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外交檔案解密有聲小說

㈠ 為什麼中蘇外交檔案解密第15集沒有播放前幾天中央9頻道預告15集下期播放，結果第二天就停播了。

我也等著呢，按說敏感的珍寶島都播完了，下邊該「破冰期」了，還有什麼好顧慮的啊。蘇聯都解體了，還怕什麼啊。

㈡ 請教：外交檔案解密是什麼意思

外交檔案解密時間表

●2004年1月開放首批外交檔案

●2006年5月10日外交部解密1956-1960年檔案

●
今後外交部擬每兩年開放一次解密檔案，下次將解密1961年至1965年間的檔案

沈志華是華東師大歷史學教授，研究中蘇關系。他正在研究的一個課題是，1956年波匈事件發生後，中國扮演了什麼角色。此前，通過美國、俄羅斯和一些東歐國家的檔案館，沈志華已經查遍了相關檔案並發表了論文，但是，他遲遲未敢接著寫下去，因為其中惟獨缺乏中國的檔案。

5月10日，外交部檔案館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1956-1960年的外交檔案正式對外開放。當天一大早，沈志華就從家中驅車一個半小時趕至位於朝陽門附近的外交部，查閱所需檔案。

這已是外交部第二次開放解密外交檔案。外交部檔案館館長廉正保說，繼2004年1月16日首次公開外交檔案之後，此次公開的力度明顯加大，開放檔案占該時期外交檔案總數的60%。

自1999年外交部檔案館成立鑒定開放處以來，7年的時間里，已解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11年裡的中國外交檔案。按照計劃，第三批解密外交檔案將在今年6月份啟動。

在檔案館內，沈志華看中的檔案內容有上千頁。這一次，在感慨「收獲很大」之餘，這位學者期待著更多的國家部委能適時公開有關檔案。

「新中國這幾十年是怎麼走過來的，公眾有知情權。了解過去，才能知道未來的發展方向。」在裝滿了國外檔案的書屋中，沈志華說。

開了個好頭

9台電腦，2個攝像頭，不足20平方米的閱覽室顯得十分明凈。5月15日下午1時剛過，幾位記者和研究者相繼趕到外交部檔案館。

在前台的兩台查詢電腦上，輸入身份信息和使用檔案目的，個人就能提交所要查詢的檔案主題；經工作人員驗證，個人得到一個密碼，隨後，就可憑此密碼進入閱覽室，通過電腦查看相關檔案的掃描件。

外交部檔案館開放處副處長郝偉華介紹，第二批開放的外交檔案總計25651件，主要是外交部在工作中形成的各類報告、談話記錄以及照會、備忘錄等外交文書。

閱覽室對面，就是鑒定開放處。處長張素林是一位精乾的女性，她曾在外交部從事檔案工作20餘年。

1999年，外交部檔案館專門成立鑒定開發處，張素林隨即加入到外交檔案的解密工作中來。她說，該處的成立標志著解密工作正式啟動。

按照我國《檔案法》規定，除涉及國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等檔案外，一般應當自形成之日起滿30年向社會開放。按此規定，外交部的解密檔案應該上溯到30年前的1976年，但由於工作量太大，張素林和她的同事們只能分階段去做———五年的外交檔案作為一批，分批進行解密。

《檔案法》1987年通過，但直到17年後的2004年，外交部開放解密檔案仍被視為「開了個好頭」。

「外交無小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辦法》，「涉及國防、外交、公安、國家安全等檔案」被視為有關「國家重大利益」，其開放一直受到限制。

「外交部在這方面做了有益的嘗試，是適應國內外形勢需要的。」張素林說。

跟國際接軌

外交部第二批開放解密檔案，沈志華成為了第一個借閱者，並復印了自己想要的檔案。「我等這些檔案已經一年多了。」

在研究過程中，他曾去過國外的不少檔案館。讓這位學者印象頗深的是，在那裡，館方會千方百計提供便利，以吸引研究人員到那裡利用檔案。

「檔案利用得越充分，說明社會效益越好，來年申請資金就越多。」據他介紹，國外檔案館的經費，主要靠向社團申請基金，而獲得批準的一個重要指標是檔案的利用率。

「外交檔案解密是大勢所趨。作為一個大國，檔案不公開，是說不過去的。」沈志華說。

盡管《檔案法》規定了30年的解密期，但在2004年以前，他的切身經歷是「很難」：同一件檔案，在這個檔案館可以看，在另一個檔案館就不能看；在同一個檔案館，這個館長批准查閱，另一個館長卻予以拒絕；甚至有些已經開放的地方檔案，研究者要復印還需中央有關部門出具公函。

事實上，外交部率先解密檔案，也正是考慮到了與國際接軌的因素。

「對民眾公開這部分檔案，是保障公民知情權的需要，也是我國與國際接軌、依法行政的表現。」5月10日的新聞布會上，外交部檔案館館長廉正保說。

張素林說，館方曾專門派員到國外考察過，還通過駐外使館索取國外檔案開放的一些工作資料，共搜集了幾十個國家的材料，回來後結合國內本身的情況，開展解密工作。

從國際上看，目前，美、英、法、日等國都對公民公開外交檔案，日本到目前為止已經向社會開放檔案14批。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張素林笑著說。

