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金庸笔下的英雄形象 论文
一句话就可以概括,郭靖说的那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⑵ 我要写一个分析金庸小说里面侠客形象的论文
《时代风气与侠客气概 》
侠客的乞丐是有时代的烙印的，比如乔峰就只能在宋代，韦小宝这样的人就只能在清朝……
⑶ 浅谈金庸小说中英雄形象的塑造
金庸小说中的两个英雄形象的不同(转贴)
在金庸的小说中，有两位读者敬佩和喜爱的英雄形象，他们就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和《天龙八部》里的萧峰。两人的共同点很多，他们都是为天下黎民百姓所想，也都为此付出生命。但两者在有许多共同之处的条件下，却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二人是不同概念的英雄：郭靖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萧峰是与命运抗争中体现自我的英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是要完成社会的价值，与命运抗争的英雄是要完成个人的价值。郭靖对自己的价值观并不恒定，他时常从他的周围学习、吸收。社会对他的成长有帮助，他的价值也就体现在对社会价值的完成上。反过来，萧峰从一开始出场就是已经有自己的价值观，他就时常体现在与社会价值的冲突中，社会对他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他的价值体现在与命运相对立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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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郭靖—为国为民的英雄
二、 萧峰—与命运抗争的英雄
读金庸的小说，感人至深的是他在书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作为武侠小说，人物的表现离不开描写武功的高低，但这只是一个表层。表层的背后则是透过武功以及武功的运用所显现出来的人性，并且这个人性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其中包含了人物的性格，人物的思想，对待特定事物的感情，面对大是大非，儿女情长时的抉择，凡此总总，构成了一个虚拟人物的丰满形象，而其中最让人为之怦然心动的，是由这种丰富情感组合而成的英雄气魄和侠义气质，金庸的小说在浓烈的历史氛围和悲壮的江湖舞台上，演绎出了一曲英雄和侠义的慷慨之歌，初读顿感血脉贲张，再品为之潸然泪下，书中人物的悲喜聚散，命运多桀，无不对读者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冲击。那么在金庸的笔下谁配的上称为英雄？《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和《天龙八部》里的萧峰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两个英雄形象。这两个英雄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一、郭靖—为国为民的英雄
郭靖是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一个英雄形象。他是个出身农家的朴实少年,是一个平民英雄，但却绝不是个平凡的英雄。他可能是金庸笔下个性最为接近普通人的男主角，不是玉树临风，而是壮壮实实；天资也不聪颖，可能资质比一般人还差一点；更谈不上风流倜傥，有时连话都说不周全；非但不是文武双全，可能也没读过几本书，认识的字也有限。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基本来自于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他的母亲李萍，就是这个普通的农妇，教给了她唯一的儿子中华民族的精髓——仁、义、理、智、信。 可是就是郭靖，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侠”，只有他在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中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达到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境界。郭靖被称为英雄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人格，武功犹在其次，他自小人生目标便十分明确：做个好男儿。为父亲报仇。“报仇”这个观念，在现代现实社会当然不容许，但在武侠小说的幻想世界来说，却是基本的道德责任。在看武侠小说时，可以从象征的观点看，把“报仇”理解为世俗社会指定的道德责任及权利。郭靖“报父仇”的目标，根本就是“做个好男儿”，履行社会义务的一部分。
