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中哀伤人物的分析形象
作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中的一位，契诃夫一生共写了700余部短篇小说，广泛地反映了俄国社会生活，富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
《套中人》
别里科夫的形象——封闭、怀旧、胆小、多疑，唯政府之命是从。与周围一切事物敌对。是虚伪守旧的伪君子。成为一切害怕新生事物的人的代名词。
1．性格、行为
①封闭：他“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把随身带的东西都放在一个又一个“套子”里；他把自己的脸也“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坐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总之”，他“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不仅如此，他把和人交往也视为厌事，“他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跟“我”（布尔金）一块儿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
②怀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他总认为过去什么都好，其实意味着对现实的恐惧、抗拒。所以作者说他“所教的古代语言”“雨靴”“雨伞”都是他逃避现实生活的道具。他为什么这样害怕现实生活呢？他究竟要“逃避”什么？
③胆小多疑：他胆小，恐惧得让人发笑。“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小贼溜进来”；他又多疑，什么事都让他“心慌得很，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
从他封闭、怀旧、胆小多疑的性格行为上看，他的所谓“性情孤僻”，其实是“逃避”外界活生生的生活。人类生活总要向前发展，文明才能进步。他怕的就是这样的发展、进步，所以他干脆逃避生活，以今不如昔来安慰自己，甚至歌颂“从没存在过的东西”，可见他已经虚妄到何等地步!
④极力维护现行秩序：思想上自觉向反动政府看齐。“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自然是御用报纸，经过镇压，不可能宣传进步思想的新闻媒体）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即使官方批准的东西，他也觉得“包藏着使人怀疑的成分”，总担忧“闹出什么乱子”。至于“违背法令、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当然引起他“心慌”，即使和他“毫不相干”，他也要“闷闷不乐”。
如果说他的悲剧是性格悲剧的话，那么他乐于告密，就表现了他人格的卑鄙了。他对自己的无耻行为总是振振有词：“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他从思想上的保守僵化已经堕落到行为上的卑劣了。
就这样，他在思想上行动上把自己和沙皇反动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压制着身边的人们，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都怕他”，“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这个“套中人”给人们带来多么大的精神压力和恐惧!
2．结婚的悲喜剧
像别里科夫这样厌恶别人、恐惧生活的人，居然要结婚，首先是一出让人发笑的喜剧，最后必然以悲剧告终。
校长太太，也包括像布尔金这样的同事，都“撮合”“怂恿”别里科夫和华连卡结婚。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结婚了”。结婚意味着他对生活的渴望，意味着他走出“套子”的尝试。但是要挣脱出既有的“套子”是很困难的，一桩小事，就让他的希望彻底破灭，就让他感到他和生趣盎然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年轻活泼的华连卡“兴高采烈”地骑自行车，这在别里科夫的眼里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中学教员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迂腐、多疑、谨慎的别里科夫一本正经地找华连卡谈话，却碰上了她的哥哥，话不投机，别里科夫恼羞成怒，以告密相威胁，被摔到楼下，结果可想而知，婚事完了，别里科夫的性命也完了。——他身上的“套子”太厚重，已经不能让他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了。
3．别里科夫的悲剧
别里科夫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恶人，他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更多的是想做一个纯粹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他的世界观就是害怕出乱子，害怕改变既有的一切，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在客观上却助纣为虐。他辖制着大家，并不是靠暴力等手段，而是给众人精神上的压抑，让大家“透不出气”。可以说是专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灵，使他惧怕一切变革，顽固僵化，他既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也是受害者。