「五步走」

外交部檔案館館長廉正保介紹，此批檔案的解密劃控工作從2004年4月中旬開始，歷時1年零2個月。

「在國內，我們沒有經驗可循。」張素林說，所以外交部在進行解密時相當慎重。第一批解密共歷時5年。

據介紹，解密工作大約由五步組成：首先由75位資深離退休外交官與檔案工作者組成的解密小組對每一卷檔案進行解密審查，再由外交部各主要司局及涉檔有關中央部委審核，然後經外交部檔案鑒定開放領導小組審定和外交部部務會議通過，最後將公布外交檔案的計劃和目錄呈報國務院審批。

張素林說，第二批開放解密檔案共經過了11個部委的審核。

而參加解密的人員一般均為副處以上級別。他們被要求審查檔案每一頁，不能漏掉一個，「說不定哪句話涉及到敏感問題。」

其中，外交部在職人員佔一大半，另有一些退休大使、參贊。

69歲的魏渭康原為駐新加坡參贊，他兩次都參加了外交檔案解密工作，主要負責南亞方面的外交檔案。

「老幹部們都很重視這項工作。」他說，第一次解密時，他感覺「特別有勁」，中午都不回家，吃完飯在外交部休息一下，下午立刻投入解密工作。

他記得，第一次解密完全依靠手工。第二次用上了電腦，解密人員一邊看原件，一邊把意見錄入電腦。對於每件檔案，解密人員會給出意見，如「公開、保密、部分保密」等。

在解密前，相關人員被集中到一起學習了兩天，主要是怎麼把握好原則，還要對這段時間的國際大事有充分的了解。每個解密人員也會溝通，以便在掌握原則時盡量一致。其實，在魏老看來，很重要的一條是自身的外交經驗。

「49年至60年的檔案，按照檔案法，已過了保密時效性，但我們要考慮到國際關系、個人隱私等因素。」他說，有的文件涉及對某人的評價，有的涉及邊疆問題，這些就不能隨便公開，需要慎重考慮。而有的內容，現在的報紙都已經報道了，那就沒有必要再保密了。

在第二次解密中，魏老共接觸了千份檔案。據其估計，其中大約有30%最後開放。他說，這部分涉及到鄰國關系，所以比較敏感。

「盡量公開」

整體而言，第二批解密的檔案達到這一時期檔案總數的60%，是第一批解密中該數字的兩倍。

據張素林介紹，在整個外交檔案的解密中，總的指導方針是「盡量公開」。

兩次解密，外交部檔案館都設了「25條原則」，其核心為不宜公開的四個方面。原駐荷蘭大使華黎明參加了第一次解密工作的終審工作，他依然記得，凡是影響國家利益，國際關系、個人隱私、民族團結的檔案不宜公開。

在技術手段上，這次檔案解密中，不會因為一個人名，或者一句話就把整個檔案設為秘密。在檔案館閱覽室，記者看到屏幕上一些檔案有些部位被塗黑。據介紹，主要是塗黑內容可能會引發一些問題，所以隱去。

「對於研究者來說，不會太在意被塗黑的一句話，因為這不影響對主體事實的理解。」張素林說。

2001年10月至2002年4月，華黎明審核檔案時發現，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些檔案中，一些國家被稱為「美國走狗」，這些檔案在一審、二審中，被定為不宜公開。「一些同志不同意開放，但我想這是歷史，當時報紙上都這么說，我們不該因為一個稱呼，就影響其他內容的公布，這樣就可惜了。」華黎明說，在老大使的要求下，一些原先不準備開放的檔案也被開放。

「很多絕密的檔案，有的還是限時銷毀的文件最後都公開了。這些檔案具備歷史文化價值，應該公布出來，這是對歷史負責，對公眾負責。」張素林說。

檔案解密有待獨立

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沈志華親身經歷了二十多年來中國檔案逐漸開放的過程。在他看來，檔案開放仍是中國歷史學家進行研究面臨的最大困境之一。

沈志華曾想了解上世紀50年代中國教育受到蘇聯何種影響，去教育部、文化部等單位查檔案時，得到的回復是「不準」。「我覺得外交檔案解密，從中國檔案史上看，是個騰飛，是個創舉。我希望各部委的檔案館都學習外交部。」

在他看來，與二十多年前比，中國的檔案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變，觀念和制度都在進步之中。但也有一些問題至今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檔案館的職能定位不清。

他認為，檔案館既要負責解密工作———這使它承擔了重大的保密責任，又要負責利用工作———這使它承擔了為研究者提供服務的責任。「這兩者顯然是有所矛盾」。

在一般發達國家，檔案解密是由一個專門機構負責，那裡有一批經過專業訓練並掌握國家政策的工作人員。凡是不影響國家安全和涉及個人隱私的檔案，到期都會得到解密。而檔案館只負責保管和為研究者提供服務，他們的目的就是使盡量多的學者在那裡使用盡量多的檔案。

檔案解密工作面臨的另一問題是，法律依據及相關的檔案意識不足。

「怎麼解除利用的限制？最好的辦法是依法辦事。「武漢大學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授說，在美國，過了30年檔案解密期限而未解密的，要作出說明。而我國的《檔案法》雖然也作出30年解密的規定，但對具體范圍以及不予解密的相關規定不盡明確。

來自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的消息，《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被列為國務院2006年一類立法計劃，有望於今年出台。已有專家建議，把檔案公開制度寫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

