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从心做起陈广胜免费小说

Ⅰ 责任心的经典作品

陈广胜：《责任心》（《改变，从心做起》）
二战时期，英国受训的特工得到指令：假如被俘，必须保持48小时的沉默，以便同伴有时间逃脱。这48小时是底线约定，沉默正是对同伴的责任。
责任，即分内应做之事。分内的边界究竟有多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尺度，有的基于法律规定，有的依据市场契约，有的出乎道德良心。责任心越强，人们会把更多的义务揽在身上，肩上挑起的担子也将格外沉重。
此类担子是无形的，但任何人都无一例外拥有。它也许是天然的义务，就像父母有责任养育儿女，儿女有责任赡养父母；它也许是人与人之间的托付，如春秋年间赵氏托孤，程婴、公孙杵臼为保忠良一线血脉，作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它也许是职业岗位的规矩，好比在航海界，船长理应最后一个弃船。可以说，人们在世上有多少个角色，便有相应的多少种责任。
不仅如此，责任还体现为社会使命。明末清初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荡起无数人位卑不忘忧国的情怀。尤其是鲁迅先生所指“中国的脊梁”，那些埋头苦干、拚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之所以“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说千道万，只因一颗舍我其谁、勇砥中流的责任心。
在现代社会，公民责任具有最广泛的存在性。每个人都依法享有公民权利，每一项权利都对应着公民责任。如果说天下没有免费的酒宴，自然也没有不承担责任的权利。不过，正因人人皆有，公民责任反容易缺位。如此引发的严重后果，被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写成了一首短诗：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诗被刻在美国波士顿的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从起初到最后，“我”都没有说话。也许对被追杀者，“我”曾带有几分同情，但仍然充当了一个无声的旁观者，可这样的沉默却是不负责任。于是，等到“再也没有人站起来”的时候，“我”同样也成了沉默的牺牲品。
20世纪上半叶的情形，是否会在21世纪的今天复制？
不容回避，当今社会无论从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还是学术造假、司法不公等问题上，都暴露出比较普遍的责任缺失。究其原因，则与“搭便车”心理相关——反正不缺我一个。但是，假如大家面对责任都后退半步，不去履行基本的职业操守，甚至打心底不尊重法律规定，那谁还会“不合时宜”地尽责？
可以想见，当责任缺失突破了某个阀值，整个社会就容易陷入无序状态。逃避自己的公民责任，往往成为人们的习惯，成为明哲保身的共同选择。当然，这不可能带来“胜利大逃亡”，它最终导致人人都是受害者的大结局。
世上没有不可或缺的人，但只要生而为人，就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援引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名言，“假如我们不做，谁来做？假如现在不做，何时做？”在责任面前是否迈前一步，不取决于能力，而在于那一点品质。只有人人从自我做起，从当下做起，全社会才有一环扣一环的责任链条，不致于沦为道德海洋里的“泰坦尼克”。
责任其实出自人的良知，它体现在日常的点点滴滴。就像上班面对客户微笑，生产讲求真材实料，出行不随地丢一堆垃圾，执法能依照心中的公平正义……这些看似普通，却都印着“责任”两个大字。责任无小事，担责是本事。当越来越多人对一言一行负责，将自己的分内之事做好，整个社会就多了互信，人们也将生活得更加省心。
责任无疑是负担，但正如梁启超所说，“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任何人在世上都不可能孤立生存，相互依靠必然要求相互负责。难以想像，现实中存在一个毫无责任、义务的人，要么说明他没有存在的必要。人生的价值，取决于自身承担的责任。了无牵挂、无责可担是极大的悲哀，而能够杠起别人的期望则是一种快乐。即使最懒惰的人，也想证明自己有用，而担责就是他在社会的用场。
责任心从根本上是面向自己的。假如一个人对自己都不负责，怎么可能对别人负责？自我担当是对其他人担当的前提，也是对社会担当的基石。一切的负责，首先源于对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行为负责。因此，唤醒对自我的责任，也会随之激活对社会的责任心，从而更可感知自己存在的重要，通过极大地发掘体内潜能，努力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充分体现生命的意义。

