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振宇许唯一全文阅读小说

『壹』 课外阅读《变》读后感

《变》读后感
在一个冬日的深夜静静读完了莫言的中篇小说《变》。台灯昏黄的光弥漫在四周，灰尘上下纷飞，似乎是挣扎的魂灵，却始终无法逃脱那无形之手的束缚。始终无法逃脱，那种涩涩的压抑紧紧压迫在心头，窒息，深深的窒息。

其实这是一本相当轻快的小说。语言平平淡淡中略显起伏，仿佛单调平直的高速公路，忽然转了个弯，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温柔的弯，只需你轻轻拨动方向盘，座驾变优雅地飘过，若它穿着长衫，或许还可以听到衣摆畅快的呻吟。语言虽然平淡却不失特色，或许说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是过分了，但是那种随意甚至会粗俗的语言，哪里是书中的文字，分明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从小时候的天真无所畏惧到长达后的成熟稳重。

是了，自言自语，这本就是一本自传体小说。莫言用轻松调侃的腔调，从一九六九年缓缓陈述到二零一零年，大约四十年的岁月。那四十年的岁月，就在这轻松调侃中平平淡淡的流逝，似乎，似乎这四十年，就像那嘎斯汽车从村头驶向村尾，刺溜便要踩下车刹，可是不要忘记一地的鸡飞狗跳，甚至不要忘记那汽车的饱经沧桑。谈一谈书的内容吧。小说讲述了莫言从小学退学起却对学校念念不忘，到抱着一腔热血踌躇满志地参军，到懵懂中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到功成名就的故事。围绕着“我”，提及了刘大嘴老师，鲁文莉，何志武等边缘重要人物的发展及结局，平平淡淡中展示了四十年岁月中社会的变迁，人物命运思想的改变。

小学时的“我”是充满了纠结的。一方面，“我”对何志武勇于挑战老师权威，勇敢地追求自由充满了敬佩，甚至于认为他有着三分“英雄气”；但另一方面，当“我”被刘大嘴赶出学校时，又是那般心酸，甚至于事后死皮赖脸地进入学校。按照“我”自己的话来说，这叫“贱”。这一种复杂的“贱”，配着“我”看似轻松无所谓的语调，莫名地，让人产生了一种苦涩的感觉，仿佛面对的不是一个少年，而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用自嘲的口吻讲述童年心酸的往事——或许这本就无比相似。这种“贱”可以归结为“我”性格的悲剧，但这更是特定时代下的悲剧产物。当孩童向往自由、无拘无束的天性和阶级森严、极端压抑的社会产生了冲突，性格的悲剧就在所难免。

对于“森严”这个原本应该死亡在历史中的词汇，我不得不重新拾起，并且郑重地放在那个社会前面。历史上的阶级对立是地主与农民之间，那种不可调和性压抑到了极端，农民运动不可避免地爆发，农民在生命和利益的驱使下拿起了刀剑。但在那个奇怪的时代，虽然仍然是“农民”和“地主”的对立，但是被压迫的却是“地主”。悲剧性的是，即使被压迫，即使压抑到了极端，“地主”还是不敢暴动，不，是从未想到暴动。这种压抑无法外泄进而不断在体内堆积，也就不难理解人性的扭曲。当然，“我”——莫言，远未达到“人性扭曲”的程度，但是作为中上农成分子，在那个贫困的年代，他连领救济粮的资格都没有——他甚至曾在某一年的大年三十到别人家讨饺子。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歧视给他的少年生活留下了惨痛记忆。更何况父亲过于严厉约束带来的火上浇油？
“我”幼年的悲剧性在于由于身份、地位不被主流社会接纳，但“我”却始终渴望并不断努力使自己被接纳。“我”的一厢情愿，愈加得不到他人的接纳，最终迫使“我”走上了参军的道路，逃离这个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社会。

“参军”之于莫言的意义我认为是巨大的。首先，莫言在心理进一步扭曲之前离开了家乡——心理扭曲的根源，使得这种扭曲处于可控范围内，并在以后的许多年中得到了恢复。而这种恢复的过程正是对比反思的过程，冥冥中这也成就了莫言的“寻根”文学。莫言所要找寻的“根”，正是在那个年代下人们逐渐失却的生命张力和对自由追寻的勇气，正是人与人之间那种超脱利益的情感，无论是友情，爱情还是亲情。其次，正是“参军”中的一系列事情，或是有意或是无意，将莫言送到了文学创作这一条路上来，成就了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于“寻根”，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我人性补完的过程，类似于EVA中的灵魂补完。莫言通过写作，通过对那个奇怪年代的思考，正在实现着对人性的补完，那么小说中的其他人，那些边缘重要人物呢？

