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聲小說江姐

Ⅰ 《江姐》是根據誰的什麼書改編的能把此書看看嗎

電視劇《江姐》與過去風靡全國的小說《紅岩》沒有改編關系。

江姐不是改編的

Ⅱ 金砂的《江姐》的創作

羊鳴、姜春陽、金砂
創作《江姐》的整個過程，是我們學習和貫徹黨和毛主席的文藝方針；學習和貫徹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學習和貫徹林彪同志提出的「三結合」（領導、專業人員和群眾的結合）「三過硬」（學習毛主席著作過硬，深入生活過硬，練基本功過硬）等指示的過程。
我們幾個作者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都很年輕。新歌劇的音樂究竟應該怎麼個寫法?我們心中無數。在多年來的歌劇創作實踐中，我們走過不少彎路，碰過不少釘子。
其實，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毛主席在若干年前就給我們指明了的。過去出於我們沒有認真讀毛主席的書，思想改造不夠，又加上「洋框框」的束縛，因此雖然也是讀了毛主席的書，但是領會得極不深刻。往往形成說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
這次在《江姐》的音樂創作中、我們體會，貫徹「三化」的整個過程，是一個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的過程，也是藝術上革新創作的過程。同時我們也體會到；要想更好地貫徹「三化」，寫出一部好的作品，還必須找到一個正確的方法。正如毛主席所教導的那樣：「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引自《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
那麼我們是通過什麼方法來完成《江姐》這部歌劇的吾樂創作的呢？我們是遵照了林彪副主席指示的「三結合」方式進行創作的。我們深深感到歌劇《江姐》如果沒有黨的正確頓導，首長的關懷和指示，廣大群眾的支持和幫助，光靠我們幾個作者是很難完成的。
談到這里我們不能不提到羅瑞卿同志的一些指示。例如有一次他談到：一部歌劇一定要有幾支好歌曲，象《洪湖水，浪打浪》那樣在群眾中流傳得開的好歌。這樣，一部歌劇才能站得住腳。一部歌劇沒有幾個好歌曲是不行的。
首長這一指示，成了我們創作歌劇《江姐》音樂的強大動力。《江姐》里的幾首歌曲，如《紅梅贊》等，為了能在群眾中便於流傳開，我們曾先後寫了七、八首，修改了二十餘次。也不能不提到劉亞樓同志生前，在《江姐》整個創作過程中，從開始交待任務起，到排演、修改都親自抓了這個戲，大到劇本的主題思想和結構，小到非常具體的唱詞、唱腔。使人永懷不忘的是他在病重時仍在非常具體地指導《江姐》的修改。
此外，在《江姐》上演的過程中，觀眾提出的好多寶貴的意見，我們都認真的作了研究，並根據這些意見進行了若干加工、修改。總之，歌劇《江姐》是三結合的產物。
一九六二年十月，劇本初稿完成。我們就到四川去學習地方戲曲，搜集音樂素材。同時參觀了渣滓洞、白公館等舊址，采訪和熟悉了江姐等革命烈士生前的斗爭事跡。
一九六三年三月音樂初稿完成，但是存在著這樣一些缺點：劇本結構及唱腔安排比較散；在塑造人物方面，特別是江姐的音樂，形象不鮮明，不突出，流於一般化；沒有擺脫「洋框框」，音樂語言不親切，不朴實，這樣便不能深入人心，為群眾所喜愛；生搬硬套四川音調，熟悉四川音樂的人聽了，認為「古里古怪，不易接受，印象不深刻」。產生以上問題的原因很多，雖然有不少是屬於技術、技巧上的問題，但歸根結底，主要還是一個創作思想、創作路子的問題。
當時領導決定：再次深入地學習周總理有關「三化」的指示，然後重新深入生活，搜集音樂素材。根據以上指示，我們進行了一系列的學習，於同年四月再下四川，又去了浙江、上海等地，學習了川劇、婺劇、越劇、杭劇、滬劇、四川揚琴、清音、杭州灘簧、金華灘簧等戲曲音樂和民間音樂。我們本著林彪同志指示的「邊看、邊想、邊寫、邊改」的原則，於同年八月完成了《江姐》音樂的第二稿。
在排練和演出過程中，通過「三結合」的方式進行了不斷的加工修改，直到現在。在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的總的要求下，塑造江姐這一英雄形象，是我們寫作這部歌劇音樂的最高的任務。如何作到形象鮮明，個性突出，精神面貌挖掘得深是非常重要的。要想達到以上要求，必須對劇中人物作一個正確的分析和理解，否則只能把人物搞得「表面化」、「臉譜化」。
