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泰格特《窗》讀後感
每個人家都有窗，有的寬，有的窄，有的丑，有的美，總之，不論什麼樣，透過它，看到的景色是一樣的，心，自然也就廣了。透過方方的窗格，春夏秋冬各個美景景盡收眼底，不要因為不能出去觀察世界而感到煩惱，透過窗格，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更美的景象。
為了排遣同伴的苦悶，靠窗的病人雖然沒有看到什麼公園，卻盡自己的想像力在編造美景，用心可謂良苦，可當他生命垂危的時候，不靠窗的病人雖然醒著，卻兩眼盯著天花板紋絲不動，盡管只要舉手之勞，同伴就可轉危為安。從這里，我們看到了極端自私者的本性，他不惜以別人的生命為代價來擺脫自己心靈的困擾。兩個靈魂，一個那麼崇高，一個卻如此卑下。那位靠窗的病人，在為同伴講述的時候是多麼的幸福，在他離開人世的時候又多麼的凄慘!
再看那位不靠窗的病人，當同伴生動地描述所「見」到的一切時，他聽得那麼津津有味；當他心中最初湧出那可恥的想法的時候，他也為自己有這種想法感到慚愧，可他愈是克制，這種想法愈是強烈，最終由嫉妒而至怨憤，由怨憤而至殘忍。同樣都是熱愛生活，珍惜生命，他卻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同伴的死亡之上，這種「熱愛」充其量只是滿足自己的私慾。他心中的一星善良倏忽即逝，反襯出的是丑惡無比的靈魂。
㈡ 簡述泰戈爾短篇小說創作藝術特點
一.復雜矛盾的心理描寫
摩訶摩耶作為小說的女主人公，是一個具有高貴出身的美麗女性，她與同村的男青年羅耆波青梅竹馬，互生情愫，按理說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但當心上人羅耆波向她表白並提出私奔去結婚的想法時，她腦子里卻在迴旋著這樣的念頭：「多少世代以來摩訶摩耶的家族就以名門望族而自豪，我怎麼能夠同意嫁給像羅耆波這樣出身低微的人呢？戀愛是一回事，婚姻又是另外一回事啊。」深受當時種族制度毒害的她並沒有答應羅耆波的求婚，甚至認為是自己過去輕率的行動使得他懷有這樣大膽的希望。
更讓人感到難以置信的是，當摩訶摩耶知道自己即將被絲毫沒有人情味的哥哥嫁給一個行將就木的男人時，竟然沒有一絲兒反抗的表示，甚至在新婚後第二天就成了寡婦時，也沒有因此而過於悲傷。在這里我們不難發現此時的摩訶摩耶已經不僅僅是封建禮教的受害者了，她的心靈在長久壓迫扭曲的環境中被腐蝕折磨壞了，竟也成了封建禮教的保護者了。我無法相信，腐朽落後到了極點的封建教化竟然在這個年輕人身上留下了如此難以磨滅的影響，乃至於完全扼殺了她原本應該有的青春和生命力，這也讓我更深刻地認識到封建教義是扼殺人性的、極其不道德的事實。
而摩訶摩耶在經歷殉葬，大難不死後，既想立馬見到心心念念的愛人羅耆波和他一起私奔開始美好的新生活，又擔心自己在大火中已經殘缺的容貌被對方看到而遭到嫌棄和拒絕。在經歷了內心掙扎後，她終於邁出了勇敢的那一步，她去赴羅耆波的約了。老天爺的眷顧，讓她有了再活一次的機會，這也是她第一次對不公平的命運進行反抗。
而羅耆波，作為小說的男主人公，內心的掙扎也是顯然易見的。小說中摩訶摩耶在從火葬場死裡逃生與他重逢後，他內心感到十分激動和欣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被面紗隔開的這兩個相愛的年輕人卻再也不能像原來那樣自在地相處了，羅耆波明白自己已經失去了從前認識的那個摩訶摩耶，他暗自思量：「自然在人與人之間安置的柵欄已經夠多了。摩訶摩耶更像古代的英雄迦爾納，一出生就帶著避邪的護身符。她身子周圍本來就有一道無形的圍牆。現在她彷彿是再生了一次，來到我的身邊，周圍又加上了一重圍牆。她雖然總是在我身旁，可是又遙遠得使我永遠不能接近。我坐在她那不可侵犯的魔力圈外，以一種不滿足的如飢如渴的心情，企圖穿透這薄薄的而又深不可測的奧秘；恰如天上的星星一夜又一夜地消磨時光，想以永不閃動的低垂的目光看透黑夜的奧秘而終不可得。」
從這里的心理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出此時的羅耆波是十分孤獨的，他傾慕著美麗的摩訶摩耶，從前不可得，如今終於排除萬難可以在一起生活，卻不能得以親近。但盡管如此孤獨，羅耆波還是沒有選擇離開摩訶摩耶，他是真正地愛著摩訶摩耶，不願意讓她再次受傷。但與孤獨同時困擾著羅耆波的，還有那如飢似渴的不滿足，時間越久，在他心裡的疙瘩也越來越大，終於在一個靜寂的夜裡他揭開了心愛的摩訶摩耶的面紗……
小說以其細膩真實的心理描寫向我們展示了深受封建教義荼毒的人物內心，深刻揭示了封建社會吞噬人性的真相。同時這也更好地加強了小說所要烘托的悲劇氣氛和批判力量，讓讀者以身臨其境的角度感受主人公內心的情感波動。在一次次的閱讀中，我彷彿能聽見舊時代下女性在封建男權的壓迫下不得不躡足走動和低聲抽泣的聲音，對摩訶摩耶不幸的命運感到深切的同情。
二.偶然性與必然性重疊的情節安排
在小說《摩訶摩耶》中，女主人公摩訶摩耶在其哥哥的安排下被迫與一個瀕死的老婆羅門成婚（古代的印度社會宗教盛行，而當時主管祭祀儀式的祭司就被稱為「婆羅門」，按照小說中的交代，男主人公羅耆波的身份也是婆羅門，只不過是個身份微賤的「婆羅門」），結果摩訶摩耶在舉行婚禮的第二天就成了可憐的寡婦，還要按照當時印度的習俗給這個素不相識的丈夫殉葬。這看似巧合的背後，其實卻暗含著所有舊時代女性必然走向的人生結局。在那個封建婚姻制度和種姓制度盛行的時代，婦女們已經完全喪失了自主的權利，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聽從家族男性的安排，她們的身心被拴上了重重的鐵鏈，無處可逃。而等待她們的命運，除了順從就是滅亡。
但在進行殘忍的火葬時老天爺又突降大雨，使主持大典的人全逃到小屋裡去了，摩訶摩耶這才能解開繩索而倖免於難。這里又是一個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了，摩訶摩耶居然沒有被火燒死，而救她於危難之中的，卻是陰晴不定的老天爺。有人可能會說是泰戈爾點亮了主角光環的作用，若是女主人公就這么死了，後面的故事還怎麼發展下去呢？但讓我感到不解的是，為什麼作者沒有安排男主角（羅耆波）來救摩訶摩耶，而是找了一個最不受人類控制的角色（老天爺）來解救摩訶摩耶呢？我想是因為作者知道在當時封閉黑暗的社會背景下，沒有任何一人敢冒著大不韙來解救摩訶摩耶，即便是深愛著摩訶摩耶的羅耆波也不敢，小說中也提到他最多隻敢以自殺的方式或者幹些別的可怕的事情來救贖自己，或是期待自然的力量，而對於親身解救摩訶摩耶，卻隻字未提。
泰戈爾正是因為深刻地了解到封建社會的虛偽和黑暗，對當時女性凄慘的命運感到深切的同情和不忿，所以他才能用這樣飽蘸著深情的筆觸，去刻畫出摩訶摩耶這樣一個典型的封建女性形象。在寫作時又將情節發展的懸念性、傳奇性與當時的時代大背景進行了深度的融合，從而使這部作品產生了既撲朔迷離而又切實可信的藝術感染力。
三.留白手法的運用
