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請談談契訶夫短篇小說《苦惱》,小說要表現的主題。
《苦惱》的作者是契訶夫（1860-1904），俄國小說家、戲劇家。
《苦惱》的副標題是內「我拿我的苦惱向誰去訴說？」。容《苦惱》寫於1886年，描寫一個死了兒子的老馬夫想向別人傾訴心中的痛苦，無奈偌大一個彼得堡卻找不到一個能夠聽他說話的人，最後只能對著他的小母馬訴說。小說以冷峻的筆觸寫出了老馬車夫的辛酸和苦惱，我拿我的苦惱向誰去訴說，這句話出自《舊約全書》。
時代背景
《苦惱》寫於1886年，這個時候正是沙皇俄國黑暗時期，沙俄的殘酷統治使許多人思想麻木冷漠，不願意正視社會現實。在這種社會環境下，作者以冷峻的筆，客觀的描繪了這種社會現狀，為不幸的人們抗爭。
主題
小說描寫一個老馬夫姚納兒子剛剛死去，他想向人們傾訴自己心中的痛若，無奈偌大的一個彼得堡竟找不到一個能夠聽他說話的人，最後他只能對著他的小母馬訴說。作品通過無處訴說苦惱的姚納的悲劇，揭示了19世紀俄國社會的黑暗和人間的自私、冷酷無情，這正是當時俄國社會生活的剪影。
打字不易，留個贊吧！🙈
❷ 契訶夫短篇小說選的創作背景是怎樣的
《契訶夫短篇小來說選》背景自：1861年，沙皇被迫自上而下地廢除了農奴制，但封建勢力仍很強大，解放運動轉入平民知識分子革命時期。在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沙皇政府更加強了對進步力量的鎮壓，剛剛形成不久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又受西方自然主義等潮流的影響而逐漸衰退。到了九十年代末，隨著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開展，終於被無產階級文學所取代。但就在俄國這些作品衰落的八、九十年代，卻由托爾斯泰和契訶夫等作家，把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推上了世界文學的高峰。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和解放運動緊密聯系，批判矛頭一直指向專制的農奴制度及其殘余。
❸ 請談談契訶夫短篇小說《苦惱》主人公姚納苦惱的具體內容及小說要表現的主題。
作品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即第一自然段，用一個街頭即景畫面，寫車夫姚納和他的小母馬。姚納被失去兒子的痛苦折磨得麻木了，小母馬也在默默地想心事，他們可憐地佇立在風雪之中，與周圍喧嘩、熙攘的世界格格不入。第二部分從「姚納和他的小馬」到「就會嗚嗚地哭起來」。這部分是小說的主幹，主要寫姚納向人傾吐內心苦惱時的種種遭遇，它包括四個層次：第一層，他拉軍人到維堡區去，寫軍人對他的冷漠；第二層，他拉三個尋歡作樂的青年上巡警去，寫青年人根本不聽他的苦訴；第三層，他遇到看門人，想跟他攀談，可看門人指責了他；第四層，他和住處的小夥子訴說，小夥子卻蒙頭睡著了，寫他遇到那麼多人，竟沒有一個人同情他。第三部分從「出去看看馬吧」到全文結束，描寫姚納只能向馬傾訴苦惱，馬成了他唯一可以得寬慰的動物。全篇作品以題記「我拿我的煩惱向誰去訴說」為情節線索，依次寫出了姚納與馬各懷苦惱與心事，姚納向人訴說苦惱的連續失敗，向馬傾吐內心感情的成功。所有的情節內容都緊緊圍繞著姚納深懷苦惱傾訴苦惱的動機和行為展開。首尾互相呼應並形成對照，首尾人與馬的關系又與中間部分人與人的關系構成對比，因此全文結構緊密、中心突出，又如行雲流水，渾然一體。
這篇描寫小人物悲劇命運的憂憤深廣之作，讀來令人震顫而又耐人尋味。它的思想內含，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去理解：
第一，作品表現了黑暗現實中的小人物悲慘無援的處境和苦惱。車夫姚納身處社會的下層，軍人可以向他發脾氣，青年們隨意取笑漫罵他，揚言「給他一個脖兒拐」邊看門人和他的同行都對他的痛苦無動於衷、缺乏同情心。他的生計也很艱難。午飯前出來到「黃昏的暗影籠罩金城」，他還沒拉到一趟生意；奔波到晚上十點鍾，竟然「連買燕麥的錢還沒掙到」。他的遭遇又極其不幸，老婆早已去世，唯一可寄託希望的兒子又新近病逝。作者真實地刻畫了一個地位低下、苦苦掙扎、命運悲慘的小人物形象。他的不幸，正是當社會壓迫的結果。然而，對姚納來說，最苦惱的還不是他的現實境遇，而是他的痛苦無處訴說，無人理解和同情，心靈的孤寂和折磨比現實生活的不幸更難以承受。作者寫出了他在浩大無邊的苦惱摧殘下的內心麻木；他一動不動地任憑風雪的襲擊，他無心拒絕不公道的車價，他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旨」。但作為一個活人，他畢竟還有向人傾吐苦惱、與人交流情感的渴望。然而在偌大的社會中，他卻找不到一個關心同情、能分擔他的苦惱的人，他只能在馬身上實現他那小小的可憐的心願。一個小人物孤單寂寞，壓抑滯重的心態由此得到了深刻的揭示。他的麻木、忍受和不覺悟，既是生活的賜予，也是他無法通過斗爭改變自己命運的心靈桎梏。作者哀其不幸之餘，也不無怒其不爭的意味。
