斌、杨益言以3年的艰苦创作写出长篇小说《红岩》。此书仅国内就先后发行800多万册，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

烈士的事迹不仅被作为长篇小说的素材，而且还被搬上了舞台、银幕和屏幕，很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都以能够扮演江姐为荣。如歌剧《江姐》，是1964年由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首度排练和演出的，公演后很快在全国引起轰动。在风风雨雨的35年间，她经三代演员四度复排，前后共演出460余场，被赞誉为中国歌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的唱段如《绣红旗》、《红梅赞》等脍炙人口，被广为传唱。

老一辈革命家也深深为江姐的英雄事迹所折服。据《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回忆，当年毛泽东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时，看到壮烈牺牲那场戏，他禁不住动了感情，曾感慨而又不无遗憾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

Ⅶ 江姐、双枪老太婆、许云峰、疯老头，这些都是小说《红岩》里面的人物他们的个人介绍

江姐
江姐，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因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党史小说”《红岩》的相继出版，而成为当代中国公众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

她本名江竹筠，地下党组织内一般都称她“江姐”。1948年初，她的丈夫彭咏梧(中共川东临委委员、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在下川东领导农民暴动失败，不幸牺牲。她忍住悲痛，要求地下组织将她再派到下川东，继续从事农村暴动的准备工作，不料于端午节后因上级领导叛变出卖而被捕。正忙于打内战的国民党当局为了防止后方农村暴动，急于从她口中得到有关地下组织情况，对她施用了酷刑，但她任凭拷打折磨，坚不吐实，关押至1949年11月14日被杀害。

后来回忆录的作者们在创作小说《红岩》时又以她为原型塑造了仍旧称为“江姐”的“江雪琴”，实际上江雪琴的革命经历和主要事迹均与江竹筠相同(电影演员于蓝在扮演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时，就专门请当年江姐的战友刘德彬详细介绍了真实的江姐的各方面情况)。因此，一般人仍然把小说中以及后来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中的江姐都看成是历史上真实的江姐。

虽然江姐在中共党内地位并不高，只是基层党组织(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工委)的联络员，与她同时代献身革命、同样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何止成千上万，但她却为广大公众所熟知，江竹筠的名字和事迹还同许多革命领袖人物一起被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的人物辞条中。在2003年重庆市评选“重庆十大历史文化名人”时，还有不少人要求选江姐……这不能不归功于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小说《红岩》所引起的轰动效应。

在人们所熟知的江姐的动人事迹中，有两个最让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的情节，一个是她亲眼看到了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后悬挂示众的她丈夫彭咏梧(小说等文艺作品中叫彭松涛)的人头，另一个是她被捕后遭受了以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

遗憾的是，这两个震动了亿万公众的情节，恰恰都是虚构的。

虚构这两个情节，并非是在作者们创作小说时，而是在他们写革命回忆录——报告文学时，甚至在此前为青少年作烈土事迹宣传报告时就开始了。后来刘德彬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坦诚写道：“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来是(夹)竹筷子，把它改成了(钉)竹签子；全文背诵《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提纲和要点；江竹筠并未见到她丈夫的人头，而把她说成见到了。”1964年《在烈火中永生》再版时，因江姐看到丈夫人头的情节编造痕迹太重，被刘德彬提议删掉了。但江姐遭受竹签子“钉手指”酷刑的情节，仍然保留了下来，长期留传，影响深广。

我们看看历史上对江姐事迹的介绍中，对她受刑的介绍经过了怎样的演变。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接管重庆。在国民党当局溃逃前夕，对渣滓洞、白公馆等地关押的政治犯实行了血腥大屠杀。12月初，分别在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从渣滓洞、白公馆脱险逃生的刘德彬、罗广斌等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集中。随即被安排到“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组织部协助工作，参加整理烈士传略，提供给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评审烈士参考。他们集中了萧中鼎、傅伯雍、盛国玉、孙重、任可风、杜文博、郭德贤、曾紫霞等脱险同志一起讨论，提供烈土生平及狱中表现等资料，罗广斌与刘德彬、凌春波记录整理，由罗广斌一人做代表向评审会议介绍情况，听候咨询。

1950年1月中旬，“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召开后，罗广斌、刘德彬等将有关材料整理成大会特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印行3000册，分送有关单位和烈士亲属。其中，“被难烈士事略”中的“江竹筠烈士”一则，对江姐被捕后的受刑是这样介绍的：

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曾经昏死过三次……

1950年6月21日出版的重庆《大众文艺》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3人第一次合写的文章《“中美合作所”回忆片断：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其中对江姐受刑是这样写的：