當摩訶摩耶在經歷劫後餘生赴約來到羅耆波的家後，這兩個相愛的年輕人終於團聚在了一起。但是他們不能久留，必須得馬上遠離這個地方，逃到羅耆波的東家那裡去。於是「在那個狂風暴雨交加的日子裡，這兩人避開大路。在曠野里走著，因為恐怕路旁的大樹會倒下來壓著他們。狂風在後面趕打著他們，好像要把這一對青年趕離人間，推向毀滅。」在如此惡劣的天氣環境下，本應呈現這兩個年輕人互相陪伴、扶持的溫馨場景，但在這段文字里作者對於他們趕路的經過卻沒有敘述，只對周圍的環境作了簡單的描寫，更是用「毀滅」一詞作為結尾。而想毀滅這兩個年輕人的，正是先前解救了摩訶摩耶的老天爺。老天爺給了她重生的希望，卻想要再次剝奪她年輕的生命。在閱讀全文後再次揣摩，我們不難發現這里的「毀滅」其實也預示著摩訶摩耶最後悲劇的結局。
在小說的結尾，當摩訶摩耶在大火中毀容的臉龐時最終被羅耆波揭開時，她瞬間從睡夢中驚醒了，並立刻把面幕遮上，昂然起立，離開了床，再也沒有回來，哪兒也找不到她的蹤跡。作為一個高傲的女孩，她的自尊和隱私在面幕被揭開的那一刻也被打入了最深的低谷，她無法容忍自己殘破的面容被愛人以這樣的方式看到，於是她決絕的選擇了離開。沒有人知道摩訶摩耶去了哪裡，最終結局如何，留給我們的只有長久難以平平復的「沉默的怒火」和「長長的瘢痕」……
結婚——殉葬——重生——相聚——出走，摩訶摩耶悲慘的命運和她在面對不幸時的冷靜和泰然，都在一次次地揉搓著讀者的心，讓人不忍心再看下去，但又著實對小說的結局感到好奇。泰戈爾不是一個創造美好童話的作家，他沒有為這個故事編織一個完美的結局，而是留給我們更多的思考空間。只有當你真正讀懂了這篇文章，才能找到打開摩訶摩耶心門的鑰匙，這也正是泰戈爾的偉大所在，他不點明結局而結局卻早已註定，這更能讓我們深刻體會到生活在舊時代下的女性身不由己的命運。
在閱讀這部作品時，我一面對女主人公摩訶摩耶悲慘的命運而感到同情，一面又對當時印度殘害人性的等級制度和寡婦殉葬這樣的陋習而深惡痛絕。泰戈爾不愧為世界文學巨匠，他不刻意安排什麼，卻總是能運用最平實的文字來達到直擊人心的效果。即使在短篇小說有限的篇幅當中，我們也能深切地感受到作者所要傳達的信念，想來這也是他的作品流傳於世、經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了。
㈢ 魯迅小說藝術風格的在文學史上的影響
晉中之窗030600.net提醒您：魯迅《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內容和形式上的現代化特徵，成為中國現代小說的偉大開端，開辟了我國文學發展的新時代。
繼《狂人日記》後，魯迅在1918－1922年間連續寫了15篇小說，1923年收入《吶喊》，1924－1925年間創作11篇小說，加上從《吶喊》中抽出的《不周山》編為《彷徨》
中國現代小說在魯迅手中開始，又在魯迅手中成熟——《吶喊》和《彷徨》史中國現代小說的開端之作，也是成熟之作。
魯迅寫小說雖然借鑒了外國小說的藝術經驗，但他把外國小說的經驗與中國古代小說的傳統結合在一起，奠定了中國現代小說的民族化的基礎。魯迅小說標志著中國現代小說的開端與成熟，主要是它在在形式上是新的、成熟的，思想內容上是徹底反封建的，揭開了中國現代小說的新紀元。
㈣ 莫泊桑短篇小說的藝術特色
1、泊桑擅長從平凡瑣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義的片斷，以小見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實。莫泊桑力求逼真自然的寫實方法是與他的現實主義典型化的藝術思想不可分的。他嚴格地把「逼真」和「真實」區分了開來，他摒棄照相式的真實，而致力於「把比現實本身更完全、更動人、更確切的圖景表現出來」。
2、在表現形式上，莫泊桑是爐火純青的技藝的掌握者。他不拘成法，不恪守某種既定的規則，而是自由自在地運用各種方式與手法。在描述對象上，有時是一個完整的故事，有時是事件的某個片斷，有時是某個圖景，有時是一段心理活動與精神狀態。既有故事性強的，也有情節淡化的甚至根本沒有情節的，既有人物眾多的，也有人物單一的，甚至還有根本沒有人物的。
3、在對人物的描繪上，莫泊桑並不追求色彩濃重的形象、表情誇張的面目、誇張的生平與難以置信的遭遇，而是致力於描寫「處於常態的感情、靈魂和理智的發展」（《論小說》），表現人物內心的真實與本性的自然，通過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狀態與在一定情勢下必然有的最合情理的行動、舉止、反應、表情，來揭示出其內在心理與性格的真實。
㈤ 契訶夫的短篇小說的藝術特色藝術特色要怎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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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莫泊桑短篇小說的藝術特點是什麼
他的短篇小說構思別具匠心，情節變化多端，描寫生動細致，刻畫人情世態惟妙惟肖，令人回味無窮
㈦ 簡答:廢名小說的藝術特色
廢名的小說別具一格，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他的創作與魯迅大異其趣。廢名學貫中西，博採眾長，他把陶淵明的朴質淡泊、庾信的清新別致、李商隱的靈動跳躍和杜甫的悲天憫人以及哈代的辭語簡約、契訶夫的描述細膩，都揉合到自己的創作中。形成了廢名小說沖淡質朴、含蓄委婉、靈動跳脫、簡練省凈而又情理交融、悲天憫人的獨特藝術風格。
一、充滿鄉土氣息與牧歌情調的小說內容
廢名的小說描寫的多是日常瑣事來展現生活情趣，以沖淡質朴、優美寧靜的筆致來表現農村生活的古樸靜寂之美和淳樸的人情鄉情之美。「他所描寫的不是什麼大悲劇大喜劇，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這卻正是現實。」⑴沈從文說：「不但那農村少女動人清朗的笑聲，那聰明的姿態，小小的一條河，一株孤零零的長在菜園一角的葵樹，我們可以從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帶牛糞氣味與略帶稻草氣味的鄉村空氣，也是彷彿把書拿來就可以嗅出的。」⑵《柚子》通過童年的一系列日常瑣事，刻畫了表妹柚子的鮮明形象。「我知道我的罐子快完了，白天里便偷柚子名下的。柚子也很明白我的把戲，但她並不作聲。末了仍然是我的先完，硬鬧著把柚子剩下的拿出來再分。」⑶柚子的溫厚可愛以及「我」的調皮頑劣性格都躍然紙上。
「廢名把鄉土氣息與牧歌情調幾乎是自然天成地融為一體，為現代鄉土小說開拓了另類美的天地。」⑷《竹林的故事》寫河邊竹林旁一農家貧窮而又快樂的日子。文中的三姑娘洋溢著悠悠詩情和青春氣息。作者對三姑娘的聰慧乖巧、清麗脫俗以及她對幸福生活的憧憬，都描寫得細致入微，令人過目難忘。這篇小說的純粹達到了無可企及的地步。沈從文的《三三》、《邊城》，汪曾祺的《大淖記事》等篇可能都受過此作的影響，沈從文筆下的三三、翠翠以及汪曾祺筆下的巧雲身上都有三姑娘的影子。但是，我覺得，只有《邊城》可以與之匹敵，而《三三》、《大淖記事》等篇就詩情畫意和質朴純粹上都難以望其項背。
