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有哪些是乡土种田文,就是女主穿越到农村生活的小说
1、《掌家小农女》:女主是莫名其妙穿越到古代,渣爹状元郎,娘亲下堂妇,她是个嫁不出去的不孝女?陈小暖头一抬,正合我意!且看她如何点石为金,家财万贯!某男:做我的女人,要啥有啥!陈小暖:这是啥人.......
2、《古代农家》:女主林舒重生在了灾荒年间被饿死的同名同姓的村妇身上,睁眼面对的就是三餐不继,随时都有可能被饿死的窘境。至于丈夫生死不明,孩子不是自己的,这些都不在林舒的考虑范围之内,当务之急就是要先找到吃的。
3、《农村的舒心日子》:故事讲的是一个现代农村女孩父母双亡对生活没有目标,同样一个古代农村女孩内心怯弱对人生也没多大意见。就是这样近乎相似的两个人,因为一颗神秘的水滴结合在一起。新的环境新的家人,让她们的人生重新充满希望。
4、《山下好种田》:女主因救人意外魂穿到古代农村一个八岁的小女娃身上。家呢是在长白山下,靠种人参为生,可是日子过得却清苦的很。但以作者的风格,是不会让她就这样子的。作者给了她一个相亲相爱的家庭环境。
5、《快乐农家妇》:一个高龄失恋女在醉酒之后意外穿越到古代农家,虽然不再年轻也不似其他女人貌美,但主角十分想得开,反正她温柔总还是有点优点的。就这样,主角在这个农家里生了个大胖小子痒了一只可爱的狗。
Ⅱ 谁有小说《农家金凤福慧双全》全文共计311章TXT版,请上传一份,谢谢
农家金凤:福慧双全
作 者:风飞凤
第1章 重生在农家
农家金凤:福慧双全,第1章 重生在农家
初夏的天气略有些热,但和真正的夏天比起来,已经算是很令人适意的好时节了,燕然提着细柳条编的小篮子,在田间寻找野菜,麦苗已经放穗,五岁的她走进去,只能露出一个脑袋顶,娘亲怕地里有狼,只准燕然在这边只有脚踝高的棉花和豆子地里走。殆郠瑁尚
棉田和豆子田,都才播种没多久,野菜不多,燕然忙了一上午才装满小篮子,她也累得狠了,二哥杜英睿看到妹妹用小帕子擦汗,赶紧跑过来,带她到地头的大槐树下歇息:“等会儿爹和娘就锄完地了,咱们一起回家。”
“嗯!”虽然辛苦,日子艰难,可有疼爱她的父母和哥哥,燕然的日子过得还算平顺。
杜英睿在地里割草,不仅要够家里的黑驴平日吃,还要晒干攒起来,为冬天准备,虽然不到七岁,但他机敏,干活踏实,去年就超额完成了任务,祖母在春天时,还卖了一部分干草,换来一串的铜钱。
Ⅲ 求一些乡村题材的文学小说..只要文学小说就行..不要乌烟瘴气的网络小说就行..
白鹿原 长篇小说《白鹿原》,作者陈忠实。作品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细腻地反映出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全书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1993年6月出版后,其畅销和广受海内外读者赞赏欢迎的程度,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所罕见。1997年荣获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白鹿原也是地名,位于西安市蓝田县、长安区、霸桥区管辖之内。蓝田辖区内的孟村和安村,被认为是小说《白鹿原》的创作地。安村乡有一个有名的村子——白村,村里的两个姓氏大户被认为是故事里面两大家族原型。而作者本人,曾经多次常住蓝田,翻阅了大量蓝田县志资料。这些都为故事的成型,起到重要作用!在灞桥区辖地,有知名的狄寨镇,上边已经建成白鹿原大学城,有西安思源学院,西安海棠学院等一大批知名高等院校。
白鹿原,地处长安城以东的制高区域,南接蓝关,北扼灞水,俯临长安,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春秋时期的秦穆公开始,就在灞河上修筑军事要塞“灞城”。秦末农民起义时,刘邦进军关中,也首先占领异屯兵灞上,迫使秦王子婴不战而降,并在灞上召集关中父老宣布了著名的“约法三章”。而在唐代,由于白鹿原地处京郊,地势开阔,故当时的显贵死后多葬于此。近40年来,原上现出土了包括皇室亲王、公主及刺史等高级官吏的墓志铭百余方。
还有一说法,小说中的原型为白鹿原上狄寨镇的南枝村,这个村这个村分白姓和魏姓两大宗族,2005年话剧《白鹿原》,到白鹿原上体验生活就到过这个村子,里面有小说中白家原型的老宅子。
2005年春天,林兆华还带领着三四个舞美人员,到白鹿原上找了一回感觉。
夏天里,正是西安酷热难熬的伏天,林兆华又领着剧组二十多号男女演员来到西安,深入生活。陈忠实把他们安排在浐河边的半坡饭店,图得是演员上原到乡村体验生活更为方便。灞桥区文化局给予了精细和周到的安排。观众喜爱的濮存昕等演员上到原上,几乎每个人在到达原上时都发出了同一声感叹:噢!这就是原!阅读小说时所产生的对“原”的神秘和不可理喻,瞬间就成为一种真实的感觉和体验。而这些北京来的演员以前大多在电视、电影里出现过,现在很容易就被偏远的原上的乡民认出来,受到最真诚淳朴的欢迎。他们走村串户,看当地的男人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口吻和身体动作语言,看女人如何烧火做饭,管教儿女,看得津津有味。
陈忠实陪着他们看了两家虽已呈陈旧破败但仍颇具气魄的老宅旧院,一家仍有人住,一家已荒废。这两家的主人都是乡村中医,因离陈忠实的老家较近,所以他从小就听说过他们的名字。
