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有声小说

① 刘庆邦《鞋》的原文

有个姑娘叫守明，十八岁那年就定了亲。姑娘家一定亲，就算有了未婚夫，找到了婆家。未婚夫这个说法守明还不习惯，她觉得有些陌生，有些重大，让人害羞，还让人害怕。她在心里把未婚夫称作“那个人”，或遵从当地的传统叫法，把未婚夫称为哪哪庄的。那个人的庄子离她们的庄子不远，从那个人的庄子出来，跨过一座高桥，往南一拐，再走过一座平桥，就到了她的庄。两个村庄同属一个大队，大队部设在她的庄。 那个家里托媒人把定亲的彩礼送来了，是几块做衣服的布料，有灯心绒、春风呢、蓝卡其、月白府绸，还有一块石榴红的大方巾。那时他们那里还很穷，不兴买成衣，这几样东西就是最好的。听说媒人来送彩礼，守明吓得赶紧躲进里间屋去了，手捂胸口，大气都不敢出。母亲替女儿把东西收下了。母亲倒不客气。 媒人一走，母亲就把那包用红方巾包着的东西原封不动地端给了女儿，母亲眼睛弯弯的，饱含着掩饰不住的笑意，说：“给，你婆家给你的东西。” 对于婆家这两个字眼儿；守明听来也很生分，特别是经母亲那么一说，她觉得有些把她推出去不管的味道，她撒娇中带点抗议地叫了一长声妈，说：“谁要他的东西，我不要!” 母亲说：“不要好呀，你不要我要，我留着给你妹妹做嫁妆。” 守明的妹妹也在家，她上来就叫出了那个人的名字，说她才不要那个人的破东西呢，她要把那个人的东西退回去，就说姐嫌礼轻，要送就重重地来。 “再胡说我撕你的嘴!”守明这才把东西从母亲手里接过来了。她有些生妹妹的气，生气不是因为妹妹说的礼轻礼重的话，而是妹妹叫了那个人的名字。那名字在她心里藏着，她小心翼翼，自己从来舍不得叫。妹妹不知从哪里听说的，没大没小，无尊无重，张口就叫出来了。仿佛那个名字已与她的心有了某种连结，妹妹猛丁一叫，带动得她的心疼了一下。她想训妹妹一顿，让妹妹记住那个名字不是哪个小丫头片子都能随便叫的，想到妹妹是个心直口快的，说话从来没遮拦，说不定又会说出什么造次话来，就忍住了。 守明正把东西往自己的木箱里放，妹妹跟过来了，要看看包里都是什么好东西。 姐姐对她当然没好气，她说：“哪有好东西，都是破东西。” 妹妹嬉皮笑脸，说刚才是跟姐姐说着玩儿呢。向姐姐伸出了手。 守明像是捍卫什么似的，坚决不让妹妹看，连碰都不让妹妹碰，她把包袱放进箱子，啪嗒就上锁了。 妹妹被闪了手，觉得面子也闪了，脸上有些下不来，她翻下脸子，把姐姐一指说：“你走吧，我看你的心早不在这家了!” “我走不走你说了不算，你走我还不走人呢。” “谁要走谁不是人!”

