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有哪些
1、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手法。一是反映革命的现实，二是对大众的影响教育。文学的现实功用被摆在艺术追求之上。革命浪漫主义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过程中，可以看出文学在“情节化”与“宗教化”上的深层次结合。情节是反映现实的，在世俗意义上宣传政策吸引读者 。 这个看作品名字就很容易体现：：《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
2、虽有种种的不足，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还涌现出如杜鹏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复、魏巍、姚雪垠等优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汉等老作家也奉献了不少好的作品。
3、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 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4、17年文学在诗歌上：三十、四十年代活跃的一批诗人（以郭沫若，何其芳，徐迟为例）在建国初期五十年代仍在歌唱，然而已无法代表这个时代。情感的空洞使诗歌变得苍白和不值一体。五十年代选择了属于他的诗人，年轻的能适应这一时代政治要求的诗人，他们从小就受革命的教育，未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代表人物：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瑛，公刘，邵燕祥
代表作品：郭沫若的《新体颂》 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艾青《国旗》。一系列的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等。有的写革命战争中的爱情，高大纯洁的必然旋律外，类似于宗璞的《红豆》那样的感情也贯注其中。
贺敬之的诗时代特色较郭小川更为明显。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贺敬之开始虔诚的改造自己的创作，使作品大众化。这些类似于顺口溜的诗作也在后来集结成书《朝阳花开》（《南泥湾》就是其中的作品）与丁毅和写的歌剧《白毛女》使贺敬之成为新中国戏剧的领导人，重执诗笔之后的第一首诗《回延安》即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诗人本身的艺术技巧是值得肯定的，而时代背景下曾经在延安生活过的人们的强烈共鸣也是《回延安》成功的重要原因。紧接着贺敬之以《放声歌唱》奠定了他在当代诗歌史上的地位。
闻捷等人的诗。闻捷“适应政治需要和吸引读者”的夹缝中寻找创作道路，在大西北做随军记者多年，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颂歌风”中作品不多，到1955年才成为为人广泛知晓的青年诗人。最有代表性的是组诗《吐鲁番情歌》和《果子沟山谣》（均收入《天山牧歌》）。李瑛手法上值得肯定，善于细致刻画。邵燕祥50年代表现建设者、歌唱建设者的诗人代表。作为记者的邵燕祥，走遍全国进行报道和诗歌创作。
5、17年文学在散文上：魏巍等人的报告文学、杨朔等人的散文。杨朔善于结构文章，成为一种雕琢的模式，从根本上是缺乏真实性的。秦牧则以知识见长。
邓拓等人的杂文。邓拓是北京是副书记，作官的文人。文革开始时对“三家村”批判，就是针对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批判，其实他们只写了一点社会上鸡毛蒜皮的问题的批判。
6、17年文学在小说上：农村题材的小说：赵树理的小说及“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柳青和浩然构成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一条发展线索。
1948年赵树理在文坛已有了很高的地位，“赵树理方向”形式上通俗易懂，内容上为农民所喜闻乐见，追求大众化，不能以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高高在上”的看待生活，或是用启蒙的姿态写农民。而是站在农民之中写生活、写农民。短篇小说《登记》是为了配合新中国《婚姻法》的出台，长篇小说《三里湾》是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
五十年代末，赵树理的时代过去了，而取而代之的是柳青和李准。柳青和他的《创业史》。梁生宝这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形象，优点太多，以致于显得并不真实。相反，作家笔下受批判的人物，却写的较为真实。李准，五十年代初《不准走那条路》（指的是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为互助合作唱赞歌；1958年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轰轰烈烈的生活，妇女解放事业在农村的发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浩然的《艳阳天》