个人认为何志武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配角。小时候的他，敢于做“我”想却不敢做的事，事实上“我”性格中崇尚自由的投射；青年时代的他，又成为了那个时代背景下无数被生活摧残得近乎绝望最终决定放手一搏的年轻人的时代形象；随着何志武在内蒙的发达，经济上的富足逐渐使他走出了童年贫穷的阴影，某种程度上，他的人性此时已经得到了补完。但是，此时的何志武又陷入了另一种扭曲的状态——对金钱的狂热追求和信任。无可非议，他对鲁文莉的爱一如初始，但是这种爱在金钱的覆盖下已经面目全非。“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在这种思想下，何志武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了金钱的奴隶，只是他自己仍未发觉。此时的何志武，正是改革开放那个遍地机遇的年代投机商人为了发财致富用尽一切方法的社会集体形象。最终，同样功成名就的何志武和“我”相遇，畅谈，畅饮，同游，回忆往昔，倒是有浮一大白之感。似乎，似乎已经找到了那失却已久的“根”。就在这时，何志武的电话蓦然将这个美好的梦打碎。何志武与“我”的友情当然还在，但是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友谊，不再是“根”。有一些失去的，或许永远找不回来了。

对于鲁文莉，却是不愿做出确切的评价。童年时，她是骄傲的公主；青年时，她依然坚持着自己的骄傲，但是更像是为了坚持而坚持；丈夫的死亡，她找到了何志武，似乎是放下了骄傲，但为何又坚持不做情人？直至最后，为了女儿的前途，她找到了身为评委的“我”，似乎是总算放下了坚持大半辈子的骄傲。那么她从坚持到放弃的一生有意义吗？归根结底，鲁文莉悲剧的大半生同样是时代的悲剧。从一开始，鲁文莉的骄傲就是一个错误。她的骄傲来自于什么？是优于常人的家境还是父亲的社会地位？俗气一点，后来的她比何志武有钱还是比莫言名气大？她的“骄傲”是那个奇怪时代的奇怪产物。随着那个奇怪的时代的远去，她所谓的“骄傲”又凭什么坚持？何志武说：“（鲁文莉）是个君子”是吗？或许对于何志武来说，鲁文莉始终是坚持骄傲的君子。但从客观角度，她真的是君子吗？我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鲁文莉的一生，是转变的一生，从骄傲，学会了妥协，更学会了“活动”。而她的改变却又是自然而然的，这种改变并不是说明她走向了市侩，只是代表她跟紧了时代的步伐。无论她是否是君子，这种转变应该是痛苦的吧。时代的错误，却需要受害者来承受痛苦。
回到文章开始提到的那种窒息的感受。变，变的是什么？人，人当然变了；变的更是日益变迁的时代。在“变”中，每一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路，或是富裕，或是贫穷，或是声名远扬，或是默默无闻，但无论选择了什么，都逃脱不了时代的网。那四十年的坎坷人生路，坑坑洼洼的分明是时代的痕迹。或许我们都还年轻，或许我们都远离了那个如今看来奇怪的时代，但是，谁又能说清四十年后的事情呢？那时的我们，将“变”成何种模样？那是回首，如今是否又是一个奇怪的时代？那种窒息，贯穿了虚幻的四十年，更要贯穿现实的四十年，甚至更加久远。

“变”或许就是莫言的文字的意义所在。无论贫富贵贱，风风雨雨的一生都是追寻的一生，变化的一生。追寻（转载请注明来自范文家网，网址：http://www.KIDsv.com）着自己不知不觉中失去的“根”，像夸父一般或许永远追寻不到，但永远要在路上。《红高粱》中的九儿是这般，“我爷爷”是这般，罗汉是这般，甚至土三炮也是这般。死并非生的对立面，死是包含在生之中。肉体的死亡，灵魂却可以在追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明明知晓了未来，甚至努力去改变过，但结局却依然如故，便是宿命。在这个变化的世界，几乎任何事物在时时刻刻都在经历着变化，或许唯一永恒的就是“变”本身了。这种宿命般的“变”或许就是莫言的“怨”。不怨天，不怨地，不怨人，怨得只是不变的宿命。