二、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黑暗、昏聵和人與人關系中的自私、冷漠。作者通過馬車夫姚納一心想傾訴他的苦惱而結果卻處處碰壁的情節，寫出了現實生活和社會心態的一個縮影。人們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缺乏同情心，人際關系被市儈意識支配，難以溝通感情、互相理解，從而顯示出整個社會的黑暗和冷酷無情。軍人與追求享樂的青年對小人物的不幸漠不關心，這里有社會地位的隔膜。然而，與窮車夫處於同一階層的看門人和青年車夫也無動於衷，這就更深刻地提示了當時社會人與人關系中的冷漠無情已到了何等地步。令人窒息的社會氛圍終於把姚納推向小母馬，他在對馬的傾訴中得到了人間得不到的安慰和同情。作品凸現了人不如馬的昏聵現實。作者以深沉的感傷和強烈的憤慨，對此加以無情的揭露和否定。
三、抒寫了作者自己的無處言說的苦惱心境。當時，契訶夫正為探求真理不得而苦惱。他的這種心境，反映在《沒意思的故事》的情節之中，也寄寓和流露在姚納這個形象的塑造上。在敘述馬車夫不幸遭遇和內心苦惱的過程中，尤其在姚納只得對小母馬傾吐悲苦的描寫中，作者本人的那種苦悶、悲哀和默默之情是溢於言表的。題記：「我拿我的煩惱向誰去訴說」？更具有一種自我表白的意味。小說寫道：「那苦惱是浩大的、無邊無際的。要是姚納的胸裂開，苦惱滾滾地流出來的話，那苦惱彷彿會淹沒全世界似的，可是話雖如此，那苦惱偏偏沒人看見。那份苦惱竟包藏在這么渺小的軀殼里，哪怕在大白天舉著火把去找也找不到……」這既是客觀寫實，也是主觀移情。作者在同情小人物命運、抨擊社會黑暗的描繪中，又表現出自己的那種看不到前途和光明的無可奈何的態度，那種還在黑暗中摸索而苦無出路的心境。
❹ 急！！龍應台《目送》或者莫泊桑短篇小說集或者契訶夫短篇小說集的針對人物形象、主題思想、結構寫法等進
採納 給發
❺ 評契訶夫短篇小說藝術
mm92712朋友，你好。以下是俄國作家契訶夫作品及其特點的相關資料:
19世紀末俄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情趣雋永、文筆犀利的幽默諷刺大師，短篇小說的巨匠，著名劇作家。他以卓越的諷刺幽默才華為世界文學人物畫廊中增添了兩個不朽的藝術形象。他的名言「簡潔是天才的姊妹」也成為後世作家孜孜追下求的座右銘。
他的小說短小精悍，簡練樸素，結構緊湊，情節生動，筆調幽默，語言明快，富於音樂節奏感，寓意深刻。他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發現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通過幽默可笑的情節進行藝術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來反映當時的俄國社會。其代表作《變色龍》、《套中人》堪稱俄國文學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藝術珍品，前者成為見風使舵、善於變相、投機鑽營者的代名詞；後者成為因循守舊、畏首畏尾、害怕變革者的符號象徵。
以下則是契訶夫生平的相關資料：
契訶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國小說家、戲劇家。1860年1月29日生於羅斯托夫省塔甘羅格市。祖父是贖身農奴。父親曾開設雜貨鋪，1876年破產，全家遷居莫斯科。但契訶夫隻身留在塔甘羅格，靠擔任家庭教師以維持生計和繼續求學。1879年進莫斯科大學醫學系。1884年畢業後在茲威尼哥羅德等地行醫，廣泛接觸平民和了解生活，這對他的文學創作有良好影響。
在19世紀80年代的俄國，反動的書刊檢查制度空前嚴格，庸俗無聊的幽默刊物風靡一時。契訶夫開始創作時常以安東沙·契洪特等筆名向這類雜志（如《蜻蜓》、《斷片》）投稿。短篇小說《一封給有學問的友鄰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長篇、中篇等小說中最常見的是什麼？》(1880)是他初期發表的作品。80年代中葉前，他寫下大量詼諧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說，很多是無甚價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較優秀的作品，繼承俄羅斯文學的民主主義優良傳統，針砭當時社會的丑惡現象，如寫卑欺強節的小官吏（《在釘子上》、《一個官員的死》、《勝利者的勝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紳和老爺（《英國女子》1883），見風使舵的奴才骨（《變色龍》，1884），專制制度的衛道士（《普里希別葉夫中士》，1885）。但他迫於生計和缺乏經驗，在當時主要只求速成和多產。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羅維奇寫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華，他深受啟發，開始嚴肅對待創作。寫於1886年的《萬卡》、《苦惱》和1888年的《渴睡》，表現了作家對窮苦勞動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問世的著名中篇小說《草原》描繪和歌頌了祖國的大自然，思考農民的命運，表達人民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偽善、愛慕虛榮和庸俗等習氣。這些作品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方面都有明顯進展。