二、散文化的小說結構
廢名的小說在結構上有著鮮明的散文化傾向：淡化故事情節，著重情緒和意境的渲染，以抒情的筆法使田園山水之美與人物性情之美相得益彰、渾然天成。
廢名以大量篇幅納自然景觀於人事描寫之中，把景物人化。寫景也即是寫人。《竹林的故事》、《桃園》、《菱盪》、《河上柳》都是情景交融的代表作。《菱盪》中，「落山的太陽射不過陶家村的時候（這時游城的很多），少不了有人攀了城垛子探首望水，但結果城上人望城下人，彷彿不會說水清竹葉綠——城下人亦望城上。」這與卞之琳《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⑸是何其相似！我不能斷定卞之琳是否是受了廢名的影響，也或許是各自的獨創。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廢名的《菱盪》寫成於1927年10月，而卞之琳則是從1930年才開始進行詩歌創作，這首《斷章》則寫成於1935年10月。並且，卞之琳自己也說「我主要是從他的小說里得到讀詩的藝術享受」。⑹
《橋》雖然是一部長篇小說，但並沒有貫徹始終的故事情節，每篇即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情景，人物與其環境構成了一幅幅精美的圖畫。這種散文化、抒情化的寫作傾向，更是直接影響到了後起的沈從文。沈從文更進一步主張：「用屠格涅夫寫《獵人日記》方法，糅游記散文和小說故事而為一，使人事凸浮於西南特有明朗天時地理背景中。一切還帶點『原料』意味，值得特別注意。」⑺沈從文更進一步說：「一切藝術都容許作者注入一種詩的抒情，短篇小說也不例外。」⑻沈從文的《邊城》在結構和神韻上都深受《橋》的影響。它們都描寫了農村古樸、和諧的生活，且都以脫俗空靈、詩意悠遠的筆調描寫了一曲純朴的人間之愛。《橋》寫程小林與史琴子、細竹之間萌發的情愛，《邊城》則由一男二女變為了一女二男：翠翠與天保、儺送。
三、詩化的小說語言
廢名的小說還有著明顯的詩化傾向。廢名自己承認，他是「分明受了中國詩詞的影響，寫小說同唐人寫絕句一樣，不肯浪費語言。」⑼汪曾祺說：「他把晚唐詩的超越理性，直寫感覺的象徵手法移到小說里來。他用寫詩的辦法寫小說，他的小說實際上是詩。」⑽他用唐人絕句的方法寫小說，於是有《菱盪》《桃園》《沙灘》《碑》這樣的精品。廢名小說中有很多句子都有絕句之美：
「王老大一門閂把月光都閂出去了。」（《桃園》）
「聾子走到石家大門，站住了，抬了頭望院子里的石榴，彷彿這樣望得出人來。」（《菱盪》）
「搓衣的石頭捱著岸放，恰好一半在水。」（《橋·洲》）
「接著不知道講什麼好了，彷彿好久好久的一個分別。」（《橋·洲》）
「草是那麼吞著陽光綠，疑心它在那裡慢慢的閃跳，或者數也數不清的唧咕。」（《橋·芭茅》）
「 燈光無助於祖母之愛，少女的心又不能自己燃起來。——」（《橋·燈籠》……
廢名的小說像詩，還因為他的小說，早年就已在藝術上顯示出委婉含蓄且具跳躍性的特點，尤其是1927年前後，這種特點更是發揮得圓潤熟練，《桃園》便是其中代表。「王老大隻有一個女孩兒，一十三歲，病了差不多半個月了。」開篇的文字，就簡潔到了極點。《桃園》全篇著力表現的乃是王老大和阿毛父女間的真摯的愛。阿毛自己本是病人，但她還是關愛著父親，看到愛酒的父親酒瓶已空，便竭力勸父親去買酒；王老大卻一心惦念病中的阿毛，只因女兒說了一句「桃子好吃」，即使產桃季節早已過去，做父親的竟用空著的酒瓶再貼些零錢，換回來一個玻璃桃子，想讓女兒「看一看」也是好的。文字如魯迅般講究簡省，卻寫出貧民父女間相濡以沫、撼人心靈的愛，令人不覺泣下沾襟，其藝術感染力足可與朱自清散文《背影》相媲美。
長篇小說《橋》集中體現了廢名小說詩化的特點。讀《橋》，就像在讀一部長詩，全書都是詩化了的。其中的每一章，甚至一句兩句，也自成意境。
「這個鳥兒真是飛來說綠的，坡上的天斜到地上的麥，壟麥青青，兩雙眼睛管住它的剪子筆徑斜。」（《橋·茶鋪》
「（『細雨夢回雞塞遠』）這樣的雨實在下得有意思，不濕人。「（《橋·塔》）
「不管天下幾大的雨，裝不滿一朵花。」（《橋·塔》）
這樣美妙的詩意的句子，在《橋》中比比皆是，俯拾即是。正如馮健男所說「《橋》是小說藝術，是詩藝術，是『高華簡練』的語言藝術。」⑾
四、跳脫簡練、含蓄委婉的行文風格
廢名的小說，還具有一個很特殊的行文風格，那就是靈動跳脫、簡練省凈、含蓄委婉。周作人對於廢名的簡練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近來創作不大講究文章，也是新文學的一個缺陷。的確，文壇上也有做得流暢或華麗的文章的小說家，但廢名君那樣簡練的卻很不多見。」⑿
廢名小說的開頭往往以簡潔精煉的語言交代故事發生的地點或背景。《竹林的故事》第一段：「出城一條河，過河西走，壩腳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兩邊都是菜園：十二年前，它們的主人是一個很和氣的漢子，大家呼他老程。」《菱盪》開頭一段：「陶家村在菱盪圩的壩上，離城不過半里，下壩過橋，走一個沙洲，到城西門。」我列出這兩段文字之後，再將沈從文和汪曾祺的幾段摘錄在下面：
「由四川過湖南去，靠東有一條官路。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為「茶峒」的小小山城時，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這人家只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隻黃狗。「（沈從文《邊城》）
「楊家碾坊在堡子外一里路的山嘴路旁。堡子位置在山灣里，溪水沿了山腳流過去，平平的流，到山嘴折彎處忽然轉急，因此很早就有人利用它，在急流處築了一座石頭碾坊，這碾坊，不知什麼時候起，就叫楊家碾坊了。」（沈從文《三三》）
「由輪船公司往東往西，各距一箭之遙，有兩叢住戶人家。這兩叢人家，也是互不相同的，各是各鄉風。
大淖東頭有一戶人家。這一家只有兩口人，父親和女兒。」（汪曾祺《大淖記事》）
「這個地方的地名有點怪，叫庵趙庄。趙，是因為莊上大都姓趙。叫做莊，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這里兩三家，那裡兩三家。一出門，遠遠可以看到，走起來得走一會，因為沒有大路，都是彎彎曲曲的田埂。庵，是因為有一個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訛了，叫成荸薺庵。連庵里的和尚也這樣叫。"寶剎何處？"--"荸薺庵。"庵本來是住尼姑的。"和尚廟"、"尼姑庵"嘛。可是荸薺庵住的是和尚。也許因為荸薺庵不大，大者為廟，小者為庵。」（汪曾祺《受戒》）
從以上幾段都可看出，沈從文和汪曾祺在行文風格尤其是語言方面明顯的受到過廢名的影響。汪曾祺在《〈廢名短篇小說集〉代序》中說：「我曾經很喜歡廢名的小說，並且受過他的影響。」⒀