真正的悲剧是笑着流下泪水，真正的沉重是被轻松压得喘不过气，《变》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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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女主叫许唯一男主叫权振宇小说叫什么

闪婚老公，轻点宠

『肆』 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全文阅读

内容简介 当短篇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于1981年4月出版时，美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正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取而代之的是各类测验性的后现代写作，小说流派多到了令人错综复杂的地步，如“超小说”、“非虚构小说”、“自省小说”和“寓言小说”等等。同时，短篇小说集的出售极为窘迫，尽管是名家的短篇小说集，也只能卖出去几千本。卡佛的这本短篇小说集如同一针强心剂，为美国短篇小说写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对美国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复苏起到了决心性的作用。小说集里篇幅不长的十七篇小说也使那时没有名气的卡佛成了一个备受瞩目标小说家，并为他博得了“美国的契诃夫”这一称谓。《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出版后，效仿者趋之若鹜，卡佛成了美国继海明威之后受到模仿最多的作家。那短促期美国文化杂志经常收到被编纂戏称为“卡佛式小说”的投稿。《时尚先生》Esquire)曾开出一个现代人必读的书列(共75本)，《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就名列个中。 作者简介 雷蒙德·卡佛（1938－1988），美国现代有名短篇小说家、诗人，美国“极简主义”法人作家，并被誉为“新小说”首创者。1938年5月25日生于于俄勒冈州克拉斯坎尼镇，1988年8月2日因肺癌去世。高中完业后，即养家糊口艰巨糊口，业余学习写作。卡佛人生的前一半充满了苦难与灰心。失业，酗酒，倒闭，妻离子散，朋友背弃，坠入人生之谷底。晚年文化声名渐高，却罹患肺癌，五十岁便英年早逝。卡佛的作品风格和他本身体验密切相干，精简冷硬。他不是用捷才来写作，而是煞费苦心的写作。卡佛一生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为主，法人作有《请你安静一下好不好？》、《谈论爱情时我们说些什么》、《大教堂》、《何方来电》等。 索引 [前言]做一个优秀读者
你们为何不跳个舞
取景框
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
凉亭
我可以瞥见最细小的东西
纸袋
洗沐
告知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
粗斜棉布
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
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
严肃的讲话
平静
大家力学
全面东西都粘在了他身上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还有一件事
[附录]译跋文 传媒评述 我在描写人生微妙、难解却又真切人性的详细上。多半来自雷蒙德·卡佛的动员。
——村上春树
但爱这个字——这个字在逐步变暗，变得深重和摇摆不定并开始腐蚀这一页纸，你听。
——雷蒙德·卡佛《爱这个字》
你们在相遇之前也曾爱过别人……假如我们俩有谁出了事，我想另一个，.另一私人会伤心一会儿，你们知道，但很快，活着的一方就会跑出去，不断再次恋爱……全面这些，全面这些我们谈论的爱情，只然而是一种记忆而已。甚至可能连记忆都不是。

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http://ishare.iask.sina.com.cn/f/7115257.html

我个人也比较喜欢雷蒙德卡佛。应该属于一种简约主义的代表人物。普通准确的言语中是令人彻骨的寒痛。从他的内在创作源泉来说，他个人是跌宕在苦难与失望之中。作品大多是社会中下层阶级，失业无告，婚恋变心，贫病自弃。写出了人和人的关系，清醒的写出了这群人的敏感、善变与无能为力。

梁文道对此书评论的时候说：“就是雷蒙德·卡佛一开始交稿子出去，到了最后这本书出来的过程。这个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两本书简直像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书名改了，里面很多的短篇小说文章的题目名字改了，里面有一些大量的情节，大量的东西被省略掉了。

这本书《Collected Stories》的编辑还做了一个统计。这个统计是这样的，他们就说这个书里面也许有差不多58%，就是雷蒙德·卡佛原稿的58%被删去。这里面被删了，而且他们做了很精密的数字统计，就是有一篇文章，这篇东西被刊出的时候，不只被改名了，叫做《修理先生和咖啡先生》（Mr.Coffee and Mr.Fixit），变成这篇小说的时候，它总共被删掉了78%的内容。