这个村子叫南枝村。男女聚来时,濮存昕学着他们的样子或立或蹲,与他们东拉西扯。奇怪的是,这个村分白姓和魏姓两大宗族,有村民就悄悄问陈忠实:“你书里写的白家是不是俺村的白姓,鹿家是不是俺村的魏姓。”陈忠实摇摇头,那人反而不信了,又问:“那为啥你写的白家和鹿家的事跟俺村的事情那么相像!”陈忠实只好回答:“我是瞎编的,纯粹是偶合了!”陈忠实随后和林兆华、濮存昕到一户农家吃午饭,端上来的饭菜是煎饼卷黄瓜丝和土豆丝,都属于地道的农家灶锅烹饪的食品,林、濮二人吃得是可口至极。饭后林兆华提出要看纯粹的民间演出的秦腔。不费多少力气就召唤来一批男女唱家,这是农村流行的“自乐班”,在十里八乡甚为有名。演唱刚一结束,林导就拍板了,所选的人全是业余唱家。之后又请来了华阴县的“老腔”演唱班子,也是纯一色的农民。“老腔”几近失传,曾在张艺谋的电影里作为衬底的旋律,其乐器区别于秦腔,唱腔则更为苍凉悲壮。林兆华听得入了迷,兴奋地拍了板。
Ⅳ 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作家有哪些
长篇创作实践证明,文学并没有在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接着衰落下去,而是在相对边缘的状态中寻找位置和转机,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大众文化的合围,不断地增生新的生长点。
自上世纪末以来,侧重于宏大叙事的长篇观念,渐渐被多样化的更加自由活泼的叙事观念代替,长篇的艺术空间更加开阔了。但同时,不少作家对于我们的时代、社会及其精神存在方式,尚缺乏一种整体性的把握和体察,有些作品已经或者正在失去与时代对话的能力,失去道德担当的勇气,失去了应有的精神含量。
长篇小说作为“大河”般的重型文体,从重铸民族灵魂和从表现人性的深度、人类性含量的丰富程度来看,从世界文学展现的人文内涵来看,还显得不够成熟和深湛。我们更希望的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强有力表达的文学。长篇小说是重要的承担者。
“新世纪”与“长篇小说”
美国文化学者杰姆逊曾经说,第三世界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呈现出来。事实上,就文学与民族生活的关系而言,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传记和心灵图像;而长篇小说,被喻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史诗、里程碑、长河、交响乐,于是被认为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能量和心灵变迁史。一个有趣而难解的事实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长篇小说忽然变成了文学市场的宠儿,具有相对可观的市场回报,使集中发表中短篇的文学期刊相形见绌。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长篇的审美含量一定高于其它。但由此,长篇小说有了“时代文体”、“第一文体”之誉。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到2005年间,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和网络,大陆正式出版和发表的长篇小说4000部左右,每年有800部之多,平均日产两部还多。把今日中国之长篇小说,放到世界的和经典的大背景下,或者按“伟大的中国小说”(哈金)来要求,我们也许还不甚满意,但是,置身于当今长篇小说之林,却不能不为它空前的兴盛、广阔、多样、丰富所感染,所浸润,所振奋。中国长篇小说的艺术概括力、思想内涵、艺术水准和叙事能力,都在逐渐摆脱“引进”与“回归”的依赖性,形成了本民族独立的、丰茂的叙事美学特色,引起了国内外的重大反响。
在这里,我们的研究对象限定在“新世纪以来”。这一个并非突然降临的时段开始了,它既是、又不完全是一个时间性概念。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迈入新世纪的中国,确实呈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深广度的大变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加入世贸”的重大影响,高科技更深、更细地走进千家万户,城市化的急剧推进……都在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就业、居住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伦理情感。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正在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理念和鼓舞力量。我们只要随便举一些数字,就足以说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互联网民一个亿以上,手机用户近四亿,石油消费全球第二,水泥消费全球第一,中国获得“世界加工厂”之称,“神六”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载人能力的航天大国……然而,同时也不可忽视,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生态破坏、科技含量低、劳动力廉价、贫富差异、贪污腐败、道德失范、诚信危机等等负面的现象,也在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作为人文发展的逆态势存在。这,就是“新世纪以来”的生存语境。
