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琅琊榜昏君系統

『壹』 穿越成昏君的小說

清秋大夢，不過女主不是皇帝

『貳』 找部小說，主角有系統的，穿越異界稱為一個國家的皇帝，只有一座城的，在系統幫助下皇朝一步一步晉升仙朝

天荒仙庭好像是這個最近剛看

『叄』 尋主角重生到昏君身上的小說

綜穿到武俠世界做皇帝

『肆』 小說大昏君有幾個女主，分別叫什麼名。

瑾妃，麗妃，喜兒，鳳飛舞，鳳霓裳，顧惜韻，青玉，翠雲，韻月，飛煙，白綾，寶音

『伍』 求小說《昏君》的簡介

昏君這本書本來以為是歷史類，可是實際是未來幻想的，寫到後面，外星球，版外星人都有了權，主角修煉壽命無限，稱霸銀河，和銀河系其他國家戰斗，修煉體系宇宙中式分級的，有點像（星際之亡靈帝國）的力量體系。。。女人也狠多，後面好像把他的帝國傳給了自己的大女兒，我大概看到這就沒看了，太YY，沒有傲無常上一本坑了的書好看！

『陸』 求小說《昏君日常（重生）》全文txt百度雲

昏君日常
布丁琉璃 / 歷史 / 連載中

我一路披荊斬棘,渾身浴血,只為再次回到你身邊.重生之後的塗靈簪才發現,自己一手照顧大的小昏君竟然一心想要推倒自己!一步步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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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帝王兌換類小說，帝王系統類小說，系統類小說

皇帝的征途（戰爭策略類網頁游戲系統，坑，你懂得），漢皇系統（專門的皇回帝養成系統），答英雄聯盟異界縱橫（擼啊擼），召喚夢三國（很明顯不是么），國王萬歲（暗黑破壞神）穿越之紈絝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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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皇帝我怕誰
我為紂王之傲嘯封神
無良皇帝
重回明朝當皇帝
重生之混蛋王爺