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必须要提到，而这个人物就在Carol Sklenicka写的文章里面讲的很清楚，就是叫做高登·里什（Gordon Riche）的一个编辑，高登·里什可以说是雷蒙德·卡佛的伯乐，是早年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之一。

他是个文学编辑，他曾经做过美国版《时尚先生》（Esquire）的小说编辑。正是在那里，他鼓励雷蒙德·卡佛多给他小说，然后帮他引见，帮他打入美国的出版界，然后帮他去出书。在他努力的运筹下面，雷蒙德·卡佛出了第一本受到重视的书，也是得到国家图书奖的《请你安静些，好吗？》，然后，后来他还一直帮忙雷蒙德·卡佛，所以雷蒙德·卡佛一直很感激他。

我们要注意这个帮忙不是一般的帮忙，美国的编辑会在作者身上下很多功夫。他们甚至会痛下杀手的去修改你的东西，但是我看完这本选集，跟看完他的传记之后，我就发现我好像还没有见到第二个编辑像他这么狠的，他几乎是重新改写了雷蒙德·卡佛的小说。

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改写雷蒙德·卡佛还能够接受。为什么？因为雷蒙德·卡佛，我们知道他的写作生涯是非常、非常困苦的，他这一生非常坎坷。就在他的第一本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出版的第二天，他就被带去法庭审判，说他诈骗政府的福利金，然后他的太太还要带着昨天刚刚新鲜出炉的小说，在法庭上面告诉法官，说“你看我丈夫，他其实是个有出息的人，他写书”，还得这样子。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要写短篇小说，他是利用他的空余时间，他只能够写短篇小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很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顺利出版，不管这个编辑有什么要求，他都希望尽量去迎合，而且他是长期的酗酒鬼（Alcohol ghost）。这种酒鬼在康复过程里面，会出现一种症状，总是想讨人喜欢，然后这个时候，雷蒙德·卡佛就任由这个编辑去编改他的东西，但是等到这一部《当我们在谈论爱情的时候 我们在谈论什么》要出版的时候，雷蒙德·卡佛终于受不了，因为他发现最后这本书出来，简直不像是他写的，这两人才终于翻脸。”

这种情况下雷蒙德卡福写了这本书。我相对喜欢大教堂一些。而我们大部分人了解到他是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书中获知他的信息。对于村上和卡福的共同梁文道说：“简约主义，他在这方面最集大成的代表作，就是他第二部小说集《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注意到这个书名吗，我以前不是曾经跟大家介绍过村上春树的《当我们在谈论跑步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村上春树的那书，就是在向雷蒙德·卡佛致敬。

事实上，雷蒙德·卡佛的日文版的翻译者之一，就是村上春树，村上春树很喜欢他，也很受到他的影响。所以有时候，你也会知道雷蒙德·卡佛跟村上春树的这种共同性，就是村上春树也会有某种的极简主义，但更重要的不只是表面的极简，而是用极简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就来看看《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部小说，这里面其中一篇叫做《为什么不跳舞》。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有这么一些Garage Sale，就是我们知道美国的房子很多都有车库、车房。往往一些家庭会把家里面不用的东西，就堆在车库车房外头标上价，通常是礼拜六、礼拜天，让路过的人停下来买一买，等于是旧物回收，旧物买卖这样子。

他讲的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在家门口前就摆起这个拍卖。他几乎是把整副家当拿出来，坐在那上头又喝酒又什么，就像把客厅搬到户外之外，然后有一对青年男女路过了，就下来买。

这中间的故事，就是讲他怎么样邀请这对年轻男女坐下来，跟他喝酒听音乐，甚至，然后开始跳舞。整个过程，你就看到这个男人是没有什么情绪反应，而叙事者也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第三人称的叙事者，看着整件事情的发生。到了最后，这个要卖东西的男人跟那个女孩，就是那对青年男女，其中一个女孩，两个在跳舞。跳着，跳着舞的时候，女孩先闭上眼睛又睁了开来，她把脸埋在男人的肩膀上，她把男人往近拉了拉，然后这女孩就跟他说“你肯定是很绝望或怎么了”。

你想想看这句话，就整篇小说，没有什么情绪的部分，除了到这句话，她忽然冒出一句“你是不是很绝望”，然后整个绝望的气氛本来一直就在压抑在那个小说。你可以完全想象这个男人，他有点像个酒鬼，他大概是妻离子散，家里面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东西拿出来卖，无所事事，不知道明天该怎么活下去。这个气氛一直都在，但没有点穿，直到这句话为止，但是，如果就到这句话为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小说，那种压抑的气氛就穿了。

