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王安憶寫過什麼作品
當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生於江蘇南京。1955年隨母茹志鵑遷居上海。1969年初中畢業。1970年赴安徽插隊。1972年考入江蘇徐州地區文工團。1978年回上海任《兒童時代》編輯，後任中國作協理事、作協上海分會專業作家。1975年冬開始發表作品，1980年發表成名作《雨，沙沙沙》。不少作品表現了作者對社會人生問題的深沉思考。她善於從平凡的生活中發掘其底蘊，抉微勾沉，纖毫畢現。筆墨素淡，情韻幽婉，一些作品在文壇上產生廣泛的影響。 著有小說《雨，沙沙沙》、《王安憶中短篇小說集》、《尾聲》、《流逝》、《小鮑庄》，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黃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話》、《長恨 歌》，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遊美利堅》（與茹志鵑合集），兒童文學作品集《黑黑白白》，論著《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以及《乘火車去旅行》、《王安憶自選集》等。其中《本次列車終點》獲1982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流逝》和《小鮑庄》分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長恨歌》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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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預覽：專
書目
作者簡介
短篇小說和屬散文：
隱居的時代
接近世紀初
冬天的聚會
喜宴
小城之戀
本次列車終點
比較北京和上海
評《許三觀賣血記》
記一次服裝表演
自然最美
尋找蘇青
關於幸福
觀後與寫後
王安憶眼中的當今文壇
上海的女性
風月三篇
王安憶：我不像張愛玲
世俗的張愛玲
王安憶回憶：島上的顧城
上海是一部喜劇
南陌復東阡
我寫《小鮑庄》
中長篇小說：
長恨歌
妹頭
我愛比爾
小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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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要與張愛玲"劃清界線"
王安憶簡介
王安憶（1954～ ）當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生於江蘇南京。1955年隨母茹志鵑
遷居上海。1969年初中畢業。1970年赴安徽插隊。1972年考入江蘇徐州地區文工團。1978
年回上海任《兒童時代》編輯，後任中國作協理事、作……
❸ 王安憶有哪些作品
王安憶(1954-），原籍福建同安，出生於江蘇南京，1955年隨母親茹志鵑移居上海。1970年初中畢業後赴安徽淮北插隊，1976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是一位勤奮、多產、視野開闊又能不斷超越自我的專業作家，各個階段都有讓「一些頗有影響的論斷置於尷尬的境地」的優秀之作，以至於在許多文學史著述中，她是最難被容納進哪個歷史階段的作家——在這里，我們把王安憶置於「尋根小說」這一范疇，其實很可能是自尋「尷尬」。縱觀王安憶20餘年的小說創作，80年代中期以前，王安憶小說多以知青生活為題材，表現年輕人對理想和愛情的追求和嚮往，如「雯雯」系列「青春自敘傳」小說，以及藝術上、思想上更成熟的《本次列車終點》、《69屆初中生》等作品；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文壇「文化尋根」熱潮的興起和蔓延，王安憶也開始以較為深邃的歷史眼光和更加深刻的文化哲學視角思考民族文化的歷史命運和這種文化制約下的民間生存，創作了《小鮑庄》和《大劉庄》等本土文化小說；而在此以後，作者還有以合稱為「三戀」的《荒山之戀》、《小城之戀》、《錦綉谷之戀》為代表的性愛文化小說，以及以《長恨歌》為代表的都市文化小說。如果說「文化反思」這一小說取材和構思方式在王安憶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的小說創作中佔了很重的份額，以至於我們會有一點將王安憶置於「尋根」一派作家的理由，但是也應該看到，王安憶小說中文化視野的開闊，不是當年的「尋根小說」可以相提並論的。除了大量單獨出版的散文集、中短篇小說集和長篇小說，還有六卷本《王安憶自選集》出版問世。
❹ 王安憶寫過哪些作品每個作品帶一點介紹
相關作品：
長恨歌
作者: 王安憶
頁數: 384
定價: 20.00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簡介：
一個女人四十年的情與愛，被一枝細膩而絢爛的筆寫得哀婉動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還是中學生的王琦瑤被選為「上海小姐」，從此開始命運多舛的一生。做了某大員的「金絲雀」從少女變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大員遇難，王琦瑤成了普通百姓。表面的日子平淡似水，內心的情感潮水卻從未平息。與幾個男人的復雜關系，想來都是命里註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瑤難逃劫數，與女兒的男同學發生畸形戀，最終被失手殺死，命喪黃泉。
篇外：
王安憶的「三戀」及其他
假如有人問我為何將房間搞得這樣亂，床上，書桌上，地板上到處攤滿了有關王安憶的書和雜志，電風扇擰到了最大檔，風一個勁兒地吹，風捲起了書的一角，而我卻獃獃地坐在一張木椅上，好像在思考著什麼。
這位1954年在南京出生的中國作家，祖籍福建同安，母親是作家茹志鵑，父親是劇作家王嘯平。王安憶一歲多便隨父母到上海定居，在那裡接受最初的教育，讀小學時經常參加區、市的兒歌寫作比賽會，對文學產生了很深的感情。1969年初中畢業，翌年赴安徽五河縣頭鋪公社大劉庄大隊插隊勞動，被選為縣、地區和省級積極分子。1972年考入徐州地區文工團，並參加一些創作活動。1976年在《江蘇文藝》上發表散文處女作《向前進》。兩年後到上海《兒童時代》雜志社任小說編輯，不久發表小說成名作《誰是未來的中隊長》和《雨，沙沙沙》。1980年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期文學講習所學習。曾於1983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文學活動。之後，曾任上海作家協會理事與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理事。她的履歷表雖然很短，卻被生活浸泡得實實在在，成為一個真正豐富的人生。
