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評論趙樹理的小說《傳家寶》
對於趙樹理等的創作，是否可以看作一個小說流派，人們的觀點並不一致。不過，在50年代，文學界確有催成山西小說作家形成創作流派的努力。1956年7月，周揚到了山西，明確提出有意識地發展有特色的文學流派。當年10月，山西的文學刊物《火花》創刊，對趙樹理等的創作經驗的總結是該刊的經常性主題。1958年5月，《文藝報》和《火花》在山西召開座談會總結山西作家的創作特色。不久，《文藝報》還以「山西文藝特輯」的專欄(註：《文藝報》1958年第11期。)，介紹、高度評價山西作家的創作成績。建立「流派」的努力，由於種種原因後來沒有繼續得到強調，但他們的創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跡可尋的共同性。這包括：一、地域的特徵。趙樹理、馬烽等長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於晉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山西鄉村的民情風俗參與了他們小說素質的構成。二、寫作與農村「實際工作」的關系。小說的藝術自足性受到懷疑；「不作旁觀者」的文學主張，不僅是敘事意義上，而且更是小說「社會功能」上的。趙樹理的「問題小說」的觀念，他們關於寫小說是為了「勸人」，能「產生指導現實的意義」(註：趙樹理《也算經驗》，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報》。)的預期，是寫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三、按照生活的「本來面貌」來寫。但又認為，「本來面貌」，是以一個有先進思想的農民的眼睛的所見、所聞、所感。四、重視故事敘述的完整和語言的通俗，以便能讓識字不多的鄉村讀者接受。關於這個「流派」，評論界使用的稱謂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葯蛋派」等。
這個「流派」的作家，除趙樹理外，還有馬烽、西戎、李束為、孫謙、胡正等。馬烽(1922-)，山西孝義縣人。小學沒有畢業時，參加了八路軍。戰爭期間，從事晉綏邊區報紙、出版社編輯工作。1945年，與西戎合著長篇章回體小說《呂梁英雄傳》。5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一段時間後，1956年回到山西。馬烽五六十年代的創作，除《我們村裡的年輕人》等電影文學劇本，和在刊物上連載的傳記文學《劉胡蘭傳》外，大都是短篇小說。主要作品有《結婚》、《飼養員趙大叔》、《三年早知道》、《太陽剛剛出山》、《我的第一個上級》、《老社員》等。西戎(1922-)抗日戰爭期間在晉綏邊區工作時開始小說創作。50年代初，在四川任《川西日報》、《四川文藝》編委、主編。1954年回到山西。出版有短篇小說集《姑娘的秘密》、《豐產記》，後一個集子的作品(《燈芯絨》、《賴大嫂》、《豐產記》等)，寫於1961年以後，風格轉而向朴實趨近。其中，《賴大嫂》用揶揄的筆調，寫一個「無利不早起」的自私、愛撒潑的農村婦女，在生活中的處處碰壁和受到的教育。在60年代，這個短篇既為倡導「現實主義深化」的批評家援引來闡述其論點，也為後來批判「現實主義深化」和「寫『中間人物』論」所重點抨擊的「標本」。(註：參見邵荃麟《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邵荃麟評論集》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文藝報》編輯部《關於「寫中間人物」的材料》(《文藝報》1964年8、9期合刊)，紫兮《「寫中間人物」的一個標本》(《文藝報》1964年11、12期合刊)等。)
趙樹理(1906-1970)，山西沁水縣人。40年代，以《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等作品，在「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左翼文學界，獲得很高聲譽。50年代以後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登記》、《求雨》、《金字》(根據記憶重寫)、《「鍛煉鍛煉」》、《老定額》、《套不住的手》、《楊老太爺》、《張來興》、《互作鑒定》、《賣煙葉》，長篇《三里灣》，電影故事《表明態度》，長篇評書《靈泉洞》(上部)、特寫(或傳記)《實幹家潘永福》。