但受小資產階級環境影響的契訶夫在這時不問政治，只「想做一個自由的藝術家」，要有「最最絕對的自由」。他從1886年起為反動文人蘇沃林發行的《新時報》撰稿，雖經批評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勸告，仍同它保持關系。1888年10月，契訶夫獲「普希金獎金」半數。這時他已是5部短篇小說集的作者（《梅爾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顏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話》，1887；《短篇小說集》，1888）。聲譽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強烈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作家的社會責任感，認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創作的意義。他說：「自覺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確的世界觀，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一種可怕的事情。」這種思想形象地表現在中篇小說《沒意思的故事》(1889)里。
從這個時期起，契訶夫開始創作戲劇。獨幕劇《結婚》(1890)和《論煙草的危害》(1886)、《蠢貨》(1888)、《求婚》(1888～1889)、《一個不由自主的悲劇角色》(1889～1890)、《紀念日》(1891～1892)等輕松喜劇在思想內容和喜劇性上接近於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劇本《伊凡諾夫》(1887～1889)批判缺乏堅定信念、經不起生活考驗的80年代的「多餘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體弱的契訶夫不辭長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庫頁島游歷，對那裡的所有居民、「將近一萬個囚徒和移民」逐一進行調查。庫頁島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覺悟和創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說：「……如果我是文學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間……我至少需要一點點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點點也好。」他開始覺察到，為《新時報》撰稿所帶給他的只是「禍害」，終於在1893年同這家刊物斷絕關系。他對俄國的專制制度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寫出了《庫頁島》(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則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這部中篇小說控訴監獄一般的沙皇俄國的陰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惡」的托爾斯泰主義。列寧讀它後受到強烈的感染，說自己「覺得可怕極了」，以致「在房間里待不住」，「覺得自己好象也被關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間，契訶夫曾去米蘭、威尼斯、維也納和巴黎等地療養和游覽。從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購置的莫斯科省謝爾普霍夫縣的梅里霍沃庄園。1898年，身患嚴重肺結核病的契訶夫遷居雅爾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演員奧爾迦·克尼碧爾結婚。在雅爾塔他常與列·托爾斯泰、高爾基、布寧、庫普林和列維坦等人會見。
19世紀90年代和20世紀初期是契訶夫創作的全盛時期。當時俄國的解放運動進入無產階級革命的新階段。在革命階級的激昂情緒激盪下學生以及其他居民階層中間的民主精神漸趨活躍。契訶夫也漸漸克服了不問政治的傾向，積極投入社會活動：1892年在下諾夫哥羅德省和沃羅涅什省賑濟飢荒；1892至1893年間在謝爾普霍夫縣參加撲滅霍亂的工作；1897年參與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國作家左拉為德雷福斯辯護的正義行動，並因此疏遠同蘇沃林的關系；1902年為了抗議沙皇當局取消高爾基的科學院名譽院士資格的決定，他和柯羅連科一起放棄在1900年獲得的科學院名譽院士稱號；1903年他資助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學生。他的民主主義立場日益堅定，對社會生活的底奧的觀察更為深刻，對醞釀中的革命的預感也日益明朗，從漆黑的現實中漸漸看到隱約的「火光」。他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強調藝術作品應該有明確的思想（劇本《海鷗》，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裡接觸到重大的社會問題。