特别是江竹筠同志，(特务)要想从她身上，找出一些关于她丈夫彭咏梧同志的关系，所以在魔窟的严刑拷讯下，她受尽了老虎凳、鸭儿浮水、夹手指、电刑、钉重镣……各种各样的酷刑……
双枪老太婆：小说《红岩》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当是双枪老太婆了。她疾恶如仇，爱憎分明，惩奸除恶，腰插双枪，能左右开弓，百步穿杨，带领华蓥山游击队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颇具女侠风骨。
真有这样的生活原型吗?有。不但有，而且生活原型比小说、电影人物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们就是中共党员陈联诗同志和邓惠中烈士。
陈联诗，四川岳池人，生于1900年，其家庭为岳池名门。陈联诗自幼聪颖过人，毕业于岳池女师，以优异的成绩留校执教，1923年1月与廖玉璧结婚。婚后，陈联诗和廖玉璧双双考入南京东南大学。此后，廖玉璧奉党组织的指示回家乡去抓武装，陈联诗便随丈夫返乡。
陈联诗在川北起义中，积极协助丈夫工作，并亲自主管后勤军需，下山搞粮筹物，到重庆购买枪支弹药护送回华蓥山，干的都是处处充满危险的工作，但她每次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她的枪法，也是这段时间苦练出来的。
大约是艺高人胆大吧，此后她腰插双枪，不管是下山筹粮筹物，还是到重庆运子弹回来，虽然身边只带两三个队员，但只要有小股敌人敢挡道，肯定跑不掉吃她的枪子儿，很快在川北打出了名气，人称“双枪女侠陈三姐”。1928年秋，陈联诗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秋，她因党组织决定川北举行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起义，为迎接红四方面军入川，负责第二次起义的后勤筹备工作。
为了解决起义的大批款项困难，陈联诗和廖玉璧卖了自己的田产，将钱交给了党组织。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陈联诗便在广安开了“悦来医社”，以保证起义后的药品供应，在罗渡溪、赛龙场、肖家场开了栈房和饭馆，以备起义后的吃住急需。忙完这些，她又带了一个小分队，赶往重庆抢运回一批枪支弹药。
起义顺利举行了。这次起义使军阀杨森的部队遭到重创，一时间完全被拖住，无法抽兵围剿红军，为川陕苏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此后，陈联诗和华蓥山游击队的其他几位领导人一起，指挥这支英勇不屈的队伍一直在华蓥山坚持武装斗争。
“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之二邓惠中，是四川岳县人，出生于1904年7月(农历)，毕业于岳池女子师范学校，并执教于该县江西馆小学，此后不久，即任该校校长。
1937年冬，邓惠中的丈夫邓福谦因向往延安，决心投身于革命事业。留在家里的邓惠中，担负起了供养老人和抚育三个幼儿的重担，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和丈夫同年入党。入党后，她很快担任了县妇女委员和妇女特支书记，把党组织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群众中很有威信。
这一时期，邓惠中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岳武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中。在实际武装斗争的锻炼中，她学会了射击，逐渐练成一名神枪手，经常腰插双枪，下乡筹粮筹款，并和陈联诗一样，经常扮成阔太太，坐上滑杆，带着几名游击队员出外运回枪弹。她几次身临险境，但都从容镇静地应付过去。实在无法蒙混过关的时候，她便果断地拔枪射击先发制人，带领队员冲出险境。
岳武起义失败后不久，邓惠中于1948年8月2日不幸被捕，敌人同时还抓捕了她的也是党员的二儿子邓斌。母子都坚贞不屈。1949年11月27日，邓惠中和儿子邓斌被特务们枪杀于渣滓洞。
许云峰：1948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为了配合工人运动，重庆地下党工运书记许云峰命甫志高建立沙坪书店，作为地下党的备用联络站。甫志高为了表现自己，不顾联络站的保密性质，擅自扩大书店规模，销售进步书刊。一天，区委书记江姐要去华蓥山根据地，甫志高到码头为江姐送行，江姐嘱咐他要注意隐蔽，他嘴上答应，心里却不以为然。江姐到离根据地不远的一座县城时，发现自己的丈夫、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的人头被高挂城头。见到纵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后，她强忍悲痛，坚决要求到丈夫生前战斗的地方工作。甫志高又自作主张吸收一名叫郑克昌的青年入店工作，许云峰知道情况后大吃一惊，几经分析发现郑克昌行迹可疑，便让甫志高通知所有人员迅速转移。甫志高却根本不听劝告，反认为许云峰嫉妒自己的工作成绩，结果被捕并成了可耻的叛徒。由于他的告密，许云峰、成岗、余新江和刘思扬等人很快相继被捕。特务头子徐鹏飞得意忘形，妄图借此将重庆地下党一网打尽。然而，他使尽各种伎俩，都没能从许云峰等人身上得到任何所需的东西。凶残的敌人为了得到口供，疯狂地折磨政治犯。他们给犯人食用霉烂的食物，而且在炎热的夏天限制饮水数量，妄图用炎热、蚊虫、饥饿和干渴动摇革命者的意志。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狱中难友乘放风时在墙角挖出一眼泉水，在保护泉水的斗争中，龙光华英勇牺牲，全狱难友绝食抗议敌人的暴行，敌人不得不妥协让步。