自從發表了小說《本次列車終點》之後，她那支馳騁之筆，內沒有了終點；她一路洋洋灑灑，到處是閃光的足跡，一直在超越著她的父母，成為當代中國文壇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我眼前，是她的小說集《雨，沙沙沙》（1981年，百花文藝出版社）、《黑黑白白》（1983年，少年兒童出版社）、《王安憶中短篇小說集》（1983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尾聲》（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流逝》（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小鮑庄》（1985年，上海文藝出版社）、《海上繁華夢》（1987年，花城出版社）、《荒山之戀》（1987年，香港三聯書店）、《烏托邦詩篇》（1993年，華藝出版社），長篇小說《黃河故道》（1986年，四川文藝出版社）、《69屆初中生》（1986年，中國青年出版社）、《流水十三章》（1987年，上海文藝出版社）、《米尼》（1990年，江蘇文藝出版社）、《長恨歌》，散文集《母女漫遊利堅》（與茹志鵑合著；1986年，上海文藝出版社），《蒲公英》（198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及長篇游記《旅德的故事》（1990年，江蘇文藝出版社）等。她的小說《誰是未來的中隊長》、《本次列車終點》、《流逝》、《小鮑庄》等均獲全國大獎；還有多篇小說被譯成各種文字。
這就是王安憶，王安憶的發展真快。
我從地上順手拾起剛寄來的1993年7月29日的《文學報》，那上面有一段王安憶在上海第四屆文代會的發言摘要，王安憶說：'在八面來風的環境中，知識分子應保持自己獨立的思考。她說作家應有藝術理想，這個巨變的時代需要作家去關注，一味作風花雪月頌是浪費才華和經歷，或者是缺乏藝術理想。'是的，王安憶的創作已經走出了小我。她近來不斷認為一個作家如果只從極個人的悲歡出發，那純粹是雕蟲小技。她的創作已到了思想收獲的時節。而這種思想的成熟，是王安憶開始注重宏大的東西，悲倫的東西，這種創作的變化，是朝著人類審美理想出發的。
從她的中篇小說《叔叔的故事》開始，王安憶的創作又在自己的基礎上有了大的飛躍。她的藝術理想得到了很好發揮，她確實讓自己變得大氣了，深沉多了。《叔叔的故事》，對當代文學有著重要意義，它擁有了巨大的歷史內涵，絕對經得起歷史的反復咀嚼，也是王安憶創作思想成熟的標志。如果一個作家放棄了她的思想追求，就自然會落後於時代，特別是在九十年代，更不能放棄作家對生活的參與和思考，沒有思考就沒有有分量作品的出現。而王安憶這幾年來，確實寫出了有份量的作品。如今年發表的長篇小說《紀實與虛構》，中篇小說《傷心太平洋》，無不表現了作家大手筆和注重人類審美理想的氣質，這兩部作品標志著王安憶的創作已到了又一個新的高峰。
王安憶不僅在藝術上保持了自己獨特的追求，在生活上也相當內向，嚴謹。這和她從小受的教育有關，她是茹志鵑的女兒這恐怕誰都知道。她酷愛讀書，待人熱情，愛思考，她談話富有哲理，喜歡實事求是，作為一個正直的作家，她是當之無愧的。
當然，關於王安憶的生平大家早就知道甚多，無須在這里重復。但要真正解讀一個作家，決不能忽略了她成長時期的重要作品。那麼，對於王安憶來說，'三戀'在她整個文學創作中是值得重視的部分，所以分析'三戀'成了我這篇評論的關鍵所在。
王安憶引導我進入了一個世界。
一個她認定充滿了生命壓抑苦難又燃燒著希望光明騷動著的世界-一生命的本體世界。
「三戀」是一個標志，畸形變態的性描寫向人們展示了魅力。我得照實承認，她的這種性意識只是在生命的邊緣上繞了個圈，並未真正走進人的生命本能。因為她終究沒能拗過強烈的道德規勸，在一種自我壓抑式的規勸中王安憶似乎找到了自我的心理平衡。
《逐鹿中街》便出現了一種傾斜。她使女人的生命直接倒塌，跌入家庭的懷抱，充當丈夫的陪襯，她們乾脆不去意識自我價值的存在。《崗上的世紀》最直接進入了人的生命本能'性'。在最真實的生命躍動面前，任何虛偽任何遮遮掩掩都顯得無濟於事。'性'為男人和女人提供了平等做人的權力，就像伊甸園里的亞當和夏娃結合才構成了人的完整一樣，男女雙方共同的權力鑄造了共同的生命律動。
現在小說的一個基本特徵是大家庭消失了，代之出現的兩人組成的小家庭。父親的形象消失了，代之出現的是丈夫的形象。女人的角色也分別由母親、女兒改換成了妻子、情人。但這種變化只是在家庭關系之內的角色互換，也就是說關於家庭的話語沒有變，關於女性的性的萌動意識，在深層心理上依然被籠罩在家庭意識形態之中。
王安憶的世界是一個主體意識極強的世界。她所關心的問題，使用的語言，作品前後敘述方式的變化很大。這里既有對女性自我的貶低，屈服於男性社會的一面；又有一種無法掩飾的骨子裡不安分，拚命想解放自我的騷動情緒。但無論如何發展，作者的創作都是在扮演著她自己。而決定這種扮演的是有另一個'缺席'存在者，他（我這里用'他'而不是'她'）決定了王安憶所以這樣寫而不是那樣寫。這樣，當王安憶用筆寫作時，她就再也不是'她'，而是'他'，因為她的寫作中的符碼秩序必須與'他'的社會符碼秩序一致。這就是說，社會是男性的，是'他'的。女作家寫作，離不開社會這個大背景，按拉康的說法：'女性在生理結構在這個男權社會中以一種缺乏或被閹割的形態下進入語言和文化系統。'盡管婦女寫作努力想達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但她們的潛意識里無形中已經接受了這種男子對女人的偏見。
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偏見'呢？王安憶所關心的婦女地位有時不是在社會上，而是在家庭中。她認為回到家庭便是回到了一種自然的生活之中。在一個搞得非常舒服安逸的小家庭中，女人自自然然地履行她們的義務和職責，犧牲，忘我，道德純潔做個好妻子，好母親，說白了就是當個'家庭里的天使'。這種'淑女'型的女人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王安憶的心理需求。從而也滿足了'他'的社會秩序即女人--家庭的；男人--社會的。所以也是男人對女人的要求，這是一種對男人看來是'真正女人'的崇拜'小小的時候她們就在一起了。
小小的一座城，她們總是不間斷的練功。她請他幫忙開胯、扳腿。她們觸電般地接觸。她成了一兒一女的母親。她一片聖母般的溫柔。
--《小城之戀》
王安憶小說中的敘事人稱全是以第三人稱出現，這種敘事方式本身就很明顯。敘事者通過自己的化身構築起一個獨一無二的宇宙，她創造了這個宇宙，她在這個宇宙里能夠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她具有上帝一般神仙的能力。她可以任意對她的男女主人公善惡美醜在一種十分理智的情況下進行道德評判，這種異常清醒的把自己完全凌駕於作品意蘊之上的歷史性觀照，使敘事者完全變成了真理的締造者。《小城之戀》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經過了一番急風暴雨式的性愛之後，男人欺辱式地佔有了她，爾後又甩了她，對她產生更大的恐懼。在敘事者眼裡，那個男人便是無能的墮落者，女人便成了受害者，而已是敘事者眼裡一個頗具母親溫柔又十分博大而神聖的受害者。