② 刘庆邦短篇小说选怎么样

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看。既然“好看”，那就说明他的故事讲得引人入胜。 刘庆邦的短篇可以说是呈现两种不同的面貌。一种如《走窑汉》《血劲》，写的是地下，煤窖的黑暗世界，风格冷冽干脆；一种如《鞋》《外衣》，写的是地上，乡土的人情世界，风格温润美丽。 《走窑汉》发表于1985年，可说是刘庆邦的成名作。我觉得，这个小说把短篇小说的能量发挥到了极大的限度。 这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马海州的妻子小蛾被矿工队长张清玷污了，马海州用刀子刺伤张清的胸膛，获罪入狱，在狱中救人立功，提前释放，回到矿场。 这是小说叙述过程中的回忆交代，是这个复仇故事的原因。小说的开始是，已经出狱后的马海州同张清一起下井。看他是怎样复仇的。 在下矿井劳作时，马海州时时跟着张清，也不说话，甩都甩不掉。他身上总是带着一把刀子，不时拿出来把玩。他的复仇，不动声色，却光明正大，用这种持久的威胁来摧垮张清。下了班也是，马海州和小蛾一起跟着张清。每天都在张清的楼下喊：“张书记。”他喊一句，她喊一句。在一次下矿井工作时，张清的场子塌了，他被活埋，在他附近的马海州却是奋力地把他救出来。张清以为有和解的希望，就拿酒到马海州家酬谢，马海州不让进门，又叫小蛾过来，小蛾把张清带过来的酒直接从门里扔到门外，酒瓶全碎。那天晚上，马海州和小蛾来到张清家，马海州拿一个薄铁片在张清脸前，张清就是趁马海州不在家用那种铁片开了他家门玷污了小蛾。 在这个，没有任何肢体冲突的复仇过程中，马海州施加在张清身上的都是精神的重压，张清终于在这个晚上，疯掉了，也可以说是，被逼疯了。几天后张清跳窖自杀。也是在同一天，小蛾跳楼自杀。 人物有丰厚的可解读性。 首先来看小蛾。她被张清玷污后，决意要自杀的，但是丈夫马海州刺伤张清被抓走时说：“田小蛾，不许你死！”然后，小蛾经受了诸多的羞辱，比如被人扔瓦块，门上被挂破鞋。她都忍下来。丈夫马海州在狱中时，她辛苦种地，收获比别人多的粮食。“这个女人身上的补丁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瘦了。”——清苦的生活。原来她都把钱积攒起来，马海州出狱，她给他一个砖头似的布包,里面是大大小小的票子。马海州并不稀罕这钱，冷冷地说：“我以为你早不在人世了呢。”从此，马海州对小蛾，是一种爱恨交加的态度。爱，就是最开始那种浓烈的爱情，挥不走的爱；恨，因她是被玷污之人，这是他心头抹不去的阴影。于是，小蛾就成了他，爱愈深恨愈浓的心结。而小蛾，就这样承受着，那炽热的爱，和浓烈的恨。这些扭曲了的爱和恨。他帮着丈夫马海州复仇。张清跳窖自杀，小蛾随即也跳楼自杀。——如此丰满的人物形象，她身上的人性能量，也只有小说可以字字珠玑地刻画，一旦用具体词汇来形容，就毫无分量了。 小说的结尾，也就是最后一段，马海州听到小蛾跳楼自杀的消息时，是这样的： “马海州呼地站起来……可是，他又坐下了。” ——无疑是经典有力的结尾。故事讲完，戛然而止，冷静干脆。人物性格心理得到照应和超越。 来看怎样的照应。小说里写了几笔马海州从前的状态：那些天，不到临下井的前一刻，马海州绝不离开妻子，匆匆离去，往往半道上又匆匆返回。那时候，“他们幸福得差不多每天都要落泪”。说明马海州从前是柔肠百转的一个汉子。妻子小蛾遭玷污，他入狱。出来之后，必定不再是从前的他。他一心想的，就是复仇。他的复仇，不是对敌人肉体上的伤害，而是精神上的折磨。他在这复仇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冷静、耐心、执着、果断都让人钦佩到感动。小说还写了一个细节，一个工友家里失火，什么都烧没了。马海州二话没说，一把甩给工友两百块钱。他的慷慨，仗义，又是让人钦佩的。于是，在这样一个可以称得上是侠骨柔肠的汉子身上，他要做的事情却是复仇，是把一个人逼死。他心里装着的，是再也无法找回的爱情，是满满的恨。这个人物，也让人心生同情和心疼了。 再来看结尾，小蛾死了，“马海州呼地站起来……可是，他又坐下了。”——再多的阐释，都不及这几个字的力量。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走窑汉》，选自《刘庆邦短篇小说选》，作家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③ 《听戏》刘庆邦1，小说中的姑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她有什么样的心态