例如《農民》(1897)以清醒的現實主義反映了農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貧乏：赤貧、愚昧、落後和野蠻；《在峽谷里》(1900)並描繪了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瘋狂地掠奪財富和殘忍本性。這些小說對美化農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駁。揭露資本主義的主題也見於《女人的王國》(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診》(1898)則表明資本主義「魔鬼」不僅壓榨工人，而且也折磨著工廠主後裔的良心，他們意識到生活沒有意義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鬱不安。劇本《萬尼亞舅舅》(1897)描寫沒有真正理想和嚴肅目標的知識分子的可悲命運，他們的正直無私的勞動終成無謂的犧牲。《帶狗的女人》(1899)以愛情為題材，暴露庸俗和虛偽，喚起讀者「對渾渾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厭惡」。《帶閣樓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會斗爭的「小事」論，批判自由主義者的漸進論思想，認為需要一種「更強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爭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動的狹隘圈子，去影響廣大群眾。他的創作中逐漸響起了「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的呼聲。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動力量對社會的壓制及他們的保守和虛弱，並鞭撻當時存在的套中人習氣。在《醋栗》(1898)和《姚內奇》(1898)里他刻畫自私自利、蜷伏於個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靈空虛和墮落，並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園，而是整個地球，整個大自然，在那廣大的天地中，人才能盡情發揮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質和特點」。
隨著20世紀初社會運動的進一步高漲，契訶夫意識到一場強大的、盪滌一切的「暴風雨」即將降臨，社會中的懶惰、冷漠、厭惡勞動等惡習將被一掃而光。他歌頌勞動，希望每個人以自己的工作為美好的未來做准備（《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寫成的《新娘》(1903)表達了要「把生活翻一個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劇本《櫻桃園》(1903～1904)展示了貴族的無可避免的沒落和由新興資產階級所代替的歷史過程，同時表現了毅然同過去告別和嚮往幸福未來的樂觀情緒：櫻桃園伐木的斧聲伴隨著「新生活萬歲！」的歡呼聲。然而由於契訶夫的思想立場從未超越民主主義的范疇，他筆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創建嶄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們渴望的「新生活」始終只是一種朦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訶夫因病情惡化，前往德國巴登維勒治療，7月15日在那裡逝世，遺體運回莫斯科安葬。
契訶夫創造了一種風格獨特、言簡意賅、藝術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說。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憑借精巧的藝術細節對生活和人物作真實描繪和刻畫，從中展示重要的社會內容。這種小說抒情氣味濃郁，抒發他對丑惡現實的不滿和對美好未來的嚮往，把褒揚和貶抑、歡悅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體系之中。他認為：「天才的姊妹是簡練」，「寫作的本領就是把寫得差的地方刪去的本領」。他提倡「客觀地」敘述，說「越是客觀給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讀者的想像和理解能力，主張讓讀者自己從形象體系中琢磨作品的涵義。
契訶夫戲劇創作的題材、傾向和風格與他的抒情心理小說基本相似。他不追求離奇曲折的情節，他描寫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從中揭示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訶夫的劇作中有豐富的潛台詞和濃郁的抒情味；他的現實主義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徵意義，「海鷗」和「櫻桃園」就都是他獨創的藝術象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欽科以及莫斯科藝術劇院（1898年建立）與契訶夫進行了創造性的合作，對舞台節術作出了重大革新。
