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短篇小說選孔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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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誰寫過關於孔子的書

孔子仁學思想中的節欲觀及其現實意義

王焱

（廣西師范大學中文系文藝學碩士研究生 ，廣西 桂林 541004）

據楊伯峻先生《論語譯注》統計，在《論語》中，提及「仁」的地方共109次。可以說，「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理想的人格境界。

顏淵曾問孔子怎樣才能做到「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意思就是說，通過自己約束自己的慾望以達到禮的要求就是仁。顏淵繼而問到求仁的具體途徑，孔子答到：「非禮勿聽，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同上）。以上的對話表明，在孔子看來，「仁」是離不開「禮」的，「禮」是求「仁」的行為標准和必由之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孔子使用的是「克己」，而不是宋代理學家所宣揚的「滅人慾」。這說明，孔子看到了己（人慾）的存在，但同時更強調對己的剋制。也就是說，孔子一方面承認「仁」是以人慾為基礎，另一方面也認識到人慾不是「仁」也不能自動達到「仁」，要達到「仁」的理想境界，就必須對人慾進行克制即「節欲」，從而使一切行為都符合禮制（復禮）。孔子心中的君子就是一個「修己」（《論語·憲問》）的形象。「修己」就是修養自己，即按照禮的規范約束自己。孔子認為只有人人皆做到修己節欲，整個社會才會安居樂業。

由此可見，孔子的人慾觀既不是縱欲的，也不是禁慾的，而是節欲的，即禮義與慾望的調和。孔子在承認人慾合理性的同時，更主張以禮義來規范人慾，把人慾規范在合理的限度之內，從而使得人慾在社會與個人之間得到協調。

一方面，孔子承認人慾的存在與滿足的合理性。《禮記》記載孔子的話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對飲食的慾望可以引申為對物質的追求，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論語·里仁》），「貧而無怨難」（《論語·憲問》）；對男女的慾望可以引申為對性的需求。顯然，孔子肯定了合理滿足人性的兩大基本慾望——物慾與性慾的必要性。因此他主張統治者應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民眾的物質欲求，使人民過上富足的生活，「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孔子還主張先富而後教：「既富之」，再「教之」（《論語·子路》），這表明他看到了民眾基本物質利益的滿足對教化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他承認對人慾的合理滿足是「求仁」的前提。

另一方面，孔子也強調 「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要做到「欲而不貪」（《論語·堯曰》）。這說明要達到「仁」的道德境界，就必須以禮節欲，剋制慾望的膨脹。慾望的節制在物慾方面的表現就是節儉，在性慾方面的表現就是戒淫。

孔子一向崇尚節儉，即使「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也「樂在其中矣」（《論語·述而》）。孔子反對奢華，「禮，與其奢也，寧儉」（《論語·八佾》）。過去人們用麻編織孝帽，花費大，後來人們節儉了，改用絲織，對此，孔子表示贊許：「儉，吾從眾」（《論語·子罕》）。孔子他非常贊賞他的學生顏回儉朴的精神，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甚憂，回也不改其樂。賢者，回也！」（《論語·顏淵》）

孔子一向鄙視貪戀美、，沉湎淫慾。他在《論語》中兩次哀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衛靈公》），表明他對道德修養無法克制性慾膨脹的社會普遍狀況表示深深的憂慮。孔子在魯國任大司寇期間，魯國國君魯定公喜愛淫歌妖舞。齊國為了腐蝕削弱魯國，投其所好，送去八十名美女歌妓。魯定公終日沉迷於酒色淫樂之中，不問政事。孔子屢屢動諫無效，便辭去了職務，離開魯國，開始了顛沛流離的周遊列國之行。

孔子還提出了「君子有三戒」：少時戒「色」、壯時戒「斗」、老時戒「得」（《論語·季氏》）。意思是說：君子年輕時要警覺貪戀女色（性慾），年壯時要警覺爭強好鬥（攻擊欲），年老時應警覺貪得無厭（物慾）。孔子抓住了不同年齡段的慾望特點，告誡人們應適度克制，以善其身。

孔子認為，人之患在於慾望太多，欲多則無剛，因而「棖也欲，焉得剛？」（《論語·公冶長》）他還強調：「剛、毅、木、訥，近仁」 《論語·子路》，意思就是說：剛強、堅韌、朴實、謹言，就接近於仁了。而這些「仁」的特徵都是不屈於人慾的表現。

孔子的這種人慾觀，講究對慾望適度的節制，避免了縱欲與禁慾的偏頗，是他所提倡的中庸之道的體現。對於中庸，朱熹在《集注》中是這樣解釋的：「中者，就是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孔子把中庸當作君子所具備的品格，《中庸》中記載他的話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孔子還稱贊「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意思是說中庸是一種最高的仁德。孔子認為過與不及二者都偏離中道，都是「不賢」的表現，所謂「過猶不及」（《論語·先進》）、「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由此可見，中庸作為君子的德行，既是一種執中不偏的方法論，更是一種適度節制的世界觀。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意思是說：因約束自己而犯過失是少有的。也就是說，對自己適度的剋制才能保障仁德的實現。