Ⅱ 陈广胜的著作

陈广胜在政务工作之余，还从事公共管理、区域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出版《走向善治——中国地方政府的模式创新》、《改变，从心做起》、《政府转型看浙江》、《人人享有的民生保障》 等专著，多篇学术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权威二次文献全文转载。 出版于2007年的《走向善治》，是国内较早系统研究地方政府治理的学术专著。治理和善治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极具影响力的公共管理理论。陈广胜从该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出发，探讨了地方政府创新的目标模式，并思考政府职能、组织结构、公共资源配置、运行机制创新的实现途径。他认为，就治理主体而言，善治是“善者治理”，尤其是作为发挥元治理功能的政府，更应是温良公正的治理者；就治理目标而言，善治是“善意治理”，即政府治理的出发点应该是让公众享有更充分的公共物品和更高满意度的公共管理，实现公众福利的最大化；就治理方式而言，善治是“善于治理”，强调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良性互动和合作；就治理结果而言，善治是“善态治理”，即多元和谐的社会状态，出现的矛盾和冲突能被社会所包容，被机制所化解。围绕构建一个顺应全球化又立足本土化的现代地方政府，陈广胜提出诸多较有深度的理论概括和政策建议，与当前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相契合 。
经典句摘
从一定程度来讲，政府应有自知之明。意识到自身能力的有限，是理性确定地方政府职能边界的前提。现代地方政府应当将自己定位于“全能”与“无为”之间，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事实上，只有地方政府秉承了“有限型”的价值基准，才能将自身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做好，并使自身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P151）
把自主治理领域真正让渡给公民社会，把市场和政府同时失灵的领域交给非政府组织，是划定地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治理边界的一条重要准则。对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调节的空间，凡地方政府也做不了或者做不好的事，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对行政手段和社会自治都可以做的事，应尽量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地方政府只做非政府组织和市场无法完成的事。（P181）
所有地方政府改革的理性措施，或多或少都有成效，也或多或少会对原有秩序带来冲击，关键在于利弊权衡。改革有时也如“和面”：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行政权力配置更是如此。但在这种“加水”、“加面”的过程中，最终也会逐步调适，以致中和。这或许是我们探求善治之策的一条重要原则。（P211）
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失信，但政府信用其实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是政府在长期管理活动中所积累和沉淀的为社会公众所信任的财富。社会公众也是理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失信将日益被察觉和感知，从而导致地方政府信用的流失。（P277）
相比西方国家是先有市场、社会，而后有政府；我国则是先有政府，而后有市场和社会。如果说西方国家的自治传统、经济基础和社会组织都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我国各地的非政府力量还比较薄弱。因此，地方政府不单要成为”掌舵者“，在适宜的区间还要成为有力的”划桨者“。总之，我国地方政府在有限职能定位的前提下，亟需积极有为地承担起”善治“第一推动者的角色。（P332） 《改变，从心做起》由陈广胜30篇心灵之作汇成。近年来，随着微博、微信的兴起，博客已不似先前红火。但陈广胜却坚守着“佳桐”博客，写诗、读史，也评时事，独创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净地。尤其是他积多年的人生感悟，将最能够给心灵松绑、让精神愉悦、激励人们挖掘潜能的秘法，归纳为“30颗心”。这些文章被众多博友点赞热捧，作者干脆结集出版了此书。让人生快乐且有价值，是本书的主题。通过这本书，人们读不出作者的政府职业痕迹，更多的感受是一个散文家自我对话的思索和探寻。
经典句摘
生命是一段生老病死的历程。它的本身没有必然意义，但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须努力赋予其意义。因为对每个人来说，今生是唯一的一趟生命旅行，理当充分地感受快乐；而快乐又非终极目的，还需进一步创造社会价值。总之，既不能纯粹为了享乐而放弃生命的创造，也不能只求实现价值而忽视人生的幸福。（P6）
进取心以“进”当头，却不能以“取”为本。若大家总想着“取”，光将眼睛盯住结果，那么做事尚未开始，求成的烦恼已在心底。因此，关键是先把事做好，尽可能地利用、发掘自己的禀赋，一步步尽力而为。至于今后有怎样的造化，能得到什么收成，则不必苛求，也无法强求。然而，当我们真正把握好全过程，做到了每一环的卓越，又怎会有差的结果？（P51）
自省贵在对症下药，从自身的不足中找到超越的空间。因为人生的最大对手，其实是自己。即使要战胜别人，第一步需战胜的，也是自己的软肋。反躬自省，正是为弥补那些短处、陋处，与自身的惰性、惯性、劣根性较劲。只有克服它们，我们才能撞开挡在头顶上的“天花板”，实现对自己的突破。（P81）
忍受寂寞，一定程度上就是守候成功。只有经受了冷板凳的磨炼，熬过走弯路后独自疗伤的苦痛，才能收获极宝贵的心路历程，让自己知晓真正需要什么，值得追求哪些，从而平心静气面对当下，也更有定力去拓展未来。（P122）
人，自然没有终极意义上的满足，知足是心灵的充实与平静。人们的知足，其实也有着层次的差别。高品质的知足心，将在知足中知不足——对名利知足，当止步时须止步，以此让人生轻装上阵；对修为知不足，锲而不舍磨砺，持续地丰富和提升生命的内涵。（P178）

Ⅲ 陈广胜的介绍

陈广胜，男，汉族，1969年12月生，山东莒南人，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人文及公共管理学者1。出版《走向善治——中国地方政府的模式创新》2、《改变，从心做起》3、《政府转型看浙江》4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