『捌』 小說昏君本紀第158章以後的vip章節

政壇不倒翁胡廣

在中國歷史演進的長河中，涌現了許許多多的風流人物，有求索不止的屈原，有鞠躬盡瘁的諸葛亮，有先憂後樂的范仲淹，有精忠報國的岳飛，他們或行為師表、或范為士則，都以自己的言行向背，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們的價值選擇甚至甚至超越了他們的時代，為後世所景仰，對中國歷史的走向形成重大的影響，使悠悠中華之文明，有其久而不滅者。
但是，歷史是眾人之歷史，大多數人價值取向的匯合才是文化的根本，所以，了解中國文化脈絡走向之所從來，單單依託這些個名頭響當當的人物是行不通的，我們還應該了解，是誰最終影響許許多多淹沒無聞的小人物，是誰，真正地影響了中國的文化，從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在這里，我為大家介紹一個小人物：胡廣。
說胡廣是個小人物，是因為現在的人們很少知道中國歷史上有胡廣這樣一個人物。
胡廣，東漢南郡華容（古屬荊州，今屬湖南嶽陽華容）人，生於漢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死於漢靈帝延熹元年（公元172年）。胡廣字伯始，年幼孤貧，後來受太守法雄的薦舉，征為孝廉（東漢沒有科舉制度，孝廉是士子的進身之階），在漢安帝主持的大試中，胡廣因為章奏優異，得了第一名，從而一舉成名，十幾天後，授任尚書郎，隨後五次升遷，當上了尚書僕射（在唐代制度中，僕射是宰相職位，但東漢不是，但職位中樞，權力很大）。在數十多年的宦海碧波中，胡廣可謂是浪里白條，游刃有餘，總共侍奉了六位皇帝，都得到很優俗的對待，在最高職秩的三公位上，一次作司空，兩次作司徒，三次作太尉，兩次作太傅。他的死，也是震動一時，封為安鄉候，謚文恭候，從他死到送葬，公卿、大夫、議郎等數百多人，都親自前來，朝廷為空。《後漢書》這樣記載當時的盛況：「漢興以來， 人臣之盛，未嘗有也」。
胡廣所處的時代是大漢最強盛的時期，匈奴已在竇固、竇憲等強將的打擊下，日漸勢微，國內生產發展，人口漸殖，國力雄厚。但是，正因為無敵國外患之憂，政壇反而更不平靜，在胡廣宦海仕途中，有三次重大的政治大地震，但胡廣卻成為政壇的常青樹、不倒翁，這不能不說是一大奇跡。
第一次政治大地震是在質帝時期至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148年），當時跋扈將軍梁冀橫行霸道，他想長期把持朝政實權，於是在沖帝死後，立了年僅八歲的質帝，但嫌質帝太聰明，於是毒死質帝，在立帝問題上，太尉李固與胡廣、趙戒商議，應立年長者，都傾向於當時的皇室宗親清河王劉蒜，但梁冀害怕劉蒜對自己不利，在他的脅迫下，胡廣、趙戒與之苟合，在「朝議」這一民主外衣下，立了漢桓帝，罷免了太尉李固，後來李固在太後的赦免下依然被誅死，胡廣也以揮了見死不救的風格，在李固臨命絕筆譴責他時，嗚嗚然流下了幾粒眼淚。
第二次政治大地震是在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這一次，倒霉的是梁冀，因為當了十年皇帝的桓帝不再是當年十五歲的少年，他不滿梁冀的橫行霸道，於是，在宦官的支持下，梁冀集團徹底覆滅，胡廣當時也被罷免，但幾個月後，胡廣再次官復原職。
第三次政治大地震是靈帝即位的那一年（尚未改元，公元158年），志滅宦官集團的竇武、陳蕃反被宦官集團所誅滅，單陳蕃一人，就牽連數千人，但胡廣依然是高居顯位。陳蕃是胡廣的舊部下，陳蕃即使是作太傅（職位最高），因為胡廣是他的老上級的關系，非常尊崇他，每次朝會時，稱病不來，以胡廣以第一。但胡廣在陳蕃誅死時，卻不置一詞，反而聽任宦官集團把陳蕃的學生們一個個抓起來，砍掉腦殼。