王安憶實際上是通過她的敘事向人們傳達出這樣一個她潛意識中早已認定了價值觀念：她認為中國現今的女人就應該如此。女性在整個人類中雖是一半，但她卻又強烈地依附於另一半。雖然人的需要，尤其性滿足是缺一不可的互相滿足。但女人卻缺少男性的生理特徵，因此她沒有創造權。'是空間'又沒有'填塞空間的動力。這種生理上的差異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社會因素。男人與做女人之間並無不同，而女人與做女人之間卻存著尖銳的矛盾。在當今中國，做女人有時往往意味著放棄做人的權力。在這種矛盾面前，女人試圖找一條解脫的途徑，她們結婚、生育，她們想通過家庭來確認個人的地位，但恰恰相反，反而愈加落入了陷阱。'家庭'的概念在一些婦女心理認為這就是她們的'上帝'。維護家庭的地位，忠於家庭，便是忠於職守。王安憶的《逐鹿中街》在這方面就顯得頗為典型了。她仍然是第三人稱的敘事方式，仍然是全知全能上帝一般把自己變成一個守道德的操縱者。
一個頗有素養的中年女教師，一味地將目光緊盯著她的丈夫，學她懷疑到丈夫有外遇時便採取了整天跟蹤的方式，彷彿她的整個生命意義就是管住自己的男人。讓他全心全意像她一樣愛護這個家庭，愛她。只有這樣，女主人的心態才能永遠保持平穩。她把家庭的穩固看作是她的天職，守住丈夫並管住他讓他同她一塊在她們共同開辟的樂園中尋求幸福，便是她生命中的最大快樂了。可偏偏她的丈夫不是這樣的。他穿牛仔褲和年輕漂亮女孩子下館子，學跳迪斯科，他口口聲聲宣傳要活得灑脫，而且是在抓緊一切時間地盡力使自己的生命活得灑脫起來。當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女人整天跟蹤著他時，他非旦不收斂，反而更加得意地灑脫起來。像與自己的女人做游戲一般地兜著圈子玩。中國的一些男人就是這樣，男人娶個老婆在家，主持家政，但婚後馬上就去尋求新歡，馬上不滿意，馬上覺得'妻不如妾，妾不如妓。'而女人卻不，她們只要拚命守住家庭，而缺乏男人的冒險精神。男人往往在一種冒險行為中達到快感，而女人永遠喜歡過平平穩穩的日子。在她們看來，'一個乾乾凈凈的女兒身給了男人'就永遠屬於他了，這種傳統的'貞節'觀，被男性社會規定為女人的榮譽。'家庭'作為模式在中國歷史悠久，按部就班的婚姻似乎為女人們找到了安身之處。女人結婚大都不是為了尋求愛的結果，家庭反而是葬送愛的場所。這些'淑女'型的太太們，大凡也不是為了愛，而是通過家庭來證明自己的身價，確立自己的社會地位，其實這種作法本身，就與提高婦女自己地位和鞏固以男性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一致起來了。鞏固家庭秩序意圖只在於鞏固它所代表的社會秩序。這樣家庭成了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它無時無刻地控制著各種社會生活，當然也控制著王安憶的寫作活動。
王安憶讓自己的女主人公自動放棄社會職業，自動離開生產領域，首先在經濟上淪為男人的附庸，那麼她本人就有希望女人走回家庭小天地的願望。她也許認為這樣做女人反而會自然些。這在中國也並不足為奇，女作家要想用愚昧落後無知的反面形象來達到一種反思，這樣做的魅力不也是很大嗎？但歷史終究還是向前發展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作家的意識也在發生著變化。王安憶前後期作品變化很大，但也有充滿了矛盾的地方，這也許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緣故。現在談論男女問題，同樣也是個極端復雜的問題。我們大多數女作家寫作，是用男人的語言把自己束縛住，缺乏發現自我價值的勇氣和力量。甚至可以說一些人根本就不想去發現，因為社會化文學傳統是很難輕易打破的。她們在無意識地遵循著這種傳統，而這種傳統就是一種'他'人的話語，於是就自然而然地以男人的經驗說話也就不以為然了。所以作家在反映男女問題時的矛盾心理就顯得那麼紛壇復雜。
但不管怎樣，作為王安億來說，這幾年創作還是變化很大的。1987年的'三戀'，1988年的《逐鹿中街》，1989年的《崗上的世紀），還是有著明顯突變的。同樣談論的是男女問題，性問題，人的生命意識問題，但《崗上的世紀》似乎比以往作品的創作意識都顯得超前了一大塊。她的心理障礙正在被慢慢沖破，她不再把女人看作是一朵朵開放在家庭天地里嬌媚的玫瑰，溫柔的天使，而是把女人作為一個獨立的人格來展現，是一個挺挺而立、活生生的有情有肉的人。以往她創作中那種'雯雯'式的文靜和矜持以及在她寫到性描寫時那種想寫魔鬼又怕魔鬼出現的猶豫彷徨，好似已經正在變成王安憶創作的歷史。她開始勇敢地面對人最本能的'性'，直接揭示人性的弱點和生理慾望。'性'在她筆下描寫得決不再是遮遮掩掩，而是寫到慾望的高潮，該心花怒放時就讓她們心花怒放起來，不是在人生外延打轉轉了，而是直接去寫一個個鮮活著的生命。
《崗上的世紀》大膽袒裸描寫了男女主人公在路邊干溝里'野合'的情景，在王安憶筆下，一個溫馨的女性被赤裸裸地擺在這個男性面前，讓他觀賞。女主人公一時竟變成了男人眼裡的英雄，她正以一股無窮的力量向男性世界證明著女人的偉大魅力和勇敢。此時此刻幽閉恐懼與性躁狂使他陷入了一種深深的被閹割的恐懼之中，在一片迷人的女性勝利姿態誘惑面前，完全跌入了慾念的深淵。王安憶只有在此時此刻才變成了一個女性作家，在她眼裡男女位置倒錯，傳統的男女秩序被顛覆了，傳統的男人粗暴地蹂躪女性的場面沒有了。在這里，女性完全變成了動因，女人不再以一種被缺乏的人格被動地去接受，女人的性慾反客為主地將男性塑造了。女人比男人強，男人在這里變成了無能的，缺乏的，不能滿足女人的廢物。
在敘事者眼裡，這個男性是以一種十分幼稚的廢物出現，他哪裡還像個男子呢？王安憶在這里完全是以顛覆男性作家語言的姿態出現，是對男性文化和父權社會直接提出挑戰。
在她以往的創作中，女人從來都不是主體，這是作者的社會本能對自我的閹割。而在這部小說中，王安憶卻明顯地表現了個人創作意識的變遷，她把女性的經歷作為敘事重心，這與作者本人的思想直接有關。特別是她敘事角度的一致，作者自始至終運用第三人稱寫作，全是用理智操作完成她的製作，這本身的變化就十分明顯。她目前作主體完全是傾向於女性的，她開始意識到了婦女自身價值的可貴，首先要做個真正的人，然後才是女人。她對自身人格力量的認識是深刻的，對女性自我形象認識也是清楚的。再也不像以往那樣猶豫彷徨，把女人看作是男人的附庸，女人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首先要自己承認自己，在這一點看來，王安憶真正發現了並親身體驗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質意義。所以她敘述起來就有一種絕對的俯視姿太。中國這幾年改革開放無疑為作家的創作提供了良好的開端。王安憶創作也是在這種開放中得到了實質性的突破。她升華到了女性自我認識的階段，開始把目光投向了人的生命本能，她筆下的女性具有了新時代女性特點，這對王安憶來說肯定是個突破性的勝利。但是由於我們整個社會還未徹底擺脫強烈的父權意識，盡管女作家在真誠地張揚女性的能力，但終歸無法逃脫男性社會給整個中國人在潛意識中留下的陰影。因此，王安憶也無法逃出這個社會的制約。在《崗上的世紀》結尾處，仍然是以男權秩序的恢復結束小說。女知青李小琴，在張張揚揚痛痛快快地與農民小隊長經過了一番幸福甜蜜的性愛之後，還是未達到調回城裡工作的目的，她終於成了那個農民小隊長的一個女人。他在她的引誘下體驗了'性'的真正意義，體驗了肉慾帶來的生理愉悅。是她喚醒了沉睡了幾代生命卻從來沒有體驗過什麼叫生命快樂的真正意義。然而，是李小琴喚醒了那個農民小隊長死一般的生命，他、她都在性慾的滿足中得到了生命的再造，他、她互相創造了。真正意識和醒悟了人活著的意義，性愛的意義，男女交合的美感，七天七夜關在李小琴家的農民小隊長，可算痛痛快快地在這個世界裡活過了，他、她們死也不冤了。
