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蘇講的有聲小說

1. 有沒有關於一些英雄人物的故事

1967年10月9日，拉丁美洲著名革命家、「游擊中心」理論倡導者切·格瓦拉在前一天戰斗中負傷被俘後，被美國支持的玻利維亞軍人政權槍決。
早在20世紀60年代，切·格瓦拉的名字便在世界傳揚。當年中國也曾稱贊過他在古巴推行的游擊戰道路，而西方對他則冠以「紅色羅賓漢」、「共產主義的堂·吉訶德」等稱號。直至2000年，北京舞台上演的話劇《格瓦拉》還曾轟動一時。那個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傳奇革命家，其戰斗和生活的軌跡其實曾與我們緊密相關，其悲歡也值得國人品味反思……

■以毛澤東著作為師，為窮苦人的利益而拋棄了醫生的職業到古巴打游擊

在古巴革命中聞名的格瓦拉，原本是阿根廷人。他於1928年生於較優裕的家庭，畢業於醫學院，在行醫中痛感人民苦難非葯可治，在閱讀了馬列著作後決心從事政治斗爭，以解放整個拉丁美洲為己任。1957年，他在墨西哥結識了古巴革命者卡斯特羅並與其結成密友，兩人很快便率一支小隊乘船潛回古巴，登陸後他們上山進行游擊戰，一年多後就推翻了親美的獨裁政權。

在「七支步槍起家」的斗爭中，格瓦拉讀過西班牙文本的《毛澤東選集》後深受啟發，後來他一再說：「毛澤東是游擊戰大師，我只是個小學生。」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翌年，格瓦拉便來華訪問。他見到了被自己奉為導師的毛澤東，兩人親密地拉著手說話。回國後，格瓦拉便拿起甘蔗刀下田，宣布這是仿照人民公社的榜樣，並號召民眾學習中國專家不計較工資只講奉獻的精神。

格瓦拉做體力活並不是裝樣子給群眾看的，而是實實在在地真干，業余時間特別是星期六下午，他的時間主要用於義務勞動。他公私分明，年幼的孩子生了急病，他也絕不許用自己的公車送醫院。在當時物資困難的情況下，政府發給每個高級領導人一張特殊供應卡，位居國家第二把手的格瓦拉馬上退回，而且始終要求家人到商店同普通百姓一樣排隊買東西。至於他那些同戰士一樣站崗，治療被視為瘟神的麻風病人從不戴手套一類的故事，更是廣為傳揚。正是這種毫無利己動機的獻身榜樣，使格瓦拉能夠超越時空，被貧困國度的民眾和許多富足的西方人同時接受和稱贊。卡斯特羅對這位戰友的評價則是：「一個在行動上沒有一絲污點，在舉動中毫無瑕疵的典範就是切！」

■理想主義與現實的矛盾，使他離開古巴進入他國叢林

在革命勝利後的古巴，格瓦拉在取得古巴國籍後只呆了六年。當時，中蘇論戰勢同水火後，他感到兩面為難，便在1965年2月再次來華訪問，他主張同蘇聯停止論戰，但他的建議未被接受，他也沒見到毛澤東。帶著憂郁離華後，格瓦拉便在公開場合消失，並登報宣布放棄職務和國籍，使古巴政府不必對其行為負責。

後來人們知道，1965年春，格瓦拉進入了剛果（利）東部，指導當地的左派游擊隊。幾個月後，他失望地離開，因為他感到當地人不願認真打仗，所以失敗無法挽回。隱蔽回古巴休整幾個月後，1966年11月，格瓦拉又帶領幾十個說西班牙語的外籍人進入玻利維亞，在叢林中展開游擊戰。

對於格瓦拉為什麼出走，三十多年來不少研究者有過多種解釋。多數意見是，他想擺脫國際共運的分歧，在南美洲再樹立起一個革命榜樣。不過，從近些年發掘出的他的一些當年的文件筆記中看，格瓦拉其實有更深層次的想法，他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有諸多疑問，想另闢一條新路。

古巴革命勝利後，格瓦拉是首任國家銀行行長，可他卻主張廢除貨幣建立「不用錢的文明」。從事建設時，他反對「物質動力」，主張消滅個人主義，要求用勞動競賽來驅動。由於美國的封鎖，經濟難以自給的古巴不得不大量接受蘇援，在體制和指導原則方面也學習蘇聯模式，對此格瓦拉很失望，認為從列寧推行「新經濟政策」起就開始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先例，而只有戰爭條件下同志關系才是真正純潔的兄弟關系。他這類理想主義的主張，在和平建設的現實生活中註定難以實行，到另一個國度用以往的戰爭方式再做新探索就勢在必然。

拋棄古巴優裕且安寧的城市生活，再進入毒蛇蚊蟲出沒的南美叢林，對從小便患哮喘病的格瓦拉絕非易事，但是為了理想他義無反顧。在近一年艱難的山區游擊跋涉中，格瓦拉只靠一匹騾子馱行李，忍受了諸多困苦，面對追剿和陷入絕境也毫不動搖，並宣布絕不讓敵人活捉自己。在1967年10月8日的最後戰斗中，他因負傷並犯了哮喘病，才當了俘虜。

■「游擊中心」理論隨著他的犧牲而終結，忘我的人格魅力卻長存人間

格瓦拉學過中國的游擊戰理論，他提出的「游擊中心」論卻又有一些不同之處，其中特別強調少數精英的作用，認為到處游擊示範便可讓民眾一涌而起推翻反動政府，而很少注重根據地建設和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格瓦拉最後在玻利維亞的犧牲雖然悲壯，卻說明了外籍人到別國輸出革命很難成功，實踐標准也對其游擊理論做了最無情的檢驗。