革命历史题材
杨沫《青春之歌》：结构上以主人公命运为线索，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
梁斌《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者想把它写成史诗，却写成了一部革命传奇。
7、17年文学在戏剧上：老舍的《茶馆》
老舍可以说是十七年话剧中最优秀的，为配合宣传而作，但是老舍懂得艺术，在顺从政治之余，他做过很大的努力争取，保留下了不少精彩的章节。
郭沫若、田汉等人的历史剧：郭沫若是善于迎合政治和现实的，这使他的诗歌创作在1949年之后变的象小丑。然而他是通晓时理的，回避现实，从历史剧中求得创新，是他开辟的一条道路，《蔡文姬》为曹操翻案，同时作为大文学家，大文人的郭沫若在思想感情上对蔡文姬是有感情的，这使他的作品有了更深入动人之处。《武则天》则为武则天翻案。
田汉，浪漫主义手法歌颂伟大剧作家关汉卿。
《千万不要忘记》等现代戏，代表着当时的一般潮流。毛泽东又一次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亿苦思甜”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霓虹灯下的哨兵》、《丰收之后》等现代戏剧涌现。“告戒青年一代继承革命传统，保持革命本色”为主题的。《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是与毛泽东思想占领社会每一个角落的阶级观念一致的。取材于民间传说的《刘三姐》，改编自历史剧的《天仙配》、《秦香莲》调和了当时一切戏剧都讲政治的格局。
❷ “十七年”文学的创作特色
十七年文学的一些特征及探源
隔水观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这左右同时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揭开了又一个文坛大一统局面的序幕，而五四新文化传统，如民主自由、个性化创作、独立思考等则在政权的强力控制下逐渐进入沉潜期。五四传统的沉潜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一个宣称无产者的政权建立了，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支撑五四先驱们达到的探索深度，同时以工农为主体的社会“先进阶级”也没有能力消费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国家初定，既不能无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又不可能放弃对大众精神领域的宣传与占领，于是左翼文学的观念便借助政权力量扩张而至全面贯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手法。周扬给了它一个新名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与西欧、俄国19世纪的“旧”现实主义相区别，即文学要“从革命历史发展上”来反映现实革命的远景，并注重对民众的教育。可见，现实主义的两大任务，一是反映革命的现实，二是对大众的影响教育。文学的现实功用被摆在艺术追求之上。丁玲说：“我也承认，今天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写新人物的这些作品，还不是很成熟，作者对于他所喜欢的新人物，还没有古典文学对于贵族生活描写的细致入微，这里找不到巴尔扎克，也没有托尔斯泰。”从某种程度上看，所谓“现实主义”是五四文学传统沉潜的“非精英化”导致的必然结果。政权出于现实功利的性的考虑，排斥这种执著于高层次精神探索的活动，排斥精英化的启蒙，虽然实际上精英式探索是更深一层意义的启蒙与提高，但是已经说过，这个政权本身负担不起这样的高度与深度，它也不愿意使大众的目光过多地投注到内心、终极等精神领域，而希望能集中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政权自身，从而尽快实现政治统治、经济建设等外在征服的目的。至于作品艺术水平的低劣，丁玲又说：“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必然的。因为一切都是新的，当文艺工作者更能熟悉与掌握这些新的内容与形式时，慢慢就会使人满意起来。我希望读者们不要强调这个缺点，因为强调只有增加你的成见，加深你对于新事物与新文艺的距离，让我们不要留恋过去。”
然而实际却并不能使人满意，理论指导与实际执行发生了偏差。其一体现在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上。现实主义创作是“非精英化”的结果，亦即有“平民化”的要求与趋势。而根据当时的阶级划分，小市民阶级被定为类似于“亚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落后的，需要工农改造的阶级。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也主要基于它所服务的读者层是小市民阶级。但是，与欧洲相比，中国由于工商业与都市的欠发达，“小市民”作为一个阶级，从未强大到有左右政局的力量，而掌握了文化的工农极其容易与小市民在审美趣味取向上达成一致。因否定城市而否定小市民，到否定通俗文学，再到否定平民化，这是政权力量控制下文学方针与实际情况的悖论。导致的结果是使得一批艺术水平不高，吸引不了知识青年的作品，在面对工农兵时又显得曲高和寡，完全沦于说教。这一点虽然在实践中又逐渐被修复，一批在艺术形式和结构上借鉴通俗文学的作品，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的出现所代表的开创意义，却也使得对通俗文学的批判变得模糊与不合理。