我們對江姐這個人物的分析和理解是這樣：江姐——堅強的革命者：對黨無限忠誠，對敵人無比憎恨，對同志無限熱愛；她胸懷寬廣，志氣遠大，一切以黨的利益為重；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不怕流血、不怕犧牲；在敵人面前，不畏強暴，不管碰到任何困難，她總是臨危不懼，從容不迫；她感情充沛而又細膩，是個外柔內剛的人。
基於上面對江姐這個英雄人物的理解，我們想著重刻劃她那「一片丹心向陽開」的革命熱情，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以及從容不迫，外柔內剛的個性特點。所以我們在音樂造型上，賦予了江姐很重的部分——抒情性的唱腔。開始，提到抒情就有點怕，恐怕抒不好情而受到責難。後來一想，這是不對的。我們的革命者對黨，對同志，對共產主義應該最富有感情。江姐本人恰恰就是這樣，當我們采訪了江姐生前的戰友，看了《紅岩》小說，江姐的形象在我們頭腦里是高大的，但也是普通的。因而當我們動起筆來，為江姐寫唱腔時，總覺得有責任賦予她一些親切、動聽、優美的音調。使人一聽或唱起江姐的歌曲來，便能引起共鳴，懷念我們所尊敬的江姐，鼓舞人們前進，而不致於使江姐偶象化。在江姐的唱腔中，也有激昂慷慨的樂段，但我們並不想把「激昂慷慨」寫得那樣外露。就是在敵人的法庭上，她也是從容不迫，十分鎮靜。因為真理是在革命者這一邊，她確信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正象江姐在第六場（審訊室），指著特務頭子沈養齋唱的那段詞的態度一樣：「你何必虛作聲勢張牙舞爪，我穩如泰山不動搖」。江姐的唱腔安排大致是這樣：開始她唱的《紅梅贊》代表了江姐的主題。所有以後的唱腔都是以《紅梅贊》為基礎，在速度、節奏及旋律上加以變化（我們學習了戲曲中常用的那種，變頭不變尾，變尾不變頭，同腔不同過門的變化手法）、創新、發展來表現江姐內心情緒和戲劇沖突。
《江姐》上演以來，有的同志反映，江姐的音樂形象剛勁不足，我們根據這些意見作了一定的修改（如江姐在第七場就義前的唱腔等），但是我們仍感到在刻劃江姐外柔內剛上，內剛還顯得不夠，特別是沒有把第六、七場的音樂推到高峰，這還有待於我們作進一步的加工和修改。
根據寫好江姐英雄形象這個前提，我們對歌劇的音樂創作，作了一些安排，提出了一些設想。下面就談談這些設想和點滴體會。
⑴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教導說；「現在我們有許多做宣傳工作的同志，也不學語言。他們的宣傳，乏味得很；他們的文章，就沒有多少人歡喜看；他們的演說，也沒有多少人歡喜聽。」這一段話，使我們聯想到音樂創作，要想使觀眾「歡喜看」，「歡喜聽」，就必須充分的重視音樂語言的民族化、大眾化，力求親切、動聽、新穎、朴實。在表現手法上．不去追求表面的華麗、不搞華而不實，大而不當的東西；力求深入淺出，以簡單的手法表現深刻的內容。我們還想使這部歌劇寫成後，無論大劇團，小劇團，甚至業余劇團，演出時都不感到吃力；幹部和廣大群眾看了這部歌劇都很喜歡。為了更好的實現這個要求，首先就必須充分考慮廣大現眾的美學要求和欣賞習慣。
我們的作法是：
（甲）從流傳於民族民間、與廣大群眾心心相連，為所熟悉，所掌握，所熱愛的戲曲音樂及民間音樂中吸取精華和養料，通過提煉、加工、發展，創作出既是民族的大眾的又有時代特點的歌劇音樂。把這些音調統一在反映當時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的時代面貌，和塑造江姐這個革命的英雄的形象上去。
（乙）重視旋律性，這是我們民族音樂很重要的特點，不去過多地運用復雜的和聲、伴奏、復調以嘩眾取寵。過去由於我們對這一點重視不夠，因此，當一部歌劇演出時，經常會聽到觀眾反映「沒個調調」，「不好聽」等等。這些簡單而又嚴厲的批評，道出了一個真理，就是說在一部歌劇里不管是什麼人物，沒有一個耐人尋味的曲調，是打動不了觀眾的。一段缺乏人物特點的乏味的唱腔，即使在伴奏、和聲、復調等手法上搞得再復雜，再微妙，還是乏味、沒有特點。相反，一首耐人尋味、有個性特點的旋律加上伴奏、和聲、復調等的補充，就更能引人入勝。我們是努力這樣作了，當然還有許多不能令人滿意的唱腔，需要進一步努力修改。

