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

『壹』 鲁迅小说的思想意义

鲁迅对国民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无不尽冷嘲热讽挖苦诬蔑之能事，讽刺[新生活运动] ，讽刺文艺界[国防文学和抗日文学]的口号，我们不明白，文艺家身为时代的记录者和表演者，怎么可以对日本的巨大威胁无动于衷？当时军队在备战，人民在奉献，艺术界发起[抗日赈灾义演] 、[慰军演出] 、[抗日话剧] ，文学界虽然有[国防文学] 、[抗日文学] 之争，但都是在尽国民的责任，为什么所谓的[族魂] 却这样冷酷无情地讽刺嘲讽这一切的努力？
甚至，鲁迅的作为，是在讽刺中国一切的一切，包括中药中医，包括传统文明和儒家文化，包括历史辉煌和科学贡献，包括衣食住行，没有一样看上眼的，什么，[决不看中医] ，什么[中国的书缝里，只写着两个字：[吃人] ！甚至，要彻底废除中文，什么[中文不灭，国无希望] ！
很遗憾，看鲁迅的书，两个感想：
一是国民政府真宽容，可以让他这样[反动透顶罪大恶极] 的文章横空出世，公然在[申报] 等中国大报刊上发表(即使如此，鲁迅并不满意，出版<<伪自由书>>)，而据我们所知，在1949年后的大陆，无论你怎样变换笔名，都绝不可能有一句类似鲁迅的过激言论发表出来，不等政府动手，身为共产党一分子的编辑已掐死了你的文章，比如我的这种文章只能在网络上发表，绝无可能登陆大陆！
二是中国完了，没希望了，很消极，很压抑！看看阿Q，居然被学者认为人人都是阿Q，我呸-----阿Q那样无赖无耻，怎么可以代表中国人形象？如果30年代的中国人有一半是阿Q，我们不等日本人打，自己就灭亡了！而鲁迅的眼里，人人都是阿Q，所以中国被灭亡的命运，在鲁迅看来，就是[黑暗的铁的牢不可破的屋子，里面的人阿Q一样地在熟睡中闷死过去] ！其它的形象更加不用说，用共产党今天的话说，没有一个[符合主旋律] ，没有一个是鼓舞人心的[英雄模范] ，我们看到的，是[伤逝] 里萎萎缩缩的小知识分子，看到的是[祝福] 里不能抗拒悲惨命运只有被吃掉的[祥林嫂] ，一句话，鲁迅是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黑暗面，不过，鲁迅只给我们看 [黑暗面] 而已，仅此而已，看了之后你会感觉浑身无力，觉得那个时代一片黑暗，你绝对不会想到为国捐躯奋斗，唯一的出路要么推翻政府，就象共产党所做的一切；要么接受日本鬼子[打破黑屋子] ，就象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所做的一切！
我曾经怀疑，周作人和鲁迅一向感情良好，日本人侵略中国，周作人迅速成了汉奸政府的高官，是不是曾经受鲁迅的影响颇深？
如果鲁迅是个坚定的抗日主义者，以鲁迅的威望名声，在文章里对日本鬼子如果稍作攻击，我想在当时的民族精神上，该是多大的促进，该激荡多少年青人保家卫国的心？
同时我又想到，鲁迅长居上海租界，与日本人内山书店老板相好，而在战争阴云密布下的中国上海，内山书店是否名为书店暗中却暗中搜集中国情报？或许我只是个人瞎联想，然而，在全国一片抗日形势下，在人民拒买日货焚烧日店的形势下，鲁迅先生却躲在日本的书店与老板喝茶，谈中国[5000年只写着‘吃人’ 两个字] ，谈中国社会的黑暗丑恶与没有希望，谈[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谈要痛打[资本家的乏走狗]--- 国民政府……不是太奇怪了吗？对了，我也差点忘记了鲁迅先生的书曾经就在内山书店出版并由内山书店贩卖，如果内山老板没有弃暗投明，放弃对日本天皇的效忠的话，那么，我想鲁迅先生的书肯定不会有鲜明的抗日思想，不会对[大日本帝国的利益] 有冲突，才能在日本人的书店贩卖！
还有，让无数鲁迅迷们所难以想象的是：1932年1月28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日本人疯狗一样进攻上海 ，当国军19路军[八百壮士]浴血奋战的时刻，鲁迅先生在1月29日，就急急忙忙躲到------日本人的内山书店，藏到2月6日，再由内山书店店友(？)护送至英国租界内山书店分店避难，藏到4月，于十九路军抗日最惨烈全国大支援的时候，鲁迅在避难所整理<<三闲集>>，<<二心集>>！
尽管无数的学者可以给鲁迅涂脂抹粉把他描绘成一个所谓的[民族魂] ，尽管共产党可以感谢日本人的侵略给了他们夺取政权的唯一生路，也顺便感谢鲁迅对国民政府的攻击；尽管鲁迅的文章确实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然而，我要说：
鲁迅，绝对不配当中华民族的[族魂] ！