其二体现在作家队伍上。可以说，新文学发展到四十年代，内心化伤感化的倾向十分明显，甚至一部分走进了象牙塔。纤柔，秾丽，哀婉的美学风格容易使人产生厌烦情绪，解放区文艺此时带着泥土的香气出现了，使得那一批作家得到了解脱，他们为这种刚健、质朴、有点粗野的风格所吸引。同时政权对文艺的重视，使“以文致仕”的古老传统在解放区推行下去，文人与政治的“和谐相处”在这里得到实现。于是大批作家投入到解放区文艺的阵营来，从天上的玄思转到人间的生活，从内心的独语转到土地上的歌唱。这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观察现实主义的美学意义。然而政治的束缚一旦过紧，现实主义在美学上的吸引力减退，这批作家的创作也就失去了光泽，或退出主流，或艺术水准大打折扣。
总之，现实主义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生命力大大减弱，非但不能保持原意旨，甚至走向了现实的对立面——对现实的粉饰、夸张、歪曲，而确实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
二 革命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个类似于“儒道互补”的命题。浪漫主义更加靠近了文学的艺术性追求，更偏重于内心的东西。然而它的妙处就恰恰在于，它同时又是“革命”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内心感觉是开放性的，而非封闭的。这极其适应了当时政治宣传与太平粉饰的需要，它不要过多的思考，而只是“光明”基础上的升华，就好比一团蘑菇云，所需的原料并不多，却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外显的，绝不引向深层思考，然而又时在内心前面扣了一下门，这一扣便弥足珍贵，补充了现实主义所缺乏的丰富内涵。“我们的时代充满了浪漫精神，我们的创作也需要美妙无边的幻想。”两者的结合实现了艺术的更上层楼，作者与读者产生巨大的激情共鸣。原本缺乏激情的现实主义充其量只是概念的文字显现，是死板的政治说教，但在浪漫主义激情的巨掌扶持下，现实主义充盈起来，不再笨拙蹒跚。好像因了这激情，所有的一切立刻真实感人而光彩重生。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同时，不论是美好信仰还是英雄人物的精神品格，在作品中看来是从未失去乃至毁灭的，英雄总是能够凭借着崇高的信仰战胜敌人，这使得整个十七年文学基调是喜剧式的，即使激情的宣泄也是喜剧式的。这些作品只提供给读者一些精神支持与情感寄托，而缺乏真正反思的力度与悲剧的最终净化心灵的效果——但这对于它来说是大不必要的，这不是它的目的。由此衍生出十七年文学的美学风格：奔放雄伟刚健热烈。可以看出，这是基于对现实的绝对自信而生成的，也更成功地为不断的政治运动提供激情库存。
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过程中，可以看出文学在“情节化”与“宗教化”上的深层次结合。情节是反映现实的，在世俗意义上宣传政策吸引读者；“宗教化”则有终极旨归性质，情节是它的依托，它又使情节本身成为先验的，不可质疑的存在。情节在宗教的笼罩下不可以被思考，只有“信”与“不信”两种选择。相应地，读者付出的也是类似宗教体验的庄严与激动。这个结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治抒情诗，那些对现实的描述和讴歌，读起来多么感人，读者与作者两方面都表现出皈依来，一同进入理想的圣地。
尽管如此，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在一个限定如此之严的文学环境中，“两结合”并非万全之策。那些喜剧式的激情最终变成一种虚妄，没有深厚动力支持的狂喜只能造成愚昧滥情虚伪，渐渐地这种喜悦也不能再吸引人了。也许是耗费太多了吧，它给民族心理带来的疲乏和理性的匮乏都不是短时期内可以恢复的。情节的“宗教化”产生了迷信的恶果，极端缺乏思考同时又极端敏感导致对艺术虚构与生活真实的不加区分。因为按照它的逻辑，情节的真实性是不可以怀疑的，加之其上的宗教情感也必然是作者自己的真实想法，由是观之，便不难理解五十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后来一部《海瑞罢官》引起的文革巨浪。“两结合”的出现，反映了文学当时夹缝中的两难处境：既要迎合政治，又得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这是文学扭曲与变形的一种表现，一旦有了轻松的环境，沉潜的五四传统便
会露出头来找到接续者。
三 断裂与重生
新文学的两大主题：对未来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与对古老中国“家园”印象式的依赖，或由于阶级斗争的观念，或由于美学风格的差异，都在十七年文学的主流中发生了断裂，极少有人对生存本身做超出马列范围的反思，或者对遥远的故乡唱一曲异乡漂泊的惆怅歌谣。