記得20世紀70年代後期國內曾翻譯過格瓦拉的《游擊筆記》（內部出版），筆者曾問過許多熟悉游擊戰的老前輩的觀後感，回答都是嘆息不已。從書中可看出，格瓦拉最後近一年在山區到處游動，他想「解放」的當地農民對其卻非常冷淡，沒有一個人參加游擊隊，甚至向政府軍告密。這支隊伍成了無水之魚，人越打越少，能堅持那麼久全靠頑強的毅力和信念支持。

格瓦拉的小隊遭伏擊覆沒，本人被俘後，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同他談了話，出於敬佩曾主張送到關塔那摩關押，玻政府卻堅持處決。因該國已取消死刑，劊子手便於10月9日把格瓦拉帶出來，迎面用沖鋒槍向他掃射，然後拍照後公布說格瓦拉是陣亡。面對槍口，格瓦拉昂首挺胸，無愧於一個戰士的形象！

格瓦拉犧牲後，比生前獲得了更多的榮譽，在世界范圍內特別是亞非拉國家有了眾多崇拜者。在許多國家的群眾集會上，經常可看到他的畫像和毛澤東像並列。那幅穿作戰服留鬍子的照片，成了為擺脫苦難而奮斗的許多人的精神偶像。

蘇東巨變後，全球雖出現了意識形態趨向淡漠的情形，眾多人卻仍有「格瓦拉情結」。1997年是他犧牲30周年，恰好其遺骨在玻利維亞被發現，南美許多國家都舉行了盛大的紀念活動。阿根廷還專門為他拍攝了故事片，並在國會大廈前舉行詩歌朗誦會。更有成千上萬各國青年聚集到格瓦拉犧牲的玻利維亞尤羅山谷，昔日冷寂的失敗之地召開了歡聲鼎沸的大會；古巴的悼念活動更是盛況空前……隨後，在北京話劇舞台上出現的格瓦拉，也造成過轟動效應。劇中主人公譴責種種社會不公後大聲說：「不革命行嗎？」觀眾（多是年輕人）立即報以一陣掌聲和呼喊。當然，劇場內同時也有笑聲和嘆息，表現出中國新時期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和情感的多樣性。

國際范圍內「格瓦拉熱」幾十年不衰，比格瓦拉本人的勝利和悲劇更值得人們思考。如今，在我們這個喧鬧的世界上雖然物慾橫流，人們需要物質利益，然而對美好精神境界的追求卻沒有泯滅。只要社會還存在著壓迫和不公，切·格瓦拉那種為解放苦難者不惜獻身的精神便永遠會受尊崇，眾多青年人仍會高呼著：「切！切！」