另外，還寫有鼓詞《石不爛趕車》，小調《王家坡》，澤州秧歌《開渠》，上黨梆子《十里店》和改編的上黨梆子《三關排宴》。他的有些作品，被改編為各種文藝樣式。如《登記》便以《羅漢錢》的名字，分別改編為秦腔、豫劇、粵劇、評劇、滬劇等劇種演出。趙樹理的這些小說，大多仍取材於晉東南他的家鄉。他與這個地區的人、事仍保持著密切而持久的聯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來自「生活底層」的那種淳樸、誠實的特色。他繼續著打通「新文學」與「農村讀者」的隔閡的試驗。(註：趙樹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說集定名《下鄉集》(作家出版社)，說它是專為「農村的讀者同志們」印的。但對「農村讀者」的概念，他沒有做進一步的說明。另外，他不像過去那麼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說，「盡管我主觀上是為你們寫的東西，實際上能發到農村多少份、你們哪些地方的人們願意讀、讀過以後覺得怎麼樣，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隨〈下鄉集〉寄給農村讀者》)。)在小說觀念上，也堅持小說寫作與農村「實際工作」同一的理解。不過，後來他似乎不再特別堅持把小說當作農村工作指南的那種看法，而更突出了從傳統戲曲等相承的「教誨」的功能觀。「俗話說，『說書唱戲是勸人哩！』這話是對的。我們寫小說和說書唱戲一樣(說評書就是講小說)，都是勸人的。「寫小說便是要動搖那些習以為常、但不合理的「舊的文化、制度、風俗、習慣給人們頭腦中造成的舊影響」(註：趙樹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說集定名《下鄉集》(作家出版社)，說它是專為「農村的讀者同志們」印的。但對「農村讀者」的概念，他沒有做進一步的說明。另外，他不像過去那麼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說，「盡管我主觀上是為你們寫的東西，實際上能發到農村多少份、你們哪些地方的人們願意讀、讀過以後覺得怎麼樣，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隨〈下鄉集〉寄給農村讀者》)。)。因而，在《登記》、《三里灣》、《「鍛煉鍛煉」》等作品中，雖說農村開展的「運動」仍構成它們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開的關於社會風習、倫理的變革在農民心理、家庭關系、公私關繫上留下的波痕和沖突，是留給讀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比起40年代來，趙樹理這個時期的小說，確是「遲緩了，拘束了，嚴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當年青春潑辣的力量」(註：孫犁《談趙樹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報》。)。這是因為他離「當年」的「青春」漸遠。如果從作家所處的環境而言，那麼，在戰爭年代，政治意識形態對寫作的規范，仍存在著較大的「空間」，來有限度地容納作家的創造，容納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藝術想像；而趙樹理那時對農村傳統習俗和觀念所期望的更新，也與革命政治在農村所推動的變革，有許多重合之處。到了50年代，不僅文學寫作的規范更加嚴密，而且激進的經濟、社會變革進程對農村傳統生活的全面沖擊，使「社會發展」與「傳統」的沖突，引發作家尖銳的內心憂慮。他的那種建立在對民俗、民間文化的體認基礎上的藝術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正是憂慮於當代激進的經濟、政治變革對農村傳統生活和道德的過度破壞，對建立在勞動之上的傳統美德的維護和發掘，成為後期創作的主題。與《小二黑結婚》、《傳家寶》、《登記》、《三里灣》等表現「小字輩」掙脫老一輩的障礙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鑒定》、《實幹家潘永福》中，老一輩農民身上的品格，被敘述為年輕一代最重要的精神傳統。趙樹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說藝術，總體面貌與以前並無重大變化。然而，如評論者所說，這些「淵源於宋人話本及後來的擬話本」的作品，由於作者對某一形式的「越來越執著」，導致「故事進行緩慢」，有「鋪攤瑣碎」、「刻而不深的感覺」(註：孫犁《談趙樹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報》。)。
