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外交档案解密有声小说

㈠ 为什么中苏外交档案解密第15集没有播放前几天中央9频道预告15集下期播放，结果第二天就停播了。

我也等着呢，按说敏感的珍宝岛都播完了，下边该“破冰期”了，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啊。苏联都解体了，还怕什么啊。

㈡ 请教：外交档案解密是什么意思

外交档案解密时间表

●2004年1月开放首批外交档案

●2006年5月10日外交部解密1956-1960年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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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外交部拟每两年开放一次解密档案，下次将解密1961年至1965年间的档案

沈志华是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研究中苏关系。他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是，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此前，通过美国、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的档案馆，沈志华已经查遍了相关档案并发表了论文，但是，他迟迟未敢接着写下去，因为其中惟独缺乏中国的档案。

5月10日，外交部档案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1956-1960年的外交档案正式对外开放。当天一大早，沈志华就从家中驱车一个半小时赶至位于朝阳门附近的外交部，查阅所需档案。

这已是外交部第二次开放解密外交档案。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廉正保说，继2004年1月16日首次公开外交档案之后，此次公开的力度明显加大，开放档案占该时期外交档案总数的60%。

自1999年外交部档案馆成立鉴定开放处以来，7年的时间里，已解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11年里的中国外交档案。按照计划，第三批解密外交档案将在今年6月份启动。

在档案馆内，沈志华看中的档案内容有上千页。这一次，在感慨“收获很大”之余，这位学者期待着更多的国家部委能适时公开有关档案。

“新中国这几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公众有知情权。了解过去，才能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装满了国外档案的书屋中，沈志华说。

开了个好头

9台电脑，2个摄像头，不足20平方米的阅览室显得十分明净。5月15日下午1时刚过，几位记者和研究者相继赶到外交部档案馆。

在前台的两台查询电脑上，输入身份信息和使用档案目的，个人就能提交所要查询的档案主题；经工作人员验证，个人得到一个密码，随后，就可凭此密码进入阅览室，通过电脑查看相关档案的扫描件。

外交部档案馆开放处副处长郝伟华介绍，第二批开放的外交档案总计25651件，主要是外交部在工作中形成的各类报告、谈话记录以及照会、备忘录等外交文书。

阅览室对面，就是鉴定开放处。处长张素林是一位精干的女性，她曾在外交部从事档案工作20余年。

1999年，外交部档案馆专门成立鉴定开发处，张素林随即加入到外交档案的解密工作中来。她说，该处的成立标志着解密工作正式启动。

按照我国《档案法》规定，除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等档案外，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按此规定，外交部的解密档案应该上溯到30年前的1976年，但由于工作量太大，张素林和她的同事们只能分阶段去做———五年的外交档案作为一批，分批进行解密。

《档案法》1987年通过，但直到17年后的2004年，外交部开放解密档案仍被视为“开了个好头”。

“外交无小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涉及国防、外交、公安、国家安全等档案”被视为有关“国家重大利益”，其开放一直受到限制。

“外交部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是适应国内外形势需要的。”张素林说。

跟国际接轨

外交部第二批开放解密档案，沈志华成为了第一个借阅者，并复印了自己想要的档案。“我等这些档案已经一年多了。”

在研究过程中，他曾去过国外的不少档案馆。让这位学者印象颇深的是，在那里，馆方会千方百计提供便利，以吸引研究人员到那里利用档案。

“档案利用得越充分，说明社会效益越好，来年申请资金就越多。”据他介绍，国外档案馆的经费，主要靠向社团申请基金，而获得批准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档案的利用率。

“外交档案解密是大势所趋。作为一个大国，档案不公开，是说不过去的。”沈志华说。

尽管《档案法》规定了30年的解密期，但在2004年以前，他的切身经历是“很难”：同一件档案，在这个档案馆可以看，在另一个档案馆就不能看；在同一个档案馆，这个馆长批准查阅，另一个馆长却予以拒绝；甚至有些已经开放的地方档案，研究者要复印还需中央有关部门出具公函。

事实上，外交部率先解密档案，也正是考虑到了与国际接轨的因素。

“对民众公开这部分档案，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需要，也是我国与国际接轨、依法行政的表现。”5月10日的新闻布会上，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廉正保说。

张素林说，馆方曾专门派员到国外考察过，还通过驻外使馆索取国外档案开放的一些工作资料，共搜集了几十个国家的材料，回来后结合国内本身的情况，开展解密工作。

从国际上看，目前，美、英、法、日等国都对公民公开外交档案，日本到目前为止已经向社会开放档案14批。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张素林笑着说。