Ⅲ 歌頌江姐

可以使皮肉燒焦，

可以使筋骨折斷，

鐵的棍子，

木的杠子，

撬不開緊咬著的嘴唇！

那是千百個戰士的安全線呵，

用刺刀來剖腹吧，

挖得出來的，

也只有又紅又熱的心肝！

Ⅳ 《江姐》的原文 急用！！！！！

原文《紅岩》
長篇小說《紅岩》可以在以下網址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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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紅岩中江姐的故事

紅岩中敘述的是只有十歲的江姐為了生活被迫去做工，由於她身材天生矮小，夠不到高大的機器，只能坐在特製的高凳上，稍有疏忽就要遭到工頭皮鞭的抽打。

江姐十九歲那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4年夏，經組織安排入四川大學農學院學習，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入黨後，按黨組織的要求，與彭詠梧扮作夫妻，組成一個「家庭」，作為重慶市委的秘密機關和地下黨員學習的輔導中心。1945年與彭詠梧結婚，人們習慣稱她江姐，以表敬愛之情。

江姐以川東臨委及下川東地委聯絡員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爭最前線。1948年。彭詠梧在組織武裝暴動時不幸犧牲。江姐強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說:「這條線的關系只有我熟悉,我應該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繼續戰斗。」

因叛徒出賣，江姐被捕。在審訊室里，敵人惡如豺狼，他們用盡了各種酷刑，也不能動搖江姐的革命意志。敵人用特製的四楞筷子放在江姐的手指間，雙手緊握筷子的兩頭來回猛夾，邊夾邊惡狠狠的說：「你說不說，不說就把你吊起來！」這時江姐高喊：「筷子是竹子做的，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鐵！」

Ⅵ 朗讀江姐給弟弟的一封信帶有什麼樣的情感

在億萬中國人的心中，江姐是革命意志堅強的代表。她的一句名言曾激動了無數人的心——「嚴刑拷打算不了什麼，竹簽子是竹子做的，而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的。」

江竹筠這位看似文弱的女性有那樣堅強的表現，是由於對舊社會及其代表國民黨反動派的極度仇恨，也是由於對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的無限嚮往。當新中國的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升起時，她和渣滓洞里的難友們雖不知國旗的圖案，卻也以憧憬的心情商議著綉制這面代表解放的旗幟——盡管她們知道自己已看不到勝利的那一天。

在四川大學期間，江竹筠學會了俄語，並閱讀來自蘇聯的書籍和報刊。1944年暑假回到重慶時，她參加了中蘇友協招待會，會上放映了蘇聯故事影片《丹娘》——英勇不屈的卓婭成了江竹筠心目中的楷模。在獄中她受酷刑後，難友們把她稱為「中國的丹娘」。當年的革命需要這種時代精神，而後人在為理想而奮斗時，同樣能夠從江竹筠身上得到教益。