所以,“新世纪文学”及其长篇小说同样不是从天而降,它由上世纪文学演变而来,属于“平稳过渡”,没有发生“文学革命”,一面与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厚传统密切相连,一面置身于复杂而陌生的历史新语境,正在展开若干新的因素和新的可能性。新世纪文学是以外在的平静而调校其视界,实现其内在的深刻裂变。
上世纪末,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长篇创作实践证明,文学没有在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接着衰落下去,而是在相对边缘的状态中寻找位置和转机,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大众文化合围,不断地增生新的生长点。其创作成就和艺术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乡土叙事:传统背景下的拓展与变奏
新世纪文学在现当代文学的庞大背景下延伸,传统的力量摆脱不了。自“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农民与乡村向来是文学的主要对象,数千年农耕文化传统是其稳固而深厚的审美资源。现在,在书籍市场和大众文化领域,“文学都市”无疑占了优势,覆盖面大,确实存在从“乡村”向“都市”的转移,但在纯文学领域,乡土叙事凭借惯性仍占很大比重。在新的世纪,许多作家仍坚实地立足乡土,守望乡土,讲述中国乡土的忧患、痛苦、裂变、苏醒、转型,讲述世纪之交的乡愁和乡村新人格的艰难成长。如果说近年来乡土小说有何微妙变化,那就是:相当一批作品超越政治的和经济的乡村,而进入了文化的和想像的乡村。很多作品不仅关心农民的物质生存境况,更加关心他们的灵魂状态、文化人格,关注他们在急遽变革的大时代中精神世界的震荡,于是把重心放到中国农民在现代转型中的精神冲突和价值归依上。像《城的灯》《天高地厚》《上塘书》《猎原》《妇女闲聊录》《石榴树上结樱桃》等等一些写实性作品,不管写怀旧,写扎根,写移动,还是写喧哗,它们都离不开一个大背景:由于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城乡在物质与精神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悬殊,都市对乡村构成了巨大的诱惑与吸引,于是,或逃离乡土,或眷恋乡土,或挣脱世世代代的命运,便成为文学中不倦的主题。而不同历史时期里人们对土地的情感各不相同,这也就决定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一母题具有常写常新的基质。
莫言的《生死疲劳》写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乡村史。西门闹们的故事、六道轮回的大胆处理、向中国传统小说的大幅回归,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深刻复杂的理解。在《平原》里,围绕着端方的故事,生动地再现了1976 年江苏农村的真实生存,有一种风俗史和地方史的意义。作为一个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毕飞宇能写出如此的乡村体验,表达如此的乡土认知,殊为难得。在《秦腔》里,“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在粘稠地缓缓流动着,但作者打捞着即将消失的民间社情和语言感觉,作品弥漫着无处不在的沧桑感,贯穿全书的最重要的意象有两个,那就是“土地”与“秦腔”,它们的由盛而衰,表现了传统的乡土中国的日渐消解,结构上以实写虚。但其原生态写法造成了阅读障碍。张炜的《丑行或浪漫》写乡村女子刘蜜蜡苦苦找寻真爱的过程,也涉笔逃离主题。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寻找和逃离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奇特关系——寻找是为了逃离,为了揭露乡村的宗法与专制;逃离是为了寻找,为了不屈不挠的诗性理想。