三 趙樹理的「評價史」
對趙樹理小說和他的文學觀的評價，一直是眾說紛紜，有的看法且相距甚遠。即使是左翼文學界之中，評價也並不一律，且時有變化。在40年代，最早、而且系統地對趙樹理的小說給予很高評價的，是周揚發表於1946年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註：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報》(延安)。)。在這篇文章里，趙樹理被譽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李有才板話》是「非常真實地，非常生動地描寫農民斗爭的作品，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傑作」；趙樹理的小說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作為這種評價的延伸，次年8月，在晉察魯豫邊區文藝座談會上，與會者「同意提出趙樹理方向」，將之「作為我們的旗幟」(註：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進》，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報》。)。在此前後，「解放區」的出版社，編印了多種趙樹理創作的評論集(註：如冀魯豫書店1947年7月初版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華北新華書店1947年9月編輯印行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華北新華書店1949年5月初版、中南新華書店1950年4月重印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蘇南1949年6月初版的《論趙樹理創作》等。)，收入周揚、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荒煤、力群、馮牧等的文章。第一次文代會前後出版的兩套大型叢書中，趙樹理被做了頗為特殊的處理。他的創作理所當然地入選展示「解放區」文學實績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中，但他又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起，作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新文學選集》(茅盾主編)中設有他的專輯。事實上，趙的成名作《小二黑結婚》出版於1943年。這種安排，反映了將之「經典化」的急迫。到了1956年的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擴大會議上，周揚的報告中，趙樹理與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並被稱為「語言藝術大師」。
不過，進入50年代以後，文學界對於趙樹理的評價也有些猶豫不定。在繼續把他作為一種「榜樣」來推崇的同時，他的小說的「缺點」也在不斷發現。這種發現，是「根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來進行分析研究」的結果。因而，批評家提出了趙樹理「善於表現落後的一面，不善於表現前進的一面」的問題，並暗示他對創造新的英雄形象還缺乏自覺的意識。(註：竹可羽《評〈邪不壓正〉和〈傳家寶〉》(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報》)、《再談談〈關於《邪不壓正》〉》(2月25日《人民日報》)。)長篇《三里灣》發表後，在受到肯定的同時，「典型化」程度不夠的問題被著重地提了出來：對於農村的「無比復雜和尖銳的兩條路線斗爭」的展示，「並沒有達到應有的深度」；作者對於農民的革命性的力量「看得比較少」，「沒有能夠把這個方面充分地真實地表現出來」，而對於農村的斗爭，農民內部和他們內心的矛盾，也不是表現得很嚴重，很尖銳，矛盾解決得都比較容易。(註：參見俞林《〈三里灣〉讀後》(《人民文學》1955年第7期)，周揚《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文藝報》1956年第5、6期合刊。)在50年代後期，這種評價上的猶豫和矛盾，再一次突出。