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志柔石创作思想新变化的短篇小说是

❶ 为奴隶的母亲赏析

《为奴隶的母亲》情节单纯集中，层次清楚，完整谨严；语言朴素流畅，通俗易懂；人物个性较为鲜明；富有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

《为奴隶的母亲》为现代作家柔石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原载于1930年3月1日《萌芽》第1卷第3期。

《为奴隶的母亲》写作为奴隶和母亲的春宝娘，她勤劳、朴实、善良，被丈夫典与秀才为妻，她为了丈夫和儿子的生存，忍辱负重，去作地主传宗接代的工具，虽然她也曾对秀才家吃穿不愁的生活感到过满足和留恋，但到底不忘丈夫，典期满后终又归家重过困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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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二卷）》 ：《为奴隶的母亲》以浓重沉痛的笔墨，写出了在贫困和陋俗的夹攻下，贞操可以典当，神圣的母爱感情也因之被毁灭的社会历史荒谬性，从而以出色的艺术表现力升华出一种严峻警拔的既是社会的，又是心灵的双重悲剧境界来。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蓝棣之《柔石〈为奴隶的母亲〉》：这篇小说有两重结构。在显在结构中，是一个奴隶母亲屈辱的非人的故事，是阶级的压迫与掠夺。

而在潜在结构里，是一个特殊的爱情故事...…是按照旧社会里农村地主与多少有些感情的小妾关系模式来描写的，...…潜在结构并没有加深显在结构的意义，而是颠覆和瓦解了它。

当代作家徐继东《沉寂乡土的痛——从两性生存的悲剧意识解读〈为奴隶的母亲〉》：《为奴隶的母亲》展示在传统封建的文化背景下，浙东乡村相对封闭与沉寂的生存状态，以对男性人格的矮化与女性自我意识的丧失的分析，揭示文化负累是造成作品人物悲剧命运的重要成因以及作家独特的悲剧意识与文化思考。

聊城大学教授刘东方《一本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为奴隶的母亲〉解读》：柔石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内质上是一部现代主义文学的文本，从创作主体来看，柔石是左翼作家中的“现代派”。

就主题而言，《为奴隶的母亲》透视了人生存在的困境，具有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内蕴；从文体的角度考察，《为奴隶的母亲》具有现代叙事方式的特征。

❷ 柔石的简介，还有他与鲁迅交往的情节

柔石（1902.9.28—1931.2.7）原名赵平复，化名少雄，浙江宁海人。共产党员，1928年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学运动，曾任《语丝》编辑，并与鲁迅先生同办“朝花社”。1930年初，自由运动大同盟筹建，柔石为发起人之一。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柔石曾任执行委员、编辑部主任。同年5月以左联代表资格，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1年1月在上海被捕，同年2月7日与殷夫、欧阳立安等二十三位同志同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牺牲后，鲁迅曾写《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追悼他和其他死难同志。遗著有《柔石选集》。