■並肩戰鬥了兩年的假夫妻，終於結成了真伴侶。唯一的愛子寄養在別人家裡；為了革命工作，她做了絕育手術

■江竹筠路過城門時突然看到丈夫頭顱，一時心如刀絞，為防旁邊的敵人發現，還要表現得鎮定自若

在江竹筠身上，寄託了革命的英雄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兩種精神的融合。她是一位堅強的戰士，也是一個好妻子和好母親，最後為了革命事業又舍棄了她難舍的一切。

1943年4月，黨組織派23歲的江竹筠以假夫妻的身份，配合地下黨重慶市委領導人之一的彭詠梧開展工作，主要任務是負責通信聯絡。他們二人只有夫妻之名，實際上還是領導與被領導、上級與下級之間的關系。在工作中，老彭十分關心江竹筠的安全。為了躲避重慶特務的跟蹤，翌年，老彭讓她報考成都的四川大學——那裡號稱民主堡壘，比較安全。江竹筠只讀過一年高中，卻向老彭保證：「為了完成黨交給的任務，我願意拚命！」經過3個月的復習，她終於考上了四川大學，老彭則經常以丈夫的名義去看望並布置工作。

1945年，經組織批准，並肩戰鬥了兩年的彭詠梧和江竹筠結為夫婦。一年後，兒子彭雲出世。夫婦倆把孩子寄養在別人家裡。江竹筠為了在地下斗爭中輕裝上陣，毅然做了絕育手術。1947年秋，彭詠梧、江竹筠夫婦奉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赴川東打游擊。翌年春節前夕，彭詠梧在戰斗中壯烈犧牲，頭顱被敵人割下掛在城門上示眾。江竹筠路過城門時突然看到這一情景，心如刀絞，為防旁邊的敵人發現，還要表現出鎮定。此後，她繼續戰斗在川東的門戶萬縣。

江竹筠被捕後仍時時惦念著自己的兒子。1949年初秋，她利用一個難友出獄的機會，事先用竹簽蘸著棉花灰對水調成的「墨汁」，給同樣是共產黨員的哥哥江竹安寫了一封信：「假如不幸的話，雲兒（指彭雲）就送給你了，盼教以踏著父母之足跡，以建設新中國為志，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斗到底。」

■毛澤東看到江姐犧牲那場戲時，曾動感情地說：「為什麼不把江姐寫活？我們的人民解放軍為什麼不去把她救出來？」

幾十年來，「江姐」要比烈士本名——江竹筠的知名度高得多，她身穿旗袍外罩毛線背心的服裝樣式也曾被人稱為「江姐式」。這雖然要歸功於藝術作品的形象塑造，更重要的還在於烈士本人的事跡感人。

重慶剛解放時，羅廣斌在一本小冊子中發表了《江竹筠烈士小傳》。羅廣斌是由江竹筠介紹入黨，並在她的領導下工作。他被關入「渣滓洞」監獄後，江姐通知獄中的難友「此人可靠」。1951年紀念建黨30周年時，重慶《大眾文藝》發表了楊益言所寫的《聖潔的血花》徵文，也是以江竹筠烈士為題材的。1959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行了28萬冊的《在烈火中永生》。此後，羅廣斌、楊益言以3年的艱苦創作寫出長篇小說《紅岩》。此書僅國內就先後發行800多萬冊，可以說影響了一代人。

烈士的事跡不僅被作為長篇小說的素材，而且還被搬上了舞台、銀幕和屏幕，很多著名的表演藝術家都以能夠扮演江姐為榮。如歌劇《江姐》，是1964年由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首度排練和演出的，公演後很快在全國引起轟動。在風風雨雨的35年間，她經三代演員四度復排，前後共演出460餘場，被贊譽為中國歌劇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的唱段如《綉紅旗》、《紅梅贊》等膾炙人口，被廣為傳唱。