對於胡廣的所作所為，時人用一句流傳一時的名諺來形容：「萬事不理問伯始（胡廣字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正是因為胡廣畏葸退避，才成為政壇的不倒翁。
也許有人會說，胡廣之所以明哲保身，是因為當時惡勢力太強了。
其實真象並不是這樣的，就拿梁冀來說吧，他的死對頭李固臨死之時，也只是說他一時「迷謬」。梁冀的父親是即是大將軍梁商，梁商是一個謙遜好德的人，從不以位驕人，史載他「檢御門族，未曾以權盛干法」，臨死還嚴命子孫，梁商死後的一段時間，梁冀還表現得謙退有方；而且，梁冀不但怕老父，還特別怕老婆，是一個典型的「氣管炎」，梁冀當權十多年，親信密布，但桓帝下詔圍攻梁府時，他卻是即日自殺。所以，要說梁冀是一個大惡人，他也是外強中乾的惡人。惡人之所以為惡人，並不是他本性凶惡，而是他得到了經驗：作惡人比作好人要實惠一些，而這個經驗恰來自於胡廣等人的畏葸避退。
在胡廣的前輩中，有一位虞詡的人物，也是一介儒生，卻好戰勇戰，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的氣節，他多次忤逆權戚，九次被譴考，三次遭刑罰，但斯人剛正之性，卻是終老不屈。胡廣不能借擬先賢，養其浩然之氣，反而顛而不扶，傾覆大事。他的價值選擇的源頭是什麼呢？
從自身的成長軌跡來看，胡廣幼時即孤，貧寒在所難免，經歷艱難之後，宦海得意，但要他再由貴入賤，艱難苦厄，卻是極不情願了。有道是，「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則安存之慮深」。
從社會的大環境看，東漢是一個經學盛行的朝代，光武皇帝劉秀因為西漢末年的大亂，從而得出一個教訓：應該以經學作為社會秩序的根本。於是置五經博士，東漢初年，皇帝往往臨壇講學，在這一倡導下，講正氣，成為社會的風尚。但是，在東漢善待功臣的國策下，功臣貴戚庄園連結，當時的農業社會的生產發展速度與人口膨脹速度是極不相稱的，因而新起士人在再分配過程中處於不利的位置，這一矛盾，不是經學所能解決得了的，於是，經學日益的世俗化是一個無法避免的進程。馬融是胡廣的前輩，是東漢的一代經學儒宗，弟子數千，但當梁冀侈著地修了一座大府第時，作太守的馬融孝敬了一篇描繪盛況的《西第頌》，梁冀陷罪於李固的奏章，也正是出自於的馬融的大手筆。士君子的集體沉倫，不是從胡廣才有的，蘇秦、李斯、馬融先後傳承，但胡廣卻是最終登峰造極之人，胡廣食祿而屍位，東食而西宿，貪鄙不德，這樣的一個人，他數十年宦海經歷，卻是尊爵顯位，無上之榮，遂使天下之人，相率而失其正，遂使漢世之人，習於自保，不敢闡發，每有議論，輒相依附，不肯舒發暢情，以忠為愚，為直為昧，顧戀庸庸。漢文化的最初形成期，恰恰是胡廣所處的時代，可謂是一左而天下為之左，一右而天下為之右，胡廣的行為深深地影響漢文化的初始路徑，這是漢民族文化史的一大不幸。
悠悠天下，有其得，必有其失。胡廣飾容矯情，貪於自保，雖然練達事體，終其一生都是高爵顯位，生榮死哀，深慕者眾。但是，這一切，最後總是要有人付帳的。胡廣死後十二年，黃巾起義爆發，大漢盛世終結，隨之而來的是世末大亂，死亡相藉，民族文化的失序終於使整個民族付出了數十百千倍的代價。
胡廣雖然死去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但他並未遠離我們，相反地，他離我們每一個人都很近，在我們的生活中、工作中，無處不存在胡廣的影子。中國的現代化，首先應該是人的現代化，如果我們不能發現我們身上的胡廣、砸碎我們身上的胡廣，則中國的現代化，依然是長途漫漫，任重道遠。

