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四十年代小说人物形象研究目的

❶ 小说人物形象意义

回望当代文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路程，尤其作为叙事性文学创作的小说，不断给社会和读者奉献众多的优秀而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突出的审美价值。其中，一些人物形象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影响着一个时代人们的行为、思想或精神生成及其走向。
事实上，中外文学史发展中几乎都有许多著名或经典的文学人物超越了时空、国界和民族的限制，为不同时代和国度的人们所接受、传承，以其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哺育、滋养着人们的心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在几十年来的人物形象画廊中，虽然不乏名重一时的著名形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人物形象却经常遭遇这样的尴尬：或是由于文学人物是某一时代政治、概念的化身，或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太过于现实功利的考虑，或是人物性格的单一、浮泛、缺乏内蕴而显苍白，往往导致文学人物形象著名而不经典、波及一时后很快被读者遗忘，从而也直接影响到整部作品的艺术魅力和艺术质量。因为，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与小说神奇的想象力、精彩的故事、引人入胜的情节、丰富的文化内涵、纯净的文学语言一样，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我们看到，当代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影响力日益下降，渐渐失去它在社会生活中理应占据的更重要的位置。这种状况不能不说与文学作品中缺乏有震撼人心、具有一定审美价值、高层次的文学人物形象有极大关系。

我想，在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的构成缺乏一定的精神深度。也可以说，我们的文学人物大多数尚属“平面”，而非“立体”。一方面，文学人物太过于粘着生活，作家对人物的体验难以超越物质的力量，人物也就很难将我们带入一个更具人文思考的空间，人物对于生活而言，常常是“解构性”的不是“建构性”的，简言之，人物可供阅读、阐释的空间极其有限；另一方面，作家对人物的塑造缺乏自觉性和批判性，缺乏形而上的理性引导，通过人物所体现出的精神向度是“现实”的，而非指向未来。对人物的叙述执着于“现场叙事”，难以走向诗性叙事，因此也就难以负载广阔的历史内容。

具体地说，审视近年来的文学创作，我们在人物形象的创造上有许多缺憾值得注意和反思：一是对人物形象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人物是作家源自灵魂深处的感情人格化的产物，人物支撑着整个小说的叙事、故事、主题。诚然，许多在叙述艺术上有重要特色、有突出成就的叙事性文学作品会在小说结构、叙事语言、语体风貌上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但最能超越不同民族、穿越时间隧道并震撼人们心灵且留在人们记忆深处的依然是文学人物形象，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文学主要是靠人物形象体现其价值和效能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作家的写作，尤其一些有着旺盛创作力的年轻作家，将创作的重心倾斜到小说的技术层面，人物形象不再是评判和衡量一部文学作品艺术优劣的重要标准了。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大多将作品形式感的强调置于首要的位置，小说似乎更像是“小说”了，却一度忽略了文学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二是多年来，文学的“潮流化”和人物的“类型化”也是导致缺乏独特文学人物形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的例子，有“十七年文学”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主题，“新时期文学”的“伤痕”、“反思”、“寻根”、“新写实”等创作潮流与倾向。由于作家多从现实社会问题的性质、根源出发，确立创作动机，以某种“观念性结构”来表达当代社会和人生的见解，就文学创作的整体而言，“潮流化”必然导致人物塑造的“类型化”，人物也就缺乏作家独到的感性体验和历史的思考深度。同时，读者审美层次的差异，阅读中的“文化从众”心理，读者间的相互影响，使一些人物形象被传煤炒作性推崇，而受“推崇”的人物形象又未必是有精神深度的形象，很多是时尚性的“流行人物”。三是作家的写作，很难超越特定时代具体的文化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时代氛围、价值取向、人文立场，人物总是深深地刻有具体时期的社会政治痕迹并以之主导人物的行为，人物在这里只是情节的产物，他们的地位是“功能性”的，并没有进入人物的精神—心理这一本质层面，也就是说，人物从属于故事或事件。四是始于80年代的“先锋叙事”，虽然对中国小说而言是一场“叙事革命”，但它从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人物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人物在叙述中不再是被作为具有独立意义和特性的形象来表现，人物几乎与文本中的语言、结构、叙述方式相等同，发挥着“符号功能”的作用，意义的缺失，使文学人物丧失了饱满的性格和丰厚的内涵。五是市场化、商品化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影响、冲击，人们的精神理想褪化为“破碎的激情”，作家在极力摆脱“宏大叙事”的同时，却陷入了“个人化”、“私人化”表达的困境，较少追求富于震撼力的人物心灵世界。说到底，种种外在的内在的因素，制约、限制或妨碍了作家进一步深入人的复杂层面，塑造出更深刻，更具有普泛性、超越性的人物形象。