孔子在《論語》中多次提及「利」與「義」。「利」即個人利益，可視為人性對私慾的追求；「義」即社會道義，可視為禮德對私慾的剋制。孔子主張人們在追求私慾滿足的時候，要堅持「義」 對於慾望的導向，將社會道義作為社會行為的准繩，提倡「見利思義」（《論語·憲問》）。孔子將是否按照「義」即社會道義行事作為君子與小人的區分標准，提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意思是說一般的人只知曉自己的利益，君子除了知曉自己的利益外，還知曉社會的道義。如果放任一己私慾，就會導致不良後果，「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里仁》）。當慾望與道義發生沖突時，應「以義制利」，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甚至可以為了不違背仁道而犧牲自己的生存欲，「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微子因紂王無道而出走，箕子因此被貶為奴隸，比干因勸諫而被處死，三人皆為了心中的仁道，舍棄了趨利避害的私慾，故孔子稱其為「殷有仁」（《論語·微子》）。

孔子作為古老中國的精神領袖與思想聖人，他所創立的儒家文化更被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支柱與血脈，孔子及其儒家文化的節欲觀已沉澱為中國人的一種深層文化心理，並決定了中國的命運走向是一種內斂的發展方式。然而，孔子雖為儒家的創始人，而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儒家文化與孔子的思想卻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因為儒家文化經過朝朝代代的變更，已與孔子原初的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出入。就人慾觀為例，儒家的人慾觀大體經過三個時期：先秦兩漢中國本土原生的節制慾望的時期、隋唐宋明受佛教禁慾觀影響的禁錮慾望的時期、明清近現代受到西方啟蒙思想影響的解放慾望的時期，三個時期的分野很大，而許多學者卻將三者混為一談，動輒將孔子貶為反人性滅人慾極端禁慾主義的始作俑者，將中國經濟發展緩慢的罪責統統歸咎到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身上，甚至宣稱中國的發展與富強必須拿孔儒傳統思想來祭旗。孰不知這種禁慾主義恰恰是與孔子節欲思想的初衷相違悖的。

著名的猶太小說家索爾·貝婁曾在他的小說《更多的人死於心碎》中寫道：東方是物質之劫，西方是慾望之劫。意思是說，東方欠發達社會的弊病在於物質的匱乏，而西方發達社會的弊病在於慾望的膨脹。我認為這一論斷是非常深刻而中肯的。當然東方社會也不是鐵板一塊，東方社會也有富裕的國家。而東方社會中較為貧窮的國家絕大部分是受到了宗教禁慾主義思想的浸染，屬於佛教及伊斯蘭教文化圈的國家自不必多說，中國自明代以後的衰落也很難與吸納了印度佛學禁慾主義的宋明理學脫離干係。這種對物慾的進行遏止的態度決定了這些國家物質文明的落後。而西方社會則經過啟蒙運動的洗禮，由基督教的禁慾觀轉變為對享樂與物慾的崇拜，主張用人性來反對神性，人性就是慾望的化身，人生的目的就是對慾望的充分滿足。這種對慾望進行放任的態度一方面使得西方社會物質文明迅猛發展，另一方面也必然導致了物慾橫流的可怕處境。目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進入由慾望主宰生活的時代，新慾望產生的速度幾乎與舊慾望得到滿足的速度一樣快甚至更快。對物的瘋狂消費給生態環境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對性的無度追逐導致感情的危機以及家庭的解體。如果任由這一縱欲的狀況持續下去，人們將深陷慾望的泥潭不能自拔，人類的家園將毀滅在自己的手上。

其實，慾望自身並沒有過錯，合理的滿足一些基本慾望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滅人慾」的的極端做法是不人道的。然而，深藏於人內心的慾望卻是沒有止境、無限膨脹的，舊的慾望滿足後，自然會產生新的慾望，新的慾望滿足後，又滋生出更新的慾望，慾望的滿足很難有盡頭。德國的哲人叔本華曾把慾望形象地比喻為一個永遠飢饞、永不飽和的「胃」，或是一個永遠張開的巨獸之口。因此，如不對這種慾望進行節制，人類終將會葬生於慾海之中。慾望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然而無度的慾望卻無異於飲鴆止渴。歷史與事實告訴我們，縱欲與禁慾都不能使社會生態得到良性的發展。對於生態而言，禁慾導致蠻荒，縱欲導致廢墟，只有節欲才能造就家園；對於經濟而言，禁慾導致貧窮，縱欲導致奢靡，只有節欲才能造就可持續的富足；對於精神而言，禁慾導致窒息，縱欲導致淫亂，只有節欲才能造就健全的心態。可見，針對於當今社會人慾泛濫、揮霍無度的現狀，節欲觀是根治其不合理慾望膨脹弊病的一味良葯。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的節欲觀有著深遠的現實意義。因此，我們主張在21世紀再度發揚孔子的價值與智慧，用孔子的節欲思想扼制當今社會泛濫失控的慾望支流，節制人類自身不斷膨脹的不合理慾望，使慾望的產生和實現控制在適度范圍之內，自覺控制和調節「慾望——滿足慾望——滋生新的慾望……」的慾望鏈條上升的節奏，從而使得整個人類社會得到健康的可持續發展。（完）

作者簡介：王焱 廣西師范大學中文系文藝學碩士研究生
參考資料：http://www.confuchina.com/zhuanti/index.kongzi.htm

❸ 什麼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總集，相傳曾經由孔子編選

《尚書》
《尚書》是中國最古的皇室文集，是中國第一部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匯編，它保存了商周特別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書》相傳由孔子編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後來儒家補充進去的。西漢初存29篇，因用漢代通行的文字隸書抄寫，稱《今文尚書》。另有相傳在漢武帝時從孔子住宅壁中發現的《古文尚書》和東晉梅賾所獻的偽《古文尚書》。現在通行的《十三經註疏》本《尚書》，就是《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的合編本。