1959年，《文藝報》就「如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為題，組織了對《「鍛煉鍛煉」》的討論。雖然刊發了認為這個短篇是「歪曲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村的現實」、「誣蔑農村勞動婦女和社幹部」的否定性的文章，但編輯部卻是支持趙樹理的，它以王西彥對趙樹理「按照生活實際去刻畫有個性的活人」的肯定的文章(註：《〈鍛煉鍛煉〉和反映人民內部矛盾》，《文藝報》1959年第10期。)，作為結論性意見。《文藝報》的這種辯護性的討論，可以看作是為了抵禦當時激進文學思潮。不過，就在這個時候，因為趙樹理對1957年以後中共的農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質疑，而在「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中受到「內部」批判。而在這個期間，文學界在農村題材小說中，作為「方向性」加以凸出的，是李准、王汶石和柳青的更「典型」、更富「理想性」的作品。
到了1962年，在政治、經濟的「浪漫主義」的退潮中，文學界也有了「現實主義深化」的提出。這時，趙樹理的「價值」又被「現實主義深化」的提倡者所發掘和重新闡釋。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茅盾、邵荃麟等認為，「前幾年」對趙樹理的創作估計不足，「評價低了，這次要給以翻案」；「因為他寫了長期性、艱苦性」，「這是現實主義的勝利」。這些觀點，在隨後康濯的文章中得到闡發：「趙樹理在我們老一輩的作家群里，應該說是近二十年來最傑出也最扎實的一位短篇大師。但批評界對他這幾年的成就卻使人感到有點評價不足似的，……事實上他的作品在我們文學中應該說是現實主義最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礎真如鐵打的一般」，「趙樹理的魅力，至少在我所接觸到的農村裡面，實在是首屈一指，當代其它作家都難於匹敵」(註：康濯《試論近年間的短篇小說》，《文學評論》1962年第5期。)。既然趙樹理是最能體現「現實主義深化」的作家，那麼，「文革」前夕對這種理論的批判，趙樹理又必定首當其沖。文學界對趙的評價發生了大轉變：「近幾年來，趙樹理同志的作品，沒有能夠用飽滿的革命熱情描畫出革命農民的精神面貌」，大連會議「不但沒有正確指出」他的「這個缺點」，「反而把這種缺點當做應當提倡的創作方向加以鼓吹」(註：《文藝報》編輯部《關於「寫中間人物」的材料》，《文藝報》1954年第8、9期合刊。)。此後「文革」中對趙的激烈攻擊，從「文學觀」的角度而言，並沒有超越這一批評的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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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趙樹理作品與二三十年代的鄉土小說的異同（結合作品）
在表現農村生活,開掘農村題材的作品中,趙樹理小說與20世紀20年代鄉土小說走的是同一條道路,他們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上,繼承了「五四」以來以魯迅為代表的新小說的現實主義優良傳統,大大開掘了現代文學的主題、題材領域,推動了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繁榮。農村的現實生活,農民的疾苦與命運,是他們共同關注的焦點;著眼於農村,注目於農民,描繪具有地方色彩的生活圖景,是他們共同的價值取向;在他們的作品中,農業中國里人民生活的重要方面——農民問題,得到了多側面、多層次的反映。從整體上看,趙樹理小說與20年代鄉土小說的確具有繼承關系,但二者在表現農村生活方面卻形成了兩種審美極致。理論基礎不同「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趙樹理小說是對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的創造性發揮,《講話》發表後,深諳農民生活的趙樹理以自己獨特的觀察與體會,實踐了毛澤東同志文藝思想。20年代鄉土小說是對文學革命後小說創作中的概念化傾向的引導,周作人等提出「鄉土文學」主張,於是便有了20年代鄉土小說創作熱潮。
③ 中間人物論是誰在大連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會談上提出的