❻ 讀契訶夫短篇小說的感想
契訶夫短篇小說《苦惱》讀後感
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一位在十九世紀里受到殘酷剝削的車夫，他為了維持生計，被迫早出晚歸，拉著他那匹瘦得只剩下骨頭的馬，在寒冷、昏暗的大街上穿行。
使我感受頗深的是一段車夫與車夫對罵的鏡頭，「你往哪裡闖，鬼東西！鬼把你支使到哪啊？靠右走！」文中的另一個車夫顯然是和文章的主人公一樣貧窮的，但他絲毫沒有對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對方感到同情，反而看到一點點小錯便破口大罵。也許，他們的心中的情感已經被賺錢吃飽的肚子的心態佔領了，人窮志短在這里得到了體現。
另一個讓我有所感觸的是主人公有滿肚子的煩惱但沒有人肯聽他說。文章以《苦惱》為題、，我想也是為了突出這一點，無窮無盡的煩惱是貫穿全文的。一旦有人上了這位車夫的車，他就想與別人分享心中的苦惱。「我那個兒子……這個星期死了。」「多半是的了熱病吧……他在醫院了躺了三天就死了……這是上帝得旨意呦」雖然他不想把這個話題說得太沉重，但從話語上我們仍可以感到他悲傷的情懷。而他得到的回應是什麼呢？「趕你的車吧，趕你的車吧……」「大家都要死的，得了，趕你的車吧」顯然，人們對他的敘述不以為然，根本不想聽。你駕車，我給錢，我沒有興趣和你聊。這也折射出當時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冷淡，沒有情感，只有錢——盡管只是一點點。人的高貴、尊嚴，就被這一點點錢所埋沒了。
還有一個場景，不是關於車夫的，而是准備乘車的三位乘客正在爭論的場景。車，只有兩個位置，而人，卻有三個——必須有人站著。就為此，三個人經過了長久的吵罵，變卦，責難之後才決定：讓一個駝子站著，因為它最矮。然而按我們現在的邏輯，駝子屬於「老弱病殘」理應坐著。這足以表明，在這個黑暗的社會里，剝削，不只是富人對窮人的專利，窮人和窮人之間也相互剝削，沒有剝削人的成本，怎麼辦？那就從日常生活的小方面欺負別人。
整篇文章充斥著苦惱這個主題，處處透露出一個貧窮車夫的苦惱，然而對於整個社會，對他人漠不關心，互相攻擊難道就是一個和諧的社會嗎？我想這應該是整個社會的苦惱。
附：
契訶夫是世界文壇上一位罕見的藝術家。他的小說經受了百年的時間檢驗，依然閃耀著獨特的藝術光彩。契訶夫的著眼點總是平凡的人的日常生活，他是個描寫日常生活中的最平凡事情的現實主義者。但是他從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他對生活素材認真細致地進行「觀察、選擇」，而在創作過程中又進行「推測、組合」，使生活素材形象化，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現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質。
所以我很喜歡契訶夫的作品。在這本短篇小說選中，我最喜歡的還是其中的《變色龍》，《釘子上》和《萬卡》。
《變色龍》告訴了我們：在沙皇俄國將軍家中的一條狗比平民百姓還要重要，巡邏官奧楚美洛夫之流在有權勢者的家犬前搖尾乞憐，而對老百姓卻張牙舞爪，蠻橫嬌縱。《變色龍》就是契訶夫送給人世的一面鏡子，一個警示，在百餘年後的今天同樣還是有人身上有著「變色龍」的奴性，表裡不一；《萬卡》可以說是《苦惱》的姐妹篇。都是抒情心理短篇小說。主要寫的是：九歲童工的稚真心靈，他的學徒生活的苦楚，他對祖父和家鄉的眷戀——這一切在篇幅不大的作品中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滲透，短短幾頁字就寫出了童工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短篇小說《釘子上》和《一個文官之死》一樣，都展現了但是沙皇俄國在官場上的丑態：強者霸道、倨傲專橫，弱者低頭哈腰、不敢反抗。臭蟲般的切爾維亞科夫以及他的奴才們的心理正是這種官場生活的產物。
讀了這本小說選後，我更能體會到當時沙皇俄國官場上的險惡與蠻橫，也看清了當時和如今的「變色龍」就是牆頭草，哪邊是強者就擁護哪邊，即使那強者並不是善良的那一方。《契訶夫短篇小說選》給我了很多啟迪，讓我了解到不少沙皇俄國的當年！
❼ 契訶夫短篇小說《哀傷》解析，越詳細越好，求助！
4．小說主人公格里戈里•彼得羅夫是個怎樣的人?請結合全文作簡要分析。(6分)
5．小說的環境描寫很成功，請結合原文兩處劃線句簡要分析其表達效果。(6分)
6．小說用不小的篇幅來寫主人公的心理，請簡要分析這些心理語言的特色。(5分)
7．這篇小說以「哀傷」為題，寓意深刻。請結合全文探究「哀傷」的含義。(8分)
4．他雖然對妻子比較粗暴，但他的內心深處還是很愛妻子的：他為沒能讓妻子過上幸福的生活而自責難過；他對造成妻子的死感到非常痛心；他對無法彌補對妻子的愛感到懊悔；他希望妻子能再從頭活一次，然後好好待她，以此救贖自己的良心。他誠實守信，有責任 心：他冒著嚴寒千方百計要安葬好妻子，最後卻付出了性命。臨死前還想著再活五六年，好還人家的馬，給妻子下葬。(言之成理即可)