中國文化首重謀略，美國文化首重勇敢，這是兩大文化涇渭分明的地方。

中國文化古有三畏，從胡廣後，所畏多矣。中華民族的復興，應自不畏始。表現在社會現實中，就是群眾千萬不要寄希望於精英分子來得到社會公平，這無異於是緣木而求魚，寫一下胡廣，是想大家明白我們身上的劣根性之所從來，有這個劣根性不要緊，要緊的是通過大眾，通過時間，來砸爛它。知識精英在這個劣根性方面，表現得比大眾更加深刻，倚望精英階層來作所謂適當的調適是沒有前途的。

這個結論不是我的發明，古人早就說過：「蓋知識能匡欲者，鮮矣！」

六個皇帝的宰相——馮道

馮道(882-954)，是中國大規模官刻儒家經籍的創始人。字可道，自號「長樂老」。五代瀛州景城（今中國中部河北交河東北）人。後唐（公元923年～公元934年）、後晉（公元936年～公元940年）時任宰相。契丹滅後晉，到契丹任太傅。後漢（公元947年～公元948年）時任太師。後周（公元951年～公元959年）時任太師、中書令。曾著《長樂老自敘》。
後唐長興三年（公元932年），馮道為印行經籍標准文本，經皇帝批准由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等人任詳勘官,李鶚、朱延熙等書寫，依唐刻《開成石經》，並和經注合刊，開雕「九經」：《易》、《書》、《詩》、《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周禮》、《儀禮》和《禮記》，以端楷書寫，能匠刊刻。
到了後周廣順三年（公元953年）五月雕印完成，歷時22年。同時刻成的有唐代張參撰《五經文字》、玄度撰《九經字樣》等書。因刻書事業由國子監主持，故史稱「五代監本九經」，創官刻書籍之始。當時流傳甚廣，影響深遠。對此，元王禎評為「因是天下書籍遂廣」。印本後來失傳。
六個皇帝的宰相——馮道其人其事
馮道(八八二——九五四年)，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東北)人，唐末投劉守光作參軍，劉敗後投河東監軍張承業當巡官。張承業重視他的「文章履行」，推薦給晉王李克用，任河東節度掌書記。後唐庄宗時任戶部尚書、翰林學士，明宗時出任宰相。後晉高祖、出帝時均連任宰相，契丹滅晉後，被任為太傅，後漢代晉後任太師，後周代漢後依然任太師。周世宗征北漢前，馮道極力勸阻，激怒了周世宗，因而不讓他隨軍，令他監修周太祖陵墓。當時馮道已患病，葬禮完成後就去世了，被周世宗追封為瀛王。就是這位馮道，竟引起了千古毀譽。
盡管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和歐陽修的《新五代史》中的《馮道傳》對他有不同的評價，但相當大一部分內容是一致的。馮道的不少好事，就是連稱他為「無廉恥者」的歐陽修也沒有否定，例如：他「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在隨軍當書記時，住在草棚中，連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發到的俸祿與隨從、僕人一起花，與他們吃一樣的伙食，毫不在意；將士搶來美女送給他，實在推卻不了，就另外找間屋子養著，找到她家長後再送回去。在喪父後辭去翰林學士回到景城故鄉時，正逢大飢荒，他傾家財救濟鄉民，自己卻住在茅屋裡，還親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廢又沒有能力耕種，他在夜裡悄悄地去耕種，主人得知後登門致謝，他卻感到沒有什麼值得別人感謝的地方；地方官的饋贈也一概不受。
後唐天成、長興年間，連年豐收，中原比較安定，馮道卻告誡明宗：「我以前出使中山，在經過井陘天險時，怕馬有個閃失，小心翼翼地緊握著韁繩，但到了平地就認為沒有什麼值得顧慮了，結果突然給從馬上顛下受傷。在危險的地方因考慮周到而獲得安全，處於太平的環境卻因放鬆警惕而產生禍患，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你不要因為現在豐收了，又沒有戰事，便縱情享樂。」明宗問他：「豐收後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了？」馮道說：「谷貴餓農，谷賤傷農，歷來如此。我記得近來聶夷中寫過一首《傷田家詩》道：『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谷，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明宗讓左右抄下這首詩，經常自己誦讀。