作家如何才能挖掘人物更深层的内涵，使文学人物具有一定的精神深度？当代文学怎样才能实现人物形象塑造的突破，创造出高质量、高水准的不朽的当代中国人形象？

我认为，首先，当代作家应自信地建立起创造经典和“不朽”的信念。创造经典的信念是文学创作的动力之源，它是作家最终的心理保障。只有这样，作家才能依靠自己的心灵，并用心灵去体验现实，精力弥满，充分发挥各自的才华，调动自己的潜能去努力探索，伟大的作品和文学人物才能出现。其次，作家要重建文学创作中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立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深厚历史感和崇高价值观的日渐缺失，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化写作、个人经验和内心感受，甚至个人隐私也成为主要的文学内容。文学越来越卑微和琐碎，尤其缺乏具有人格化力量、气正道大、有道德感和正义品性的理想主义人物形象。只有真正地表现人的优秀品性，人物才能具备一定程度的审美品质，才会具有永恒的终极价值，文学的书写才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才能提升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而且在美学表现上也才会有强劲的张力。第三，在所谓的“全球化”文化语境中，我们要克服中国文化、文学形象中的自我偏见，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想象力找到一个新的凝聚点，把有关民族的文化想象、文学想象全力倾注到“中国”“中国人”上，充分显示中国文学形象的独特个性，像鲁迅那样，不断去发现“国民品性”的优劣，进行“民族精神和灵魂的重铸”。一位法国学者曾说，中国文学不能以风土人情取悦读者，也不能以政治上的反对派吸引法国读者，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作家必须写出真正的中国人，因为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比人更具有普遍的意义了。第四，近年来，许多当代作家和理论家已经意识到小说创作中“人物第一”，重新认识“创造典型”，以及进行文学创作上的哲学突破的必要。作家莫言说：“当代小说的突破早已不是形式上的突破，而是哲学上的突破”。贾平凹也痛感自己“哲学意识太差”迫切要求提高。有学者还分析，鲁迅以前的作家为什么没有创造出阿Q这样的典型？除了现代文学运动和鲁迅这样的文学天才尚未出现以外，主要在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对“精神胜利法”这种人类的和中国人身上的普遍弱点还没有哲学境界的整合认识，也没有形成文学表现方法上的根本性突破。从一定意义上说，鲁迅和托尔斯泰、加缪、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思想型作家一样，属于哲学小说家，可以说，没有鲁迅深邃的哲学意识，没有哲学上的独特发现与精辟概括，就不会有阿Q，也不会有人们对“精神胜利法”这种消极现象的警觉。既要有生活，又须通哲学；既要个性化，又须普泛性，发现人物性格的多极性与外在世界的独特关系，塑造一个不为外部世界所累、能体现一个意味世界的人，完成“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部”，这样的人物形象，才会具有巨大的精神深度，才会产生世界级的文学人物。

总之，文学人物形象的精神深度，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的发展水平。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转变剧烈的时代，作家尤其需要对生活的高度提炼和深化。文学人物在文学叙事的具体展开过程中，应充分体现文学的、美学的和艺术感性的力量，实现时代所赋予作家的充满使命感的精神诉求。我们期待中国作家创造出更多的能体现历史厚重感、经过深刻的思想透视、有着直面人生勇气、艺术刻画精湛的当代文学人物形象。

《光明日报》2003年7月15日

❷ 金庸小说中赵敏人物形象研究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1.有点百鸟朝凤的意思，代表一种文化、风俗的同化过程
2.一个蒙古人的狡黠，种族里的个异分子
3.凭自己兴趣啦，赵敏其实不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❸ 简析丁玲小说的创作及其艺术特点

丁玲作为现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作家，最突出的是将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倾注于她痴情的文学创作之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丰富的精神遗产。在她的创作中，不仅能够触摸到一个沐浴五四阳光迅速成长的革命作家的思想脉搏，而且可以发现其孜孜不倦地坚持探索和追求文学的历程。她的创作道路视为现代女性文学成长的一个典型范例。纵观丁玲的创作，明显的有这样几个阶段：

其一，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联之前。这个时期丁玲主要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自杀日记》（1928年）、《一个女人》（1930年）。这些作品标志了一个新的时代女性的崛起，也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坛的重要地位。在集子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篇什。这些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时代冰心、庐隐、冯沅君等第一代女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涵——对封建专制的抗争和叛逆；另一方面塑造出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追求的知识女性的典型。她们身上既有浓重的空虚、苦闷、绝望的感伤主义色彩，又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和社会的印记。莎菲女士就是她们中间最突出的代表者。从小说的叙述方式看，丁玲作品虽有五四郁达夫自传体小说剖析人物内心世界的感伤情怀；但刻画的大胆而富有饱满感情的倔强女性性格、细腻而率真披露的人物复杂内心，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标志着五四感伤小说的终结。

其二，1930年至1936年。这是丁玲创作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左联的成立感召了一大批革命作家，丁玲的创作由此发生了较为重大的转变。顺应时代的发展、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实践，丁玲首先将创作题材转向社会革命，写作了中篇小说《韦护》（1930年）、短篇小说《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等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化的作品。前者叙述了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者韦护与热情浪漫的少女丽嘉相爱的故事，重心却在恋爱和革命活动的冲突上，面临不可解矛盾的韦护最终忍痛出走，丽嘉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也决心抛弃个人情感，投身社会；后者只是将人物换成了望微和玛丽，革命与爱情矛盾的结局是两人的分道扬镳，各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些创作形式带有公式化，但是不能否定丁玲对于一个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的准确刻画，对现代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心理的真实揭示。这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由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向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转变所作的探索性的积极实践。当时，左联的执行委员会在决议中呼吁作家们：“要产生新的作品”，“用大众作主人”，“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北斗》1932.2（1））。丁玲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积极进行尝试。她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水》（1931年）、《夜会》（1933年），长篇小说《母亲》（1933年）等，大都是以30年代初农村现实生活为题材，真实地再现激变的农村中农民心理变化的。在以1931年在全国发生的波及16省的水灾为背景的《水》中，作家粗线条地勾勒出农民觉醒、反抗的群体雕像，当年就被冯雪峰称赞为“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新的小说”。[2]丁玲的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左翼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题材开掘的巨大现实性；阶级视角的社会批判性；广阔生活图景的写实性。在此实践中，丁玲摆脱描写知识阶层的巢臼，开始描写农村生活，反映了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执著追求。

