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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谁写过关于孔子的书

孔子仁学思想中的节欲观及其现实意义

王焱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广西 桂林 541004）

据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统计，在《论语》中，提及“仁”的地方共109次。可以说，“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理想的人格境界。

颜渊曾问孔子怎样才能做到“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意思就是说，通过自己约束自己的欲望以达到礼的要求就是仁。颜渊继而问到求仁的具体途径，孔子答到：“非礼勿听，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以上的对话表明，在孔子看来，“仁”是离不开“礼”的，“礼”是求“仁”的行为标准和必由之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孔子使用的是“克己”，而不是宋代理学家所宣扬的“灭人欲”。这说明，孔子看到了己（人欲）的存在，但同时更强调对己的克制。也就是说，孔子一方面承认“仁”是以人欲为基础，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人欲不是“仁”也不能自动达到“仁”，要达到“仁”的理想境界，就必须对人欲进行克制即“节欲”，从而使一切行为都符合礼制（复礼）。孔子心中的君子就是一个“修己”（《论语·宪问》）的形象。“修己”就是修养自己，即按照礼的规范约束自己。孔子认为只有人人皆做到修己节欲，整个社会才会安居乐业。

由此可见，孔子的人欲观既不是纵欲的，也不是禁欲的，而是节欲的，即礼义与欲望的调和。孔子在承认人欲合理性的同时，更主张以礼义来规范人欲，把人欲规范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从而使得人欲在社会与个人之间得到协调。

一方面，孔子承认人欲的存在与满足的合理性。《礼记》记载孔子的话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对饮食的欲望可以引申为对物质的追求，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贫而无怨难”（《论语·宪问》）；对男女的欲望可以引申为对性的需求。显然，孔子肯定了合理满足人性的两大基本欲望——物欲与性欲的必要性。因此他主张统治者应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民众的物质欲求，使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孔子还主张先富而后教：“既富之”，再“教之”（《论语·子路》），这表明他看到了民众基本物质利益的满足对教化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承认对人欲的合理满足是“求仁”的前提。

另一方面，孔子也强调 “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要做到“欲而不贪”（《论语·尧曰》）。这说明要达到“仁”的道德境界，就必须以礼节欲，克制欲望的膨胀。欲望的节制在物欲方面的表现就是节俭，在性欲方面的表现就是戒淫。

孔子一向崇尚节俭，即使“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也“乐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子反对奢华，“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过去人们用麻编织孝帽，花费大，后来人们节俭了，改用丝织，对此，孔子表示赞许：“俭，吾从众”（《论语·子罕》）。孔子他非常赞赏他的学生颜回俭朴的精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甚忧，回也不改其乐。贤者，回也！”（《论语·颜渊》）

孔子一向鄙视贪恋美、，沉湎淫欲。他在《论语》中两次哀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卫灵公》），表明他对道德修养无法克制性欲膨胀的社会普遍状况表示深深的忧虑。孔子在鲁国任大司寇期间，鲁国国君鲁定公喜爱淫歌妖舞。齐国为了腐蚀削弱鲁国，投其所好，送去八十名美女歌妓。鲁定公终日沉迷于酒色淫乐之中，不问政事。孔子屡屡动谏无效，便辞去了职务，离开鲁国，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之行。

孔子还提出了“君子有三戒”：少时戒“色”、壮时戒“斗”、老时戒“得”（《论语·季氏》）。意思是说：君子年轻时要警觉贪恋女色（性欲），年壮时要警觉争强好斗（攻击欲），年老时应警觉贪得无厌（物欲）。孔子抓住了不同年龄段的欲望特点，告诫人们应适度克制，以善其身。

孔子认为，人之患在于欲望太多，欲多则无刚，因而“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他还强调：“刚、毅、木、讷，近仁” 《论语·子路》，意思就是说：刚强、坚韧、朴实、谨言，就接近于仁了。而这些“仁”的特征都是不屈于人欲的表现。

孔子的这种人欲观，讲究对欲望适度的节制，避免了纵欲与禁欲的偏颇，是他所提倡的中庸之道的体现。对于中庸，朱熹在《集注》中是这样解释的：“中者，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孔子把中庸当作君子所具备的品格，《中庸》中记载他的话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孔子还称赞“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意思是说中庸是一种最高的仁德。孔子认为过与不及二者都偏离中道，都是“不贤”的表现，所谓“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由此可见，中庸作为君子的德行，既是一种执中不偏的方法论，更是一种适度节制的世界观。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意思是说：因约束自己而犯过失是少有的。也就是说，对自己适度的克制才能保障仁德的实现。

