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邦有聲小說

① 劉慶邦《鞋》的原文

有個姑娘叫守明，十八歲那年就定了親。姑娘家一定親，就算有了未婚夫，找到了婆家。未婚夫這個說法守明還不習慣，她覺得有些陌生，有些重大，讓人害羞，還讓人害怕。她在心裡把未婚夫稱作「那個人」，或遵從當地的傳統叫法，把未婚夫稱為哪哪庄的。那個人的莊子離她們的莊子不遠，從那個人的莊子出來，跨過一座高橋，往南一拐，再走過一座平橋，就到了她的庄。兩個村莊同屬一個大隊，大隊部設在她的庄。 那個家裡托媒人把定親的彩禮送來了，是幾塊做衣服的布料，有燈心絨、春風呢、藍卡其、月白府綢，還有一塊石榴紅的大方巾。那時他們那裡還很窮，不興買成衣，這幾樣東西就是最好的。聽說媒人來送彩禮，守明嚇得趕緊躲進里間屋去了，手捂胸口，大氣都不敢出。母親替女兒把東西收下了。母親倒不客氣。 媒人一走，母親就把那包用紅方巾包著的東西原封不動地端給了女兒，母親眼睛彎彎的，飽含著掩飾不住的笑意，說：「給，你婆家給你的東西。」 對於婆家這兩個字眼兒；守明聽來也很生分，特別是經母親那麼一說，她覺得有些把她推出去不管的味道，她撒嬌中帶點抗議地叫了一長聲媽，說：「誰要他的東西，我不要!」 母親說：「不要好呀，你不要我要，我留著給你妹妹做嫁妝。」 守明的妹妹也在家，她上來就叫出了那個人的名字，說她才不要那個人的破東西呢，她要把那個人的東西退回去，就說姐嫌禮輕，要送就重重地來。 「再胡說我撕你的嘴!」守明這才把東西從母親手裡接過來了。她有些生妹妹的氣，生氣不是因為妹妹說的禮輕禮重的話，而是妹妹叫了那個人的名字。那名字在她心裡藏著，她小心翼翼，自己從來捨不得叫。妹妹不知從哪裡聽說的，沒大沒小，無尊無重，張口就叫出來了。彷彿那個名字已與她的心有了某種連結，妹妹猛丁一叫，帶動得她的心疼了一下。她想訓妹妹一頓，讓妹妹記住那個名字不是哪個小丫頭片子都能隨便叫的，想到妹妹是個心直口快的，說話從來沒遮攔，說不定又會說出什麼造次話來，就忍住了。 守明正把東西往自己的木箱里放，妹妹跟過來了，要看看包里都是什麼好東西。 姐姐對她當然沒好氣，她說：「哪有好東西，都是破東西。」 妹妹嬉皮笑臉，說剛才是跟姐姐說著玩兒呢。向姐姐伸出了手。 守明像是捍衛什麼似的，堅決不讓妹妹看，連碰都不讓妹妹碰，她把包袱放進箱子，啪嗒就上鎖了。 妹妹被閃了手，覺得面子也閃了，臉上有些下不來，她翻下臉子，把姐姐一指說：「你走吧，我看你的心早不在這家了!」 「我走不走你說了不算，你走我還不走人呢。」 「誰要走誰不是人!」