其三，1936年至1949年。这里丁玲在延安的创作时期。1936年冬丁玲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天地。最初，丁玲以通讯、速写、印象记等文学样式，敏捷地反映新的生活内容；后以小说谱写解放区新的时代风貌，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4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1946年），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等。这些作品标志丁玲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成熟。与她过去的作品相比较，与其他同在解放区的作家创作相对照，丁玲小说最成功之处是，她尊重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侧重以纤细的情感和笔触，去展示一个伟大变革的历史时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巨大颤动。她既满腔热忱地歌颂和描写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新生活、新风尚、新人物，又直言不讳地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从而使其作品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新高度。《我在霞村的时候》是被列入周扬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的第一篇作品。主人公农村少女贞贞逃离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却未能挣脱辱掠她的日寇之手，受尽了凌辱和蹂躏。即便如此，她以不屈的灵魂，呼喊着“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在日军军营里忍辱负重，多次为我军传递情报。最大的精神痛苦，还是回到村子里她的经历和努力并不被人们所理解，异样的“同情和怜悯”的眼光使她难以忍受，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奔向延安。小说的价值正是通过人物灵魂的透视，展露了特定环境里人们长期受到封建思想毒害所造成的精神麻木。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坚强女性，在灾难的泥潭里复杂的心灵，作家层层深入的揭示，引导着读者对沉重历史进行深深思索。作家新颖别致的心灵切入视角，细腻委婉的笔调，反映了积极大胆的探索性的艺术追求精神。1940年完成的《在医院中》却很长时间在文学史中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并且使作家受到许多责难。毕业于上海产科学校的女主人公陆萍，来到延安成为共产党员，并服从组织需要到一个新办的医院当产科医生。丁玲将故事叙述侧重于陆萍在新的环境里所见所闻所感上，更注重其表现心灵体验的真实，因此，着力披露了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某些弊端，医院里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一般医护人员的保守、自私、苟安的小生产意识，还有病人中的愚昧麻木状态等现象；并通过代表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陆萍与这些现象的矛盾冲突的对照描写，展示了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双向互动的精神成长的艰巨性。在那样的环境里，丁玲能够提出这样深邃的问题，正是因为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给了她胆识和勇气。丁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从反面说明了这部小说所具有的现实主义力度。从由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作家创作整体性的深入和发展。

综观丁玲创作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说她在现代文学史中是有独特贡献的女作家。其小说创作的特色鲜明而有个性，主要有两点：第一，丁玲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她创作的阶段虽不同，但勇敢地面对现实生活的勇气、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作品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思想穿透力这一创作追求，却是一以贯之的。从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到解放区创作真诚地揭露封建观念和种种现实弊端，都清楚地反映了作家深邃眼光下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女性文学突破个人狭小范围，恰恰以丁玲的革命姿态和现实主义创作为标志。她是现代女性文学的探索者和开拓者。第二，丁玲小说创作艺术的创新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丁玲善于写出人物深邃的内心世界，长于透视性格多重性复杂性的特点，重视表现人物情感和讲求写作笔触细腻，这在女性作家中更显其艺术的独特。莎菲、贞贞、陆萍等形象，在现代小说人物画廊里，很少有丁玲那样在刻画时将自己人生的体验，尤其是女性生活的感受，深深融合在她们身上的；尤其那来自心灵的振荡、灵魂搏斗的对于历史变革感受深切的描写，更凸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性。丁玲创作从最初的革命文学的峻急，到后来的深入现实的厚重，以及从容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与她突进主体（作家）和客体（人物）双重内心深处密切相连的。

最后，不妨从丁玲早期小说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简析中，进一步印证作家的审美个性和艺术探索。这是一部日记体的小说，它在《小说月报》1928年19卷2号上发表后，主人公莎菲这个“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3]，便引起了当时文坛极大的震惊，作家也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声誉。这正是五四落潮以后知识女性精神追求和心灵颤动的生命真实在莎菲身上的集中体现。作者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叛逆的、苦闷的、彷徨的知识女性形象。莎菲充满矛盾的性格，在她与懦弱的苇弟、表里不一的凌吉士失败的爱情选择中得到充分揭示。莎菲从封建家庭出走，崇尚个性的真正解放，但总是求爱失爱，在无乐可寻中抱着“及时行乐”的幻想。她鄙视社会的隔膜、欺骗，以个人的孤独的灵魂进行倔强反抗。不甘幻灭的内心骚动，不满世俗的放纵，反抗充满着病态，而敏感、多疑、怪癖和狷傲，则构成其性格的基本特征。丁玲以这个形象生动折射出时代剪影，即五四的个性解放随着历史的进步只剩下了凄厉的哀伤和疲惫。作家高度浓缩了一个过渡时代苦闷青年的精神面貌，并且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率真的心理描写，深入到人物内心复杂而丰富的情感世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翻开了五四以来郁达夫式的感伤抒情小说新的一页 ，从而也奠定了作家全部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的基调。

❹ 小说《项链》人物形象分析

莫泊桑小说《项链》的主题阐释很多。有一种意见认为“小说尖锐地讽刺了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看法很明显是改革开放前那个时代中存在的“安贫乐道”观点的反映，至今认同者已越来越少。于是，近来出现以下几种意见：

(一)认为小说告诉读者：人的命运是由意料不到的“造化”安排的。2

(二)认为玛蒂尔德悲剧形象指明了妇女在以金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惟一的出路只能是饰物。③

(三)认为小说是一曲诚挚相爱的颂歌。④

(四)认为小说通过玛蒂尔德形象告诉读者，在金钱至上的社会中，追求人格尊严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5

这些说法虽然试图从小说文本出发、从主人公形象解读人手去阐释主题，但是没有抓着主人公形象的主体内涵，因而仍然未能到位。那么女主人公玛蒂尔德形象包孕哪些内涵呢?