但是盡管如此，李小琴卻無法掙脫男人權力的羅網。她是在男人的權力下活著，而且也將那麼長久地活下去。農民小隊長所行使的權力，是一種男權的象徵，他手裡攥著她的命運。雖然當初那個農民小隊長對自己的生命活得一片模模糊糊，他從女知青身上得到了生命的再造，但最可悲的是他從此也學會了使用權力或乾脆他始終就沒放棄過對女人的控制欲。
這就是我們的社會，因為不管女作家如何在變幻手法地拼搏創造一番，但終究還是無法逃出強大的男性權力話語。這也就是說，盡管在王安憶筆下可以塑造出一個個對抗男性社會的女性形象，但她所運用的話語，敘事法則是男性的，這是因為在這個社會中，女性的話語和敘事法則連同產生它們的社會符號秩序是需要重新予以考慮的。
❺ 王安憶的哪長篇小篇獲得矛盾文學獎
王安憶，1954年3月生於江蘇南京，原籍福建省同安縣，當代作家、文學家。
1972年，考入徐州文工團工作。1976年發表散文處女作《向前進》。1981年初與李章結婚。1987年調上海作家協會創作室從事專業創作。1996年發表個人代表作《長恨歌》，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2004年《發廊情話》獲第三屆魯迅文學優秀短篇小說獎
❻ 王安憶有一篇小說，名字叫《歸去來兮》，請問那位有啊
歸去來兮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揚，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❼ 王安憶的《長恨歌》原文
著名唐詩，也是王安憶的著名小說，還是鄭秀文演出的同名電影。
《長恨歌》 白居易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 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
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 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
承歡侍宴無閑暇，春從春遊夜專夜。 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
緩歌曼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 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 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 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
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 天旋地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
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
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 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
梨園弟子白發新，椒房阿監青蛾老。 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
遲遲鍾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
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
為感君王輾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 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 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
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
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 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里夢魂驚。
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 雲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
風吹仙袂飄颻舉，猶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
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 昭陽殿里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
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 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
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 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漢家的皇上看重傾城傾國貌，立志找一位絕代佳人。可惜當國多少年哪，一直沒處尋。楊家有位剛長成的姑娘，養在深閨里沒人見過她容顏。天生麗質無法埋沒，終於被選到皇上身邊。她回頭嫣然一笑，百般嬌媚同時顯現出來。六宮的粉白黛綠啊，立刻全都褪掉了色彩。正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她肌膚如凝結的油脂。侍女扶出浴，正嬌懶無力，初承恩就在這一時。花一般容貌雲一樣鬢發，金步搖在頭上顫。美好的春宵，春宵太短！太陽多高天於才睜眼，從此再不早早上朝去和那些大臣見面。追陪歡樂，伺候宴席，她總在皇帝身旁轉。春天隨從春遊，夜晚也是她獨占。後宮美人兒三千人，對三千人的寵愛都集中在她一身。深宮的夜晚，她妝飾好了去伺候聖君。玉樓中宴會，春天和她一起醉倒了人。姐姐弟兄都封了大邦，好羨人呀，一家門戶盡生光。叫天下做父母的心腸，覺得生男兒還不如生個女郎。