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及“利”与“义”。“利”即个人利益，可视为人性对私欲的追求；“义”即社会道义，可视为礼德对私欲的克制。孔子主张人们在追求私欲满足的时候，要坚持“义” 对于欲望的导向，将社会道义作为社会行为的准绳，提倡“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孔子将是否按照“义”即社会道义行事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区分标准，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意思是说一般的人只知晓自己的利益，君子除了知晓自己的利益外，还知晓社会的道义。如果放任一己私欲，就会导致不良后果，“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当欲望与道义发生冲突时，应“以义制利”，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为了不违背仁道而牺牲自己的生存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微子因纣王无道而出走，箕子因此被贬为奴隶，比干因劝谏而被处死，三人皆为了心中的仁道，舍弃了趋利避害的私欲，故孔子称其为“殷有仁”（《论语·微子》）。

孔子作为古老中国的精神领袖与思想圣人，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更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与血脉，孔子及其儒家文化的节欲观已沉淀为中国人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走向是一种内敛的发展方式。然而，孔子虽为儒家的创始人，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儒家文化与孔子的思想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为儒家文化经过朝朝代代的变更，已与孔子原初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出入。就人欲观为例，儒家的人欲观大体经过三个时期：先秦两汉中国本土原生的节制欲望的时期、隋唐宋明受佛教禁欲观影响的禁锢欲望的时期、明清近现代受到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解放欲望的时期，三个时期的分野很大，而许多学者却将三者混为一谈，动辄将孔子贬为反人性灭人欲极端禁欲主义的始作俑者，将中国经济发展缓慢的罪责统统归咎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身上，甚至宣称中国的发展与富强必须拿孔儒传统思想来祭旗。孰不知这种禁欲主义恰恰是与孔子节欲思想的初衷相违悖的。

著名的犹太小说家索尔·贝娄曾在他的小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写道：东方是物质之劫，西方是欲望之劫。意思是说，东方欠发达社会的弊病在于物质的匮乏，而西方发达社会的弊病在于欲望的膨胀。我认为这一论断是非常深刻而中肯的。当然东方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东方社会也有富裕的国家。而东方社会中较为贫穷的国家绝大部分是受到了宗教禁欲主义思想的浸染，属于佛教及伊斯兰教文化圈的国家自不必多说，中国自明代以后的衰落也很难与吸纳了印度佛学禁欲主义的宋明理学脱离干系。这种对物欲的进行遏止的态度决定了这些国家物质文明的落后。而西方社会则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由基督教的禁欲观转变为对享乐与物欲的崇拜，主张用人性来反对神性，人性就是欲望的化身，人生的目的就是对欲望的充分满足。这种对欲望进行放任的态度一方面使得西方社会物质文明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也必然导致了物欲横流的可怕处境。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由欲望主宰生活的时代，新欲望产生的速度几乎与旧欲望得到满足的速度一样快甚至更快。对物的疯狂消费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对性的无度追逐导致感情的危机以及家庭的解体。如果任由这一纵欲的状况持续下去，人们将深陷欲望的泥潭不能自拔，人类的家园将毁灭在自己的手上。

其实，欲望自身并没有过错，合理的满足一些基本欲望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灭人欲”的的极端做法是不人道的。然而，深藏于人内心的欲望却是没有止境、无限膨胀的，旧的欲望满足后，自然会产生新的欲望，新的欲望满足后，又滋生出更新的欲望，欲望的满足很难有尽头。德国的哲人叔本华曾把欲望形象地比喻为一个永远饥馋、永不饱和的“胃”，或是一个永远张开的巨兽之口。因此，如不对这种欲望进行节制，人类终将会葬生于欲海之中。欲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无度的欲望却无异于饮鸩止渴。历史与事实告诉我们，纵欲与禁欲都不能使社会生态得到良性的发展。对于生态而言，禁欲导致蛮荒，纵欲导致废墟，只有节欲才能造就家园；对于经济而言，禁欲导致贫穷，纵欲导致奢靡，只有节欲才能造就可持续的富足；对于精神而言，禁欲导致窒息，纵欲导致淫乱，只有节欲才能造就健全的心态。可见，针对于当今社会人欲泛滥、挥霍无度的现状，节欲观是根治其不合理欲望膨胀弊病的一味良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节欲观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主张在21世纪再度发扬孔子的价值与智慧，用孔子的节欲思想扼制当今社会泛滥失控的欲望支流，节制人类自身不断膨胀的不合理欲望，使欲望的产生和实现控制在适度范围之内，自觉控制和调节“欲望——满足欲望——滋生新的欲望……”的欲望链条上升的节奏，从而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得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完）

作者简介：王焱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参考资料：http://www.confuchina.com/zhuanti/index.kongzi.htm

❸ 什么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总集，相传曾经由孔子编选

《尚书》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29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❹ 柏拉图和孔夫子为什么都走向了“乌托邦”

1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这是因为这个时期是“哲学的突破期”，人类的思想在不同地区，神奇般的同时到达巅峰。古希腊、中国和古印度都涌现出了让人惊叹不已的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精神导师。

今天要说的柏拉图和孔子，当之无愧就是这个“轴心时代”当仁不让的代表。

雅斯贝尔斯说：

"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

此言丝毫不虚。

其基本内容有二：

1、用礼来区分等级；

2、用乐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社会中的人们关系就如音乐一样是错落有致、上下有序、美妙动人的，这种等级和谐的政治图景就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