一是爱美

小说是从“妇女天性爱美”的视角塑造女主人公的形象的。这由开端六个自然段为证。开端分三层。第一层为一至二自然段，写了出生在小职员家庭的她又嫁给了小职员，因而不能够讲究打扮，“她觉得很不幸”，为什么呢?“因为在妇女，美丽、丰韵、娇媚，就是她们的出身；天生的聪明，优美的姿质，温柔的性情，就是她们惟一的资格。”“在妇女”云云表明了小说从妇女的天性视角塑造女主人公的形象。所以第二层(第三至第五自然段)第三自然段一开头就说：“她觉得她生来就是为着过高雅和奢华的生活”，所谓“生来”不即是“天生”、“天性”吗?显然，“高雅和奢华的生活”在语境中只能读作“美的生活”。小说接着用三、四、五这三个自然段写了她对住、吃、穿的美的生活的狂热的梦想，表达了她对美的强烈的渴求。最后的第六自然段为第三层，写了她从有钱的女朋友家里回来后的痛苦，以反衬上一层意思。开端为读者解读女主人公预设了一把钥匙，那就是《项链》刻画的女主人公具有妇女爱美的天性。

小说进入情节之后全面地展现了玛蒂尔德是个爱美的女性。做新衣、借项链不就是她爱美的具体表现么?把玛蒂尔德爱美的特性描写得淋漓尽致的是她挑选首饰。面对着一个眼花缭乱的美的世界，她“先看”“又看”“随后又看”的“犹豫不决”的心态，她看到钻石项链时“心也跳起来”的高兴，她戴上项链照镜子的出神，以及借到项链后的“跳”、“搂”、“亲”、“跑”等一系列狂热动作，把一个爱美女性刻画得惟妙惟肖。晚会跳舞时的兴奋、陶醉把她的爱美推至高潮。回家后她在卸妆前“趁这荣耀的打扮还在身上，再端详一下自己”，爱美达到恋恋不舍的境地。即使因为自己贪恋美而酿成悲剧陷入困境，她“回想起当年那个舞会来，那个晚上，她多么美丽，多么使人倾倒啊!”玛蒂尔德爱美爱到无怨无悔!

二是单纯

玛蒂尔德又是一个单纯的女性。她从一个小职员的女性成为另一个小职员的妻子，其生存环境局限于小职员家庭，因而她见识狭窄，处世缺乏经验，教养浅薄，不谙于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爱美是天性，不需要后天训导：如何爱美，比如如何辨别真假首饰，则需要后天教育。玛蒂尔德显然缺少这一课，小职员的生存环境不太可能给她上这一课。另外，玛蒂尔德从未经受过世间纷繁复杂的风风雨雨，她虽然成了路瓦栽夫人，但她依然像少女一样单纯。要做一件新衣服只能用眼泪去求得丈夫的同意；没有首饰又想得到，她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苦恼样子。在丈夫出了借的点子后，“她发出了惊喜的叫声。‘真的!我倒没有想到这个!’ ” “没有想到” 四个字不是把她思维之单纯照得一清二楚么?在借到项链后又是跳又是搂又是亲又是跑，活脱脱地写出了一个单纯女子形象，宛若一位天真烂漫的少女。当她买了真项链归还女友时她担心女友把她当做贼，女主人公的单纯几乎达到了“迂”的地步。十年后，她把失项链的真相告诉女友，小说写道：“她带着天真的得意的神情笑了。”天真的笑容岂不镂刻出“单纯”两字么?

正因为单纯，所以她不知道外部世界的纷繁斑驳、鱼龙混杂，所以她的思想中丝毫没有“假”的概念，更不用说去辨别真假首饰了。不然，她无力购买真首饰为什么想不到去买价廉物美的仿真首饰呢?她在挑选女友的首饰时为什么一点都没有想到会有惯首饰呢?她在珠宝商老板有所暗示时为什么丝毫不去想失落的项链可能是假货呢?其实，只要从下面一点足以说明她是一个单纯的女性：在赔项链时丈夫拿出了“父亲留给他的一万八千法郎”。在小职员家庭这是一笔不少的财产，然而玛蒂尔德作为家庭主妇却对此一无所知，这岂不是单纯的绝好证据么?玛蒂尔德在还债务之前如山中的溪水，清澈却不免浅显；如暖房中的花朵，美丽却显得嫩弱。

三是勇毅

失项链、赔项链之后，玛蒂尔德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剧变，在她性格层面上进发出了新的特性——勇毅。为了还清债务，面对着残酷的困境，她不气馁，不悲观，不走歪门邪道，更不出卖自己美丽动人的容貌(美女容貌是商品社会中一笔无价财产)。她完全依靠自己的意志、精神和力量，依靠自己的一双手，“一个铜子一个铜子地节省她那艰难的钱”。她“打定主意”，毫不动摇，信心十足地“要偿还这笔可怕的债务”。她果然成功了。无怪乎连冷静地潜在小说纸背后的作家也冒出来公开赞叹：“她一下子显出了英雄气概。”十年还债，锤炼了女主人公，使她成熟、坚强，使她成为一个勇毅的女性。

爱美、单纯和勇毅，构成了玛蒂尔德形象的三个层面。爱美，是她作为女性的一种天性；单纯,是她出身、教养、经历和个人气质等形成的个性；勇毅，是爱美和单纯向善发展的深层的品质。

二

解读了小说塑造的女主人公玛蒂尔德形象之后，我们还要解读另一个与女主人公发生纠葛造成矛盾冲突构建情节链的角色。这是“谁”呢?是路瓦栽，还是佛来思节夫人?都不是，这两人在小说中与女主人公并不构成冲突。小说主要写了玛蒂尔德、路瓦栽和佛莱思节夫人，哪还有其他角色?是的，小说还写了一个极有助于主题阐释的十分重要的“角色”，与玛蒂尔德发生冲突构成了小说的情节链，却被我们忽视了。这就是“项链”(那挂钻石项链)。在小说，“项链”已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首饰，不是一个纯客体的物体，它融注了作家的“意”，使它成为小说中的一个意象。那么，“项链”作为小说中的一个意象“角色”，它具有哪些涵义呢?

