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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中人物的夸张手法

发布时间:2021-04-18 20:58:44

⑴ 鲁迅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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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布者:张春霞010
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肖像描写是指用精确、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人物外形各个方面的特点。如容貌、服饰、姿态、神情、风度等。成功的肖像描写不仅能够使人物凸现在读者眼前,而且可以表现人物的身份、地位、经历、遭遇,从而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行动描写与语言描写是通过对人物的动作和对话的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的描写方式。动作描写给读者鲜明的视觉印象使人物形象具体、可感知、生动化;语言描写则易表现行动所不易显示的细微情感、态度等。总而言之,行动和语言两种形式密切配合,相得益彰。心理描写:小说家在刻画人物的时候,用心理描写来揭示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内心活动的,如感觉、知觉、情感、体验、愿望等。自我倾吐。其特点是直接倾述内心世界,感情真挚强烈、亲切感人。心理独白。它通过人物自言自语,或是借用日记,书信的形式加以表达,这也是直接袒露人物内心世界常用的方法。它的特点是往往能显示出人物内心最强烈的思绪或最隐秘的心情。梦境幻觉。梦幻是反映人物心理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它常常是一种尚未有过却可能会有的生活现象的形象化表现。细节描写是指人物、环境、物件等方面所作的具体而细致的描写,其特征是细微之处见精神。真实的细节描写是刻画人物,丰富情节、表现主题的重要手段。细节是构成场面的基本单位,是刻画形象的重要因素。细节描写要求真实、典型、细微、传神。

⑵ 鲁迅各种小说中人物的塑造手法……

很简单,一个人代表一种人。比如祥林嫂,代表一种底下的人,比较贫苦和凄凉。不一定是某个人的特性,是一类人的特性,通过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从而代表一个阶级。

⑶ 鲁迅小说中描写人物的好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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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鲁迅小说集》的篇目、人物主题、细节

《呐喊》收入了鲁迅先生1918-1922年所作的部小说。后来作者抽出去一部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更名为《铸剑》),遂成现在的14部。这些小说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社会被压迫者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以下介绍《呐喊》的内容。

在《呐喊》自序中,作者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其中了反应了作者思想发展的过程和从事文艺活动的目的和态度。同时也说明了这些小说的由来和起名的原由。作者从学洋务、学医、走科学救国之路,到推崇文艺,把文艺做为改变国民精神的武器,表现了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求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精神历程。本篇对于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理解本集小说的内涵,及意蕴均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在写作上,本篇自序文笔清新老到,周密流畅,震人心魄又引人入胜,读之使人欲罢不能。其语言风格充溢着鲁迅独特的个性,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发表于1918年5月的《新青年》,作者首次采用了鲁迅这一笔名。本篇塑了一个反封建战士——“狂人”的形象。作者通过狂人的叙述,揭露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实质上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披着“仁义道德”外衣的封建家庭制度和封建礼教,其本质是吃人。同时,作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呼吁人民觉悟起来,推翻封建制度。本篇以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从而为整个中国新文学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篇在艺术手法上的特色,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者用写实主义手法描写狂人的多疑敏感、妄想,都符合迫害狂的病态特征。而且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写狂人含义双关的表述。狂人对封建势力作得象征性描绘,将写实的手法和象征的手法结合得天衣无缝。从而产生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其次是语言性格化。《狂从日记》使用的是现代文学语言。作者精心构思了一个“语言杂错无伦次”的狂人。语言似杂乱而实敏锐,即符合精神病人的特点,又道出了被压迫者的心声。性格化的语言成功的塑造了貌似狂人而实具象征意义的战士形象。

《呐喊》中的第八篇小说是大家所熟悉的《风波》,这篇小说创作于1920年,描写了1917年7月,封建余孽张勋乘北洋军阀内部争权夺利之际,带兵入京,捧出清废帝宣统(溥仪)复辟上台。这个反革命阴谋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义愤。各地纷纷声讨张勋。作者以张勋复辟的事件作背景描述了江南农村中一场风波。作品围绕“辫子”的危机,提示了这一事件的实质,即复辟终究挡不住历史前进的步伐,沉滓短暂泛起之后,终究要被重新淘汰。小说通过一个偏僻乡村的场景,喻示了整个中国的状况。本篇制造的人物性格各具特色。七斤愚昧麻木驯服盲从无知,是当时中国农民的典型,赵七爷无政治主见,报复心重,是一个陈腐守旧的顽固派形象。其他如七斤嫂的精明泼辣九斤老太的固执保守等等,众多人物都是性格鲜明,语言极富个性,真实体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虽然所花笔墨有限,而其中人物如九斤老太,赵七爷等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不朽典型形象。

《故乡》作于1921年,小说通过一次回故乡的经历,描绘了一幅五四时期中国农村调整破败的真实情景,深刻提示了农村危机背后的社会危机。小说在艺术上偏重抒情,基调是沉郁、悲凉、压抑的,面对中国农村的破败和凋敝,作者以感伤的笔触淡淡的写来,有看见故乡萧索的悲凉,有重逢少年时代的朋友时的喜悦,有与闰土隔起的障壁的困惑,有对下一代新生活的憧憬。作者流露出的浓烈、深切的悲凉之情真挚动人,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作者笔下真实的农村图景及特有风情,构成了作品极大艺术魅力,以致作家群起仿效;从而形成了“乡土文学”的第一次创作高潮。在表现手法上,作者采取了对比反衬的手法:写故乡二十年前后的对比,反映了兵匪官绅给农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写闰土二十年前后的对比,反映了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下的农民的悲惨命运;写迅儿哥和闰土之间感情前后二十年的对比,反映了贫困农民因生活的折磨而导致的精神上麻木、愚昧。这些都有效地增强了作品的振撼力,显现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广忧愤。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作者创作这部小说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写出一个“现代我们国人的灵魂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作品成功的塑造了一个集中体现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典型人物——阿Q的形象,抒发了作者对于落后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胸臆。作品采用了改造过的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分九章讲述了一个个即独立又关联的故事,形象的刻画了“阿Q”的性格特征,其中最突出的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往往能引起读者会心一笑。但笑过以后却又不禁同情怜悯阿Q,作者揭露了国民的弱点,从而也就引起了疗救的注意。作者语言修养极深,独具匠心使用的词汇自然又恰到好处,如“阿Q”调戏了小尼姑而“十分得意的笑”,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阿Q从城里发财回来,大名从“浅闺”传到“深闺”里去了。相对于“深闺”的“浅闺”和相对于“十分”的“九分”,用得十分形象而幽默。作品中鲁迅使用的词汇即新颖又妥帖,常给人以新颖别致之感。