本報記者司徒北辰對本文亦有貢獻

來源：新京報 作者：吳學軍 責任編輯：賀韋衛

㈢ 中蘇關系正常化到中俄戰略夥伴關系的建立的進程、動因和影響是什麼

中俄發展歷程其實就是中蘇發展歷程
多年來，一大批中國學者孜孜以求，力圖對中蘇關系發展的不同階段進行多視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討。中國學者近年來的主要成果有：林軍：《中蘇關系（1969-1989）》，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胡禮忠等：《從尼布楚條約到葉利欽訪華——中俄中蘇關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中俄關系史研究會編：《戰後中蘇關系走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劉志青：《恩怨歷盡後的反思：中蘇關系70年》，黃河出版社1998年版；羅時敘：《由蜜月到反目》，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蒲國良：《走向冰點——中蘇大論戰與1956-1965年的中蘇關系》，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李丹慧：《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章百家、牛軍：《冷戰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劉德喜：《從同盟到夥伴——中俄（蘇）關系50年》，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徐曉天、李春隆、徐振澤：《新中國與蘇聯的高層往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楊闖、高飛、馮玉軍：《百年中俄關系》，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劉德喜：《從同盟到夥伴——中俄（蘇）關系50年》，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薛銜天：《中蘇關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但對於中蘇關系的個中原委和是非曲直的評說，目前國內外仍可謂見仁見智，難求一是。
作為中蘇關系和中俄關系發展的親歷者，我認為，「以史解史」終歸是回顧和縷析中蘇（俄）關系發展史的一個比較客觀的方法。按照歷史的推演順序和發展框架，中蘇關系可以循著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關鍵性問題把握其發展的歷史軌跡。
十月革命以後的1917-1949年這一時期中，影響中蘇關系的兩個主要因素是，一方面蘇聯共產黨幫助了中國的革命，抑或說中國革命的成功離不開蘇聯。當年蘇共中央操控下的共產國際從世界革命的角度出發，希望中國革命能夠取得成功，並的確對中國革命進行了真誠的支持，這一點應該肯定。新近解密的檔案材料顯示，僅從1923年到1927年，聯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問題而開會122次，通過了738個決議，平均每兩天半通過一個決議。但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對其支部中國共產黨的了解是極其間接和有限的，因而致使其指導常常脫離中國國情，出現偏差甚至錯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毛澤東同志在革命過程當中，發揮了獨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一味遵循共產國際的指導行事，才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建國初期到整個50年代，這一時期中蘇關系的發展相對較好，但同時也出現了並不十分和諧的苗頭。其中，對中蘇關系發生深遠影響的問題和方麵包括：第一，關於「一邊倒」的這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可以說，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向蘇聯「一邊倒」，同蘇聯結盟，這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對此毛澤東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當中已經闡述清楚。可問題在於，這種外交上的「一邊倒」最後泛化成了全方位的「一邊倒」，從兩國結盟一直到社會主義建設上，都全盤蘇化，照搬蘇聯模式，中國為此付出了沉重的歷史代價。第二，蘇共二十大後，國際共運出現混亂，中國圍繞反修而進行的反右斗爭，直至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蘇聯國內對斯大林看法的反復以及在改革問題上躊躇不前，都同中蘇在思想意識方面的分歧存在錯綜復雜的聯系。中蘇關系對於各自內政外交的復雜影響，由此可見一斑。第三，此間中蘇國家間關系中也暗現不合音符，比如《1950年中蘇條約》蘇簽訂時間一拖再拖，其關鍵性原因就在於斯大林不願放棄《雅爾塔協定》中有利於蘇聯的特權性規定。此外，令中國領導人毛澤東非常不滿的是，1950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同時，還有一個秘密協定規定第三國人員不得進入中國的東北和新疆。而對中國國內建設「三面紅旗」的提法和做法，蘇聯方面也持不贊同和反對意見。
概括地講，這一時期，尤其是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政府的確為我國經濟建設提供了難得的援助，同時兩國在許多國際問題上也呈呼應配合之勢；但是另一方面，雙方之間的分歧也逐漸顯現，其根本原因在於中蘇關系中兩國地位和實力不對稱，兩國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盡管中蘇結盟對新中國的政權鞏固和國計民生都具有關鍵性意義，但是，從中國所處的被保護地位而言，中蘇關系是不平等的，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也是一個不平等條約。
赫魯曉夫上台後，隨著矛盾和沖突的不斷出現，中蘇兩國關系從半明半暗的分歧走向了公開的分裂。此間發生了很多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事件，諸如1959年的西藏叛亂；1959年8月的中印邊界沖突中蘇聯對印度採取了事實上的支持態度；1960年《紅旗》和《人民日報》發表了具有風向標性質的文章，中蘇兩黨展開了口誅筆伐；1960年中蘇邊界出現沖突；1962年新疆伊犁暴亂中有67000人逃往蘇聯；1963年美、蘇、英三國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1964年啟動中蘇邊界談判；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等等。

㈣ 中蘇外交檔案解密15

因為某些原因所以停播了，第十五集叫兵戎相見，第十六集叫危機之下，16集就完了。找度娘，不要搜集數，要搜名字，比如『兵戎相見』，很快就找到了。

㈤ 中蘇關系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高分懸賞！！！

推薦你去看看中國社會科學院07年出版的《中蘇關系史綱》，作者都是國內研究中蘇關系的權威學者，非常不錯的。

http://ke..com/view/1155933.htm?fr=ala0_1_1

㈥ 周恩來在萬隆會議時說的幽默話

1.周恩來的外交辭令[整理]