2. 《我是特種兵》有多少集啊

總共二十四集，已經全部播放完了，可以下載全集觀看了劇情簡介：
《我是特種兵》——根據網路小說《最後一顆子彈留給我》改編。 揭開最精銳部隊的神秘面紗，締造屬於青春的軍旅傳奇。該劇全景式表現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最精銳的戰士——狼牙特別突擊隊殘酷悲壯、鐵血精誠的訓練和生活的長篇畫卷。如果祖國需要，他們就是一顆上膛的子彈，時刻准備著！
一曲凄美纏綿的軍營戀歌，一份血與淚水的成長記錄。19歲的大學新生小庄，為了追隨初戀女友而開始了一段迷彩軍營生活，但兩個少年都沒有料到，當命運的子彈穿過愛情的心臟時，面對著噴涌而出的夢想和鮮血，這無常荒誕的人生又有幾許承擔之重？
一段激情昂揚的熱血青春，一部與眾不同的軍旅勵志劇。從一個桀驁不馴的藝術青年，到一個驍勇善戰、百煉成鋼的合格特種兵，小庄在綠色的軍營中一遍一遍經歷著蛻變、感召和洗禮……
小庄在城市的某個角落偶遇了以前的老班長老炮，不能忘卻的回憶如同子彈般呼嘯著擊中了他，帶著風聲帶著影子從四周擦身而過。三十歲的小庄，坐在電腦前，開始用小說《最後一顆子彈留給我》講述了那段關於愛，關於軍隊，關於戰友的如夢歲月——
十九歲的小庄，在青梅竹馬的小影鼓勵下，考入了戲劇學院導演系。然而他沒想到的是，小影病倒了，沒能去參加解放軍藝術學院的藝術專業考試，她選擇了參軍。為了追隨青梅竹馬的初戀女友小影，為了不能在戰爭爆發時讓小影獨自上前線，小庄毅然選擇了休學去參軍。就這樣，小庄和農村兵喜娃等人被稀里糊塗地拉到了新兵連。
在新兵連，倔強個性的小庄和「冷麵無情」的班長老炮格格不入，成為了不守規矩的模範。刺頭兵小庄被苗連看上了，他成了苗連的文書，開始了他的偵察兵生涯。軍區年度對抗大演習開始，小庄、老炮和陳排潛入了藍軍大後方，出奇制勝地搗毀了藍軍的導彈旅，給偵察連爭了臉。演習結束以後，小庄作為一個合格偵察兵得到了全連的公認。為了苗連的期望，小庄報名參加了特種兵集訓。
全軍區偵察部分隊選送的100多名偵察兵骨幹在僅僅五天的地獄周訓練里，就只剩下47個菜鳥。地獄周的目的，就是篩選那些不能忍受痛苦、疲憊和精神虐待的淘汰者，留下可以繼續受訓的種子選手——這就是特種部隊選拔當中的『除銹』。緊接著，第二階段的訓練又開始了，小庄和其他學員們要學習和掌握非常規和秘密作戰的特定技能——輕武器和重武器使用、爆破和工程建設、密碼密語通訊、戰地急救甚至是截肢手術，如何審訊和反審訊、如何偵察和反偵察等等。夜老虎偵察連的陳排、小庄、喜娃、老炮，鋼鐵八連的強子，尖刀偵察連二排排長耿繼輝，海軍陸戰隊偵察連的衛生員史大凡，空降兵雄鷹師偵察連狙擊手鄧振華，共同組成了菜鳥A隊。高中隊告訴他們，只有強者當中的強者，才能成為特種兵。強者的概念，不光是體能，更重要的是智商。特種部隊要的，不是超級戰士，不是蘭博，而是——智商和體能、聰明和智慧、忠誠和狡詐等一系列的完美結合，加上嚴格的訓練和精良的裝備，所以稱之為——特種兵。
喜娃和陳排先後被淘汰了。小庄、耿繼輝、老炮、強子、鄧振華、史大凡通過了各種測試，被分到了孤狼特別突擊隊——特種部隊當中的特種部隊，一支高度保密的精銳別動隊，對外番號是026後勤倉庫。首戰告捷，他們成功地擊斃了三名犯罪分子，順利地解救了被劫持的七歲小女孩丫頭，並用巧妙的方式，給了她滿車的米老鼠和唐老鴨，保留了一個小女孩童年的天真爛漫……
在和中國陸軍黑虎特種大隊對抗的實戰演習中，他們一夜之間毀壞了「敵方」空降師和物流中心，並雞犬不留地破壞了陸航團……而小庄更是大難不死，化險為夷，最終孤身一人挺進藍軍縱深，夜襲藍軍心臟，一次漂亮的斬首行動，使得敵人司令部所有的軍事主官和參謀人員通通報銷……群龍無首的敵人各自為戰，狼牙特種大隊開始了大反攻，徹底將武裝到牙齒的現代化敵軍殲滅。小庄做夢也沒想到，僅憑他們幾個人，便在一定意義上改變了戰爭的進程。
小庄十九歲生日那天，軍區總院的小影抱著蛋糕，走了雙腳的血泡，來到了小庄所在的營區，藍天白雲之下，兩位少年共同吹滅了生日蠟燭，甜蜜相依，心心相印。而當小影得知小庄等人會開赴西南邊境為大規模的邊境緝毒戰役做前期滲透偵查行動時，為了和小庄並肩戰斗，不顧一切的主動申請調往邊境武警部隊，奔赴了戰斗第一線……
孤狼特別突擊隊一路跋山涉水，來到邊境山寨朗德，和武警情報參謀夏嵐會合。他們和當地的老鄉一起，組織和訓練民兵，籌建防禦工事，扶助山村教育……很快，幾個派別的販毒武裝聯合起來，准備圍攻朗德寨。孤狼特別突擊隊帶領全寨民兵，採用衛星通信器材和麻雀戰術，打退進攻，然而，為了救出一個和孩子相依為命的小狗，六名隊員再次沖進危機四伏的叢林…… 德朗戰斗，武裝毒販遭到全殲，德朗毒品走廊從此不復存在，而孤狼特別突擊隊的隊員們卻因此多數負傷……
在武警野戰拉練醫院，小庄再次見到了成為武警上等兵的小影，二人悲喜交集。小庄又得知，自己一向敬重的苗連轉業成為了緝毒警察，並被邊境的馬家販毒集團所扣，生死不明。又一次單獨行動開始了，偽裝後的小庄通過毒梟馬世昌的女兒馬綺彤打入了毒梟家族的內部，里應外合，剿匪遠山鎮，一舉清除了盤踞在祖國西南邊境的毒瘤。
勝利後的孤狼特別突擊隊員和小影所在的衛生隊員們興高采烈，但未曾預料的悲劇卻緊隨而至：被審訊的毒梟馬世昌之子馬雲飛用計自殘，綁架了小影——當小庄果斷的扣動扳機時，也成為了小庄軍人生涯的最後一顆子彈……
小說就此結束，然而生活還在繼續。《最後一顆子彈留給我》引起了網路的點擊熱潮，無數的人爭相閱讀：圖書出版人、導演、強子、耿繼輝、鄧振華、陳排……在無數讀者中，有一個二十歲女孩子找到並愛上了小庄，原來她就是被救的第一個人質——喜歡米老鼠唐老鴨的丫頭。然而，小庄卻震驚地發現，她竟然是小影的影子……
老炮退伍後，受馬世昌之託前來照顧新任毒梟馬雲飛，強子為了幫助老炮，而雙雙成為了毒梟馬雲飛的殺手……耿繼輝、史大凡、鄧振華等孤狼特別突擊隊的現任隊員們再次准備圍剿遠山鎮，相親相愛的手足間，竟然開始了自相殘殺……然而，這究竟是真是假？孰是孰非？
小庄開始了《最後一顆子彈留給我》的電視劇籌拍。他來到026後勤倉庫，請耿繼輝等加入劇組，演回自己，而他亦重回到訓練場上，重拾了以往的激情。很快，電視劇在遠山鎮正式開機了，首拍的場景便是「圍剿遠山鎮」。特種兵們以刺蝟戰術快速沖向馬家別墅，搶聲連連，殺聲震天。原來，拍戲只是幌子，老炮也只是卧底，毫無防備的馬家別墅被順利剿除，而特種部隊預備役少校小庄，也開始了他與眾不同的新的征程……同名網路熱門小說故事梗概
「狼牙」，是我軍某部偵查大隊的代號。「狼牙」戰士的兇狠頑強冠絕三軍！
在這支部隊中，小庄與戰友們一起，多次執行過危險、艱巨而又不為人知的特殊任務……
轉業後，小庄到一個劇組打工。拍片間隙，他在劇組旁的一個建築工地上意外地見到了已成為農民工的戰友——班長老炮。也許是因為自卑，也許是不想連累戰友，老炮故意躲開了小庄。
小庄為了尋找老炮，向已成為特警的戰友強子求助。二人在尋找老炮的過程中，竟意外地發現老炮已進入販毒集團……
老炮為什麼會這樣？他的改變擊中了小庄心中最柔軟、最隱秘、最沉痛的部位。
小庄開始回憶。熱血帶著生命，呼嘯而出：關於愛、關於軍人、關於男人，新兵連、偵察連、狗頭大隊、維和部隊，小影、老炮、陳排、苗連……
作者簡介
劉猛，1977年出生於河北省邯鄲市，2003年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著名青年新銳作家。曾在特種部隊服役，對軍旅題材和國家安全題材的文藝作品始終保持著深厚的創作興趣。現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前線文工團導演。某作品在傳統小說的寫作方法中加入了蒙太奇的處理方式，更具有現代感以及鏡頭感。
《子彈上膛》為劉猛潛心修訂最新力作，被眾多評論家譽為：「現代軍事小說的翹楚之作。」被海外讀者譽為「中國第一部真正具有國際意義的軍旅小說」。整個故事圍繞著愛情、戰友兄弟情、父子情展開，是一部真實地記錄了中國陸軍特種兵成長的心路歷程。
……這部作品給人震撼力最強的，只有一個概念——中國陸軍！中國陸軍的忠誠和偉岸，刻骨銘心，風華絕代！——旅日作家薩蘇
暗夜裡，我又想起外籍兵團的日子。跟戰友們躲在波斯尼亞的戰壕裡面，聽著迫擊炮給我們演奏催眠曲，跟瑞士老哥們聊雪絨花，一起聊世界上哪個地方的姑娘最美，看過小說，胸口像猛然被撕裂一樣。我從來沒有後悔過，但是我現在真的後悔離開了兵團——我從一個就知道看妞的小屁孩成長為一個真正的士兵的地方。……對我們而言，戰友就是我們的整個世界……感謝劉猛的小說。——法國陸軍傘兵中尉
……當我看到這篇小說，我只是笑，但依舊無話可說，我今夜會有一個美好的夢，夢游在那我生活了三年的軍營，夢見我的兄弟，我的熱情。醒來後，依舊無話可說，有的只是略有淚痕的枕頭，和一顆火熱的心。——中國陸軍特種部隊的退役老兵