避暑的驪宮，高插雲霄。宮中仙樂飄，人間到處都能聽到。宮里緩歌曼舞，徐徐地彈琴慢慢地吹簫。皇上整天看，總也看不飽。誰知道漁陽反叛的戰鼓會震地敲，把霓裳羽衣曲驚破了！皇家城闕煙塵出現，天於的大駕，一千輛車，一萬匹馬，逃往西南。才走到百來里，走走又站站。六軍不肯前進可怎麼辦？宛轉蛾眉竟死在皇上馬蹄前。她的花鈿丟在地上沒人收，還有她頭上的翡翠翹呢，她的金雀，她的玉搔頭。皇上掩著臉，想救救不了，回頭看，眼淚和血一起流。棧道插雲彎彎曲曲上劍閣，風颳起黃塵格外蕭索。峨眉道上沒多少行人，天於旌旗也沒了光彩，陽光是那樣談薄。蜀江水這么碧綠喲，蜀山這么青翠，皇上日日夜夜懷念情思難斷絕。離宮看見月光是傷心顏色，夜裡聽雨打棧鈴也是斷腸聲息。
總算有一天，天旋地轉聖駕得回京城，又走到這里——叫人徘徊不忍離去。馬嵬坡下泥土中間找不著了，美人當年白白死去的那塊地。君臣互相看看，眼淚灑衣襟，向東望，信馬由韁回京城。回來看看宮苑園林，太液池芙蓉未央宮翠柳依舊媚人。那芙蓉花多像她的臉，那柳葉多像她的眉，見花見柳怎叫人不落淚。怎不感觸啊，在這春風吹開桃李花的日子，在這秋雨打梧桐落葉的時辰！太上皇住南內與西宮，秋草長閑庭，不掃它滿階落葉紅。當年椒房間監青眉已老，梨園弟子頭上白發初生。晚上螢蟲飛過宮殿，太上皇悄然憶想。夜裡挑殘了孤燈睡不著，只聽宮中鍾鼓遲遲敲響。夜這么長，看看天上銀河還在發光。天快亮，還不亮！霜這么重，房上鴛鴦瓦這么冷，翠被冰涼，有誰同擁？你死去了，我還活著，此別悠悠已經隔了年，從不見你的靈魂進入我的夢。
京城有位修煉過的臨邛道士，能以精誠把亡魂招致。可感動的是上皇輾轉懷念的深情，使方士殷勤地去把她尋覓。他御氣排雲像一道電光飛行，上了九天，又下入黃泉，可是都沒見到她的蹤影。忽然聽說海上有座仙山，那山在虛無縹緲中間。仙山樓閣玲瓏似朵朵彩雲，有許多美妙的仙子。其中有位叫太真，雪樣肌膚花樣容貌，聽來好像是要找的人。方士到了仙宮，叩西廂的門，報捎息的是仙人小玉和董雙成。她聽說漢家天於派來了使臣，不由驚斷了仙家九華帳里的夢。推開枕穿上衣下得床來，銀屏與珠簾都依次打開。只見她頭上雲髻半偏，剛剛睡醒，花冠還沒整好便走下堂來。風吹著她的仙衣飄飄旋舉，還像當年她的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一雙眼淚落下來，好似春天一枝梨花帶著雨。她含情凝自感謝君王：自從生離死別難見面，音信兩茫茫。昭陽殿里的恩愛從此斷絕，蓬萊宮里的日月這么漫長！往下看人間，只看見雲霧看不見長安，只能將舊物表表我的深情，把金釵鈿盒兩樣東西帶還。金釵留一股，鈿盒留一扇，我們一家分一半。只要我們的心像金和鈿一樣堅牢，雖然遠隔天上與人間，總還能相見！臨走叮嚀還有一句話兒緊要，這句誓言只有他和我知道。七月七日長生殿，半夜裡沒人我們兩個話悄悄：在天上我們但願永做比翼鳥，在地上我們但願水做連理枝條。天長地久也有一天會終結，這恨啊，長久不斷，永不會有消除的那一朝。
《長恨歌》
作者: 王安憶
isbn: 7506309572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出版年: 2000-11-1
簡介
《長恨歌》，當代中國著名作家王安憶的長篇代表作，前後共增印22次，總銷量達五十萬冊以上……並有中文繁體和英文、法文版行銷港台澳、東南亞及全世界……書以浮雕與工筆交錯的手法，細膩地描寫了一個「上海小姐」坎坷的人生沉浮，在短暫而虛幻的浮華之後，是無盡的失落、劫難和追悔……《長恨歌》是一出精緻的、破碎的上海舊夢……
一個女人四十年的情與愛，被一枝細膩而絢爛的筆寫得哀婉動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還是中學生的王琦瑤被選為「上海小姐」，從此開始命運多舛的一生。做了某大員的「金絲雀」從少女變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大員遇難，王琦瑤成了普通百姓。表面的日子平淡似水，內心的情感潮水卻從未平息。與幾個男人的復雜關系，想來都是命里註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瑤難逃劫數，與女兒的男同學發生畸形戀，最終被失手殺死，命喪黃泉。
作者簡介
1954年出生於南京，1955年隨母到滬。1970年赴安徽插隊落戶，1972年考入徐州地區文工團，1978年調回上海，任《兒童時代》小說編輯，1987年進上海作家協會專業創作至今。
自1976年發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出版發表有小說《雨，沙沙沙》、《本次列車終點站》、《流逝》、《小鮑庄》、《叔叔的故事》、《69屆初中生》、《長恨歌》等短、中、長篇，約有400萬字，以及若干散文、文學理論。其中一度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二度獲全國中篇小說獎。翻譯為外國語的有英、法、荷、德、日、捷、韓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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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有王安憶短篇小說《進江南記》的原文嗎
九十年代的文化為先鋒小說設置了多重困境。先鋒小說漸漸地滑出人們的視野，成為某種遭受壓抑的邊緣文化。然而，在我看來，這恰恰喻示了先鋒小說的意義。經濟成為社會的主題詞之後，商業、利潤、股份、消費、信貸、資本共同作為顯赫一時的概念重組了社會話語光譜。這樣的世俗氛圍之中，先鋒小說堅持一種疏遠的姿態，堅持一種格格不入的話語。這種話語頑強地分割出另一種文化空間。這暗示了另一種生存維面和價值體系，暗示了話語之中尚未馴服的力比多。也許，先鋒小說還沒有——甚至不可能——勾出一個肯定的世界藍圖。但是，這種異己聲音的存在保持了九十年代文化的豐富與彈性。
這樣，人們不僅可以察覺余華、蘇童、格非、葉兆言、北村這些作家進入九十年代之後的不同姿態，同時，人們還有理由提到這樣一批新的作家：韓東，魯羊，西颺，潘軍，呂新，畢飛宇，東西，刁斗，述平，須蘭，李洱，李馮，王小波，等等。
九十年代的文化圖景之中，詩人、作家這些近於潦倒的知識分子早就喪失了舉足輕重的社會地位。他們無法高視闊步，充當指點江山的精神領袖；另一方面，他們亦無力捲入社會深部的運動，手執權柄，號令四方。他們的生死存亡與貨幣回籠或者企業復甦無關，他們的嬉笑怒罵干預不了官員的任免與日常用品價格。總而言之，他們僅僅是出沒於社會邊緣的一族，已經不配擁有壯觀的故事。撇開熙熙攘攘的外部世界，這些小說內部更像是寂寞的一隅。的確，許多先鋒小說找不到大幅度起伏的戲劇動作。但是，這並未使先鋒作家感到匱乏——他們在語言與人物命運之間發現了一種緊張。
顯然，孫甘露與格非均是痴心的語言迷戀者。時至今日，《信使之函》或者《訪問夢境》的極端寫作仍然讓人們記憶猶新。這兩部小說彷彿暗示了孫甘露乃至許多先鋒作家所不可逃脫的原型——語言與夢境。孫甘露的敘事時常從外部世界幻覺般地返回敘事語言本身，《夜晚的語言》再度顯示了這一點。格非具有和孫甘露相近的優雅。《錦瑟》、《涼州詞》、《公案》等小說表明了他對於古典詩詞的眷戀。相對地說，格非所擅長的一個伎倆即是，將語言的神秘本性與現實情節不露痕跡地交織，小說之中隨處可見的玄思以及種種似是而非的格言讓人們想到了博爾赫斯小說的書卷氣。他的《謎語》暗示了語言的奇特魔力。《謎語》之中設置的謎語成功地使幾個人物之間關系撲朔迷離，故事之中隱而不見的空缺致使小說同時也成為一個大謎語。事實上，這種魔力同樣可能體現於另一種符號體系之中。呂新的《被畫匠法隆先生無意中繪在牆上的羅順紋究竟是個什麼人？》體現了這一點。小說之中的基本關系已經暴露在古怪的篇名上：畫匠法隆的壁畫作品讓羅順紋心神不寧。畫面上的種種景象彷彿與羅順紋具有某種秘密聯系。當法隆無意地將羅順紋的形象作為繪畫的原型時，現實之中的羅順紋則失去了魂魄，從而與畫面上的情節混為一體。