❹ 柏拉圖和孔夫子為什麼都走向了「烏托邦」

1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這段時間，被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稱為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

這是因為這個時期是「哲學的突破期」，人類的思想在不同地區，神奇般的同時到達巔峰。古希臘、中國和古印度都涌現出了讓人驚嘆不已的偉大的思想和偉大的精神導師。

今天要說的柏拉圖和孔子，當之無愧就是這個「軸心時代」當仁不讓的代表。

雅斯貝爾斯說：

"人類的精神基礎同時或獨立地在中國、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臘開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類仍然附著在這種基礎之上。"

此言絲毫不虛。

其基本內容有二：

1、用禮來區分等級；

2、用樂來調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社會中的人們關系就如音樂一樣是錯落有致、上下有序、美妙動人的，這種等級和諧的政治圖景就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標。

是不是跟柏拉圖的思路很像？

沒錯，這同樣是整體主義思路。

柏拉圖希望哲學家用智慧來引領城邦和公民實現正義，孔子希望聖人君子用道德來感召臣民實現和諧社會。東西方兩大精神導師至此殊途同歸，他們在對美好國家的描繪方式上惺惺相惜。

東西方兩大導師都希望國人自覺各安其位、循規蹈矩，服從一個理想的秩序安排，多麼美好的理想啊。

但是，理想是美好的，現實是骨感的，指望擁有自由意志的人心甘情願服從別人的安排，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你是偉大的精神導師。

我們可以很肯定的說，這些是不切實際的「烏托邦」構想。

5

整體主義思路為什麼必然導致「烏托邦」，是因為整體主義思路在以下這些基本的方向上犯了致命錯誤：

1、整體主義者想當然的把國家看成了機器，把人也看成了機器。

人並不是沒有生命的螺絲釘，有手、有腳、有腦子的人，都會按照自己的意願來選擇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不會完全屈從於他人的意志。對一個龐大國家的整體構想，往往都只是整體主義者們的一廂情願，還別說，這種構想不一定是正確的。

2、整體主義者無限誇大了教育的力量，想當然的認為美德是可以教育出來的。

無論是柏拉圖還是孔子，都非常強調教育的功用。柏拉圖把教育譽為「唯一重大的問題」，他甚至把城邦首先看成一個教育機構，哲學家因為超人的智慧、美德和知識，不但是一個稱職的統治者，同時也是偉大的教育家。他們規劃教育，審定教育，控制教育，和孔子的聖人君子一樣，都是為了實現治國之目的。

3、整體主義者提倡人治，而不是法治。

在柏拉圖和孔子的設定里，哲學家和道德聖人都是完美無缺的，他們對國家的統治自然也是完美的。而法律並不能保證一個完美的結果，哲學家和道德聖人怎麼做，國人就怎麼做，就是最完美的方案，法律在這里就是個蹩腳的工具，完全可以忽視。所以，在整體主義的治國之道，必然會排斥法治，而提倡人治。

僅僅使用生活常識，我們都能知道，這些認知的荒謬之處。

一個對人性缺乏基本認知的思想體系，如果強行在現實中實施，導致災難性後果並不會讓人意外。歷史無數次證明了這一點。

俗話說，事實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

任何一個思想體系都需要在社會實踐中經受考驗，從而判定其價值和對錯。

我們必須承認，柏拉圖和孔子在人類思想史上的偉大地位，但我認為，對他們的思想進行批判性的重新審視更為重要。

❺ 哪裡有賣《歐亨利短篇小說選》王永年譯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外國名家散文經典》於文心編長江文藝出版社的

(一)：網購；在孔夫子、當當、亞馬遜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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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英文原版的小說在孔夫子舊書網的價格如何

呵呵，很便宜的，為什麼呢?經常的在那裡買書，感覺價格都很便宜的，而且那裡的書的種類有很多，像英文原版的小說有很多在那裡可以找到，有時間的話你可以去看一下！

❼ 關於孔夫子

解密：中國落後西方，誰是禍首？

孔夫子作為中國儒學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在封建社會被奉為經典，受人推崇，歷代君主都要大力宣揚儒學思想（是這么一回事吧？）。我覺著單從論語這本書來看，作為一部優秀的語錄體散文集，它以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的語言，記述了孔子的言論。《論語》中所記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誨之言，或簡單應答，點到即止；或啟發論辯，侃侃而談；富於變化，娓娓動人。

可是，為什麼新文化運動開始後，要批判孔子呢？為什麼要批判這位大聖人呢？如果他的思想是錯誤的（盡管我看不出來呀！）那為什麼如今又重新推崇開了呢？

簡單說，一切變化都來自於中國近代的不自信，也反應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水準。

1。孔子是個善良的可愛小老頭，有點象胡耀邦，他的思想好壞，對錯，都沒什麼大不了的，當時是「百家爭鳴」，有老子，墨子等等更牛比的人。

2。漢朝「獨尊儒家」，是為了借用孔子的部分東西以鞏固統治，孔子的本意被歪曲了。無論如何儒教正式從此一統江湖，就如武俠小說一樣，哪個流派得到政府支持，這個派別就會成為武林盟主。但是，這個時候的儒教不等於孔子。

3。隋唐有了科舉。儒教是考試內容。儒教進一步獨大。

4。宋朝：科舉，儒教，科舉，當官，三位一體，徹底壟斷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

5。明朝：把宋朝的變態理學列為科舉內容。這也許是因為宋朝的理學發明者性「朱」，而明朝皇帝也姓「朱」，也許和理學更適合維持統治。注意，這個時候的「儒教」或者「理學」，與孔子思想更是相差甚遠，明朝曾經禁止孟子的學說，後來因為知識分子反抗，把儒家另一個大人物孟子的書刪改80餘處，才可以發行。刪改的是孟子說了「民為重，君為輕，社稷次之。