3. 求一篇關於葉企孫的文章，好像是在讀者還不知是青年文摘上的

而我卻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作者:柴靜
我們這些知道李政道、錢學森、錢三強、王淦昌……的人，原本都應該知道他——他是他們的老師。

李政道大二時，是他破格選送去美國。當時李政道19歲，穿著短褲去辦護照，辦公人員都不相信：「怎麼會是個兒童？」李政道後來說：「他決定了我的命運。」華羅庚是初中生，是他讓在清華算學系任職，又送去英國深造。華羅庚說：「我一生得他愛護無盡。」

那是戰亂烽火年代，但後來我們中國大地上重要科學發展所依仗的人，是他在滿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他生在上海，父親是舊式文人，從小讀經史子集。他幼年即以君子「慎獨」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對跟朋友之間「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寫在筆下：「一時之忿，至今思之，猶有隱痛。」

他性溫口訥，一生都保持溫潤如玉的君子之風。

1915年，他在清華上學時，成立了清華校史上的第一個學生團體——科學會。每兩周一次科學報告會，輪流作，「范圍極廣，如天演演說、蘋果選種、無線電報之設備、測繪法、力、廢物利用，等等」。當時，他不過17歲，擬訂的會員守則是：不談宗教，不談政治，宗旨忌遠，議論忌高，切實求學，切實做事。

那種青翠的朝氣里，滿滿的是中國大學剛剛起步的生機。

1918年，他留學美國，後來在哈佛讀博士，導師是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布里奇曼。他的第一個研究課題，是用X射線短波極限法精確測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實驗結果在美國《科學院院報》和《光學學會學報》上發表，被國際科學界公認為當時最精確的H值。這一年他23歲。

他27歲回清華執教。當時國內科學研究之窘境，今天的我們難以想像。他的學生回憶：「第一屆物理有四個人，第二屆只有兩個人，第三屆只有一個人。從一年級到二年級，到三年級，都是他一個人教的，所有的課都是他一個人開，不是他想一個人單槍匹馬，是他想請人家來，人家不來，也請不到。」

即使在炮火中的西南聯大，他執教之嚴也是出名的。他給李政道的分數只是83，他允許李政道不聽自己的課，「因為你看的參考書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實驗做得不認真，要扣去25分」。去世後多年，親人發現他一直留著當年那三張學生答卷，寫在泛黃的昆明土紙上。

他是清華物理系主任，這對他自己來說其實是一種犧牲，相當於要放棄自己的專業研究來做行政的工作。

他把聘任第一流學者到清華任教列為頭等大事。從1926年到1937年，他先後為物理系和理學院聘來了熊慶來、吳有訓、薩本棟、張子高、黃子卿、周培源、趙忠堯、任之恭等一批學者：

吳有訓不過是剛到校的普通教師，資歷年紀都不如他，他卻把吳有訓的工資定得比自己還高。1934年，他引薦吳有訓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職。1937年，他力主吳有訓接替自己的理學院院長一職。

馮秉銓畢業時，他對他們說：「我教書不好，對不住你們。可是有一點對得住你們的就是，我請來教你們的先生個個都比我強。」

1929年，他又組建了清華理學院，其中包括算學、物理、化學、生物、心理、地學六系。

他說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學文化最盛行、科學土壤最肥沃、科學氣氛最濃厚之地。比如歐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國的芝加哥等。中國科學研究停滯數千年，第一次見到這滾熱得燙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學致用人才外，尚謀樹立一研究科學之中心，以求中國之學術獨立。」