是不是跟柏拉图的思路很像？

没错，这同样是整体主义思路。

柏拉图希望哲学家用智慧来引领城邦和公民实现正义，孔子希望圣人君子用道德来感召臣民实现和谐社会。东西方两大精神导师至此殊途同归，他们在对美好国家的描绘方式上惺惺相惜。

东西方两大导师都希望国人自觉各安其位、循规蹈矩，服从一个理想的秩序安排，多么美好的理想啊。

但是，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指望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心甘情愿服从别人的安排，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你是伟大的精神导师。

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这些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构想。

5

整体主义思路为什么必然导致“乌托邦”，是因为整体主义思路在以下这些基本的方向上犯了致命错误：

1、整体主义者想当然的把国家看成了机器，把人也看成了机器。

人并不是没有生命的螺丝钉，有手、有脚、有脑子的人，都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不会完全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对一个庞大国家的整体构想，往往都只是整体主义者们的一厢情愿，还别说，这种构想不一定是正确的。

2、整体主义者无限夸大了教育的力量，想当然的认为美德是可以教育出来的。

无论是柏拉图还是孔子，都非常强调教育的功用。柏拉图把教育誉为“唯一重大的问题”，他甚至把城邦首先看成一个教育机构，哲学家因为超人的智慧、美德和知识，不但是一个称职的统治者，同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他们规划教育，审定教育，控制教育，和孔子的圣人君子一样，都是为了实现治国之目的。

3、整体主义者提倡人治，而不是法治。

在柏拉图和孔子的设定里，哲学家和道德圣人都是完美无缺的，他们对国家的统治自然也是完美的。而法律并不能保证一个完美的结果，哲学家和道德圣人怎么做，国人就怎么做，就是最完美的方案，法律在这里就是个蹩脚的工具，完全可以忽视。所以，在整体主义的治国之道，必然会排斥法治，而提倡人治。

仅仅使用生活常识，我们都能知道，这些认知的荒谬之处。

一个对人性缺乏基本认知的思想体系，如果强行在现实中实施，导致灾难性后果并不会让人意外。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

俗话说，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任何一个思想体系都需要在社会实践中经受考验，从而判定其价值和对错。

我们必须承认，柏拉图和孔子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地位，但我认为，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批判性的重新审视更为重要。

❺ 哪里有卖《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王永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外国名家散文经典》于文心编长江文艺出版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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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英文原版的小说在孔夫子旧书网的价格如何

呵呵，很便宜的，为什么呢?经常的在那里买书，感觉价格都很便宜的，而且那里的书的种类有很多，像英文原版的小说有很多在那里可以找到，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

❼ 关于孔夫子

解密：中国落后西方，谁是祸首？

孔夫子作为中国儒学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在封建社会被奉为经典，受人推崇，历代君主都要大力宣扬儒学思想（是这么一回事吧？）。我觉着单从论语这本书来看，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可是，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开始后，要批判孔子呢？为什么要批判这位大圣人呢？如果他的思想是错误的（尽管我看不出来呀！）那为什么如今又重新推崇开了呢？

简单说，一切变化都来自于中国近代的不自信，也反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水准。

1。孔子是个善良的可爱小老头，有点象胡耀邦，他的思想好坏，对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时是“百家争鸣”，有老子，墨子等等更牛比的人。

2。汉朝“独尊儒家”，是为了借用孔子的部分东西以巩固统治，孔子的本意被歪曲了。无论如何儒教正式从此一统江湖，就如武侠小说一样，哪个流派得到政府支持，这个派别就会成为武林盟主。但是，这个时候的儒教不等于孔子。

3。隋唐有了科举。儒教是考试内容。儒教进一步独大。

4。宋朝：科举，儒教，科举，当官，三位一体，彻底垄断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

5。明朝：把宋朝的变态理学列为科举内容。这也许是因为宋朝的理学发明者性“朱”，而明朝皇帝也姓“朱”，也许和理学更适合维持统治。注意，这个时候的“儒教”或者“理学”，与孔子思想更是相差甚远，明朝曾经禁止孟子的学说，后来因为知识分子反抗，把儒家另一个大人物孟子的书删改80余处，才可以发行。删改的是孟子说了“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

6。清朝和明朝类似，到了晚期废除科举。

7。民国：孙文，鲁迅这些愤青，学识不怎么样，但敢于借助日本等列强的势力“革中国人的命”，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否定，包括孔子，也包括中医。

8。五四运动，愤青继续否定传统文化，后来的文革和此类似。

9。我朝：毛时代，批孔是反封建，但同时更是另有所指，反孔是个借口和幌子。

现在，市场经济，金钱第一，道德败坏，有的人希望用传统文化恢复社会风气，但我觉得这和学雷锋一样，首先是上层人当“雷锋”做“孔子这样的圣人”，否则，百姓会学么？

更有甚者，某些人希望用儒教代替马列主义，让儒教再次成为中国的国教。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人喜欢跟风，似乎傍上古人就显得自己深沉有内涵有知识；最后是经济效益，能挣到钱能出名，当一次“芙蓉姐姐”又如何？