6。清朝和明朝類似，到了晚期廢除科舉。

7。民國：孫文，魯迅這些憤青，學識不怎麼樣，但敢於藉助日本等列強的勢力「革中國人的命」，要把中國傳統文化徹底否定，包括孔子，也包括中醫。

8。五四運動，憤青繼續否定傳統文化，後來的文革和此類似。

9。我朝：毛時代，批孔是反封建，但同時更是另有所指，反孔是個借口和幌子。

現在，市場經濟，金錢第一，道德敗壞，有的人希望用傳統文化恢復社會風氣，但我覺得這和學雷鋒一樣，首先是上層人當「雷鋒」做「孔子這樣的聖人」，否則，百姓會學么？

更有甚者，某些人希望用儒教代替馬列主義，讓儒教再次成為中國的國教。還有一個原因，中國人喜歡跟風，似乎傍上古人就顯得自己深沉有內涵有知識；最後是經濟效益，能掙到錢能出名，當一次「芙蓉姐姐」又如何？

中國文化落後了，是事實。文化包含很多方面，比如科技，思想，藝術等等。但是，造成落後於西方的罪魁是儒家，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中國再沒有其他學派的土壤，和先秦比，漢朝之後基本是一直在衰落，和什麼「外族」入侵沒什麼關系。漢朝之後，朝代好好壞壞，但再好也無法和先秦相提並論，沒有本質差別。

為什麼中國再也沒有春秋戰國時代的輝煌？戰亂年代或者和平年代，都沒有了。關鍵是儒家排斥其他學派，最明顯的例子是，先秦時代的古籍文化，保存到今最完整的是儒家的玩意。其他學派早被邊緣化，直到有的消失了。

儒家一統人們的思維，科舉，當官和儒教三位一體，而西方人沒事的時候可以作實驗玩玩。

我認為，唯一和春秋戰國時代有點類似的，是元朝，是真正的世界領先，不那麼獨尊儒家，也因此，現在被儒教弟子罵的很慘。

儒家和漢武帝確實是禍首。漢朝的科技和政治體制不如古羅馬帝國,唐朝和宋朝的科技不如伊斯蘭帝國.而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後來的啟蒙運動幾乎是把所有這些好東西加起來，更有創新。

歐洲文藝復興的時候，正是明朝時代，明朝知識分子在玩理學的八股科舉，或者寫寫黃色小說，中國怎麼能不落後於西方？

下面這個文章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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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傳統為什麼這樣紅——20年目睹之怪現狀

李零

（一）傳統為什麼這樣紅

這是我和大家討論的問題，大家身邊非常熱鬧的問題。

前一陣兒有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紅心鴨蛋」事件。鴨蛋為什麼這樣紅？事情比較簡單，質監局一查就查出來了，鴨蛋裡面放了蘇丹紅。但我們要談的事可不一樣，後邊的背景很復雜。

台灣有家報紙，登過篇文章，題目是《孔子為什麼這樣紅》。它是學我們的老電影，《冰山上的來客》，雷振邦的插曲《花兒為什麼這樣紅》。

孔子為什麼這樣紅？這是個敏感問題。不了解前因後果，不能理解它。比如，於丹為什麼這樣紅？知識分子的眼睛為什麼這樣紅？不管是高興的紅，生氣的紅，嫉妒的紅——電視廣告詞：酸不溜丟的山裡紅。

現在，《論語》走進千家萬戶，民工發，監獄學，領導高興，群眾歡喜，知識分子不能太孤立，自絕於領導和群眾。

有人說，孔子死了，2500年才出了個於丹，太可愛，太可愛；就她把孔子講透了，講活了，了不起，了不起。這是捧。

有人說，此人活像一說書的，講的全是心靈雞湯，心得是她的心得，跟《論語》有什麼關系？夫子之道，全讓她糟蹋了，我們得保衛孔子，保衛他的道。這是罵。

還有人，深得中庸之道，說人民群眾讀《論語》，傳統文化被發揚，畢竟是好事，我支持你，但《論語》也分雅《論語》和俗《論語》，人民群眾歸你管，知識分子的地盤你休想進。我們知識分子講《論語》，那是另一番天地，我才不帶你玩兒。

這三種反應，和我無關。

不錯，我是知識分子，但最不樂意戴這頂帽子。儒這個林大了，什麼鳥沒有。

填表，我是群眾（群眾是集合概念，其實應叫群眾分子，和知識分子一樣）。群眾有什麼了不起？人多勢眾，未必真理在握。我還是群眾一分子呢。一分子就是一分子，他們代表不了我，我也代表不了他們。

一本書，一人讀，想不到鬧出這么大動靜。我讀《論語》，就是我讀《論語》，自己寫點讀書筆記，講點個人想法，誰也不代表，犯不著綁上一堆人說事。

現在，舉國若狂，復古一邊倒，不正常。我的聲音太小，但我要大聲說給你們聽，請大家認真想一想，傳統為什麼這樣紅。

（二）什麼是傳統？

「傳統」這個詞兒，現在地位很高，高得嚇人，除了過去的「革命」，啥都比不了，誰敢說個不字？

大家記住了，這是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神話，將來肯定是笑話。

傳統是什麼？不就是過去，好的壞的，一鍋亂燉，跟現在沒什麼兩樣，用不著拔高，用不著貶低。《蘭亭序》說，「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我兒子看我，和我看我爸爸，道理差不多。祖宗留下的東西，什麼沒有？你別以為，大浪淘沙，剩下的全是金子。