《端午节》这篇小说作于1922年,其最为显著的特色是作者那非凡的讽刺手法。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国人的风俗是逢年过节大家欢天喜地,大凡讨债一类事,都在年关前解决。本篇写了政府欠薪和教员索薪,“索薪”的时间从年关提前到端午节前,还从教员索薪写到官员索俸,这是对当局莫大的讽刺。作者的笔法从容有致委婉含蓄,在不露声色的描述中,暴露了政府的腐败。对政府的官员,如方玄绰之流的小官僚,作者也加以无情的讽刺。方玄绰自私自利,自命清高,他的“差不多”一说挟带私心,但偏要戴上忧国的花环。他不加入“索薪”行列,认为索薪欠斟酌,太嚷嚷,而一旦经济拮据,他也赞同索薪了。方玄绰口头上责备太太提出的买彩票“无教育”,但对“头彩几万元”的广告也是动心的,方玄绰表里不一的虚伪相,被作者刻画的惟妙惟肖。作者对于方玄绰的内心描写,以及通过方玄绰与方太太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也是很成功的,把这个可怜又可恶的小官僚塑造的活灵活现。

《白光》作于1922年,此文通过一个疯狂追求功名利禄的旧知识分子的遭遇,控诉了封建制度吃人的阴鸷。为揭露这种阴鸷,作者营造了一个阴冷,诡秘的气氛,并在阴森森,凄惨惨的氛围中展开情节,描述主人公的悲惨命运。作者通过四个方面来描写小说独特的氛围:一是陈士成的幻觉,这种幻觉极易感染读者;二是环境描写,月光的阴冷,默认的静谧,都能使读者如身临其境,三是祖母讲的故事。富有神秘感。四是白光的描写,白光将陈士成一步步导向死路,白光也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功名利禄的形象化身。就写作风格而言,这篇小说明显受到安德列耶夫的影响,但更带有鲁迅小说那特有的犀利,敏锐之风格。

《兔和猫》这篇小说带有寓言的色彩,作者以小动物兔和猫为对象,抒发了自己的爱憎之情。作者同情新生弱小的兔子,憎恶大黑猫的凶恶,并由此寓视社会现象,从而更加反衬出代表黑暗势力的大黑猫的凶残,和作者对其的憎恶之情。作者以极强的观察力,传神的笔致把白兔的外形、动作、神态描绘的栩栩如生,语言生动准确,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鸭的喜剧》是一篇带有纪实性色彩的小说,作者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北京有过一段交往,本篇即以此为素材,作品结构简单明了,但内容丰富深广。作者塑造的主人公爱罗先珂对世界充满爱心,那是一种趋势博大的爱,他爱一切生物,爱充满活力的生命,爱欢乐的世界,但世界并非尽如人意的。作者通过鸭的喜剧——也就是由蝌蚪的悲剧,提示了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生命现象所折射出的社会现象,委婉的表达了人间不可能无所不爱,唯有反抗强暴,才能保护弱者的思想。本篇在写作上有散文化特色,情节性不强,但语言朴实、亲切、雅致、别有一翻韵味。

《社戏》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品之一,作于1922年10月,作者少年时代在农村看社戏经久不忘,到了成年,在北京看的京戏却索然无味。作者在回忆对比中赞美了农民子女的优秀品质,给读者留下了质朴,温厚,可爱的农村小朋友的形象,农村是作者少年时代的乐土,可以不必读书,可以钓鱼放牛,可以看社戏,作者描摹出孩子的真实心理。同时,作品的心理描写也非常出色,如对看社戏雇不到船时的急切和有船时的轻松两种心情,刻画的真切动人。作品对人物的刻画,相当生动形象,展示了其个性:双喜热情、机灵,直率;阿发无私、能干;六一公公纯朴,大度,都只用寥寥几笔便勾画出了他们各自的特征。作者用抒情的笔语写自然山水景致,诸如豆麦和水草的清香,月色的朦胧,笛声的宛转悠扬,营造了一种恬静淡雅的夜景,给作品增添了魅力,作品还描写了淳厚的民风。演社戏看社戏的习俗风情都发出浓厚的乡土气息,民风的描述起了陪衬作用,使作品读来饶有情趣,亲切感人。

鲁迅的《呐喊》共收录以上一篇自序和十四篇小说,现已介绍完毕,希望广大同学能参照原文进行进一步的体会。

小说集《彷徨》

《彷徨》是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其中收入了作者1924年2月至1925年11月所创作的11部短篇小说,鲁迅有感于这一时期文坛上的黯淡,曾作了一首小诗,诗曰: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座,荷戟独彷徨。本集的题目即由此而来。

《彷徨》中收录的第一篇小说是脍炙人口的《祝福》,《祝福》中的祥林嫂是一个善良、勤劳的农村劳动妇女。她对生活的要求是很低微的。只要能用辛勤的劳动换来起码的生活,她便感到满足了。可是这个微薄的希望也因为她守寡后被迫再嫁,继而再次丧夫并丧子而遭到完全破灭。作者通过对祥林嫂一生悲惨遭遇的描写,向人们展示了旧中国受迫害、被愚弄、被冷落的农村妇女的典型,控诉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极端野蛮性和残酷性。小说将祥林嫂的一生紧紧扣在“祝福”这一“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的传统祭礼活动中:从祥林嫂的出现,到她被剥夺生存的权力,最终在祝福气氛最浓时被吞噬,这种构思手法营造了强烈的悲剧气氛,令人难以忘怀。小说对人物肖像的精细描摩,不仅深化了人物的表现力,使人物更为传神,而且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

《在酒楼》创作于1924年。当时“五四”高潮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及其道路是鲁迅在这个时期所着重探求的问题,也是这篇小说所反映的主题。鲁迅以低沉伤感的笔调,展示了吕纬甫这类曾意气风发,但在“梦”醒之后却失去了新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恰如“蜂子”或“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很可笑,也很可怜”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中充满矛盾的人与事,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的彷徨,苦闷和无奈的心态:“我”刚访家乡不到两个时辰,就“颇悔此来的多事”,“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感到孤独,但又不愿别的酒客上来”,吕纬甫实在不愿把剪绒花送给阿昭,但是也就送了;本来会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议论改革的方法,现在竟为每月20元教起“子早诗云”来,而且“连明天怎么样也不知道……”等等。作者对于吕纬甫抽烟与喝酒的细节多次描写,不仅避免了叙述音调呆板的情形;同时借此刻画出吕纬甫内心充满矛盾这一特征。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我与吕纬甫反向前进虽然爽快,但“罗网”在笼罩吕纬甫的同时也笼罩着我,这与后面《孤独者》的结尾有很大差别,读者可细心体会。