“五步走”

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廉正保介绍，此批档案的解密划控工作从2004年4月中旬开始，历时1年零2个月。

“在国内，我们没有经验可循。”张素林说，所以外交部在进行解密时相当慎重。第一批解密共历时5年。

据介绍，解密工作大约由五步组成：首先由75位资深离退休外交官与档案工作者组成的解密小组对每一卷档案进行解密审查，再由外交部各主要司局及涉档有关中央部委审核，然后经外交部档案鉴定开放领导小组审定和外交部部务会议通过，最后将公布外交档案的计划和目录呈报国务院审批。

张素林说，第二批开放解密档案共经过了11个部委的审核。

而参加解密的人员一般均为副处以上级别。他们被要求审查档案每一页，不能漏掉一个，“说不定哪句话涉及到敏感问题。”

其中，外交部在职人员占一大半，另有一些退休大使、参赞。

69岁的魏渭康原为驻新加坡参赞，他两次都参加了外交档案解密工作，主要负责南亚方面的外交档案。

“老干部们都很重视这项工作。”他说，第一次解密时，他感觉“特别有劲”，中午都不回家，吃完饭在外交部休息一下，下午立刻投入解密工作。

他记得，第一次解密完全依靠手工。第二次用上了电脑，解密人员一边看原件，一边把意见录入电脑。对于每件档案，解密人员会给出意见，如“公开、保密、部分保密”等。

在解密前，相关人员被集中到一起学习了两天，主要是怎么把握好原则，还要对这段时间的国际大事有充分的了解。每个解密人员也会沟通，以便在掌握原则时尽量一致。其实，在魏老看来，很重要的一条是自身的外交经验。

“49年至60年的档案，按照档案法，已过了保密时效性，但我们要考虑到国际关系、个人隐私等因素。”他说，有的文件涉及对某人的评价，有的涉及边疆问题，这些就不能随便公开，需要慎重考虑。而有的内容，现在的报纸都已经报道了，那就没有必要再保密了。

在第二次解密中，魏老共接触了千份档案。据其估计，其中大约有30%最后开放。他说，这部分涉及到邻国关系，所以比较敏感。

“尽量公开”

整体而言，第二批解密的档案达到这一时期档案总数的60%，是第一批解密中该数字的两倍。

据张素林介绍，在整个外交档案的解密中，总的指导方针是“尽量公开”。

两次解密，外交部档案馆都设了“25条原则”，其核心为不宜公开的四个方面。原驻荷兰大使华黎明参加了第一次解密工作的终审工作，他依然记得，凡是影响国家利益，国际关系、个人隐私、民族团结的档案不宜公开。

在技术手段上，这次档案解密中，不会因为一个人名，或者一句话就把整个档案设为秘密。在档案馆阅览室，记者看到屏幕上一些档案有些部位被涂黑。据介绍，主要是涂黑内容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所以隐去。

“对于研究者来说，不会太在意被涂黑的一句话，因为这不影响对主体事实的理解。”张素林说。

2001年10月至2002年4月，华黎明审核档案时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些档案中，一些国家被称为“美国走狗”，这些档案在一审、二审中，被定为不宜公开。“一些同志不同意开放，但我想这是历史，当时报纸上都这么说，我们不该因为一个称呼，就影响其他内容的公布，这样就可惜了。”华黎明说，在老大使的要求下，一些原先不准备开放的档案也被开放。

“很多绝密的档案，有的还是限时销毁的文件最后都公开了。这些档案具备历史文化价值，应该公布出来，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公众负责。”张素林说。

档案解密有待独立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沈志华亲身经历了二十多年来中国档案逐渐开放的过程。在他看来，档案开放仍是中国历史学家进行研究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

沈志华曾想了解上世纪50年代中国教育受到苏联何种影响，去教育部、文化部等单位查档案时，得到的回复是“不准”。“我觉得外交档案解密，从中国档案史上看，是个腾飞，是个创举。我希望各部委的档案馆都学习外交部。”

在他看来，与二十多年前比，中国的档案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变，观念和制度都在进步之中。但也有一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档案馆的职能定位不清。

他认为，档案馆既要负责解密工作———这使它承担了重大的保密责任，又要负责利用工作———这使它承担了为研究者提供服务的责任。“这两者显然是有所矛盾”。

在一般发达国家，档案解密是由一个专门机构负责，那里有一批经过专业训练并掌握国家政策的工作人员。凡是不影响国家安全和涉及个人隐私的档案，到期都会得到解密。而档案馆只负责保管和为研究者提供服务，他们的目的就是使尽量多的学者在那里使用尽量多的档案。