一是外美

请读一下它的出场：“忽然她在一个青缎子盒子里发现一挂精美的钻石项链，她高兴得心也跳起来了。她双手拿着那项链发抖，她把项链绕着脖子挂在她那长长的高领上，站在镜前对着自己的影子出神好半天。”从玛蒂尔德“心跳”、“手抖”和“出神”的描写中强烈地烘托出“项链”具有无比的出众之美——其美任由读者去构想。(这种艺术手法用中国古典诗艺的说法叫“众宾拱主”，如《汉乐府·陌上桑》写罗敷之美便用此法)

二是内假

项链的外表具有卓然超群无与伦比之美，而它的内质却是假的。小说在结尾处暴露了项链内假的涵义。

外美内假，是作家赋予“项链”的意象内涵。外美，是项链的表层义，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内假，是项链的内层义，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危害性。

“项链”是内外不一、表里相左的“角色”。

三 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小说的情节是由玛蒂尔德和项链的矛盾冲突构建而成；爱美而单纯的玛蒂尔德与外美内假的项链发生冲撞形成了小说的情节链：结合——分离——别后。玛蒂尔德千挑百拣选中项链，是爱美与外美相吸的结果，这是“结合”。“结合”先让玛蒂尔德在舞会上获得陶醉，而后项链不辞而别悄然消失，这是“分离”。“分离”酿成了悲剧。在外美内假的项链离去后，玛蒂尔德从痛苦中振作精神，与厄运作勇毅的斗争，终于还清债务，这是“别后”。

小说的主题就蕴寄在“结合——分离——别后”的情节链中。

从“结合”到“分离”演绎了玛蒂尔德的悲剧过程(小说用隔行形式自然分为“借项链”、“失项链”、“赔项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造成悲剧的原因。毫无疑问，外美内假的项链是造成悲剧的外在原因。试想，如果是货真价实的真钻石项链会贸然脱落悄然离去吗?正因为项链外美，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迷住了玛蒂尔德；又正因为项链内假，具有隐蔽性和危害性，所以它容易损坏脱落却不为人觉察，酿成了玛蒂尔德的悲剧。而造成悲剧的内因是玛蒂尔德性格中的单纯。单纯有好的一面也有不足之处。在纷繁复杂、真假相混的世界中，仅凭单纯必然酿成悲剧。玛蒂尔德单纯的爱美，对外部芜杂斑驳的世界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足够的辨别能力，怎么可能识破项链“内假”的真相呢?她被外美内假的项链所蒙骗迷住完全在于其自身的单纯。过于单纯，不谙世面，缺乏辨识真假的经验和能力，是造成玛蒂尔德悲剧的内在原因。

至此，小说主题意蕴已经浮出了水面。小说通过玛蒂尔德借项链而失项链的悲剧，向爱美的女性发出了严肃的警示：仅凭单纯的爱美，缺乏经验，缺乏涉世能力，缺乏辨识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眼光，只看外表不识本质，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莫泊桑以小说的艺术向爱美女性敲响了警钟。

《项链》主题意蕴还不止于警示意义。如果小说仅仅提供警示意义，那么小说中“别后”的情节(小说用隔行分为“还债务”)完全可以芟除，至少可以略写。显然，莫泊桑不想满足于小说的警示，他的人道主义关怀使他对女主人公的悲剧予以极大的同情之外，还要让她开放出绚丽的花朵。单纯中的浅薄酿成了悲剧，单纯中的真诚笃实也会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焕发出勇毅坚强、不屈不挠。莫泊桑在深切同情爱美女性的不幸中极希望她们在风雨中成熟起来，极希望她们在厄运面前不悲观不沉沦不堕落，极希望她们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精神去征服困难去赢得新的胜利。因而，小说又包孕着对受过欺骗陷入困境中的爱美女性赋以极大勉励的意蕴。

对爱美女性的警示和勉励，构成了莫泊桑小说《项链》内蕴的主题。

四 上述主题阐释是基于我对《项链》小说独特的创作艺术的认识。向来的论者常常把这篇小说纳入批判现实主义框子加以阅读，因而给小说女主人公玛蒂尔德形象贴上“小资产阶级”的标签，给小说主题刻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印记。其实，作家根本无意于“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在解读《项链》阐释主题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小说淡化了人物生存的社会环境。现实主义为了“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十分重视环境描写，总是从人物所处的、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关系本质的特定的环境去刻画人物的性格。而凡阅读过《项链》的读者却很难言说女主人公所处的社会关系本质的环境，至少难以清晰地勾画出这一环境。从小说外在因素(比如小说创作的年代)去推理，女主人公生存于十九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社会；但小说自身却没有为人物布设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大环境，也没有布设一个人物活动其中的透示着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小环境。小说显然淡化了人物所处的现实环境，不想从某一社会制度体现了社会关系本质的特定环境(即文艺学中所谓“典型环境”)去刻画人物表现主题。

(二)小说设置的“开端”的特异性。一般而言，小说的开端是小说情节的开始。而《项链》的“开端”并非如此。小说情节起始于“有一天傍晚”她的丈夫回家拿来了一张教育部长签发的舞会请柬。显然“开端”与这一情节没有丝毫关联，完全是游离于情节之外的一个独立板块。这一特异结构的指向何在呢?我在本文第一部分中已经指出过：“开端’’是解读女主人公的一把钥匙。小说先把钥匙交给读者，表明作家惟恐读者误读。然而粗心的读者还是辜负了作家的一番苦心，忽视了“开端’，的用意，没有抓着“妇女天性爱美’’这把钥匙。试想，遗弃了“开端”提供的解读小说的钥匙，对小说主题的阐释岂能到位?