鍾潔瑩論是誰的大連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會上提出的這個不太了解
④ 簡述趙樹理自身經歷對於民俗創作的影響
這個我知道！
趙樹理小說的藝術特色
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是趙樹理小說創作的一貫特色。四十年代由於他的小說對解放區農村生活的深刻開掘，真實反映了解放區農村正在發生的偉大變革，他被人們稱為「地道的解放區的歌手」①。全國解放後，趙樹理依然以嚴謹的現實主義態度從事創作，繼續長期深入農村、熟悉農村生活，排除各種干擾，堅持一切從生活真實出發。他的作品，真實地再現了建國後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成就與問題，發展與波折，表露了趙樹理對我國農村問題獨特而深刻的見解。一九六二年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與會同志一致贊揚了趙樹理創作中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邵荃麟說：「這個會上，對趙樹理同志談得很多，有人認為前兩年對他評價低了，這次要給以翻案。為什麼稱贊老趙？因為他寫了長期性、艱苦性。現在看來，他是看得更深刻些。這是現實主義的勝利。」這里正確而中肯地指明了建國後趙樹理小說創作中最為重要的創作特色。
趙樹理小說的現實主義精神。首先表現在反映生活的真實性與深刻性。他的小說，敢於面對現實，按照生活中的本來面目再現生活；同時又注意開掘生活深層，向現實深化，不斷提出一些農村中普遍存在而又令人深思的社會問題，以引起人們重視。可以說，趙樹理作品中描寫的生活是有深厚的現實基礎，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的。《登記》、《求雨》等作品，以歡快的筆調真實反映解放初期農村新、舊思想的消長；在農業合作化運動初期，趙樹理的《三里灣》，既真實描寫農業社在解放生產力、增加農民集體財富方面的優越性，說明合作化的歷史潮流無法阻擋，又實事求是地反映了這場運動的艱巨性，深刻提出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與改造農民是一項長期的任務。最為難得的是五十年代末期，趙樹理面對農村經濟被破壞的嚴重局面，表現了一位藝術家可貴的勇氣和責任心，從《鍛煉鍛煉》到《賣煙葉》，仍然堅持描寫他在生活中所真實感受到的東西，不說假話，不對生活作浮誇、虛假的描敘。同時還針對農村實際情況提出重大的社會問題，如：提倡實干精神，批判資本主義勢力，重視農村基層幹部的思想作風，關心新一代農民的成長，揭示阻礙他們健康成長的原因等等。這就使趙樹理的小說表現出同類作品中極為少見的真實性與深刻性。
趙樹理小說創作的現實主義精神，還突出地表現在建國以後他更加註意人物形象的多樣化，努力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多種多樣的人物來。翻開趙樹理的作品，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我國農村中各種類型的農村基層幹部與農民的形象，這些人物無論從年齡、性別、個性來說都是多種多樣的。趙樹理自覺地克服創作中「寫舊人舊事容易生活化，而寫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①的毛病，在塑造先進農民形象方面作了十分可貴的努力。《三里灣》中那群性格各異的辦社積極分子，比《李有才板話》中斗爭地主的積極分子「小」字輩們，形象要充實得多。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作者成功地創造了老農中的先進分子陳秉正的形象。這個由豐富的現實生活中升華出來的藝術形象，完美地凝集了我國勞動人民對於勞動的無比光榮感。他比之於趙樹理筆下的青年先進農民形象要飽滿得多，但又顯得可親可愛，而不是生活在雲端里的完人。在趙樹理創造的人物畫廊里，塑造得最為成功的是農村中背著這樣那樣歷史包袱的中間、落後人物，那些帶有綽號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們的思想行為具體證明了毛澤東所說「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的偉大意義，在現實生活中起著鏡子的作用。小飛蛾的形象促使解放初期千千萬萬受封建思想束縛的農村婦女擺脫精神枷鎖而覺醒；范登高、糊塗塗、小腿疼、吃不飽以及投機倒把分子賈鴻年等活靈活現的藝術形象，將使廣大農民引為鑒戒。