老一輩革命家也深深為江姐的英雄事跡所折服。據《紅岩》作者之一的楊益言回憶，當年毛澤東觀看空政文工團演出的歌劇《江姐》時，看到壯烈犧牲那場戲，他禁不住動了感情，曾感慨而又不無遺憾地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為什麼不把江姐寫活？我們的人民解放軍為什麼不去把她救出來？」

Ⅶ 江姐、雙槍老太婆、許雲峰、瘋老頭，這些都是小說《紅岩》裡面的人物他們的個人介紹

江姐
江姐，是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60年代初期因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和「黨史小說」《紅岩》的相繼出版，而成為當代中國公眾家喻戶曉的革命烈士。

她本名江竹筠，地下黨組織內一般都稱她「江姐」。1948年初，她的丈夫彭詠梧(中共川東臨委委員、下川東地工委副書記)在下川東領導農民暴動失敗，不幸犧牲。她忍住悲痛，要求地下組織將她再派到下川東，繼續從事農村暴動的准備工作，不料於端午節後因上級領導叛變出賣而被捕。正忙於打內戰的國民黨當局為了防止後方農村暴動，急於從她口中得到有關地下組織情況，對她施用了酷刑，但她任憑拷打折磨，堅不吐實，關押至1949年11月14日被殺害。

後來回憶錄的作者們在創作小說《紅岩》時又以她為原型塑造了仍舊稱為「江姐」的「江雪琴」，實際上江雪琴的革命經歷和主要事跡均與江竹筠相同(電影演員於藍在扮演電影《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時，就專門請當年江姐的戰友劉德彬詳細介紹了真實的江姐的各方面情況)。因此，一般人仍然把小說中以及後來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烈火中永生》、歌劇《江姐》等文藝作品中的江姐都看成是歷史上真實的江姐。

雖然江姐在中共黨內地位並不高，只是基層黨組織(川東臨委和下川東地工委)的聯絡員，與她同時代獻身革命、同樣壯烈犧牲的革命烈士何止成千上萬，但她卻為廣大公眾所熟知，江竹筠的名字和事跡還同許多革命領袖人物一起被載入了《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的人物辭條中。在2003年重慶市評選「重慶十大歷史文化名人」時，還有不少人要求選江姐……這不能不歸功於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和小說《紅岩》所引起的轟動效應。

在人們所熟知的江姐的動人事跡中，有兩個最讓人印象深刻、過目難忘的情節，一個是她親眼看到了被國民黨當局殺害後懸掛示眾的她丈夫彭詠梧(小說等文藝作品中叫彭松濤)的人頭，另一個是她被捕後遭受了以竹簽子「釘手指」的酷刑。

遺憾的是，這兩個震動了億萬公眾的情節，恰恰都是虛構的。

虛構這兩個情節，並非是在作者們創作小說時，而是在他們寫革命回憶錄——報告文學時，甚至在此前為青少年作烈土事跡宣傳報告時就開始了。後來劉德彬在一份回憶材料中坦誠寫道：「事實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跡也是被誇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來是(夾)竹筷子，把它改成了(釘)竹簽子；全文背誦《新民主主義論》，實際上是提綱和要點；江竹筠並未見到她丈夫的人頭，而把她說成見到了。」1964年《在烈火中永生》再版時，因江姐看到丈夫人頭的情節編造痕跡太重，被劉德彬提議刪掉了。但江姐遭受竹簽子「釘手指」酷刑的情節，仍然保留了下來，長期留傳，影響深廣。

我們看看歷史上對江姐事跡的介紹中，對她受刑的介紹經過了怎樣的演變。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軍接管重慶。在國民黨當局潰逃前夕，對渣滓洞、白公館等地關押的政治犯實行了血腥大屠殺。12月初，分別在11月27日大屠殺之夜從渣滓洞、白公館脫險逃生的劉德彬、羅廣斌等到「脫險同志聯絡處」報到集中。隨即被安排到「重慶市各界追悼楊虎城將軍暨被難烈士追悼會」組織部協助工作，參加整理烈士傳略，提供給烈士資格審查委員會評審烈士參考。他們集中了蕭中鼎、傅伯雍、盛國玉、孫重、任可風、杜文博、郭德賢、曾紫霞等脫險同志一起討論，提供烈土生平及獄中表現等資料，羅廣斌與劉德彬、凌春波記錄整理，由羅廣斌一人做代表向評審會議介紹情況，聽候咨詢。