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不少乡土小说,写的不再是一个或几个人物,而是写了一个村庄、一个文化群落、一种生存状态。在这里,文化心理,精神蜕变,集体无意识,往往成为一些作品的着力点所在。《笨花》有人归之为历史小说,而我更愿意当作乡土小说来读,在我看来,铁凝并无刻意寻求历史本质或概括某段历史风云的雄心,她着力描绘整体的、宽阔的历史生活场景,我曾用“平原美学”称之,即表现华北大平原人民生活中蕴藏的美质和世俗的烟火。华北大平原平淡,不好写,但它有血性灵魂,有笨花般沉重又轻扬的美。《受活》写了一群“受活人”——乡村弱势群体,对乡土有痛切感知,在揭示中西部乡村的生存状态上,阎连科有独到之处。作品不满足于表相真实,而是追求精神内在的真实,所谓“虚构的世界里跳荡着现实世界的心脏”,直至诉诸荒诞。作者自言“因恐惧而写作”,他写的主要也是“农民对权力的恐惧”。但用力过猛,快要撞破审美的最后边界,这种“惨烈化”倾向该是一种怎样的审美形态,值得研究。阿来的《空山》,有各种解读,作者阿来说,不同民族有共通性,他试图探求全球乡土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我看来,《空山》写的是神性解体之后的空山,人性灼伤之后的空山。正像现代人类无不苦苦寻觅精神家园一样,有着深厚宗教传统的民族同样要面对灵魂皈依的问题。在这里,“村落秘史”只是一些平凡人物共同构成的历史,假若非要找出一个贯穿始终的角色,那就是机村这个村落了。江西作家李伯勇的《恍惚远行》,中心人物是个怀揣英雄梦的不安分青年,一个做梦都想改变个人命运的叛逆者,一个找不到精神之根的游荡者。其悲剧性的“英雄情结”后面是空洞的、源于文化精神上的贫困和无知。作者立足本土,试图发现传统和新生的精神因素,用现代之光加以观照。应该说,作者的思想意念很新颖,惜乎艺术表现力尚不尽人意。
整体看来,乡土写作仍遭遇困境,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中,文学中的乡土声音不但不会完结,还会长足地发展变化,它必将与民族性格的现代转型联系在一起。问题的症结在于,不能总是停留在原有的启蒙话语或一般的寻根反思话语上,应该有所拓展,强化现代性眼光,把更多精力用到研究新的精神建构和新的精神个体成长上。所以,有一些作品在努力发掘乡土中蕴含的现代人亟需的精神元素上,一些作品在向环境主题、乡土寓言、生态问题延伸,都是值得注意的动向。比如,《白豆》中的白豆这个女人,已逸出了我们的日常经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妇。于是,我把《白豆》的故事看作一只老船装着读者在江河中起伏跌宕,直到把人引向彼岸,那岸上是开满人性花草的原野。再比如,有的作品到动物身上去寻求崇高、自尊和诗性,实际是极端形式的人性的呼唤。《狼图腾》希求精神阳刚而强大的愿望,在物欲使人变得懦弱之际,含有积极因素,但用羊性和狼性划分文明史,企图浪漫地、情绪化地、激昂地解读人类史,却是不科学的。在《藏獒》里,杨志军通过对冈日森格及多条藏獒及其征战史的富于声色的描绘,发掘勇敢、忠诚、尊严和万死不辞的品性,它一面回归原始,一面恰恰具有现代性。
重诉历史:重要的是在哪个年代叙述
展现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偶然性,甚至破碎性,重新诉说历史,重新发现历史中的现代精神,或还原历史,或解构历史,或消费历史——凡此种种,使得历史题材领域变得空前复杂,审美趣味变得更加纷纭,昔日正统的一体化的历史变成了多样化的可做多重解释的历史。总的看来,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在历史题材创作方面,成就突出,收获丰盛。事实上,强烈重诉历史的欲望,正是大转型时代现实精神诉求的反映。大致看来,对历史题材的处理经历了由当年的大写阶级斗争、大写农民战争,到今天的大写励精图治、大写圣君贤相,其中伴随着历史观的微妙变化,突出了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把圣君贤相纳入到人民创造历史的行列之中,并承认其作用,显然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当然,可以争论的问题很多,比如由过去不分青红皂白的彻底否定“帝王”,到现在某些作品无条件地讴歌“帝王”之类。
福柯说,重要的不在于你叙述哪个年代,而在于你在哪个年代叙述。真是一语道破本质。《圣天门口》具有史诗品格,其结构有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套环。小的,是写圣天门口和大别山地区的革命史;大的,是写创世史、地域史,作者力求走一条正史与野史兼容并优化重组的中间道路。作品的笔触指向被遮蔽的历史角落,不避血腥与暴力,而生存、生命、欲望、求生,成了诸多人物动机的关键词。全书风格大气,沉静。《张居正》以清醒的历史理性,热烈而灵动的现实主义笔触,有声有色地再现了与“万历新政”相联系的一段广阔繁复的历史场景,塑造了张居正这一“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的复杂形象,并展示出其悲剧命运的必然性。这部书尤其在细节刻画上最见功力,可谓细节决定历史,同时也决定了它不凡的品位。近百万言的《白银谷》,是作家成一以小说家的眼光和手段,对一种伟大金融传统的复活与惋叹。小说虽然也细致地描绘了处于庚子之乱前后的天成元票号的动荡、危难、化险为夷、殚精竭虑、几起几落,但笔墨的核心始终对准了人、人性、人的精神价值、传统背景、文化人格。其它如《张之洞》《银城故事》《伪满洲国》《蒙古往事》等,各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成就。