他不，我们接下来看，他居然后面又写道，几个星期后，刚才说那句话那个女孩子，她跟她的朋友在说。这个家伙中年人的样子，他所有的东西都在院子里放着，没骗你，我们喝多了，还跳着舞，就在车道上。哦，天哪，别笑，他给我们放唱片。你看这个唱片机，老家伙送给我们的，还有这些唱片，你还想看看这些玩意吗。她不停的说着，她告诉所有的人，这件事里面其实有更多的东西，她想把它们说出来，过了一会，她放弃了。

这话是怎么回事，到了最后这一小段。这个绝望男人的故事，变成一个年轻女孩口中的笑谈，或者奇异的见闻。她要跟她的朋友说说这么一个怪家伙，就是一个悲剧到另一个人的嘴中，变成像个闹剧，但是这个闹剧又那么的微不足道，那么的繁长。乃至于这里头好像有点什么，但也好像说不出来了。你想想看，这就是雷蒙德·卡佛的一个很大的特色，那种很干枯的，一种绝望的气氛，就弥漫在这些低下阶层的生活圈子里面。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它这里面，这本小说集里面几乎充斥着大量的这种片断跟情节。当然有时候，他会制造一些悬疑效果，比如说牵涉到谋杀犯，牵涉到一对夫妇要离婚，要吵架，要抢夺婴儿，两个人一抢的时候，这孩子最后不晓得被掉到地上，还是被撕裂。

这些地方的省略会有一种悬疑的效果，但是更多的时候，这种简单的写作方法却造出一种神秘的失意。一种你没有办法完全说清楚，但是又笼罩在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上的哀愁。它可能是很昏黄的，但是又不能够说是淡淡的哀愁，也不能说是浓烈的悲伤，只能说是一种很苍白，很无力，你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得到的一种绝望的哀愁。”

这同村上作品表现出简约的力量不谋而合。

下文为摘：
谈论雷蒙德·卡佛时，我们谈些什么

他那底层人的生活和坚定的文学野心，他反“美国梦”的经历，他的爱与死，

总是不断地被人提起

村上春树有本书叫《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熟悉村上其人其事的人一眼就知，这个题目是在向美国小说家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短篇小说集《谈论爱情时我们谈些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致敬。略为讽刺的是，在小资风潮席卷过的中国，前者的盛名远超后者之上，卡佛的名字是随着“村上春树、苏童崇拜的作家”之类的名号传开的。

卡佛生于1938年，死于1988年。从1988年到如今的20年间，每隔几年，美国评论界总会藉由种种话题重新开始讨论卡佛，讨论他的文学遗产，他那底层人的生活和坚定的文学野心，他反“美国梦”的经历，他的爱与死。而这个“雕刻者”(Carver)的故事，却被时间一次次重新雕刻，呈现不同的面貌。他的小说技巧被定义，被模仿，被怀疑，到定义本身被颠覆；他的蓝领孤胆英雄般的人生传奇，逐渐成了另一个版本——不负责任的浪荡酒鬼，一如他自己或者另一个雷蒙德(雷蒙德·钱德勒，侦探小说家)笔下的人物。也许唯一不变的，只有爱他的读者相似的精神气质。

在中国，谁读卡佛？

2009年的年初，肖铁翻译的卡佛短篇小说集《大教堂》面世，而年尾则是汤伟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卡佛仿佛终于在中国找到了热度。这两本书正如卡佛在美国本土的成名作《谈论爱情时我们谈些什么》，受到“极简主义”的追捧。而2009年的自选集，则是其作品的“未被剪辑”版，仿佛是时间对卡佛的再次证明，历史的再一次清算。

《大教堂》出版之后，在涵芬书店曾有一次卡佛读者的交流会。然而，最后却转向了一个问题：“在中国，谁在读卡佛？”卡佛一生所写的人物，都是中产阶级的下层，很快就要滑落底层的危机人士，但却依然呆滞虚无地应对着生活的残酷。而在中国，卡佛的读者却是刚刚得意的中产人士。“小二”恰是读卡佛的这样一批中产的代表——海归、高级工程师、美国公司高管，在美国有别墅有泳池，但是却一直在互联网上翻译卡佛的小说。