1950年1月中旬，「重慶市各界追悼楊虎城將軍暨被難烈士追悼會」召開後，羅廣斌、劉德彬等將有關材料整理成大會特刊《如此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蔣美特務重慶大屠殺之血錄》，印行3000冊，分送有關單位和烈士親屬。其中，「被難烈士事略」中的「江竹筠烈士」一則，對江姐被捕後的受刑是這樣介紹的：

特務們一點不放鬆她，戴重鐐，坐老虎凳，吊鴨兒浮水，夾手指……極刑拷訊中，曾經昏死過三次……

1950年6月21日出版的重慶《大眾文藝》第一卷第三期發表了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3人第一次合寫的文章《「中美合作所」回憶片斷：聖潔的血花——獻給九十七個永生的共產黨員》。其中對江姐受刑是這樣寫的：

特別是江竹筠同志，(特務)要想從她身上，找出一些關於她丈夫彭詠梧同志的關系，所以在魔窟的嚴刑拷訊下，她受盡了老虎凳、鴨兒浮水、夾手指、電刑、釘重鐐……各種各樣的酷刑……
雙槍老太婆：小說《紅岩》中最富傳奇色彩的人物，當是雙槍老太婆了。她疾惡如仇，愛憎分明，懲奸除惡，腰插雙槍，能左右開弓，百步穿楊，帶領華鎣山游擊隊狠狠地打擊了國民黨軍，頗具女俠風骨。
真有這樣的生活原型嗎?有。不但有，而且生活原型比小說、電影人物有過之而無不及。她們就是中共黨員陳聯詩同志和鄧惠中烈士。
陳聯詩，四川岳池人，生於1900年，其家庭為岳池名門。陳聯詩自幼聰穎過人，畢業於岳池女師，以優異的成績留校執教，1923年1月與廖玉璧結婚。婚後，陳聯詩和廖玉璧雙雙考入南京東南大學。此後，廖玉璧奉黨組織的指示回家鄉去抓武裝，陳聯詩便隨丈夫返鄉。
陳聯詩在川北起義中，積極協助丈夫工作，並親自主管後勤軍需，下山搞糧籌物，到重慶購買槍支彈葯護送回華鎣山，乾的都是處處充滿危險的工作，但她每次都順利地完成了任務。她的槍法，也是這段時間苦練出來的。
大約是藝高人膽大吧，此後她腰插雙槍，不管是下山籌糧籌物，還是到重慶運子彈回來，雖然身邊只帶兩三個隊員，但只要有小股敵人敢擋道，肯定跑不掉吃她的槍子兒，很快在川北打出了名氣，人稱「雙槍女俠陳三姐」。1928年秋，陳聯詩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秋，她因黨組織決定川北舉行第二次更大規模的起義，為迎接紅四方面軍入川，負責第二次起義的後勤籌備工作。
為了解決起義的大批款項困難，陳聯詩和廖玉璧賣了自己的田產，將錢交給了黨組織。在不太長的時間內，陳聯詩便在廣安開了「悅來醫社」，以保證起義後的葯品供應，在羅渡溪、賽龍場、肖家場開了棧房和飯館，以備起義後的吃住急需。忙完這些，她又帶了一個小分隊，趕往重慶搶運回一批槍支彈葯。