『贰』 鲁迅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1、文艺影响

鲁迅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建立了中国小说的新形式；他所创作散文更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他的所开创的杂文文体富有现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战斗性，是后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他所创作的杂文更是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文化心理、民性、民情、民俗等的网络全书。

2、学术影响

鲁迅运用西方的文学观念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其不仅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时代，也创造了文学史著作的典型范例，“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郭沫若将其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称为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双璧。

另一方面他整理校对勘正了《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画像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数十部古籍，为后世的古典文学研究留下了一笔巨大财富。

3、精神影响

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

(2)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扩展阅读：

鲁迅的人物评价：

1、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2、金良守（韩国文学评论家）：“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3、法捷耶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Fadeyev，苏联作家）：“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

他的语言是民间形式的。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他又评价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

4、郭沫若（诗人、学者）：“鲁迅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家，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是渴望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者。”

『叁』 小说人物形象意义

回望当代文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路程，尤其作为叙事性文学创作的小说，不断给社会和读者奉献众多的优秀而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突出的审美价值。其中，一些人物形象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影响着一个时代人们的行为、思想或精神生成及其走向。
事实上，中外文学史发展中几乎都有许多著名或经典的文学人物超越了时空、国界和民族的限制，为不同时代和国度的人们所接受、传承，以其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哺育、滋养着人们的心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在几十年来的人物形象画廊中，虽然不乏名重一时的著名形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人物形象却经常遭遇这样的尴尬：或是由于文学人物是某一时代政治、概念的化身，或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太过于现实功利的考虑，或是人物性格的单一、浮泛、缺乏内蕴而显苍白，往往导致文学人物形象著名而不经典、波及一时后很快被读者遗忘，从而也直接影响到整部作品的艺术魅力和艺术质量。因为，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与小说神奇的想象力、精彩的故事、引人入胜的情节、丰富的文化内涵、纯净的文学语言一样，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我们看到，当代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影响力日益下降，渐渐失去它在社会生活中理应占据的更重要的位置。这种状况不能不说与文学作品中缺乏有震撼人心、具有一定审美价值、高层次的文学人物形象有极大关系。

我想，在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的构成缺乏一定的精神深度。也可以说，我们的文学人物大多数尚属“平面”，而非“立体”。一方面，文学人物太过于粘着生活，作家对人物的体验难以超越物质的力量，人物也就很难将我们带入一个更具人文思考的空间，人物对于生活而言，常常是“解构性”的不是“建构性”的，简言之，人物可供阅读、阐释的空间极其有限；另一方面，作家对人物的塑造缺乏自觉性和批判性，缺乏形而上的理性引导，通过人物所体现出的精神向度是“现实”的，而非指向未来。对人物的叙述执着于“现场叙事”，难以走向诗性叙事，因此也就难以负载广阔的历史内容。

具体地说，审视近年来的文学创作，我们在人物形象的创造上有许多缺憾值得注意和反思：一是对人物形象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人物是作家源自灵魂深处的感情人格化的产物，人物支撑着整个小说的叙事、故事、主题。诚然，许多在叙述艺术上有重要特色、有突出成就的叙事性文学作品会在小说结构、叙事语言、语体风貌上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但最能超越不同民族、穿越时间隧道并震撼人们心灵且留在人们记忆深处的依然是文学人物形象，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文学主要是靠人物形象体现其价值和效能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作家的写作，尤其一些有着旺盛创作力的年轻作家，将创作的重心倾斜到小说的技术层面，人物形象不再是评判和衡量一部文学作品艺术优劣的重要标准了。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大多将作品形式感的强调置于首要的位置，小说似乎更像是“小说”了，却一度忽略了文学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二是多年来，文学的“潮流化”和人物的“类型化”也是导致缺乏独特文学人物形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的例子，有“十七年文学”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主题，“新时期文学”的“伤痕”、“反思”、“寻根”、“新写实”等创作潮流与倾向。由于作家多从现实社会问题的性质、根源出发，确立创作动机，以某种“观念性结构”来表达当代社会和人生的见解，就文学创作的整体而言，“潮流化”必然导致人物塑造的“类型化”，人物也就缺乏作家独到的感性体验和历史的思考深度。同时，读者审美层次的差异，阅读中的“文化从众”心理，读者间的相互影响，使一些人物形象被传煤炒作性推崇，而受“推崇”的人物形象又未必是有精神深度的形象，很多是时尚性的“流行人物”。三是作家的写作，很难超越特定时代具体的文化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时代氛围、价值取向、人文立场，人物总是深深地刻有具体时期的社会政治痕迹并以之主导人物的行为，人物在这里只是情节的产物，他们的地位是“功能性”的，并没有进入人物的精神—心理这一本质层面，也就是说，人物从属于故事或事件。四是始于80年代的“先锋叙事”，虽然对中国小说而言是一场“叙事革命”，但它从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人物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人物在叙述中不再是被作为具有独立意义和特性的形象来表现，人物几乎与文本中的语言、结构、叙述方式相等同，发挥着“符号功能”的作用，意义的缺失，使文学人物丧失了饱满的性格和丰厚的内涵。五是市场化、商品化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影响、冲击，人们的精神理想褪化为“破碎的激情”，作家在极力摆脱“宏大叙事”的同时，却陷入了“个人化”、“私人化”表达的困境，较少追求富于震撼力的人物心灵世界。说到底，种种外在的内在的因素，制约、限制或妨碍了作家进一步深入人的复杂层面，塑造出更深刻，更具有普泛性、超越性的人物形象。