郭靖的道德观念不是从高深理论所得来的，而是基于一些十分平常的信念，例如尊长的吩咐必须遵从，答应了人的事一定要做。对朋友要忠心，不能贪生怕死。不可欺骗人。不可贪人钱财等等。“为国为民”，就是从这些简单平常道德观念而来的理想，没有什么难懂之处。郭靖的不平凡，在于他由始至终毫无犹豫地忠于自己从小培养成的道德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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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靖生性愚钝，但是他在道德抉择上异常清楚。例如：他在华筝公主与黄蓉之间，选择了跟华筝成亲而舍弃黄蓉，黄蓉凄然问他原因，他说：“我是个蠢人，什么事理都不明白，我只知道答允过的话，决不能反悔。可是我也不打诳，不管怎样，我心中只有你。”他的笨拙是他令人信任敬重的根由。
郭靖的成熟有一段发展的过程。他在华筝及黄蓉之间的抉择，就是一个精彩的例子。他开始时是想，尊长为我规定了的事必然是对的，所以我必须娶华筝；但是按照父亲的遗命，我要跟杨康好，而按照杨伯父的遗命，我得娶穆念慈为妻；这些事显然是不能做的，那么尊长为我规定的事便不是一定对的了，但是他随着想到“答应了人的事决不能反悔”，他就毫无疑问了，他答应了娶华筝，他一定要实践诺言，这个例子是个清楚的转折点，郭靖由服从尊长，进展到自己承担自己言行的后果。
这个例子的一个有趣之处是，在“尊长规定”与自己内心感情倾向两个准绳之间，他选择了内心感情倾向，他不肯为“别人的几句话”而跟黄蓉分开；但在自己的感情倾向与道义责任之间，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道义责任。
起初，郭靖最大的责任不过是为父亲报仇，为七位师父争面子，好好打赢杨康；但是随着经历与见识的增长，他渐渐体会到正邪之间的斗争。国家大事及民间疾苦需要有人承担解救。
渐渐，报仇及争天下第一名衔这些私事变为次要，在岳飞的遗书之中，他突然发现到自己的真正抱负和理想。郭靖在意外情形之下领导了蒙古人抗金战事，随后又经过极艰难的考验反省，郭靖不再是“傻小子”，他终于确立了“为国为民”为终生目标。
郭靖的出身本身具有极浓的传奇色彩，他出生在逃难的路上，成长于远离故土的大漠，从小受到母亲和江南七怪对他进行的正统的中原式的教育，而同时又受到大漠风情的熏陶，这使得郭靖有了一种混合性格，这种特征在他的身上有奇妙的体现，但他的血管里流的终究是中原文化的血液，这使得他从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立场定位于汉族一方，他的一生都是为了维护他所属的民族不受伤害，在《射雕英雄传》中，他遇上了一个对他的一生影响非常大的人—洪七公。是他在华山顶上对的裘千仞的一翻话使郭靖明白了一个英雄不在于你做什么，而在于你为什么做，只要无愧于心，就不失英雄本色。郭靖正是从洪七公这一翻话中悟出了道理，而长出了一口气，搬掉了压在心中的一块大石，他的英雄性格也在此时正式形成。郭靖的英雄概念是：“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未必算是英雄。” 在《神雕侠侣》中，郭靖说出了他对英雄的看法，既“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里侠之大者正是英雄的别称，而其前提是为国为民。可贵的是，郭靖对于“国”，“民”的理解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时代，一个帝王，一个朝庭，在《神雕侠侣》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当忽必烈劝他不要为昏君卖命时，郭靖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郭某纵然不肖，岂可为昏君所用？只是心愤蒙古残暴，侵我疆土，杀我同胞，郭某一腔热血，乃是为我神洲千千万万百姓而洒。”这一番话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英雄是不会狭隘地为某人某个集团所用的，但他也并不在乎别人把他看作某个集团的一员，他做的一切只有四个字：为国为民，这个国是神洲而不是南宋小朝庭。他只是为人民而战，他没有权利欲，否则他也不会拒绝成吉思汗“南朝为王”的承诺，如果战争胜利了，他也不会稀罕腐朽朝廷的封赏，而只会骑上小红马带着他心爱的蓉儿回到桃花岛上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惜他打的是一场必输的战争，其实他可能自己也明白，只不过他知道什么叫“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在《射雕英雄传》的最后一回中，郭靖、黄蓉第一次面对气势汹汹的蒙古大军。他们俩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郭靖叹道:“咱们大宋军民比蒙古人多上数十倍，若能万众一心，又何惧蒙古兵精?恨只恨官家胆小昏庸，虐民误国。”黄蓉道:“蒙古兵不来便罢，若是来了，咱们杀得一个是一个，当真危急之际，咱们还有小红马可赖，天下事原也忧不得这许多。”郭靖正色道:“蓉儿，这话就不是了。咱们既然学了武穆遗书中的兵法.又岂能不受岳武穆'精忠报国'四字之教?咱们虽人微力薄，却也要尽心竭力，为国御侮，纵然捐躯沙场，也不枉了父母师长教养一场。”黄蓉叹道:“我原知难免有此一日，罢罢罢，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便是。”