档案解密工作面临的另一问题是，法律依据及相关的档案意识不足。

“怎么解除利用的限制？最好的办法是依法办事。“武汉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说，在美国，过了30年档案解密期限而未解密的，要作出说明。而我国的《档案法》虽然也作出30年解密的规定，但对具体范围以及不予解密的相关规定不尽明确。

来自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的消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被列为国务院2006年一类立法计划，有望于今年出台。已有专家建议，把档案公开制度写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本报记者司徒北辰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新京报 作者：吴学军 责任编辑：贺韦卫

㈢ 中苏关系正常化到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的进程、动因和影响是什么

中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中苏发展历程
多年来，一大批中国学者孜孜以求，力图对中苏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中国学者近年来的主要成果有：林军：《中苏关系（1969-1989）》，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胡礼忠等：《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70年》，黄河出版社1998年版；罗时叙：《由蜜月到反目》，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蒲国良：《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李丹慧：《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章百家、牛军：《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徐晓天、李春隆、徐振泽：《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杨闯、高飞、冯玉军：《百年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薛衔天：《中苏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但对于中苏关系的个中原委和是非曲直的评说，目前国内外仍可谓见仁见智，难求一是。
作为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发展的亲历者，我认为，“以史解史”终归是回顾和缕析中苏（俄）关系发展史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推演顺序和发展框架，中苏关系可以循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关键性问题把握其发展的历史轨迹。
十月革命以后的1917-1949年这一时期中，影响中苏关系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帮助了中国的革命，抑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苏联。当年苏共中央操控下的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希望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并的确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真诚的支持，这一点应该肯定。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显示，仅从1923年到1927年，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而开会122次，通过了738个决议，平均每两天半通过一个决议。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其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极其间接和有限的，因而致使其指导常常脱离中国国情，出现偏差甚至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过程当中，发挥了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一味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行事，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建国初期到整个50年代，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发展相对较好，但同时也出现了并不十分和谐的苗头。其中，对中苏关系发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和方面包括：第一，关于“一边倒”的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同苏联结盟，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对此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当中已经阐述清楚。可问题在于，这种外交上的“一边倒”最后泛化成了全方位的“一边倒”，从两国结盟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上，都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第二，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出现混乱，中国围绕反修而进行的反右斗争，直至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看法的反复以及在改革问题上踌躇不前，都同中苏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苏关系对于各自内政外交的复杂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第三，此间中苏国家间关系中也暗现不合音符，比如《1950年中苏条约》苏签订时间一拖再拖，其关键性原因就在于斯大林不愿放弃《雅尔塔协定》中有利于苏联的特权性规定。此外，令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非常不满的是，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还有一个秘密协定规定第三国人员不得进入中国的东北和新疆。而对中国国内建设“三面红旗”的提法和做法，苏联方面也持不赞同和反对意见。
概括地讲，这一时期，尤其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政府的确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援助，同时两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也呈呼应配合之势；但是另一方面，双方之间的分歧也逐渐显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苏关系中两国地位和实力不对称，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尽管中苏结盟对新中国的政权巩固和国计民生都具有关键性意义，但是，从中国所处的被保护地位而言，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赫鲁晓夫上台后，随着矛盾和冲突的不断出现，中苏两国关系从半明半暗的分歧走向了公开的分裂。此间发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诸如1959年的西藏叛乱；1959年8月的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对印度采取了事实上的支持态度；1960年《红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具有风向标性质的文章，中苏两党展开了口诛笔伐；1960年中苏边界出现冲突；1962年新疆伊犁暴乱中有67000人逃往苏联；1963年美、苏、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4年启动中苏边界谈判；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等等。

㈣ 中苏外交档案解密15

因为某些原因所以停播了，第十五集叫兵戎相见，第十六集叫危机之下，16集就完了。找度娘，不要搜集数，要搜名字，比如‘兵戎相见’，很快就找到了。

㈤ 中苏关系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高分悬赏！！！

推荐你去看看中国社会科学院07年出版的《中苏关系史纲》，作者都是国内研究中苏关系的权威学者，非常不错的。

http://ke..com/view/1155933.htm?fr=ala0_1_1

㈥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时说的幽默话

1.周恩来的外交辞令[整理]