(三)玛蒂尔德的悲剧是个人悲剧个性悲剧。立足于现实主义范式去解读《项链》、，总以为玛蒂尔德的悲剧是社会悲剧，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这不切合小说的实际。小说根本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而外美内假的项链也没有谁去强加于玛蒂尔德，完全是她主动挑选的。她所以挑中那挂钻石项链，是她爱美本性使然，是她单纯的性格和气质所决定。设若她具备辨识真假首饰的能力会酿成悲剧吗?所以玛蒂尔德纯粹是自酿苦酒、自讨苦吃，而其主因是单纯、缺乏辨识能力。

以上三点对我们解读《项链》，探寻小说的主题意蕴是十分有益的。当我们抓着“开端”提供的解读小说的钥匙，从“妇女天性爱美”去认识女主人公，因个人气质单纯而酿成悲剧，那么我们就不难懂得《项链》主题的恒久缘由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美的人类岂不恒久地从玛蒂尔德的悲剧中吸取教训?《项链》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对涉世未深、天真单纯，而又非常爱美的中学生，它的警示和勉励岂不是很有益处么?

❺ 丁玲早期小说的特点

丁玲作为现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作家，最突出的是将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倾注于她痴情的文学创作之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丰富的精神遗产。在她的创作中，不仅能够触摸到一个沐浴五四阳光迅速成长的革命作家的思想脉搏，而且可以发现其孜孜不倦地坚持探索和追求文学的历程。她的创作道路视为现代女性文学成长的一个典型范例。纵观丁玲的创作，明显的有这样几个阶段：

其一，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联之前。这个时期丁玲主要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自杀日记》（1928年）、《一个女人》（1930年）。这些作品标志了一个新的时代女性的崛起，也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坛的重要地位。在集子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篇什。这些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时代冰心、庐隐、冯沅君等第一代女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涵——对封建专制的抗争和叛逆；另一方面塑造出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追求的知识女性的典型。她们身上既有浓重的空虚、苦闷、绝望的感伤主义色彩，又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和社会的印记。莎菲女士就是她们中间最突出的代表者。从小说的叙述方式看，丁玲作品虽有五四郁达夫自传体小说剖析人物内心世界的感伤情怀；但刻画的大胆而富有饱满感情的倔强女性性格、细腻而率真披露的人物复杂内心，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标志着五四感伤小说的终结。

其二，1930年至1936年。这是丁玲创作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左联的成立感召了一大批革命作家，丁玲的创作由此发生了较为重大的转变。顺应时代的发展、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实践，丁玲首先将创作题材转向社会革命，写作了中篇小说《韦护》（1930年）、短篇小说《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等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化的作品。前者叙述了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者韦护与热情浪漫的少女丽嘉相爱的故事，重心却在恋爱和革命活动的冲突上，面临不可解矛盾的韦护最终忍痛出走，丽嘉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也决心抛弃个人情感，投身社会；后者只是将人物换成了望微和玛丽，革命与爱情矛盾的结局是两人的分道扬镳，各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些创作形式带有公式化，但是不能否定丁玲对于一个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的准确刻画，对现代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心理的真实揭示。这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由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向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转变所作的探索性的积极实践。当时，左联的执行委员会在决议中呼吁作家们：“要产生新的作品”，“用大众作主人”，“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北斗》1932.2（1））。丁玲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积极进行尝试。她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水》（1931年）、《夜会》（1933年），长篇小说《母亲》（1933年）等，大都是以30年代初农村现实生活为题材，真实地再现激变的农村中农民心理变化的。在以1931年在全国发生的波及16省的水灾为背景的《水》中，作家粗线条地勾勒出农民觉醒、反抗的群体雕像，当年就被冯雪峰称赞为“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新的小说”。[2]丁玲的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左翼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题材开掘的巨大现实性；阶级视角的社会批判性；广阔生活图景的写实性。在此实践中，丁玲摆脱描写知识阶层的巢臼，开始描写农村生活，反映了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执著追求。