中国文化落后了，是事实。文化包含很多方面，比如科技，思想，艺术等等。但是，造成落后于西方的罪魁是儒家，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再没有其他学派的土壤，和先秦比，汉朝之后基本是一直在衰落，和什么“外族”入侵没什么关系。汉朝之后，朝代好好坏坏，但再好也无法和先秦相提并论，没有本质差别。

为什么中国再也没有春秋战国时代的辉煌？战乱年代或者和平年代，都没有了。关键是儒家排斥其他学派，最明显的例子是，先秦时代的古籍文化，保存到今最完整的是儒家的玩意。其他学派早被边缘化，直到有的消失了。

儒家一统人们的思维，科举，当官和儒教三位一体，而西方人没事的时候可以作实验玩玩。

我认为，唯一和春秋战国时代有点类似的，是元朝，是真正的世界领先，不那么独尊儒家，也因此，现在被儒教弟子骂的很惨。

儒家和汉武帝确实是祸首。汉朝的科技和政治体制不如古罗马帝国,唐朝和宋朝的科技不如伊斯兰帝国.而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后来的启蒙运动几乎是把所有这些好东西加起来，更有创新。

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正是明朝时代，明朝知识分子在玩理学的八股科举，或者写写黄色小说，中国怎么能不落后于西方？

下面这个文章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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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传统为什么这样红——20年目睹之怪现状

李零

（一）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这是我和大家讨论的问题，大家身边非常热闹的问题。

前一阵儿有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红心鸭蛋”事件。鸭蛋为什么这样红？事情比较简单，质监局一查就查出来了，鸭蛋里面放了苏丹红。但我们要谈的事可不一样，后边的背景很复杂。

台湾有家报纸，登过篇文章，题目是《孔子为什么这样红》。它是学我们的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雷振邦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孔子为什么这样红？这是个敏感问题。不了解前因后果，不能理解它。比如，于丹为什么这样红？知识分子的眼睛为什么这样红？不管是高兴的红，生气的红，嫉妒的红——电视广告词：酸不溜丢的山里红。

现在，《论语》走进千家万户，民工发，监狱学，领导高兴，群众欢喜，知识分子不能太孤立，自绝于领导和群众。

有人说，孔子死了，2500年才出了个于丹，太可爱，太可爱；就她把孔子讲透了，讲活了，了不起，了不起。这是捧。

有人说，此人活像一说书的，讲的全是心灵鸡汤，心得是她的心得，跟《论语》有什么关系？夫子之道，全让她糟蹋了，我们得保卫孔子，保卫他的道。这是骂。

还有人，深得中庸之道，说人民群众读《论语》，传统文化被发扬，毕竟是好事，我支持你，但《论语》也分雅《论语》和俗《论语》，人民群众归你管，知识分子的地盘你休想进。我们知识分子讲《论语》，那是另一番天地，我才不带你玩儿。

这三种反应，和我无关。

不错，我是知识分子，但最不乐意戴这顶帽子。儒这个林大了，什么鸟没有。

填表，我是群众（群众是集合概念，其实应叫群众分子，和知识分子一样）。群众有什么了不起？人多势众，未必真理在握。我还是群众一分子呢。一分子就是一分子，他们代表不了我，我也代表不了他们。

一本书，一人读，想不到闹出这么大动静。我读《论语》，就是我读《论语》，自己写点读书笔记，讲点个人想法，谁也不代表，犯不着绑上一堆人说事。

现在，举国若狂，复古一边倒，不正常。我的声音太小，但我要大声说给你们听，请大家认真想一想，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二）什么是传统？

“传统”这个词儿，现在地位很高，高得吓人，除了过去的“革命”，啥都比不了，谁敢说个不字？

大家记住了，这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神话，将来肯定是笑话。

传统是什么？不就是过去，好的坏的，一锅乱炖，跟现在没什么两样，用不着拔高，用不着贬低。《兰亭序》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儿子看我，和我看我爸爸，道理差不多。祖宗留下的东西，什么没有？你别以为，大浪淘沙，剩下的全是金子。

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叫“孝”。杨伯峻说，“道”是正面的东西，爸爸的合理部分。但父母留下来的东西，合理的，三年不许改，三年以后就可以改了吗？难道我们要改的，不是爸爸不合理的部分，反而是他的合理部分吗？

我的看法，祖宗留下的宝贝，最大一件宝贝，是中国人。古今中外，一切遗产，都是为我所用。人吃饭，人是主体。不管什么饭，总是被人吃。饭不能分体用。“中餐为体，西餐为用”，那不是笑话？但我们自己，也有毛病，甚至是浑身的毛病。《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好坏都不能拒绝。比如我爸爸的礼物是震颤，我他＊的礼物是过敏。遗传病，年轻没事，年纪大了才暴露。可见就是体，也是好坏参半。