很好好

④ 刘庆邦的社会影响

在刘庆邦的写作中，一半是煤矿，一半是乡土。他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获得了《人民文学》颁发的一个奖，但没有引起评论界足够的重视。刘庆邦亲历过饥荒，河南饥荒很严重，死了很多人，饿得头大脖子粗，他本人就吃过柿树皮，说是很硬。至于写这个题材的契机，刘庆邦表示，要让民族保留历史记忆，不要这么早就遗忘这些惨痛教训，一个民族要是失去了记忆，那是非常悲哀的，作家有这个责任，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则愧对作家这一称号。而历史记录毕竟是粗线条的，新闻报道也有可能虚假，只有文学作品的表现是准确的，是细节化的，也更可信。“我每年都要回家，那不叫深入生活，那是回家啊！如果硬要那么说的话，那叫深入到家了。一个作家如果是从农村出来的话，那么最好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就是回家。”事实上，刘庆邦本人并不愿意承认《红煤》是煤矿题材小说，他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想像力才是作家最基本的生产力，小说的故事是在没有故事的地方写故事，是在故事的尽头开始小说的故事。”
刘庆邦写过一个小说叫《玉字》，王安忆曾在讲课时，引来作为“什么是小说”的一个例证。小说的故事是他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就发生在临村：姑娘和奶奶一起去看电影，天黑，被两个人拉到高粱地强暴，姑娘回家后不吃不喝想死，结果就病了，后来就真的死了。“其实她知道施暴的人是谁，但就是不敢说，于是我的小说构思开始了，我设计姑娘当时闻到了那两个人身上的膻味，回想起以前有人给她介绍过一个杀羊的，她没答应。她于是开始向杀羊的复仇，她起来吃饭了，说不想死了，并主动嫁给了那个男人，随后采取了一系列复仇，向两个凶手复仇。王安忆说，本来一个受气包，现在变成了复仇女神。”这就是生活通过逻辑力量，变成了小说。刘庆邦“短篇王”的称呼并非白来，另外，青年导演李扬借他的《神木》拍了电影《盲井》，也曾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这电影震撼了不少人，但作为原著作者的刘庆邦却并不完全买账，他最不满意的，是电影的结局，“电影的结局毁了我的理想设计，我很看重那个高中生心底的纯洁，我跟导演交流过，但他也许不在乎我的意见。在小说里，那孩子其实找过一个小姐，但后来就没联系了，然而电影并非如此，电影中导演让小姐给孩子家中寄钱，会暴露出可以破案的线索，电影的逻辑不严谨。”
在所有发表过的作品中，刘庆邦个人偏爱的故事不是《神木》，而是《响器》（发表于《人民文学》）。所谓“响器”，就是唢呐那一套家伙，故事讲一个姑娘，看人家办丧事听到唢呐，生命深处受到民间音乐的感动，于是跟着人家想学唢呐，但家人反对，还把她关起来，但她宁可不吃饭，也坚持要学，最后她吹的唢呐异常惊心动魄。刘庆邦说，“这里面，故事可能不再重要，重要的反是味道，是音乐的自然性。看这个小说，好比你看到一棵树，你只看到满树繁花，而不在意枝干。我的观点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响器，都渴望发出自己最‘惊心动魄’的声音，而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响器。”
刘庆邦，中国作家中的“异数”，多年来坚持以“人与自然”为母题进行着现实主义写作。其作品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乡土和矿区两大题材，这是通向他记忆深处两条幽深的隧道，一条被他命名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另一条则沿着相反的方向延伸，被命名为“人与自然的抗争。”1978年，刘庆邦来到北京，开始了崭新的城市生活，如今已经过去28年，但他身上，依然保持着明显的农民生活习性——他喜欢在家里种豆芽，并为此感到自豪，“我经常回老家，每次都带回来刚收的新绿豆，这是我绿豆种得好的秘诀”。 刘庆邦是个“城里人”，却极其熟悉乡村和煤矿生活，原因在于他每年都要选择去矿山小住，除了西藏煤矿，全国大小煤矿如今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新长篇《红煤》一经问世，立刻得到众多读者的关注，甚至在我们采访时他还收到一个陌生读者的短信，对方说自己刚刚一口气读完了《红煤》。“一口气”，放下电话，刘庆邦笑笑，“我倒不觉得这是好事儿。”他对此的解释是，“我对作品的最高评价首先是自然，好作品要能让人走神儿，神思飘渺，最好走到天外去！都说好作品是抓人的，让人一口气读完，我倒觉得好作品应该是‘放人’的，让人看了有回味，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经历和往事。“
除了希望作品能够令人走神儿，刘庆邦还喜欢反复阅读自己的作品——写完要读，发表要读，出版后还会再读。“有时候我会被自己感动得哭，被眼泪辣得读不下去……重鲜血不重眼泪是不对的，真正悲伤的时候，眼泪也许根本流不出来。人们总希望看到那些浓烈的东西，其实那些浓烈之底隐藏的，依然是朴素。每个作家在生命深处都是悲凉的、悲痛的，生命就是个悲剧，作品都是表达作家脆弱的感情，真正好的作品，它应该是柔软的。”