这有现实的原因，社会在大规模建设时期，建设取代了思考与怀念。更深一层则是因为对于“现代性”这个命题，政权和工农都不熟悉，在他们的概念中，这是与城市，资本，金钱，诱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里面充斥着不可把握的罪恶，于是，既然无法把握它，那就干脆消灭它好了。同时，解放后出现的统一局面，消磨了对“家”的远距离的观照，更没有战争年代颠沛流离的家国命运之感。所以，从这些意义上说，新文学的两大主题是被时代断裂，被政治断裂的。两者的重建又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对过去与未来的思索是一个民族必然要进行的活动，然而由于断裂的原因不同，重建的时间也不同。
关于现代性的思考直到后朦胧诗运动时才真正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经济实力与文化程度达到某个高度时，现代性的问题才有机会被探讨，“城市”的概念也开始复苏。当然，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中国的现代性思考远远达不到西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深度，加之十七年文学与十年文革的排斥，这种思考更显得稚拙。因此便不难理解十七年文学中工业题材与城市题材的浅薄与缺乏生命力，正是由于现代观念的缺乏所致，而同时，这种观念却又是在政治操纵下人为祓除的。
相比较而言，“家园”印象的断裂更是一种美学风格的断裂，因为它与刚健热烈的“时代精神”相悖而遭到了摒弃，例如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即因此成为争议之作。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家”的概念则被延续下来，从而与五四文学一脉相承，表现为十七年文学中的两大题材：革命历史小说与农村小说。
革命历史小说是将政权统治合法化的产物，除去政权自身的需要外，还表现了政权甫立，民众包括作者在内的对于前途未知的茫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党”的依赖。因此，“党”就必须被重新塑造，成为一个历史必然，具有千秋万代不可变更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因而，这种证明自己“从何处来”的过程便类似与一个“寻根”的过程，而对这个被塑造出来的历史的坚信依赖也就具有了对“家园”的感情色彩。例如《红岩》中时时刻刻灌输给读者的“党”与“光明”的必然联系。这一点对于占主流的解放区作家来说，意义更加深刻。是革命历史年代赋予他们智慧，光荣，激情以及创作的源泉，解放后的回忆便是一个在“遥想当年”的家园回望中寻找自我肯定的过程。许多作家，例如郭小川，孙犁，都有对战争年代的怀念，从而产生一种心灵的慰藉。
农村小说则更是发于一种对土地的眷恋与熟悉，这是五四文学“乡土性”的直接延续。这里不同的是，没有作家的思考，甚至无关技巧，而主要是对“家”（或者“根”）的直接描述。一切都是深深了解，毋庸置疑的，这就是在拉家常，所有的语言，修辞，逻辑，情感驾轻就熟。鲁迅当年沉痛地提到的隔在他与故乡之间的“厚障壁”在这里被对“家”的强烈情感轻而易举地消除掉，肯定代替了批判，和谐代替了冲突。但是应该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农村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优点被强化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的工具。“怎样描写农村题材，反映农村中的问题，是作家们的重大责任。由于农村发生了问题，也引起了创作上的新问题。1960，1961年，公社问题明确起来，写得多了。到今年又写得少了，情况还不大摸得准。”由是观之，这种对五四传统的重生由于现实的限制，只是在极其肤浅层面上的一种继续。这里放弃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权力，使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思考，恰是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❸ 什么是十七年文学
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如果要“断代”的话应该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第一阶段应该就是“十七年文学”；第二阶段应该是“文革文学”（如果当时还有文学的话）；第三阶段是“伤痕文学”；第四阶段是九十年代至今。
我认为这十年的历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不应该简单的把它界定为“高度相似性”的文学时期。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当然，我也不否认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现代文学的作品是最丰富和最具艺术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艺术大家，例如鲁迅、矛盾、郭末若、巴金、冰心、郁达夫、老舍、丁玲、徐志摩等等。
