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讽刺艺术的变革的看法

Ⅰ 怎样理解《儒林外史》中的讽刺艺术

一、对比的讽刺艺术：对比是这部小说的为了突出讽刺效果常用到的手法。

如胡屠户对范进中举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的对比。中举前称他为“现世宝”、“癞蛤蟆”，中举后称他为“贤婿老爷”、“天上的文曲星”；对他外貌的描述也不同，中举前说他“尖嘴猴腮，不三不四”，中举后夸他“才学高，品貌好”；两次的贺礼也不同，中举前是“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后是“七八斤肉，四五千钱”；离开范进家的动作神态也不同，中举前离开时是“横批了衣裳，腆着肚子去了”，中举后离开时是“千恩万谢，低着头，笑咪咪地去了”。

通过对比，使他的前倨后恭、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庸俗自私的典型市侩形象跃然纸上。还有对众乡邻的对比：范进中举前对范家揭不开锅，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不闻不问，范进中举后赶紧送酒送肉，搬桌拿椅。作者对他们嫌贫爱富的心态，进行了强烈的讽刺。对比之中写出人性淡薄和世态炎凉，极富讽刺意味。

除了同一个人物的前后对比，作为一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还塑造了一批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与体现社会腐败的反面人物进行对比。

正面人物有王冕、杜少卿、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反面人物如前面提到的胡屠夫以及众多贪污腐败的官僚们。这一鲜明的美丑对比，大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越是正面人物就越显出反面人物的丑陋，以美烘托出丑的极致。

二、夸张的讽刺艺术

在小说中，吴敬梓对人物最富于特征的细节加以适当的夸张，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显目的特征上，再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即把否定的东西加以放大来产生极强的讽刺效果。

吴敬梓在真实的基础上，透过夸张这个放大镜，把生活的黑暗扩大化，把一件小事上升到人物的精神层面，反映出最深刻的内涵，让讽刺显得犀利而深刻。如人人皆知的范进中举后因惊喜过渡而发疯的这一幕，这种夸张的讽刺艺术可谓达到了极致。

当范进面对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大喜时，他那颗因饱经辛酸折磨而变得麻木的心灵，承受不住这强烈的刺激。于是，“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

作者从范进几十年的辛酸悲苦来写这极度兴奋的一瞬，把看似荒唐的现象表现得如此合乎生活的逻辑，将当时的读书人热衷“科举”，一旦功名到手就如醉如痴，惊喜若狂，乃至发疯这种社会现实加以夸张的描写，从而达到了尖锐的讽刺效果。

第五回中，写严监生之死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临时了还不忘灯盏里点的两茎灯草，唯恐费了油，直到赵氏挑掉一茎才断气。透过这样的细节描写，恰到好处的夸张，把严监生那贪婪吝啬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活灵活现。

三、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

小说在讽刺过程中，把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结合起来，挖掘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在讽刺过程中起到对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目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它所写的事情是公开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足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

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习惯了，虽也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经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吴敬梓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情，不以主观偏见去遮盖对象的丰富内容。整篇小说虽以描写反面人物、揭露反面现象为目的，但并没有因要显露出描写对象的戏剧性，而忽视人物的客观真实性。在他笔下，讽刺对象并不是无恶不作的坏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综合因素的人物，恰恰是这样，讽刺才更真实、深刻。

而讽刺这一创作手法，它本身就有着严肃性。作者必须对社会、人生作出认真的观察和思考。在这点上，吴敬梓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现实有着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他的品德和见识，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那些儒林人物。他认识到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弊端和是非颠倒的社会风气，认识到生活在这一现实中的卑劣人物以及人们的一些病态心理。

同时吴敬梓的创作态度也是非常严肃的，既不是人身攻击，也不是随意嘲笑，而是把这司空见惯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提炼、概括、典型化，从人性被压抑、被扭曲中去看丑恶本质。他是怀着一种悲愤的心情去揭示人的性格的变态过程。可以说作者是站在高处来俯瞰人生，以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内容。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在喜剧的背后，作者把犀利的笔锋伸进人物最深的精神层面中，从而揭露这些悲剧性的社会原因，启发读者，尤其是读书人对人生价值、对生活、对社会的深刻思考。笑中带泪，是这部小说讽刺艺术的精华所在。