《幸福的家庭》是一部极肯喜剧性的讽刺小说,它是针对当时的一些帮闲文人而写作的。这些“文人”不顾当时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广大群众生活在困苦之中的社会现实,却在报刊上大力讨论什么婚姻,家庭、幸福,企图粉饰太平,引诱人们走向歧途。小说叙述了一个贫困青年作家为了捞点稿酬而迎合时尚,构思创作以“幸福家庭”为题的小说。而他自己的家庭貌似幸福,实则不幸。在叙述中,作者以心理描写为主,客观写实为辅的手法来提示主题:任何脱离实际的幻想,必然遭到现实的无情嘲弄。在这同时,小说的喜剧性手法也不容忽视,这表现在细节的描写上和幻想与现实之对比上。例如作家正在构思男女主人公用餐的情景时,忽然传来女妇人计算劈柴数的“五五二十五”的声音来,喜剧手法的引入,不仅增强了感染力,也增强了讽刺的力度。小说在写作上融入“意识流”这种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使读者不自觉的进入角色,随同主人公一起幻想,一同经受现实的嘲弄,从而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

《肥皂》从四铭先生买肥皂的动机为焦点,融汇现代与中国古代典型的写作手法,层层剥露四铭这个以“端风俗正人心”为己任的“正人君子”在堂皇外表下所隐藏的肮脏卑琐的灵魂,辛辣地讽刺了封建守旧势力竭力鼓吹的封建道德的虚伪性,以及他们崇尚复古言行的欺骗性。

多重的对比是本篇写作的特色。这些对比主要从四铭在不同场所持的不同语言和行动之间的矛盾来进行的。如四铭在太太和儿女面前,道貌岸然;而当他与两个所谓“移风文社”的好友一起时,却一再重复着两个光棍的下流语言。尤其是名叫“道统”的人肆无忌惮,高声重复下流语言,讽刺性的揭露了道统的虚伪性。而此时四铭的反应,表明他与何道统的区别只在于他不敢直截了当的说出自己肮脏的心思,从而进一步揭露四铭这个所谓“正人君子”的虚伪和无耻。小说中大段的对话情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以四铭太太在餐桌上斥责四铭的一段对话最为精彩,它将四铭在肮脏的灵魂暴露后,极力掩饰的狼狈神态描摹的惟妙惟肖。

《长明灯》和《狂人日记》一样具有浓厚的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在这篇小说中,为了维护象征着封建制度和封建传统的长明灯,在吉光屯,不但是老人,而且包括“以豁达自居的青年人”都在为此而奔忙。而象征着反封建的先觉者的“疯子”——他虽然已不同于先前的狂人,发出烧了吧,和“我放火”的叫战声——但他仍然是这个社会的孤独者,并且他的境遇比已往更为坚难。连各庄〈小说中——地名〉已有一个疯子被打死,他虽逃脱了厄运,但也终于被关进了一个“只有一个小方窗”而且“决计挖不开”的空屋内。小说反映了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反封建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具有惊醒人世的震撼力。小说对孩子的几处描写,以及用孩子嬉笑声结束全篇,喻示着先驱者的奋斗并没有取得成功;同时也隐约透露出作者对于社会进化论的疑惑。鲁迅将现代主义的象征融入现实主义创作之中,使小说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而人物主观的意念,爱憎的着重表现,以及想象力的发挥,更使单一的矛盾冲突得以多侧面,多层次的体现,令小说产生了一种无法阻挡的穿透力和感梁力。

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示众》这篇小说揭示的便是这样一个主题,它描写了“首善之区”各色人物,争相围看“白背心”示众这一场景,鞭挞了愚弱国民麻木的精神状态。小说中没有主要人物,他们人人都是看客,又人人都是示众的材料,所有的人都在看,所有的人又都怕被看。小说结构匀称单纯,从寂静开始,又归于寂静,如同一幕哑剧,沉默中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令人无法抗拒,无法呼吸,掩卷而沉思。

《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原名高于亭,被牌友们戏称为“老杆”,因为发表了一篇关于整理国史的所谓“脍炙人口”的名文,便自以为学贯中西了,“因抑慕俄国文豪高尔基之名,而更名为“高尔基”,其实他是一个只会打牌,听书,跟女人的无赖,他为了去贤良女校看女学生,便应聘去教书,而因为胸无点墨而当众出丑便辞去职务,大骂新式教育,小说设置了三个场景,将“高老夫子”虚伪,污秽的灵魂,如同三面放大境般展示给读者。同时又极为完美的运用了各种讽刺手法。如:前后呼应——当年因偷吃桑椹而撞破了头,而令却因偷看女生而被桑枝打的晕头转向;客观写实——“两次”久仰久仰打招呼的场面,人各谐音——请高老夫子去教书的女校长是万淑真(莫说真),而说学生驯良的则是教务长“万瑶圃”(莫要怕)等等。让人忍俊不禁。

《孤独者》中魏连殳(shū)的形象是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中最突出的。魏连殳由于有新的思想而深刻地眼光却无法实现,便选择了对社会病态的报复。在生活变得安逸时,他内心依旧苦闷,挣扎和绝望,只好将那群达官贵人,帮闲文人玩弄于没掌之间,让孩子们磕响头,学狗叫等,而他所得到的也只是“新的冷眼与恶心”,“新的失眠与吐血”,最终只有落得个“以送殓始,以送殓终”的悲剧命运。作者对魏连殳是怀有误切同情的,作者曾用这样的笔墨来描写他:“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小说的结构,典型不境及人物的塑更是笔力卓绝,是现代小说的典范。”

《伤逝》是鲁迅唯一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主人公子君和渭生借助“五四”大潮,以极大勇气冲破了封建婚姻制度,建立了新型家庭。然而婚后,涓生终日奔波于生计,子群向家庭妇女方向发展,激情之后的隔膜,社会旧势力的打击,便他们的爱情如同县花一现只是流下无尽的悔恨和悲哀。涓生和子君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但同时又有普遍意义:在他们的时代,妇女没有经济收入,生活迫失爱情枯萎,只靠激情是不够的。