努力探索文學創作的民族化、大眾化，重視使自己的作品為中國老百姓，特別是廣大農民群眾喜聞樂見，是趙樹理小說創作的又一特色。首先由於作者熟悉農村，作品中描寫的人是地道的中國農民，特別是那些可愛的老農民；描寫的事無論是矛盾沖突還是風土人情，都具有中國農村的氣派與特點：表現的主題，又是廣大農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其次是在語言及表現形式上以廣大農民的思想、心理、習慣為基礎，使作品充滿了濃郁的泥土氣，老百姓不僅看得懂，而且還愛讀。
趙樹理的語言是真正的民族語言，有著自己鮮明的特色。茅盾曾說：「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斷混在別人作品之中，細心的讀者可以辨別出來。憑什麼去辨認呢？憑它獨特的文學語言。獨特何在？在於明朗雋永而時有幽默感。」①趙樹理的語言是在群眾口語的基礎上進行藝術加工，既顯現出明白曉暢、簡明生動的特點，又耐人尋味，富有表現力。趙樹理的幽默感，表現在敘事寫人時的妙語橫生，並善於概括人物的性格而給他一個形象鮮明的綽號。這種幽默為趙樹理的創作增加了風趣、樂觀的生活氣息。
在表現形式方面，趙樹理十分重視民族的傳統藝術技巧，如評書敘事、摹情、狀物的藝術，注意將那些「值得學習的辦法
⑤ 趙樹理小說的民族化
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是趙樹理小說創作的一貫特色。四十年代由於他的小說對解放區農村生活的深刻開掘，真實反映了解放區農村正在發生的偉大變革，他被人們稱為「地道的解放區的歌手」①。全國解放後，趙樹理依然以嚴謹的現實主義態度從事創作，繼續長期深入農村、熟悉農村生活，排除各種干擾，堅持一切從生活真實出發。他的作品，真實地再現了建國後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成就與問題，發展與波折，表露了趙樹理對我國農村問題獨特而深刻的見解。一九六二年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與會同志一致贊揚了趙樹理創作中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邵荃麟說：「這個會上，對趙樹理同志談得很多，有人認為前兩年對他評價低了，這次要給以翻案。為什麼稱贊老趙？因為他寫了長期性、艱苦性。現在看來，他是看得更深刻些。這是現實主義的勝利。」這里正確而中肯地指明了建國後趙樹理小說創作中最為重要的創作特色。 趙樹理小說的現實主義精神。首先表現在反映生活的真實性與深刻性。他的小說，敢於面對現實，按照生活中的本來面目再現生活；同時又注意開掘生活深層，向現實深化，不斷提出一些農村中普遍存在而又令人深思的社會問題，以引起人們重視。可以說，趙樹理作品中描寫的生活是有深厚的現實基礎，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的。《登記》、《求雨》等作品，以歡快的筆調真實反映解放初期農村新、舊思想的消長；在農業合作化運動初期，趙樹理的《三里灣》，既真實描寫農業社在解放生產力、增加農民集體財富方面的優越性，說明合作化的歷史潮流無法阻擋，又實事求是地反映了這場運動的艱巨性，深刻提出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與改造農民是一項長期的任務。最為難得的是五十年代末期，趙樹理面對農村經濟被破壞的嚴重局面，表現了一位藝術家可貴的勇氣和責任心，從《鍛煉鍛煉》到《賣煙葉》，仍然堅持描寫他在生活中所真實感受到的東西，不說假話，不對生活作浮誇、虛假的描敘。同時還針對農村實際情況提出重大的社會問題，如：提倡實干精神，批判資本主義勢力，重視農村基層幹部的思想作風，關心新一代農民的成長，揭示阻礙他們健康成長的原因等等。這就使趙樹理的小說表現出同類作品中極為少見的真實性與深刻性。 趙樹理小說創作的現實主義精神，還突出地表現在建國以後他更加註意人物形象的多樣化，努力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多種多樣的人物來。翻開趙樹理的作品，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我國農村中各種類型的農村基層幹部與農民的形象，這些人物無論從年齡、性別、個性來說都是多種多樣的。趙樹理自覺地克服創作中「寫舊人舊事容易生活化，而寫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①的毛病，在塑造先進農民形象方面作了十分可貴的努力。《三里灣》中那群性格各異的辦社積極分子，比《李有才板話》中斗爭地主的積極分子「小」字輩們，形象要充實得多。