“小二”就是不久前出版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的译者汤伟。2005年网络博客兴起不久，Blogbus有了一个名为“寻找雷蒙德·卡佛”的博客，博主为“三色”。三色是兰州的一个公务员，因为喜欢卡佛，但在国内看到卡佛的文章很少，就建了这个博客“寻找”相似喜好的人，寻找雷蒙德·卡佛的文字。正是在这个博客上，三色认识了已身在美利坚的小二。这个喜欢文学的工科生早在1985年在成都工作时，就与万夏等“莽汉主义”诗人相识，开始写诗，翻译小说。在一次回母校清华大学拜访格非时，格非向小二提起了卡佛的小说。不久后，他就喜欢上了卡佛的小说，并开始着手翻译。“寻找雷蒙德·卡佛”寻找到了小二，他每每翻好一篇，就给三色发过去，三色再在博客上发表。正是从这里，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卡佛的文字世界。

推崇卡佛多年的苏童曾说：“雷蒙德·卡佛早死了，喝酒喝死的，我对这种喝酒喝死的人，天生有一种爱。”正如村上春树风潮体现着爵士、威士忌等文化汹汹来袭的时代，和那代年轻人心灵中一片空落落的虚无，卡佛的每一个短篇都好像是梦刚刚醒来的一刻，他的读者大多清楚地走过现实的挣扎，不喜欢“装”，明白格调和反格调都是殊途同归的媚俗，他们大多零零散散分散在各个角落不声张，敏感孤独但从来不会标榜，内心却从不妥协走向了宽容——这种前后正反的美学对称，一如卡佛小说中的诗性。

小说家与故事里的人

“你不是你笔下的人物，但你笔下的人物是你。”这是雷蒙德卡佛在生前几年接受采访时候的回答。他面对的是记者们对一个问题的反复追问——你写的全是蓝领阶层，中下层人物，总是面对着生活的危机，这是不是你自己生活的写照？

“我当然要用条皮带拴住他。”卡佛的母亲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曾这样透露自己带孩子的方法。雷蒙德·卡佛1938年生在美国俄勒冈，父亲是锯木厂的工人，酗酒；母亲在餐厅当招待，五年后，卡佛又多了一个弟弟。这样的一家人就像“美国梦”泡沫之湿漉漉的流浪狗，贫苦，居无定所。全家人不久后搬到了华盛顿的Yakima。逃课去钓鱼、打猎……这些场景正是卡佛成长的写照。1956年，是卡佛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18岁高中毕业后的他和父亲一起到了加州Chester的一间锯木厂工作，在这年，卡佛爱上了写作。之后，他开始了旋转木马般的环游生活，从加州的Paradise搬到另一个城市Chico，到艾奥华，到萨克拉曼多，回到加州的帕罗奥图，圣荷西市，圣克鲁兹市，库比提诺，洪堡河湾……无怪朋友们都开始叫他“奔狗”，也无怪他母亲当年的先见之明。在这些漫长迂回的美国中西部颠簸旅程里，陪伴他的一直是妻子玛丽安·伯克和两个孩子——克里斯汀和万斯。

在他们摄于1972的一张黑白照片中，玛丽安·伯克露出了酷似梅丽尔·斯特里普般美丽的侧脸，她微张着嘴笑着，对卡佛低眉而视，露出无限的柔情，卡佛的脸有点臃肿，笑容随意而漫不经心，他的脸退到了玛丽安的后面，深深躲入照片之中，你很容易就能察觉出这段感情中的蛛丝马迹。他们相识时，卡佛17岁，玛丽安才15。1957年她从天主教女子学校毕业后他们就举行了婚礼，16岁的玛丽安肚子里已经有了2个月大的克里斯汀，一年后他们又添了万斯。在随后的岁月里，卡佛当过工厂守门人、邮差、图书馆助理，但这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写作与酒精，才是他生命的全部。在还没毕业时，玛丽安曾为了送给卡佛一台打字机，当过果园的工人，而随后的20年，她不断践行着为丈夫奉献。为了这个她命中注定的爱人、宿命、克星，她当了20年的酒吧招待、餐厅侍应、百货公司售货员、秘书，最后到英文老师。