在行文簡省方面，我認為《初戀》勘作範例，雖然這篇小說很少有人論及。在寫初見銀姐時，「我一見她就愛；祖母說「銀姐」，就喊「銀姐」；銀姐也立即含笑答應，笑的時候，一邊一個酒窩。」其中「祖母說『銀姐』，就喊『銀姐』」一句，完全是生活化了的語言，沒有一點鋪墊和渲染，簡省到極點。而對銀姐的描寫，也是在行文中隨著情節的發展而展開，使行文如行雲流水，不著痕跡。
在《初戀》的結尾：「這已經是十年的間隔了：我結婚後第一次回鄉，會見的祖母，只有設在堂屋裡的靈位；『奶奶病癒勿念』，乃是家人對於千里外的愛孫的瞞詞。妻告訴我，一位五十歲的婆婆，比姑媽還要哭得厲害，哭完了又來看新娘，跟著的是一位嫂嫂模樣的姐兒，拿了放在幾上的我的相片，『這是焱哥哥嗎？』」 沒有直接描寫「祖母」的去世，而是以「堂屋裡的靈位」來暗示祖母已逝。而「一位嫂嫂模樣的姐兒」則含蓄的指出了銀姐現在也早已結婚成家。在這一小段文字中，將祖母的病故和銀姐的嫁人都含蓄的交待出來，像詩一樣靈動跳脫，留下空白讓讀者在品讀中通過再創作而感悟之。在《小五放牛》中，通過孩子的視角把富戶王胖子霸佔老實農民的妻子這樣的惡事寫得曲折委婉，且婉而多諷：「王胖子是住在陳大爺家裡，而毛媽媽決不是王胖子的娘子。」客觀敘述中，暗含對農民陳大爺的同情。
五、情理交融、悲天憫人的深刻內涵
廢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直被嚴重低估。雖然認同他的人越來越多，雖然公認他是「詩化小說」的鼻祖，但人們多看到他的獨特，多欣賞他如詩如畫的一面，而忽略了他的深刻，忽略了他洞若觀火、舉重若輕的一面。「歷經戰亂的廢名，其筆下的鄉土記憶已經不再像『略帶稻草氣味』的早期那麼純然，已經又多了幾許生之歡喜以及生之沉重，從而愈加豐富了中國的鄉土記憶。」⒁而代表著廢名另一面的便是他的兩部長篇小說《莫須有先生傳》和《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
《莫須有先生傳》是一部自傳體長篇小說，是廢名另闢「奇澀」蹊徑的表現，整部小說不僅詩意淡出，而且晦澀繁瑣。語句和意象的組接和轉換非常突兀，常常達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莫須有先生傳》是以作者西山卜居這一段現實生活為藍本的自傳體作品，是現實的。靈感最初來自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離莫須有先生家有五里，路邊有五棵大樹，於是樹以人傳，人以樹傳，名不虛傳」。我們把《莫須有先生傳》中的這段文字與《五柳先生傳》的開篇文字試作比較：「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兩者是何等相似！
《莫須有先生傳》的主人公取名莫須有，與「廢名」異曲同工。在莫須有先生身上，既有堂吉訶德⒂的瘋狂可笑和正直無畏，又有孔乙己的迂腐和善良。莫須有先生「全無詩意」的所見所聞，恰是廢名休學、隱居後思想變化和所處現實環境的藝術表現。這里已沒有往昔的超塵脫俗般的詩化的單純美，有的是作者逢人遇事的感慨與絮語，有的是平凡百姓庸常的現實，在「滿紙荒唐言」的下面掩飾不住的是作者的一腔憤懣和對世事與人性的理性思考。《莫須有先生傳》描繪和記錄了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世相，是一部可與《圍城》媲美的優秀長篇小說。
《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是廢名的最後一部小說，呈現出「返璞歸真」的特點。表面上「情趣」、「理趣」都已經完全褪去或淡然，實際上依稀還可以看到其「余韻」尚在。廢名寫這部作品時已「無意為文」，他只是敘述事實，語言非常平實。小說中描寫了主人公避居鄉間的經濟拮據、鄉村保甲制度的種種積弊、偏僻地區小學教育的落後，字里行間流露出作者的憤懣之情，也寄託了作者的理想。小說有時以佛學闡釋人生哲理，令人難辨真味；有時以詼諧文筆狀寫人生苦況，又令人回味無窮。
《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共十七章，在最後一章《莫須有先生動手著論》中，體現了廢名一貫的對於日常生活的詩意觀照和充滿睿智的荒誕諷刺的特點。兩個小孩「純」與「慈」在揀柴時的樂處，反映的是純然的孩子的追求快樂的天性。而在成人世界的「揀柴」則具有雙重性：追求快樂與滿足貪欲，這是人的天性的兩面性。人無貪欲必是聖賢。兩個小孩子充滿趣味的「揀柴」加進成年人的功利意義，確乎使「趣味更重了」。「其實世間一切的樂處都是貪」 ⒃，廢名在不經意間使小說與現實本身和人性弊端構成了某種隱喻鞭撻的關系。所以周作人說：「馮君的小說我並不覺得是逃避現實的。」⒄廢名把思想隱藏在文字後面，隱藏在小說人物的言行後面，因此，更見其深刻
㈧ 簡述泰戈爾短篇小說的藝術特點
你好，簡述泰戈爾短篇小說的藝術特點，關於他的藝術特點，我在網上幫你查一相關的內容和資料，然後再答復你，可以嗎？
㈨ 契訶夫短篇小說藝術的獨特性表現在哪些方面
19世紀末俄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情趣雋永、文筆犀利的幽默諷刺大師，短篇小說的巨匠，著名劇作家。他以卓越的諷刺幽默才華為世界文學人物畫廊中增添了兩個不朽的藝術形象。他的名言「簡潔是天才的姊妹」也成為後世作家孜孜追下求的座右銘。
他的小說短小精悍，簡練樸素，結構緊湊，情節生動，筆調幽默，語言明快，富於音樂節奏感，寓意深刻。他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發現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通過幽默可笑的情節進行藝術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來反映當時的俄國社會。其代表作《變色龍》、《套中人》堪稱俄國文學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藝術珍品，前者成為見風使舵、善於變相、投機鑽營者的代名詞；後者成為因循守舊、畏首畏尾、害怕變革者的符號象徵。
以下則是契訶夫生平的相關資料：
契訶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國小說家、戲劇家。1860年1月29日生於羅斯托夫省塔甘羅格市。祖父是贖身農奴。父親曾開設雜貨鋪，1876年破產，全家遷居莫斯科。但契訶夫隻身留在塔甘羅格，靠擔任家庭教師以維持生計和繼續求學。1879年進莫斯科大學醫學系。1884年畢業後在茲威尼哥羅德等地行醫，廣泛接觸平民和了解生活，這對他的文學創作有良好影響。