孔子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才叫「孝」。楊伯峻說，「道」是正面的東西，爸爸的合理部分。但父母留下來的東西，合理的，三年不許改，三年以後就可以改了嗎？難道我們要改的，不是爸爸不合理的部分，反而是他的合理部分嗎？

我的看法，祖宗留下的寶貝，最大一件寶貝，是中國人。古今中外，一切遺產，都是為我所用。人吃飯，人是主體。不管什麼飯，總是被人吃。飯不能分體用。「中餐為體，西餐為用」，那不是笑話？但我們自己，也有毛病，甚至是渾身的毛病。《孝經》，開宗明義第一章，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好壞都不能拒絕。比如我爸爸的禮物是震顫，我他＊的禮物是過敏。遺傳病，年輕沒事，年紀大了才暴露。可見就是體，也是好壞參半。

傳統，誰都有。比如美國，立國不過200年，家家藏槍，就是傳統，所以老有校園槍擊案。當然了，溜門撬鎖的也要小心，私闖民宅，人家會開槍。

孩子是自己的好，但別人的孩子未必比你差。你排斥人家，人家不排斥你，吃虧的是自己。西方人，開口閉口，言必稱國際，你的我的，都是他的。國際二字，背後有霸道，但他們四海為家，氣魄比我們大。

（三）西化有什麼可怕

全盤西化是個不爭的事實，但大家最愛爭。我講全盤西化，不是價值判斷，而是事實判斷。不管好不好，愛不愛，這是大局已定的事情。你只要睜眼看一看，周圍的一切，幾乎全是西方文化，哪怕是國產自己造。

我們中國人，特別自豪的一件事，就是歷史上，我們特別能化人。古書上講的「柔遠能邇」、「遠人來服」、「歸義」、「歸化」，都是講這類事。就連最不濟的宋以來，漢族兩次被異族統治，我們還是把他們給化了。還有，抗戰時，我們講四大發明，國人稱為文化饋贈，很自豪。但結果怎麼樣？人家學了，卻拿船堅炮利來還禮，我們又學他們。

可見，老師和學生是換著當。

中國人的心態很簡單，我化別人，我愛聽；別人化我，絕不行。近代中國，明明已經被人化了，有人還在幻想，說蒙元怎麼樣，滿清怎麼樣，那麼大的塊頭兒，不也叫咱們漢族給化了？多少年後，還會大翻盤。鳳凰衛視，文化大觀園，文懷沙說，王魯湘，你的唐裝是滿服，我穿和服，才是唐裝，日本把中國滅了，沒關系，結果是，中國多了個日本族，第57個少數民族（這話，不僅中國人聽了生氣，日本人聽了也生氣）。

現在的日本，現在的美國，你給我化化看，別做夢了。想不到這種明擺著的事，照樣有人犯糊塗。

誰化誰，表面是爭誰的文化更優越，其實是爭支配權。我佔有這個勢，怎麼化都行，什麼你的我的，全都是我的。沒有，才分彼此，才爭高下。想不通的事，換位思考，道理很簡單。

中國近代史是部挨打的歷史。中國人挨打，中國文化也挨打，打得失魂落魄。一是揍出一個國學來，我叫「國將不國之學」。二是剩下一堆國粹，其實是全盤西化還來不及化，或化而不動，最後剩下來的東西。好像熬葯，葯被人喝了，留在砂鍋里的，全是葯渣。原汁原味，本來是葯，沒有葯，只好拿葯渣說事。所謂國粹，其實很多是國渣。前一陣兒，各地申遺，什麼都申，很多就是這類東西。其實不少是這兩年剛造出來的東西。

還有一樣，令人自豪，則是我們的國寶。這是真正的寶貝，西化化不動的東西，只能毀而不能造。造出來的都不是國寶。我們中國，歷史悠久，文明輝煌，當然很自豪。古跡、古物和古書，盡管使勁糟蹋，留下的東西還是不少。物質文化遺產，實實在在；非物質文化遺產，虛虛假假。

古董，很多本來也是普通玩意兒，日用的東西，家家都有。毀的毀，棄的棄，最後剩下來，全是寶貝。保古和西化，如影隨形。西化的破壞，反而抬高了古董的身價。

文物，擺進博物館的展櫃，都是稀罕玩意兒，無所謂精華糟粕。糟粕精華，只有進入現代生活的東西，還在使用的東西，才有這類問題。我們把古董擺進展櫃，但不必把自個兒也擺進去。

（四）國學是國將不國之學

前一陣兒，國學網選國學大師。尹小林問我，哪些人算國學大師。我跟他說，舉國若狂談國學，大師不大師，暫且擱一邊兒，咱們先得問一下，什麼叫國學？

國學是個混亂概念。

什麼叫國學？研究中國的學問就叫國學嗎？不是。第一，沒有西學，無所謂國學，國學是對西學而言，鄭玄不是國學家，戴震也不是。第二，人家外國有漢學，同樣研究中國。比如20世紀上半葉，法國漢學很牛。漢學不能叫國學。他們從周邊國家講中國邊疆，從中國邊疆講中國內陸，比世界眼光誰大，比精通語言誰多，我們的大師（如陳寅恪），毫無優勢可言。當時，五大發現，全和外國人有染，真讓國人氣短。陳寅恪、傅斯年，他們到外國干什麼？就是出去偷藝。他們心裡，全都憋著口氣：人家看不起，暫時不說話，三十年後，再與他們爭勝。