⑵ 如何分析和赏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近年来，全国各地高考语文试题，小说类文本阅读受到重视。广东、宁夏、海南、江苏和浙江卷都在文学作品阅读中考查了小说阅读的，而赏析人物形象又成了小说阅读的必考题目，因此，熟练掌握一些赏析人物形象的答题技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赏析人物形象的答题技巧
1、从掌握人物描写的方法及作用入手，赏析人物形象。
（1）人物描写的方法：①正面描写，一般包括外貌描写、动作描写、神态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是指在文学创作中，作者通过对周围人物事环境的描绘来表现所要描写的对象，以使其鲜明突出。
（2）各种描写手法的作用：①外貌、神态、动作描写：更好地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及性格特征。②语言描写：A、刻画人物性格，反映人物心理省去，促进故事情节的发展。B、描摹人物的语态，使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③心理描写：直接表现人物思想和内在情感（矛盾、焦虑、担心、喜悦、兴奋等），表现人物思想品质，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④细节描写：更细腻地展示人物的某一特征。
2、从分析人物活动的环境入手，探究人物命运与思想性格形成的原因。
环境是人物活动和故事发生发展的场所。特定的人物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对小说环境描写的分析，也是理解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环境描写分为自然环境描写和社会环境描写。自然环境主要包括人物活动的时间、地点、景物等，有时起渲染气氛的作用。社会环境主要是渲染时代特征。另外环境对人物性格的体现也起着强化作用，作者为了表现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往往为人物设置各种不同的环境，用以“刺激”人物，以记录其种种行为，从而显露出性格。例如2008年高考浙江卷所选小说《乌米》，第五自然段的景物描写就为我们提供了主人公乌米的生活环境，突出了她孤独无助的处境，暗示了人物的命运。
3、从分析情节入手，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
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情节一般是通过描写人物思想性格和情感欲望的冲突以及同此引起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命运的变化来展开的。在情节的展开中，通过描写人物的外貌、行为和心理状态，再现活生生的鲜明个性。因此，欣赏人物形象，可以从情节入手，据情论人。
根据故事情节分析人物性格特征，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全面、恰当、实事求是。人物的性格特征是从情节中引出的结论，反过来可以解释情节。只有全面而恰当的结论才能正确解释全部情节。
第二，注意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多重性，多角度进行分析。
第三，分清主次，把握其主要性格特征。
第四，把握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
4、从人物间的关系入手，分析人物性格。
许多小说作品所提供的人物往往不止一个，这就要求我们准确分析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确定主次，从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中，把握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2008年高考江苏卷所选小说《侯银匠》，虽然小说的主旨是表现侯银匠，可是小说的主要文字却是写侯菊。如果考生不能准确地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很难全面总结出侯菊的形象特点。
5、从分析小说的主题入手，揣摩作者的评价。
主题是小说的灵魂。小说的主题往往是通过作品中人物的活动体现出来的，因此通过分析小说的主题，揣摩作者的创作意图，可以正确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2008年高考广东卷《河的第三条岸》，文章语言含蓄，内容抽象，考生需认真分析小说的主题，敏锐地认识到作者对“父亲”的选择是肯定的，才能够正确分析出“父亲”的性格特征，从而准确地分析“母亲”的人物形象。
二、高考中人物赏析题设题类型
命题者从分析人物形象这一角度设置试题，具体说来大致包括三种题型：
①小说对人物进行描写的具体方法；②根据指出人物的性格特征；③对文中人物进行客观公正的评析（包括作者自身对人物的态度和读者对人物的评价）。
三、高考中人物形象赏析题答题思路
1、总体概括人物主要性格特征。
2、具体分析人物性格特点。
4、得出全面完整的结论。
例如2008年高考广东卷第17题答案：（总体概括）母亲是一个善良勤劳想过幸福生活但又守旧的家庭妇女。（具体分析，举例说明）她对父亲的理想不理解，不支持，知道父亲的行动后，她只有一句“如果你出去，就呆在外面，永远别回来。”对于父亲的浍，她觉得羞辱。但她虽不理解父亲，在物质方面却又是支持他的，她把食物放在“我”很容易偷到的地方。