作者：趙晨芳 轉貼自：中學歷史教學園地

下面這三個小故事真實地體現了周恩來總理作為一名傑出外交家的迷人風采：

在一次招待會上，尼克松一次問周恩來總理：「總理閣下，中國好，林彪為什麼提出往蘇聯跑？」周恩來回答：「這不奇怪。大自然好，蒼蠅還是要往廁所跑嘛！」一位西方女記者對著話筒匆匆問道：「周恩來先生，可不可以問您一個私人問題？」「可以的。」周恩來微笑著回答。「您已經60多歲了，為什麼依然神采奕奕，記憶非凡，顯得這樣年輕、英俊？」場內頓時響起了友善的笑聲和議論聲。這正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問題。周恩來溫和地笑了笑，待場內安靜下來，才聲音宏亮地坦然回答：「因為我是按照東方人的生活習慣生活，所以我至今都很健康！」翻譯流利地譯出周恩來的話，整個大廳里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和喝彩聲，各國記者無不為周恩來的巧妙回答所折服。

在另一次外交部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周恩來介紹了我國經濟建設的成就及對外方針後，回答記者提問。一位西方記者提問道：「請問，中國人民銀行有多少資金？」這實際上是譏笑我國建國初的貧窮。周恩來正色作答：「中國人民銀行貨幣資金嘛，有18元8角8分。」全場愕然，鴉雀無聲。周恩來以風趣的語調解釋說：「中國人民銀行發行面額為十元、五元、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的10種主輔幣人民幣，合計為18元8角8分。中國人民銀行是由全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金融機構，有全國人民作後盾，信用卓著，實力雄厚，它所發行的貨幣，是世界上最有信譽的貨幣之一，在國際上享有盛譽。」周恩來一語驚四座，大廳內頓時響起了聽眾的熱烈掌聲。

想起總理一些著名的小故事，雖然都是小故事，更體現了絕世的智慧。與大家分享。都是我以前看到的，還有很多不記得了，先整理幾個給大家看。

日內瓦會議期間，為了讓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國，中方代表團帶了一些影片播放。我們先是播放了一部國慶大閱兵的記錄片，想讓世界看到新中國正在步入強大。但是一些人士看過後卻說，中國要搞軍國主義。在總理安排下，我們播放了另一部影片，就是極度唯美主義的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當時，工作人員擔心外國人看不懂中國的戲劇，就准備了一些宣傳資料，很詳細的英文介紹越劇，介紹梁祝的故事，足足好幾頁紙。請總理過目時，總理皺皺眉，這么長的劇情介紹，誰有信心看得下去。最終稿總理改的只有一句話：「請大家看中國的羅米歐與朱麗葉。」影片最後放映時，整個大廳擠滿了人，超出了主辦者的預料。影片結束時，所有人都默不作聲，都沉浸在那種悲劇的氣氛里，稍後，是所有人起立熱烈鼓掌，為中國這么好的電影，為中國這么好的文化。這也是周總理日內瓦外交中很小的但也是異常光彩的一筆。

印尼萬隆會議（忘記了是剛到機場的歡迎儀式，還是另一次公眾講話。各位包涵，暫且說是機場歡迎吧。），總理要對歡迎他的人們做一個演講，當時，天降大雨，人們在雨中站立。有工作人員給總理撐起一把雨傘，周總理推開了那把傘，說：大家都站在雨中，我要和大家一樣。歡迎的人們群情振奮，他們想不到一個大國的總理會這樣。大雨滂沱，但依然難掩周總理儒雅的風度和人們的熱情。

下面是幾個著名的答記者問，可能大家知道:

新中國面臨諸多挑戰，世界各國都以不同的視角注視的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會經常遇見那些惡意提問的記者。看我們的周總理把這些很難回答又具有明顯惡意的問題回答的多麼的精妙。（我這里的是一些很機智的回答，那些高深的就更多了）。
有記者問：「中國有沒有妓女？」 周總理馬上肯定的回答：「有。」人們都一愣。隨後，總理微笑著接著說：「在中國的台灣省。」絕妙的回答引得掌聲雷動。 這樣的回答最是高妙「在中國的台灣省」。
曾經有美國記者問：「為什麼在中國明明是人走的路，卻叫『馬路』？」
周回答：「很簡單，我們走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又 問：「你們中國人走路都低著頭，而我們美國人走路是挺胸抬頭。」
周 答：「因為我們走的是上坡路，而你們走的是下坡路。」
象徵「萬事如意」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一次招待外賓的國宴上，服務員端上了一道大菜，這個菜由冬筍、蘑菇、紅菜組成，形成一種艷麗的圖案。菜上席後，有人用筷子撥動了一下，大家一看，竟是一個「卍」形圖案！友人們不禁嚇了一跳，不知此時出現此種「卍」形圖案是什麼道理。因為二戰期間，「卍」形圖案成了法西斯的象徵。這時，周恩來心明眼快，神態自若，他一邊勸酒一邊解釋道：「這不是法西斯的標志，這是我們中國傳統的萬（卍）字圖案，象徵『萬事如意』，是對遠方客人最良好的祝願！」語音剛落，整個宴會廳的氣氛又活躍起來。接著，周恩來幽默地說：「就算是法西斯，也沒有關系，來，還有很多，以後想起來，繼續貼。這需要怎樣的機智，怎樣的智慧，怎樣的幽默，還有極大的維護祖國權益的感情，才能講這些問題答的如此高妙。朋友們肯定也知道很多這樣的故事，說來聽聽。大家共同分享這些故事，一起緬懷我們永遠的總理。讓我們一齊動手把它消滅就是了。」逗得客人們哈哈大笑，於是，所有的筷子一齊指向這道菜，來了個「全面進攻」，很快，這幅「法西斯圖案」就被徹底消滅了。
100多萬人才是西藏人民
1959年3月，西藏反動農奴主勾結帝國主義發動武裝叛亂，殘害西藏人民。可是，西藏一小撮反動派和妄圖侵略我國西藏的帝國主義分子卻說什麼這是因為他們同情西藏人民，要幫助西藏人民獲得幸福生活。周恩來總理嚴正地批駁了這種荒謬濫調：「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後藏三部分地方，共有人口120萬，參加叛亂的人口只有2萬左右，而且其中多數還是被欺騙脅迫參加的……在西藏要求改革的勞動人民和贊成改革的上層進步分子以及可以說服的中間分子，就有110多萬人。現在世界上有一些人，口口聲聲說他們同情西藏人，他們卻沒有區別自己所同情的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是同情110多萬要求和贊成改革的勞動人民、進步分子以及可以說服的中間分子呢，還是同情極少數的反動分子呢？我希望一切好心的朋友，對於這種明顯的絕大多數和極少數的劃分，應當首先弄清楚。」周恩來通過120萬比2萬的數字，闡明了要求和贊成改革的110多萬人才是西藏人民，從而有力地揭露了反動派所謂的「同情」和「幫助」的陰謀。
700多年與100來年哪個歷史長
1960年4月下旬，周恩來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訪問印度。在一次談判中，印方提出這樣一個挑釁性問題：「西藏什麼時候成為中國的領土的？」周恩來當即答道：「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遠的不講，至少在元代，它已經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了。