在19世紀80年代的俄國，反動的書刊檢查制度空前嚴格，庸俗無聊的幽默刊物風靡一時。契訶夫開始創作時常以安東沙·契洪特等筆名向這類雜志（如《蜻蜓》、《斷片》）投稿。短篇小說《一封給有學問的友鄰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長篇、中篇等小說中最常見的是什麼？》(1880)是他初期發表的作品。80年代中葉前，他寫下大量詼諧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說，很多是無甚價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較優秀的作品，繼承俄羅斯文學的民主主義優良傳統，針砭當時社會的丑惡現象，如寫卑欺強節的小官吏（《在釘子上》、《一個官員的死》、《勝利者的勝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紳和老爺（《英國女子》1883），見風使舵的奴才骨（《變色龍》，1884），專制制度的衛道士（《普里希別葉夫中士》，1885）。但他迫於生計和缺乏經驗，在當時主要只求速成和多產。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羅維奇寫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華，他深受啟發，開始嚴肅對待創作。寫於1886年的《萬卡》、《苦惱》和1888年的《渴睡》，表現了作家對窮苦勞動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問世的著名中篇小說《草原》描繪和歌頌了祖國的大自然，思考農民的命運，表達人民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偽善、愛慕虛榮和庸俗等習氣。這些作品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方面都有明顯進展。但受小資產階級環境影響的契訶夫在這時不問政治，只「想做一個自由的藝術家」，要有「最最絕對的自由」。他從1886年起為反動文人蘇沃林發行的《新時報》撰稿，雖經批評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勸告，仍同它保持關系。1888年10月，契訶夫獲「普希金獎金」半數。這時他已是5部短篇小說集的作者（《梅爾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顏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話》，1887；《短篇小說集》，1888）。聲譽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強烈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作家的社會責任感，認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創作的意義。他說：「自覺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確的世界觀，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一種可怕的事情。」這種思想形象地表現在中篇小說《沒意思的故事》(1889)里。
從這個時期起，契訶夫開始創作戲劇。獨幕劇《結婚》(1890)和《論煙草的危害》(1886)、《蠢貨》(1888)、《求婚》(1888～1889)、《一個不由自主的悲劇角色》(1889～1890)、《紀念日》(1891～1892)等輕松喜劇在思想內容和喜劇性上接近於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劇本《伊凡諾夫》(1887～1889)批判缺乏堅定信念、經不起生活考驗的80年代的「多餘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體弱的契訶夫不辭長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庫頁島游歷，對那裡的所有居民、「將近一萬個囚徒和移民」逐一進行調查。庫頁島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覺悟和創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說：「……如果我是文學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間……我至少需要一點點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點點也好。」他開始覺察到，為《新時報》撰稿所帶給他的只是「禍害」，終於在1893年同這家刊物斷絕關系。他對俄國的專制制度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寫出了《庫頁島》(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則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這部中篇小說控訴監獄一般的沙皇俄國的陰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惡」的托爾斯泰主義。列寧讀它後受到強烈的感染，說自己「覺得可怕極了」，以致「在房間里待不住」，「覺得自己好象也被關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間，契訶夫曾去米蘭、威尼斯、維也納和巴黎等地療養和游覽。從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購置的莫斯科省謝爾普霍夫縣的梅里霍沃庄園。1898年，身患嚴重肺結核病的契訶夫遷居雅爾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演員奧爾迦·克尼碧爾結婚。在雅爾塔他常與列·托爾斯泰、高爾基、布寧、庫普林和列維坦等人會見。