5．如小說開頭「刀割一樣的冷風迎面吹來，雪花的迷霧在打轉兒，田野、電線桿、樹木都看不見了」的環境描寫，為整個小說定下了蒼涼、陰冷、悲愴、哀傷的基調； 「密密層層的大雪漸漸變得灰暗了。黃昏已經來臨」等環境描寫，則渲染了這種肅殺、凄涼、冷酷的氣氛，使「哀傷」這個主題不斷地得到了深化。(言之成理即可)
6．(1)從總體上看，這些心理語言，樸素自然、平易直白、不事雕飾，符合小人物的身份和口吻，也反映出人物的遭遇。(2)細而言之，這些心理語言，①或絮絮叨叨，盡情吐露。如「他想：……老太婆卻死了」的一段心理描寫即是如此，極好地反映出人物懊喪、傷感的心理。「他回想起，……還沒有清醒過來」一段心理語言，則又反映了主人公的自責和內疚。②或語氣強烈，情緒激動。如「是啊，她還常常去討飯!……往回走」的心理描寫，用三個感嘆句和一個疑問句，鮮明地寫出了人物生活之貧苦、無奈與糾結。③或語反復，意無盡。如反復用「再從頭活一次就好了……」的省略句，寫出了主人公對妻子的深深歉疚和無限哀痛之情。『(言之成理即可)
7．(1)包含著 人世間的荒涼和辛酸；(2)凝集著多少人生的不幸和痛楚；(3)顯示了人們對生命的留戀和嚮往。(言之成理即可)
❽ 契訶夫短篇小說藝術的獨特性表現在哪些方面
19世紀末俄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情趣雋永、文筆犀利的幽默諷刺大師，短篇小說的巨匠，著名劇作家。他以卓越的諷刺幽默才華為世界文學人物畫廊中增添了兩個不朽的藝術形象。他的名言「簡潔是天才的姊妹」也成為後世作家孜孜追下求的座右銘。
他的小說短小精悍，簡練樸素，結構緊湊，情節生動，筆調幽默，語言明快，富於音樂節奏感，寓意深刻。他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發現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通過幽默可笑的情節進行藝術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來反映當時的俄國社會。其代表作《變色龍》、《套中人》堪稱俄國文學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藝術珍品，前者成為見風使舵、善於變相、投機鑽營者的代名詞；後者成為因循守舊、畏首畏尾、害怕變革者的符號象徵。
以下則是契訶夫生平的相關資料：
契訶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國小說家、戲劇家。1860年1月29日生於羅斯托夫省塔甘羅格市。祖父是贖身農奴。父親曾開設雜貨鋪，1876年破產，全家遷居莫斯科。但契訶夫隻身留在塔甘羅格，靠擔任家庭教師以維持生計和繼續求學。1879年進莫斯科大學醫學系。1884年畢業後在茲威尼哥羅德等地行醫，廣泛接觸平民和了解生活，這對他的文學創作有良好影響。
在19世紀80年代的俄國，反動的書刊檢查制度空前嚴格，庸俗無聊的幽默刊物風靡一時。契訶夫開始創作時常以安東沙·契洪特等筆名向這類雜志（如《蜻蜓》、《斷片》）投稿。短篇小說《一封給有學問的友鄰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長篇、中篇等小說中最常見的是什麼？》(1880)是他初期發表的作品。80年代中葉前，他寫下大量詼諧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說，很多是無甚價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較優秀的作品，繼承俄羅斯文學的民主主義優良傳統，針砭當時社會的丑惡現象，如寫卑欺強節的小官吏（《在釘子上》、《一個官員的死》、《勝利者的勝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紳和老爺（《英國女子》1883），見風使舵的奴才骨（《變色龍》，1884），專制制度的衛道士（《普里希別葉夫中士》，1885）。但他迫於生計和缺乏經驗，在當時主要只求速成和多產。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羅維奇寫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華，他深受啟發，開始嚴肅對待創作。寫於1886年的《萬卡》、《苦惱》和1888年的《渴睡》，表現了作家對窮苦勞動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問世的著名中篇小說《草原》描繪和歌頌了祖國的大自然，思考農民的命運，表達人民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偽善、愛慕虛榮和庸俗等習氣。這些作品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方面都有明顯進展。但受小資產階級環境影響的契訶夫在這時不問政治，只「想做一個自由的藝術家」，要有「最最絕對的自由」。他從1886年起為反動文人蘇沃林發行的《新時報》撰稿，雖經批評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勸告，仍同它保持關系。1888年10月，契訶夫獲「普希金獎金」半數。