《兄弟》是鲁迅小说名篇之一,主人公张沛群钦羡“兄弟怡怡”(怡怡:和睦而快乐),同时也自以为他自己与弟弟便是如此。可当弟弟的重病将他的生活,思想搞得一团糟时,他平时灵魂所深藏的东西也就——显露了出来,专爱破除迷信的他,竟被乌鸦叫吓得心惊肉跳;对中医不满的他,此刻也对中医充满了希望。所谓兄弟怡怡只不过是建筑在金鱼关系上的一个假面具而已,作者用强烈的对比,达到了“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境界。

《离婚》和《明天》《祝福》三篇小说是鲁迅笔下中国妇女命运的三部曲。同处于封建势力强大的农村,“爱姑”虽与祥林嫂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她最终也抵挡不了强大的封建势力,她提出离婚只是仗着娘家的一点势力,而她本人又勇敢,泼辣,但她毕竟不敢对“四大人”无理,被“四大人”一个喷嚏便吓得不敢离婚了,小说将悲剧用喜剧写出,让人读罢,哭笑不得,掩卷叹息。

小说集《故事新编》

第一篇小说《补天》,原名“不周山”,最初收在《呐喊》之中,由于当时的批评家成仿吾<曾任东北师大校长>批评《呐喊》“庸俗”,只推《不周山》一篇为佳作,鲁迅便索性将《不周山》在《呐喊》再版之际删除,后改名《补天》,收入本集,《补天》取材于女娲造人。补天等神话,歌颂了她的勤劳美丽和非凡的创造力,全文色彩绚丽,极度夸张,并勾画出二十年代生活中卑鄙上渺小,微不足道的群形像,即深刻又不失幽默。

《奔月》取材于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的神话,但作者不拘于史实,随手拈来,融会贯通,演绎成了身日英雄被妻子抛弃,又险遭暗算的故事。情节起伏,耐人寻味。文中的英雄后展羿已推动了昔日的光彩,处处倒霉,只能为生计而劳碌,又得面对徒弟和妻子的背叛,但他并不气馁,继续追赶。作品同时又充满了“人情味”和“戏剧性”,赋予人物以现代特征,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状物写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理水》是一篇融古代生活与现低生活为一体的讽喻小说。它取材于大禹治水的传说,以大胆的艺术手法,喜剧化的艺术交果,歌颂了大禹似的“中国的脊梁”,鞭挞了作威作福的官僚绅士和助纣为虐的帮闲文人。作者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让古人用现代人的思维去行动。万其是对文化山上的知识名流的描写,以畸形的语言和行动展示他们的荒谬,其对于各国语言的运用技巧,是相当高明的。

《采薇》是以《史记·伯夷列传》的记叙加以扩展而成的历史小说,将古人“化腐配为神奇”,注入了浓厚的时代气息。是一篇现实主义的杰作。此文最大特色是“通体都是矛盾”:伯夷叔齐二人即保守又反抗,即反对商王无道,又反对武王伐纣,这就必然使他们最后落得个饿死首阳山的下场。另外,作者对于阿金,小丙君,小究奇等人虽着墨不多,但都栩栩如生,具有很强的故事性。

《铸剑》取材于《列异传》中的古代民间传说,鲁迅说比文“是写得较认真的”,通过对两个复仇者形像的着力刻画,揭示了小说:“血债血偿”和“以火与剑”反暴力的主题。眉间尺和黑色人(宴之数者)都是复仇者,尤以后者。鲁迅沈墨重彩。将其愤世嫉俗,不怕牺牲的精神表达了出来。作品意境“神异诡奇”,例如“以狼试剑”,和“三头大战于水中”以及那三段看似不通的歌词都使作品带有神异色彩,其语言之精美,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

⑸ 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及其性格介绍

1、阿Q

《阿Q正传》中的阿Q——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典型代表,他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

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了劳动的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

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

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是其最为典型的性格。

2、闰土

《故乡》中的闰土——为苦难的生活现实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碾碎了的农民的典型形象。作者借助于三个对比,透过肖像、衣着、心理、神态、语言、动作等方面的描写,刻画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里闰土的不同形象,展示了中国农民的多灾多难、凄苦悲凉的不幸厄运。

少年闰土:健康、活泼、天真、勇敢、机智、无忧无虑、聪明伶俐,且饱含着生命力。而三十年后,闰土变得呆滞、麻木、沉默、迟钝、早衰、自卑。

3、华老栓

《药》中的华老栓——中国20世纪初长期生活在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下既勤劳善良又愚昧麻木的无知、落后的民众形象。他勤劳、善良、俭朴,生活十分艰辛,地位低下,盖的是“满幅补钉的夹被”,“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还要对客人“笑嘻嘻的”。

为了给儿子治病。不惜拿出长期辛勤积攒下的钱;他愚昧、无知、麻木,深信着人血馒头能治病,为能买到这种“药”感到“爽快”、“幸福”,只关心着儿子的痨病。

完全对革命者的牺牲无动于衷,对刽子手却毕恭毕敬;这一形象令人既同情他的处境和悲惨遭遇,又悲叹他的愚昧落后,从而使人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罪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4、父亲

在《五猖会》中,鲁迅塑造的“父亲”形象似乎不近人情,与现实有些出入,主要是为表达主题而设置。

父亲利用孩子爱玩的天性强迫孩子背书,使孩子深受打击,留下心理阴影,从而揭示了封建家长制对于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

5、祥林嫂

《祝福》中人物。祥林嫂是旧中国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她勤劳善良,朴实顽强,但在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旧社会,她被践踏、被迫害、被摧残,以至被旧社会所吞噬。

封建礼教对她的种种迫害,她曾不断地挣扎与反抗,但并不是为了自由而反抗,而是为了顺从封建礼教而反抗,祥林嫂从始至终都选择了对封建礼教的屈服,最后还是被社会压垮了。

祥林嫂的悲剧深刻揭示了旧社会封建礼教对劳动妇女的摧残和迫害,控诉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⑹ 鲁迅讽刺艺术中夸张手法的表现 (举实例说明200字)