19世紀90年代和20世紀初期是契訶夫創作的全盛時期。當時俄國的解放運動進入無產階級革命的新階段。在革命階級的激昂情緒激盪下學生以及其他居民階層中間的民主精神漸趨活躍。契訶夫也漸漸克服了不問政治的傾向，積極投入社會活動：1892年在下諾夫哥羅德省和沃羅涅什省賑濟飢荒；1892至1893年間在謝爾普霍夫縣參加撲滅霍亂的工作；1897年參與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國作家左拉為德雷福斯辯護的正義行動，並因此疏遠同蘇沃林的關系；1902年為了抗議沙皇當局取消高爾基的科學院名譽院士資格的決定，他和柯羅連科一起放棄在1900年獲得的科學院名譽院士稱號；1903年他資助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學生。他的民主主義立場日益堅定，對社會生活的底奧的觀察更為深刻，對醞釀中的革命的預感也日益明朗，從漆黑的現實中漸漸看到隱約的「火光」。他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強調藝術作品應該有明確的思想（劇本《海鷗》，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裡接觸到重大的社會問題。例如《農民》(1897)以清醒的現實主義反映了農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貧乏：赤貧、愚昧、落後和野蠻；《在峽谷里》(1900)並描繪了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瘋狂地掠奪財富和殘忍本性。這些小說對美化農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駁。揭露資本主義的主題也見於《女人的王國》(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診》(1898)則表明資本主義「魔鬼」不僅壓榨工人，而且也折磨著工廠主後裔的良心，他們意識到生活沒有意義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鬱不安。劇本《萬尼亞舅舅》(1897)描寫沒有真正理想和嚴肅目標的知識分子的可悲命運，他們的正直無私的勞動終成無謂的犧牲。《帶狗的女人》(1899)以愛情為題材，暴露庸俗和虛偽，喚起讀者「對渾渾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厭惡」。《帶閣樓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會斗爭的「小事」論，批判自由主義者的漸進論思想，認為需要一種「更強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爭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動的狹隘圈子，去影響廣大群眾。他的創作中逐漸響起了「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的呼聲。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動力量對社會的壓制及他們的保守和虛弱，並鞭撻當時存在的套中人習氣。在《醋栗》(1898)和《姚內奇》(1898)里他刻畫自私自利、蜷伏於個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靈空虛和墮落，並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園，而是整個地球，整個大自然，在那廣大的天地中，人才能盡情發揮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質和特點」。
隨著20世紀初社會運動的進一步高漲，契訶夫意識到一場強大的、盪滌一切的「暴風雨」即將降臨，社會中的懶惰、冷漠、厭惡勞動等惡習將被一掃而光。他歌頌勞動，希望每個人以自己的工作為美好的未來做准備（《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寫成的《新娘》(1903)表達了要「把生活翻一個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劇本《櫻桃園》(1903～1904)展示了貴族的無可避免的沒落和由新興資產階級所代替的歷史過程，同時表現了毅然同過去告別和嚮往幸福未來的樂觀情緒：櫻桃園伐木的斧聲伴隨著「新生活萬歲！」的歡呼聲。然而由於契訶夫的思想立場從未超越民主主義的范疇，他筆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創建嶄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們渴望的「新生活」始終只是一種朦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訶夫因病情惡化，前往德國巴登維勒治療，7月15日在那裡逝世，遺體運回莫斯科安葬。
契訶夫創造了一種風格獨特、言簡意賅、藝術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說。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憑借精巧的藝術細節對生活和人物作真實描繪和刻畫，從中展示重要的社會內容。這種小說抒情氣味濃郁，抒發他對丑惡現實的不滿和對美好未來的嚮往，把褒揚和貶抑、歡悅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體系之中。他認為：「天才的姊妹是簡練」，「寫作的本領就是把寫得差的地方刪去的本領」。他提倡「客觀地」敘述，說「越是客觀給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讀者的想像和理解能力，主張讓讀者自己從形象體系中琢磨作品的涵義。
契訶夫戲劇創作的題材、傾向和風格與他的抒情心理小說基本相似。他不追求離奇曲折的情節，他描寫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從中揭示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訶夫的劇作中有豐富的潛台詞和濃郁的抒情味；他的現實主義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徵意義，「海鷗」和「櫻桃園」就都是他獨創的藝術象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欽科以及莫斯科藝術劇院（1898年建立）與契訶夫進行了創造性的合作，對舞台節術作出了重大革新。
㈩ 張愛玲小說藝術特色（現當代文學）
淺析張愛玲小說的藝術特色
[
內容提要
]
：
張愛玲的小說，
表現出在那個衰頹的時代，
所獨有的悲涼和深刻的
蒼涼感。
她通過對一系列女性的生存悲劇的描寫，
給予讀者強烈的視覺享受，
同
時又帶來了出人意料的「痛感」。
她對於人物心理的刻畫非常成功，
人物的一舉
一動，甚至當時的場景，都表現了心理的變化，可謂透徹准確。同時張愛玲對人
性和生命也有自己的見解，同時又保持了超然的態度——她用站在高處的視野，
鳥瞰人間的爭風吃醋，
用敏銳又冷酷的筆觸描寫生活的真實，
她筆下的不少人物，
都陷在生活的泥潭裡不能自拔。
她以一種超然甚至冷酷的筆觸，
表現了決絕的生
活態度和蒼涼的視野，
帶我們走進蒼涼慘淡的小說世界。
她的文字可感可觸，
徹