作者：赵晨芳 转贴自：中学历史教学园地

下面这三个小故事真实地体现了周恩来总理作为一名杰出外交家的迷人风采：

在一次招待会上，尼克松一次问周恩来总理：“总理阁下，中国好，林彪为什么提出往苏联跑？”周恩来回答：“这不奇怪。大自然好，苍蝇还是要往厕所跑嘛！”一位西方女记者对着话筒匆匆问道：“周恩来先生，可不可以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可以的。”周恩来微笑着回答。“您已经60多岁了，为什么依然神采奕奕，记忆非凡，显得这样年轻、英俊？”场内顿时响起了友善的笑声和议论声。这正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问题。周恩来温和地笑了笑，待场内安静下来，才声音宏亮地坦然回答：“因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所以我至今都很健康！”翻译流利地译出周恩来的话，整个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喝彩声，各国记者无不为周恩来的巧妙回答所折服。

在另一次外交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介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及对外方针后，回答记者提问。一位西方记者提问道：“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实际上是讥笑我国建国初的贫穷。周恩来正色作答：“中国人民银行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全场愕然，鸦雀无声。周恩来以风趣的语调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为十元、五元、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的10种主辅币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中国人民银行是由全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金融机构，有全国人民作后盾，信用卓著，实力雄厚，它所发行的货币，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货币之一，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周恩来一语惊四座，大厅内顿时响起了听众的热烈掌声。

想起总理一些著名的小故事，虽然都是小故事，更体现了绝世的智慧。与大家分享。都是我以前看到的，还有很多不记得了，先整理几个给大家看。

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中方代表团带了一些影片播放。我们先是播放了一部国庆大阅兵的记录片，想让世界看到新中国正在步入强大。但是一些人士看过后却说，中国要搞军国主义。在总理安排下，我们播放了另一部影片，就是极度唯美主义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工作人员担心外国人看不懂中国的戏剧，就准备了一些宣传资料，很详细的英文介绍越剧，介绍梁祝的故事，足足好几页纸。请总理过目时，总理皱皱眉，这么长的剧情介绍，谁有信心看得下去。最终稿总理改的只有一句话：“请大家看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影片最后放映时，整个大厅挤满了人，超出了主办者的预料。影片结束时，所有人都默不作声，都沉浸在那种悲剧的气氛里，稍后，是所有人起立热烈鼓掌，为中国这么好的电影，为中国这么好的文化。这也是周总理日内瓦外交中很小的但也是异常光彩的一笔。

印尼万隆会议（忘记了是刚到机场的欢迎仪式，还是另一次公众讲话。各位包涵，暂且说是机场欢迎吧。），总理要对欢迎他的人们做一个演讲，当时，天降大雨，人们在雨中站立。有工作人员给总理撑起一把雨伞，周总理推开了那把伞，说：大家都站在雨中，我要和大家一样。欢迎的人们群情振奋，他们想不到一个大国的总理会这样。大雨滂沱，但依然难掩周总理儒雅的风度和人们的热情。

下面是几个著名的答记者问，可能大家知道:

新中国面临诸多挑战，世界各国都以不同的视角注视的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会经常遇见那些恶意提问的记者。看我们的周总理把这些很难回答又具有明显恶意的问题回答的多么的精妙。（我这里的是一些很机智的回答，那些高深的就更多了）。
有记者问：“中国有没有妓女？” 周总理马上肯定的回答：“有。”人们都一愣。随后，总理微笑着接着说：“在中国的台湾省。”绝妙的回答引得掌声雷动。 这样的回答最是高妙“在中国的台湾省”。
曾经有美国记者问：“为什么在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却叫‘马路’？”
周回答：“很简单，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又 问：“你们中国人走路都低着头，而我们美国人走路是挺胸抬头。”
周 答：“因为我们走的是上坡路，而你们走的是下坡路。”
象征“万事如意”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次招待外宾的国宴上，服务员端上了一道大菜，这个菜由冬笋、蘑菇、红菜组成，形成一种艳丽的图案。菜上席后，有人用筷子拨动了一下，大家一看，竟是一个“卍”形图案！友人们不禁吓了一跳，不知此时出现此种“卍”形图案是什么道理。因为二战期间，“卍”形图案成了法西斯的象征。这时，周恩来心明眼快，神态自若，他一边劝酒一边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万（卍）字图案，象征‘万事如意’，是对远方客人最良好的祝愿！”语音刚落，整个宴会厅的气氛又活跃起来。接着，周恩来幽默地说：“就算是法西斯，也没有关系，来，还有很多，以后想起来，继续贴。这需要怎样的机智，怎样的智慧，怎样的幽默，还有极大的维护祖国权益的感情，才能讲这些问题答的如此高妙。朋友们肯定也知道很多这样的故事，说来听听。大家共同分享这些故事，一起缅怀我们永远的总理。让我们一齐动手把它消灭就是了。”逗得客人们哈哈大笑，于是，所有的筷子一齐指向这道菜，来了个“全面进攻”，很快，这幅“法西斯图案”就被彻底消灭了。
100多万人才是西藏人民
1959年3月，西藏反动农奴主勾结帝国主义发动武装叛乱，残害西藏人民。可是，西藏一小撮反动派和妄图侵略我国西藏的帝国主义分子却说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同情西藏人民，要帮助西藏人民获得幸福生活。周恩来总理严正地批驳了这种荒谬滥调：“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后藏三部分地方，共有人口120万，参加叛乱的人口只有2万左右，而且其中多数还是被欺骗胁迫参加的……在西藏要求改革的劳动人民和赞成改革的上层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子，就有110多万人。现在世界上有一些人，口口声声说他们同情西藏人，他们却没有区别自己所同情的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是同情110多万要求和赞成改革的劳动人民、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子呢，还是同情极少数的反动分子呢？我希望一切好心的朋友，对于这种明显的绝大多数和极少数的划分，应当首先弄清楚。”周恩来通过120万比2万的数字，阐明了要求和赞成改革的110多万人才是西藏人民，从而有力地揭露了反动派所谓的“同情”和“帮助”的阴谋。
700多年与100来年哪个历史长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访问印度。在一次谈判中，印方提出这样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什么时候成为中国的领土的？”周恩来当即答道：“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讲，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