⑶ 分析卢新华的＜＜伤痕＞＞
廿年前的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文汇报发表青年作者卢新华写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发表后，被全国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播发。新华社、中新社先后播发新闻，法新社、美联社的驻京记者对外报道说：“文汇报刊载《伤痕》这一小说，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
一篇短篇小说，为何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当时我是文汇报的总编辑，发表这篇小说的前前后后，勾起我许多回忆。
作者卢新华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小说《伤痕》的主要内容是：女主人公王晓华，九年前对张春桥定她妈妈为“叛徒”的冤案、假案信以为真，痛苦而无奈地和她妈妈“决裂”、“断绝关系”，初中还没有毕业就上山下乡了。在农村生活和劳动中，和她建立了亲密关系的男青年苏小林，又由于小王的家庭成份问题不能上大学，一对青年被迫相互中止往来。在漫长的九年里，王晓华一直在孤独、旁徨和痛苦中熬煎。粉碎“四人帮”后，被严重摧残而患了重病的妈妈，经上级领导部门甄别后，彻底平反了。她渴望着见上女儿一面，可当小王赶回家探望时，妈妈已离开了人间。
作者描写王晓华母女生离死别和她与小苏爱情生活悲欢离合的情节，有力地控诉了“四人帮”对老干部和年轻一代的迫害，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干部和人民在“四人帮”法西斯统治下的苦难。妈妈在临死前给女儿的信中说：“虽然孩子身上没有像我挨过那么多‘四人帮’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王晓华在痛苦地回忆这些年的不幸遭遇后，也默默地想：“亲爱的妈妈，女儿永远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
作者在文汇报上谈他写这篇小说的体会时，说了这样一段话：“鲁迅在《祝福》中说，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这句话引起我的深思。我脑子里涌现起无数个受‘四人帮’精神上毒害的青年形象（其中也包括我）以及被‘四人帮’路线迫害致死的老干部形象，逐渐凝结成‘四人帮’给我们社会留下的最深的伤痕，还是在精神上思想上心灵上。当我构思到晓华离家九年，而回家见到母亲已离开人间的时候，泪水打湿了我的被头，我被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悲剧感动了。”（见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文汇报）粉碎“四人帮”后，复旦校园的空气开始活跃起来，卢新华的这篇习作，是张贴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上旬中文系一年级同学办的《百花》墙报上。它是众多作品中吸引读者最多的一篇，轰动了全校。
⑷ 如何分析小说的人物形象（套话）
小说中的人物描写是为表现人物性格，揭示作品主题思想服务的。阅读时只有了解了人物描写的方法和作用，把握人物性格特点，才能深刻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分析人物形象，可以从下列几方面入手。
1.从分析人物的直接描写入手。
人物直接描写(也叫正面描写)，就是通过直接描写人物的肖像、行动、语言、心理等，揭示人物思想品质和性格特点，反映作品的主题。
肖像描写(也叫外貌描写)
它的作用不只在于勾画出这个人物的外部特征，而是为了以“形”来传“神”，因此分析人物外貌可以揭示人物性格特征。例如《故乡》中对闰土的描写：“十一二岁，紫色圆脸，项带银圈，有一双红活圆实的手，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刺去……”这是一个活泼、勇敢、英俊的少年。而中年闰土却变成：“身材增加了一倍，脸色灰黄，很深的皱纹，眼睛周围肿得通红，头戴破毡帽，身上只有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提一个纸包和一只长烟管，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这是一个饱经忧患，受尽劳累、饥寒交迫、麻木迟钝而又自卑的人了。鲁迅先生通过闰土的肖像描写，生动地表现了他性格的巨大变化，从而揭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给人民造成了苦难。
行动描写和语言描写
人物行动最能体现人物的性格特点。言为心声，人物的语言也体现着人物的思想性格，例如《范进中举》中写胡屠户的贪婪相：……即便包了两锭，叫胡屠户进来，递与他道：“方才费老爹的心，拿了五千钱来。这六两多银子，老爹拿了去”。屠户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道：“这个，你且收着。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去？”范进道：“眼见得我这里还有几两银子，若用完了，再来问老爹讨来用。”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这里通过胡屠户的语言和动作描写，暴露了这个市侩嗜钱如命的本性。
心理描写