那點嫩芽，是硬生生從石頭底下頂上來的。清華的校史記載：「早年的清華隸屬北洋政府，實行的是校長個人專權，校長多為官員政客，既無多少學問，更不懂管理，且校長更替十分頻繁，嚴重影響了教育教學工作的正常進行。」

1927年，清華成立教授會和評議會。教授會由各科系教授組成，教授會成員投票選舉各科系主任。評議會由評議員組成，評議員由各科系推舉的教授擔任。第二年，他當選評議員，當時不滿30歲。

從1929年至1931年的兩年間，清華沒有官方委任的校長，純粹由教授會代表全體教授治校。當時教授會的宣言是：「清華並非行政機關，學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獨立進行。」

了解了這段歷史，就會知道，錢學森去世前的疑問，不光指向未來，也是一次拼力的回頭一望。

他終身未娶，唯與學生親厚，當中一人叫熊大縝，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1938年，熊突然說要去冀中抗日。他明知這學生在河北沒有相熟的人，又沒有政治經驗，但是國難當頭，只能送他去。熊走後，他曾「約有十餘天，神思鬱郁，心緒茫然，每日只能靜坐室中，讀些英文小說，自求鎮定下來」。

唯一能安慰的一點，是他能夠幫著自己的學生在後方搜購一些雷管、炸葯等軍用物資。

看這書時，我才知道，那些曾經炸碎日軍機車車頭的TNT地雷，來自這些學生的製造，而不是我們小時看的電影《地雷戰》中由農民土法製成。

戰爭中，熊大縝被懷疑是漢奸，遭秘密逮捕。沒有調查核實，沒有經過任何法定程序，他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塊砸死。

從平津來冀中參加抗日的知識分子近百人受到株連。此後，因為再沒有科技力量自製彈葯，戰士們只能拿著空槍，把秸稈塞在子彈袋裡作戰。

1947年6月23日，他在日記里寫道：「今日是舊歷端午節。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縝。九年前的端午，他從內地回到天津，那是一個Surprise。誰知道以後的事多麼可悲。近幾天在讀《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涼心事』句，更增悲痛。」

這件事並沒有結束。1968年，他已經70歲。因為熊大縝，他被認為是「國民黨特務」，遭到逮捕，人獄一年半。

看過提審記錄的黃延復說，他昕有的話，其實只有一句「我是科學家，我是老實的，我不說假話「：之後，他由紅衛兵組織隔離審查。

他出現幻聽，認為有電台在監視他，「一舉一動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電台就說他喝茶不對，他走出門，電台就叫他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著他，「甚覺悲哀」地說：「你是學物理的，你知道電波透不過牆，根本沒有這種事，是幻覺。」

他說：「有，是你耳朵聾．聽不見。」

他再次入獄，出來時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雙腿腫脹難以站立，整個身子弓成九十度。

當時的中關村一帶，有不少人都看到過他。他穿著一雙幫裂頭缺的破棉鞋，有時到一家小攤上，向攤主伸手索要一兩個小蘋果，邊走邊嚼。如果遇到學生模樣的人，他伸手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

後來，他漸漸恢復一些神智。錢三強碰到他，「一看到老師呢，他就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關懷，先生一看到他來了，馬上就說，你趕快離開我，趕快躲開，以後你見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遠遠的」。

錢三強當時是二機部的副部長，負責原子彈工程。他深知老師的用意，「他知道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諱同那些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來往的，他生怕我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兩年後，北大的張之翔騎著自行車，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張之翔回憶說：「他已經不認識我了，我說我是張之翔啊，他說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給我看，兩條腿腫得很厲害，走不了路。他也沒有牢騷，很平靜的，可是人已經不像個人形了。我也沒有多少好說的，我說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離開了，以後再也沒有看到他。」張之翔淚流滿面。

侄子說，他從沒對任何人講過自己的悲慘，「好像世界上和歷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沒有必要感嘆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經常坐在一張舊藤椅上，讀點古典詩詞或歷史書打發時光。只有在生命的盡頭，錢臨照去看他時，他取出《宋書》，翻到范曄《獄中與甥侄書》中的一段：「吾狂釁覆天，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國科學界之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文章里說：「有人懷疑中國民族不適宜研究科學，我覺得這些論調都沒有根據。中國在最近期內方明白研究科學的重要，我們還沒有經過長時期的試驗，還不能說我們缺少研究科學的能力。唯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科學研究，五十年後再下斷語。諸君要知道，沒有自然科學的民族，決不能在現代立腳得住。」

80年之後，他在空白處栽種的一切，讓我這樣的後輩得以生活在一個濃蔭蔽日的世界上，而我卻今天才知道葉企孫先生的存在。

4. ★余占鰲原型：歷史上有餘占鰲這個人嗎

歷史上是沒有餘占鰲這個人的。

余占鰲，是莫言的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 中的男主人公。余占鰲身兼土匪頭子和抗日英雄的兩重身份，他是具有獨特個性和民族精神的人物形象。

是一個剛烈的硬漢，性格中有一種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義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間色彩。余占鰲是集善惡美醜於一身的典型人物，其形象是中華民族精神在當代文學史上的一次較為成功的展現。

(4)薩蘇講的有聲小說擴展閱讀：

余占鰲形象分析：

余占鰲，北國高大挺拔的紅高粱哺育的一條剛烈的硬漢。他雖沒有彪炳史冊，但正是他們這些漢子創造了歷史，打鑄著民族精神。他是一個地道的農民，疾惡如仇的他殺了與母親通姦的和尚。