鲁迅的作品有很多,我自己知道的并且了解的有《呐喊》《彷徨》《狂人日志》《坟》《阿Q正传》 《野草》 《朝花夕拾》《故乡》 《孔乙己》《药》,这其中《孔乙己》《药》《阿Q正传》最为熟悉,下面就以这3篇文章为例:一、《阿Q正传》,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质朴、愚昧、也沾染上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的社会下阶层的小人物,主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面对人们的嘲讽,他只能一次次在精神上欺骗自己,我们对他只能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二。《孔乙己》,现在我举文中的3例,来具体说明孔乙己的性格:1、“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说明穷困潦倒到极点;2、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说明他死要面子,怕人嘲笑;3、“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又脏又破,只此一件长衫,说明孔乙己很穷;长期不洗不补,又说明他很懒,连洗补衣服都不肯动手;不肯脱下长衫,是惟恐失去他读书人的身份。由此深刻揭示出孔乙己的社会地位、思想性格和所受的教育。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孔乙己的性格特点:自命清高、迂腐、懒惰、死爱面子、自欺欺人 三、《药》,这个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主要讲述了,一家下阶层的人,相信迷信认为,人血可以救治他儿子病,以一个革命志士的血去救治儿子,表现了当时下阶层人民的愚昧与无知、麻木与无情。我认为,这三篇文章,就是对当时社会黑暗,人民愚昧无知、麻木无情的讽刺。(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就采纳的吧!呵呵 谢谢)

⑺ 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

1、《狂人日记》——狂人

狂人是一个患有迫害狂恐惧症的人,是鲁迅塑造的一个典型的思想启蒙者形象。小说中,狂人异乎常人的思想行为特征导致了他在生活环境中受到排挤、敌视,被认为“有病”。狂人的怪异言行是彻底而纯粹的。

狂人在日记中所叙述的环境缺乏写实性,却一语道破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社会本质。作品中的狂人,实际上是一个象征性的形象。

鲁迅明写狂人的狂态,实际上笔笔触动的都是读者思考时代、社会、人生真谛的心弦。狂人不是一般典型性格,他是象征性的,是整个五四时代先驱者愤激思潮的艺术象征。

2、《孔乙己》——孔乙己

孔乙己是一个善良而诚恳的知识分子,然而被封建思想所毒害。他从科举的阶梯上跌落下来,又不屑于同劳动者为伍,成为不上不下的“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唯一的人”,因穷而偷,由偷而被打断腿,最后悲惨地被黑暗社会所吞没。

孔乙己被封建意识腐蚀,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没有觉悟。不思振作,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作者鲁迅虽寄以无限的同情和哀怜,但不得不把他作为封建科举制的殉葬者而沉痛鞭挞。

3、《风波》——七斤

七斤是毫无民主主义觉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是当地著名的见过世面的“出场人物”,甚至于受到众人尊敬,有“相当的待遇”的。然而他听到皇帝坐龙庭的消息后的垂头丧气,对妻子责骂时的隐忍,迁怒于女儿时的内心郁闷,实际上却显示着他是一个麻木胆怯,愚昧鄙俗的人。

4、《故乡》——闰土

闰土是为苦难的生活现实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碾碎了的农民的典型形象。作者借助于三个对比,透过肖像、衣着、心理、神态、语言、动作等方面的描写,刻画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里闰土的不同形象,展示了中国农民的多灾多难、凄苦悲凉的不幸厄运。

少年闰土:健康、活泼、天真、勇敢、机智、无忧无虑、聪明伶俐,且饱含着生命力。而三十年后,闰土变得呆滞、麻木、沉默、迟钝、早衰、自卑。

5、《药》——华老栓

华老栓是中国20世纪初长期生活在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下既勤劳善良又愚昧麻木的无知、落后的民众形象。他勤劳、善良、俭朴,生活十分艰辛,地位低下,盖的是“满幅补钉的夹被”,“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还要对客人“笑嘻嘻的”。为了给儿子治病。

不惜拿出长期辛勤积攒下的钱;他愚昧、无知、麻木,深信着人血馒头能治病,为能买到这种“药”感到“爽快”、“幸福”,只关心着儿子的痨病。

完全对革命者的牺牲无动于衷,对刽子手却毕恭毕敬;这一形象令人既同情他的处境和悲惨遭遇,又悲叹他的愚昧落后,从而使人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罪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⑻ 鲁迅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语言特点是怎样的

《鲁迅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语言特点》

一、修辞运用巧妙精当

鲁迅先生的小说,无论是在词语的锤炼,还是辞格的运用上,都进行过精心选择和仔细推敲,收到了奇妙的表达效果,显示了他高超的语言修辞艺术。他选用词语精当贴切、含蓄深厚,既能准确、生动地表达描述对象的总体特征,又处处体现新意,收到词义明确以外的其他效果,往往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觉弦外有音,文字间蕴含更多深意。修辞运用得巧妙而精当,是他的小说富有文采的一个重要原因。下面仅就他小说中所使用的一些主要修辞方法加以说明。

1、比喻
比喻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方法。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不仅大量使用比喻,而且往往用得新奇巧妙,出神入化,收到了很好的修辞效果。如《药》一文中,“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3]“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来,夹袄也帖住了背心,两块肩胛骨高高突起,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4]用仿佛被无形的手向上提着颈的鸭子,来比喻踮着脚伸着脖,围在刑场周围看热闹的人们,形象地反映了他们的愚昧和麻木,也表达了鲁迅对这些麻木看客们“怒其不争”的心情。而对小栓“痨病”已入膏肓的描写用一个“八”字,恐怕是再简洁而又贴切不过了。描写《故乡》中的杨二嫂,“……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5]活画出她细脚伶仃的姿态,让人联想到她泼辣的性格。同样既活化人物性格特征,又体现作者爱憎的比喻还有很多,比如:阿Q被赵太爷恭维为“老Q”的感觉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白光》中陈士成得知自己县考落榜后,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肥皂》里写四铭太太最终用那块肥皂时,“泡沫就如大螃蟹嘴上的水泡一般”;祝福中的“我”被祥林嫂死前可怕疑虑的眼盯着时“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故乡》中的中年闰土“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鲁迅通过灵活地运用这些新颖而奇特的比喻,使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引发读者对比喻之后更广阔涵义的联想,让人不由得佩服他对小说语言运用的深厚功力。
鲁迅小说中的比喻,有一个现象分外引人注目,就是他多次在比喻中用了“铁”字。《药》中描写坟场树枝间的乌鸦是“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白光》中寒冷的月亮则象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社戏》中“我们”在去看戏的途中看到了“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起伏的连山;《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祖母死时“坐着号啕,铁塔似的动也不动”;《伤逝》中涓生窗前那株槐树有着“铁似的老干”;《弟兄》中兄长张沛君发怒时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铁铸似的……”。鲁迅为何在比喻中多次用到“铁”字,我们可以在《呐喊自序》中找到答案。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把黑暗现实社会比作铁屋子,是他对铁一般黑暗腐朽社会不满情绪的体现。而比喻中多次出现的“铁”字,正是这样一种感情的流露。