分析人物的心理描写，能很好的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描写是对人物在一定环境中的思想活动描写，它往往和外貌、语言、行动交叉在一起。有时描写了人物的外貌、行动、语言，同时也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孔乙己买洒时“排出九文大钱”这一动作，正反映了他在短衣帮面前炫耀的心理。
2.从侧面描写人物。
侧面描写，概括地说就是通过其他人物的言行，间接写主人公。如用有关人物的对话，心理活动，事件叙述等烘托所要描写的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如《我的叔叔于勒》关于于勒的叙述和结尾景物描写，都属于侧面描写。
3.从细节描写入手。
所谓细节描写是指对人物的肖像、语言、动作、服饰、神情变化以及事物、环境的细微处进行具体描写。分析细节描写，首先要注意细节的真实性，要经得起推敲；其次看是否具有典型意义，看其是否经过精心选择，巧妙安排。上面提到的《故乡》一文的肖像描写和《范进中举》中的语言、动作描写，实际也都是出色的细节描写。
⑸ 小说人物形象鉴赏
1、从分析人物的描写入手。
（1）正面描写刻画人物形象。
正面描写就是通过直接描写人物的肖像、行动、语言、心理等，来揭示人物思想品质和性格特点，从而反映作品的主题的描写。
①通过肖像描写刻画人物形象。
肖像描写它的作用不只是在于勾画出这个人物的外部特征，而是为了更好的以“形”传“神”。
例如《故乡》中对闰土的描写：“十一二岁，紫色圆脸，项带银圈，有一双红活圆实的手，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刺去„„”这写出的是一个活泼、勇敢、英俊的少年。而中年闰土却变成：
“身材增加了一倍，脸色灰黄，很深的皱纹，眼睛周围肿得通红，头戴破毡帽，身上只有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提一个纸包和一只长烟管，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这是一个饱经忧患、历经沧桑，已变得麻木迟钝而又非常自卑的人了。小说通过对闰土的肖像描写，生动地表现了他性格的巨大变化，从而揭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给人民造成了苦难。
②通过语言描写刻画人物形象。
例如：小说《守财奴》中有几处个性化语言描写，如“咱们中间可有些小小的事情办一办。对不对，克罗旭？”“是呀，是呀，小乖乖。我不能让事情搁在那儿牵肠挂肚。你总不至于要我受罪吧。”“„„我觉得更满意。我按月付你一百法郎的大利钱。这样，你爱做多少台弥撒给谁都可了！„„”“克罗旭，你这些话保险没有错吗？可以对一个孩子说吗？”句句话语，把一个贪欲十足的守财奴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③通过动作行为刻画人物形象。
例如：小说《守财奴》中“抢梳妆匣”一处动作描写：“老头儿身子一纵，扑上梳妆匣，好似一头老虎扑上一个睡着的婴儿。”这一“纵”一“扑”写得生动极了，使人如见其形，如窥其灵魂，把一个金钱狂形象塑造的栩栩如生。
（2）侧面描写刻画人物形象。
侧面描写，概括地说就是通过他人的言行，来间接刻画人物的描写。
例如《林黛玉进贾府》中对贾宝玉的形象刻画，就使用了侧面描写的方法。
林黛玉从王夫人口得知贾宝玉是一个孽胎祸根，是一个混世魔王；从母亲口中得知贾宝玉顽劣异常，极恶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结果一见，却是面如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这些侧面描写的目的是欲扬先抑，它极大地丰富了人物形象，突出了林黛玉对贾宝玉的认同感。
2、从分析小说的故事情节入手。
小说的故事情节是小说中用以表现主题或人物性格的一系列有组织的生活事件。阅读小说，
既要紧紧抓住人物某个动作或某个事件，同时，也要注意小说情节的曲折跌宕。高考中涉及到的小说往往是微型小说，虽然它写的是小题材，撷取的是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断，却是生活内容的高度浓缩，应该说正是这高度浓缩的故事情节凸显了人物形象。
例如小小说《同意》：秘书送进一份文件。王厂长像往常一样拿起笔轻松熟练地在上面写下“同意”二字。突然，他睁大了眼睛，笔从他无力的手中滑到了办公桌上。第二天，他离开了他熟悉的办公室。这篇小小说故事情节简单，但却把一个只知“同意”的糊涂厂长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从而讽刺了社会上一部分官员不分具体事件，只知道动用手中的权力，结果输得一塌糊涂的形象。由此可见，小小说的故事情节常常是以小见大，以微见著，所以阅读时，必须透过情节来分析人物形象。
3、从分析小说的环境入手。
环境描写是指对人物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描写。人物的活动，事件的展开，总是在一定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中进行的。小说的环境描写除了有交代故事的时代背景、渲染气氛的作用外，还有烘托人物性格的作用。
例如孙梨《荷花淀》开篇水生嫂“月下编席”那段环境描写，景色被渲染得很有诗意：“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这段描写很有诗意，它使人物犹如仙子，与明月、清风、银白的水、透明的雾以及清清的荷香，共同构成了妙不可言的诗的境界；同时，这景色又与具有着人情美的人物交相呼应，彼此映衬，有力地烘托出了人物的心灵美。
在小说三要素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环境中，人物形象是最主要的要素。阅读小说时，只有把握人物性格特点，才能深刻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