作家如何才能挖掘人物更深层的内涵，使文学人物具有一定的精神深度？当代文学怎样才能实现人物形象塑造的突破，创造出高质量、高水准的不朽的当代中国人形象？

我认为，首先，当代作家应自信地建立起创造经典和“不朽”的信念。创造经典的信念是文学创作的动力之源，它是作家最终的心理保障。只有这样，作家才能依靠自己的心灵，并用心灵去体验现实，精力弥满，充分发挥各自的才华，调动自己的潜能去努力探索，伟大的作品和文学人物才能出现。其次，作家要重建文学创作中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立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深厚历史感和崇高价值观的日渐缺失，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化写作、个人经验和内心感受，甚至个人隐私也成为主要的文学内容。文学越来越卑微和琐碎，尤其缺乏具有人格化力量、气正道大、有道德感和正义品性的理想主义人物形象。只有真正地表现人的优秀品性，人物才能具备一定程度的审美品质，才会具有永恒的终极价值，文学的书写才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才能提升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而且在美学表现上也才会有强劲的张力。第三，在所谓的“全球化”文化语境中，我们要克服中国文化、文学形象中的自我偏见，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想象力找到一个新的凝聚点，把有关民族的文化想象、文学想象全力倾注到“中国”“中国人”上，充分显示中国文学形象的独特个性，像鲁迅那样，不断去发现“国民品性”的优劣，进行“民族精神和灵魂的重铸”。一位法国学者曾说，中国文学不能以风土人情取悦读者，也不能以政治上的反对派吸引法国读者，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作家必须写出真正的中国人，因为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比人更具有普遍的意义了。第四，近年来，许多当代作家和理论家已经意识到小说创作中“人物第一”，重新认识“创造典型”，以及进行文学创作上的哲学突破的必要。作家莫言说：“当代小说的突破早已不是形式上的突破，而是哲学上的突破”。贾平凹也痛感自己“哲学意识太差”迫切要求提高。有学者还分析，鲁迅以前的作家为什么没有创造出阿Q这样的典型？除了现代文学运动和鲁迅这样的文学天才尚未出现以外，主要在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对“精神胜利法”这种人类的和中国人身上的普遍弱点还没有哲学境界的整合认识，也没有形成文学表现方法上的根本性突破。从一定意义上说，鲁迅和托尔斯泰、加缪、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思想型作家一样，属于哲学小说家，可以说，没有鲁迅深邃的哲学意识，没有哲学上的独特发现与精辟概括，就不会有阿Q，也不会有人们对“精神胜利法”这种消极现象的警觉。既要有生活，又须通哲学；既要个性化，又须普泛性，发现人物性格的多极性与外在世界的独特关系，塑造一个不为外部世界所累、能体现一个意味世界的人，完成“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部”，这样的人物形象，才会具有巨大的精神深度，才会产生世界级的文学人物。

总之，文学人物形象的精神深度，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的发展水平。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转变剧烈的时代，作家尤其需要对生活的高度提炼和深化。文学人物在文学叙事的具体展开过程中，应充分体现文学的、美学的和艺术感性的力量，实现时代所赋予作家的充满使命感的精神诉求。我们期待中国作家创造出更多的能体现历史厚重感、经过深刻的思想透视、有着直面人生勇气、艺术刻画精湛的当代文学人物形象。

《光明日报》2003年7月15日

『肆』 鲁迅作品的经典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什么

经典意义：不仅启了旧的封建主义之蒙，同时也启了新的个性主义之蒙。丰富的战斗实践
经验，使鲁迅很早就成为无产阶级的天然盟友，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更
能纯熟自如地运用这一武器，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在正面敌人作战的同时，
抵制和反对种种机械论、庸俗化的倾向。
现实意义：在思想与艺术，继承与创新，开放与自立，西方影
响与民族风格等方面的实践和理论上起到促进作用。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伍』 鲁迅小说中人物形象反映出怎样的鲁迅精神

表现出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特点.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还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