在《他们不是你的丈夫》里，卡佛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失业的丈夫去妻子当餐厅侍应的地方蹭酒喝，听到了别的顾客议论自己妻子的臀部，回家就要求妻子节食。妻子一周后就减掉了5磅，再一周，9磅5，妻子回家抱怨，说同事们“说我都不像我了”。而丈夫只是回答“他们又不是你的丈夫”。故事中的妻子并非美丽苗条的玛丽安，但是在他们20年的婚姻里，卡佛的酗酒、让玛丽安付酒钱的事却是惯例。尽管不是要求妻子节食，卡佛的占有欲同样明显，玛丽安需要忍受卡佛为了“自由的感觉”的出轨，但是相反的事情却不能成立。一次醉醺醺的卡佛，看到同样喝醉的玛丽安与另一人调情时，他毫不犹豫地拿起红酒瓶砸了她的头，把玛丽安耳后的动脉割开了，差点要了她的命。

多年后在一本回忆前夫的书中，玛丽安对于丈夫的酗酒，对于婚姻中的漂泊、穷苦、争吵、暴力似乎仍没有一丝怨言。她这样理解：“雷和我用心灵来生存，他告诉我‘如果我们不笑，我们就会哭。’雷才20，我还不到20，我们都有恐惧、追求……我们还在锻造婚姻生活的价值，还在寻找着思考能框住生活，让我们承受这个多变的世界……雷为他的家庭负担得够多了，甚至他写作的发展也被耽误了。如果没有我，没有克里斯汀和万斯，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两家，雷也许有更多金钱上的自由……我们给他的是一个能回家的地方，或好或坏。”这样谦卑的语气，玛丽安甚至认为是自己对不起她的“雷”。

婚姻与酗酒，互为恶化的因果。60年末70年初，卡佛逐渐在文坛展露头角，在参加完写作训练班一年后，卡佛先是在科学研究出版社当文字编辑，70年代开始在大学教书，后来成为了写作训练班的老师，并开始在《绅士》杂志发表小说。但是酒精依然如影随形，卡佛曾经写到自己和约翰·契弗的相识，在一次艾奥华写作训练营当老师时，两人一字未写，一半时间教书，一半时间就是聚在一起痛饮。不久后，契弗加入了AA(戒酒协会)，而卡佛依然如故，甚至因此三次被送到了医院。1976年，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好吗》终于得以发表。

1977年，他在AA的帮助下戒了酒。一年后，卡佛在达拉斯的一次作家会议上认识了女诗人苔丝·格拉赫，第二年的5月到8月，他们在华盛顿安琪拉港朝海的一间小木屋里住在了一起，卡佛与玛丽安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对于1978年，苔丝和玛丽安自有不同的描述。苔丝说，卡佛和玛丽安的婚姻跌到了谷底，卡佛在戒酒，情绪低落，是她的出现挽救了卡佛，并给了他一次重生。而玛丽安则说“在我38时，我决定离开雷的生活，因为我从心里相信，这是他想要的。他一直都没有叫我离开，无论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一直坚守在我们的婚姻里，从来没有直接说过要离婚。”她曾对卡佛说：“你以前的运气实在太坏了，但是你遇到了我。”而卡佛则公开说：“要我回到以前的生活，我还不如服毒。”说的是酒精，但说得更多的是玛丽安。

卡佛的编辑戈登·林奇在劝玛丽安离开时曾说：“雷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如果你可以放他走，如果你可以让他从生活的琐碎需求中解放出来，他不知道还能有多伟大呢。”而玛丽安则淡淡回答，我早就知道他伟大，我比所有人知道得都早。然而，无论多么不甘，卡佛确确实实是在遇到苔丝之后“转运”——在开始同居的4个月里，卡佛居然写了200首诗，1981年《谈论爱情》出版，卡佛兴奋地对苔丝说：“宝贝，我们已经永载史册了。”而玛丽安则一气之下去了湾区，在那里她一无所有，40岁重新开始做起了餐厅女招待。25年的婚姻里，他们争吵、分手、再和好，“从来没有幸福，不是彻底的快乐，就是彻底的沮丧。”她给了他一生的素材，但是他亲手把她变成了失去一切的人，她就是雷蒙德·卡佛故事里的精髓，她就是卡佛故事里的人。

苔丝和卡佛有这么一张黑白照，苔丝撑着一把日式纸伞，眉毛像线一样细长，她用和当年玛丽安同样的姿态注视着卡佛，但是目光中有小女孩占有玩具一样的喜悦。1988年，卡佛死于肺癌。几年前在诊断出绝症时，卡佛就和苔丝结了婚。卡佛死后，苔丝得到了几乎卡佛所有的积蓄21.5万美元，玛丽安和两个孩子只得到了1万美元，而卡佛78岁的母亲则更少。卡佛把所有作品的处置权，给了苔丝。