2、 象征
鲁迅对象征手法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这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中有充分的体现。小说中处处运用象征手法,透过“狂人”的荒唐之言,把社会现实的本质暗示给读者。比如,狂人觉得“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7]这是写狂人备受压抑的心理状态,同时也象征着封建社会的黑暗,揭示了“万分沉重”的封建势力压得人“动弹不得”。又如,他从写着“仁义道德”的史书上,从字缝里看出“吃人”两个字,这既是狂人在精神错乱时的一种幻觉,又深刻地揭露了几千年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统治的罪恶本质。《狂人日记》中的人物大都带有象征性。除“狂人”外,“古久先生”就象征着承袭了几千年封建道德的腐朽而又反动的封建势力;赵贵翁(甚至连同赵家的狗)代表了社会上维护封建秩序、迫害进步力量的反动邪恶势力。景物描写上也用了象征。开头所写的“月光”,不仅指生活中的月光,而且是光明的象征。“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这里写的是主人公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的感受,实际是用象征方式指明了封建统治的黑暗和恐怖。这些象征手法的运用,使得小说在人物、故事情节等方面都有了更大的景深。一个小的实体,就包含了无穷尽的内涵,读来让人回味无穷。

有一处十分经典的象征运用,是在小说《药》中。小说以简单的一个“药”字为题,并且故事情节的发展就以“药”为线索,是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第一,通过描写华老栓迷信以人血为“药”,让儿子吃“人血馒头”就能药到病除,“收获许多幸福”,结果却适得其反,断送了儿子的性命,深刻地批判了国民的迷信、落后和愚昧。第二,以“药”为题,给人以启迪:像当时中国社会的病态,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的“药”呢? 第三,夏瑜为了推翻帝制而奋起斗争,到头来自己的血却被当成“药”去“救”人,革命者的牺牲没有唤醒麻木的国民,有的只是像“鸭”一样身长脖子看热闹。这样一个深刻的讽刺,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在政治上不清醒、不觉悟,另一方面也深刻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3、借代
运用借代,可以表达作者的爱憎,体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引人联想,发人深思,增强作品的表达效果。鲁迅在小说中常常灵活运用这一修辞方法。如《孔乙己》中的“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8] “短衣帮”指穷苦的劳动人民,“穿长衫的”指有钱的上层人物。用衣着特征来指代人,除了形象鲜明之外,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等级制度的森严,社会地位的不公。又如《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 [9] 未庄人对“革命党”的理解,只停留在“银桃子”,并且“抵得一个翰林”,而“柿油党”是“自由党”的谐音,作者运用这样的借代,深刻揭示了“未庄人”的愚昧麻木,同时流露出作者的无奈。再如《药》中用“花白胡子”、“红眼睛”、“驼背”这类描写人的长相特征的词来代替人,一语双关,委实精妙。借代的运用,收到了形象突出,特点鲜明,具体生动的效果,是鲁迅修辞运用中的一个亮点。

4、反复
为了突出某个意思或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鲁迅在他的小说中经常使用反复。“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把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这是鲁迅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提到的关于写作要阐明的观点论述[10]。那么鲁迅小说中的反复,是不是在打自己耳光?恰恰相反,含蓄、凝练与复沓、冗长的巧妙结合,正是鲁迅大师级语言功力的体现,是鲁迅小说的精妙之处。反复的手法在小说《祝福》中体现得最具代表性。其中包括:
外貌描写的重复:“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 [11]祥林嫂第一次、第二次到鲁镇,笔者都是这样描写的,穿着打扮没有改变,只是在表情上:第一次并没有悲哀的神色,“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第二次却“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而且“脸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这就说明再寡的生活经历,给她造成了重大的不幸,她的身心的变化,是她的受伤害的标记。当她受到柳妈的迷信恐吓后,“脸上就显出了恐怖的神色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表明她开始陷于恐怖;捐门槛后仍然被禁止沾祭器时,“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了,连精神也更不济了”,“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到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作者为什么要安排一个反复的描写同时也刻画祥林嫂“神色”上的变化呢?这正是为了揭示祥林嫂悲剧生活的必然性。祥林嫂对自己的悲剧生活是不自觉的,她甚至以为自己是充分遵从了所谓的“典制”,所以她被逼改嫁的时候要觅死觅活,听了柳妈的迷信说法后,就去土地庙“捐门槛”,她的愚昧,她对封建制度的屈从,导致了她悲剧生活的必然性。外貌描写的重复与前后细微差别处的刻画,让我们读到了作者对祥林嫂同情,但更多的是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批判。
语言描写的反复:最点睛的莫过于描写祥林嫂的语言。祥林嫂两度守寡,两次来到鲁四老爷家,作者对其语言的刻画的确是独具匠心。“我真傻,真的。”反复了三次。“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叙述阿毛的故事,反复了两次。为什么祥林嫂要反复对人说这些?因为她希望向别人述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后,得到一些同情和怜悯。是的,开始别人是寄予同情了,但后来,人们却把这作为一种谈资笑料。鲁迅用这样的反复,深刻揭示出人的麻木,和祥林嫂的“不自觉”。还值得一提的是鲁四老爷的语言。作者对他的语言描写不多,但确实堪称精炼。“可恶,然而”,就这么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人物语言,第一次是他知道祥林嫂的婆婆和卫老婆子等人瞒着他把祥林嫂抢走时,他说了声“可恶!然而……”。言下之意是祥林嫂婆婆竟然事先不与他商量便把祥林嫂抢走了,觉得“可恶”;但为什么又紧接着说了个“然而”?因为他觉得既然是婆婆来抓媳妇,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典型的封建族权思想。第二次是卫老婆子来赔罪,说要“荐一个好的来折罪”,话还没说完,鲁四老爷就插了句“然而……”这个“然而”,更有深意,他是觉得自从祥林嫂到鲁家后“不开一句口”,“整天的做”,到年底大忙“竟没有添短工”,这样“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的廉价劳动力,恐怕是再找不到第二个了。鲁四老爷身上的剥削阶级本质暴露无疑。让读者体会到这些,仅用了两个词——“可恶,然而”,其精妙之处,无需赘言。
另外,小说《风波》中九斤老太那句“一代不如一代”,在文中出现了八次,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九斤老太这一消极慨叹的批判。小说《孔乙己》中,掌柜的四次提到“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说明孔乙己生活的穷困不堪、掌柜的只关心酒钱的漠然以及孔乙己的可悲命运和惨痛结局。这些反复的使用,都对彰显文义有着绝妙的作用。