『陆』 鲁迅农民题材小说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农村题材文学的创作成果或许是最为坚实和发达的。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鲁迅便以现实主义来描写农民和农村生活。在他的引领下,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派”作家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作家及部分京派作家,都着眼于描写农村题材方面的小说。四十年代解放区新的政治环境及文化价值取向,无疑为作家提供了农村题材文学深化发展的良好契机,成长于解放区本土的农民型作家赵树理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农村题材的又一拓荒者。从这一视点出发,鲁迅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无疑具有很大的可比性。本文试图从农民情怀、主题内涵、人物形象、文学通变等方面,对鲁迅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进行总体比较。
一、农民情怀的一致性
把农民放在作品的中心位置,这不仅仅是一个题材问题,更是同作家的立场观点紧密联系着的重要问题。鲁迅与赵树理,都用各自的文学作品展示了他们关注农村现实的创作思想和深沉的农民情怀。古老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但令人遗憾的是,几千年来乡土中国的生存形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古代文学虽也存在一些描写乡村生活的作品,但留给后人的,多是诗歌中对于“自然美”的抒写或“农家苦”的悲悯等浮光掠影式的印象。唐宋以后叙事文学的兴起,也未能彻底改变农民在文学中的边缘地位。《水浒传》引入了农民作为描写对象,但作者并没有较多付诸笔墨于现实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也难以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这场农民运动的意义及其局限性。《红楼梦》中有个具有农民气质和农民眼光的乡下人刘姥姥,但不过是偶尔闪现于大观园的“天外来客”,成为贾府上下酒足饭饱后的笑料。
农民被文学拒之门外的命运,终于在二十世纪有了改写的机会。“五四”之后,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的现代化带来了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文学也第一次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整合。文学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当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代作家以现代化的目光回眸于昔日的乡村生活时,他们突然“发现”了农民这个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存在主体。他们从最熟悉也最有感触的生活出发,如实地描绘中国农村的历史变革,理智地审视中国农民问题。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经济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夹击中急速衰败,农民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鲁迅怀着对农村的深沉关爱和对农民贫困与苦痛的深切同情,使自己的小说真正融会到乡土人生中去，具有很强的农民情怀。鲁迅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1](P.398)然而这种农民情怀与赵树理的又有些许不同，他站在先觉的知识分子立场上,将这种人文情怀上升为人文批判,以现代意识视角去穿透农村生活的表象,审视乡土人生平静的外表之下隐藏的封闭与愚昧。而这种立场的确立则是根源于对建立在分散、个体、落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帝国的深刻认识，针对中国近、现代特有的国情和麻木的国民性的魂灵，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巨大沉痛，以极大的热忱关注一代旧式农民的命运，描写和反映一代旧式农民的不幸，提出旧中国拯救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以引起世人的警觉和革命者的注意。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一批进步作家最富开拓性，最有当时那个时代特征的题材趋向。这个趋向，把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带入了一个可以堪称为那个黑暗、穷困、落后、愚昧的旧中国农村的一面镜子的辉煌境地。“五四”新文学的成就，在很大程度和基本意义上，则是指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一批进步作家描写这种黑暗、穷困、落后和愚昧的旧中国农村面貌，及带有悲剧色彩和训戒意义的农民形象的成就。同时，尚需指出，由于当时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一批进步作家特有的文化素养和生活条件，使得他们的这种艺木表现，带有浓重的思辩色彩和事实上又不为广大农民所读懂的欧化的知识分子腔调。或者说，他们的这种艺术表现，则是一种高层次和小范围的求索。他们在事实上，不把农民作为其作品的主要读者。在这个特定的题材领域，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一批进步作家，一方面主题深邃，用心深长，而一方面在事实上影响面却又不够广泛，只局限在知识界的狭小圈子，而没能深入到广大农民心中。《故乡》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农村题材小说,既流露出对闰土的人道主义同情,也掩饰不住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之间存在文化隔膜的悲哀。《风波》看似是对“无思无忧”的“田家乐”的速写,实则表达了对农村社会的闭塞守旧以及人际关系冷漠的怨愤。