另一次臨河縣獻上一隻玉杯，上面刻著「傳國寶萬歲杯」，明宗很喜愛，拿出來給馮道看，馮道說：「這不過是前世留下來的有形的寶，而皇帝應該有的卻是無形的寶。」明宗問是什麼，馮道說仁義才是帝王之寶，並說了一通仁義的道理。明宗是沒有文化的武夫，不懂他說些什麼，就找來文臣解釋，聽後表示要採納。
馮道擔任宰相後，「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即貧窮的、無背景的讀書人和有真才實學、有事業心的人，都得到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顯貴、品行不正、辦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無論如何，這是值得稱道的措施。
明宗年間，馮道還與李愚等委派官員，將原來刻在石上的儒家經典用雕版印刷。這是見於記載的首次以雕版印刷《九經》，是中國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竟然發生在戰亂不絕的五代時期，與馮道個人的作用是分不開的。
馮道最受詬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歐陽修自不必說，司馬光也稱他為「奸臣之尤」，就是對他持肯定態度的《舊五代史》，在盛贊「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之後，也不得不對他的「忠」提出了疑問：「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於再三者哉！」直到範文瀾作《中國通史》，還花了不小的篇幅對馮道大加撻伐，主要也是針對他的政治道德。這些批判看來都是大義凜然，但聯系馮道所處社會和環境的實際來分析，結論卻不是如此簡單。
像歐陽修這樣生在承平之世的人，又遇到一個優容士大夫的宋朝，實在是三生有幸的。所以他盡管也不時受到讒言的攻擊，在宦海中幾經沉浮，卻能位致宰輔，死後獲得「文忠」的美謚。他不必像生在亂世或改朝換代時的士人那樣，必須在不止一個的君主或朝代間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還可以從容地用「春秋遺旨」(見《宋史》卷三一九《歐陽修傳》)來審判馮道一類不忠之臣。
相比之下，馮道可謂不幸之極，他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最頻繁的時期，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晉、漢、周)加上契丹、十帝(唐庄宗、明宗、閔帝、末帝，晉高祖、出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遼太宗耶律德光)合計不過三十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僅六年余，每帝僅三年余，最長的唐明宗和晉高祖也只有八年。如果馮道生在康熙、乾隆時，他的一生仕途剛剛超過皇帝享國時間之半，不用說換代，還等不到易君。而且這四個朝代都是靠陰謀與武力奪取政權的，契丹又是趁亂入侵的；除了個別皇帝還像個樣，其餘都有各種劣跡暴政，晉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賣領土、引狼入室才當上兒皇帝的賣國賊。即使按照儒家的標准，這些帝王大多也夠得上是「亂臣賊子」或昏君暴君。但事實上他們又都是統治了中原地區的君主，連歐陽修也承認他們的正統地位，一一為之作本紀。因此馮道除非住進桃花源，或者優游林下，「苟全性命於亂世」，否則總得為這些皇帝效勞，總得忠於這些皇帝或其中的某一人。逃避現實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當時的士人都是如此，難道真的要靠那些「亂臣賊子」和以殺戮為樂事的軍閥劊子手治天下嗎？
歐陽修在嚴厲批判馮道的「無恥」時，提供了一個懂「廉恥」的正面典型：
五代時山東人王凝任虢州(今河南靈寶縣)司戶參軍，病故在任上。王凝一向沒有積蓄，一個兒子年紀還小，妻子李氏帶著兒子送其遺骸回故鄉。東行過開封時，到旅館投宿，店主見她單身帶一個孩子，心裡有疑問，就不許她留宿。李氏見天色已晚，不肯離店，店主就拉住她的手拖了出去。李氏仰天大哭，說：「我作為一個女人，不能守節，這只手難道能隨便讓人拉嗎？不能讓這只手玷污了我全身！」拿起斧頭自己砍斷了手臂。過路人見了都圍觀嘆息，有的彈指警戒，有的流下了眼淚。開封府尹得知後，向朝廷報告，官府賜給李氏葯品治傷，還給予優厚的撫恤，將店主打了一頓板子。