叛徒甫志高带领特务窜到乡下，江姐不幸被捕，关押在渣滓洞里。在狱中，她受尽了折磨，凶残的敌人把竹签钉进了她的十指。面对毒刑，她傲然宣告：“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秋去冬来，转眼到了年底。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国民党当局在受到沉重打击后开始放出和谈空气。阴历年三十，渣滓洞全体难友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联欢会。更令人高兴的是，地下党派人与他们取得了联系。敌人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假意释放了一些政治犯，来自资本家家庭的共产党员刘思扬是其中之一。在他被送回刘公馆的第二天夜里，一个自称姓朱的人潜入刘家，说他受区委书记李敬原的委派，前来了解刘思扬在狱中的表现，并要他详细汇报狱中地下党的情况。正当刘思扬对此人怀疑时，李敬原派人送来情报，揭穿了这个伪装特务郑克昌的真面目。刘思扬来不及转移，又被抓起来关进另一所监狱“白公馆”。郑克昌在诱骗刘思扬失败后，又伪装成同情革命的记者高邦晋打入渣滓洞，他妄图通过苦肉计刺探狱中地下党的秘密。余新江等人识破了他的伪装，并借敌人之手除掉了这个阴险的特务。解放军日益逼近重庆，地下党准备组织狱中暴动。在白公馆装疯多年的共产党员华子良与狱中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同时，关在地窖中的许云峰用手指和铁镣挖出了一条秘密通道。当解放军攻入四川，即将解放重庆的时候，徐鹏飞等狗急跳墙，提前秘密杀害了许云峰、江姐、成岗等人。就在许云峰等人被害的当天晚上，渣滓洞和白公馆同时举行了暴动。刘思扬等一些同志牺牲了，但更多的同志终于冲出了魔窟，伴随着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去迎接黎明时分灿烂的曙光
疯老头： “疯老头”华子良
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从被捕入狱到最后脱险，整整坐了14年牢。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革命者，小说《红岩》中描写的华子良的情节，相当一部分是真实的。他是山东阳谷县人，出生于1909年，1933年入党，同年打入敌特，后暴露被捕。韩子栋在好几所著名的监狱被特务关押过。在白公馆监狱，他什么酷刑都受过，但他就是不招供、不低头，特务们拿他实在没办法，就一直把他关在白公馆。由于关押时间长了，特务们渐渐对他放松了戒备。以后新到白公馆的特务，只知道他是一个老嫌疑犯，人也傻乎乎的。担任采买的看守王懋才就经常把他带出去挑菜。
1947年8月18日，这是一个韩子栋一生都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天下午，王懋才又叫上他上街买菜。途中，王被特务们拉上了牌桌，打麻将赌起钱来。这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韩子栋决定就趁这个机会逃出去。
韩子栋见王懋才渐渐打上了兴头，便向王说道：“我去上个厕所，马上就回来。”来到街上后，他一溜猛跑到嘉陵江边。为了对付特务的警犬，他跨入江水中奔跑了好长一段，然后才找了条小船，渡过江去。
王懋才打了一阵麻将，才忽然回过神来：哎，人呢?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来?他心知不妙，下了牌桌。一帮拉他打牌的特务，也立时吓得呆了。
白公馆跑了共产党!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顿时闹得重庆保密局系统从上到下都惊慌起来，派出特务四处追捕。正在重庆运输军统器材到南京的沈醉，听说此事后立即调了10辆小车，带上大批特务和韩子栋的照片，分两路向贵阳和成都方向追去。与此同时，特务们还大量加印韩子栋的照片分发各地警特单位，查旅馆，搜店铺。他们以为无论如何都能抓到韩子栋，因为警犬追到嘉陵江边后，根本没有嗅出他过江的气味。可特务们却有所不知，在他们心中傻乎乎呆痴痴的韩子栋，却在逃路中考虑到了怎么对付警犬!
韩子栋过江后，直赴河南，一路忍饥露宿，历尽千难万苦才找到了解放军。解放后，韩子栋历任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贵阳市委副书记。“文革”中韩子栋受到不公正待遇。
韩子栋被平反后，担任了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省顾委委员，为党的统战和政协工作做出了许多新的贡献，1992年5月19日病逝于贵阳，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