② 劉慶邦短篇小說選怎麼樣

劉慶邦的短篇小說最大的特點就是：好看。既然「好看」，那就說明他的故事講得引人入勝。 劉慶邦的短篇可以說是呈現兩種不同的面貌。一種如《走窯漢》《血勁》，寫的是地下，煤窖的黑暗世界，風格冷冽乾脆；一種如《鞋》《外衣》，寫的是地上，鄉土的人情世界，風格溫潤美麗。 《走窯漢》發表於1985年，可說是劉慶邦的成名作。我覺得，這個小說把短篇小說的能量發揮到了極大的限度。 這是一個復仇的故事。 馬海州的妻子小蛾被礦工隊長張清玷污了，馬海州用刀子刺傷張清的胸膛，獲罪入獄，在獄中救人立功，提前釋放，回到礦場。 這是小說敘述過程中的回憶交代，是這個復仇故事的原因。小說的開始是，已經出獄後的馬海州同張清一起下井。看他是怎樣復仇的。 在下礦井勞作時，馬海州時時跟著張清，也不說話，甩都甩不掉。他身上總是帶著一把刀子，不時拿出來把玩。他的復仇，不動聲色，卻光明正大，用這種持久的威脅來摧垮張清。下了班也是，馬海州和小蛾一起跟著張清。每天都在張清的樓下喊：「張書記。」他喊一句，她喊一句。在一次下礦井工作時，張清的場子塌了，他被活埋，在他附近的馬海州卻是奮力地把他救出來。張清以為有和解的希望，就拿酒到馬海州家酬謝，馬海州不讓進門，又叫小蛾過來，小蛾把張清帶過來的酒直接從門里扔到門外，酒瓶全碎。那天晚上，馬海州和小蛾來到張清家，馬海州拿一個薄鐵片在張清臉前，張清就是趁馬海州不在家用那種鐵片開了他家門玷污了小蛾。 在這個，沒有任何肢體沖突的復仇過程中，馬海州施加在張清身上的都是精神的重壓，張清終於在這個晚上，瘋掉了，也可以說是，被逼瘋了。幾天後張清跳窖自殺。也是在同一天，小蛾跳樓自殺。 人物有豐厚的可解讀性。 首先來看小蛾。她被張清玷污後，決意要自殺的，但是丈夫馬海州刺傷張清被抓走時說：「田小蛾，不許你死！」然後，小蛾經受了諸多的羞辱，比如被人扔瓦塊，門上被掛破鞋。她都忍下來。丈夫馬海州在獄中時，她辛苦種地，收獲比別人多的糧食。「這個女人身上的補丁越來越多，人也越來越瘦了。」——清苦的生活。原來她都把錢積攢起來，馬海州出獄，她給他一個磚頭似的布包,裡面是大大小小的票子。馬海州並不稀罕這錢，冷冷地說：「我以為你早不在人世了呢。」從此，馬海州對小蛾，是一種愛恨交加的態度。愛，就是最開始那種濃烈的愛情，揮不走的愛；恨，因她是被玷污之人，這是他心頭抹不去的陰影。於是，小蛾就成了他，愛愈深恨愈濃的心結。而小蛾，就這樣承受著，那熾熱的愛，和濃烈的恨。這些扭曲了的愛和恨。他幫著丈夫馬海州復仇。張清跳窖自殺，小蛾隨即也跳樓自殺。——如此豐滿的人物形象，她身上的人性能量，也只有小說可以字字珠璣地刻畫，一旦用具體詞彙來形容，就毫無分量了。 小說的結尾，也就是最後一段，馬海州聽到小蛾跳樓自殺的消息時，是這樣的： 「馬海州呼地站起來……可是，他又坐下了。」 ——無疑是經典有力的結尾。故事講完，戛然而止，冷靜乾脆。人物性格心理得到照應和超越。 來看怎樣的照應。小說里寫了幾筆馬海州從前的狀態：那些天，不到臨下井的前一刻，馬海州絕不離開妻子，匆匆離去，往往半道上又匆匆返回。那時候，「他們幸福得差不多每天都要落淚」。說明馬海州從前是柔腸百轉的一個漢子。妻子小蛾遭玷污，他入獄。出來之後，必定不再是從前的他。他一心想的，就是復仇。他的復仇，不是對敵人肉體上的傷害，而是精神上的折磨。他在這復仇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冷靜、耐心、執著、果斷都讓人欽佩到感動。小說還寫了一個細節，一個工友家裡失火，什麼都燒沒了。馬海州二話沒說，一把甩給工友兩百塊錢。他的慷慨，仗義，又是讓人欽佩的。於是，在這樣一個可以稱得上是俠骨柔腸的漢子身上，他要做的事情卻是復仇，是把一個人逼死。他心裡裝著的，是再也無法找回的愛情，是滿滿的恨。這個人物，也讓人心生同情和心疼了。 再來看結尾，小蛾死了，「馬海州呼地站起來……可是，他又坐下了。」——再多的闡釋，都不及這幾個字的力量。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走窯漢》，選自《劉慶邦短篇小說選》，作家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③ 《聽戲》劉慶邦1，小說中的姑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形象她有什麼樣的心態