印方卻說：「時間太短了。」

周恩來嚴肅地說：「中國元代離現在已有700來年的歷史了，如果700來年都被認為是時間短的話，那麼，美國建國到現在只有100多年的歷史，是不是美國不成為一個國家呢？這顯然是荒謬的！700來年與100多年哪個歷史長？

周恩來通過700來年與100來年的數字比較，駁得印方啞口無言，尷尬之極。時光倒流50年……亞洲上空風雷激盪。1955年4月11日，國際反動勢力和台灣當局相勾結，陰謀暗害出席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製造了「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致使參加萬隆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和隨同采訪的中外記者共11人遇難。18日～24日，萬隆會議沖破阻撓成功地召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以在全球推廣。現隱居於澳門的司徒眉生先生是這段難忘歷史的見證人。《環球》雜志記者輾轉找到這位歷史功臣，聽他講述過去的事情。

周恩來握手事件:外交檔案解密鮮為人知歷史

首批確定開放的1萬多份檔案，主要反映建國初期中國對外關系建立和發展的過程，包括中國參加兩個重要的國際會議——日內瓦會議、亞非會議等情況。其中不乏昔日絕密檔案，例如有關「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的一些檔案都是昔日的絕密。

我國前駐荷蘭大使華黎明作為離退職資深外交官，參與了最後復審開放檔案的工作。華先生向記者介紹說，首批開放的檔案記錄了新中國建立之初外交活動兩個最鮮明的特點，就是獨立自主、堅定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和向以蘇聯為首的國際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政策。

在外交部檔案館，鑒定開放處的蔣本良、侯振誼、馬守國、王新艷幾位同志分別向記者講述了記錄在外交檔案中的鮮為人知的史實——

周恩來與史密斯的握手事件

1954年為處理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召開的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第一次以大國身份參加的重要國際會議。鑒於當時緊張的中美關系，中美代表在會議上的接觸是比較敏感的事情。

日內瓦會議上「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之事曾在各種文字中廣為流傳，但在此次公開的外交檔案中，並無關於此事的記載，倒是當時的美國副國務卿史密斯在與周恩來握手一事上表現出的偏狹小氣、頗多顧忌，在檔案中有生動的記錄。

日內瓦會議的第二階段，進入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當時美國代表團的團長是副國務卿史密斯。7月18日召開了第23次限制性會議，在下午會議休息期間，史密斯自己找到周總理的秘書、翻譯浦壽昌談事情，一旁的周總理主動向前與史密斯打招呼，並伸出手來，但史密斯卻只回應了總理的招呼，對總理伸出的手「未做表示」。

隨後不久，在周恩來與法國總理孟戴斯·弗朗斯交談的時候，史密斯湊過來自我解嘲似地插話說：每次我走近周恩來先生，記者就會說我和周恩來先生握了手。周恩來隨即說：我剛才已經伸出手來了。史密斯說：剛才我一手拿煙，一手拿杯子，下次伸得比你還快。

7月21日，最後一次大會後日內瓦會議閉幕。會議結束後，周總理步入休息室，史密斯趨前向總理說：「我剛才怕討論下去，又要發生分歧，這樣簡短地結束很好。」總理此時又向史密斯伸出右手，但史密斯卻急忙用右手握住總理的左臂，以避免握手。

日內瓦會議期間，周總理曾兩次向美國代表伸出手，表現了一個泱泱大國自信大度的風范，但美國代表史密斯卻想出各種辦法避免與周總理握手，還要用種種托辭掩飾，處處被動小氣，顧首顧尾，實在不是什麼高明的、有大家風范的舉動。

2。 晏子使楚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

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使子為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何為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矣！」

