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⑴ 创立中国大河小说的代表作家是

李劼人
李劼人曾留学法国，受其影响。30年代中期，他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变回迁为基本线索，完答成了三部曲式的历史性宏篇巨著《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具有宏伟的构架与深广度，被人称为是"大河小说"，其长篇巨著亦被称为"小说的近代史"。

⑵ 京派小说的理论主张李劼人“大河小说”的写作特点萧红小说的文体特点

美学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说，京派文化是乡土文化的典型象征，具有双重的文化和美学特征：
一，对现代性既追求，又怀疑，从而导致对现代性的焦虑；
二，在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下，对本土的传统美感日渐消失而感受到了一种挽歌情怀。
京派小说家们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坚持自由主义，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制约；
二，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的商品化。
在30年代的政治历史语境中，京派作家无疑是处在边缘的，因为左翼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海派主张文学商品化，而他们的主张与时代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理想，他们对人的尊严、对和谐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种永久的启示意义。

李劼人作品最大的特点是以方言写作，真实记录成都地区生活百态。
李劼人小说中关于川剧的描述甚多，他的“大河三部曲”被称为“小说的晚清川剧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中，往往一段对话，一段场景，就把当年川剧的盛况生动地展现出来。川剧艺术中那简练而经典的对白、丰富的方言以及浓郁的乡土氛围，也都自然融入到李劼人先生的作品中,从而增加了他作品的艺术魅力。
李劼人先生一生热爱川剧。他的小说中到处都有关于川剧的描述。川剧研究员蒋维明先生曾化用郭沫若的评语，称“大河三部曲”是“小说的晚清川剧史”。
既然是“史”，当然就有对川剧的全方位描写。川剧的演变，川剧、唱腔、演员、观众，川剧演出的环境等等，在李劼人笔下都有生动而亲切的记述。《死水微澜》写邓幺姑对成都的向往就是从川戏开始的：“她知道（成都）有很多会馆，每个会馆里，单是戏台就有三四处，都是金碧辉煌的；江南馆顶阔绰了，一年要唱五六百台整本大戏，一天总有两三台戏在唱。”对于川剧的剧目和演员，作家借书中人物之口，随意就拈出一大串：“悦来茶园三庆会的川班，老角色也多，新角色也好。杨素兰的《大劈棺》，刘文玉、周名超的《柴市节》，李翠香的《三巧挂画》，邓少怀、康子林的《放裴》，蒋润堂的《飞龙寺》，还有游泽芳的《痴儿配》，小群芳的《花仙剑》。这才是高尚娱乐啊，好不安逸！”诸如此类的文字，在《暴风雨前》《大波》中也比比皆是。往往一段对话，一段场景，就把当年川剧的盛况生动地展现出来。
一、 创造了中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的一种新形式"大河小说"。
在这个形式中，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大变动，被有声有色地以风俗史的面貌再现出来，而探讨社会历史变动的原因，也成为小说隐含的主题。郭沫若曾经称赞李劼人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华阳国志"。《华阳国志》是东晋时江源（四川崇庆县）人常璩写以四川为中心的方域史，李劼人在民国史还没有问世之时，以过来人的身份对地域史料征之于野，集中描绘历史转折时期一个多事的内地省份的政治风云和人情世态，带有地方域史小说的色彩。所以，称他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是恰到好处的。
二、 注重细节刻画及环境描写的真实性和整体性，追求客观、冷静地再现现实。
这一点体现着对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的借鉴，而与中国现代小说主流现实主义，即不避主观抒情的、表现手法开放的现实主义，有着明显的差异。
三、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具有福楼拜、左拉作品女性形象刻画的某种特征。
《死水微澜》中的邓幺姑，《暴风雨前》中的伍大嫂，《大波》中的龙兰君（黄澜生太太），以及后来写的《天魔舞》中的陈莉华等人一起，构成了李劼人小说的女性形象系列，而在注重女性形象塑造方面，法国文学对李劼人的影响是明显的。
总之，在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具体形态中，李劼人代表了一种古典的、法国式的追求客观真实的风格。