【与鲁迅的交往】
听讲
1925年春，柔石赴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当时鲁迅先生在北大国文系讲授《中国小说史》，一周一次。因为有很多外系的学生也来听鲁迅先生的课，去迟了，往往只能站在教室外的过道里听。所以，每逢鲁迅先生讲课，柔石必早早赶到教室，聆听鲁迅的讲授。鲁迅先生讲课广征博引，语言幽默生动，语调平缓有力，吐字清晰，常引得堂内发出笑声。鲁迅先生带有浓重绍兴口音的普通话，与柔石家乡的宁波话有许多近似之处，他听来感到特别亲切，并详细地笔记，不放过先生的每句话。柔石在北京的一年多时间，拓宽了视野，也结识了许多朋友。因经济困窘和生病，柔石不得不于次年离开北京，返回家乡养病。后到宁海中学任教，担任教导主任。1927年，柔石应邀回宁海中学任教，并在宁海地下党和进步力量的支持下，出任县教育局局长，期间努力革新全县教育，积极募集资金，筹建宁海中学校舍。1928年5月，党领导的亭旁（现属三门县）农民暴动失败后，宁海中学被视为“共产党的大本营”而遭解散、查封。在此情况下，柔石于1928年6月悄然离开故乡，来到上海。
邻居
柔石到了上海，住在闸北区景云里的友人家。一打听，正好鲁迅先生也住在这条弄堂里，而且离他住的房子只隔四五家。他迫不及待地要想见鲁迅，便请友人把他介绍给鲁迅。当时距离开北京、离开听鲁迅讲课才两年多时间，鲁迅先生的音容风貌让他久久难忘。两人一见如故。看到这位小伙子，鲁迅先生想到了方孝孺，感到眼前这位青年朋友也是台州式的硬汉子。鲁迅先生那睿智而幽默的语言，常令比他小21岁的柔石发出会心的朗朗笑声。柔石告诉鲁迅先生，自己在北大听了他近一年的课，不但学到了许多文学知识，更从先生的讲课中懂得了许多为人之道。他还告诉鲁迅，他本性赵，原来叫“平福”，可是家乡有个阔佬，认为他的名字取得好，要借用他的名字给儿子取名，他一气之下，就将“平福”改成了“平复”。鲁迅先生从他的娓娓叙述中，了解了这位青年朋友的率直。从此，柔石就住在上海友人家搞创作，兼搞翻译。遇到业务上的问题，特别是翻译中有不清楚的地方，就去请教鲁迅先生。他成了鲁迅家的常客，走得十分勤快，两人的情谊也与日俱增。
组建“朝花社”
1928年10月，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柔石与崔真吾等几位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组成了“朝花社”，于创作之外致力于介绍外国文艺，柔石负责编《语丝》杂志。为了印刷出版《朝花旬刊》、《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等书刊和画册，柔石自己没有钱，只好借钱做印本，他还不时跑印刷厂，搞校对、制图之类的杂务工作。他把鲁迅看作是亲人、是长辈，遇到不如意的事，就找先生倾诉。他相信世界是美好的，人们都是善良的，但现实中并非如此，为此他忿忿不平。鲁迅先生则给他指出，有的人会骗人，有的会卖友，有的会吮血……这时的柔石，惊疑地圆睁他近视的眼睛，前额亮晶晶的，聆听着鲁迅先生对社会入木三分的剖析。有时，他也对着鲁迅先生发问：“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他像一个纯洁无瑕的孩子，想从鲁迅那里获得进一步的解答。 不久，“朝花社”倒闭，柔石为此负债100元钱。他一面将“朝花社”的库存书送至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店，请他们帮助销售，一面拼命译书。他从不干损人利己的事，宁可自己少休息，也要负重拼搏，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还清集体欠的债务。有时和鲁迅一起外出，或在路上遇到鲁迅，虽然他高度近视，总要扶着鲁迅，让他安全行走。柔石就是这样，虽然身体瘦弱，且患着肺病，但总是想着人家，把方便让给别人。这期间，他创作了中篇小说《二月》和短篇小说集《希望》中的一些篇章。鲁迅很赞赏柔石的文学才华，称誉他的《二月》是“优秀之作”。
“左联”
1929年秋，党中央决定组建一个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柔石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工作。1930年3月2日，“左联”正式成立，柔石被选为执行委员，后改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参与“左联”的机关刊物《萌芽》月刊的编辑。1930年5月，柔石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柔石与胡也频、冯铿以“左联”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柔石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革命的集体，第一次体验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亲眼看到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大众多么渴望翻身求解放，看到革命多么需要文化，知识分子怎样受到工农的欢迎。这个新的家园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愿意为之献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作为革命家和文学家的柔石，这一时期创作了短篇小说《为奴隶底母亲》、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和诗歌《血在沸》。小说《为奴隶底母亲》通过对农村劳动妇女春宝娘悲惨经历的描写，诅咒了罪恶的“典妻”陋习，曾被译成多国文字，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时，明日书店要出版一种期刊，请柔石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鲁迅的译著，委托柔石去鲁迅处征询版税的问题，鲁迅便将他与北新书店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给柔石。柔石将合同往衣兜里一塞就匆匆地离去——没有想到，正是这一天，1931年1月16日他到鲁迅家的这个晚上，竟然成了与鲁迅先生的永诀。
1931年1月17日，柔石和胡也频等30多位共产党员在上海汉口路东方旅社参加一次党内秘密会议时不幸被捕，关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在狱中，柔石和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杨国华（欧阳立安）、柴颖堂关在一间牢房，并被钉上重达20余斤的铁镣——半步镣。在狱中，柔石每天找殷夫学习德文，他说平时没有空，坐监倒是学习的好机会，他要抓紧时间多学点东西，以便出狱后可以为革命多做些工作。
2月7日晚，狱中照例点名时，出现了异常情形：看守所长亲自来了，还带来了十几个宪兵，每人拿着手电筒，点一个名字，就用手电照一下脸，空气很紧张。点完名，大家去睡觉，刚睡不久，狱中夹弄传来一阵阵脚步声，宪兵依次提人。一会儿到了柔石所在的监舍，看守一连叫了两个名字：“赵少雄！杨国华！出来！”这时恐怖气氛笼罩了整个监狱，柴频堂帮助柔石整理好镣带，又撕开了被单，帮他吊在两镣之间，以便走路时可以提着，免得磨破皮肤。这时杨国华问看守：“喂，这么晚了，喊我们起来做什么？”看守说：“南京已造好了大牢，现在要乘最后一班车，把你们送到南京去。”大家听了，将信将疑，分别时，柴颖堂还说：“同志们，你们到了那里，一定要来信呀！”柔石没有出声，随手交给柴一包东西，说：‘这些东西请你给我保管好，将来有用处的。”柴颖堂一看，原来是柔石平时在狱中写的文章，于是马上收好。
柔石等23位同志被押到楼上法庭。上面一排高椅坐着法官、书记等人，旁边两个人拿着执行书，看看照片，核对 了每个人的脸，然后要他们盖指印。开始时，前两个同志以为这是解到南京去的公文，糊里糊涂就盖上了。第三个轮到柔石，他在盖手印前看了一下文件，只见上面写着“验明正身，立即绑赴刑场枪决”几个字。他就把执行书一推，转过身来，对后面的人说：“同志们，这是执行书啊，我们不盖！”杨国华正在他背后，一听就喊了起来：“不盖！我们犯什么法了？”后面的同志也愤怒地喊着：“为什么我们到这里一个多月了，连问也不问？”“什么法庭！”“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法庭上一阵大乱，同志们有的打碎玻璃窗，有的拿起凳子向法庭扔过去。几个法官急忙吩咐宪兵连长：“立即拖出去执行！”接着惊慌地躲到后面去了。宪兵上来拖人，23个人用尽力量猛跺地板，坚决不下楼，宪兵用刺刀逼也不管用。宪兵连长就下令宪兵一个个地把人拖下去，一边拖一边打，有的被打得倒在地上站不起来，一直拖到龙华警备司令部旁边制造局的大烟囱下枪杀。刑场上，柔石头部与胸部共中了10弹。牺牲时，柔石才29岁。
《柔石小传》
噩耗传来，鲁迅深为震惊和悲痛。除了小说《阿Q正传》外，他从未给他人写过传记。为了纪念这位热血青年，他写了《柔石小传》，并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他大声呐喊：“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鲁迅始终不能忘怀这位革命青年，两年之后，他又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倾吐了他对柔石等五位革命青年作家的深厚情感和思念：“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思念和悲愤中，鲁迅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携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做官】
1926年9月10日，正学高级小学设中学部。1927年9月，柔石应吴文钦（中学部教务主任）之邀，任国语教师，兼教音乐和小学部英语。9月底，城乡各团体机关举行会议，议定中学部单独立校以大北门平民习艺社（原蒲湖试院）为新校址。柔石等课余时间积极募款集资。初秋，地下党通过宁海县教职联合会长吴文钦上书国民党政府，举荐柔石当教育局长。1927年12月27日，动工兴建十一间面的砖木结构教学楼，起用“宁海县立中学”新校钤。1928年1月底国民党宁海县政府任命柔石为教育局长。1928年春，新建楼房被台风刮倒，仍借正学高小校舍上课，并继续募集资金，重建新校舍。5月26日，亭旁起义爆发，月底起义失败，宁海中学被明令解散。6月初柔石赴沪谋生，后结识鲁迅。柔石作教育局长只有4个月，但历史上最有名。