歐陽修明知此事不過是一篇「小說」，卻認為「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然後教訓馮道們：「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言下之意，從李氏的例子說明即使在五代這樣的亂世，連一個女人都還是有廉恥之心的；不僅李氏，圍觀的人、開封府尹、朝廷也都是是非分明的；只是流傳下來的事例太少了。李氏能斷臂，馮道們為什麼不能用自殺來避免「忍恥偷生」呢？讀完這令人毛骨悚然的「節婦」事例，我非但不為歐陽修的良苦用心所感動，反而要為古人擔憂了。從公元九○七年朱溫代唐至九六○年趙匡胤黃袍加體，五十餘年間換了六個朝代，皇帝有十個姓，如果大臣、士人都要為本朝守節盡忠，那就會出現六次集體大自殺；如果要忠於一姓，就得自殺十次；歐陽修效忠的這個宋朝在開國時就會面對一個沒有文人為之效勞的局面，或許就永遠不會有「宋太祖」和「歐陽文忠公」的稱號。
相反，與馮道同時代的人對他就贊譽備至。馮道死時七十三歲，正好與孔子同壽，「時人皆共稱嘆」。宋初的名臣范質對馮道的評價是：「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資治通鑒》卷二九一引)顯然這是由於范質等人至少都有歷二朝、事二主的親身體會，理解馮氏的苦衷，不像歐陽修只要說現成話那麼方便。其實，歐陽修遇事也未必都效法李氏。治平二年英宗要追封自己的生父濮王為皇，當時任參知政事的歐陽修與宰相韓琦贊成，天章閣侍制司馬光、御史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等反對，結果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等都被貶黜，而贊同歐陽修意見的蔣之奇被他推薦為御史，被眾人目為姦邪。歐陽修的小舅子薛宗孺和他有怨，捏造他生活作風不正派。蔣之奇為了擺脫窘境，就上奏章要求對歐陽修進行查辦。歐陽修閉門接受審查，因得到故宮臣孫思恭的辨釋，蔣之奇等被黜逐，歐陽修也力求辭職，降任亳州知州。這一事件說明歐陽修並不那麼光明正大，也不見得有李氏那樣的廉恥之心。引經據典迎合皇帝的心願，貶斥持反對意見的人，早已超出了學術爭論的范圍。蔣之奇的行為說明此人完全是一個無恥小人，但因為贊同自己的意見，就加以引薦提拔，顯然已不是一般的用人不當。受人污衊後並沒有像他要求別人那樣以死明志，只是老老實實接受審查，以降職為台階，看來事到臨頭就不像議論別人那麼輕而易舉了。《宋史·歐陽修傳》說他「數被汗釁」，但他的反應至多隻是要求退職，說明他從來就沒有李氏斷臂的勇氣。有人喝著參湯作發揚艱苦樸素光榮傳統的報告，帶著浩盪的豪華車隊去訪貧問苦，兒子拿了綠卡後再提議限制出國，挪用公款後卻要公教人員體諒國家的困難；或者跑到海外去指責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獨立人格，入了外籍後來教導我們應如何愛國；大概都深得歐陽文忠公的真傳，繼承了假道學的傳統。
馮道另一個污點是對契丹的態度。範文瀾寫道：「他(晉高祖石敬瑭)要馮道出使遼國行禮，表示對父皇帝的尊敬。馮道毫不猶豫，說：『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個奴才的奴才！」(《中國通史簡編》第三編第一冊，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重印本，第400頁)此事明見史籍，自然不能為馮氏諱，但全面分析馮道與契丹的關系就不難看出，他採取的是實用態度，與賣國賊石敬瑭還是有根本區別的。
馮道並沒有參預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的賣國勾當，他說這樣的話，只是他「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資治通鑒》卷二九一)的一貫本色。因為石敬瑭為了取悅於契丹，認為只有馮道才能充當使者，已經說了「此行非卿不可」的話，再說「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只是假惺惺表示關懷。老於世故的馮道自然明白自己的處境，索性表示得心甘情願。據《舊五代史》所引《談苑》，契丹主曾派人勸馮道留下，他回答：「南朝為子，北朝為父，兩朝皆為臣，豈有分別哉！」話說得很漂亮，實際還是不願留在契丹。他把契丹的賞賜全部賣掉，得來的錢都用來買柴炭，對人說：「北方嚴寒，老年人受不了，只能備著。」似乎作了在北方長住的打算。契丹主同意他返回時，他又三次上表要求留下，被拒絕後還拖了一個多月才上路，路上邊行邊歇，兩個月才出契丹境。左右不理解，問他：「別人能夠活著回去，恨不得長上翅膀，你為什麼要慢慢走。」馮道說：「你走得再快，對方的快馬一個晚上就追上了，逃得了嗎？慢慢走倒可以讓他們不了解我的真意。」可見他表面上的恭順只是一種韜晦的手段。