如果说在鲁迅一系列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中，意在暴露和批判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妥协性，总结其失败的历史教训，那么，在赵树理的系列反映解放区农民问题的作品中，则时时告诫掌握了政权的革命阶级，几千年的封建余孽、残存的封建势力与农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绝对不会在一个早上消失殆尽。农村民主革命的斗争任务还是艰巨的。这样，鲁迅和赵树理两人都在各自的时代上，各自一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同样提出了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农村问题，农民间题，是中国旧、新民主革命整个历史时期，革命的中心课题，是检验革命彻底与否的试金石。此外，赵树理从鲁迅手中接过革命文艺这个“照亮国民精神的火炬”，继续沿着“革命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的方向和道路上迅跑，并且进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个方向和道路拓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如果说，在鲁迅笔下，反映的是旧的封建专制时代中，农民沉睡，麻木，愚昧的魂灵，与事实上无力摆脱的悲惨、黯淡的生活命运结局相关有沉重的氛围;在赵树理作品中，展现的是在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条件下，农民依然被头脑中固有的种种旧的封建意识、观念、礼教所困扰。他们是带着沉重的精神负担迈入新社会的门槛。在新文学的历史上，赵树理用天才的笔触，第一次正面展现了这种固有的腐朽、落后的思想和行为，与新生的、先进的蓬勃向上的思想和力量的冲突，以及这种占支配地位的革命思想和力量，一定或最终战胜那种守旧、没落思想和行为的新的命运结局。因而使他的作品带有昂奋和向上的基调。因此，就创作的指导思想来说，赵树理和鲁迅一样，都是要“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引自《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都表现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审视，以及农民精神、思想状况的深刻思考。而赵树理和鲁迅不同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一代农民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农村，虽然也有种种落后思想负担和社会问题，但是，却具有和鲁迅笔下旧时代农村、被压迫农民所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命运结局。简言之，若说鲁迅作品更多地带有一种苍凉之气，而赵树理作品却卓然的带有一种明朗之慨。他的成功,得力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政策的鼓舞,更得力于他的农村生活和农民情怀的深厚积淀。赵树理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农村生长环境给他带来了极度高涨的农民求解放的义愤,非常丰富的农村生活的知识,熟悉与爱好农民艺术的热忱,就是他后来创造作品的不尽源泉。”[2](P.12)赵树理从北方地区特别是山西农民古朴的道德情操和生存方式出发,对农民文化心态中闪光的东西诸如质朴、坚韧、坦诚和斗争性给予了充分开掘,对传统宗法制度影响下农村家庭中的尊卑、婚姻、婆媳等伦理关系的历史演进作了充分展示。作品中的农民形象从思想、情感、习惯、气质到思维方式、表达方式都具有地道的农民特质。茅盾说:“他笔下的农民是道地的农民,不是穿上农民服装的知识分子,一些知识分子那种‘多愁善感’,‘耽于空想’的脾气,在作者笔下是没有的。”[2](P.193)赵树理的小说,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大大开拓了我国农村题材小说的表现领域。
二、主题内涵的相通性
鲁迅与赵树理尽管所处的时代不一,所受的文化教育程度不一,但是他们用笔勾画乡土中国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反封建”作为自己小说的主题。“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3](P.26)别林斯基如是说。王富仁把鲁迅的小说称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而赵树理的小说是“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一面镜子”。清醒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使得他们的小说“镜子”般地烛照着各自的时代和地域。鲁迅说:“说到’为什么’要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4](P.512)数千年超稳固的封建社会体系、封闭的生活环境、僵化的文化形态,造就了广大民众精神的病态以及国民劣根性的深层积淀。鲁迅悲哀地发现,“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已经“衰朽到毫无精力了。”[5](P.44)鲁迅选取了启蒙的视角切入中国农村现实,抓住国民精神的弱点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进行了整体批判。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茅盾就深刻地指出:“《呐喊》中间有封建社会崩坍的响声,有粘附着封建社会的老朽废物的迷惑失措和垂死的挣扎,也有受不住新思潮的冲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老中国的愚昧的乡村,以及生活在这些老中国的儿女们。”[6](P.151)闰土甘居奴仆的等级观,祥林嫂“从一而终”的节烈观,九斤老太的保守尊古心态,爱姑对封建包办婚姻的不自觉认同,都是农民群众被奴役的精神创伤的体现。鲁迅以深广忧愤之心,写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启发人民摆脱蒙昧的束缚,追求“真的人”的地位。与鲁迅由启蒙视角切入反封建的主题不同,赵树理另辟蹊径,也找到了适合自己与时代的突破口。赵树理曾把他的创作经验归结为一种“问题”意识。他说:“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7](P.1651)写“问题”是作家关注现实、忧国忧民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在创作主题上的折射。鲁迅批判地吸收了“问题小说”能揭露病痛的长处,并“开出反省的道路”,启发读者进行深沉的思考,找到问题的答案。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继承了鲁迅开创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密切配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项运动,在人民群众改革现实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家本人也自觉地意识到了其作品为革命政治服务的目的性,他把这一特点概括为“政治上起作用”。“一般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尽管有极其浓厚的反抗意识,可是对久已形成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又多是习以为常的,有的甚而是拥护的。”[2](P.147)赵树理正是在这种反省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的小说在用“问题”切入现实的时候,指出了“反封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根本任务。因此,封建迷信思想、宗法社会的家长制、官本位思想及官僚主义等封建残留思想成了他批判的目标。