还有一些逸出常规、出人意表的作品。例如《檀香刑》,可以说是写绝望境遇的,对死亡、虐杀、屠戮、杀人如草不闻声,作了极致化的表达,提供了惊人的陌生化处理,丰富了审美经验的复杂性,揭出中国文化的阴暗面和民族心理中噬人一面的冷酷。《花腔》围绕一个革命者的下落,通过几个人的视角,几个人的语气,几种不同的解读,使之扑朔迷离,真伪交错,以独特的叙述方法,完成了一次历史叙事的创新。在《西去的骑手》里,对马仲英和盛世才的评价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这是一部富于浪漫气质的英雄传奇,在中亚广袤的天宇下流荡着浩然之气。
《历史的天空》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处理历史与人的关系上。我们看过不少作品,历史规律线索分明,主要人物作为社会力量的某种代表,符号似的,故事发展也一如“规律”所规定的方向,不越雷池一步,于是人物变成了某种消极的、被动的演绎工具,顶多外敷一层个性油彩。但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梁大牙的命运阴差阳错,升沉莫辨,给人一种不断走错房间的感觉。这是否在故意夸大偶然因素,把历史涂抹成随心所欲的完全的不可知呢?我以为不是这样,而是有种看不见的力量使然,这力量应该就是“合力”了。发行业绩突出、广受读者欢迎的《亮剑》同样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人在战争和政治中的命运、人与历史的冲突。所谓面对强大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是一座山,一道岭。这里,战争艺术、传奇故事、武侠豪气、智勇双全,被巧妙地融为一体。在历史领域,家族小说和宅院文化也值得注意,如《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牟氏庄园》的流行。
知识分子与女性:“人的再发现”的深化
人的再发现,本是20世纪贯穿至今一个重要的不断深化的精神课题。我认为,“新世纪文学”在原有基础上深化着,那就是更注重于“人的日常发现”。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于90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的人,或“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依我看,近些年来,一些作品更加注重“个体的、世俗的、存在的”的人,并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这里的“写人”,当然是指所有的人,但我认为,知识分子和女性都是高度敏感的人群,随着近年来知识分子人格研究和女性问题研究的深化,写人,在这些人群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也格外多些。
张洁的《无字》是用生命血泪体验写成的,它以个人化的激烈方式进入了历史,却获得了巨大的艺术概括力,全书的风格残酷而美丽。在整整一个世纪宏大而动荡的背景上,女作家吴为及其家族三代女性的命运际遇、生存挣扎、婚姻爱憎,突显于读者之前,让人思量的不仅是女性的而且是民族的心灵史。同为宏大叙事,宗璞的风格则完全不同,《东藏记》虽为战争背景,描写的是西南联大的一段往事,突出的是中国知识者在国破家亡中的铁骨丹心,对正义、自由、民主、节操的追求,这是“藏”在全书中的理想之光。但一切是在典雅、平和、舒缓的、书卷气浓浓的笔墨中显现,成就了一部柔中见刚的文化含量丰厚的长篇。王蒙的《青狐》和《尴尬风流》也是两部风格极独特的作品。前者写倩姑终于成了青狐——一个“老是赶不到点上”的女人的近乎极限的人生体验。有人认为,这是王蒙第一次严肃认真地而又调侃幽默地涉及到了性问题。事实上它的意味远不止于此。后者为小故事联缀而成,却是一部天问无解、风流自适之作。写知识分子或知识女性的作品中值得称道的不少:如《我的丁一之旅》探讨爱情哲学,《外省书》写精神救赎,《中国:1957》写苦难中的升华,《远去的驿站》写家族文化背景下现代知识分子的沉浮;再如《英格力士》《解密》《隐秘盛开》《不悔录》《扎根》《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抒情年代》《爱人同志》《命运峡谷》等等,都给人以深刻印象。
现实感:政治视角与底层书写
英国当代著名文论家伊格尔顿非常强调政治视角的重要性,他说,“文学永远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应该“召回政治视角”。这是很有见地的。现在国际上的文学大奖和电影大奖都越来越重视政治文化类的作品了。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把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沉重教训,于是新时期之初,有识之士提出了“回复文学的本性”或“回到文学本身”,自有非凡意义。然而,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切忌狭隘的理解,更不意味着文学该彻底地脱离政治。在我看来,由于故意地回避和淡化政治,已经损伤了我们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感染力。必须看到,有政治家的政治,也有文学家的政治,两者的领域不完全一样,而且,文学所讲的政治理应是一个大的概念,更侧重于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向度,不仅表现为权力层面,更重要的是文化心理结构的层面。