《呼兰河传》是萧红后期完成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相对于《马伯乐》的未完成而言），是萧红小说创作的颠峰之作。萧红对小说文体的追求，萧红小说风格的建树，都见之于这部作品。而我认为，萧红小说风格最重要的特质，远非所谓抒情的、感性细腻的，而是在于戏剧性的讽刺。适应这种想像方式，萧红创造出场景性的小说结构，发展了一系列反讽手段，从而建立了她个人的成熟的小说文体形式。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最重要的特质，我们也就忽略了这位女作家孜孜以求的艺术建树，我们也就会错过在中国现代女性写作传统中如此可贵的一个新要素。
文字，是文学作品诉诸读者的审美情感和认知活动的最原初的物质形态。它直接体现着作家的情感心理和作品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女作家都呈现出不同的语言特色。如冰心的清莹圆润、蕴藉空灵，丁玲的细腻直白、激切酣畅，庐隐的凄丽悱恻、感伤沉郁……，均各呈异彩，各有千秋。而萧红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别具一格，表现为超常规的句法形式及由此而来的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意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读萧红的小说，最初最直接的感受便是她超常规的文体语言。她并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地写，而是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借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非常的生疏，又非常的新鲜”（《九一八致弟弟书》）。比如《王阿嫂的死》中的首段文字：

“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的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太阳出来了，又走进朝霞去……
这里，不说霜覆盖了草叶和菜叶。而说草叶和菜叶都盖上霜；不说山上的树黄了叶子，而用一个修饰语来修饰中心词“树”，让它去“等候”太阳；不说太阳被朝霞挡住，而说它“走进朝霞去”。显然，前者都是日常的语言，而后者则多少都超乎规范了。这就给读者带来了一种生疏感和新鲜感——一种“明丽和新鲜”
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既表现为新鲜、生疏，同时又表现为直率、自然。萧红语言的直率首先表现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观照世界时对这个诗意世界不加雕饰的语言描绘。这里有《牛车上》中的三月春阳，有《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有《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等，它们都是一个个儿童眼中的世界，毫不雕饰，秀韵天成。同时，这种直率的语言又表现出自然的特点，因为直率，毋庸伪饰、矫情，就更显得自然质朴。在萧红的文学语言中，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萧红的小说语言清纯童稚，拙朴天成，纯而多韵，拙而能巧；于浑朴中带有隽逸的色彩，在清纯中内蕴醇厚的意韵，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萧红在本质上是一位自传型和情感型的作家，她认为“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悉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33】正是基于这样的审美意识，自传式叙事方法才成为萧红自觉的选择与追求。在她的小说中，这种自传式叙事方法主要体现在下述的两个方面：
首先，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
萧红最成功、最富艺术魅力的作品，大多是那些融进她个人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如《后花园》、《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它们均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自传性的怀旧笔调，通过回忆的方式，“以我观物”叙事记人，写景状物。
萧红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运用自传性的怀旧笔调，缘于其一种自觉的创作观。一般说来，与现实贴得太近，常常不容易把握住生活的本质与内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适当的审美心理距离以后，才有可能看清它的全部价值。因此，萧红非常重视“思索的时间”，她曾以雷马克的创作为例强调了这种时间距离的重要性【34】。正是这种心理距离，使她有充分观照和反思的时间，从而为她深入地揭示生活以至人生的真实底蕴创造了条件，她的自传性怀旧作品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此外，这种适度的心理距离不但为萧红提供了一种“思索的时间”，而且也为她提供了一个题材与她的情感熟习的时间。萧红也是这样认为的，题材与情感的熟习，“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把握的。”【35】而这里所说的情感不再是简单的原始情绪，而是较高层次上的审美情感。由于萧红在时空上已远离故事中的题材、人物和环境，过去的一切已经经过时间的过滤与沉淀，这就使她能够抽身事外，而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忆，用怀旧的笔调将自己的原始情绪升华为一种审美情绪，并进而与题材溶为一体。《呼兰河传》回忆的是故乡呼兰河的平庸的生活，刻画的是动物般生存着的人们，但这里“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36】