5、对比
鲁迅常用对比这种修辞方法,通过两者的比较,更加集中、更加鲜明突出地表现主题。如小说《故乡》中,“有一日,母亲告诉我, 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这来的便是闰土。……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只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了。” [12]鲁讯通过对眼前的和二十年前的闰土的外貌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由于生活的“辛苦恣睢”,让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年变成了历尽沧桑、心态麻木的木偶人。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对此非常悲哀,对闰土表现了无限同情和怜悯。小说《孔乙己》中鲁迅对孔乙己形象的描写,前后也运用了对比。孔乙己出场的时候是“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穿的是长衫”,到他因“偷书”被打折了腿,变成了“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并且是“用手走来的”。[13]这样的对比,让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对孔乙己遭遇同情之时,又体会到封建制度的残酷性。再如小说《一件小事》中,作者通篇运用对比手法。“一件小事”和“国家大事”的对比,突出“一件小事”意义并不“小”;“我”和车夫的对比,突出车夫的高大和“我”的渺小;“我”在“一件小事”发生前后不同思想感情的对比,突出了“我”自新的决心和自我改造的勇气。细读鲁迅小说中的对比,给读者带来无限丰富的想象空间,同时也确实能感受到鲁迅对小说语言运用的用心良苦。
另外,夸张、比拟、双关、婉曲、警策、反语等多种修辞手法在鲁迅小说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有时,还有修辞方法的综合运用。修辞上的丰富性和独创性,是鲁迅小说语言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二、“鲁迅式”的语言风格
“鲁迅式”是对鲁迅小说总体语言风格的模糊定义,它是鲁迅在语言风格上与众不同的独创性。在鲁迅的小说中,具体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凸显出来。

1、“错杂无伦次”的叙述模式
“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14]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正文前的序中的这句话正充分体现了鲁迅小说语言在叙述模式上具有独创性的特征。就以此篇为例:《狂人日记》是鲁迅运用白话文进行小说创作的第一次尝试,新旧更替之间,鲁迅用了一种冲突非常强烈的方式,在语言的叙述上也是一样。为了反抗语言的困境,为了新的言说,鲁迅运用了狂人思维和白话文体作为“呐喊”的突破和开端,这种创新,在《狂人日记》里突出地表现为叙述模式上的错杂和对立。小说前面的小序与正文的日记,在语言上构成鲜明的对立:一是文言,一是白话;一种是正常话语,一种是反常话语,两者的对立展开了两种相反的话语现实。鲁迅通过“狂人”的叙述,把一种具有颠覆性的启蒙思想带了出来。“狂人”与周遭的格格不入,有被“吃”掉的危险,暗示的就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为了不被统治的意识形态兼并,就必须和它划清界限,甚至是变成一种极端对立的形态。鲁迅正是运用了这种矛盾而危险的叙述策略,刻意地造成话语和现实的分裂与冲突,然而却产生了妙不可言的效果。每每重读这篇仅7000字左右的小说,体会着小序的文言与日记的白话之间的激烈冲突,仿佛感受到鲁迅在那个时代的对“失语”的焦虑。他希望找到一种能清晰地表达自己思考的声音,渴望通过“呐喊”打破沉默,颠覆传统的旧文学。所以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要选择一个“狂人”作为叙述者,因为正常人会按照现有的意识形态来思考问题,而“狂人”却与常规的思维脱轨,能够摆脱统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压抑。某种意义上说,鲁迅选择“狂人”,因为只有他的思维,才是真正独立、自由、纯粹的。这种创新的语言模式,同时也是鲁迅对现实思考的一种创新的思维模式的开端。

读过《红楼梦》的人,看到“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这句话很容易联想起曹雪芹的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同样的,鲁迅所说的“荒唐言”背后也是大有深意的。我们来看看《狂人日记》第一篇日记:“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 [15]恰恰这样一句话,已经可以完整地展现贯穿全篇的这个语言特征了。从“今天晚上”到“须十分小心”,句中的关联词是“然而”,按正常的逻辑,前后应构成转折关系,但是我们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似乎这成了一个病句。再往下看,更是摸不着头脑,“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不然”又是一个转折的连词,但是前面根本没有交代为什么要“十分小心”,这种转折也似乎是没有必要的。从“今晚的月光”到“须十分小心”到“赵家的狗”,这种看似毫无关联的跳跃,几乎要令人觉得语句毫无章法可言。但就是这两个语义语境上都说不通的连词,恰是鲁迅一个精妙的语言技巧,为的是说明“狂人”的思维逻辑,正是这样“杂无伦次”。再如“狂人”想到“他们”是希望自己“自戕”而死的时候,“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我过。” [16]由 “海乙那”想到“赵家的狗”,并且“早已接洽”,已是十分之“荒唐”,然而和那个“眼看着地”的“老头子”有什么关系呢?这种刻意为之的错杂语句,在这篇小说中比比皆是,鲁迅正是通过这样的反语法、反逻辑的语言模式,向读者清晰地展现出“狂人”这个独特的典型。

2、虚词、实词的灵活运用
这是“鲁迅式”文风的一个重要特点,鲁迅对小说语言虚词和实词的巧妙运用,使两者相得益彰,对小说主旨的体现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在语言使用中,实词承担表达语义的作用,而虚词往往只是发挥附加意义的辅助作用,甚至不直接表义。但是虚词用得好,可以使语言更具可读性,并产生无可替代的修辞效果。鲁迅小说中虚词使用的频率之高,密度之大,十分惹眼,是其语言风格的一个显著特征。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黑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

“也”、“不再”、“只是”、“直到”、“才”5 个连词毫不“吝啬”地用在一个句子里,将祥林嫂心灵受到毁灭性打击,失魂落魄到僵化状态的情景突现出来,“不但”、“连”、“而且”3个连词使文意层层递进,极大地加强了语言负载。“即使”、“虽”、“也”与“不独”的搭配,是典型的“鲁迅式”的独创。一系列虚词的独特组合、频繁使用,使对祥林嫂的描绘显得深厚浓重,沉实有力。