如果將語言的故事交給蘇童重寫，那麼，他就會將情節誇張得十分奇特：一個人讓贊頌火的詩燒傷了——這即是蘇童的「《燒傷》。這種浪漫的想像之中，語言如同火苗一樣一伸一縮地竄動起來。盡管肇事者多年之後吐露了酒醉之後的真相，但是，這樣的想像還是讓主人公成為語言的俘虜——他成為這個城市之中最後一批詩人。
《燒傷》之中的語言如同一種精靈，韓東的《反標》卻將語言描寫得十分詭異。《反標》的反常之處在於，小說出現了某種敘事的放縱或者炫耀。故事的結局，《反標》並未像《燒傷》那樣說出了事實的真相；《反標》拋開了故事的真實依據，從敘事邏輯的意義提出了故事所包含的多種線索——根據小說的前半部分，反標可以設計為小波和衛東的作品，也可以設計為趙雨花對於他們的陷害，甚至還能夠說成是吳天津作案。這些結局均未超出敘事的可能，但是，真相卻變成了一個捉摸不定的幻影——真相的唯一性為不同的敘事可能所分解。這意味了語言對於現實的吞噬。但是，盡管如此，「反標」作為一種奇特的語言作品始終保持了扼殺一個人政治生命的恐怖功能。這是兩種不同的語言魔力——《反標》的敘事奇妙地匯合了這兩種魔力。
韓東的《反標》公然暴露了小說背後的敘述者。和盤托出敘事規則的存在，從而將故事操作的所有秘密向人們敞開。這樣的坦誠往往敗壞了人們的胃口——這將破壞閱讀之中身臨其境的幻覺。敘事的框架出現在人們的視域，那些可觸可感的現實不再是種種景象的自動演示——它們不過是被敘述出來的。一切動人的故事僅僅來自語言的講述。如果說，古代的說書藝 人或者行吟詩人存留於文本的形象更像是口頭表述的遺跡，那麼，如今的敘述者出面顯然是有意為之。自從馬原開始，這種惡作劇的敘事說明書已經在小說之中屢見不鮮。越出了習慣的敘事邊界並且在小說之中談論這樣的邊界，這樣的敘事被稱之為「元小說」。談論敘事框架、談論故事陳述代碼的時候，談論者的位置將無形地後退至更高的一層，這即是「元小說」的基本涵義。
如同華萊士·馬丁在《當代敘事學》裡面解釋的那樣，「元小說」是向人們告知小說如何產生逼真效果的眼鏡和框架。承認這些故事的小說身份將使人們震驚地從幻覺之中走出來。人們終於意識到，他們面對的並非現實本身——他們面前僅僅是一個語言組織起來的人工世界，一種現實的代用品。這是對人們所信任的真實給予殘酷的打擊。
從《棗樹的故事》到《關於廁所》，葉兆言始終是「元小說」的愛好者。他不憚於讓小說的敘述者混雜在故事的主人公之間，共同走動在人們的視野范圍內。這些敘述者經常不失時機地發表一些如何敘事的幕後設想，從而將自己從眾多的角色之中區分出來。「元小說」不斷地提醒人們，這是人為的小說，而不是現實的原始記錄。敘事產生的語言蠱惑時刻遭到了無情的破除，種種讓人們血脈賁張或者涕泅滂淪的情節不過是語言製造出來的勾當。這使人們的閱讀始終保持了對於敘事成規的警覺——生動的故事來自敘事配方的調制，而不是不可抗拒的現實本身。福樓拜為愛瑪的服毒痛哭失聲，托爾斯泰無法阻止安娜卧軌自殺——這種現實主義小說的神話不再像過去一樣誘人。現實主義小說的逼真效果恰恰掩蓋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它是一種敘事巧妙地製造出來的幻覺。如果毫無戒備地將這種幻覺當成現實予以崇拜，那即是對現實主義敘事成規所隱含的意識形態一無所知。「元小說」有意地將敘事成規顯露出來，這即是阻止敘事與現實的之間習以為常的混淆。
敘事與現實的分離將文本的意義生產從「真實」的觀念之中解放出來。文本的意義不是來自赤裸裸的現實，而是來自敘事的寫作行為。這樣的結論同時包藏了一種潛台詞：文本的意義不是像礦藏一樣凝結在某些現實內部，文本的意義誕生於一系列敘事程序的復雜運作之後。然而，東西似乎對這樣的結論仍不滿足。他的《商品》繼續告訴人們，閱讀所依據的一系列闡釋程序同樣是文本的意義賴以產生的溫床。從敘事框架的暴露到闡釋框架的暴露，這使「元小說」走得更遠。
《商品》重復，旅途之中愛情故事的原型。主人公「我」在火車站結識了一個叫作「薇冬」的姑娘。「我」搜羅了一大堆性愛的傳說、趣聞和笑話作為漫長行程的談資。這些傳說、一趣聞和笑話——這些語言作品——終於打動了薇冬，他們走下火車的時候已經成為夫妻，並且有了一個孩子。令人意外的是。《商品》在故事開始之前首先交代了寫作的工具和原料。敘述者坦然地承認，愛情是生產小說的永不枯竭的原料，敘述者的作為僅僅是利用漢字工具將這一切寫出來。這樣的交代迅速使人們的眼光從故事移向了寫作行為：人們眼前這一個愛情故事更像是一個寫作工匠在作坊裡面憑空捏造出來的。然而，如果說這是故事向敘事行為的追溯，那麼，故事完成之後，敘述者與諸家刊物編輯的通信卻是故事向闡釋的延伸。眾多編輯發表了種種是是非非的評語，這使故事的意義與種種闡釋之間的關系昭然若揭。這樣，敘事、闡釋與故事之間的先後銜接終於勾勒出一個完整的輪廓：一切都是語言運作的結果。沒有什麼能夠逃到語言的網路之外。
敘事究竟擁有多大的許可權？可以從敘事與現實的關系之中看出，前者正在躍躍欲試，企圖成為後者的主宰。述平的《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已經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元小說」。小說的開始引用了一支眾所周知的童謠作為題詞：「從前有座山，山裡有個廟，廟里有個老和尚，老和尚在那兒講故事：從前有座山……」不難發現，這支童謠之中語言的自我派生與自我分裂成了這部小說敘事功能的隱喻。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進人一家工廠——這部小說循序漸進地將他的故事寫了八稿。這是一種重迭與變異的交織：每一稿的故事都某種程度地襲用上一稿；同時，每一稿又在上一稿的基礎之上進行了重大的改造。十分有趣的是；每一稿的敘述者均是大學生本人——他在醫院的病床上一次又一次地將自己的故事反復地寫到了枕頭底下的一個筆記本里。人們已經無法從閱讀之中分辨，每一稿不同的故事是大學生的親身經歷還是他寫出的作品。小說的某些地方曾經暗示敘述者的動機：這個大學生常常不滿自己上一稿故事之中的形象因而另起灶爐。事實上，小說之中的八稿分別顯示了八種平行的敘事「可能」——沒有哪一種敘事「可能」因為擁有更多的真實根據而成為「現實」。敘述者甚至表明，這樣的敘事「可能」可以無休止地排列下去。這個意義上，每一稿均是下一稿的酵母——一次又一次的敘事由於自我分裂而不斷地自我繁殖；所謂的現實終於退為這種無限繁殖出來的語言派系的影像。