Ⅱ 小说中哪些手法可以完成讽刺艺术

四、作者是怎样运用讽刺手法的？
《儒林外史》是一部社会讽刺小说，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科举制度下形形色色士人的丑恶嘴脸和封建末世衰颓的世风。仔细探究课文的讽刺手法，对我们阅读这部小说很有帮助。课文的讽刺手法有：
（1）夸张手法：范进因中举喜极而疯，在挨了一个巴掌后才清醒过来，这是故事的基本情节，是用夸张手法虚构出来的。这看来似乎离奇得很，却如鲁迅所说也是“会有的实情”，因而是可信的。理由是，当时士人热衷于科举，一旦功名到手就惊喜若狂，更何况范进20岁开始应试至今已有35年，在如此漫长的等待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变成现实，又怎能不惊喜得发疯呢!中举，对范进来说自然是荣耀之至，但挨巴掌却是受辱，荣而后辱，这是作者有意鞭挞他的丑恶灵魂，具有极强的讽刺意义。
（2）对比手法：文中写胡屠户用的是对比手法，通过他对范进中举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来揭示他嗜钱如命、嫌贫爱富、庸俗自私的市侩性格。
（3）运用典型细节揭露人物的矛盾：
例如，写范进的疯态：……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这些细节生动地揭示了范进内心和外形的矛盾：就内心而言，他是个胜利者，他感到扬眉吐气，因而拍着手大笑；他要向周围的人宣布自己的宿愿已经实现，所以往门外飞跑，跑到集上。但在外形上他却是个失败者，头发跌散，两手黄泥，遍身是水，如同落汤鸡一样。这就是强烈的讽刺。
又如，写胡屠户的贪婪相：……即便包了两锭，叫胡屠户进来，递与他道：“方才费老爹的心，拿了五千钱来。这六两多银子，老爹拿了去。”屠户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道：“这个，你且收着。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范进道：“眼见得我这里还有几两银子，若用完了，再来问老爹讨来用。”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这里揭示的是胡屠户言语和动作的矛盾：银子已经紧紧地攥在手里了，嘴上却偏说不要，暴露了这个市侩嗜钱如命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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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论文:老舍小说讽刺艺术手法简析

老舍笔下人物生活在北京或以北京为中心。他的写作语言同时具有鲜明的京味，善于以北京小市民的诙谐方式，调侃一件件平凡的事。他的批评是尖刻的，但他是根深人民大众的，骆驼祥子的苦难被他放大，使读者不由叹息命运的无偿。这就弱化了反动势力虎妞老爹的丑恶。
老舍的讽刺小说叙事角度，还想在于人物对话，如《月牙儿》，使读者感到作者就像月牙儿本人，不然为什么月牙儿的悲惨遭遇如此感人。但老舍的叙事角度，调侃诙谐又好像在与读者对话，小说侵染北京味，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不由自主读者也走进了作者的虚拟世界。显然，老舍的讽刺小说的叙事视角是既包含隐含读者又包含叙述者的。因此，老舍小说的讽刺是靠隐含作者、叙述者及人物之间复杂变化的关系实现的,作品中讽刺的实现与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
即使是婚恋题材，老舍也有着明显的启蒙情结，以其《离婚》与张的“红白玫瑰”来 比较，《离婚》应是老舍作品中较写实的一部，可是通过描写城市中、下层知识分子苦 决闷人生，探讨的还是民族性格优劣的消长，并将之纳入其一贯的文化批判主题……虽 然也有“婚姻就是凑合”这样形而上的感悟，但主要还是限于伦理道德的批判，如老李 和小赵的精神状貌的对比；“丁大爷”式由一个英雄侠客的仗义来解决问题的社会出路 的探索；对张大哥的灵魂剖析和对其中庸思想的讽刺，并最终将这种普遍的苦闷归于社 会黑暗和旧式婚姻制度。即使这样，老舍还认为《离婚》的笑声太弱了，“说真的，哭 与笑更是一事的两头儿，而含泪的微笑却是两头儿都不站，《离婚》的笑声太弱了。” (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2页。)老舍似乎觉得还 应该将讽刺的调子更显豁，更突出些。
同样是关于婚姻的苦闷和夫对妻的不满，“红白玫瑰”中的振保就不同于《离婚》中 “哈姆莱特”式的老李了，他是有“铁的意志”的人，可以自己造出一个世界来，至于 他没有成为自己世界的主人——“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 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 是心口的一颗朱砂痣。”那不是一个社会的原因，而是一切社会的困惑，是人类所面临 的永恒的精神困境：人类永远的欲望和对欲望的永远不满足，不管我们如何心心念念、 孜孜不倦，我们得到的永远不是我们想要的，我和我追逐的梦擦肩而过，永远永远。