其三，1936年至1949年。这里丁玲在延安的创作时期。1936年冬丁玲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天地。最初，丁玲以通讯、速写、印象记等文学样式，敏捷地反映新的生活内容；后以小说谱写解放区新的时代风貌，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4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1946年），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等。这些作品标志丁玲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成熟。与她过去的作品相比较，与其他同在解放区的作家创作相对照，丁玲小说最成功之处是，她尊重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侧重以纤细的情感和笔触，去展示一个伟大变革的历史时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巨大颤动。她既满腔热忱地歌颂和描写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新生活、新风尚、新人物，又直言不讳地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从而使其作品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新高度。《我在霞村的时候》是被列入周扬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的第一篇作品。主人公农村少女贞贞逃离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却未能挣脱辱掠她的日寇之手，受尽了凌辱和蹂躏。即便如此，她以不屈的灵魂，呼喊着“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在日军军营里忍辱负重，多次为我军传递情报。最大的精神痛苦，还是回到村子里她的经历和努力并不被人们所理解，异样的“同情和怜悯”的眼光使她难以忍受，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奔向延安。小说的价值正是通过人物灵魂的透视，展露了特定环境里人们长期受到封建思想毒害所造成的精神麻木。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坚强女性，在灾难的泥潭里复杂的心灵，作家层层深入的揭示，引导着读者对沉重历史进行深深思索。作家新颖别致的心灵切入视角，细腻委婉的笔调，反映了积极大胆的探索性的艺术追求精神。1940年完成的《在医院中》却很长时间在文学史中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并且使作家受到许多责难。毕业于上海产科学校的女主人公陆萍，来到延安成为共产党员，并服从组织需要到一个新办的医院当产科医生。丁玲将故事叙述侧重于陆萍在新的环境里所见所闻所感上，更注重其表现心灵体验的真实，因此，着力披露了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某些弊端，医院里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一般医护人员的保守、自私、苟安的小生产意识，还有病人中的愚昧麻木状态等现象；并通过代表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陆萍与这些现象的矛盾冲突的对照描写，展示了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双向互动的精神成长的艰巨性。在那样的环境里，丁玲能够提出这样深邃的问题，正是因为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给了她胆识和勇气。丁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从反面说明了这部小说所具有的现实主义力度。从由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作家创作整体性的深入和发展。

综观丁玲创作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说她在现代文学史中是有独特贡献的女作家。其小说创作的特色鲜明而有个性，主要有两点：第一，丁玲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她创作的阶段虽不同，但勇敢地面对现实生活的勇气、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作品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思想穿透力这一创作追求，却是一以贯之的。从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到解放区创作真诚地揭露封建观念和种种现实弊端，都清楚地反映了作家深邃眼光下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女性文学突破个人狭小范围，恰恰以丁玲的革命姿态和现实主义创作为标志。她是现代女性文学的探索者和开拓者。第二，丁玲小说创作艺术的创新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丁玲善于写出人物深邃的内心世界，长于透视性格多重性复杂性的特点，重视表现人物情感和讲求写作笔触细腻，这在女性作家中更显其艺术的独特。莎菲、贞贞、陆萍等形象，在现代小说人物画廊里，很少有丁玲那样在刻画时将自己人生的体验，尤其是女性生活的感受，深深融合在她们身上的；尤其那来自心灵的振荡、灵魂搏斗的对于历史变革感受深切的描写，更凸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性。丁玲创作从最初的革命文学的峻急，到后来的深入现实的厚重，以及从容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与她突进主体（作家）和客体（人物）双重内心深处密切相连的。

最后，不妨从丁玲早期小说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简析中，进一步印证作家的审美个性和艺术探索。这是一部日记体的小说，它在《小说月报》1928年19卷2号上发表后，主人公莎菲这个“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3]，便引起了当时文坛极大的震惊，作家也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声誉。这正是五四落潮以后知识女性精神追求和心灵颤动的生命真实在莎菲身上的集中体现。作者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叛逆的、苦闷的、彷徨的知识女性形象。莎菲充满矛盾的性格，在她与懦弱的苇弟、表里不一的凌吉士失败的爱情选择中得到充分揭示。莎菲从封建家庭出走，崇尚个性的真正解放，但总是求爱失爱，在无乐可寻中抱着“及时行乐”的幻想。她鄙视社会的隔膜、欺骗，以个人的孤独的灵魂进行倔强反抗。不甘幻灭的内心骚动，不满世俗的放纵，反抗充满着病态，而敏感、多疑、怪癖和狷傲，则构成其性格的基本特征。丁玲以这个形象生动折射出时代剪影，即五四的个性解放随着历史的进步只剩下了凄厉的哀伤和疲惫。作家高度浓缩了一个过渡时代苦闷青年的精神面貌，并且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率真的心理描写，深入到人物内心复杂而丰富的情感世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翻开了五四以来郁达夫式的感伤抒情小说新的一页 ，从而也奠定了作家全部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的基调。