敘事被誇張為主宰之後，文學的想像必定會越過習慣的邊界從而向敘事索取棲息的空間。這樣，人們理所當然地來到西颺的《季節之旅》面前。《季節之旅》可以視為一個關於寫作、敘事和語言的故事。小說之中密集地插入許多已有的文本、格言、日記、錄音帶、錄像帶、電影、經典小說，從而在交織匯聚之中形成一個多種文本組成的大拼盤。這部小說的主人公同樣是一個作家，他的敘事上演了神奇的一幕。這個作家在某個時刻向自己小說的一個人物「秋」噓了一口氣，讓他活起來，走人作家本人的世界，與作家相遇、交談、爭執，並且代替作家與另一個叫作尤拉的女人戀愛。於是，作家所置身的世界與「秋」所置身的稿紙上的風景聯成一片，成為一個新的、若真若幻的環境。盡管《季節之旅》的想像並非首創——盡管孫甘露的《請女人猜謎》與《島嶼》已經嫻熟地表演了雙重文本互相指涉的游戲；但是，這仍然是一個敘事崇拜的標本。對於《季節之旅》說來，敘事不僅以虛構的方式彌補了現實的缺憾，而且，敘事製造現實、製造生命——敘事幾乎具有了上帝創世的意義。
人們已經發現，武俠故事是許多先鋒小說的戲仿對象。例如，余華的《鮮血梅花》即是通過戲仿從武俠故事之中脫胎而出。九十年代的文化網路之中，英雄主義情調、除暴安良、義重如山的道德規范、人物的等級制度以及武俠故事的明顯程式尤其可能為戲謔的調侃提供靶子。這使先鋒小說對於武俠故事懷有特殊的興趣。如果說余華的《鮮血梅花》沿用了武俠故事的程式，那麼，須蘭的《少年英雄史》更像是沿用武俠故事的意象。快馬、寶刀、腳印、道士、古廟、棺材、難解的棋譜、神秘的客商、凶險的小鎮客棧、冰天雪地之中的持續追蹤——這一系列意象與尋父、弒殺的原型共同釀成了巨大的懸念。然而，小說利用鏡子式的幻象冰釋了這個懸念。這里沒有終局的真相，沒有真正的父親，英雄與仇人均為子虛烏有，冒名者、賭局、廝殺、美女都不過是一面銅鏡之中轉眼即逝的風景。「我是無數的亦是惟一的」，「我在你的記憶里只存活一次，隨後便不知所終」——這種迷離而又略為輕佻的口吻損害了武俠故事慷慨悲歌的一貫風格，正義、威武、堅韌、豪邁、勇猛在游戲式的拆解之下成了種種朴空的概念。
《鮮血梅花》與《少年英雄史》是一種文類的戲仿；相形之下，李馮的《我作為武松的生活片斷》是一個文本的戲仿。小說基本保留了《水滸》之中武松故事的輪廓；然而，敘述者的轉換——從全知全能的敘事變成了武松本人的敘事——不知不覺地移動了描寫的重心和焦點。武松的英雄外觀為一個酗酒者厭煩的內心獨白所代替，種種現代文本的堆砌加重了戲謔風格。打虎的壯舉不過是即興的游戲，刀剮潘金蓮、醉打蔣門神——一大批性愛與暴力的故事——更像是那些熱衷於武松故事的作者強加給他的情節。這樣的重寫顛覆了文學史上一個著名的英雄形象。英雄氣概破產了；英雄不過是文人墨客用文字編織的一個外部軀殼，武松僅僅是一個略有幾分蠻力的、平庸的嗜酒者而已。三十年代，施蟄存曾經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將《水滸》之中的「石秀」重新顯影；九十年代，李馮的武松卻流露出某種嬉皮士式的冷漠。
王安憶的《進江南記》之中，歷史的考據與歷史的瓦解同時進行：前者來自典籍的旁徵博引，後者來自敘述人自以為是的斷言。《進江南記》一開始就援引了《輟耕錄》的一句話作為證據，解釋乃顏舊部如何進入江南。然而，後繼而來的敘述卻不斷出現「我想」、「我設想」、「我不喜歡」、「這一點已是我所需要」這一類輕率口吻。小說使用這種口吻填充空白，裁決疑難。一系列變幻滄桑的歷史故事紛至沓來，但是，歷史學的森嚴門規卻形同虛設。許多時候，敘事的可信與否代替了歷史事實的真實與否。這樣，歷史事實退縮到了敘事的陰影下面，等待任性的敘述人驅遣——王安憶的長篇小說《紀實與虛構》更大規模地利用歷史的考據與歷史的瓦解製造了一個似是而非的家族神話。這樣的戲仿終於使人們開始懷疑歷史敘事的可信程度。於是，歷史在現實之中的傳統意義遭到了動搖。
在許多人那裡，歷史的誘人之處並不是過往事實的確認；他們更多地沉醉於古香古色的「歷史感」，享受某種歷史「氣息」。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曾經利用皇室爭端、妃子、太監、大釜、御河、宮殿等宮廷文化符號仿造出一段虛假的歷史滄桑。魯羊某些小說出現的修史者形象同樣表明他的懷舊情調。魯羊的《蠶紙》收集了一套富有「歷史感」的文化代碼：居士、小妾、朝廷、客棧、紅木屏風、端硯古墨、滿門抄斬的風聲、大河之上巨浪與酒杯形狀的漩渦，它們輕易地組成了一個三百多年之前的故事：朝廷捕捉，文人流竄，同行陷害……可是，《蠶紙》並沒有讓這些文化代碼完全統治小說。《蠶紙》的敘事繼續拉開了閱讀與文本之間的距離，終於將幕後製造「歷史感」的操作行為收人人們的視城：一座現代都市的效區，一個三百多歲依然風姿綽約的女人坐在剛剛開張的小酒店裡，不無賣弄地對一個作家娓娓而談——所有的故事不過是這個女人口述的親身經歷。這個場面寓含了另一套敘述代碼。故事的「歷史感」由於這一套敘述代碼的介人而驟然顯出了虛假；「歷史感」不過是敘事製造出來的波瀾；表明了這個事實之後，敘事又順手將這種「歷史感」打發到某種「信不信由你」的俏皮之中。
九十年代初期，王朔的反諷語言名噪一時。在大口號、大字眼與小人物、小動作之間，在豪言壯語與油嘴滑舌之間，王朔的可笑搭配成功地使許多政治辭令變為矯揉造作的範本。然而，李洱的（尋物啟示）之中，反諷已經政治話語分散到現實的四面八方。小說摹仿了一批中學少年人的口吻。許多時候，這批少年人復述了他們從成年人嘴裡聽到的道理，諸如美，性，政治，但是，他們那種不恭的腔調迅即使種種道理變了味道。令人回味的是，這批反諷喪失了王朔式的尖刻——這批反諷背後閃爍著隱約的無奈。反諷意味了中學少年對於成年人嘴裡的道理並不信任；但是，他們找不到一個更高的信條和尺度顯示反諷者的智力優勢。這使他們止於挖苦，挖苦對象甚至包括他們自己。《尋物啟示》之中，反諷更像這批少年的口頭游戲；事實上，他們的行為仍然有意無意地加入了重復世俗經驗的「成年儀式」。
的確，反諷者通常擁有一種居高臨下的精神姿態。反諷者堅信，他們的信條和尺度絕對優於被反諷者——這是他們的反諷言辭避免誤讀的保證。這個意義上，王小波的《2015》如何選擇反諷的更高信條和尺度？小說將敘事時間確定為下個世紀的2015年，佯裝以未來的眼光奚落二十世紀人類的藝術、國家機器與性。如同王小波的他小說一樣，《2015》之中一系列肆無忌憚的鬧劇片斷一瀉而下。種種怪異雜亂的想像、不無色情的玩笑之辭與誇張的戲濾、譏諷使小說顯得生氣勃勃。盡管敘述人不斷地重復他並沒有想清藝術的真諦，但是，他對種種強奸藝術的精神暴力與物質暴力表示了不可遏止的憤懣。敘述人的眼裡，性可以向暴力屈服，但藝術不可能接受任何強加的鎖鏈。這不是多麼驚人的認識，然而，這樣的常識卻掩埋在另一些更為強大的觀念下面，以至於小說不得不用強烈的、甚至是挑釁性的反諷予以陳述。
通常，反諷意味了一種刺人的鋒芒。因此，如果將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與李銳的《無風之樹》視為反諷，這或許會引致人們的驚異。在我看來，這是民間話語對於知諷分子敘事的反諷，換言之，這亦即民間文化內部價值尺度對於書面文化內部價值尺度的抵制。前者是在野的、樸素的、簡明的；後者是權威的、主流的、復雜的。人們可以從《許三觀賣血記》之中發現，許三觀那種反反復復的啰嗦與絮叨暗示了民間話語與知識分子敘事之間的分裂；《無風之樹》察覺到這種分裂可能帶來的政治斷裂：矮人坪的農民對於文件上雄辯滔滔的政治術語茫然無知，他們的慾望、嚮往、渴求同樣不可能在這一套政治術語之中得到任何體現。對於韓少功的《馬橋詞典》說來，這樣的分裂已經成為首要的主題。韓少功發現，許多邊緣之地的居民隱匿在難以進人的語言屏障之後，深藏在中文普通話無法照亮的暗夜裡。他們的大量感受被排除在學士們御制的筆硯之外。這意味著，這些居民的生活無法在規范的中文之中展開。這個修辭事件背後包含了文化權力的剝奪。這個時候，民間話語能不能在強大的知識分子敘事聲勢之下保持自信的姿態？