二诸葛、三仙姑参与封建迷信活动,实行封建包办婚姻;李如珍等封建家长称霸乡里,广大农民苦不堪言;老秦受官本位思想毒害,对老杨同志的态度发生过几次转变。这些情节,无不揭示了农村民主革命的复杂性、尖锐性。王富仁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两种形态的现实主义小说:“一种是伴随着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历史需要发展起来的”,“一种是伴随着中国的社会政治革命的历史需要发展起来的”。[8](P.201)前者以鲁迅为代表,后者以茅盾为代表,赵树理的小说自然应该归于后者。尽管都是现实主义的文学,都反映了反封建的深刻复杂性,但鲁迅选择了思想启蒙的视角观照农村社会现实,注重向历史深处开掘国民精神,意在使农民挣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追求人性的解放。鲁迅思想的张力与认识的穿透力使他的小说获得了不朽的价值。赵树理选择了从政治的问题视角切入现实,用革命运动历史进程的描写取代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重在讴歌解放区的民主政权。但作品中冲突方式的设置简化了封建思想与民主社会的对峙,因而人物心理层面缺乏历史的厚重感。
三、人物形象的继承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第一个塑造农民形象的作家,成功地写出了一批旧中国被奴役的农民。被誉为写农民的“铁笔”、“圣手”的赵树理,也塑造出了诸如二诸葛、三仙姑、福贵、小飞蛾、老秦等一系列旧式农民形象。这是一群正在告别传统的奴性心态、软弱性格,在现实革命斗争中逐渐得到思想改进的农民,他们虽然带有强烈的时代地域色彩,但从精神上说仍然未能摆脱闰土、阿Q等典型的历史印记。或者可以说,正是闰土、阿Q们沿着历史的轨迹走到了新的现实环境中。尽管赵树理小说的背景与阿Q、祥林嫂的时代已产生极大差别,但封建宗法制度依然笼罩着农村社会的一些角落,农民身上的残余思想依然有所留存。鲁迅对国民精神的昏庸、麻木、逆来顺受等的批判,也出现在赵树理的笔下。福贵与阿Q,都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流浪农民,他们的经济基础、社会地位相差无几,秉性都不坏,同时又都在精神上受到封建思想的毒害,养成了“二流子”的懒惰性。但与阿Q“精神胜利法”的生存哲学相比,福贵所受的封建落后思想的挤压似乎要小一些,因此又比阿Q多了几分敦厚正直,少了几分狡猾自欺。阿Q受了别人的欺侮,会转而向比他更弱小者发泄;福贵却尽量独自承受起全部苦难,“不愿叫老婆孩子跟着他受罪”。阿Q对自己的偷盗、赌博行为毫无道德评判;福贵却坦承“我知道我的错”。因此,阿Q只是走向毁灭性的“大团圆”结局,而福贵却敢于向恶势力讨回自己做人的尊严。闰土与二诸葛,都有中国农民淳朴、善良的美德,在封建思想的腐蚀下又表现出一种相类似的迂腐气。但同为被封建思想扭曲了的人物,处于历史沉滞期的闰土,其性格和命运具有浓重的悲剧性,而处于农村大变革时代的二诸葛带有更多的喜剧性。鲁迅以启蒙主义的眼光来审视女性时,常借她们婚姻的曲折不幸来凸现悲凉的命运,祥林嫂、爱姑便是如此。无论她们具有多么勤劳的秉性,多么泼辣的性格,也无论她们是否有了觉醒的萌芽,都逃脱不了封建婚姻和专制压迫,在专制主义的淫威下走向肉体或精神的毁灭。鲁迅是自觉站在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的高度来思考中国妇女悲剧命运的。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小飞蛾在很大程度上可看作是祥林嫂、爱姑们生活道路的延续,是历史条件正开始改变时期农村妇女悲剧命运的写照。首先,她们都生长在旧社会,都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其次,她们都对自己的婚姻状况不满,但又无力改变命运,只能做着消极盲目的反抗。尤为重要的是,她们都未能真正认识到自己悲剧命运的真正根源,所做的反抗其实只是建立在对于“从一而终”的节烈观和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自觉认同基础之上,因此免不了悲剧性结局。相比之下,三仙姑的反抗方式最为特殊。她以畸形的变态作风充塞生活,沾染着游手好闲、贪图享乐的恶习。赵树理对她从外表到言行都进行了丑化和批判,意在揭露封建专制压迫对人们的精神残害。但这一否定性审美评价也暴露了赵树理作为一个农民作家的局限性———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根深蒂固使他难免对现代文化的理解带有小农气息和封建习惯意识。三仙姑的变态性格,其实是出于对现实婚姻的极端无奈,更是出于对自由爱情、个性解放的大胆追求。比起祥林嫂、小飞蛾等人忍气吞声甘愿做封建伦理道德的祭品来,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小觑的进步。鲁迅和赵树理都写了农民的落后性,但他们各有侧重。鲁迅注重从社会、历史的纵深处挖掘国民劣根性产生的根源,他对待落后农民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赵树理不再为农民的不觉悟而感到心境沉重,他着重写了农民克服自身落后面的过程,怀着美好愿望奉送他们光明的前程。鲁迅和赵树理同时还写到了农村中的觉醒青年形象。《故乡》《祝福》《一件小事》《社戏》存在着一个叙述人“我”,作为小说故事的目击者或参与者,他们又是十分完整的艺术形象。《祝福》中,“我”是与“鲁镇社会”格格不入的异己者,未能与劳苦大众融为一片,也拒斥鲁四老爷封建大家庭的现有秩序。因此在祥林嫂的再三追问下,只好选择以中庸之道逃避现实,显尽了“我”灵魂深处的软弱和浅薄以及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故乡》中的“我”面对苍凉凋敝的故乡景象以及“辛苦麻木”的闰土,惶惑之中只能树起“希望”的“偶像”。由此看来,鲁迅笔下的“我”与广大农民群众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精神代沟,他们还需要在现实中不断磨砺才能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者。赵树理有意把新型农民置于民主与封建的冲突范畴,刻画他们敢于反抗邪恶、心地善良、富有韧性和乐观精神。《小二黑结婚》中,在强大的封建势力挤压下,小二黑和小芹毫不示弱,喊出“送到哪里也不犯法!我不怕他!”等个性解放的呼声,最终争得了婚姻自主的权利;《李有才板话》中“老槐树下的’小字辈’”,在恶霸地主面前,表现得有勇有谋,他们的机智勇敢给阎恒元及其狗腿子以沉重回击;《李家庄的变迁》中铁锁、冷元等人主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带领全村人民与恶势力斗争到底。总之,他们有倔强的性格,有藐视权贵敢做敢为的精神,在生活中取进取的姿态,较之鲁迅笔下的新式知识分子有着更为积极主动的参与历史创造的豪情,是他们促成了作品中矛盾的转化、问题的解决,推动了农村社会革命性的巨大变革。就人物形象塑造的整体而言,鲁迅笔下的形象系列具有更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更深远的艺术生命力,他们已超越了具体的时空,即使放在世界文学形象画廊中也毫不逊色。赵树理小说中,时代政治在人物身上的投影浓重,而人物“内宇宙”的开掘显然不够,有着外界灌输的过多理想化的色彩。
四、文学通变的异质性