❻ 如何评析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形象

如何分析和赏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1、从分析人物的描写入手。
（1）正面描写刻画人物形象。
正面描写就是通过直接描写人物的肖像、行动、语言、心理等，来揭示人物思想品质和性格特点，从而反映作品的主题的描写。
①通过肖像描写刻画人物形象。
肖像描写它的作用不只是在于勾画出这个人物的外部特征，而是为了更好的以“形”传“神”。
例如《故乡》中对闰土的描写：“十一二岁，紫色圆脸，项带银圈，有一双红活圆实的手，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刺去„„”这写出的是一个活泼、勇敢、英俊的少年。而中年闰土却变成：
“身材增加了一倍，脸色灰黄，很深的皱纹，眼睛周围肿得通红，头戴破毡帽，身上只有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提一个纸包和一只长烟管，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这是一个饱经忧患、历经沧桑，已变得麻木迟钝而又非常自卑的人了。小说通过对闰土的肖像描写，生动地表现了他性格的巨大变化，从而揭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给人民造成了苦难。
②通过语言描写刻画人物形象。
例如：小说《守财奴》中有几处个性化语言描写，如“咱们中间可有些小小的事情办一办。对不对，克罗旭？”“是呀，是呀，小乖乖。我不能让事情搁在那儿牵肠挂肚。你总不至于要我受罪吧。”“„„我觉得更满意。我按月付你一百法郎的大利钱。这样，你爱做多少台弥撒给谁都可了！„„”“克罗旭，你这些话保险没有错吗？可以对一个孩子说吗？”句句话语，把一个贪欲十足的守财奴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③通过动作行为刻画人物形象。
例如：小说《守财奴》中“抢梳妆匣”一处动作描写：“老头儿身子一纵，扑上梳妆匣，好似一头老虎扑上一个睡着的婴儿。”这一“纵”一“扑”写得生动极了，使人如见其形，如窥其灵魂，把一个金钱狂形象塑造的栩栩如生。
（2）侧面描写刻画人物形象。
侧面描写，概括地说就是通过他人的言行，来间接刻画人物的描写。
例如《林黛玉进贾府》中对贾宝玉的形象刻画，就使用了侧面描写的方法。
林黛玉从王夫人口得知贾宝玉是一个孽胎祸根，是一个混世魔王；从母亲口中得知贾宝玉顽劣异常，极恶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结果一见，却是面如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这些侧面描写的目的是欲扬先抑，它极大地丰富了人物形象，突出了林黛玉对贾宝玉的认同感。
2、从分析小说的故事情节入手。
小说的故事情节是小说中用以表现主题或人物性格的一系列有组织的生活事件。阅读小说，
既要紧紧抓住人物某个动作或某个事件，同时，也要注意小说情节的曲折跌宕。高考中涉及到的小说往往是微型小说，虽然它写的是小题材，撷取的是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断，却是生活内容的高度浓缩，应该说正是这高度浓缩的故事情节凸显了人物形象。
例如小小说《同意》：秘书送进一份文件。王厂长像往常一样拿起笔轻松熟练地在上面写下“同意”二字。突然，他睁大了眼睛，笔从他无力的手中滑到了办公桌上。第二天，他离开了他熟悉的办公室。这篇小小说故事情节简单，但却把一个只知“同意”的糊涂厂长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从而讽刺了社会上一部分官员不分具体事件，只知道动用手中的权力，结果输得一塌糊涂的形象。由此可见，小小说的故事情节常常是以小见大，以微见著，所以阅读时，必须透过情节来分析人物形象。
3、从分析小说的环境入手。
环境描写是指对人物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描写。人物的活动，事件的展开，总是在一定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中进行的。小说的环境描写除了有交代故事的时代背景、渲染气氛的作用外，还有烘托人物性格的作用。
例如孙梨《荷花淀》开篇水生嫂“月下编席”那段环境描写，景色被渲染得很有诗意：“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这段描写很有诗意，它使人物犹如仙子，与明月、清风、银白的水、透明的雾以及清清的荷香，共同构成了妙不可言的诗的境界；同时，这景色又与具有着人情美的人物交相呼应，彼此映衬，有力地烘托出了人物的心灵美。
在小说三要素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环境中，人物形象是最主要的要素。阅读小说时，只有把握人物性格特点，才能深刻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

❼ 丁玲的人物评价

毛泽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人民网：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女作家，也是一位命途多舛的女革命者。延安时期的丁玲，经历的正是从云霄沉入海底的过程。

孙犁：一颗明亮的，曾经子夜高悬，几度隐现云端，多灾多难，与祖国的命运相伴随而终于不失其光辉的星，殒落了。

林贤治：一个具有巨大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一个忠实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的作家，一个未完成却受到意外打击而几近碎裂的作家。

王蒙：她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在全国掀起张爱玲热的时候，我深深地为了人们没有纪念和谈论丁玲而悲伤而不平。我愿意愚蠢地和冒昧地以一个后辈作家和曾经是丁玲忠实读者的身份，怀着对天人相隔的一个大作家的难以释然的怀念和敬意，为丁玲长歌当哭。

陈子善：丁玲能在作品中提出女性的地位。

(7)丁玲四十年代小说人物形象研究目的扩展阅读：

丁玲的生平：

民国七年（1918年），丁玲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

民国八年（1919年），丁玲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后入岳云中学就读。

民国十一年（1922年），丁玲赶往上海，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

民国十二年（1923年），丁玲经瞿秋白等介绍，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次年夏转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

民国十三年（1924年），丁玲来到北平，在一个社交场合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丁玲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反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丁玲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

民国廿十年（1931年），丁玲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影响的左翼作家。

民国廿二年（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曾发起抗议和营救活动。

民国廿五年（1936年）9月，丁玲逃离南京，奔赴陕北，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欢迎。

民国廿九年（1940年）十月十九日，延安举行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同日，丁玲、舒群、萧军发起成立延安文艺月会。

1951年6月，丁玲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捐款1200余万元(旧币)。

1952年6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读者中广泛传播。她将荣获斯大林奖金二等奖共5万卢布全部捐给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儿童福利部。

1955年和1957年，丁玲两次遭受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错划为“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下放到黑龙江垦区（现今汤原农场、宝泉岭农场）劳动12年，期间创作了《杜晚香》。“文革”中又被关进监狱5年。粉碎“四人帮”后，丁玲的冤案逐步得到平反。

1975年春，丁玲获释后被安排到山西农村。她和丈夫陈明将补发的工资捐献出1万元，用于农村生产建设。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多福巷家中逝世，享年82岁。

❽ 丁玲的小说在人物心理描写方面有什么样的艺术特色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的女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女革命家。作为一名女作家，她的小说里面的心理描写是非常出彩的，表现在能够通过心理描写来丰富人物的形象，并且能够通过人物的心理描写来展现出她对于人生的态度，同时反映了当时时代的一个主题。

她的心理描写也是能够反映当时的时代特征的，她在描写梦珂还有莎菲等人的内心想法，是结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的，也因为是结合了当时的时代特色，所以她的小说中的任务能够引起那时候人们的共鸣，同时也是展现了五四运动时期，她对于新女性的思考已经自己对于女性的人生态度，即使是受到了百般挫折，也是绝不对向现实低头，这种自由的意识也是深刻的影响到了现代，乃至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