传统，谁都有。比如美国，立国不过200年，家家藏枪，就是传统，所以老有校园枪击案。当然了，溜门撬锁的也要小心，私闯民宅，人家会开枪。

孩子是自己的好，但别人的孩子未必比你差。你排斥人家，人家不排斥你，吃亏的是自己。西方人，开口闭口，言必称国际，你的我的，都是他的。国际二字，背后有霸道，但他们四海为家，气魄比我们大。

（三）西化有什么可怕

全盘西化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大家最爱争。我讲全盘西化，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不管好不好，爱不爱，这是大局已定的事情。你只要睁眼看一看，周围的一切，几乎全是西方文化，哪怕是国产自己造。

我们中国人，特别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历史上，我们特别能化人。古书上讲的“柔远能迩”、“远人来服”、“归义”、“归化”，都是讲这类事。就连最不济的宋以来，汉族两次被异族统治，我们还是把他们给化了。还有，抗战时，我们讲四大发明，国人称为文化馈赠，很自豪。但结果怎么样？人家学了，却拿船坚炮利来还礼，我们又学他们。

可见，老师和学生是换着当。

中国人的心态很简单，我化别人，我爱听；别人化我，绝不行。近代中国，明明已经被人化了，有人还在幻想，说蒙元怎么样，满清怎么样，那么大的块头儿，不也叫咱们汉族给化了？多少年后，还会大翻盘。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文怀沙说，王鲁湘，你的唐装是满服，我穿和服，才是唐装，日本把中国灭了，没关系，结果是，中国多了个日本族，第57个少数民族（这话，不仅中国人听了生气，日本人听了也生气）。

现在的日本，现在的美国，你给我化化看，别做梦了。想不到这种明摆着的事，照样有人犯糊涂。

谁化谁，表面是争谁的文化更优越，其实是争支配权。我占有这个势，怎么化都行，什么你的我的，全都是我的。没有，才分彼此，才争高下。想不通的事，换位思考，道理很简单。

中国近代史是部挨打的历史。中国人挨打，中国文化也挨打，打得失魂落魄。一是揍出一个国学来，我叫“国将不国之学”。二是剩下一堆国粹，其实是全盘西化还来不及化，或化而不动，最后剩下来的东西。好像熬药，药被人喝了，留在砂锅里的，全是药渣。原汁原味，本来是药，没有药，只好拿药渣说事。所谓国粹，其实很多是国渣。前一阵儿，各地申遗，什么都申，很多就是这类东西。其实不少是这两年刚造出来的东西。

还有一样，令人自豪，则是我们的国宝。这是真正的宝贝，西化化不动的东西，只能毁而不能造。造出来的都不是国宝。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文明辉煌，当然很自豪。古迹、古物和古书，尽管使劲糟蹋，留下的东西还是不少。物质文化遗产，实实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虚虚假假。

古董，很多本来也是普通玩意儿，日用的东西，家家都有。毁的毁，弃的弃，最后剩下来，全是宝贝。保古和西化，如影随形。西化的破坏，反而抬高了古董的身价。

文物，摆进博物馆的展柜，都是稀罕玩意儿，无所谓精华糟粕。糟粕精华，只有进入现代生活的东西，还在使用的东西，才有这类问题。我们把古董摆进展柜，但不必把自个儿也摆进去。

（四）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

前一阵儿，国学网选国学大师。尹小林问我，哪些人算国学大师。我跟他说，举国若狂谈国学，大师不大师，暂且搁一边儿，咱们先得问一下，什么叫国学？

国学是个混乱概念。

什么叫国学？研究中国的学问就叫国学吗？不是。第一，没有西学，无所谓国学，国学是对西学而言，郑玄不是国学家，戴震也不是。第二，人家外国有汉学，同样研究中国。比如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很牛。汉学不能叫国学。他们从周边国家讲中国边疆，从中国边疆讲中国内陆，比世界眼光谁大，比精通语言谁多，我们的大师（如陈寅恪），毫无优势可言。当时，五大发现，全和外国人有染，真让国人气短。陈寅恪、傅斯年，他们到外国干什么？就是出去偷艺。他们心里，全都憋着口气：人家看不起，暂时不说话，三十年后，再与他们争胜。

我的看法，国学虽刻意区别于西学，但实质上是“国将不国之学”。它跟西学争胜，越争气越短。新学，就连国学家也学，即使最最保守者也学——明着不学偷着学。大家要找原汁原味，几乎没有，其实都是不中不西之学，不新不旧之学。所谓大师也很简单，全是推倒重来，白手起家，创建各门新学术的人。