印方却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严肃地说：“中国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了，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建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700来年与100多年哪个历史长？

周恩来通过700来年与100来年的数字比较，驳得印方哑口无言，尴尬之极。时光倒流50年……亚洲上空风雷激荡。1955年4月11日，国际反动势力和台湾当局相勾结，阴谋暗害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致使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遇难。18日～24日，万隆会议冲破阻挠成功地召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以在全球推广。现隐居于澳门的司徒眉生先生是这段难忘历史的见证人。《环球》杂志记者辗转找到这位历史功臣，听他讲述过去的事情。

周恩来握手事件:外交档案解密鲜为人知历史

首批确定开放的1万多份档案，主要反映建国初期中国对外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包括中国参加两个重要的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等情况。其中不乏昔日绝密档案，例如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一些档案都是昔日的绝密。

我国前驻荷兰大使华黎明作为离退职资深外交官，参与了最后复审开放档案的工作。华先生向记者介绍说，首批开放的档案记录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外交活动两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独立自主、坚定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和向以苏联为首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政策。

在外交部档案馆，鉴定开放处的蒋本良、侯振谊、马守国、王新艳几位同志分别向记者讲述了记录在外交档案中的鲜为人知的史实——

周恩来与史密斯的握手事件

1954年为处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鉴于当时紧张的中美关系，中美代表在会议上的接触是比较敏感的事情。

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之事曾在各种文字中广为流传，但在此次公开的外交档案中，并无关于此事的记载，倒是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在与周恩来握手一事上表现出的偏狭小气、颇多顾忌，在档案中有生动的记录。

日内瓦会议的第二阶段，进入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当时美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副国务卿史密斯。7月18日召开了第23次限制性会议，在下午会议休息期间，史密斯自己找到周总理的秘书、翻译浦寿昌谈事情，一旁的周总理主动向前与史密斯打招呼，并伸出手来，但史密斯却只回应了总理的招呼，对总理伸出的手“未做表示”。

随后不久，在周恩来与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交谈的时候，史密斯凑过来自我解嘲似地插话说：每次我走近周恩来先生，记者就会说我和周恩来先生握了手。周恩来随即说：我刚才已经伸出手来了。史密斯说：刚才我一手拿烟，一手拿杯子，下次伸得比你还快。

7月21日，最后一次大会后日内瓦会议闭幕。会议结束后，周总理步入休息室，史密斯趋前向总理说：“我刚才怕讨论下去，又要发生分歧，这样简短地结束很好。”总理此时又向史密斯伸出右手，但史密斯却急忙用右手握住总理的左臂，以避免握手。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曾两次向美国代表伸出手，表现了一个泱泱大国自信大度的风范，但美国代表史密斯却想出各种办法避免与周总理握手，还要用种种托辞掩饰，处处被动小气，顾首顾尾，实在不是什么高明的、有大家风范的举动。

2。 晏子使楚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

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使子为使？”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