⑹ 以《班主任》为例谈谈伤痕小说的特点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缺失人性
人性是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感，也是对理想的追求、道德的衡量、价值的判断等精神取向。正面描写人性，反映人性，歌颂优美健康的人性，批判丑陋的人性、呼唤美好的亲情、爱情等，是文学关怀人的体现，也是文学的本质内容，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应成为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
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对人性的扭曲理解变本加厉。在阶级斗争纲领君临一切的思想意识里，在公开的话语环境里，人性成了作家们最忌讳的话题，失落于优美的文学家园。人性淡出了政治话语环境，成为文学创作中的“雷区”，受到教条主义化的待遇，当时几乎所有的“文革文学”作品都不再正面描写人性。直接表现“文革”中的人性的作品，存在严重“缺席”状况。如一度风靡全国、独领风骚近十年的革命样板戏，几乎都没有涉及真实人性的内容。人们谈“人性”色变，视人性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惹火烧身，而没有认识到人性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题中应有之意。人性完全处于被践踏遭毁灭的境地，成为禁语，陷入“文革”的空前灾难中。
既然人性等被扭曲成为可怕的妖魔鬼怪，不能得到健康发展，那么，也就只剩下“阶级性”的生存发展空间了。漠视人性，压抑人性，唯政治是从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特别是“四人帮”制定的“三突出原则”创作模式成为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原则后，人性更是被完全从文学题材中排斥出去，被湮没于阶级话语情境中，遭遇坎坷。一切禁忌似乎要把人人变成不食人间烟火、六亲不认、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仙人，抑或同时睁着孙悟空似的火眼金睛，把一切隐藏的人性揪出批斗，类同万恶不赦的特务、“封资修”等阶级敌人。即使是亲生爹妈，也要大义灭亲，而要服从于“阶级爹妈”。从这个角度说，《伤痕》的主人公王晓华的情感取向、价值判断标准也似乎合情合理。尽管此前王晓华和妈妈的感情很好，母女情深。但当妈妈成为“叛徒”、“特务”的最困难时刻，她却和妈妈断绝关系，泯灭了人性。
缺乏自我认识
“文革”是罪恶的，给党和国家、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生活、给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但是，把一切问题一切苦难都归咎于“文革”是不全面的，是推卸责任，掩盖个体生命的自我人性缺陷，有一刀切、大而化之之嫌，应客观地历史地来看。如果人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认识，认识到人的尊严，有着优美健康健全独立的人性，或许，“文革”不会持续那么久，灾难不会那么严重。 《伤痕》的主人公王晓华妈妈被定为“叛徒”后，她就抛弃了对妈妈的崇敬和深厚的母女之情，“没有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并拒收寄自妈妈的任何物品包括信件，希望借此可与妈妈彻底决裂；而1978年妈妈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她却急切地想要与妈妈团聚。当她最终找到妈妈时，妈妈已死在医院的病床上……因此，给她留下了难以抹平的心灵创伤。实际上，真正受到情感伤害、留有内心伤痕的是“革命多年的妈妈”：不但受到天大的冤屈，连亲生的女儿都翻脸不认人，不给她以任何的安慰，在她的心灵伤口上撒盐。而王晓华，如果说她也是一个受害者的话，那么，她只是一个自身愚昧的受害者，并非全部受害于“文革”。
作为“文革”大时代背景下弱小的生命个体，普通个人固然无法扭转和决定时代发展方向。但毕竟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可以在其中作出自己的选择，不应该随波逐流如浮萍。王晓华虽不能改变妈妈被判为“叛徒”这个时代错误，无法扭转妈妈的命运，但她可以选择信任妈妈、支持妈妈，和妈妈共度难关这条路，可她却选择了反面，使妈妈的命运雪上加霜，也给自己留下了终生隐痛。——“文革”是一个政治灾难，然而，残缺不健全的人性又使得人们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这场政治灾难，给这场灾难推波助澜。与其说是“文革”给她留下“心上的伤痕”，还不如说是良心的谴责在折磨她。
因此，《伤痕》其实是暴露了“文革”中个体人性的自私势利和丑恶偏狭、残缺不全的一面：只因王晓华是“叛徒”的女儿，不论她如何努力，都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入不了团，成为势利冷漠的时代丑恶人性的受害者；而王晓华本人也由于人性意识的缺失，“阶级性”的扼杀，失去了判断是非真假的能力，成为人性势利的一员，反过来又伤害他人，成为他人的扼杀者：为了所谓的前途，妈妈被打成“叛徒”了，她便信以为真想当然地冷酷地和妈妈决裂，将最起码的亲情抛置九霄云外，给妈妈精神致命的一击；而一旦妈妈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她又急切地想要与妈妈团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但这正反映了“文革”中人性真实的一面：愚昧、任性、自私、冷酷、恶劣、势利、盲从、缺乏自我认识和判断。