现在，一般人的印象，读古书就是国学。比如章太炎、黄侃，杨树达、余嘉锡，还有钱穆，这样的人才算国学大师。如果这才叫国学大师，很多人都不能算，国学的阵容很可怜。

我的意见，近代学术，有些太新，不算国学，最好归入西学；有些太旧，也不算，最好归入清代学术。比如考古学（archaeology），就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宋人讲的考古学；还有历史比较语言学（philology），也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清代的小学和考据学。李济、夏鼐，不算国学家；李方桂、赵元任，也不算国学家。

大家说的国学，很多都是不新不旧之学，什么算，什么不算？标准很难定。如所谓罗（振玉）、王（国维）之学，材料是五大发现，全是新材料，他们和法国、日本的学者有不少交流，眼界也很新，这种学问，大家叫国学。但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算不算，好像不算（地理系，现在归理科）。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算不算，让哲学系一讲，当然算，特别是近代尊孔的名人，更是绝对没跑，肯定都是国学大师，就连释道二藏也算是国学。

大家都知道，史语所的“史”，是用考古学改造传统的经史之学；“语”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改造传统的小学和考据学。这样的学问，都是不新不旧。还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谓国学也是不新不旧，有些还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学。

现在，最奇怪的是，连季羡林都成了国学大师。人家自己都说不是，好事之徒，还要把这顶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这也反映了国学概念的混乱。

（五）国粹多是国渣

国粹是个可笑的概念。

中国古代，两河文明，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要发达一点。从前的中国，头在北方，屁股在南方。近代，情况反过来，“鬼子”从海上来，现代化从东南往西北推，屁股变成头。最先进的跟最落后的凑一块儿，反而成了欢喜冤家。西化越凶，才越讲国粹。

古人说，楚地多巫风，江南多淫祀。明清时期的闽越还是如此，拜拜的风气最浓。我们的同胞，漂洋过海，把这些文化带到香港，带到台湾，带到海外的唐人街，在很多外国人看来，最中国。他们成了中国的窗口。唐人街，舞狮子，舞狮子是汉代传入的外来艺术。港台好武侠，武侠是人文幻想加义和团，专打外国人。好多人说，礼失求诸野，求出来的礼，很多都是这类东西。

中国的国粹是什么？很可怜。全是西化剩下来的东西，有些城里化了，乡下没化，沿海化了，内地没化。中医中药，国剧（京剧）国术（武术），还有中国菜，数来数去没几样。

我们，身上穿的，屋里用的，衣食住行，一切拿眼睛能瞅见的，几乎全是洋的。我们的词汇，留下了一堆“洋”：点灯用洋油，烧饭用洋火（或洋曲灯），穿衣用洋布，就连梳头洗脸，也是洋瓷脸盆洋胰子。

衣，中国传统，特重发式和衣冠，披发束发，左衽右衽，所以别蛮夷。满人入关，为争这口气，死了很多人。衣服的进化，全世界差不多。早期，裁剪技术不高，全是拿片布，往身上一裹；第二步，才宽袍大袖。紧身衣，类似运动装的衣服，往往和军事、体育有关，特别是骑马，我们叫胡服。所谓深衣、汉衣冠，早就没了。真国粹，有，农民穿的土布衫、免裆裤，大家不爱穿。

食，我们以为特国粹。其实，打新石器时代就粹不起来。烹调方法不说，材料是五花八门。五谷之中，只有小米、糜子是北方原产，水稻是南方原产。历史上，多少动植物，都是引进。比如各种瓜，除了香瓜，多半都是外来。现在的东半球，据说1／4的食物，全是来自西半球。比如辣椒从哪来？烟草从哪儿来？西红柿从哪儿来？红薯从哪儿来？都是来自美洲。没有辣椒，还有什么川菜？

住，古城，秦始皇铭功刻石，自诩堕坏六国城郭，我们比他还厉害，拆；城里的胡同四合院，拆；这些年，农村的老房子，也都扒了。我回老家，就连北方的土炕（从新石器时代就使用）也都扒了，年轻人要睡席梦思。

行，也是汽车、轮船、飞机的天下。就连自行车，也是外来，我们老家叫洋车子。

祖宗留下的，还有什么？我是说，生活层面的东西。抓耳挠腮，大家想到了语言。中国文学，总得用中国话写中国人，汪增祺如是说。但就连这事，也要打折扣。研究外来语的都知道，我们的汉语，很不国粹，哲学术语、科学术语、军阶官衔、制度名称，几乎全是外来语（很多都是日本传来的假汉语），甚至语法也大受影响。

唉，就连最最国粹的汉字，也被简化了。港台的同胞想不开。

（六）国宝要保不要造

中国历史太悠久，地上地下宝贝多。古人说，地不爱宝，稍一动土，就有发现。

古迹古物，和我们的万里河山分不开。保护自然生态，保护文化生态，是我们肩上的重任。

我们的地面遗迹，长城、大运河，很宏伟。长城断断续续，运河断断续续，保护起来最费劲。后者的现状非常惨，我亲眼目睹，不是排污渠道，就是垃圾坑。利用南水北调，古的变新的，不像话；不利用南水北调，又没有钱。