评点

这个寓言故事，表现了晏子的机智敏捷、能言善辩的才干，同时也表现了他热爱祖国、维护祖国尊严的可贵品质。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懂得：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译文：晏子将要出使（到）楚国。楚王听到这个消息，对身边的侍臣说：“（晏婴是）齐国善于辞令的人，现在（他）正要来，我想要羞辱他，用什么办法呢？”侍臣回答说：“当他来的时候，请让我们绑着一个人从大王面前走过。大王（就）问：‘（他）是干什么的？’（我就）回答说：‘（他）是齐国人。’大王（再）问：‘犯了什么罪？’（我）回答说：‘（他）犯了偷窃罪。’”
晏子来到了（楚国），楚王请晏子喝酒，喝酒喝得正高兴的时候，公差两名绑着一个人到楚王面前来。楚王问道：“绑着的人是干什么的？’（公差）回答说：“（他）是齐国人，犯了偷窃罪。”楚王看着晏子问道：“齐国人本来就善于偷东西的吗？”晏子离开了席位回答道：“我听说这样一件事：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的地方就是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北的地方就是枳树，只是叶相像罢了，果实的味道却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水土条件不相同啊。现在这个人生长在齐国不偷东西，一到了楚国就偷起来了，莫非楚国的水土使他喜欢偷东西吗？”楚王笑着说：“圣人是不能同他开玩笑的，我反而自找倒霉了。”