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还涌现出如杜鹏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复、魏巍、姚雪垠等优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汉、郭沫若等老作家也奉献了不少好的作品。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但我觉得“十七年文学”比“伤痕文学”要从容、平静、丰富，比“今天文学”要高尚、积极（“今天文学”在我看来就是“床上文学”、“赚钱文学”、“没落文学”。
❹ 中国当代短篇文学作品都有什么
孙犁的作品《荷花淀》
、《芦花荡》、《嘱咐》等短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负有内盛名的篇章。
赵树理，容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
李季，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传》、《卡尔•马克思诗传》、
《燕妮•马克思诗传》
戴望舒代表作《雨巷》
沈从文，《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
曹禺：《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钱钟书，《围城》
张爱玲：散文集《流言》短篇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长篇小说《十八春》（《半生缘》）
巴金:代表作品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散文集《随想录》。
❺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有哪些
泊桑的三百五十多中短篇小说从题材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反映普法战争的：回在这类题材答的作品里，莫泊桑揭露了普鲁士侵略者的残暴与野蛮；法国军队的无能，歌颂了法国人民不畏强暴反抗侵略者的爱国精神如《羊脂球》(1880)、《米隆老爹》(1883)（必读）、《两个朋友》(1883)等。《羊脂球》是写被敌军占领的里昂城里十几位居民同乘一辆马车出逃的故事。一辆马车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作者通过乘客们出逃的不同原因，一路上的表现，特别是对羊脂球前后不同态度的变化，表现了他们不同的社会身份和性格特征。
2.描写资产阶级世俗生活，揭露资产阶级道德堕落的，如《项链》(1884)、《戴家楼》(1881)，表现世人贪图钱财而不注重亲情的《我的叔叔于勒》(1883)，描写小市民吝啬的《雨伞》(1884)等。
3.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贫困痛苦以及优秀品质的，如《西蒙的爸爸》(1881)、《一个女长工的故事》(1881)等。
❻ 十七年文学作品有哪些
红色经典赛，三红一创青山保林 都是
❼ 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中有哪些优秀作品
平凡的世界，狼图腾 。
这两天又看了一本《活着》，余华的，属于中篇，也不错
❽ 十七年文学包括哪些文学作品
好熟悉的题目啊。。。。
作为中文专业的孩子~~去年期末的文学史貌似就是考的这些东西。。。
不过很抱歉。。。。额~我的笔记不在，我自己记不住。。。额
其实~你去网络搜一下~可以轻松搞定的~~~
❾ 十七年颂歌文学
颂歌在这里主要指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大量歌颂新中国、歌颂新时代歌回颂毛主席的诗答歌作品。
通过想象、夸张、幻想等手法，将建立于革命理想基础上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表现得十分突出。咏革命者
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郭沫若《新华颂》、胡风《时间开始了》、李季《玉门诗抄》、闻捷《天山牧歌》、田间的《祖国颂》、艾青的《国旗》、臧克家的《有的人》、冯至的《我的感谢》具有代表性。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贺敬之的《放声歌唱》成为颂歌高潮之作。
50年代中期的“双百”诗歌：如流沙河的《草木篇》、艾青的《养花人的梦》、郭小川的《望星空》等。
人人写诗歌，村村出诗人)60年代前期的战歌时代： 政治抒情诗主导诗坛，诗歌变了“战歌”，标语化、口号化、政治化。贺敬之、郭小川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占据了本诗坛的大半壁江山。
政治抒情诗，一般是指在题材上反映社会生活重大事件，突出明显的政治内容，在风格上追求气势雄壮、激情洋溢，在语言上注重节奏韵律的铿锵，便于朗颂等。
一句话来说就是，歌颂党，歌颂新中国，要变为标语化、口号化、政治化。反应社会重大事件。住韵律，朗朗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