中国的考古发掘，年年大丰收，但盗掘也十分猖獗。

传世品和出土品，书画、陶瓷、青铜器，博物馆的收藏很丰富。近两年，全国都在盖新馆。但很多文物流入私人手中，流入海外市场。

地面遗迹，《封禅书》、《郊祀志》、《水经注》等书所载，如甘泉宫、后土祠、八主祠等等，都是了不起的古代遗迹。岳镇渎海的庙，也有存留。古建，山西最多，主要是元大德癸卯年地震后的劫后余存。

这些都是真古物、真古迹，一定要保。

假古迹，也不少，用《红楼梦》上的话说，很多都是“从敬爱上穿凿出来的”东西。比如陕西的黄帝陵，湖南的炎帝陵和舜庙，河南的二帝陵和太昊陵，山东的少昊陵，绍兴的大禹陵，江苏的泰伯祠，还有各地的关庙，等等。这些古迹，历代翻修，本身也是古迹。但各地公祭，烧香磕头，十分滑稽。不仅如此，为了寻根问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各地还拆了不少真古迹，造了不少假古迹，十分荒诞的假古迹。保护真的没钱，造假倒有钱。

现在的中国，文物古迹大破坏，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能怪五四，不能赖文革。中国的地方官、旅游部门、施工单位，考古文博单位，都有责任。

中国的干部队伍，底色是农民。文物古迹被破坏，主要是管不住农民和地方官。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把博物馆交农民办，会办成什么样。肯定不是女尸，就是长着五条腿的驴。

中国传统再伟大，也不能靠毁真造假来发扬。推而广之，就是古代思想，也是同样的问题。真孔子，没人爱。大家更爱假孔子。

（七）五四运动，光芒万丈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不是孔子。孔子安然，孔子无恙。当时的非圣疑古，表面上是传统中断，其实是传统重建。它对中国新学术，有不可估量的贡献。不仅西方科学的引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军事学，是全面占领。人文学术，也革旧鼎新。从旧经史之学到新史学，从旧子学到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从旧集部之学到新文学，革新是全面的。

中国的新学术，不光是靠点滴积累，一砖一瓦往起垒，更重要的，是文化立场的突破。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前辈，感谢鲁迅，也感谢胡适。五四的遗产是多方面。明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很多问题，要全面总结。

五四有两个遗产，和胡适有关。

第一，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运动。这个运动，很多人都认为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标志。它和胡适的影响直接有关。胡适和顾颉刚，都很重视崔东壁，美国的Arthur W。Hummel也很重视。顾颉刚对崔东壁很佩服，但明确指出，他和崔氏不一样。崔东壁尊孔卫道，他不是。正因为不是，所以顾先生才敢怀疑圣人，怀疑孔子时代的圣人（尧、舜、禹）。这是了不起的突破。虽然，在方法上，顾先生沿袭了崔氏的方法，没有反省这类方法的不足，在古书体例的研究上没有突破。其实，宋以来的辨伪学，辨伪考实乃禁书之策，考据是为了保卫孔子的道，并不是纯粹的方法，里面也有意识形态。《古史辨》留下的问题，今天也还是问题。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他们的族团说，都破顾说，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断，即使今天，也还在争（如关于断代工程的争论），可见影响多么大。

第二，是中国哲学史的建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舍上古圣人不谈，直接讲诸子，直接讲老、孔，当时人以为学问不足，但他的路是对的。这书是真正的开山之作。胡适之后，冯友兰是大家，书比他多也比他厚。胡不讲六家，冯讲；胡否认王官，冯加限制而肯定；胡以老在孔前，冯以老在孔后。这些分歧，现在也还是争论的话题。一般认为，这门学问，冯氏才是真泰斗。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胡适的考证诚多可商，但文化立场，占位却比冯氏高。第一，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不能用西方哲学史的概念和框架来剪裁，冯氏反之；第二，他是把孔子从圣人的位子上请下来，和诸子平起平坐，冯氏却是尊孔派。胡适指出，冯氏争孔、老先后是信仰问题，看得很准。即使今天，胡适的看法也是解毒剂。

五四代表的新文化，后来分为两叉。1949年后，更被海峡隔绝，判若两个世界。

1998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过《新史学之路》。什么是新史学？不光梁启超，不光傅斯年，派别很多。他们说的新史学，只是新史学的一支（现在去蒋，还讲什么傅斯年）。史语所的最大成就是考古发掘。这个队伍，海峡两岸各一半，不能只算一边。我呆过的社科院考古所和历史所，很多老人都是参加安阳发掘和西北考察的旧人。我的老师张政烺就是史语所的人。罗王之学的传人，绝大多数也在大陆。史语所的研究，强调的是动手动脚，找各种实证材料，这种材料，新东西全在大陆，研究是由大陆的学者在继续。过去的研究根本没法比。超越这类研究，打散了研究，提高了研究，还有不少东西，比如社会史的研究，也和共产党关系更大，即使走过曲折的路，也还是有很多贡献。