評點

這個寓言故事，表現了晏子的機智敏捷、能言善辯的才幹，同時也表現了他熱愛祖國、維護祖國尊嚴的可貴品質。通過這個故事，我們應該懂得：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譯文：晏子將要出使（到）楚國。楚王聽到這個消息，對身邊的侍臣說：「（晏嬰是）齊國善於辭令的人，現在（他）正要來，我想要羞辱他，用什麼辦法呢？」侍臣回答說：「當他來的時候，請讓我們綁著一個人從大王面前走過。大王（就）問：『（他）是干什麼的？』（我就）回答說：『（他）是齊國人。』大王（再）問：『犯了什麼罪？』（我）回答說：『（他）犯了偷竊罪。』」
晏子來到了（楚國），楚王請晏子喝酒，喝酒喝得正高興的時候，公差兩名綁著一個人到楚王面前來。楚王問道：「綁著的人是干什麼的？』（公差）回答說：「（他）是齊國人，犯了偷竊罪。」楚王看著晏子問道：「齊國人本來就善於偷東西的嗎？」晏子離開了席位回答道：「我聽說這樣一件事：橘樹生長在淮河以南的地方就是橘樹，生長在淮河以北的地方就是枳樹，只是葉相像罷了，果實的味道卻不同。為什麼會這樣呢？（是因為）水土條件不相同啊。現在這個人生長在齊國不偷東西，一到了楚國就偷起來了，莫非楚國的水土使他喜歡偷東西嗎？」楚王笑著說：「聖人是不能同他開玩笑的，我反而自找倒霉了。」