我的看法，國學雖刻意區別於西學，但實質上是「國將不國之學」。它跟西學爭勝，越爭氣越短。新學，就連國學家也學，即使最最保守者也學——明著不學偷著學。大家要找原汁原味，幾乎沒有，其實都是不中不西之學，不新不舊之學。所謂大師也很簡單，全是推倒重來，白手起家，創建各門新學術的人。

現在，一般人的印象，讀古書就是國學。比如章太炎、黃侃，楊樹達、余嘉錫，還有錢穆，這樣的人才算國學大師。如果這才叫國學大師，很多人都不能算，國學的陣容很可憐。

我的意見，近代學術，有些太新，不算國學，最好歸入西學；有些太舊，也不算，最好歸入清代學術。比如考古學（archaeology），就是地地道道的外國學問，絕不是宋人講的考古學；還有歷史比較語言學（philology），也是地地道道的外國學問，絕不是清代的小學和考據學。李濟、夏鼐，不算國學家；李方桂、趙元任，也不算國學家。

大家說的國學，很多都是不新不舊之學，什麼算，什麼不算？標准很難定。如所謂羅（振玉）、王（國維）之學，材料是五大發現，全是新材料，他們和法國、日本的學者有不少交流，眼界也很新，這種學問，大家叫國學。但中國邊疆史地的研究算不算，好像不算（地理系，現在歸理科）。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算不算，讓哲學系一講，當然算，特別是近代尊孔的名人，更是絕對沒跑，肯定都是國學大師，就連釋道二藏也算是國學。

大家都知道，史語所的「史」，是用考古學改造傳統的經史之學；「語」是用歷史比較語言學改造傳統的小學和考據學。這樣的學問，都是不新不舊。還有清華國學研究院，所謂國學也是不新不舊，有些還是嚴格意義上的新學。

現在，最奇怪的是，連季羨林都成了國學大師。人家自己都說不是，好事之徒，還要把這頂帽子扣在他的頭上。這也反映了國學概念的混亂。

（五）國粹多是國渣

國粹是個可笑的概念。

中國古代，兩河文明，黃河流域比長江流域要發達一點。從前的中國，頭在北方，屁股在南方。近代，情況反過來，「鬼子」從海上來，現代化從東南往西北推，屁股變成頭。最先進的跟最落後的湊一塊兒，反而成了歡喜冤家。西化越凶，才越講國粹。

古人說，楚地多巫風，江南多淫祀。明清時期的閩越還是如此，拜拜的風氣最濃。我們的同胞，漂洋過海，把這些文化帶到香港，帶到台灣，帶到海外的唐人街，在很多外國人看來，最中國。他們成了中國的窗口。唐人街，舞獅子，舞獅子是漢代傳入的外來藝術。港台好武俠，武俠是人文幻想加義和團，專打外國人。好多人說，禮失求諸野，求出來的禮，很多都是這類東西。

中國的國粹是什麼？很可憐。全是西化剩下來的東西，有些城裡化了，鄉下沒化，沿海化了，內地沒化。中醫中葯，國劇（京劇）國術（武術），還有中國菜，數來數去沒幾樣。

我們，身上穿的，屋裡用的，衣食住行，一切拿眼睛能瞅見的，幾乎全是洋的。我們的詞彙，留下了一堆「洋」：點燈用洋油，燒飯用洋火（或洋曲燈），穿衣用洋布，就連梳頭洗臉，也是洋瓷臉盆洋胰子。

衣，中國傳統，特重發式和衣冠，披發束發，左衽右衽，所以別蠻夷。滿人入關，為爭這口氣，死了很多人。衣服的進化，全世界差不多。早期，裁剪技術不高，全是拿片布，往身上一裹；第二步，才寬袍大袖。緊身衣，類似運動裝的衣服，往往和軍事、體育有關，特別是騎馬，我們叫胡服。所謂深衣、漢衣冠，早就沒了。真國粹，有，農民穿的土布衫、免襠褲，大家不愛穿。

食，我們以為特國粹。其實，打新石器時代就粹不起來。烹調方法不說，材料是五花八門。五穀之中，只有小米、糜子是北方原產，水稻是南方原產。歷史上，多少動植物，都是引進。比如各種瓜，除了香瓜，多半都是外來。現在的東半球，據說1／4的食物，全是來自西半球。比如辣椒從哪來？煙草從哪兒來？西紅柿從哪兒來？紅薯從哪兒來？都是來自美洲。沒有辣椒，還有什麼川菜？

住，古城，秦始皇銘功刻石，自詡墮壞六國城郭，我們比他還厲害，拆；城裡的胡同四合院，拆；這些年，農村的老房子，也都扒了。我回老家，就連北方的土炕（從新石器時代就使用）也都扒了，年輕人要睡席夢思。

行，也是汽車、輪船、飛機的天下。就連自行車，也是外來，我們老家叫洋車子。

祖宗留下的，還有什麼？我是說，生活層面的東西。抓耳撓腮，大家想到了語言。中國文學，總得用中國話寫中國人，汪增祺如是說。但就連這事，也要打折扣。研究外來語的都知道，我們的漢語，很不國粹，哲學術語、科學術語、軍階官銜、制度名稱，幾乎全是外來語（很多都是日本傳來的假漢語），甚至語法也大受影響。