❸ 柔石的个人作品

名称文体出版时间出版社《疯人》短篇小说集1925年宁波华生印局《奴隶》短篇小说集1928年新文学书局《三姊妹》中篇小说1929年《水沫旧时代之歌》长篇小说1929年北新《二月》中篇小说1929年春潮《希望》短篇小说1930年商务《为奴隶的母亲》短篇小说1953年人文《柔石选集》文集1951年开明《柔石小说选集》小说1954年人文《柔石选集》文集1958年人文

❹ 柔石《血在沸》表示的心情

1930年担任“左联”领导职务期间，柔石创作了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和诗《血在沸》。
柔石留下了4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在中华艺术大学秘密召开，柔石被选为执行委员，不久又任常务委员兼编辑部主任。《血在沸》等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产物。这些研究相互之间发生的交锋与碰撞，使得柔石创作方向转换这个文学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充分的分析和阐释，众多研究者各执一词，却都能言之成理，体现出学术争鸣的气息。
总的来说，新时期以来的柔石宏观研究比较集中，大都发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内容也主要集中在探讨柔石的创作道路和文学史地位。这些研究大部分能够摆脱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的影响，采用历史的、美学的批评方法切入具体文本，从而整体把握柔石的思想和创作，对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恰当的评价。但另一方面，政治意识形态依然是笼罩在这一时期柔石研究界的主导语境。无论是探讨其左翼文学的成就还是创作方向的转换，体现出的阶级性和政治色彩都是显而易见的，这自然也与宏观研究本身的局限性密切相关。因此，新时期的柔石研究真正走向开放性和多元化还有赖于大量新的研究方法进入微观研究。