任何国家、时代的文学,都不可能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否则,它只能在自我封闭中走向衰亡。“当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9](P.95)发轫于外来思潮激励的新文学便是引入异质文化的结果。“五四”以来,伴随着民主、开放的时代态势,“19世纪到20世纪这百多年来在西欧活动过了的文学倾向也纷至沓来地流入到中国。鲁迅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号召作家们“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西方文化“尽量地吸收”,[11](P.200)“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12](P.140)他本人就坦承:“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13](P.212)鲁迅的小说创作实践活动本身是受了外国文学的推动而开始的。一些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诸如果戈理等,都对于鲁迅暴露国民精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产生过巨大影响。鲁迅在坚持现实主义的态度和原则的同时,积极地涉取世界文学中其他艺术流派的有益成份,以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法和艺术境界。鲁迅个人十分推崇俄罗斯象征主义作家安特莱夫的“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14](P.185)他吸纳象征主义的合理成分,形成了自己冷峻凝重的独特艺术风格。《狂人日记》、《长明灯》以及《药》的结尾,都凝结着象征的诗情。此外,在他的小说中,也有着十分明显的浪漫主义、存在主义、表现主义和印象主义等创作方法的痕迹。当然,鲁迅对于外国小说的借鉴绝不仅限于创作方法。茅盾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6]在艺术结构上,他借鉴西方小说,截取人物生活的片断来展示人物悲惨的命运,创造了许多“横切面式”小说,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喜欢采用的线性艺术格局;在叙事角度上,他引入旁知、次知、自知等多种独特的叙事视角,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全知全能视角。与鲁迅面向世界的“拿来主义”相反,赵树理则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及民间说唱艺术传统。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和新诗一样,在农村中根本没有培活。”[2](P.95)因此他很早就立下了做“文摊文学家”的愿望,自觉地无所顾忌地“先向群众学习,深入体会群众的文学艺术兴趣,然后从这个基础上运用自己的艺术本领,为群众造出既合口味又有进步意义的艺术品。”[7](P.1545)赵树理沉入民间,在古典小说和传统，评书“话语”形式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民族形式———“评书体”小说,为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劳动农民所喜闻乐见。
长期以来,中国的民间文化培养熏陶了农民的审美情趣和审美习惯,故事叙述力求原原本本、线索分明。赵树理一生几乎都执著地留守在故乡本土,形成了以民间审美为主的审美品格。他的小说情节总是依着时间顺序,线索明晰,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和情节的连贯性。他还善用“保留故事中的种种关节来吸引读者”,使故事情节尽量生动曲折,这也即古典小说及评书当中的“扣子”手法。《三里湾》中如何解决“刀把地”的归属是悬念,就是很明显的“扣子”。他也克服了新文学语言欧化或半文半白的倾向,从“群众的话海里吸取丰富的养料”,提炼方言土语,用富有乡土色彩的大众化语言,“把自己要传达的思想感情百分之百地传达给读者。”[7](P.1813)最能突现鲁迅与赵树理对于民间、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态度分野的,当属二人在各自的文本世界中呈现出来的或悲剧或喜剧的色彩。沉痛于“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沉痛于国人千方百计求得“暂时的安稳和做奴隶的时代”,鲁迅坚决反对文学创作中美化现实、涂抹太平的“大团圆”写法,反对中国古典悲剧“冥冥中自有安排”的“瞒和骗”。“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15](P.241)因此。鲁迅以悲剧的理念方式表现社会人生,探究了人生价值的毁灭。赵树理的小说几乎篇篇都有“大团圆结局”,充满着喜剧的情感基调及理想主义色彩,《小二黑结婚》及《三里湾》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小二黑结婚》故事中的男主人公生活原型岳冬至原本是被封建习惯势力迫害致死了,但赵树理在创作时改写成了花好月圆式的“大团圆”。他自己有过这样的解释:“要把小二黑写死,我不忍。在抗日战争中解放区的艰苦环境里,要鼓舞人民的斗志,也不该把小二黑写死。”[2](P.315)由此看来,“大团圆”结局是他长期以来对农民美学观念自觉追求的结果,更是与解放区文学以革命理想的激情烛照现实、表现光明、歌颂新生力量的创作大背景分不开的。当然,赵树理小说的团圆式喜剧结尾,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粉饰生活,它有着战争时期解放区的特殊时代背景,也有着人物思想性格的内在根源。鲁迅由于取法“异域文术新宗”创获了其文学的现代性品格,并为新文学提供了很高的范型。赵树理坚守在中国民间和古代传统文化的厚土上也创获了独特的“民族形式”,更是宏扬提升了民间艺术的品位。但他对外国艺术经验近乎偏执的拒绝,使得艺术视野不够开阔和开放,因而妨碍了他的创作朝更博大精深的路向发展。创建具有宏大气势的民族化文学是中国新文学一贯的努力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力倡从文言走向白话,由此迈开了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坚实的第一步。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文学仍只局限于城市知识分子的范围之内。 “某种意义上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文学的实践,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继’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深刻的变革,为小说创作的民族化、群众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6](P.9)农村题材小说以其内容上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最能体现新文学创作的这一历史趋向。“五四”时期的鲁迅与解放区文学时期的赵树理作为该类文学题材的写作先驱,有着筚路蓝缕之功,不仅创造出了各自时代的思想艺术高峰,而且在他们的垂范作用下崛起了影响一代文风的“乡土文学派”和“山药蛋派”,不愧是“走向民族形式的里程碑”。