Ⅳ <围城>的讽刺艺术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钟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钟书个体的原因。
先说个体的原因。钱钟书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也是最纯粹的学者，对学问怀着最深挚的虔诚，在学术上他不能容忍一丁点儿的虚伪和取巧。在这种目光注视下，一般的所谓“学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难了。比如他经常讽刺学者抄卡片，《围城》中的头号小丑李梅亭就有一个铁皮卡片箱。其实一个教书匠肯花力气抄卡片已经是颇为值得表扬的了，但在钱钟书看来，读书而没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钟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
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
在读《围城》的时候，你会笑，会心地笑——不笑的人也用不着担心是否忘记了笑，你只是忘记了幽默，幽默不一定要笑来表示，所以发笑的就是真幽默也未可知（详见《说笑·钱钟书》）——所以是会心的笑，不够，还要脸红的笑，笑书上的人，笑身边的人，也在笑自己。 [1]

Ⅵ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哪些特点

《儒林外史》所写内容，假托明朝，实为清朝，而且十之八九的人物都实有其人。它真实地描绘了康雍乾时期知识分子生活的沉浮，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

吴敬梓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来肯定或否定书中人物，如匡超人假造文书，捉刀代考，却被温州学政“把他题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严贡生无恶不作，却被前任周学台推举为“优行”；

作者无情地鞭挞丑恶事物时，同时也歌颂少数几位正面人物，王冕是书中的第一流人物，为人“嵚崎磊落”，庄绍光追求“以礼乐化俗”、“以德化人”，牛老爹和卜老爹也是作者所歌颂的。程晋芳在《怀人诗》称：“外史记儒林，刻划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之中，运用朴素、灵活、幽默的本地方性的语言，撰写了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假名士的庸俗不堪，贪官污吏的卑鄙刻薄。

胡适形容本书：“……国家天天挂着孔孟的招牌，其实不许人说孔孟的话，也不要人实行孔孟的教训，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试帖诗；其余的‘文行出处’都可以不讲究，讲究了又‘那个给你官做？’”

(6)现代小说讽刺艺术的变革的看法扩展阅读：

创作背景

时代背景上，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者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采用大兴文字狱，考八股、开科举，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以牢笼士人，吴敬梓反对八股文、科举制，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

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讽刺的手法，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出身望族。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

而其父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吴敬梓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考取秀才，同年父亲病逝。由于不善于治理生计，他过着挥霍浪子生活。雍正七年（1729年），他应科举时，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

后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乾隆元年（1736年），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顾云《吴敬梓传》），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至晚年，常处于饥寒交迫。这样的个人经历，令他本人对考八股、开科举等利弊感受尤深。

书名上，“儒林”一词源出《史记》“儒林列传”。是“儒者之林”，指学术界等。国史列传，自然是“正史”，作者专门以“外史”为书名，正是为了作区别，正如作者的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所揭示的：“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

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则是作一正统记史之外的的儒林传记，并且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以类“正史”，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厄运。