⑶ 《大江大河》主要讲述了什么剧情

《大江大河》根据阿耐的小说《大江东去》改编，由王凯、杨烁、董子健等领衔主演，主要讲述了以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为代表的先行者努力拼搏，在改革浪潮中高歌向前，携手创造新世界的励志故事。

三、雷东宝。雷东宝的出身也不好，文化程度也不高，但是他生性乐观，而且与宋运辉的性格完全不相同，他是宋运辉的姐夫，但是由于宋运萍去世，所以他也成为前姐夫，不过他在内心一直拿宋运辉当亲人一样看待。雷东宝虽然是个大老粗，但是他有创新思想，一心带着乡亲们奔往致富的道路上。

⑷ 请问大江大河小说怎么到1990年就讲的不是之前的人物了，为什么呀，是看小说的软件不对吗

被改编了，电视剧都和原著不同，有的编剧遵从原著的就少改点，有的是一片大改，情节和结局都能改了。

⑸ 大河小说的作品发展

李劼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文学史遗忘了。这其中有复杂的原因。李劼人是新文学史上在创作中一个索群独离的作家。他早年留学法兰西，归国后一直“蜗居”于巴山蜀水之间，既不是作家群中的京派，又不是海派；既非“左联”成员，又非延安派，又不是共产党员。他只是一位坚守在故乡土地上默默耕耘的成都乡土作家，当三十年代作家们纷纷将自己的作品贴上政治意识的标签的时候，李劼人却在尘封的历史岁月中淘金。从他的作品内容看，一系列短篇小说虽然取材现实，富于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但奠定他地位的“大河小说”系列，却全部是历史题材，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那就是远离了当时文学的“主旋律”。可是用李劼人评价早年鲁迅的话来评价他自己，则是：“他不是弄潮儿，他是开山祖师啊！”⑵李劼人正是新文学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祖师”！抗战期间，李劼人虽然与入川的作家们联系十分紧密，并积极参与了抗敌文协成都分会的工作，但他仍然没有去随大流创作，除了1947年发表了一部揭露大后方某些人大发国难财的长篇《天魔舞》之外，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修改《大波》上。因此，无论从地域、还是从身份抑或是从作品的取材来看，李劼人先生都很难获得当年握有绝对话语权的文学史家的青睐。除了人和，天时、地利都不在李劼人一边，这就难怪他不能进入新文学史的视野。这是李劼人先生的不幸，其实也是李劼人先生的大幸。历史决不是由历史家左右的，正因为李劼人先生执著地耕耘在一片被人遗忘的土地上，他所收获的成果恰恰是独特的。随着岁月的流失，这一丰硕的果实会越发显得沉甸甸。李劼人先生及其作品在新文学史研究中的缺位或错位，表面看是文学史家的遗忘，实质则是由于历史的思想缺陷所致。长期以来，占据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材地位的许多新文学史著作，对于李劼人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轻描淡写。人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对新文学史研究具有奠基作用的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稿》，对于李劼人是只字没提。后来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林志浩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等具有权威性的著作，都不约而同地“遗忘”了李劼人和他的“大河小说”的存在。这真是专家们的遗忘吗？不是。在这故意的“遗忘”背后，想必既有观念的因素，更有当时政治的制约。
直到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才开始涉及李劼人。在该书第十章第五节“其他作家作品”中，用了600余字介绍李劼人、《死水微澜》和《大波》。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是一部有特色的新文学史教材，但对李劼人作品的论述也只有吝啬的800余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贵阳师院、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十四所院校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李劼人作为了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书中由四川大学伍家伦、王锦厚两位研究李劼人的老专家撰写的第六章第五节“李劼人和他的《死水微澜》”，不仅介绍了李劼人的生平，而且介绍了李劼人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和“大河小说”系列，并且重点分析了《死水微澜》的人物形象和李劼人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