『柒』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有何意义

鲁迅在自己的作品中用这么多的篇幅来描写知识分子,对他们的痛苦生活和不幸的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决非出于偶然.他既不象有的评论家所说是为了表现自己“心灵的历程”,也非仅仅为了写出知识分子生活的痛苦和无告.他对知识分子问题显出很大的兴趣,对知识分子倾注巨大的热情,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就鲁迅进行小说创作的前前后后,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动. “五四”以后的中国社会,虽然受到新思想的冲击,仍到处充斥着腐败、落后、黑暗和贫困,封建势力顽固地占据着政治舞台,广大人民群众仍处在军阀专制的奴役之下,遭受着非人的待遇.知识分子在当时也是和劳动人民一道受难.子君、涓生们虽然争得了恋爱自由的胜利,但终承受不了失业和贫困的打击,他（她）们还是没有逃过封建势力施加的迫害.《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家”尽可以展开他想象的翅膀,幻想着幸福的生活,但他毕竟生活在严酷的现实当中,一时一刻也不能不正视自己可悲的人生.鲁迅正是从现实生活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待知识分子问题的.他在小说创作中用和对待农民问题几乎相同的注意力来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正是把知识分子生活当作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加以考察.他在主要是农民问题的小说《故乡》中,曾提到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和农民闰土其实是同样的命运,如果有什么不同,那也不过一个是辛苦辗转地生活,一个是辛苦麻木地生活.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鲁迅先生在小说中描写知识分子生活时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重视知识分子问题

『捌』 论述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

1、孔乙己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封建科举制的殉葬者形象。孔乙己是一个善良而诚恳的知识分子，然而被封建思想所毒害。

他从科举的阶梯上跌落下来，又不屑于同劳动者为伍，成为不上不下的“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唯一的人”，因穷而偷，由偷而被打断腿，最后悲惨地被黑暗社会所吞没。

孔乙己被封建意识腐蚀，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没有觉悟。不思振作，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作者鲁迅虽寄以无限的同情和哀怜，但不得不把他作为封建科举制的殉葬者而沉痛鞭挞。

2、狂人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最先觉醒的叛逆者，革新者形象。“狂人”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性格符号，是作者鲁迅运用双层建构的特殊艺术方式塑造的具有“双象性”特点的艺术形象。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方面的确有着生理和心理病态，是一个受迫害致狂的精神病患者。

另一方面，“狂人”又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反封建的“精神界战士”、独醒的清醒者。

两种层次的艺术形象在“吃人”这一核心点上互相扭结，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形成艺术叠影，将“病狂”和“清醒”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