起義順利舉行了。這次起義使軍閥楊森的部隊遭到重創，一時間完全被拖住，無法抽兵圍剿紅軍，為川陝蘇區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此後，陳聯詩和華鎣山游擊隊的其他幾位領導人一起，指揮這支英勇不屈的隊伍一直在華鎣山堅持武裝斗爭。
「雙槍老太婆」的原型之二鄧惠中，是四川岳縣人，出生於1904年7月(農歷)，畢業於岳池女子師范學校，並執教於該縣江西館小學，此後不久，即任該校校長。
1937年冬，鄧惠中的丈夫鄧福謙因嚮往延安，決心投身於革命事業。留在家裡的鄧惠中，擔負起了供養老人和撫育三個幼兒的重擔，並積極從事革命活動，和丈夫同年入黨。入黨後，她很快擔任了縣婦女委員和婦女特支書記，把黨組織的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在群眾中很有威信。
這一時期，鄧惠中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岳武起義的組織准備工作中。在實際武裝斗爭的鍛煉中，她學會了射擊，逐漸練成一名神槍手，經常腰插雙槍，下鄉籌糧籌款，並和陳聯詩一樣，經常扮成闊太太，坐上滑桿，帶著幾名游擊隊員出外運回槍彈。她幾次身臨險境，但都從容鎮靜地應付過去。實在無法矇混過關的時候，她便果斷地拔槍射擊先發制人，帶領隊員沖出險境。
岳武起義失敗後不久，鄧惠中於1948年8月2日不幸被捕，敵人同時還抓捕了她的也是黨員的二兒子鄧斌。母子都堅貞不屈。1949年11月27日，鄧惠中和兒子鄧斌被特務們槍殺於渣滓洞。
許雲峰：1948年，在國民黨的統治下處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為了配合工人運動，重慶地下黨工運書記許雲峰命甫志高建立沙坪書店，作為地下黨的備用聯絡站。甫志高為了表現自己，不顧聯絡站的保密性質，擅自擴大書店規模，銷售進步書刊。一天，區委書記江姐要去華鎣山根據地，甫志高到碼頭為江姐送行，江姐囑咐他要注意隱蔽，他嘴上答應，心裡卻不以為然。江姐到離根據地不遠的一座縣城時，發現自己的丈夫、華鎣山縱隊政委彭松濤的人頭被高掛城頭。見到縱隊司令員「雙槍老太婆」後，她強忍悲痛，堅決要求到丈夫生前戰斗的地方工作。甫志高又自作主張吸收一名叫鄭克昌的青年入店工作，許雲峰知道情況後大吃一驚，幾經分析發現鄭克昌行跡可疑，便讓甫志高通知所有人員迅速轉移。甫志高卻根本不聽勸告，反認為許雲峰嫉妒自己的工作成績，結果被捕並成了可恥的叛徒。由於他的告密，許雲峰、成崗、余新江和劉思揚等人很快相繼被捕。特務頭子徐鵬飛得意忘形，妄圖藉此將重慶地下黨一網打盡。然而，他使盡各種伎倆，都沒能從許雲峰等人身上得到任何所需的東西。兇殘的敵人為了得到口供，瘋狂地折磨政治犯。他們給犯人食用霉爛的食物，而且在炎熱的夏天限制飲水數量，妄圖用炎熱、蚊蟲、飢餓和乾渴動搖革命者的意志。為了粉碎敵人的陰謀，獄中難友乘放風時在牆角挖出一眼泉水，在保護泉水的斗爭中，龍光華英勇犧牲，全獄難友絕食抗議敵人的暴行，敵人不得不妥協讓步。