這樣，我有理由繼續提到余華的《我沒有自己的名字》。《我沒有自己的名字》之中出現了一個鄉村的弱智者。如果說，小丑或者傻瓜在巴赫金描述的狂歡節當中經常充當興高采烈的角色，那麼，這個鄉村的弱智者只配有遭受捉弄的命運。父母雙亡之後，他甚至被村裡的人取消了擁有名字的資格。姓名意味著個人在家族譜系之中的位置，無名者象徵了徹底逐出文化行列。對於這個弱智者說來，一系列倫理意義上的取笑顯然是喪失名字的文化後果。有趣的是，雖然這個弱智者充當了小說的敘述人，但是，反諷的效果意外地出現了。弱智者無意之中的反諷不是產生於智慧的高度，而是產生於道義的高度。弱智與善良、忠厚相互聯系，聰明是丑惡和殘忍的手段，這種反諷同樣可以置於民間話語與知識分子敘事之間：誰該受到嘲笑？
愛情故事的匱乏並不意味著性愛的匾乏。相反，性愛恰恰是先鋒小說熱衷的故事。原因十分簡單：因為孤獨；如前所說，先鋒小說接納了大量邊緣人物——性愛是這些人孤獨生涯的一個重大安慰。
朱文的小說《因為孤獨》與性愛無關：遠在紐約，一個孤獨的藝術家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去拜訪另一個同樣孤獨的詩人時，在詩人的寓所里見到了一個與自己一模一樣的人。這個人是從藝術家身上分裂出來的另一個自我，藝術家夢中生活的自我。另一個自我貿然出現在白天，冒充藝術家與詩人暢談，這一切僅僅由於一個原因：孤獨。
畢飛宇的《充滿瓷器的時代》曾經將一個性愛的故事套入小鎮子的貿易革命之中——賣豆腐，賣瓷碗，賣鏡子。然而，小說那種左右盤旋的敘事最終說明，性愛與貿易之間貌合神離。事實上，昔日另一個恐怖的性愛故事如同幽靈罩住瓷器鋪的老闆娘，使之重蹈覆轍。雨後的空巷，鮮嫩的月光，歪倒的蠟燭，稀哩嘩啦的瓷器炸裂聲音——這一切不過為兩個性愛故事的銜接製造詭秘的氣氛而已。性愛僅僅是性的角逐，性的慾望並未轉換為社會經濟或者政治歷史的沖動，這種能量的壓抑甚至使性愛故事在一個狹窄的空間裡面變幻多端。刁斗的《捕蟬》構思了幾個性愛故事的連環套。幾套公寓的住戶通過機械設備互相竊聽彼此的性生活，所有的懸念、慾望、威脅、刺探就在這種連環套之間緊張地展開。然而，上述的懸念與較量同樣沒有溢出這些公寓，更大范圍地卷人道德或者經濟的主題。這個連環套由於一個住戶的撤出而告中斷——一個作家從竊聽之中獲得了巨大的靈感，他在寫完了小說之後離開了公寓。這是一個富有象徵意味的結束：對於這個作家說來，這種故事的意義僅僅是調動小說寫作的趣味。
先鋒作家並不主張將性愛植人社會或者歷史——潘軍的《白底黑斑蝴蝶》企圖證明這一點。《白底黑斑蝴蝶》出現了後現代小說慣用的拼貼，里根、南希、股市、乳腺癌、刺殺以及形形色色的世界丑聞與一個失敗的性愛故事拼貼在一起。在這里，性愛故事並沒有成為各種片斷的軸心——這些片斷是分散的。這些片斷不是某一個社會原因的共同產物，這些片斷的同時出現僅僅因為偶然。進人後現代主義式的零散化與平面化之後，性愛不過是一個孤立的因素——人們還能指望性愛具有馬爾庫塞在《愛欲與文明》之中描述的那種革命能量嗎？
❾ 王安憶資料
王安憶，1954年3月生於南京，次年隨母親茹志鵑遷至上海讀小學，初中畢業後1970年赴安徽淮北農村插隊，1972年考入徐州地區文工團工作，1978年回上海，任《兒童時代》編輯。1978年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說《平原上》，1986年應邀訪美。1987年進上海作家協會專業創作至今。現為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教授。
王安憶的主要著作有：《雨，沙沙沙》、《王安憶中短篇小說集》、《流逝》、《小鮑庄》、《小城之戀》、《錦銹谷之戀》、《米妮》等小說集，及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黃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紀實和虛構》、《長恨歌》、《富萍》、《上種紅菱下種藕》、《桃之夭夭》、《遍地梟雄》等，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遊美利堅》（與茹志鵑合著）等，兒童文學作品集《黑黑白白》等，論著《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等，《我們家的男子漢》一文入選蘇教版七年級下冊語文書。
王安憶多次獲得全國優秀短篇、中篇小說獎，《長恨歌》獲得了「第五屆茅盾文學獎」。1998年並獲得首屆當代中國女性創作獎。2001年獲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最傑出的華文作家」稱號等。
王安憶的小說，多以平凡的小人物為主人公，她注重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經歷與情感，挖掘生活，在藝術表現上，她的早期小說多感情抒發，近期創作則趨於冷靜和細致。我們從王安憶的作品裡可以感受到一種寬厚的愛,她賦予故事中人物"英雄性",表現人物美和善良的方面。她以敏感和高超的領悟力來控制故事微妙的氣氛發展以及人物的心理變化,細膩精準。她的作品講的是平常故事，柴米生計,可她探討的是故事背後強大而仁慈的自然規律,這是她對人性和人的生存狀態及本體世界的關懷,這使她的作品具有了超乎尋常的意義。同時作品中時刻有女性的溫柔體現,連同謹慎內省多思的品格,使她作為文壇一個特立獨行的異數存在. 有論者認為，總體上講，《長恨歌》的思想內涵和敘事結構都不如《啟蒙時代》具有挑戰性——寫《啟蒙時代》這樣的作品，作家不拿出渾身解數，把自己意識層面和無意識層面的積累都拿出來，是支撐不下來的，因為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它都是個無所依託的東西，所以一定是觀念和內心動力的產物。(「啟蒙」的精神現象學——談談王安憶《啟蒙時代》里的虛無與實在）
❿ 王安憶的作品荒山之戀的主要情節
作者簡介
王安憶--1954年出生於南京，1955年隨母到滬。1970年赴安徽插隊落戶，1972年考入徐州地區文工團，1978年調回上海，任《兒童時代》小說編輯，1987年進上海作家協會專業創作至今。自1976年發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出版發表有小說《雨，沙沙沙》、《本次列車終點站》、《流逝》、《小鮑庄》、《叔叔的故事》、《69屆初中生》、《長恨歌》等短、中、長篇，約有400萬字，以及若干散文、文學理論。其中一度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二度獲全國中篇小說獎。翻譯為外國語的有英、法、荷、德、日、捷、韓等文字。
內容簡介
本書是「新時期小說名家名篇」之一。男女主人公各有各的家庭和人生故事，在時空的某一點上他們相遇了，這緣份的一點使他們倆的命運從此大為改觀。王安憶似乎強調這個交點對於改變相關人物的命運而言是必然的，而發生的時空因素卻有一定的偶然性。他們無法相遇而不愛，又無法使相遇發生在兩人婚前，因此只能以悲劇形式的消亡來解除兩難選擇的困境。這里的「死亡」與「緣份」都帶有一種生命難以抗拒的宿命意味。預兆、緣份、死亡這些字眼述說著一種偶然中的必然，一種客觀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