还以《伤痕》为例，分析王晓华对妈妈的绝情。尽管是通过梦境反映的，但梦是现实的影子。当梦见回到家后，看到妈妈“写着几个大字：‘关于我的叛徒问题的补充交代。’她两眼盯住她，忿忿地骂了声：‘可耻！’转身便往外走。”当妈妈想拦住她时，她却言语恶劣，冷若冰霜：“你管不着!”而且，就是在得到妈妈被平冤昭雪的信时，她还“有些犹豫不决”，担心昭雪不是真的，不能给她带来好运，连累她，不知道是否该回去见母亲。为了政治，为了个人所谓的发展前途，连有着血浓于水的母女亲情都退居一边，可见“文革”中的人性是何等自私、冷酷、恶劣、势利，血缘亲情的分量是多么微不足道！
相当一部分“伤痕小说”，特别是以知青为主题的“伤痕小说”都反映了“文革”中的这类人性。他们或是控诉，或是反省自身在狂热理念的煽动下，看不到他人生命价值，践踏他人的生命和尊严。竹林《生活的路》，更注意到了女主人公谭娟娟个人纤弱虽性格的人性因素，深刻地揭示了谭娟娟从单纯到复杂以致最后不能自拔的整个演变过程。
另外，老鬼的《《血色黄昏》也深入到人性深处。至于苏童在其“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所塑造的“香椿树街少年”系列，更是邪恶人性的展现，几乎看不到人性的一点亮色。
迷茫黯淡人性
“文革”中这类人性的表现，主要是反映在王晓华的妈妈身上。这是“文革”中最典型的例子。由于时代局限性，也由于认识不到个体生命的价值，虽然“革命多年”，当冤屈来临时，也不敢捍卫自己做人的权利，不敢与人沟通，因此有冤无处伸，也不敢伸，只得小心翼翼做人。甚至在自己辛辛苦苦抚养起来的女儿面前，也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仅仅因为女儿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交代，而“脸上忽然一阵惊慌，忙去掩桌上的纸头”，还掩饰“没，没写什么。”这是令人辛酸的人性悲剧。这类悲剧的罪魁祸首才是不折不扣的“文革”。由于“文革”期间的高压政治环境，存在于个人身上的黯淡人性发不出民主、独立的光辉，战战兢兢做人，失去了蓬勃强健独立自主的人性意识，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状态，如冯骥才《啊！》中谨小慎微的科研人员吴仲义等。
优美温馨人性
“文革”只是一个时代背景，是外因，是一个冶炼人性真金的时代大熔炉。由于缺少价值的自我判断，缺乏独立的思想和认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漠视等人性缺陷，因此通过“文革”而变本加厉。缺少忏悔精神的人性缺陷和丑陋，因“文革”而找到了契机。就是“文革”不曾在历史上存在的话，只要人性存在缺陷，也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只是不同时代表现不同罢了。即使在“文革”那个恶劣的政治气候大环境下，也仍然有优美健康、催人感动的人性存在，正所谓“时穷节乃见，危难见英雄”。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从湖南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甜甜的草莓》中，我们看到了坚强党性和美好人性和谐的统一：毕兰大婶。她不仅是作为党支部书记的形象出现的，也是慈善的母亲，她的母爱不仅施于女儿，而且温暖着全寨人的心。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四姑娘许秀云，尽管历尽艰辛坎坷，却始终保持美好的人性，淳朴善良，坚韧顽强，深沉地爱着姐夫（姐姐已死）金东水和姐姐的两个孩子；虽迫不得已嫁给流氓恶棍郑百如，但始终未从心底屈服，而是反抗。”
因此，当人们冷静下来后，不应该仅仅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反省文化专制对人性的摧残，控诉非人道的灭绝人性；也应该从“伤痕小说”中寻找人们自身的人性因素，反省人性的不完善，堵塞人性上的“黑洞”。惟其如此，才能在批判和控诉中建设美好的人性，找回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小河那边》，在作品描写了一场乱伦惨剧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一切的阴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说最后两节的题目一样：飞向光明、鹊桥相会。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又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林中少年孙长宁带着老师的遗愿与笛声，在无法报名的情况下闯进了音乐学院的考场，并恰巧碰到老师的知己主考。后者听着少年的笛声，仿佛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继续。这个情节无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却不免因其过份巧合与顺利而显得不够真实。再如，在《伤痕》中，当王晓华读罢母亲的遗书后，作者进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为力量的描写：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这两个段落无疑是在讲述了一个悲惨故事之后，预示了前途的无限光明，然而这种预言又因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它的最大价值所在，是它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⑺ 如何分析小说中人物的形象
从掌握人物描写的方法及作用入手,赏析人物形象.