❺ 寻根文学真正标志着当代文学的转变,中国作家开始按自己的思想创作了吗

寻根文学指的是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文学形式。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
1985年韩少功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
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❻ 沈从文以哪部短篇小说的发表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以1928年8月发表的《柏子》为标志 ,可以把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92 5— 192 8年 ,是其创作的前期 ,多数的短篇可以看成是散文 ,或者是以散文笔致写成的短篇小说 ,幼稚而且粗糙 ,在艺术表现上处于习作阶段。这些作品主要收在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版《沈从文文集》第一、二卷内。诸如《夜渔》、《黎明》、《我的小学教育》、《腊八粥》、《初八那日》、《玫瑰与九妹》、《炉边》、《记陆韬》、《传事兵》等等 ,多是对故土乡情的回忆 ,明显地带着直录、描摹生活的自然主义倾向。
192 8年以后 ,《柏子》、《牛》、《菜园》等一批作品的发表 ,表明他的创作进入成熟时期。

❼ 柔石 <为奴隶的母亲> 主要内容

《为奴隶的母亲》是柔石创作思想和艺术技巧日渐成熟，
达到现实主义高度的代表作。小说描写一个农村皮贩，在贫病交
迫中出典妻子的悲惨故事。小说在艺术手法上师承鲁迅，善于运
用白描来表现人物关系，刻划人物形象。作者从生活实际出发，
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刻划人物形象，既个性鲜明，又血肉丰
满，既有人情味，又有阶级差别。无论是皮贩的凶狠、痛苦，春
宝娘的勤劳善良、忍辱负重；还是秀才的伪善、温情，大妻的嫉
妒专横，都写得合情合理，很有分寸。比如皮贩，曾用沸水溺死
女婴，又让妻子出典，是其凶狠、残忍的表现。但当他要向妻子
说明原委时，又羞愧、悔恨地低着头说不出来。作者用白描的手
法，描写出了一个性格被扭曲的被压迫者的形象。对秀才的描
写，既着眼于他是一个地主，又没有忽视他是被典者春宝娘的临
时丈夫。这样一种双重身分，决定了秀才没有虐待春宝娘，有时
还向春宝娘献媚。当春宝娘为他生了儿子时，更是欣喜若狂。然
而，这种喜欢不仅目的明确，而且很有限度。特别是在大妻的监
视与挖苦下，秀才不能不放春宝娘回家。小说对大妻的描写，主
要是通过外在的语言行动，来显示她的心理和性格。这个地主管
家婆，专横刻薄，尖牙利齿，由于自己生不出男孩，也有苦恼和
矛盾。她对春宝娘是嫉妒多于友善，微笑中藏着刻毒。春宝娘与
祥林嫂有异曲同工之妙。她勤劳朴实，善良安分，对生活的要求
低微，但灾难和打击却不放过她。小说着重描写了她精神上所受
的折磨。她离开春宝到秀才家做生育的工具，处处受到大妻的监
视并遭到辱骂。当她可以回家与春宝团聚时，却不得不与秋宝诀
别。而此时的春宝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娘了。母爱是妇女的天性和
权利，但“为奴隶的母亲”却被折伤了天性，被剥夺了权利。作
者善于运用白描手法刻划人物形象，并根据不同人物采用不同的
方法。对秀才、大妻侧重于语言和动作描写，对春宝娘则采用心
理刻划，表现人物复杂的思想感情活动。

❽ 标志老舍的写作风格转变的作品是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 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 《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❾ 柔石写过哪些小说﹖

柔石（1902—1931），原名赵平复，化名少雄，浙江宁海人。共产党员，1928年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学运动，曾任《语丝》编辑，并与鲁迅先生同办“朝花社”。1930年初，自由运动大同盟筹建，柔石为发起人之一。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柔石曾任执行委员、编辑部主任。同年5月以左联代表资格，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1年1月在上海被捕，同年2月7日与殷夫、欧阳立安等二十三位同志同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牺牲后，鲁迅曾写《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追悼他和其他死难同志。遗著有《柔石选集》。

主要作品：

著作书目：
疯人（短篇小说集）1925，宁波华生印局
奴隶（短篇小说集）1928，新文学书局
三姊妹（中篇小说）1929，水沫
旧时代之歌（上下册，长篇小说）1929，北新
二月（中篇小说）1929，春潮
希望（短篇小说集）1930，商务
为奴隶的母亲（短篇小说）1953，人文
柔石选集 1951，开明
柔石小说选集 1954，人文
柔石选集 1958，人文；1986，人文
晨光（作品集，柔石，冯铿遗稿）鲁博编，1986，书目文献

翻译书目：

戈理基文录 苏联戈理基（高尔基）著，1930，光华
浮士德与城（理论）苏联卢那卡尔斯基著，1930，神州
颓废（小说）苏联高尔基著，1934，商务
丹麦短篇小说集 1938，商务

❿ 阅读理解。 柔石小传 鲁迅 柔石，原名平复，姓赵，一九0一年生于浙江省台州宁海县市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