這時他已是5部短篇小說集的作者（《梅爾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顏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話》，1887；《短篇小說集》，1888）。聲譽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強烈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作家的社會責任感，認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創作的意義。他說：「自覺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確的世界觀，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一種可怕的事情。」這種思想形象地表現在中篇小說《沒意思的故事》(1889)里。
從這個時期起，契訶夫開始創作戲劇。獨幕劇《結婚》(1890)和《論煙草的危害》(1886)、《蠢貨》(1888)、《求婚》(1888～1889)、《一個不由自主的悲劇角色》(1889～1890)、《紀念日》(1891～1892)等輕松喜劇在思想內容和喜劇性上接近於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劇本《伊凡諾夫》(1887～1889)批判缺乏堅定信念、經不起生活考驗的80年代的「多餘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體弱的契訶夫不辭長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庫頁島游歷，對那裡的所有居民、「將近一萬個囚徒和移民」逐一進行調查。庫頁島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覺悟和創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說：「……如果我是文學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間……我至少需要一點點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點點也好。」他開始覺察到，為《新時報》撰稿所帶給他的只是「禍害」，終於在1893年同這家刊物斷絕關系。他對俄國的專制制度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寫出了《庫頁島》(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則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這部中篇小說控訴監獄一般的沙皇俄國的陰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惡」的托爾斯泰主義。列寧讀它後受到強烈的感染，說自己「覺得可怕極了」，以致「在房間里待不住」，「覺得自己好象也被關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間，契訶夫曾去米蘭、威尼斯、維也納和巴黎等地療養和游覽。從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購置的莫斯科省謝爾普霍夫縣的梅里霍沃庄園。1898年，身患嚴重肺結核病的契訶夫遷居雅爾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演員奧爾迦·克尼碧爾結婚。在雅爾塔他常與列·托爾斯泰、高爾基、布寧、庫普林和列維坦等人會見。
19世紀90年代和20世紀初期是契訶夫創作的全盛時期。當時俄國的解放運動進入無產階級革命的新階段。在革命階級的激昂情緒激盪下學生以及其他居民階層中間的民主精神漸趨活躍。契訶夫也漸漸克服了不問政治的傾向，積極投入社會活動：1892年在下諾夫哥羅德省和沃羅涅什省賑濟飢荒；1892至1893年間在謝爾普霍夫縣參加撲滅霍亂的工作；1897年參與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國作家左拉為德雷福斯辯護的正義行動，並因此疏遠同蘇沃林的關系；1902年為了抗議沙皇當局取消高爾基的科學院名譽院士資格的決定，他和柯羅連科一起放棄在1900年獲得的科學院名譽院士稱號；1903年他資助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學生。他的民主主義立場日益堅定，對社會生活的底奧的觀察更為深刻，對醞釀中的革命的預感也日益明朗，從漆黑的現實中漸漸看到隱約的「火光」。他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強調藝術作品應該有明確的思想（劇本《海鷗》，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裡接觸到重大的社會問題。例如《農民》(1897)以清醒的現實主義反映了農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貧乏：赤貧、愚昧、落後和野蠻；《在峽谷里》(1900)並描繪了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瘋狂地掠奪財富和殘忍本性。