底而堅決。
[
關鍵詞
]
：
張愛玲
小說
蒼涼
女性悲劇
心理分析
意象手法
「如果不嫌擬於不倫，只要把其文的『香港』改為『上海』，
『流蘇』改
為『張愛玲』，簡直是天造地設」——張愛玲的老友，作家柯靈如是說。那麼，
張愛玲是怎樣的一個女子呢？
張愛玲，
1920
年
9
月
30
日出生於上海，
從小就展現出過人的文學天賦，
1943
年她成為職業作家，並以第一篇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一舉成名。張愛玲雖
被評價為「曠世才女」，但她一生曲折坎坷，最後魂斷異國他鄉。
張愛玲的生平讓她始終不能擺脫從內心裡流露出來的衰頹時代所獨有的悲
哀和深刻的蒼涼感，這對她小說中悲涼氣氛形成了影響。
從小就受到中西文化沖突下的教育，
構成了張愛玲中西雜糅的人格。
加之她
命運多舛，導致了她的性格也極其矛盾：雖然貴為名門之後，卻一生多孤獨，還
驕傲的聲稱自己不過是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
她的文字悲天憫人、
通情達理，
而
她本人卻孤僻寡情、與世隔絕、我行我素；她將生活藝術化和享樂化，但文字中
卻充滿了悲涼和貴族沒落、世事滄桑、處境逼仄„„，因此不論她得人生，還是
她得文字，都少不了一種孤獨無依的悲傷，和難以把握的失落的凄涼。
張愛玲的作品大多以沒落家庭中男女情感、
家庭倫理為題材，
她以清貞決絕
的生活態度，
蒼涼華麗的視野，
奇崛冷艷的雅俗之美，
凄絕的筆調，
奇妙的意象，
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蒼涼的傳奇。
男女主人翁愛與恨的交織，
是張愛玲小說中的恆
久主題。
她把自己對時代的內心焦灼，
投影到自己的小說中，
營造了蒼涼的藝術
氛圍和人物心境，並且始終無法擺脫這種悲哀和蒼涼感。
一、獨特的文字風格和語言風格。
張愛玲獨到的文字風格和語言風格一直在打動讀者的心。
她的文字，
用優美
暢達、厚積薄發、傳神精準、流暢自然來形容，毫不為過。她的作品中，隨處可
見新穎別致的比喻和生動傳神的描寫，對人物的外形和心理刻繪也細致入微。
語言上看，張愛玲的用詞時而富麗堂皇、時而耐人尋味、時而干凈利落、時
而深刻精闢、
時而曲折婉轉，
但都擺脫不了悲哀和瑣碎的調子。
表現出巧妙的特
點。
來看看如下這些片斷，會有更深刻的感受。
「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
久之，紅的變成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
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飯粒子，
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
」——
《紅玫瑰與
白玫瑰》
《茉莉香片》
開篇第一段話：
我給您沏的這壺茉莉香片，
也許是太苦了一點。
我將要說給您聽的一段香港傳奇，
恐怕也是一樣的苦——香港是一個華美的但是
悲哀的城。
1
《沉香屑——第一爐香》
開篇：
請您尋出家傳的霉綠斑斕的銅香爐，
點上一
爐沉香屑，
聽我說一支戰前香港的故事。
您這一爐沉香屑點完了，
我的故事也該
完了。
「關於碧落的嫁後生涯，
傳慶可不敢揣想。
她不是籠子里的鳥。
籠子里的鳥，
開了籠，
還會飛出來。
她是綉在屏風上的鳥——悒鬱的紫色緞子屏風上，
織金雲
朵里的一隻白鳥。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紅蟲蛀了，死也還死在屏風
上。」
——《茉莉香片》
「她看了看了表，
一種失敗的預感，
像絲襪上的一道裂痕，
陰涼地在腿肚子
上悄悄地往上爬。」
——《色戒》
「現在他總算熬出頭了，
人們對於離婚的態度已經改變，
種種非議與嘲笑也
都冷了下了。
反而有許多人羨慕他稀有的艷福。
這已經是一九三六年了，
至少在
名義上是個一夫一妻的社會，
而他擁有三位嬌妻在湖上偕游。
難得有兩次他向朋
友訴苦，
朋友總是將他取笑了一番說：
『至少你們不用另外找搭子，
關起門來就
是一桌麻將。』」——《五四遺事》
從以上幾段張愛玲的文字可以看出，
張愛玲的作品，
字里行間透著一個作家
敏銳的觀察力和豐富的想像力，並通過她嫻熟連貫的文字，展現了出來。
二、畸形的時代背景下，女性生存的悲劇。
張愛玲對筆下的女性著色非常蒼涼，
她們人格和心靈被扭曲著、
撕裂著，
千
瘡百孔、
殘缺不全的人倫情感，
表現出舊式家庭女性的愛情婚姻與道德心理，
展
示了人類生存的困境——無奈與悲涼。
張愛玲在她的小說中，
站在女性的角度，
用她獨到的人生領悟和非凡的藝術
表現力，
來審視在那個時代背景下，
女人在小的家庭環境中的沉浮。
她們對生活
的困窘、不安、瑣碎、挫折感到厭倦卻又無可奈何，挖掘了女性在歷史中遭受的
精神和文化的雙重扭曲。
展現了女性全部的弱點，
反饋出女性的生存狀態和情感
心理，
展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
塑造了一批性格迥異的女性形象，
抒寫了深刻而
直白的、
飽含著悲劇美的生命之沉痛。
她筆下的女性大都是深深陷在中國傳統封
建意識形態中的、
卑微可憐而平凡庸俗的小角色，
無論怎樣掙扎都走不出自己既
定的命運。
比如《沉香屑———第一爐香》里的葛薇龍，原來是一個新女性了，可是她
不願意過自食其力的生活，
把上學當作嫁入豪門的資本。
在不正經的姑母的栽培
下，
葛薇龍為了金錢和享樂而背棄了傳統道德，
最終成為了一個「家養的妓女」。
正是對慾望的無盡追逐，才使得她的人性扭曲。作品最後寫道：「從此以後，薇
龍這個人就等於賣給了梁太太和喬琪，
不是替喬琪弄錢，
就是替梁太太弄人。
」
又如《金鎖記》中的曹七巧
,
被傅雷譽為「我國文壇最美麗的收獲之一」。
出身小戶人家的曹七巧，為了攀附權貴，做了姜家的二少奶奶，門戶的不匹配，
導致了她的婚姻悲劇，
使她得不到愛與尊重，
受盡了凌辱和踐踏，
成為封建婚姻
的犧牲品。
而她又把自己受盡的折磨，
轉嫁到自己的一雙子女身上，
親手扼殺了
子女的幸福。
她知道周圍的人恨她，
但是瘋狂的慾望使她喪心病狂，
在絕路上越
走越遠。最終她絕望和壓抑，泯滅了良知和人性，在掙扎中扭曲了人格，變得瘋
狂狠毒。
曹七巧的是無奈的，
悲劇的根源在她的本性中，
她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
《金鎖記》也成為張愛玲刻畫女性悲劇命運的典範之作。
曹七巧、
葛薇龍等人，
她們的處境不只是荒涼，
更是一種恐懼和無限慘烈的
悲涼。
讀者能切身感受她們生活的沒落和亂世的滄涼，
並且過目不忘。
這些女性
形象，
大多缺乏獨立意識，
她們找不到躲避不幸的港灣，
又找不到可以信賴的人
物，
人性的矛盾讓她們成了被命運拖著走的女人。
她們出於對世態和生計的無奈，
不得不為謀生而謀愛，
費盡心機做出艱苦卓絕努力，
卻只是為一個人類最原始的
願望——生存而苦苦掙扎。