评论界多年来一直将卡佛没有写出长篇小说归咎于玛丽安，和她代表的琐碎生活。11年后，斯蒂芬·金在《纽约时报》上评论卡佛的传记时写道，尽管传记作家没有评论卡佛遗嘱的处理，“但我很高兴地帮她说，这是极不公正的。”

被删节与篡改的“极简主义”

“写短篇小说与写诗之间的相似程度，要超过些写短篇小说与写长篇小说之间的相似程度。”卡佛曾这样说，短篇小说与诗歌，是他的最爱，卡佛一生共完成了60余部短篇小说，写下了300多首诗歌和一些杂文、评论文章等。对不写长篇的解释可谓著名：在颠簸劳碌的前半生，他需要那些一坐下就能一气写完的故事，他没有时间谋思长篇。没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却被誉为“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美国小说家”。“自海明威之后最出色的美国小说家”，崇拜者也多把他与海明威联系起来，甚至有人把“冰山”理论运用到卡佛对场景的调度和语言精炼的分析之上。但是套用卡佛本人所说的话，“卡佛与海明威之间的相似程度，远不及卡佛与契柯夫之间的相似程度。”卡佛一直醉心于后者，在死前一年，他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差事》，写的是这位虚构作家的死，其实，他自己已经听到了死亡的脚步声，他把自己比作了契柯夫。要说两人的不同，契柯夫擅长讽刺，而卡佛则是巨大的沉默，沉默背后潜藏着诗意。

70年代末成名到如今的30年间，多少人捧着卡佛的小说，研究他的“极简主义”风格，然而，他对美国文学后来的影响，多少寥寥。“极简主义”的文字信奉者，无人能出卡佛之右。评论家开始嘀咕，“极简主义”生命力不足，卡佛的风格难以被模仿。两年前，随着卡佛曾经的编辑、《绅士》杂志的Gordon Lish浮出水面，评论家才住口。卡佛的遗孀苔丝向纽约时报首次透露，从最初刊登在《绅士》的文章，卡佛的大部分小说很多都遭到Gordon Lish“利笔”的砍伐。真正的“极简主义”信奉者，是Gordon。由于急于把作品发表，卡佛只能向他妥协。1981年，卡佛交给Gordon《初学者》(beginner)初稿，拿到第二稿后，他发现被删掉了许多，并被改名为《谈论爱情时我们谈些什么》，卡佛有些不满，写信与Lish商议。等他拿到第三版时，才发现删得更多。“其中的一些删节，令人心碎”，斯蒂芬·金如此评论。

面对如此缩水，卡佛极克制地给Gordon写了信，希望能至少回到第二版本，然而，编辑并没有回信，而《谈论爱情时我们谈些什么》与“极简主义”就这样成为了卡佛的标签。到1983年，卡佛稍有名气后，他威胁Gordon如果依然砍伐“篡夺”他的小说，他就会转投其他出版社，《大教堂》才得以第一次现出了卡佛的风格。而一年后，卡佛才真正与Gordon分道扬镳，摆脱了后者10多年“切肉刀”一样的统治。而卡佛被篡改的小说，有17篇之多。

“你开始写。有时你找不到你在故事里努力想表达的东西，直到你换了一行，知道你忽然间明白故事走向何方。你必须一边走一边去寻找。” 卡佛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这样描绘自己修改小说的状态，这句话同样适合于读者。在卡佛平实如流水账一样的行文里，你总不知道自己被带向何处，直到换了一行，卡佛的影子忽然跳出来，出现了一句与故事内容不相关的描述，你忽然就明白自己身在何处。

写窥视邻居生活的夫妇时，忽然写到了水面上的蚂蚁；写被妻子赶出门的丈夫，在离去时拿了六个派，每一个抵她的十次背叛：“车道上，他在黑暗中打开车门时候掉了一块派。”他写父亲的一生，写了无数行的流水账，他写了《毁掉我父亲的四件事》，却没有一件事真的有多重要，不带任何感情，但却能在最后一句让你明白过来，那是另一种深刻的情感。比起小说，这确实是更接近与诗歌的表达——平实语句下的曲折感情，不经意意象后的另一种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