這些小說對美化農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駁。揭露資本主義的主題也見於《女人的王國》(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診》(1898)則表明資本主義「魔鬼」不僅壓榨工人，而且也折磨著工廠主後裔的良心，他們意識到生活沒有意義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鬱不安。劇本《萬尼亞舅舅》(1897)描寫沒有真正理想和嚴肅目標的知識分子的可悲命運，他們的正直無私的勞動終成無謂的犧牲。《帶狗的女人》(1899)以愛情為題材，暴露庸俗和虛偽，喚起讀者「對渾渾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厭惡」。《帶閣樓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會斗爭的「小事」論，批判自由主義者的漸進論思想，認為需要一種「更強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爭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動的狹隘圈子，去影響廣大群眾。他的創作中逐漸響起了「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的呼聲。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動力量對社會的壓制及他們的保守和虛弱，並鞭撻當時存在的套中人習氣。在《醋栗》(1898)和《姚內奇》(1898)里他刻畫自私自利、蜷伏於個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靈空虛和墮落，並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園，而是整個地球，整個大自然，在那廣大的天地中，人才能盡情發揮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質和特點」。
隨著20世紀初社會運動的進一步高漲，契訶夫意識到一場強大的、盪滌一切的「暴風雨」即將降臨，社會中的懶惰、冷漠、厭惡勞動等惡習將被一掃而光。他歌頌勞動，希望每個人以自己的工作為美好的未來做准備（《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寫成的《新娘》(1903)表達了要「把生活翻一個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劇本《櫻桃園》(1903～1904)展示了貴族的無可避免的沒落和由新興資產階級所代替的歷史過程，同時表現了毅然同過去告別和嚮往幸福未來的樂觀情緒：櫻桃園伐木的斧聲伴隨著「新生活萬歲！」的歡呼聲。然而由於契訶夫的思想立場從未超越民主主義的范疇，他筆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創建嶄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們渴望的「新生活」始終只是一種朦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訶夫因病情惡化，前往德國巴登維勒治療，7月15日在那裡逝世，遺體運回莫斯科安葬。
契訶夫創造了一種風格獨特、言簡意賅、藝術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說。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憑借精巧的藝術細節對生活和人物作真實描繪和刻畫，從中展示重要的社會內容。這種小說抒情氣味濃郁，抒發他對丑惡現實的不滿和對美好未來的嚮往，把褒揚和貶抑、歡悅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體系之中。他認為：「天才的姊妹是簡練」，「寫作的本領就是把寫得差的地方刪去的本領」。他提倡「客觀地」敘述，說「越是客觀給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讀者的想像和理解能力，主張讓讀者自己從形象體系中琢磨作品的涵義。
契訶夫戲劇創作的題材、傾向和風格與他的抒情心理小說基本相似。他不追求離奇曲折的情節，他描寫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從中揭示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訶夫的劇作中有豐富的潛台詞和濃郁的抒情味；他的現實主義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徵意義，「海鷗」和「櫻桃園」就都是他獨創的藝術象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欽科以及莫斯科藝術劇院（1898年建立）與契訶夫進行了創造性的合作，對舞台節術作出了重大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