阎真的《沧浪之水》之所以深受读者喜爱,首先是它的真实性——“泄露天机感”,另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不说是它把政治转化为深层的文化心理动机、转化为人生选择哲学、转化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反思。张平的《国家干部》代表了另一个向度上的新收获。小说尖锐地提出了国家干部中既得利益群体的形成、宗法文化和地方势力的结盟,怎样激化了社会矛盾,严重阻碍了政治民主化的步伐。柳建伟的《英雄时代》以近距离的宏观把握见长,通过史天雄与陆承伟一对异姓兄弟的不同人生道路,涉及到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一些问题,着重于社会剖析,具有忧患意识。陆天明和周梅森都具有在多种领域写作的能力,但他们多年来以极大热情投入政治文化的书写,表现了很强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不是停留在黑幕小说的趣味上,或就事论事地、津津有味地描写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过程,而是努力站到时代政治文明的高度上。周梅森的《至高利益》《我主沉浮》揭示当今尖锐的社会矛盾,有他一贯的思想冲击力;陆天明的《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深刻探讨产生腐败的社会根源;王跃文的《梅次故事》作为反腐小说,以现实主义笔力、细腻深刻的心理描绘,如有人所说,画出了一幅“人格与官品的工笔画”。尽管有这样一些比较好的作品,我仍要说,我们的文学还是缺乏能提出重大时代性精神课题的、更加成熟和高超的“政治小说”。
底层写作在今天格外引人注目。说到底层、打工者,又不能不说到都市与文学,它们似乎是连在一起的。相对于茅盾的“阶级都市”、沈从文的“文明病都市”,老舍的“文化都市”而言,现今的城市化背景下,我们大众文学中的都市主要是物化、欲望化和实利化的“世俗都市”。文学场景由农家小院、草原戈壁、森林田野转向了摩天大楼、跨国公司、夜总会、立交桥、广告、明星、宾馆、超市等等消费性场所了。中国的都市性正在成熟,但中国的都市文学却并没有跟着成熟起来,像《长恨歌》这样的作品很少。近年受到注意的长篇,也就是《手机》《遍地枭雄》《城市表情》,以及邱华栋、张欣、何顿等人的一些作品。我认为最富于生命力的可能还是“打工文学”(叫什么并不重要)这一领地,它最具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最能体现现实主义传统。城乡二元冲突,深化了它的文化内涵,它涉及到政治、人权、道德、伦理、性权利、生活方式、人生理想、犯罪、欲望等一系列问题。它的基础仍是城乡二元冲突,不过场景搬到了城里,遂衍生出无数新的主题。当然,底层写作绝不仅仅是指打工文学。近年已有一些很不错的创作,但主要活跃在中短篇领域,长篇中有如《愤怒》《兄弟》《长势喜人》《泥鳅》《21大厦》《我是真的热爱你》等等。
创新是前进的车轮
人们常说,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事实上,创新何尝不也是文学的生命?没有创新文学就没法前进。迈入新世纪的长篇小说,有无创新性至关重要。首先要看到,本土化写作的复兴和各式各样的新探索,是近年长篇小说书写风格变化的突出表征。不少作品给读者提供了新奇的阅读感受,给当代小说注入了陌生的新质素,力图扩开正在日益凝固化的小说视野,发掘一些尚未引起重视但却极有价值的新的题材资源,并致力于重新发现本土文化的博大和神秘,重新营构本土化叙述的神奇和绚丽。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里说,在民间俗艺渐渐成为庙堂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它是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的撤退,可惜撤退得还不够到位。这些话不啻是一种宣言,代表一批作家的新追求。格非的《人面桃花》依然保持了他极为个性化的抒情风格、先锋精神和古典情韵,借历史家族故事和主人公秀米的成长,表达了对生命和存在的追问。曹文轩的《天瓢》写了十几场不同节奏、规模、声势、意味的雨,不是作为小说搭造的布景、见证,而是作为一种意象化、氛围化的无言的存在,置换小说中常见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构成一种巨大的形式感,用以表达灵魂的丰富。东西似乎是一个具有“异秉”的怪才,一个善于发现生活中被遮蔽的荒谬性的富有想像力的作家,《后悔录》通过主人公无休止地后悔和自责,企图达成他与世界和自我的和解,然而,越是后悔,越是出错,几无穷尽。再如,《水乳大地》及《悲悯大地》对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运用及创造性转化问题,又如《万物花开》中的性向自然万物的回归和万物的性,溶入了人性。上述例子都说明了长篇艺术探索触角的伸展程度。