又如《阿Q正传》中,“加以进了几回城,阿Q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 [18]这两个“然而”,惟妙惟肖地形容出阿Q思想的矛盾百出、荒诞可笑,显示了阿Q精神上浅陋鄙薄的深刻戏剧性。“然而”这个副词,在《孤独者》中运用得更为独到。魏连殳信中前半部连续用了六个“然而”,“然而要活下去”,“然而就活下去么?”“然而我还有所为……”“然而现在是没有了……”“然而现在是没有了……”“然而我胜利了”,这密集的转折,表现出小说中人物心理巨大的冲突和深深的痛苦,灵魂在绝望中挣扎,虽是虚词,却令人读到沉重,不愧为语言运用的典范。

在《阿Q正传》中,鲁迅多次用到了“似乎”、“仿佛”、“大约”这几个词。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
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
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要示众罢了。
这些转折连词的使用,烘托出阿Q迟钝、麻木、愚昧、蠢笨的低劣性格,尤其是阿Q对人生的理解,只是“大约”如何如何,将阿Q的浑浑噩噩表现得活灵活现,真当精妙到了极点。
鲁迅同时也非常注重实词的锤炼。首先是动词的巧妙运用、涵义丰富。小说《药》中一处动词的运用,可谓最具代表性。“(康大叔)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 。

]这里描写康大叔的动作,用了:抢、扯、裹、塞,都是一字不可易的。康大叔急于把华老栓的钱装自己腰包里,所以动作很快,“抢、扯、裹”一系列动作连贯而迅速,更加突出康大叔的贪婪与凶恶;而华老栓迷信胆怯,心里有鬼,甚至有点不敢接过人血馒头,康大叔又怕他反悔,所以直接“塞”给了他。生动形象的动作描写,令读者对小说中的人物分外清晰,更加容易把握住小说的脉络乃至主旨。再如《故乡》中的“……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21] “横着”二字,把萧索的场景一下子突现出来了,并且感觉那一幅画绵延在眼前,心底却是沉重。《阿Q正传》里“太爷一见,满脸溅朱”,活脱脱地把一个满脸涨红、情绪暴怒的人物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件小事》中:“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22] “榨”强调被动、不得已的尴尬、窘迫之态。《祝福》中:“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23] “剩”,表明了主人的冷漠,同时又包含“我”感受到被冷落后的的寂寞和无聊、压力和不安。《孤独者》中“……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离婚》中“……不知咋的忽而横梗着一个胖胖的七大人,将他脑里的局面挤得摆不整齐了。” [24] “堆”本来是用来对物的,而“懒散骄傲”的身体,用堆来形容,使人物的动作更加具有一种可视化的效果;而“摆不整齐”用来形容人物的心境不宁和思绪的混乱,真可谓神来之笔。其次是形容词的活用。如小说《社戏》中,“大约那弹性的胖绅士早在我的空处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了”;“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胖”和“朦胧”在这里都是形容词用作动词,这种活用,使得对人物和景色的描摹具有了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于读者而言,自然能够获得更多的阅读感受。“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描写台上的演员,不以常规的写法,只用一个写色彩的词“红红绿绿”来借代,简洁明了、别具一格。

三、遣词造句的个性化
鲁迅小说中的语言,常常能使读者觉得新奇而独特,涵义丰富又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这是鲁迅小说语言运用独创性的一个方面,具体表现在他在遣词造句上的个性化。这样的特点,在《阿Q正传》这篇小说中尤为突出:

1、“不相能”。
小说中,统治集团由三大家族组成:举人老爷、赵太爷、钱洋鬼子。作者在写及三大家族之间关系时,两次强调了“不相能”。一次是写举人老爷把箱子寄存于赵太爷家,人们议论纷纷时,作者说:“其实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一次是写赵秀才得到革命党进城消息后,找钱洋鬼子商量如何革命时说“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在这两次叙述中,作者不但都强调了他们之间关系的“不相能”,且分别加上了“素”、“历来”进行强调,这两个词用来修饰“不相能”是如此精妙。稍做分析,我们便能体会到作者的用意:①告诉读者,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根深蒂固的,他们从“不相能”到“共患难”,只是因为共同利益的驱使,其矛盾本质上不可调和;②启发革命者,要战胜统治阶级,必须团结起来,联合最广泛的群众力量。

2、“革过一革”。
或许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竟而感觉有点别扭,但是仔细体会之后,却发现实在是妙不可言。联想一下,比如在现代汉语中,别人问有没有读过一本书,答“读过一读的”;这件事情有没有考虑过,回答“想过一想的”;或者问周末的仪式去不去参加,说“去还是要去一去的”。很明显,这种常用句式所表达的意味是大抵接触过、事实上不怎么了解;或者是即便做过了,也是随便做一下,很敷衍地做一下。鲁迅通过老尼姑之口说出“革过一革”,十分独到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假洋鬼子”一流,是形式主义的革命,是假革命。

3、“拍,吧~~~~!”
这两个原本不是象声词的字,恰在小说中成了最凝炼而又精辟的象声词。
“拍,吧~~~~!他忽而听得一种异样的声音,又不是爆竹。阿Q本来是爱看热闹,爱管闲事的,便在暗中直寻过去。似乎前面有些脚步声;他正听,猛然间一个人从对面逃来了。阿Q一看见,便赶紧翻身跟着逃。那人转弯,阿Q也转弯,那人站住了,阿Q也站住。他看后面并无什么,看那人便是小D。
“什么?”阿Q不平起来了。
“赵……赵家遭抢了!”小D气喘吁吁的说。”
这是未庄人心惶惶,对“造反”一事“吃不准”之时。原本或许可以直接描写是什么人抢了赵家,什么装束,什么行径,是不是革命党?但鲁迅的高明之处,只用“拍,吧”两字引入,继而借阿Q的“格外胆大”,并且“细细的听”,又“细细的看”,才知道“似乎有些嚷嚷”,“似乎许多白盔白甲的人,络绎的将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但是不分明”,这样的处理,没有繁琐的叙述,却能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并且仿佛依稀的看到了未庄正在发生的“革命”。“拍,吧”这般精辟的用词,除鲁迅外确无第二人。“拍”这个词,在《幸福的家庭》中也出现过一次,小说中仅用一个字,并且是通过主人公的“经验”告诉读者是“主妇的手掌打在他们的三岁的女儿头上的声音”,这是对故事情节的交待手法的一种绝对的创新。

⑼ 鲁迅小说里人的人物描写精彩部分精彩片段

1、《故乡》中少年闰土的形象: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2、《故乡》里“豆腐西施”的刻画: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
“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着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
嫂,……开豆腐店的。”
哦,我记得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
人都叫伊“豆腐西施”⑹。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
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
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
了。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⑺,美国人
不知道华盛顿⑻似的,冷笑说: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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