張愛玲小說帶著對現代都市生活悲劇意味的思考，
以
其荒涼孤凄的生命感受展示了特定的歷史時代與文化困境中普遍的病態人生，
使
我們感覺到為「理想」而犧牲「現實」的女性悲劇命運的殘酷和濃厚。
三、小說中對人物出神入化的心理分析和充滿靈性心理刻畫。
雖說文字表達的精當，
對意象撲捉的精妙，
用情節推進來烘託人物心理是張
愛玲的特色，
但獨特的、
出神入化的心理分析和對人物性格的深刻揭示，
更讓她
的作品令人嘆為觀止，
回味無窮。
張愛玲十分擅長對心理的剖析和描寫，
她的作
品的文字，
能根據故事的進展，
立刻營造出相搭配的氣氛。
因此有人形容她的小
說是「每句說話都是動作，每個動作都是說話」。
我們可以看到，
在她的文章里，
並沒有冗長的獨白和繁瑣的解析，
也沒有連
篇累牘的心理活動贅述，
而是利用人物自然流露出的動作和語言，
即刻勾勒出人
物的心理狀態，
同時營造了蒼涼的氣氛和風格，
可見她過人的高超洞察力和描寫
力，她刻畫人物心理的深度遠遠超過了其他作家。比如：
「振保覺得她完全被打敗了，
得意至極，
立在那裡無聲的笑著，
靜靜的笑從
他的眼裡流出來，像眼淚似的流了一臉。」《紅玫瑰與白玫瑰》
「她沒作聲。
提起了芷琪，
她始終默無一言，
恩娟大概當她猶有餘妒——當
然是作為朋友來看。
火車轟隆轟隆轟隆進站了，
這才知道她剛才過慮得可笑。
恩
娟笑著輕松的摟了她一下，
笑容略帶諷刺或者開玩笑的意味，
上車去了。
」——
《同學少年都不賤》
「他的眼睛遇到了她的眼睛，
眼光微微顫動了一下，
望到別處去了。
」——
《五四遺事》
「他的心狂跳著，撕開了信封，抽出一張白紙，一個字也沒有，他立刻明白
了她的意思。她想寫信給他，但是事到如今，還有什麼話可以說？」——《五四
遺事》
「想必他揀中這一家就是為了不會碰見熟人，
又門臨交通要道，
真是碰見人
也沒關系，不比偏僻的地段使人疑心，像是有瞞人的事。」——《色·戒》
她的小說，在刻畫人物的心理上，可謂出神入化，非常成功。她不僅擅長運
用心理分析，
還擅長通過心理分析，
在每個細節上，
都能反映出心理的進展和變
化，並從中揭示社會根源，使小說具有了社會深度。
這其中，包融了她對生活細致的觀察，豐富的想像力以及對作品寫作背景、
人物塑造上的經驗和總體把握。
這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現。
如
《五
四遺事》
中的密斯范，
本來是個天真活潑的女學生，
她可以像所有的年輕女孩一
樣，
去享受愛情，
做快樂又可愛的女人。
但她的前進思維導致她不介意做有婦之
夫「羅」的女友，加之愛情道路上的起落和對男主人翁越來越強烈的愛意和情
欲，
導致她和另外兩個女人最終成為畸形「四角」婚姻的犧牲品，
而人生也越來
越散淡凋零。
故事的痛楚，
被轉化成字里行間無盡的蒼涼，
作品因而具有了現實
意義和歷史感。
由此可見，
張愛玲的小說善於挖掘潛意識的、
變態的心理，
描寫出現代節奏
下深層的悲涼。
不僅以上幾篇，
看了張愛玲的大部分作品，
她筆下人物幾乎沒有
心理健全的，大都帶著不同程度的畸變心理。
四、意象手法的巧妙運用。
意象是指有著色彩、光澤、聲音的物象形態，包含著隱喻、象徵等深層的意
蘊。
在封建家庭和西洋文化的雙重熏陶下，
張愛玲的小說不僅呈現出中國古典小
說的神韻，
更融入了現代西洋小說的精髓，
大多有著鮮亮的視覺效果。
張愛玲善
於運用意象手法，她營造的意象，既有不厭其煩的對於傳統意象的襲舊和繼承，
又有層出不窮的創新，使許多原本抽象的人物的命運、心理、情緒等，呈現出具
體的形態。
「月亮」在張愛玲在小說中，
就作為意向被不斷的提到。
光在
《金鎖記》
中，
月亮一詞就被反復用了
9
次之多。比如：
「三十年前的上海，
一個有月亮的晚上。
我們也許沒能趕上三十年前的月亮。
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暈，
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
淚珠，
陳舊而迷糊。
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
比眼前的月亮大，
白，圓；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著凄涼」。
「或歡悅或凄涼的月亮。」
「影影綽綽烏雲里有個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個戲劇化的猙獰的臉譜。
一點一點月亮緩緩地從雲里出來了，
黑雲底下透出一線炯炯的光，
是面具底下的
眼睛」。
就連小說的結尾也是用「三十年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
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
除了月亮之外，還比較常見的意向是「鏡子」。比如《金鎖記》中「風從窗
子里進來，
對面掛著的迴文雕漆長鏡被風吹得搖搖晃晃，
磕托磕托敲著牆。
七巧
雙手按住了鏡子。
鏡子里反映著翠竹簾子和一副金綠山水屏條，
依舊在風中來回
盪漾著，
鏡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這里不僅用鏡子意象來表現七巧的幻覺，
還
用了最簡潔的手法將故事串聯在一起，敘述、暗示，對比不同性質的關系。
其他意向手法還出現在：
「像拉過來又拉過去帶有凄怨色彩的蒼涼的胡琴」——
《傾城之戀》
「她是綉在屏風上的鳥——悒鬱的紫色的緞子屏風上，
織金雲朵里的一隻白
鳥，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給蟲蛀了，死也還死在屏風上。」——《茉
莉香片》
還有描寫被隔離的孤獨的人，
嚮往自己內心過程中帶來的自審與自省。
她與
外人溝通不了的情況恰似她得的便秘症一樣，
本應該向外發泄的情感垃圾堆積在
腸子里，被堵住了。這就是《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煙鸝得了便秘症，每天在浴
室里一坐坐上幾個鍾頭„„，
只有在白色的浴室里她是定了心，
生了根。
她低頭
看著自己雪白的肚子，白皚皚的一片，時而鼓起來些，時而癟進去，肚臍的式樣
也改變，
有時候是甜凈無表情的希臘石像的眼睛，
有時候是突出的怒目，
有時候
是邪教神佛的眼睛，眼裡有一種險惡的微笑，然而很可愛，眼角彎彎的，撇出魚
尾紋。」意象分別是「希臘石像的眼睛」和「邪教神佛的眼睛」。
張愛玲以其獨特筆調，
奇異的意向，
為讀者「淡妝濃抹」的營造了一個光怪
陸離的藝術殿堂，
完成了她小說中意象世界的建構，
使她的小說顯出神奇的藝術
魅力。這些意向，要麼作為觸發的契機，要麼喚醒身在亂世的人的或沉痛。一個
簡單的意象所傳達的不僅僅是時間的流逝，
容顏的更改，
更多的是人物在這其間
這是我在網路文庫裡面給你粘貼來得一部分答案，你具體可以自己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