新史学的各派，成败是非，可以慢慢讨论，来源是什么，很清楚，根本没法按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分疆划界。它们的共同来源，都是五四。

厚诬五四，是数典忘祖。

近年，余英时说，郭沫若抄钱穆，引起轩然大波。钱穆和郭沫若，分属不同的营垒，分属海峡两岸各一边。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怎么样，可以另外评价。政治观点不同，当然不一样。但他们俩，学术成就怎么样？自有公论。钱穆，学问太旧，格局太小，根本无法和郭沫若比。中央研究院选第一届院士，他们对郭沫若的政治立场很不满，但学问没商量，还是承认，照样提名。傅斯年说了，只要不是。

其实，学术就是学术，即使罗振玉的书，我们也要读。他有学问，还是有学问。

这才是公允的看法。

（八）文化断裂和复古风

现在的中国，复古成风，动言断裂。断裂和复古是自古有之。艺术尤其明显。我有一本书，叫《铄古铸今》，就是讲这个问题。

张光直先生有个说法，西方文明是断裂的文明，中国文明是连续的文明。最近，法国的沙义德（John Scheid）教授来北大讲罗马的皇帝崇拜，他说，他不同意这一说法，欧洲历史也有连续性。

西洋史，断裂多，不然不会有他们的阶段说、形态说。但罗马推崇亚历山大，很多方面继承希腊；蛮族入侵，灭罗马，只是西罗马亡了，东罗马还在。东罗马一直有希腊之风。亚历山大灭波斯，也接受波斯文化，不光女人和地盘。

历史，都有断裂，也有连续，就像《三国演义》上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就算连续性强，也还是有很多断裂。他们有断裂，更不用说，否则还有什么文艺复兴。

现在，时兴讲文化断裂，好像只是中国大陆断了，香港、台湾没有，日本没有，欧美更没有。断裂的罪魁祸首，据说是五四运动。这是危言耸听。

断裂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根本原因是现代化。这不是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哪个时段偶然发生的问题，而是几百年来，带有全球性的普遍问题。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断中世纪的传统，接希腊、罗马的传统；日本的脱亚入欧，也是断中国传统，接欧洲传统。谁都是爸爸不亲爷爷亲，反认他乡是故乡。这是风水轮流转和历史时装化的普遍规律。

还有，古典教育衰落，也很普遍。欧洲，是20世纪衰落，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拉丁文唱诗，如法国的天主教堂，1960年代后，也彻底不行了。

传统为现代化腾地方，哪儿都如此。就连事后诸葛亮的保古，也是由现代化来买单，由现代化来挽救——尽管摧毁它们的也正是现代化。

我说过，保古的前提是舒缓现代化的压力。这个压力不减，全是空话。欧美日本比我们做的好，主要原因是，他们先下手为强，没有这么大的压力，败家和疯狂致富的冲动没我们强。

中国的败家，是和现代化拴在一起，是和现代化引起的各种政治冲突和社会灾难拴在一起，参与其中的所有政治派别都有份，就连满清王朝也有份。比如五大发现，为什么都在世纪之交，就是中国败家败出来的。西域汉简、敦煌文书，被“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搞到外国去了，那是清朝的事。内阁大库档案造了还魂纸，那是民国的事。这些都不是现在的事。

大家把气撒在五四身上，五四和鲁迅成了众矢之的。众怨所集，才有目前的各种发烧发狂。背后的台词我不说，谁都知道。

（九）说经典阅读

说起读古书，我们会想起鲁迅。

今人厚诬鲁迅，主要因为他是左翼，是延安树起的文化革命旗手，1949年后，在思想文化界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但我国知识分子，真奇怪，居然和美国的大老粗一般见识，以为只要沾个右字就好。毛泽东不是说，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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❿ 当年孔子道印度把什么带到了印度

传说：佛在兜率天观降生地时，中国也是选择之一，但最后还是选择降生在古代印度的一个小国——伽罗毗卫国的刹帝利种姓，并作为一名王子。其实，这都是佛陀
的无上方便智慧和大慈大悲的体现。我们不妨对当时中印两国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做一下简单的分析对比便不难看出其中的奥妙。
其实，不论从那一个方面来说，古代印度的恒河文明，特别是在对生命自身和宇宙世界的究竟真理的探究与思索方面，都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中国，几乎全社会都崇尚
和尊重为探究真理而修道的人以及他们为此做出的各种尝试和努力的行为，甚至某些行为在普通然看来是极其怪诞和荒谬的，但是从社会总体来说，却是对此显得格
外的宽容和理解，就好比当今世界各国社会对科学技术创新的支持和鼓励一样【在古印度时代，单纯对外在客观自然世界的探究，忽视生命本身存在基础，及其和被
感知的客观现象之间的关系的哲学观点，是一种标准的“心外取法”的外道，佛预言，这种外道在末法时期，将会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