叛徒甫志高帶領特務竄到鄉下，江姐不幸被捕，關押在渣滓洞里。在獄中，她受盡了折磨，兇殘的敵人把竹簽釘進了她的十指。面對毒刑，她傲然宣告：「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驗，竹簽子是竹做的，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鐵。」秋去冬來，轉眼到了年底。全國革命形勢一片大好，國民黨當局在受到沉重打擊後開始放出和談空氣。陰歷年三十，渣滓洞全體難友舉行了一個別開生面的聯歡會。更令人高興的是，地下黨派人與他們取得了聯系。敵人為了表示和談的「誠意」，假意釋放了一些政治犯，來自資本家家庭的共產黨員劉思揚是其中之一。在他被送回劉公館的第二天夜裡，一個自稱姓朱的人潛入劉家，說他受區委書記李敬原的委派，前來了解劉思揚在獄中的表現，並要他詳細匯報獄中地下黨的情況。正當劉思揚對此人懷疑時，李敬原派人送來情報，揭穿了這個偽裝特務鄭克昌的真面目。劉思揚來不及轉移，又被抓起來關進另一所監獄「白公館」。鄭克昌在誘騙劉思揚失敗後，又偽裝成同情革命的記者高邦晉打入渣滓洞，他妄圖通過苦肉計刺探獄中地下黨的秘密。余新江等人識破了他的偽裝，並借敵人之手除掉了這個陰險的特務。解放軍日益逼近重慶，地下黨准備組織獄中暴動。在白公館裝瘋多年的共產黨員華子良與獄中黨組織接上了關系。同時，關在地窖中的許雲峰用手指和鐵鐐挖出了一條秘密通道。當解放軍攻入四川，即將解放重慶的時候，徐鵬飛等狗急跳牆，提前秘密殺害了許雲峰、江姐、成崗等人。就在許雲峰等人被害的當天晚上，渣滓洞和白公館同時舉行了暴動。劉思揚等一些同志犧牲了，但更多的同志終於沖出了魔窟，伴隨著解放軍隆隆的炮聲，去迎接黎明時分燦爛的曙光
瘋老頭： 「瘋老頭」華子良
華子良的原型韓子棟，從被捕入獄到最後脫險，整整坐了14年牢。他是一位意志堅強的革命者，小說《紅岩》中描寫的華子良的情節，相當一部分是真實的。他是山東陽谷縣人，出生於1909年，1933年入黨，同年打入敵特，後暴露被捕。韓子棟在好幾所著名的監獄被特務關押過。在白公館監獄，他什麼酷刑都受過，但他就是不招供、不低頭，特務們拿他實在沒辦法，就一直把他關在白公館。由於關押時間長了，特務們漸漸對他放鬆了戒備。以後新到白公館的特務，只知道他是一個老嫌疑犯，人也傻乎乎的。擔任采買的看守王懋才就經常把他帶出去挑菜。
1947年8月18日，這是一個韓子棟一生都值得紀念的日子。
這天下午，王懋才又叫上他上街買菜。途中，王被特務們拉上了牌桌，打麻將賭起錢來。這真是一個絕好的機會!韓子棟決定就趁這個機會逃出去。
韓子棟見王懋才漸漸打上了興頭，便向王說道：「我去上個廁所，馬上就回來。」來到街上後，他一溜猛跑到嘉陵江邊。為了對付特務的警犬，他跨入江水中奔跑了好長一段，然後才找了條小船，渡過江去。
王懋才打了一陣麻將，才忽然回過神來：哎，人呢?怎麼這么久都沒有回來?他心知不妙，下了牌桌。一幫拉他打牌的特務，也立時嚇得呆了。
白公館跑了共產黨!這幾乎是前所未有的。頓時鬧得重慶保密局系統從上到下都驚慌起來，派出特務四處追捕。正在重慶運輸軍統器材到南京的沈醉，聽說此事後立即調了10輛小車，帶上大批特務和韓子棟的照片，分兩路向貴陽和成都方向追去。與此同時，特務們還大量加印韓子棟的照片分發各地警特單位，查旅館，搜店鋪。他們以為無論如何都能抓到韓子棟，因為警犬追到嘉陵江邊後，根本沒有嗅出他過江的氣味。可特務們卻有所不知，在他們心中傻乎乎獃痴痴的韓子棟，卻在逃路中考慮到了怎麼對付警犬!
韓子棟過江後，直赴河南，一路忍飢露宿，歷盡千難萬苦才找到了解放軍。解放後，韓子棟歷任人事部副處長，一機部二局副局長，國家計委辦公廳副主任，貴陽市委副書記。「文革」中韓子棟受到不公正待遇。
韓子棟被平反後，擔任了貴州省政協副秘書長，省顧委委員，為黨的統戰和政協工作做出了許多新的貢獻，1992年5月19日病逝於貴陽，終年8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