⑤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近年来的热点、前沿问题、学术之争等等，请列举！有相关资料更好……

新世纪关于底层叙事的大讨论（本人毕业论文里的片段）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人们生活由温饱逐渐达到小康。、并向着富足迈进的同时，一些社会问题却越来越严峻。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三农问题日益严重，下岗职工越来越多。日趋严峻的底层生活环境触动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他们纷纷拿起笔来给读者描绘出一幅幅底层生活图景。第二届老舍文学奖评出的中篇小说三部获奖作品刘庆邦《神木》、曾哲《一年级二年级》、衣向东《初三初四看月亮》以及获提名奖的六部作品，都是表现底层平民百姓现实生活的焦灼和又苦又乐的生存境遇。这一切，反映了底层文学不是零敲碎打而是有声有色地走出地平线了。
但是“底层”真正走入文论领域发轫于2004年。《天涯》杂志于2004年第2期开辟了“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栏，后来又在2004年第6期、2006年第2期间断的做了两次集中的讨论。除这三次专栏讨论外，《天涯》也曾在2004-2007年间的数期上刊载了一些零散的关于“底层叙事”的文章。
同年，曹征路反映当下工人阶级命运的中篇小说《那儿》在《当代》2004年第5期的发表，引起文坛热潮，在学术界和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新锐学术网站“左岸”率先组织专题讨论，随后“左岸”与“乌有之乡”书店联合召开了关于《那儿》的座谈会，《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推出评论《那儿》的“专题”，发表韩毓海、陈晓明、张颐武、旷新年等人的争鸣文章再次引起了文学界对底层的关注。
借着《那儿》的东风，学术界掀起了讨论层叙事”的热潮。《文艺争鸣》于2005年度开设了对“在生存中写作”的评论专栏，《福建论坛》、《东南学术》2006年度开设了关于“底层叙述”专栏，《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度也设置了“底层生存与纯文学讨论”专栏等。而南帆等人的谈话录《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在《上海文学》2005年11期发表后，引起了一场小规模的论争，有学者把这次论争视为2005年人文学术的一个热点。2005年12月《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编辑部举办了“‘底层写作’与20世纪中国经验中的左翼传统”座谈会。发表于其他刊物和报纸上的相关文章也是数不胜数。也无怪有学者说：“2005年以来， ‘底层’问题成为当代文学最大的主题，翻开文学期刊，到处可以看到‘底层’的影子。”当讨论进行到2007年，文坛上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关于底层文学的创作是层出不穷，其中也不乏精品，如曹征路的《问苍茫》、贾平凹的长篇新作《高兴》等，但是关于底层叙述的批评却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出现，期刊上再也未出现像之前《天涯》、《东南学术》等刊物开设的关于底层叙述的专栏。散见于各种期刊报纸的相关文章，也不再集中讨论某一个问题，要么集中于对具体作品的论述，在论述中顺带提及一些理论问题，要么依然是针对概念及代言问题的论文。而针对底层叙事本身的批评，“就总体来说，“底层文学”的讨论还没有摆脱赞同或反对的态度之争，在理论上并没有更多新的建树” [15]。这就是说，这场讨论已渐渐走入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