在这一段中，我们足以看出郭靖性格的基本特征。在个人生活小事上，他可以随随便便听黄蓉安排调遣，然而关系到民族危亡以及个人人格的大事上，郭靖则是一板一眼，立场坚定。黄蓉是最了解他的，她"原知难免有此一日"。这就更清楚地表明了郭靖的本性就是如此。黄蓉要与他同生共死，除了爱情的力量，还有郭靖人格的力量。郭靖若是大事小事一律庸碌糊涂，甚而贪生怕死，黄蓉对他的爱意只怕反倒要减少几分。郭靖是一个英雄，他无愧英雄的称号，这种以“义”为本的“非常”之人，无疑是英雄品格的一种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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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萧峰—与命运抗争的英雄
在金庸笔下，只有萧峰才能和郭靖相比。萧峰一出场就是面对一场丐帮叛变大祸，萧峰用他的智慧和精密头脑从容应对。他处变不惊，能够在紧急情势之下冷静分析，一下子就把握了事情的窍要。乔峰扭转形势所靠的是他的头脑、眼光、处事方法。他自己素日在丐帮建立了的威望。乔峰的功夫以稳扎稳打，全无花巧但威力无穷的“降龙十八掌”为基础。他的武功几乎没有痕迹可见，似乎完全是萧峰的威力，什么招数到了他手中也变得厉害无比。 总之这个人一举手、一投足，无不别具威力，能人所不能。萧峰的武功仿佛是与生俱来。这当然增加萧峰的神话英雄色彩。但是这些都是对他的英雄性格的一种烘托，但也仅仅是一种烘托而已，缺了这些，我们同样可以说他是英雄，这里起作用的是他之所以为英雄的行为本身，也就是他的思想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行为。他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与命运抗争的勇气，这是很不容易的，甚至就是一条必死之路。如果乔峰生在唐朝，他会活得自由自在；如果乔峰生在元朝他可以叱吒风云；如果……可是，他生在宋朝，一个讲究儒家礼法的年代。在他出生时，孔夫子就已诅咒他悲苦的一生，只因乔峰是孔夫子口中的「夷狄」之邦的人士。千百年来的中原人就拿着这只鸡毛当令箭，萧峰不过是这个传统观念下的千万牺牲者之一。萧峰的命运是被一把比屠龙刀还锐利的刀兜头斩成两半的。刀锋过处，萧峰无比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顷刻间大宋人乔峰幻化为契丹人萧峰。萧峰的生命乐章，由昂扬欢快的《步步高》骤然转为凄厉沉痛的《十面埋伏》。那把刀就是乔峰之养父、丐帮前帮主汪剑通的一封亲笔信，信上记载着萧峰的离奇身世。宋人杀胡人，胡人杀宋人，中原群豪狙杀萧远山夫妇，萧远山手刃仇敌，这一切本与萧峰无关。康敏弄情，马大元丧命，男欢女爱，你争我夺，这一切又岂是萧峰之过。可是，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都要萧峰去承受，命运不经意又似恶作剧般将萧峰投入了炼狱。离开丐帮之后，萧峰私人感情的一面渐渐冒现。萧峰回故居探望义父母（他以为是亲生父母）、上少林寺探访师父，萧峰对他们情感异常亲厚，另一方面，随着故事发展，萧峰越来越深地陷入阴谋之中，他的冤情越来越难洗脱。萧峰处身逆境，也在逆境中充分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他有深厚的感情，但不致被感情控制；他有清楚的做事原则，但不为小节所拘束；他豪迈而不失细心；他仁爱但不致婆妈得纠缠不清、轻重倒置。萧峰用了无比坚定的意志、用他超人的头脑及武功去找寻真相，为自己洗脱冤情，所得的结果却是，原来罪人正是他自己。因因为是他的父亲萧远山杀了汉人。萧峰和郭靖的道德规范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所谓“正统”的一套：忠于国家民族、仁爱弱小、为亲人报仇。郭靖是汉人，他实践这一套并无疑问，但萧峰忽然发现自己是契丹人，他一生的价值取向便要硬生生地扭转，感情与理性原则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萧峰报仇的后果是杀死了最心爱的人，这还可说是命运播弄，但是违背了对大辽国家民族的忠心，他却是明知要违背而违背的，他非死不可，可以说是因为他既不能扼杀自己的感情，也不能冲破他视作当然的正统道德规范，要是能冲破正统规范，萧峰就不是悲剧英雄，而是智者了。
⑷ 求一篇有关金庸小说中具体人物侠义精神的本科论文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
“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
⑸ 想写一篇金庸小说人物形象的论文从哪些方面着手
议论文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通
过摆事实，讲道理，直接表达作者的观
点和专主张的常用文体。它不同属于记叙文以形象生
动的记叙来间接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也不同于
说明文侧重介绍或解释事物的形状、性质、成因、功能等
⑹ 金庸小说女性人物形象分析
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骗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