做了低賤的轎夫。一次偶然的抬轎經歷使他不顧一切地愛上了「我奶奶」戴鳳蓮。莫言賦予余占鰲原始的愛恨情仇，他愛的如此濃烈，以致超越了倫理，超越了道德。

余占鰲劫富濟貧，從不危害老百姓，與「我奶奶」高粱地里縱情野合。野合粗而不俗，描寫的是「我奶奶」和「我爺爺」本性的凸現。

是反封建、追求幸福的象徵，也是「我奶奶」、「我爺爺」為人性的自由而向封建道德破膽開戰的精神所至，更是紅高粱人物的原生態最突出的表現。

余占鰲這一人物形象具有一種動感之美。人們傾聽那被摧殘、被壓抑的人性在呼喚，一種靈與肉搏鬥的呻吟，那是一種值得回憶和記憶的民族精神積淀的告誡。

一種只有生長在紅高粱土地上才能體驗到的關於人的價值、關於民族精神、關於倫理道德、關於歷史進程、關於整個人類生活本質的哲理。

莫言把這些深邃的哲理都融入余占鰲追求自由及原生態的性格中，使余占鰲身上放出了獨特的人性的光輝，在原生態的藝術中呼喚了人性之美。

余占鰲人物原型：

1927年在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 不久，被安排到中共山東省委工作。1929年4月調任中共青島市委常委， 5月代理青島市委書記。

7月2日中共山東省委遭破壞，經團省委和中共青島市委商定，由曹克明、黨維蓉、徐寶鐸3人組成中共山東省臨時委員會。8月任改組後的臨時省委常委、巡視員。

11月到濰縣巡視，任新組建的中共濰縣縣委書記。1930年5月叛變投敵，於當月6日拂曉帶領濰縣國民黨警察逮捕了濰縣縣委委員於畫舫、張子賓等人，使濰縣黨組織遭到極大破壞。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山東第八區游擊第六總隊總隊長，兼萊陽縣縣長，繼任保安第六團團長兼昌邑縣縣長，魯蘇戰區游擊第二縱隊第五支隊支隊長。

三民主義青年團魯東區交通分站主任、青威分團幹事，保安第十三旅旅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事特派員，保安第十旅旅長，山東挺進軍第三十六縱隊司令等職。

抗戰勝利後，所部奉命改編為山東警備第二旅，任副旅長，兼軍委會第十一緩靖區公署高級參謀。後入中國國民黨中央訓練團高級班受訓。

結業後，即返青島，任國防部山東登萊青地區「人民剿匪義勇軍總隊」副總隊長。1949年夏去台灣，不久退役。1971年病故。

5. 有誰知道 日本人等級觀念有關的書籍 寫畢業論文做參考文獻 非常急！謝謝大家

《菊與刀》

菊與刀》的作者，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女士，卻教會讀者剝離看似匪夷所思的表象，將主觀想法拋卻一邊，而通過日本文化的外在細節、表面現象，深入其肌理來觀照日本的人生觀。我們不妨將此看作欣賞日本文化圖景的全新方式——不是把文化中菊和刀對立分開，區別對待，而是要站在遠處，將二者結合起來，從整體上看，互補地來看，那才是真正的日本文化，並且顯得那麼自然而情有可原。