㈦ 中苏外交档案解密的分集剧情

第一集 斯大林的选择（上）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红场，数万名群众目睹了苏联红旗的最后一次降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宣告解体。苏联解体后，原苏共党组织的档案馆全部转入俄罗斯国家档案系统，其中仅最主要的140多个档案馆，就收藏了前苏联档案3000多万件。近十年来，这些档案逐渐被解密，公之于众。经过多方努力，我们有幸找到了这些珍贵的前苏联档案，通过档案解密，一段尘封的历史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而我们也终于有机会看到，在错综复杂的中苏关系中，政治家们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苏联与中共结盟真的是顺理成章的吗？斯大林最初的选择究竟是什么？
第二集 斯大林的选择（下)
2004年1月1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正式对外开放。在档案馆的开放档案借阅处，已经解密的8万多份中国外交档案，各国的组织和个人都可以自由查阅。在查阅过程中，有一份特殊的档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1949年4月9日，斯诺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的《中国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吗》，他预言：“中国将成为一个共产党治理下，不跟莫斯科指挥棒转的大国。”这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斯诺的预言成为了现实。1949年的中苏关系，到底透露了怎样耐人寻味的讯息呢？
第三集 交锋莫斯科（上）
1949年12月，毛泽东终于实现了自己出访苏联的愿望，此次毛泽东首次出访莫斯科，一是为斯大林祝贺70寿辰，另外，更重要的目的则是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但毛泽东对此行却颇感不满，虽然在莫斯科，斯大林给予了毛泽东极高的待遇，但两次会面之后，却迟迟不与毛泽东商谈重签新的《中苏同盟条约》，斯大林再三回避重签条约，究竟意图何在？面对“铁腕领袖”斯大林的强硬态度，毛泽东又将采取怎样的对策打破僵局，“中苏外交档案解密”系列即将为您展现这场大国领袖之间的智谋交锋。
第四集 交锋莫斯科（下）
毛泽东在莫斯科闭门不出，引发西方媒体的“软禁”流言。于此同时，中苏谈判也受到了美国白宫的关注，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先后发表声明，企图破坏谈判进程。重重压力之下，斯大林终于同意重签合约，周恩来也将赶赴莫斯科，进行后续谈判。然而，面对中共的“虎口夺食”，向来强硬的斯大林会轻易放弃到手的利益吗？面对斯大林在谈判中的出尔反尔和苏联方面精心准备的草案，周恩来最后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案，斯大林是否会再次做出重大让步，接受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呢？
第五集 歃血为盟（上）
虽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成功地从苏联手上收回了相关权利，但是毛泽东认为，要想真正得到苏联的帮助和援助，并非易事。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一开始苏联建议中国出兵援朝，但当东北边防军厉兵秣马，蓄势待发之时，斯大林却不愿意中国军队马上入朝作战，他究竟在犹豫什么？他何时才肯同意中国出兵？
第六集 歃血为盟（下）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亲自指挥了仁川登陆，拦腰切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人民军遭到南北夹击，开始撤退，朝鲜战局急速逆转。金日成请求中国和苏联紧急支援。为避免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斯大林希望中国出兵朝鲜。而毛泽东经过许多天不眠不休的思考，曾两次要求入朝部队暂停行动，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再三犹豫？毛泽东的深层考虑究竟是什么？苏联能否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
第七集 亲密同志（上）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然而，围绕着接班人问题，苏联高层展开了激烈争夺。最终，本来排名第五的赫鲁晓夫走上了前台。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1954年赫鲁晓夫准备给正值建国五周年的中国送去一个“大礼包”，内容包括：归还旅顺港、归还中苏合资公司的股份等。然而，赫鲁晓夫的这一提议在苏共内部就遭到了强烈反对。最终，赫鲁晓夫如何说服他们？以他带队的苏联代表团在中国又有哪些遭遇？
第八集 亲密同志（下）
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闭幕的2月24日深夜，代表们又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向代表们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通常所说的“秘密报告”。这篇报告中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错误无限扩大化，开展了对斯大林的尖锐批判。这是苏联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那么，面对这次事件，新中国的领导人又将如何应对？这次事件真的就是中苏两党开始走向分裂的转折点吗？
第九集 独领风骚（上）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继而又在波匈事件的危机处理上显得力不从心，这一切无疑是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关键时刻，毛泽东从大局出发，帮助赫鲁晓夫迅速摆脱困境，游刃有余地斡旋于各兄弟党之间，成为苏联与其他国家之间最有效的矛盾调解者。从此，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也使得莫斯科在共产党世界的领导权受到了来自北京的严峻挑战。
第十集 独领风骚（下）
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汇聚莫斯科，举行会议并发表了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这是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诞生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召开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甚至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盛会。很多人认为，莫斯科会议得以召开，是由于苏共的倡议，并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支持和响应。但事实上，把握风向标的看似是赫鲁晓夫，其实是毛泽东。毛泽东才是这次会议的幕后“总导演”。
第十一集 山雨欲来（上）
1958年夏天，中苏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摩擦与冲突，其导火索便是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事件。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赫鲁晓夫秘密来华，与毛泽东紧急会晤，并对此发表联合公报。但就在赫鲁晓夫离开中国的半个月后，震惊世界的“炮击金门“行动，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纷纷猜测。那么赫鲁晓夫秘密访华究竟与毛泽东谈及了哪些内容，他能成功化解这场摩擦吗？在已经解密的档案中，我们能否寻找出毛泽东实施“炮击金门”行动的真实意图？
第十二集 山雨欲来（下）
1958年“炮击金门”后，稍稍缓和的中苏两国关系，又出现了新的分歧。毛泽东处处都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处理国家事务的地位和能力，敢于挑战莫斯科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政府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开始显现，并出现了步步升级的态势。赫鲁晓夫先是片面中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之后1959年10月，两国领导人在北京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从此，同志加兄弟的中苏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第十三集 分庭抗礼
自从1959年10月，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在北京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后，中苏两党的分歧也逐渐公开化。但就在苏联防空部队击落了入侵苏联的美国U2侦查机后，毛泽东却最先发出了支持苏联的声音，亲自领导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抗美援苏游行活动，其规模之大甚至超过了当事国苏联，中苏团结的友好气氛似乎再次出现。但好景不长，随着中苏两党在世界工联会议和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针锋相对的斗争，赫鲁晓夫一气之下，撤走了在中国的苏联专家，给新中国的经济生产带来沉重的打击，中苏关系再次降温。
第十四集 蘑菇云下
1960年，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中苏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与此同时，新中国的科研工作者也在苏联专家撤出后，自力更生研发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就在同一天，一个同样爆炸性的新闻也传遍了世界，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在这天被迫下台。那么，苏联新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是否将缓和日趋紧张的中苏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1964年周恩来访苏期间，一场酒会却加剧了两国关系的恶化，最终走向了分歧的边缘。
第十五集 兵戎相见
1968年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在6个小时内出兵占领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替自己的侵略行径辩解，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随即抛出了所谓的“有限主权论”，声称苏联有权决定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命运。这给中国敲响了警钟，毛泽东开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1969年3月，一场震惊世界的冲突爆发了。
第十六集 危机之下
1969年3月，中苏边境冲突爆发后，数十万全副武装的苏联军人挤上通往西伯利亚的铁路线隆隆东进。苏军强硬派主张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勃列日涅夫甚至计划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夜之间，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便取代美国，成为了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两国开始进入将近20年的敌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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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请先确定您需要查找的资料，与原苏联哪个加盟共和国有较为直接的联系；或发生在那个加盟共和国境内。
然后，联系该国驻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说明查阅档案的目的，并进行登记。
最后，通过该使领馆，进行档案材料的调阅。
PS:各国政府的解密档案，基本上都不会在互联网上公布全部内容细节的，所以不要寄希望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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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昨天正也在找，现在找到了。兵戎相见的后一集名字改了，不是分道扬镳而是《危机之下》，但是内容上是连贯的。这是地址：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IcanZAKuDk/