㈦ 中蘇外交檔案解密的分集劇情

第一集 斯大林的選擇（上）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紅場，數萬名群眾目睹了蘇聯紅旗的最後一次降落，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式宣告解體。蘇聯解體後，原蘇共黨組織的檔案館全部轉入俄羅斯國家檔案系統，其中僅最主要的140多個檔案館，就收藏了前蘇聯檔案3000多萬件。近十年來，這些檔案逐漸被解密，公之於眾。經過多方努力，我們有幸找到了這些珍貴的前蘇聯檔案，通過檔案解密，一段塵封的歷史揭開了神秘的面紗。而我們也終於有機會看到，在錯綜復雜的中蘇關系中，政治家們鮮為人知的內心世界。蘇聯與中共結盟真的是順理成章的嗎？斯大林最初的選擇究竟是什麼？
第二集 斯大林的選擇（下)
2004年1月16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正式對外開放。在檔案館的開放檔案借閱處，已經解密的8萬多份中國外交檔案，各國的組織和個人都可以自由查閱。在查閱過程中，有一份特殊的檔案引起了我們的注意。這是1949年4月9日，斯諾在美國《星期六晚郵報》上發表的《中國會成為蘇聯的衛星國嗎》，他預言：「中國將成為一個共產黨治理下，不跟莫斯科指揮棒轉的大國。」這在當時，可謂是石破天驚。但是後來的歷史證明，斯諾的預言成為了現實。1949年的中蘇關系，到底透露了怎樣耐人尋味的訊息呢？
第三集 交鋒莫斯科（上）
1949年12月，毛澤東終於實現了自己出訪蘇聯的願望，此次毛澤東首次出訪莫斯科，一是為斯大林祝賀70壽辰，另外，更重要的目的則是要簽訂一個新的《中蘇同盟條約》。但毛澤東對此行卻頗感不滿，雖然在莫斯科，斯大林給予了毛澤東極高的待遇，但兩次會面之後，卻遲遲不與毛澤東商談重簽新的《中蘇同盟條約》，斯大林再三迴避重簽條約，究竟意圖何在？面對「鐵腕領袖」斯大林的強硬態度，毛澤東又將採取怎樣的對策打破僵局，「中蘇外交檔案解密」系列即將為您展現這場大國領袖之間的智謀交鋒。
第四集 交鋒莫斯科（下）
毛澤東在莫斯科閉門不出，引發西方媒體的「軟禁」流言。於此同時，中蘇談判也受到了美國白宮的關注，美國總統杜魯門、國務卿艾奇遜先後發表聲明，企圖破壞談判進程。重重壓力之下，斯大林終於同意重簽合約，周恩來也將趕赴莫斯科，進行後續談判。然而，面對中共的「虎口奪食」，向來強硬的斯大林會輕易放棄到手的利益嗎？面對斯大林在談判中的出爾反爾和蘇聯方面精心准備的草案，周恩來最後提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方案，斯大林是否會再次做出重大讓步，接受這個出人意料的結果呢？
第五集 歃血為盟（上）
雖然《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使中國成功地從蘇聯手上收回了相關權利，但是毛澤東認為，要想真正得到蘇聯的幫助和援助，並非易事。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一開始蘇聯建議中國出兵援朝，但當東北邊防軍厲兵秣馬，蓄勢待發之時，斯大林卻不願意中國軍隊馬上入朝作戰，他究竟在猶豫什麼？他何時才肯同意中國出兵？
第六集 歃血為盟（下）
1950年9月15日，麥克阿瑟親自指揮了仁川登陸，攔腰切斷朝鮮人民軍的補給線，人民軍遭到南北夾擊，開始撤退，朝鮮戰局急速逆轉。金日成請求中國和蘇聯緊急支援。為避免和美國發生直接沖突，斯大林希望中國出兵朝鮮。而毛澤東經過許多天不眠不休的思考，曾兩次要求入朝部隊暫停行動，是什麼原因讓毛澤東再三猶豫？毛澤東的深層考慮究竟是什麼？蘇聯能否為志願軍提供空中掩護？
第七集 親密同志（上）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然而，圍繞著接班人問題，蘇聯高層展開了激烈爭奪。最終，本來排名第五的赫魯曉夫走上了前台。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1954年赫魯曉夫准備給正值建國五周年的中國送去一個「大禮包」，內容包括：歸還旅順港、歸還中蘇合資公司的股份等。然而，赫魯曉夫的這一提議在蘇共內部就遭到了強烈反對。最終，赫魯曉夫如何說服他們？以他帶隊的蘇聯代表團在中國又有哪些遭遇？
第八集 親密同志（下）
1956年2月14日，蘇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開。會議閉幕的2月24日深夜，代表們又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宮，赫魯曉夫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身份向代表們做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即通常所說的「秘密報告」。這篇報告中赫魯曉夫將斯大林的錯誤無限擴大化，開展了對斯大林的尖銳批判。這是蘇聯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那麼，面對這次事件，新中國的領導人又將如何應對？這次事件真的就是中蘇兩黨開始走向分裂的轉折點嗎？
第九集 獨領風騷（上）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揭露了斯大林的錯誤，繼而又在波匈事件的危機處理上顯得力不從心，這一切無疑是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動搖了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關鍵時刻，毛澤東從大局出發，幫助赫魯曉夫迅速擺脫困境，游刃有餘地斡旋於各兄弟黨之間，成為蘇聯與其他國家之間最有效的矛盾調解者。從此，中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和聲望邁上了一個新的台階，這也使得莫斯科在共產黨世界的領導權受到了來自北京的嚴峻挑戰。
第十集 獨領風騷（下）
1957年11月，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匯聚莫斯科，舉行會議並發表了由12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簽署的《莫斯科宣言》，這是自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誕生以來，全世界共產黨人召開的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甚至是空前絕後的一次盛會。很多人認為，莫斯科會議得以召開，是由於蘇共的倡議，並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內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支持和響應。但事實上，把握風向標的看似是赫魯曉夫，其實是毛澤東。毛澤東才是這次會議的幕後「總導演」。
第十一集 山雨欲來（上）
1958年夏天，中蘇關系出現了一系列的摩擦與沖突，其導火索便是長波電台與聯合艦隊事件。為了解決這兩個問題，赫魯曉夫秘密來華，與毛澤東緊急會晤，並對此發表聯合公報。但就在赫魯曉夫離開中國的半個月後，震驚世界的「炮擊金門「行動，引起了世界各國的紛紛猜測。那麼赫魯曉夫秘密訪華究竟與毛澤東談及了哪些內容，他能成功化解這場摩擦嗎？在已經解密的檔案中，我們能否尋找出毛澤東實施「炮擊金門」行動的真實意圖？
第十二集 山雨欲來（下）
1958年「炮擊金門」後，稍稍緩和的中蘇兩國關系，又出現了新的分歧。毛澤東處處都以實際行動，顯示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維護國家主權和獨立自主處理國家事務的地位和能力，敢於挑戰莫斯科的大國沙文主義。兩國政府之間的矛盾與沖突開始顯現，並出現了步步升級的態勢。赫魯曉夫先是片面中止了《國防新技術協定》，之後1959年10月，兩國領導人在北京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吵，從此，同志加兄弟的中蘇關系出現了嚴重的危機。
第十三集 分庭抗禮
自從1959年10月，赫魯曉夫和毛澤東在北京爆發了激烈的爭執後，中蘇兩黨的分歧也逐漸公開化。但就在蘇聯防空部隊擊落了入侵蘇聯的美國U2偵查機後，毛澤東卻最先發出了支持蘇聯的聲音，親自領導了一場席捲全國的抗美援蘇遊行活動，其規模之大甚至超過了當事國蘇聯，中蘇團結的友好氣氛似乎再次出現。但好景不長，隨著中蘇兩黨在世界工聯會議和布加勒斯特會議上針鋒相對的斗爭，赫魯曉夫一氣之下，撤走了在中國的蘇聯專家，給新中國的經濟生產帶來沉重的打擊，中蘇關系再次降溫。
第十四集 蘑菇雲下
1960年，中國進入三年困難時期，中蘇之間的矛盾有所緩和，與此同時，新中國的科研工作者也在蘇聯專家撤出後，自力更生研發原子彈。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就在同一天，一個同樣爆炸性的新聞也傳遍了世界，蘇共中央書記赫魯曉夫在這天被迫下台。那麼，蘇聯新的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是否將緩和日趨緊張的中蘇關系？但令人遺憾的是，1964年周恩來訪蘇期間，一場酒會卻加劇了兩國關系的惡化，最終走向了分歧的邊緣。
第十五集 兵戎相見
1968年蘇聯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在6個小時內出兵佔領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了替自己的侵略行徑辯解，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隨即拋出了所謂的「有限主權論」，聲稱蘇聯有權決定社會主義大家庭中其他成員的命運。這給中國敲響了警鍾，毛澤東開始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1969年3月，一場震驚世界的沖突爆發了。
第十六集 危機之下
1969年3月，中蘇邊境沖突爆發後，數十萬全副武裝的蘇聯軍人擠上通往西伯利亞的鐵路線隆隆東進。蘇軍強硬派主張要「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的威脅」，勃列日涅夫甚至計劃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一夜之間，蘇聯這個曾經的「老大哥」便取代美國，成為了中國「最危險的敵人」，兩國開始進入將近20年的敵對狀態。

㈧ 哪裡可以下載中蘇外交檔案解密跪求！

首先，請先確定您需要查找的資料，與原蘇聯哪個加盟共和國有較為直接的聯系；或發生在那個加盟共和國境內。
然後，聯系該國駐中國大使館或領事館，說明查閱檔案的目的，並進行登記。
最後，通過該使領館，進行檔案材料的調閱。
PS:各國政府的解密檔案，基本上都不會在互聯網上公布全部內容細節的，所以不要寄希望於網路。