长篇小说是当今文学最重要的文体。近年来,这一文体的观念悄然间在发生位移,原先的经典性解释和定义虽在,但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和重构。历来所有的观念都在强调它的大,大的观念演化出了编年史式的固定视角和体例,成为长篇小说的经典性表述。这种宏大叙事观念对当代长篇的影响巨大,几乎带有世界性。自上世纪末以来,编年史的、史诗化的、侧重于宏大叙事的长篇观念,渐渐被多样化的更加自由活泼的叙事观念代替,长篇的艺术空间更加开阔了。深层地看,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长与短,而在于如何开发艺术表现的无限可能性。
当我们从大量阅读中抽身出来,俯瞰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固然会感到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感到,不少作家对于我们的时代、社会及其精神存在方式,尚缺乏一种整体性的把握和体察,因而也就缺乏雄健的艺术概括力和重构力,这已经影响到了大作品的产生。更有甚者,如有人批评的,有些作品已经或者正在失去与时代对话的能力,失去道德担当的勇气,失去应有的精神含量。这的确也是一部分事实。
面对21世纪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新格局,如何重铸民族灵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变得十分迫切。长篇小说作为“大河”般的重型文体,从重铸民族灵魂的高度来看,从表现人性的深度和人类性含量的丰富程度来看,从世界文学所展现的人文内涵来看,还显得不够成熟和深湛。我们更希望的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强有力表达的文学。长篇小说是重要的承担者。
Ⅳ 请简要介绍鲁迅的某篇小说中的故事。
两个故乡
鲁迅在《故乡》这篇小说里纪念他的故乡,但其实那故乡没有什么可纪念,结果是过去的梦幻为现实的阳光所冲破,只剩下了悲哀。但此外也有希望,希望后辈有他们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原文结末云:“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很好的格言,也说得很好,没有尼采式的那么深刻,但是深远得多了。
这里前后有两个故乡,其一是过去,其二是现在的。过去的故乡以闰土为中心,借了这个年青的农民,写出小时候所神往的境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现在先从闰土说起。这闰土本名章运水,小说里把土代替了水字,闰运是同音的,也替换了,在国音里闰读如润,便有点隔离了,他的父亲名叫章福庆,是城东北道墟乡杜浦村人,那里是海边,他种着沙地,却是一个手艺工人,能制竹器,在周家做“忙月”,意思即是帮忙的,因为他并非长年,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晒谷的时候来做工罢了。他有时来取稻草灰,也带了运水来过,但是有一年因为值祭,新年神像前的祭器需要人看守,那时便找运水来担任,新年照例至正月十八为止,所以他那一次的住在城内是相当长久的。
看守祭器
本文中说大祭祀的值年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小说是一九二一年写的,计算起来该是一八九一年左右,事实上是光绪癸巳即一八九三年,那时鲁迅是十三岁。在复盆桥周家有两个较大的祭祀值年,其一是第七世八世祖的致公祭,由致中和三房轮值,致房下分为智仁勇,智房下又分为兴立诚,鲁迅是兴房派下的。所以须得二十七年才能轮到一回。其二是第九世祖的佩公祭,单由致房各派轮值,这只要九年就够了。一八九三年轮值的祭祀乃是佩公祭,因为在丙申即一八九六年伯宜公代立房值年。白尽义务(立房的子京将祭田田租预先押钱花光,发狂而死,已见《百草园杂记》中,)正是此后第三年。其次是佩公祭资产较多,祭祀比较丰盛,神像前有一副古铜大五事,即是香炉烛台和花瓶,很是高大,分量也很重,偷去一只便很值点钱,所以特别要有人看守才行。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故,便是鲁迅的曾祖母戴老太太以七十九岁的高寿于前一年即壬辰的除夕去世,大堂前要停灵,值年的祖像只好移挂别处,就借用了仁房所有的“大书房”在“志伊学颜”的横匾下陈设起来。那是在大门内西偏,门口没有看门的人,很是不谨慎,当时仁房玉田在那里设着家塾,孟夫子即孔乙已就有时会溜进来,拿走一点文房具的。因此之故,看守更是不可少了。
闰土父子