Ⅶ 作为一篇讽刺小说，《变色龙》的讽刺艺术主要表现在哪里

《变色龙》是契诃夫早期创作的一篇讽刺小说。在这篇著名的小说里，他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专横跋扈、欺下媚上、见风使舵的沙皇专制制度走狗的典型形象，具有广泛的艺术概括性。小说的名字起得十分巧妙。变色龙本是一种蜥蜴类的四脚爬行动物，能够根据四周物体的颜色改变自己的肤色，以防其它动物的侵害。作者在这里是只取其“变色”的特性，用以概括社会上的一种人。
小说的内容富有喜剧性。一只小狗咬了金银匠的手指，巡官走来断案。在断案过程中，他根据狗是或不是将军家的这一基点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孔。作者通过这样一个滑稽的故事，把讽刺的利刃对准沙皇专制制度，有力地揭露了反动政权爪牙们的无耻和丑恶和人性的扭曲。
最突出的是奥楚蔑洛夫这一人物，从他对下属、对百姓的语言中表现他的专横跋扈、作威作福；从他与达官贵人有关的人，甚至对狗的语言中暴露他的阿谀奉承，媚上欺下，见风使舵；从他污秽的谩骂随口喷出来揭开他貌若威严公正里面的粗俗无聊。同时，作者故意很少写他的外貌神态，令人可以想象：此人在说出这一连串令人难以启齿的语言时，竟然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常态，由此更突出了这一人物丑恶的嘴脸、卑劣的灵魂。
态度变化：
第一次判定（6—8段）：弄死狗，罚狗的主人。 作出判定的根据—不知是“谁家的狗”。
第二次判定（9—13段）：狗是无辜的；原告是“敲竹杠”。 作出判定的根据—有人说“这好像”是“将军家的狗”。
第三次判定（14—17段）：狗是“下贱胚子”;“原告”是受了害,要教训狗的主人。 作出判定的根据—巡警说“这不是将军家里的狗”。
第四次判定是（18—20段）：称是娇贵的动物，用自己的名义派人把狗送到将军家去；“原告”受斥责。 作出判定的根据—有人说：“没错儿，将军家的狗！”
第五次判定（21—23段）：“这是条野狗”，“弄死算了”。 作出判定的根据—将军家的厨师说“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这样的狗”。
第六次判定（24—27段）：小狗“怪伶俐的”，咬人咬得好，“好一条小狗”。 作出判定的根据—厨师说“这是将军的哥哥的狗”。
奥楚蔑洛夫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经历了五次变化，而对狗的称呼及态度就变了整整六次。善变是奥楚蔑洛夫的性格特征。作品以善于适应周围物体的颜色，很快地改变肤色的“变色龙”作比喻，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狗主是普通百姓，那么他严惩小狗，株连狗主，中饱私囊；如果狗主是将军或将军哥哥，那么他奉承拍马，邀赏请功，威吓百姓。他的谄媚权贵、欺压百姓的反动本性是永远不变的。因此，当他不断的自我否定时，他都那么自然而迅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变色龙”——奥楚蔑洛夫已经成为一个代名词。人们经常用“变色龙”这个代名词，来讽刺那些常常在相互对立的观点间变来变去的反动阶级代表人物。对他们说来，毫无信义原则可言。万物皆备于我，一切为我所用。他们这一伙不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变色龙——奥楚蔑洛夫吗？
《变色龙》是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中脍炙人口的一篇。它没有风花雪月的景物描写，也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安排，作家在描述一个警官偶然审理一件人被狗咬的案情中，只用寥寥几笔，就极其简练、锋利地为我们勾勒出一个灵魂丑恶，面目可憎的沙皇走狗——警官奥楚蔑洛夫的形象，寄寓着一个发人深思的主题。
《变色龙》使我们了解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沙皇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黑暗。理解以奥楚蔑洛夫为代表“变色龙”似的政府官员正是这种黑暗统治的产物。

Ⅷ 作为一篇讽刺小说，它的讽刺艺术主要表现在哪里

夸张。讽刺小说离不开夸张。奥楚蔑洛夫态度变化之快、之大，令人瞠目。夸张手法的运用，使人物性格鲜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比。奥楚蔑洛夫面对狗主人身份的变化，不停改变态度，时而威风，时而谀媚，一会儿贬低狗，一会儿盛赞狗，前后矛盾，对比鲜明，使小说的喜剧效果更突出。

Ⅸ 文学理论方面的书，了解讽刺艺术的基本手法和特点

讽刺艺术一般用诙谐的语言、滑稽而可笑的人物形象、荒诞有趣的情节来讽刺现实社会的人和事，富有喜剧美，一般来说矛盾冲突的解决较平缓，没有较大的矛盾冲突。讽刺艺术通常用夸张、反衬等手法（如卓别林的一些影片，影视剧本也属于文学范畴）来揭露社会现实，表达艺术家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