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作者成功地創造了老農中的先進分子陳秉正的形象。這個由豐富的現實生活中升華出來的藝術形象，完美地凝集了我國勞動人民對於勞動的無比光榮感。他比之於趙樹理筆下的青年先進農民形象要飽滿得多，但又顯得可親可愛，而不是生活在雲端里的完人。在趙樹理創造的人物畫廊里，塑造得最為成功的是農村中背著這樣那樣歷史包袱的中間、落後人物，那些帶有綽號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們的思想行為具體證明了毛澤東所說「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的偉大意義，在現實生活中起著鏡子的作用。小飛蛾的形象促使解放初期千千萬萬受封建思想束縛的農村婦女擺脫精神枷鎖而覺醒；范登高、糊塗塗、小腿疼、吃不飽以及投機倒把分子賈鴻年等活靈活現的藝術形象，將使廣大農民引為鑒戒。 努力探索文學創作的民族化、大眾化，重視使自己的作品為中國老百姓，特別是廣大農民群眾喜聞樂見，是趙樹理小說創作的又一特色。首先由於作者熟悉農村，作品中描寫的人是地道的中國農民，特別是那些可愛的老農民；描寫的事無論是矛盾沖突還是風土人情，都具有中國農村的氣派與特點：表現的主題，又是廣大農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其次是在語言及表現形式上以廣大農民的思想、心理、習慣為基礎，使作品充滿了濃郁的泥土氣，老百姓不僅看得懂，而且還愛讀。 趙樹理的語言是真正的民族語言，有著自己鮮明的特色。茅盾曾說：「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斷混在別人作品之中，細心的讀者可以辨別出來。憑什麼去辨認呢？憑它獨特的文學語言。獨特何在？在於明朗雋永而時有幽默感。」①趙樹理的語言是在群眾口語的基礎上進行藝術加工，既顯現出明白曉暢、簡明生動的特點，又耐人尋味，富有表現力。趙樹理的幽默感，表現在敘事寫人時的妙語橫生，並善於概括人物的性格而給他一個形象鮮明的綽號。這種幽默為趙樹理的創作增加了風趣、樂觀的生活氣息。 在表現形式方面，趙樹理十分重視民族的傳統藝術技巧，如評書敘事、摹情、狀物的藝術，注意將那些「值得學習的辦法繼承下來，再加上自己的發明創造」②，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寫法。在人物描寫上採用傳統的白描手法，講究用幾句話、幾個富有特徵性的動作，簡潔地勾勒人物形象；情節結構講究故事性，並有一套組織故事的藝術手法，做到順當流暢而又曲折有味；在敘事與寫景的關繫上，把描寫情景融化在敘述故事中，通過作品中人物的眼睛來寫景等等。富有特色的民族語言，高超的傳統藝術技巧，使趙樹理的創作顯示出樸素、明朗、幽默的獨特風格。 趙樹理的創作也存在不足之處，有些作品的藝術形象不夠飽滿，特別是社會主義時期新一代農民，由於作家對他們的了解不象對老農民那樣深入，塑造形象時往往缺少細致的有感情的描寫，致使這些形象缺少內在的藝術魅力，《三里灣》中的范靈芝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趙樹理注意吸收與繼承民族傳統藝術，並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但在積極吸收外國優秀作品藝術技巧豐富自己的藝術表現力方面尚嫌不足，這有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品的藝術性更快、更大的提高。
⑥ 1962年8月在大連召開「農村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提出「現實主義深化」
中間
⑦ 農村題材短篇小說
遲子建的《酒鬼的魚鷹》
沈從文《邊城》
魯迅的《故鄉》和《祝回福》
還有茅盾的答《春蠢》
葉聖陶的《多收了三五斗》
夏衍的《包身工》
趙樹理的《三里灣》
李准《不能走那條路魯彥、許欽文、蹇先艾、台靜農、許傑、彭家煌、沙汀、艾蕪等一批現代鄉土作家，以朴實細密的寫實風格書寫老中國兒女在各自的鄉土上發生的種種悲劇性故事
⑧ 當代文學史上的大連會議指哪個會議
1962 年 8 月 2 日至 16 日，中國作協在大連召開了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在當代文學史上一般被稱為「大連會議」。「大連會議」是這次文藝政策調整中的一次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