本文里说闰土能装弶捕小鸟雀,这是他父亲的事,在《朝华夕拾》中曾有过一段叙述。他的父亲名福庆,小孩们叫他“庆叔”,是种地兼做竹匠的,很是聪明能干,他用米筛捕鸟,关在用竹络倒放撑开的麻袋里,后来拿锡酒壶盛大半壶水,把小鸟的头塞在壶口内,使它窒息而死,都是很简单巧妙的。壬辰那年冬天特别冷,下雪很多,积得有尺把厚,河水也冻了,有一两天航船不能开行,是向来少有的事情。因为大雪的缘故鸟雀无处得食,所以捕获很容易,这以后就再没有这种机会,即使下点雪,也没有那些鸟来了。这事可以断定是在壬辰冬天,因为癸巳正月里一直忙丧事和祭祀,不能再有这闲工夫了。闰土出场那时是第一次,中间隔了六年,他第二次出场是在庚子(1900)正月,初七日日记下云,“午后至江桥,运水往陶二峰处测字,余等同往观之,皆谰语可噱。”测的不知是什么字,但谰语有些却还记得,有混沌乾坤,阴阳搭戤等句子,末了则厉声曰:勿可着鬼那么的着!闰土乃垂头丧气而出,鲁迅便很嘲笑他,说他瘟了,学陶二峰的话来说他,使得他很窘。过了几年之后,庆叔显得衰老忧郁,听鲁老太太说,才知道他家境不好,闰土结婚后与村中一个寡妇要好,终于闹到离婚,章家当然要花了些钱。在闰土不满意于包办的婚姻,可能是有理由的,但海边农家经过这一个风波,损失不小,难怪庆叔的大受打击了。后来推想起来,陶二峰测字那时候大概正闹着那问题,测字人看出他的神情,便那么的训斥了一顿,在这里也正可以看到占卜者的机警与江湖诀了
豆腐西施
闰土的第三次出场是在民国以后,姑且说是民国元年(1912)吧。假定他是与鲁迅同庚的,那么那时该是三十二岁,但如本文中所说已经很是憔悴,因为如老实的农民一样,都是“辛苦麻木而生活着”,这种暗淡的空气,在乡村里原是很普遍的。鲁迅的第二个故乡乃是民国八年(一九一九)的绍兴,在这背景出现的仍是闰土,他的样子便是民初的那模样,那海边的幻景早已消灭,放在眼前的只是“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的老屋。那些稻鸡、角鸡、鹁鸪、跳鱼,以及偷吃西瓜的小动物,叫作俗音遮字,小说中写作犬边查字的,都已不见影踪,只换了几个女人,里边当然也有衍太太,但特别提出的乃是绰号“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豆腐西施的名称原是事出有因,杨二嫂这人当然只是小说化的人物。乡下人听故事看戏文,记住了貂蝉的名字,以为她一定是很“刁”的女人,所以用作骂人的名称,又不知从哪里听说古时有个西施(绍兴戏里不记得出现过她),便拿来形容美人,其实是爱美的人,因为这里边很有些讽刺的分子。近处豆腐店里大概出过这么一个搔首弄姿的人,在鲁迅的记忆上留下这个名号,至于实在的人物已经不详,杨二嫂只是平常的街坊的女人,叫她顶替着这诨名而已。她的言行大抵是写实的,不过并非出于某一个人,也含有衍太太的成份在内。
搬家
《故乡》是一篇小说,读者自应去当作小说看,不管它里边有多少事实。我们别一方面从里边举出事实来,一则可以看著者怎样使用材料,一则也略作说明,是一种注释的性质。还有一层,读者虽然不把小说当做事实,但可能有人会得去从其中想寻传记的资料,这里也就给予他们一点帮助,免得乱寻瞎找,以致虚实混淆在一起。这不但是小说,便是文艺性的自叙记录也常是如此,德国文豪歌德写有自叙传,题名曰《诗与真实》,说得正好,表示里边含有这两类性质的东西。两者截然分开的固然也有,但大半或者是混合在一起,即是事实而有点诗化了,读去是很好的文章,当作传记资料去用时又有些出入,要经过点琢磨才能够适合的嵌上去。这篇小说的基干是从故乡搬家北来的这一件事,在一九一九年冬天,于十二月一日离北京,二十九日回京,详细路程当查《鲁迅日记》,今可不赘。但事实便至此为止,此外多有些诗化的分子,如叙到了家门口时的情形,看见“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这写是很好,但实际上南方屋瓦只是虚叠着,不像北方用泥和灰粘住,裂缝中容得野草生根,那边所有的是瓦松,到冬天都干萎了,不会像莎草类那么的有断茎矗立着的。话虽如此,若是这里说望见瓦楞上倒着些干萎的瓦松,文字的效力便要差了不少了。
路程
从绍兴到北京的路程,可以分作两段,第一段是绍兴至杭州,第二段是杭州至北京。这两段长短大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前段水路坐船,后段陆路坐火车。杭州南星桥站出发,当天到达上海南站,次早北站上车,在南京浦口轮渡后,改坐津浦车,次日傍晚到天津,再搭那时的京奉车,当夜可抵正阳门,其间要换车四次,但坐火车总是一样的。绍兴出西郭门至萧山的西兴镇只有驿路一站,坐民船只一夜就够了,从西兴徒步或乘小轿过钱塘江,那时已用小火轮拖渡,平安迅速,对岸松毛场上岸便是杭州,离南星桥不远,来得及买票上车。这一夜的民船最有趣味,但那也以归乡时为佳,因为夏晚蹲船头上看水乡风景确实不差,从绍兴来时所见只是附郭一带,无甚可看,而且离乡的心情总不太好,也是一个原因。本文中说到路程,只是水路那一段,因为是搬家去的,连到家的时候也显得有点暗淡,离家时自然更是如此,虽然说“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很简单却写的很是得神。同行的人本文只说到母亲与宏儿,这也自然是小说化的地方,事实上同走的连他自己共有七人,其中两个小孩都是三弟妇的,长女末利才三岁,长子冲两岁,时在乡下病卒,次子还没有名字,生后七个月,小说中便将他诗化了,成为八岁的宏儿,因为否则他就不能与闰土的儿子水生去做朋友了。 添加评论
Ⅵ 超好看的长篇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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