很好好

④ 劉慶邦的社會影響

在劉慶邦的寫作中，一半是煤礦，一半是鄉土。他的中篇小說《平原上的歌謠》獲得了《人民文學》頒發的一個獎，但沒有引起評論界足夠的重視。劉慶邦親歷過飢荒，河南飢荒很嚴重，死了很多人，餓得頭大脖子粗，他本人就吃過柿樹皮，說是很硬。至於寫這個題材的契機，劉慶邦表示，要讓民族保留歷史記憶，不要這么早就遺忘這些慘痛教訓，一個民族要是失去了記憶，那是非常悲哀的，作家有這個責任，如果不能承擔起這個責任，則愧對作家這一稱號。而歷史記錄畢竟是粗線條的，新聞報道也有可能虛假，只有文學作品的表現是准確的，是細節化的，也更可信。「我每年都要回家，那不叫深入生活，那是回家啊！如果硬要那麼說的話，那叫深入到家了。一個作家如果是從農村出來的話，那麼最好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就是回家。」事實上，劉慶邦本人並不願意承認《紅煤》是煤礦題材小說，他說：「小說是虛構的藝術，想像力才是作家最基本的生產力，小說的故事是在沒有故事的地方寫故事，是在故事的盡頭開始小說的故事。」
劉慶邦寫過一個小說叫《玉字》，王安憶曾在講課時，引來作為「什麼是小說」的一個例證。小說的故事是他從母親那裡聽來的，就發生在臨村：姑娘和奶奶一起去看電影，天黑，被兩個人拉到高粱地強暴，姑娘回家後不吃不喝想死，結果就病了，後來就真的死了。「其實她知道施暴的人是誰，但就是不敢說，於是我的小說構思開始了，我設計姑娘當時聞到了那兩個人身上的膻味，回想起以前有人給她介紹過一個殺羊的，她沒答應。她於是開始向殺羊的復仇，她起來吃飯了，說不想死了，並主動嫁給了那個男人，隨後採取了一系列復仇，向兩個兇手復仇。王安憶說，本來一個受氣包，現在變成了復仇女神。」這就是生活通過邏輯力量，變成了小說。劉慶邦「短篇王」的稱呼並非白來，另外，青年導演李揚借他的《神木》拍了電影《盲井》，也曾為他贏得了更大的聲譽。這電影震撼了不少人，但作為原著作者的劉慶邦卻並不完全買賬，他最不滿意的，是電影的結局，「電影的結局毀了我的理想設計，我很看重那個高中生心底的純潔，我跟導演交流過，但他也許不在乎我的意見。在小說里，那孩子其實找過一個小姐，但後來就沒聯系了，然而電影並非如此，電影中導演讓小姐給孩子家中寄錢，會暴露出可以破案的線索，電影的邏輯不嚴謹。」
在所有發表過的作品中，劉慶邦個人偏愛的故事不是《神木》，而是《響器》（發表於《人民文學》）。所謂「響器」，就是嗩吶那一套傢伙，故事講一個姑娘，看人家辦喪事聽到嗩吶，生命深處受到民間音樂的感動，於是跟著人家想學嗩吶，但家人反對，還把她關起來，但她寧可不吃飯，也堅持要學，最後她吹的嗩吶異常驚心動魄。劉慶邦說，「這裡面，故事可能不再重要，重要的反是味道，是音樂的自然性。看這個小說，好比你看到一棵樹，你只看到滿樹繁花，而不在意枝幹。我的觀點是，每個人都是一個響器，都渴望發出自己最『驚心動魄』的聲音，而我的作品就是我的響器。」
劉慶邦，中國作家中的「異數」，多年來堅持以「人與自然」為母題進行著現實主義寫作。其作品可以簡單地劃分為鄉土和礦區兩大題材，這是通向他記憶深處兩條幽深的隧道，一條被他命名為「人與自然的和諧」，另一條則沿著相反的方向延伸，被命名為「人與自然的抗爭。」1978年，劉慶邦來到北京，開始了嶄新的城市生活，如今已經過去28年，但他身上，依然保持著明顯的農民生活習性——他喜歡在家裡種豆芽，並為此感到自豪，「我經常回老家，每次都帶回來剛收的新綠豆，這是我綠豆種得好的秘訣」。 劉慶邦是個「城裡人」，卻極其熟悉鄉村和煤礦生活，原因在於他每年都要選擇去礦山小住，除了西藏煤礦，全國大小煤礦如今幾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的新長篇《紅煤》一經問世，立刻得到眾多讀者的關注，甚至在我們采訪時他還收到一個陌生讀者的簡訊，對方說自己剛剛一口氣讀完了《紅煤》。「一口氣」，放下電話，劉慶邦笑笑，「我倒不覺得這是好事兒。」他對此的解釋是，「我對作品的最高評價首先是自然，好作品要能讓人走神兒，神思飄渺，最好走到天外去！都說好作品是抓人的，讓人一口氣讀完，我倒覺得好作品應該是『放人』的，讓人看了有回味，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經歷和往事。「
除了希望作品能夠令人走神兒，劉慶邦還喜歡反復閱讀自己的作品——寫完要讀，發表要讀，出版後還會再讀。「有時候我會被自己感動得哭，被眼淚辣得讀不下去……重鮮血不重眼淚是不對的，真正悲傷的時候，眼淚也許根本流不出來。人們總希望看到那些濃烈的東西，其實那些濃烈之底隱藏的，依然是樸素。每個作家在生命深處都是悲涼的、悲痛的，生命就是個悲劇，作品都是表達作家脆弱的感情，真正好的作品，它應該是柔軟的。」