契丹滅晉，遼太宗耶律德光進入開封，馮道應召到達，遼主問他為何入朝，答復倒也直率：「無城無兵，怎麼敢不來？」遼主又責問他：「你是什麼老子(老東西)？」馮道答：「無才無德，痴頑老子。」遼主聽後歡喜，任他為太傅。有一次又問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馮道說：「現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契丹的殘暴舉措，使他能在暗中保護漢族士人。契丹北撤時，他與晉室大臣被隨遷至常山，見有被掠的中原士女，就出錢贖出，寄居在尼姑庵中，以後為她們尋找家人領回。耶律德光死後，漢兵起來反抗契丹軍隊，驅逐了遼將麻答，馮道等到戰地慰勞士卒，軍心大振。失地收復後，馮道又選擇將帥，使軍民安定。
馮道出使契丹的目的或許能推測為貪戀後晉的爵祿，那麼他應遼主之召以及以後的行動就不能說是僅僅為了自己的利益。當時契丹軍只佔領了開封一帶，他所在的南陽並無危險，要投奔其他割據政權也不難，以他的聲望和政治手腕，博取榮華富貴易如反掌。但他卻甘冒風險去開封，在復雜的形勢下減少了契丹入侵造成的破壞。當時的文武大臣中，一心賣國求榮，爭當兒皇帝、孫皇帝的；趁機燒殺搶掠，大發戰亂財的；對遼主唯命是從，不敢稍有作為的；比比皆是。馮道的行為自然算不上大智大勇，但似乎也不應苛求了。
前些年有人要為石敬瑭賣國辯護，說什麼契丹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民族，所以石敬瑭將燕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不是賣國行為，而是促進了民族團結。這種謬論不值一駁，因為當時契丹與後唐、後晉還不是一個國家，無論石敬瑭的主觀願望和客觀效果都沒有任何積極意義可言。但如果認為賣給契丹罪孽深重，而賣給其他漢人政權就無所謂，那也是不公正的。尤其是到了今天，我們絕不能再用「華夷之辨」作為評判歷史是非的標准，對馮道與契丹的交往也應如此。
一個人、尤其是一個生在亂世的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實現自己的價值，在這一點上，司馬光與歐陽修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才算得上忠(《資治通鑒》卷二九一臣光曰，以下同)。但他也知道在「自唐室之亡，群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的情況下，不能要求大家都在國亡時殉葬，所以又提出了一個「智士」的標准：「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跡山林，或優游下僚」；你馮道縱然不能作忠臣死節，當一個智士，不做官或只做小官總可以吧！這話其實也是欺人之談。且不說在亂世中有幾個人能自由自在地「滅跡山林」，就是在治世，要是皇帝看上了你能逃得了嗎？自從朱元璋創造了「不為君用」就有滅族罪的法律以後，士人連不服從、不合作的自由也沒有了，天地雖大，哪裡還有山林可隱？再說，大官、下僚本無嚴格區別，更無本質不同；當大官是失節，當小官就可保住「智士」身份，豈不是笑話？如果司馬光生在近代，看到曾國藩對「粵匪」斬草除根，蔣介石剿共時實行格殺勿論，或者在文革中連一般國民黨員、保甲長都要被揪出打倒，那就會懂得當「下僚」是再愚不過的事了。話說回來，馮道並不是絕對沒有選擇滅跡山林或優游下僚的自由，不過馮道大概不願意如此了其一生；他真這樣做了，歐陽修、司馬光和我們今天就沒有馮道其人可評論了。但還會有張道、李道，因為知識分子總是要扮演自己的角色，實現自己的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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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ID：被遺忘の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