唉，就連最最國粹的漢字，也被簡化了。港台的同胞想不開。

（六）國寶要保不要造

中國歷史太悠久，地上地下寶貝多。古人說，地不愛寶，稍一動土，就有發現。

古跡古物，和我們的萬里河山分不開。保護自然生態，保護文化生態，是我們肩上的重任。

我們的地面遺跡，長城、大運河，很宏偉。長城斷斷續續，運河斷斷續續，保護起來最費勁。後者的現狀非常慘，我親眼目睹，不是排污渠道，就是垃圾坑。利用南水北調，古的變新的，不像話；不利用南水北調，又沒有錢。

中國的考古發掘，年年大豐收，但盜掘也十分猖獗。

傳世品和出土品，書畫、陶瓷、青銅器，博物館的收藏很豐富。近兩年，全國都在蓋新館。但很多文物流入私人手中，流入海外市場。

地面遺跡，《封禪書》、《郊祀志》、《水經注》等書所載，如甘泉宮、後土祠、八主祠等等，都是了不起的古代遺跡。岳鎮瀆海的廟，也有存留。古建，山西最多，主要是元大德癸卯年地震後的劫後餘存。

這些都是真古物、真古跡，一定要保。

假古跡，也不少，用《紅樓夢》上的話說，很多都是「從敬愛上穿鑿出來的」東西。比如陝西的黃帝陵，湖南的炎帝陵和舜廟，河南的二帝陵和太昊陵，山東的少昊陵，紹興的大禹陵，江蘇的泰伯祠，還有各地的關廟，等等。這些古跡，歷代翻修，本身也是古跡。但各地公祭，燒香磕頭，十分滑稽。不僅如此，為了尋根問祖，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各地還拆了不少真古跡，造了不少假古跡，十分荒誕的假古跡。保護真的沒錢，造假倒有錢。

現在的中國，文物古跡大破壞，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不能怪五四，不能賴文革。中國的地方官、旅遊部門、施工單位，考古文博單位，都有責任。

中國的幹部隊伍，底色是農民。文物古跡被破壞，主要是管不住農民和地方官。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我們把博物館交農民辦，會辦成什麼樣。肯定不是女屍，就是長著五條腿的驢。

中國傳統再偉大，也不能靠毀真造假來發揚。推而廣之，就是古代思想，也是同樣的問題。真孔子，沒人愛。大家更愛假孔子。

（七）五四運動，光芒萬丈

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不是孔子。孔子安然，孔子無恙。當時的非聖疑古，表面上是傳統中斷，其實是傳統重建。它對中國新學術，有不可估量的貢獻。不僅西方科學的引入，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軍事學，是全面佔領。人文學術，也革舊鼎新。從舊經史之學到新史學，從舊子學到中國哲學史或思想史，從舊集部之學到新文學，革新是全面的。

中國的新學術，不光是靠點滴積累，一磚一瓦往起壘，更重要的，是文化立場的突破。

我們要感謝我們的前輩，感謝魯迅，也感謝胡適。五四的遺產是多方面。明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很多問題，要全面總結。

五四有兩個遺產，和胡適有關。

第一，是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運動。這個運動，很多人都認為是中國史學現代化的標志。它和胡適的影響直接有關。胡適和顧頡剛，都很重視崔東壁，美國的Arthur W。Hummel也很重視。顧頡剛對崔東壁很佩服，但明確指出，他和崔氏不一樣。崔東壁尊孔衛道，他不是。正因為不是，所以顧先生才敢懷疑聖人，懷疑孔子時代的聖人（堯、舜、禹）。這是了不起的突破。雖然，在方法上，顧先生沿襲了崔氏的方法，沒有反省這類方法的不足，在古書體例的研究上沒有突破。其實，宋以來的辨偽學，辨偽考實乃禁書之策，考據是為了保衛孔子的道，並不是純粹的方法，裡面也有意識形態。《古史辨》留下的問題，今天也還是問題。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他們的族團說，都破顧說，問題的爭論，一直沒斷，即使今天，也還在爭（如關於斷代工程的爭論），可見影響多麼大。

第二，是中國哲學史的建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舍上古聖人不談，直接講諸子，直接講老、孔，當時人以為學問不足，但他的路是對的。這書是真正的開山之作。胡適之後，馮友蘭是大家，書比他多也比他厚。胡不講六家，馮講；胡否認王官，馮加限制而肯定；胡以老在孔前，馮以老在孔後。這些分歧，現在也還是爭論的話題。一般認為，這門學問，馮氏才是真泰斗。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認為，胡適的考證誠多可商，但文化立場，佔位卻比馮氏高。第一，他強調，中國哲學史，不能用西方哲學史的概念和框架來剪裁，馮氏反之；第二，他是把孔子從聖人的位子上請下來，和諸子平起平坐，馮氏卻是尊孔派。胡適指出，馮氏爭孔、老先後是信仰問題，看得很准。即使今天，胡適的看法也是解毒劑。

五四代表的新文化，後來分為兩叉。1949年後，更被海峽隔絕，判若兩個世界。

1998年，台灣中研院史語所編過《新史學之路》。什麼是新史學？不光梁啟超，不光傅斯年，派別很多。他們說的新史學，只是新史學的一支（現在去蔣，還講什麼傅斯年）。史語所的最大成就是考古發掘。這個隊伍，海峽兩岸各一半，不能只算一邊。我呆過的社科院考古所和歷史所，很多老人都是參加安陽發掘和西北考察的舊人。我的老師張政烺就是史語所的人。羅王之學的傳人，絕大多數也在大陸。史語所的研究，強調的是動手動腳，找各種實證材料，這種材料，新東西全在大陸，研究是由大陸的學者在繼續。過去的研究根本沒法比。超越這類研究，打散了研究，提高了研究，還有不少東西，比如社會史的研究，也和共產黨關系更大，即使走過曲折的路，也還是有很多貢獻。