⑤ 中國現當代文學史 近年來的熱點、前沿問題、學術之爭等等，請列舉！有相關資料更好……

新世紀關於底層敘事的大討論（本人畢業論文里的片段）
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九十年代之後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在人們生活由溫飽逐漸達到小康。、並向著富足邁進的同時，一些社會問題卻越來越嚴峻。城鄉差距越來越大，三農問題日益嚴重，下崗職工越來越多。日趨嚴峻的底層生活環境觸動了知識分子的良知，他們紛紛拿起筆來給讀者描繪出一幅幅底層生活圖景。第二屆老舍文學獎評出的中篇小說三部獲獎作品劉慶邦《神木》、曾哲《一年級二年級》、衣向東《初三初四看月亮》以及獲提名獎的六部作品，都是表現底層平民百姓現實生活的焦灼和又苦又樂的生存境遇。這一切，反映了底層文學不是零敲碎打而是有聲有色地走出地平線了。
但是「底層」真正走入文論領域發軔於2004年。《天涯》雜志於2004年第2期開辟了「底層與關於底層的表述」專欄，後來又在2004年第6期、2006年第2期間斷的做了兩次集中的討論。除這三次專欄討論外，《天涯》也曾在2004-2007年間的數期上刊載了一些零散的關於「底層敘事」的文章。
同年，曹征路反映當下工人階級命運的中篇小說《那兒》在《當代》2004年第5期的發表，引起文壇熱潮，在學術界和文藝界引起很大反響。新銳學術網站「左岸」率先組織專題討論，隨後「左岸」與「烏有之鄉」書店聯合召開了關於《那兒》的座談會，《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推出評論《那兒》的「專題」，發表韓毓海、陳曉明、張頤武、曠新年等人的爭鳴文章再次引起了文學界對底層的關注。
借著《那兒》的東風，學術界掀起了討論層敘事」的熱潮。《文藝爭鳴》於2005年度開設了對「在生存中寫作」的評論專欄，《福建論壇》、《東南學術》2006年度開設了關於「底層敘述」專欄，《江漢大學學報》2006年度也設置了「底層生存與純文學討論」專欄等。而南帆等人的談話錄《底層經驗的文學表述如何可能》在《上海文學》2005年11期發表後，引起了一場小規模的論爭，有學者把這次論爭視為2005年人文學術的一個熱點。2005年12月《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志》編輯部舉辦了「『底層寫作』與20世紀中國經驗中的左翼傳統」座談會。發表於其他刊物和報紙上的相關文章也是數不勝數。也無怪有學者說：「2005年以來， 『底層』問題成為當代文學最大的主題，翻開文學期刊，到處可以看到『底層』的影子。」當討論進行到2007年，文壇上出現了一個令人費解的現象：關於底層文學的創作是層出不窮，其中也不乏精品，如曹征路的《問蒼茫》、賈平凹的長篇新作《高興》等，但是關於底層敘述的批評卻再也沒有大規模的出現，期刊上再也未出現像之前《天涯》、《東南學術》等刊物開設的關於底層敘述的專欄。散見於各種期刊報紙的相關文章，也不再集中討論某一個問題，要麼集中於對具體作品的論述，在論述中順帶提及一些理論問題，要麼依然是針對概念及代言問題的論文。而針對底層敘事本身的批評，「就總體來說，「底層文學」的討論還沒有擺脫贊同或反對的態度之爭，在理論上並沒有更多新的建樹」 [15]。這就是說，這場討論已漸漸走入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