㈩ 中苏关系什么时候破裂的身么时候解冻的

斯大林、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经常对中国事务采取指手画脚的态度。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操纵的第三国际曾经多次给中国共产党错误指示，险些让共产党毁灭。解放后赫鲁晓夫多次提出与中国共建一支海军、建立长波电台事情，被毛主席拒绝，不久苏联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就分化了，双方先是论战，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苏联终于下决定撤走了所有苏联驻华专家以及一切援助。

1950 年 2 月 14 日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结成了全面的同盟关系。然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党际的友好变成了公开的论战、国家关系上的同盟变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讦 ,贸易急剧下降 ,军事摩擦不断 ,1969年双方更是发生了直接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对于中苏关系演变的原因 ,中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研究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目前 ,中苏关系的研究成果可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的研究 ,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冷战史领域。从总体上看 ,西方学者从历史纠纷和现实利益的矛盾角度 ,分析中苏关系的演变。他们站在较“中立”的立场上 ,使用中苏两国的解密档案和西方情报部门掌握的相关材料 ,充分利用了实证史学和比较政治的方法 ,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近年来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作品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种 ,一是白人学者戴维德·梅尔斯(Davidllan Mayers) 的《劈开磐石 :对抗中苏同盟的美国策略》、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我们现在明白了: 重思冷战史》、高沃龙( Garver. John) 的《对手与盟友》、迪特·海茵茨希(Dieter Heinzig) 著《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等;二是华裔学者的研究成果 ,如:陈兼的《毛泽东的中国和冷战》、张曙光的《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中国和冷战》和《经济冷战》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对美国在中苏关系变化过程中扮演角色的研究是西方研究的主要特色。

第二类是苏联(俄罗斯)学者方面。在过去他们主要是站在大党大国主义的立场上 ,认定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恶化了中苏关系 ,或者将问题的责任归咎于领导人的个人失误。公认的最为权威的苏中关系著作是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 80 年代合著的《中苏关系1945～1980》,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需要 ,该书
虽然资料丰富、逻辑缜密 ,但是立场僵化。值得注意的是 ,90 年代以来 ,该书的主要作者鲍里索夫(真名为罗曼宁 О. Б. Рахманин) ,连续写了两部苏中关系著作《中苏关系的历史思考》和《二十世纪的俄(苏)中关系》,同过去相比 ,其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 ,更加注重从客观的历史角度 ,而非主观的意识形态立场探讨中苏关系变化的原因。类似的作品还有库里克（Б. Т.Кулик的）《苏中分裂:缘起与结果》,作者作为中苏关系的亲历者，对50年代到60年代的事件和问题进行了逐一梳理 ,对于我们理解中苏关系破裂的苏联方面原因很有帮助。此外 ,俄罗斯的中青年学者瓦斯科列谢斯基 ( А. Д.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的《俄罗斯与中国:国家关系的历史与理论》、巴拉诺夫（E. П. Бажанов的）《苏中关系》也都体现了俄罗斯对中苏关系研究的发展。

三是中国学者方面。长期以来 ,中国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中共在中苏大论战时期的观点 ,认定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是中苏关系逆转的根本原因。80 年代以来 ,中国学者在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进步 , 随着国内外有关历史档案材料的解禁 , 不仅一些回忆性的书籍和文章增多 , 一些学者也开始从国家战略的矛盾、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论战、领导人的观念意识等更加全面的角度去分析中苏关系逆转的原因 ,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以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李越然的《中苏外交亲历记》、吴冷西的《十年论战》等为代表 ,一些中苏交往亲历者的回忆录陆续出版。同时 ,一些学者不忘深入挖掘中苏关系的有关史料 ,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出版了俄罗斯解密档案《苏联历史档案汇编》,并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述 ,对中苏
关系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事实进行了澄清;牛军、杨奎松等学者从中共党史研究的角度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此外 ,外交学院的曲星教授以外交研究的方法对中苏关系的变化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背景等因素作了全面的研究 ,北京大学的孔寒冰教授则对中苏关系演变对中国60---70年代国内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参考资料：http://..com/question/30212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