⑹ 大江大河小说结局是什么

结局如下：

雷东宝带着小雷家众人去江阳电线厂收设备，工人们还欲争执，雷东宝让愿意勤劳致富的人去小雷家做工，收拢了人心。生产线顺利回收，众人去春红饭店庆祝，雷东宝来到宋运萍墓前，倾诉若是妻子还在自己该是怎样的光景，生死两茫茫，雷东宝痛哭起来。

韦春红走到宋运萍墓前，说她找了一个好男人，自己不会再来找雷东宝。经过大半年的奋战，一分厂技改终于完成了，闵忠生以财务问题为由要求宋运辉暂缓技改紧抓生产，也不再推进研究所，还背弃约定踢走水书记。

宋运辉递交调任至东海的申请书，他来到夜晚的图书馆，向水书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和幼稚。水书记并无责备之意，教他保护自己的理想，还支持他去东海，宋运辉深鞠一躬与师傅道别。

(6)大河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扩展阅读：

该剧没有顺风顺水的“主角光环”，更没有完美无缺的人物设定，有的只是一份“不可能，我不信”的执拗，一种“选择站在正确一边”的胆识，一个“不想辜负这个时代”的宣言。

观众却能沉浸其中，时而为“白月光”般存在的宋运萍之死叹惋，时而被小雷家大队里个性迥异的“光棍儿”青年们逗笑，时而又会发出“想起自己青春岁月”的感叹。

剧中宋运辉身上那面对不公的执拗、求知若渴的上进、追逐梦想的不懈，与当下年轻人的奋斗气质一脉相承；大寻与宋运辉的兄弟情，雷东宝与宋运萍不求物质、平淡绵长的爱情，体现从古至今人们共通的情感追求。

改革先行者们那“不尽狂澜走沧海，一拳天与压潮头”的精神特质，给予当下的人们启迪与示范。该剧还需善于“以小见大”，宋运辉在大学政治课上坚持给同学念《人民日报》，正因为《人民日报》关于高考的社论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让观众“读”懂了人物的内心。

⑺ 大江大河小说结局是什么

根据现实的社会来说东宝可能会成为扫黑除恶的对象，可能会进大牢，出来后找到自己真爱，小辉当上企业老总受不了金钱的诱惑可能也进大牢，可能最好会是小杨越做越大。当了大老板，找到自己心爱的人。

⑻ 大江大河小说那一年写的

大江大河的出版日期是2018-6-30
1、《大江大河》以罕见的恢弘格局，全面、细致、深入地展内现了中国改革开容放以来经济领域的改革、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等方方面面，被誉为“描写中国改革开放的奇书”。
2、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1992年南方谈话，从乡镇企业萌芽到中国制造崛起，从房地产改革到2008年金融危机……小说通过讲述国企领导宋运辉、乡镇企业家雷东宝、个体户杨巡、海归知识分子柳钧等典型代表人物的不同经历，生动地刻画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前沿代表人物，真实还原了一代人的创业生活、奋斗历程和命运沉浮。
本次再版完整收录了《大江东去》（1978-1998）和续作《艰难的制造》（1998-2008）全部内容，原貌呈现大江东去天翻地覆的变化。