㈨ 在哪裡可以找到《中蘇外交檔案解密之分道揚鑣》，只看了上一集兵戎相見。謝謝了···

我昨天正也在找，現在找到了。兵戎相見的後一集名字改了，不是分道揚鑣而是《危機之下》，但是內容上是連貫的。這是地址：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IcanZAKuDk/

㈩ 中蘇關系什麼時候破裂的身么時候解凍的

斯大林、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經常對中國事務採取指手畫腳的態度。早在革命戰爭時期，斯大林操縱的第三國際曾經多次給中國共產黨錯誤指示，險些讓共產黨毀滅。解放後赫魯曉夫多次提出與中國共建一支海軍、建立長波電台事情，被毛主席拒絕，不久蘇聯同中國在意識形態上就分化了，雙方先是論戰，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蘇聯終於下決定撤走了所有蘇聯駐華專家以及一切援助。

1950 年 2 月 14 日 ,剛剛成立的新中國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兩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結成了全面的同盟關系。然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關系卻發生了逆轉：黨際的友好變成了公開的論戰、國家關繫上的同盟變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訐 ,貿易急劇下降 ,軍事摩擦不斷 ,1969年雙方更是發生了直接的大規模的武裝沖突。對於中蘇關系演變的原因 ,中外學者已經進行了多年的研究 ,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目前 ,中蘇關系的研究成果可分成三類。
第一類是西方學者對中蘇關系的研究 ,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冷戰史領域。從總體上看 ,西方學者從歷史糾紛和現實利益的矛盾角度 ,分析中蘇關系的演變。他們站在較「中立」的立場上 ,使用中蘇兩國的解密檔案和西方情報部門掌握的相關材料 ,充分利用了實證史學和比較政治的方法 ,對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近年來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主要作品又可以進一步分成兩種 ,一是白人學者戴維德·梅爾斯(Davidllan Mayers) 的《劈開磐石 :對抗中蘇同盟的美國策略》、費正清和麥克法誇爾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我們現在明白了: 重思冷戰史》、高沃龍( Garver. John) 的《對手與盟友》、迪特·海茵茨希(Dieter Heinzig) 著《中蘇走向聯盟的艱難歷程》等;二是華裔學者的研究成果 ,如:陳兼的《毛澤東的中國和冷戰》、張曙光的《毛澤東的軍事浪漫主義:中國和冷戰》和《經濟冷戰》等。研究方法的多樣性和對美國在中蘇關系變化過程中扮演角色的研究是西方研究的主要特色。

第二類是蘇聯(俄羅斯)學者方面。在過去他們主要是站在大黨大國主義的立場上 ,認定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民族主義惡化了中蘇關系 ,或者將問題的責任歸咎於領導人的個人失誤。公認的最為權威的蘇中關系著作是鮑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 80 年代合著的《中蘇關系1945～1980》,出於意識形態對抗的需要 ,該書
雖然資料豐富、邏輯縝密 ,但是立場僵化。值得注意的是 ,90 年代以來 ,該書的主要作者鮑里索夫(真名為羅曼寧 О. Б. Рахманин) ,連續寫了兩部蘇中關系著作《中蘇關系的歷史思考》和《二十世紀的俄(蘇)中關系》,同過去相比 ,其觀點發生了很大變化 ,更加註重從客觀的歷史角度 ,而非主觀的意識形態立場探討中蘇關系變化的原因。類似的作品還有庫里克（Б. Т.Кулик的）《蘇中分裂:緣起與結果》,作者作為中蘇關系的親歷者，對50年代到60年代的事件和問題進行了逐一梳理 ,對於我們理解中蘇關系破裂的蘇聯方面原因很有幫助。此外 ,俄羅斯的中青年學者瓦斯科列謝斯基 ( А. Д.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的《俄羅斯與中國:國家關系的歷史與理論》、巴拉諾夫（E. П. Бажанов的）《蘇中關系》也都體現了俄羅斯對中蘇關系研究的發展。

三是中國學者方面。長期以來 ,中國學者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中共在中蘇大論戰時期的觀點 ,認定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是中蘇關系逆轉的根本原因。80 年代以來 ,中國學者在中蘇關系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進步 , 隨著國內外有關歷史檔案材料的解禁 , 不僅一些回憶性的書籍和文章增多 , 一些學者也開始從國家戰略的矛盾、國家利益的沖突、意識形態的論戰、領導人的觀念意識等更加全面的角度去分析中蘇關系逆轉的原因 ,並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以師哲的《在歷史巨人身邊》、李越然的《中蘇外交親歷記》、吳冷西的《十年論戰》等為代表 ,一些中蘇交往親歷者的回憶錄陸續出版。同時 ,一些學者不忘深入挖掘中蘇關系的有關史料 ,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出版了俄羅斯解密檔案《蘇聯歷史檔案匯編》,並發表了許多論文和著述 ,對中蘇
關系中的一些重要歷史事實進行了澄清;牛軍、楊奎松等學者從中共黨史研究的角度對中蘇關系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此外 ,外交學院的曲星教授以外交研究的方法對中蘇關系的變化的國家利益、國家戰略背景等因素作了全面的研究 ,北京大學的孔寒冰教授則對中蘇關系演變對中國60---70年代國內政治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參考資料：http://..com/question/30212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