新史學的各派，成敗是非，可以慢慢討論，來源是什麼，很清楚，根本沒法按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分疆劃界。它們的共同來源，都是五四。

厚誣五四，是數典忘祖。

近年，余英時說，郭沫若抄錢穆，引起軒然大波。錢穆和郭沫若，分屬不同的營壘，分屬海峽兩岸各一邊。他們的政治立場和為人怎麼樣，可以另外評價。政治觀點不同，當然不一樣。但他們倆，學術成就怎麼樣？自有公論。錢穆，學問太舊，格局太小，根本無法和郭沫若比。中央研究院選第一屆院士，他們對郭沫若的政治立場很不滿，但學問沒商量，還是承認，照樣提名。傅斯年說了，只要不是。

其實，學術就是學術，即使羅振玉的書，我們也要讀。他有學問，還是有學問。

這才是公允的看法。

（八）文化斷裂和復古風

現在的中國，復古成風，動言斷裂。斷裂和復古是自古有之。藝術尤其明顯。我有一本書，叫《鑠古鑄今》，就是講這個問題。

張光直先生有個說法，西方文明是斷裂的文明，中國文明是連續的文明。最近，法國的沙義德（John Scheid）教授來北大講羅馬的皇帝崇拜，他說，他不同意這一說法，歐洲歷史也有連續性。

西洋史，斷裂多，不然不會有他們的階段說、形態說。但羅馬推崇亞歷山大，很多方面繼承希臘；蠻族入侵，滅羅馬，只是西羅馬亡了，東羅馬還在。東羅馬一直有希臘之風。亞歷山大滅波斯，也接受波斯文化，不光女人和地盤。

歷史，都有斷裂，也有連續，就像《三國演義》上說的，「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們就算連續性強，也還是有很多斷裂。他們有斷裂，更不用說，否則還有什麼文藝復興。

現在，時興講文化斷裂，好像只是中國大陸斷了，香港、台灣沒有，日本沒有，歐美更沒有。斷裂的罪魁禍首，據說是五四運動。這是危言聳聽。

斷裂的原因，其實很簡單。根本原因是現代化。這不是哪個國家、哪個地方、哪個時段偶然發生的問題，而是幾百年來，帶有全球性的普遍問題。比如，歐洲的文藝復興，是斷中世紀的傳統，接希臘、羅馬的傳統；日本的脫亞入歐，也是斷中國傳統，接歐洲傳統。誰都是爸爸不親爺爺親，反認他鄉是故鄉。這是風水輪流轉和歷史時裝化的普遍規律。

還有，古典教育衰落，也很普遍。歐洲，是20世紀衰落，二次大戰後，徹底衰落。拉丁文唱詩，如法國的天主教堂，1960年代後，也徹底不行了。

傳統為現代化騰地方，哪兒都如此。就連事後諸葛亮的保古，也是由現代化來買單，由現代化來挽救——盡管摧毀它們的也正是現代化。

我說過，保古的前提是舒緩現代化的壓力。這個壓力不減，全是空話。歐美日本比我們做的好，主要原因是，他們先下手為強，沒有這么大的壓力，敗家和瘋狂致富的沖動沒我們強。

中國的敗家，是和現代化拴在一起，是和現代化引起的各種政治沖突和社會災難拴在一起，參與其中的所有政治派別都有份，就連滿清王朝也有份。比如五大發現，為什麼都在世紀之交，就是中國敗家敗出來的。西域漢簡、敦煌文書，被「絲綢之路上的洋鬼子」搞到外國去了，那是清朝的事。內閣大庫檔案造了還魂紙，那是民國的事。這些都不是現在的事。

大家把氣撒在五四身上，五四和魯迅成了眾矢之的。眾怨所集，才有目前的各種發燒發狂。背後的台詞我不說，誰都知道。

（九）說經典閱讀

說起讀古書，我們會想起魯迅。

今人厚誣魯迅，主要因為他是左翼，是延安樹起的文化革命旗手，1949年後，在思想文化界一直處於獨尊的地位。但我國知識分子，真奇怪，居然和美國的大老粗一般見識，以為只要沾個右字就好。毛澤東不是說，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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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佛在兜率天觀降生地時，中國也是選擇之一，但最後還是選擇降生在古代印度的一個小國——伽羅毗衛國的剎帝利種姓，並作為一名王子。其實，這都是佛陀
的無上方便智慧和大慈大悲的體現。我們不妨對當時中印兩國各自的社會文化背景做一下簡單的分析對比便不難看出其中的奧妙。
其實，不論從那一個方面來說，古代印度的恆河文明，特別是在對生命自身和宇宙世界的究竟真理的探究與思索方面，都遠遠高於同時代的中國，幾乎全社會都崇尚
和尊重為探究真理而修道的人以及他們為此做出的各種嘗試和努力的行為，甚至某些行為在普通然看來是極其怪誕和荒謬的，但是從社會總體來說，卻是對此顯得格
外的寬容和理解，就好比當今世界各國社會對科學技術創新的支持和鼓勵一樣【在古印度時代，單純對外在客觀自然世界的探究，忽視生命本身存在基礎，及其和被
感知的客觀現象之間的關系的哲學觀點，是一種標準的「心外取法」的外道，佛預言，這種外道在末法時期，將會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