一
應該說，日本文化之所以然，都可以在其島國地理環境的框架內得到隱約或間接的暗示。這不是百分之百的科學論斷，卻為我們提供一絲理解其文化淵源的線索。
日本是個單一民族、單一文化的島國，土地的有限、物資的貧乏，使那裡的生活條件並不寬裕，為了生存，就要奮斗。在這樣的環境下，任何人都無法孑然一身，獨立於群體而生存，合作分工比矛盾沖突更有可能生存下去。
是故，日本民族的集體凝聚力由此產生。這似乎是一個人口與地理位置均不佔優的民族所能擺出的一種反抗與自持的姿態，其背後或許隱藏著整個民族的生存憂患意識。於是，一種普遍的信仰也就建構起來了——對等級制度的信仰，即對於控制、命令與服從的信仰。在惡劣的外界環境中，這種等級制帶來一種超穩定的社會結構，帶來秩序與安全：「日本人將這個嚴密等級體系視作安全和穩定。只要人們位於已知的界限范圍內，只要日本人履行已知的義務，那麼他們還是可以信賴這個世界。」（魯思·本尼迪克特 《菊與刀》 當代世界出版社 2008年 p.111 下同）這個民族就彷彿努力試圖抓住手中的流沙般不確定的命數，將其固定、沉澱下來，讓不可捉摸的世界（尤其是充滿不可捉摸的災難的世界）變得盡在掌控之中。這是日本民族的意志與強力。
於是，日本式「各安其位」的社會等級觀念，便是我眼中日本文化的「內核」。
應該說，等級觀念本身即是日本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日本，等級制度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是對客觀外部環境適應的結果。所以，等級制的存在便有了合理性，甚至在日本人的倫理觀中，等級即代表倫理，等級等價於正義。等級制不再僅僅是統治階層的專制工具，它還許諾了秩序與安全，帶來一套「正義」邏輯，並獲得了合法性說明。而日本文化的其他枝節就催生依附於這種「各安其位」的理念，並滲透於日常禮節、輩分、年齡、性別等具體生活層面。
故在日本人的價值觀中，社會高於自我。「集體力量是強大的」猶如一個信念，在集體社會的萬丈光芒下，自我被照射得渺小、蒼白而微不足道，自我精神空間亦被壓縮。在這樣一個分工明確的集體中，每個人都是社會大機器上的小部件，做著分內的工作，各安其位，各司其職，「集體意識」、「服從意識」從小就被灌輸。只有被社會所接納，才會被自己的所屬群體所認同，也就是說，日本人的自我價值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外界認可來實現的，他們借社會這面「鏡子」看見自己。正因如此，日本人操持著過於嚴苛的自我監督，且尤其重視別人（尤其是強者、上級）對自己的評價。
於是，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日本「恥文化」的思路了。「恥文化」有一個前提，即對社會的廣泛認同甚至被其同化，而羞恥感就產生於對社會體制「越軌」的那個瞬間。如果所做之事不合規矩，就會被視為是「丟面子」。可見，它亦打著社會等級制的底色，「一個人培養自重是因為有社會的存在」（p.349），這種外部約束具有權威性、絕對性。
此外，日本人對集體如此看重，以至於他們似乎生來就是為了履行社會義務而存在的。而對於「情義」的看重，是日本人精神上的一條鎖鏈——他們自小便這條鎖鏈套住，它劃定了「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的界限，並在意識萌動之初便加以灌輸。就像「裹小腳」一般，長大後即使放了腳也無法復原成天然的大腳；日本人默認了這層枷鎖的合理性，認為生來就應戴著這副鐐銬，心安理得地被約束、被牽制。這是社會對個體的規訓，日本人的集體價值觀，猶如在新生兒的身上打下烙印，伴隨著他的下半生而不曾消褪。
「情義」便是等級制所滋潤的倫理觀，它彌散在日本民族沉重的人際關系中，如他們所呼吸的空氣一樣理所應當。而「情義」在潛移默化、不易察覺的細節中，為日本人的人生觀罩上了限制性的藩籬，在一些「情義」與「正義」的沖突較量中（如在戰爭中，屠殺行徑被認為是對天皇的效忠），使置身其中的人們在「道德困境」里作著困獸之斗。
我們甚至可以透過等級制度這面棱鏡，來分析日本看似「精神分裂」的民族性格。《菊與刀》中就有這樣一段精彩而形象的描述——
「日本人既生性好鬥而又和平禮讓；既窮兵黷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驁不馴而又彬彬有禮；既固執僵化而又審時度勢；既順從而又憎恨受人擺布；既忠心耿耿而又背信棄義；既無所畏懼而又膽小怕事；既保守而又善於接受新事物。……」（p.5）
乍一看，日本人的性格確實自相矛盾，但不同的態度取決於不同的情境——而日本人所面對的是強者還是弱者，才是決定其態度的關鍵。兩種截然相反的情形，卻在日本式等級觀念的投射下，顯得情有可原，有根有據，再正常不過了。

二
雖然日本人選擇這種嚴密的等級制度有其合理性，但壓在他們身上的包袱實在太重了，就好似一片薄薄的麵包上塗抹著一層厚厚的乳酪。這就需要一個緩沖地帶，在恰當的時機給過緊的社會機制鬆鬆綁。
在《菊與刀》中，作者羅列了日本人好酒、洗熱水澡、性關系等日常生活片段，藉以說明日本人樂於滿足自己的感官慾望，對慾望不做過多的節制，「把肉體享樂當做一種藝術來加以培養」（p.283）。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日本文化是自我放縱的哲學，本書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滿足感官慾望的前提是要承擔更重大的義務。這類「潤滑劑」增加了嚴密體制的靈活性，而同時，肉體享樂與履行義務之間又是互不妨礙、彼此獨立的「兩個世界」，恰似天平的兩端，卻維持著微妙的平衡。
而除了藝術化的肉體享樂之外，日本文化中更重要、更具精神性的解脫之法無疑是自我修練，該書作者則將其比作「磨掉自己『身上的銹』」。也許，正是貧乏的物質條件，使這個民族的生存智慧轉向了精神領域，這種修煉具有強調精神的反物質主義傾向。
可以想見，日本民族強大的自我剋制能力一定需要對意志的修練。對於日本人來說，履行社會義務並不是一種「自我犧牲」，也「感受不到自我憐憫和自我正義」（p.367）；相反，他們對「誠」十分看重，認為如果一個人懷著誠心主動去履行對社會的「情義」，便被視為一個道德高尚、極有修養的人。這是完全認同社會體系、被其完全同化的結果，當人與社會的步調一致，內心與外界的沖突也就不復存在，心境歸於平和。此時，自我修煉的初衷也就達成了。
我們可以設想，在人未受自我修煉之初，其內心想法與外界定位存在著某種「錯位」，人的精神在進退兩難的矛盾中游移著，因被撕扯而痛苦。於是，他們以禪宗為寄託，主張滅欲及消除自我，而其關鍵在於「專心」，也就是「心守一點」。人在專注於一點時，身心全然沉湎其中，也就感受不到「自我」的存在，「自我」就此泯滅，物我兩忘，而臻於「無我」境界——這便是修道之人所渴求的境遇，「人的意志與行動之間『縫隙全無，絲發亦難』」（p373）。這更像是對外界強制力發自內在的巨大反彈，修道之人希望通過禪宗做到「心如止水」、「波瀾不興」，全然不受外界干擾，「像死人一樣活著」；他們起碼可以暫時卸下自我監視的千斤重擔，不復受到「羞恥心」的脅迫，回歸內心的寧寂。
然而，我們亦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這種修身之法也黏附在嚴密的社會等級網之中。它默認了外在的社會強制力，而轉向自我的重新塑造，不管是全身投入的誠意，還是「活死人」的心境，都是為了尋求在一個體制框架內「更好地生活」、「使心境歸於平和，不再痛苦」，力圖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而非沖破、撕裂等級制這一張密不透風的網。於是，它本身也成為了體系中的一部分。