（1）人物描写的回方法：①正面描写,一般答包括外貌描写、动作描写、神态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是指在文学创作中,作者通过对周围人物事环境的描绘来表现所要描写的对象,以使其鲜明突出.
（2）各种描写手法的作用：①外貌、神态、动作描写：更好地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及性格特征.②语言描写：A、刻画人物性格,反映人物心理省去,促进故事情节的发展.B、描摹人物的语态,使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③心理描写：直接表现人物思想和内在情感（矛盾、焦虑、担心、喜悦、兴奋等）,表现人物思想品质,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④细节描写：更细腻地展示人物的某一特征.
⑻ 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
伤痕文学是本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图为卢新华最早登于《文汇报》小说《伤痕》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四川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编辑本段发展源流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卢新华
"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 Generations'，即'伤痕文学'，因为卢新华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此词已于是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延用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 。1977年10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了短篇小说创作问题座谈会，会上对沉闷的创作现状进行了分析，表示了要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强烈愿望。在这样的倡导下，紧接着11月份的《人民文学》上，便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小说讲述了某中学教师张俊石如何尽力挽救一个在四人帮毒害下不学无术的中学生的故事，作者以'救救孩子'的呼声，震动了被文革麻木了的人们的心灵，拉开了人们回顾苦难的序幕。这是新时期文学第一次揭露出文革中推行的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如何危害着青少年的纯洁心灵。而这在前一阶段的创作中一直作者们视为畏途。以此为先导，之后便陆续有一些同样题材的作品出现。 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青年刘心武(中)
《班主任》拉开了回顾历史伤痕的序幕，并使作家刘心武一举成名。不过在今天看，小说中最值得重视的角色并非主人公张俊石，而是作者在无意中塑造出的精神受害者班长谢惠敏，这个被视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四人帮的左倾教育下精神上产生的创痕比起小流氓宋宝琦更加令人警醒，虽然作者在当时并未将她作为帮教的重点，但正因为如此，这个形象的出现，才展示出作家真诚地面对现实、反映现实的创作态度，这在已被'假、大、空'文学拥塞多年来的当时文坛中，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至于这种对文革苦难的揭露真正成为一种潮流，则是以1978年8月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在《文汇报》上为标志的。“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这部小说以悲剧的艺术力量，震动了文坛，作品中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描写，突破了长期以来关于文艺的清规戒律，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而讨论最终得出的肯定性结论，又使这部作品成为我国文学界在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的先声。到了这时，人们才真正理解到，他们确实经历了一场人为的灾难，他们以往忍受的一切是应该而且可以打倒、唾弃的，于是他们压抑许久的愤懑便立时喷涌而出，当这种愤懑大量地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便形成了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思潮。 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打着毛泽东旗号对当代中国人民的一场公开迫害。这种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 新时期伊始，中国人民在政治上解放了，但由于两个“凡是”未被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依然流行，所以文学理论与创造仍受到严重束缚，以致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特现象。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当代中国才真正出现转机，文学才走上康庄大道。这种社会情势正是伤痕文学出现的时代背景。 新时期文学首先必须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伤痕文学自然而然地以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作为了重要内容。当时的文学作品或以悲欢离合的故事，或以鲜血淋淋的场景，对长达十年的大动乱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予以了“字字血、声声泪”的强烈控诉，对肆虐横行的极左路线予以了强烈的谴责。这便是伤痕文学的核心思想内涵。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以上提到的两篇作品，只是在题材上对于'伤痕文学'具有开创性意义，然而在艺术上它们却都是十分稚嫩的。相比之下，另几篇也被视为'伤痕文学'代表作的作品，虽然并无拓荒价值，但艺术上却显然更为成熟，如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郑义的《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