⑼ 李劼人“大河小说”的写作特点

大河无声走东海
——李劼人的文学史地位片论
张义奇
被文学史遗忘的李劼人
李劼人先生为什么会长期遭受冷落呢？我以为，首先是因为文学史研究“遗忘”了李劼人。
李劼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文学史遗忘了。这其中有复杂的原因。李劼人是新文学史上在创作中一个索群独离的作家。他早年留学法兰西，归国后一直“蜗居”于巴山蜀水之间，既不是作家群中的京派，又不是海派；既非“左联”成员，又非延安派，又不是共产党员。他只是一位坚守在故乡土地上默默耕耘的成都乡土作家，当三十年代作家们纷纷将自己的作品贴上政治意识的标签的时候，李劼人却在尘封的历史岁月中淘金。从他的作品内容看，一系列短篇小说虽然取材现实，富于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但奠定他地位的“大河小说”系列，却全部是历史题材，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那就是远离了当时文学的“主旋律”。可是用李劼人评价早年鲁迅的话来评价他自己，则是：“他不是弄潮儿，他是开山祖师啊！”⑵李劼人正是新文学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祖师”！抗战期间，李劼人虽然与入川的作家们联系十分紧密，并积极参与了抗敌文协成都分会的工作，但他仍然没有去随大流创作，除了1947年发表了一部揭露大后方某些人大发国难财的长篇《天魔舞》之外，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修改《大波》上。因此，无论从地域、还是从身份抑或是从作品的取材来看，李劼人先生都很难获得当年握有绝对话语权的文学史家的青睐。除了人和，天时、地利都不在李劼人一边，这就难怪他不能进入新文学史的视野。这是李劼人先生的不幸，其实也是李劼人先生的大幸。历史决不是由历史家左右的，正因为李劼人先生执著地耕耘在一片被人遗忘的土地上，他所收获的成果恰恰是独特的。随着岁月的流失，这一丰硕的果实会越发显得沉甸甸。
李劼人先生及其作品在新文学史研究中的缺位或错位，表面看是文学史家的遗忘，实质则是由于历史的思想缺陷所致。长期以来，占据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材地位的许多新文学史著作，对于李劼人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轻描淡写。人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对新文学史研究具有奠基作用的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稿》，对于李劼人是只字没提。后来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林志浩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等具有权威性的著作，都不约而同地“遗忘”了李劼人和他的“大河小说”的存在。这真是专家们的遗忘吗？不是。在这故意的“遗忘”背后，想必既有观念的因素，更有当时政治的制约。
直到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才开始涉及李劼人。在该书第十章第五节“其他作家作品”中，用了600余字介绍李劼人、《死水微澜》和《大波》。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是一部有特色的新文学史教材，但对李劼人作品的论述也只有吝啬的800余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贵阳师院、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十四所院校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李劼人作为了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书中由四川大学伍家伦、王锦厚两位研究李劼人的老专家撰写的第六章第五节“李劼人和他的《死水微澜》”，不仅介绍了李劼人的生平，而且介绍了李劼人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和“大河小说”系列，并且重点分析了《死水微澜》的人物形象和李劼人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
通过对上述各类大学文学史教材的回顾，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劼人先生在新文学史上的未定位，是与史家的观念局限有密切关系的。在过去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文学史家秉承的是一条机械唯物论的革命文学路线，即：以现代革命史的模式来写现代文学史。刘绶松就明确地表示：“必须在新文学史研究中，划清敌、我，分清主从。”而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所谓分清敌、我，就是一种最典型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文学史观，这不仅导致文学史家误判了许多优秀的作家，譬如胡适、沈从文、陈铨等都成了“反革命”；而且也大大地阻挡了文学史家的视野，可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李劼人和大量的所谓“中间作家”、“边缘作家”无论文学成就有多大，也都变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了。所以人们在许多新文学史著作中看到的便是无一例外、一以贯之的“鲁郭茅，巴老曹”传记模式，或者是以革命运动带文学思潮的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中，只有与共产主义密切相关的“革命作家”才有资格成为文学史著作中的“坐上宾”，换句话说，文学史对作家的取舍标准是革命而不是艺术。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线形

⑽ 大河小说指的是哪种类型的小说

大河小说是指小说通过写一个人物或者一个家族的经历，来反映出其所处时代的变迁，所谓时代的滚滚洪流，因此命名为大河小说。像《隋唐演义》这一类没有特定主角的小说，就很难成为大河小说。而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小说，可以看作大河小说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