三
傳統日本文化的等級觀念在給日本帶來穩定與秩序的同時，也具有潛在的、致命的危險。其中就包括與等級觀伴隨而來的強者邏輯，以及對個體的過度壓抑與倫理觀的弱化。
日本人太注意社會對其個體所投來的目光。個人依賴於社會，同時被其繁雜交錯的網縛住了，逃離不得。更可悲的是，日本人既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又離不開整套社會機器，被既定、成熟、僵化的社會體制所包圍、吞噬。這里有一個「養鳥」的例子：「喜歡養鳥的人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籠中的鳥兒即便放出去，也往往會飛回籠子。」（薩蘇評注 p.352）在日本人的觀念中，遵守規則帶來安全感，一旦離開了自己的崗位，個體就是一個無用的螺絲釘，喪失了自我定位能力，可輕易地被命運之輪碾碎。
然而，當自我被過度壓抑，其自身反思能力就相應減弱，而有賴於外界價值觀的約束。在日本人看來，「恥是道德的根本」（p.351），「非正義」來自於恥辱而非罪惡，喬治·桑塞姆爵士曾說：「在整個歷史進程中，日本人似乎在某種程度上缺乏這種判別惡的能力，或者說不願解決這些惡的問題。」（p.299），也許日本人認為，社會會代替他們思考，幫助他們解決「惡的問題」，而不需要渺小個體做出無謂而艱難的道德抉擇——只是他們沒有料到，社會體制本身也可以製造罪惡。
而日本等級觀念所造成的罪惡，在其對外戰爭中以極端的方式展現出來。上世紀三十年代，當時世界的「強者」們信奉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日本又怎會錯過這一學習機會？日本人為其侵略活動所尋找的理由，不是「戰爭目的的永恆正義性」，而是「日本迫切需要得到世界的尊重」（p.275），也就是說，他們渴望在整個世界的「等級金字塔」中找到合適的位置，並且以「成王敗寇」的邏輯力爭上游，成為強者。「大東亞」共榮圈便是日本人精心策劃、為自己「度身訂制」的等級框架，在這一體系中，日本人自然作為最頂端的上等民族居高臨下，而被其侵略的民族成了金字塔底層的「小弟弟」們，他們可以被任意踐踏，因為他們是弱者。這符合日本的等級正義觀。同時，日軍士兵在戰爭中殘忍殺害戰俘與平民，不僅能在藐視弱者的等級觀念中找到依據，而且在「絕對服從」的權威意識形態的灌輸下，士兵早已完全喪失了個人自我意識的反省與覺醒。有學者曾言：「在罪惡的極權統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災難可以遠勝於人作惡本能的危害的總合」（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最終，日本沿著戰爭的軌道發瘋似地前行後，駛進了自我毀滅的死胡同。結果與代價是巨大而慘痛的，與開始「贏得世界尊重」的願望適得其反，日本連同被侵略的民族一樣，受戰火蹂躪後，終落得兩敗俱傷。
而今天值得我們反思的，不單單是戰爭罪行與法西斯軍國主義，還要重新審視滲透於日本文化肌理的等級觀念。《菊與刀》的最後一章名為「投降後的日本人」，作者曾粗略地構想出日本可能的未來發展圖景。在她的詮釋下，「菊」與「刀」被注入了新的觀念與生命力——「菊花不經線圈支撐和人工修剪照樣可以保持秀美的姿態」，它象徵著「一套比較自由、寬松的倫理體系」；「刀」的形象則暗示了「對自己『身上的銹』負責，擦乾凈它……對自己的行為後果負責」，它成為了「理想和自我負責者的比喻」（p.457~459）。
作者看出了文化的兩面性，並在尊重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力圖找到新的「平衡點」，而非將所有日本價值觀與等級制度捆綁在一道，沉入歷史的深淵。從這里，我們亦可感受到，作為一位人類學家，作者發自內心地相信「普世價值」的力量：她力圖搭起一塊平等的基石，以取代原先以不平等為代價的社會運轉機制。

四
《菊與刀》的評注者薩蘇，曾將此書比作新版美、日、中「三國演義」。中國人與日本人，在部分文化層面具有默契與共性，比如在「社會」與「自我」的關系、「好面子」等問題上，中國人與日本人往往能心領神會；而作為一個美國人，《菊與刀》的作者面對這種完全異質的文化，往往要大費周章地分析研究，才能捕捉到一些頭緒。然而，在有些情況下，劣勢反而會轉化為優勢，這位美國作者可以敏銳地捕捉到東方人習以為常的文化現象或細節，同時站在新鮮、客觀的角度，進行令人耳目一新的意義解讀，產生一種陌生化效應。於是，比較的意義也就體現出來了
而《菊與刀》帶給我的啟示還遠非如此。本書作者魯思·本尼迪克特女士是一位人類學家，她開出了審視異質文化的兩個條件，「硬心腸」（tough-mindedness）與「寬容心」（generosity）：前者表示要盡可能地拋棄偏見，去貼近異質文化，客觀承認文化之間的不同，並且尊重差異的存在；而後者則要求包容這些差異，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安全的世界，「鼓勵文化上的差異就能夠產生一個動態的世界」（p.25）。這個聲音，回盪於二戰後滿目瘡痍、遍地疾苦之聲的世界，自有一種感化人心的撼人力量；即使放在今天，也仍然擲地有聲。她展示給我們一種可能的姿態——即對待與自己不一樣的人或看法，可以不理解，可以不認同，但首先要尊重其存在的價值。
正如書中所言：「只有信仰堅定的人，才能異乎尋常地寬容……對於其他生活方式的理解，將會增強對自身文化的熱愛，使自身獲得愉快和豐富的經驗。」（p.27）
這亦是本尼迪克特女士寫作此書時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