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墨江城小说有雷吗作者

⑴ 东北作家的关东情节

靠，这也太难了吧，建议搜索华师大刘小莉的论文，我记得她好象跑了很多内地方说要写一篇有关于这容个的论文吧= =论文到现在还没搞，你麻烦了……

我也是中文系大四的也在写毕业论文……我记得说资料好象是要翻当时的报纸杂志吧，真悲剧……

⑵ 大家读完阎志小说《武汉之恋》，有哪些点印象深刻的点呢

小说最夺人眼球的是把泰康人寿的陈东升、小米科技的雷军、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艾路明等武汉校友的创业历程写进去了。

⑶ <<聊斋志异>>盗户：作者，书详情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室名聊斋，淄川蒲家庄人。生于明末，卒于清初，终生科举不第，以教书为业，晚年成岁贡生。旧志称其“性厚朴，笃交游，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所著有诗词、文赋、杂著、俚曲、戏等，其文言小说《聊斋志异》脍炙人口，广为流传，饮誉海内外。

书香世家

淄川蒲氏，自元代迁来，原籍何处，文献无征。其远祖蒲鲁浑、蒲居仁曾并任般阳府路总管，名载邑乘，但无任职年代。墓在城西北店子村附近，旧有华表翁仲，俗称“石人坡”。故其民族成分引发学术界争议，“蒙古、女真、回族、汉人”多说并存，至今尚未定论。
《蒲氏族谱》记载，相传蒲姓为元世勋，宁、顺间曾遭“夷族之祸”。邢戮之余，只遗“藐孤”，时方六七岁，匿于外祖杨家，改随母姓，元亡后，始复姓蒲，名璋（即其始祖）。其后子孙日繁，所居满井庄因而易名蒲家庄。至明万历间，全县诸生八名补廪者中，其族竟占六人。嗣后科甲相继，称为望族。自蒲璋至蒲松龄历十一世，其世系为：
璋—子忠—整—海—臻—永祥—世广—继芳—生汭—盘—松龄
蒲松龄的高祖世广，是族中第一位廪生，才冠当时，所生四子中一人为训导，三人为庠生，而后世子孙中在明清两代出了（三名）县令以及教谕，训导等职的进士、举人、贡生、廪生与庠生数十人；其曾祖继芳（行二），庠生，所生五子均为入泮；其祖生汭，所生五子无一采芹者；其父盘，字敏吾，配孙氏、董氏、李氏，少力学而家苦贫，遂弃学经商，数年称素封。业余不忘经史，博恰淹贯，宿儒所不能及。但长子早丧，四十余仍无子（曾过继嗣子），散金行善，救济乡里，后连生四子（三人进学）。生平“主忠厚”，值战乱，策划守村，出资助修城垣，故而名载县志“隐逸”中。

励志向学

明崇祯十三年庚辰四月十六日夜戌刻，蒲松龄诞生于蒲家庄内故宅北房中。此时，其父正梦见一位偏袒上衣、乳际粘有一贴圆如铜钱药膏的病瘦和尚进屋。而蒲松龄身上也“果符墨志”，故其以“病瘠瞿昙”降生自况。
蒲松龄在兄弟四人（兆箕少亡，过嗣者兆兴回归）中排行第三（董氏次子），上有兆专（李氏所生）、柏龄两兄，下有一弟鹤龄。因家境渐落，不能延师，兄弟四人皆从父读。蒲松龄天性聪慧，经史过目能了，尤得其父钟爱。
清顺治十四年，18岁的蒲松龄与本县丰泉乡大刘（今罗村镇道口村）“文战有声”的庠生刘国鼎次女成亲。
次日，新婚后的蒲松龄初应童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藉藉诸生间。其制艺《早起》、《一勺之多》，大为山东学使施闰章称赏。其批语：“首艺空中闻异香，下笔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又掉臂游行之乐。”
越岁，踌躇满志的蒲松龄与同窗挚友张笃庆（历友）、李尧臣（希梅）、王鹿瞻等结为“郢中社”。每聚首则放怀吟咏，寄兴唱和，诗成共载一卷。旨在长学问，消躁志，相互切磋，以补文业。
其后，蒲松龄岁岁游学在外。先去城西沈家与宁绍道参议沈润之子沈天祥（燕及）“共灯火”；又应李尧臣之邀，于康熙三年春到城东李家与之“共笔砚”。此间，虽经兄弟析箸之变，然而蒲松龄却未改求学之念。为惜时笃学，他曾接受同在李家假馆的外甥赵金人（晋右）的建议，作《醒轩日课序》以励志。再后来，面对分家后“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的现状，尤其是弱妻幼子及窘困的家境，迫使蒲松龄不得不违心的终止了在李家的借读。自康熙五年前后，他便到城西王村课蒙，开始了他的熟师生涯。这是他的初馆阶段。

游幕宝应

康熙九年秋，蒲松龄为了全家五口人（已有二子一女）的生计，也为了开阔眼界，应聘于同邑进士、江苏宝应县令孙蕙（树百），南下宝应县署作幕宾，帮办文牍。他骑马南行，从益都县颜神镇（今博山区）西南青石关入莱芜县境，经沂州进苏北，渡黄河（清初由苏北入海），最后到达宝应。
宝应乃苏北古邑，隶扬州府辖，由于地处淮河下游并临大运河，当水路之冲，因而迎送官员驿站供应繁重；且遇连年水灾，土地村舍俱淹，百姓号寒啼饥，流离失所。孙蕙自康熙八年任此灾邑，处境困难，蒲松龄的到来确实帮了他的大忙。次年春，孙蕙被调兼署高邮州署。
蒲松领代孙蕙共拟书启、文告等稿90余篇，大都体现了州县官吏的艰辛、难以强项的处境与灾区的惨状、百姓的困苦，为孙蕙赢得了一定的政声。
南游期间沿途登眺以及苏北水乡的秀丽风光，激发了蒲松龄的文学创作热情。而他亲眼目睹了仕途险恶与社会的黑暗以及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灾民惨状，都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更深广的生活感受。
然而，这种代人歌哭的差事，终究难圆自己的科举梦。他决意辞幕，并于康熙十年初秋北归。

八年窘困

南游归来的七八年间，是蒲松龄人生道路上最艰难的阶段。他满以为凭自己的才智，会顺利通过科举考试而一展鸿图，但却事与愿违，使其感慨万千。其诗句“世上何人解怜才”，“痛哭遥追阮嗣宗”，“独向陇头悲燕雀，凭谁为解子云嘲？”抒发了他壮志难酬且不为世人理解的苦衷，表露了他蔑视世俗庸人并以怀才不遇的杨雄自比的清高情怀。
这期间，他曾随淄川文人领袖高珩、唐梦赉等游览齐鲁山水，东去劳山，南登泰岱。但仍靠辗转设帐于丰泉乡王家等缙绅之家维生。
科举无望，难达青云之志，而灾年频仍，缺乏充饥之粮。中年的蒲松龄身负重担，在人生道路陡坡上艰难挣扎。

设帐西铺

康熙十八年，已届“不惑”的蒲松龄应同邑毕家聘请，设帐城西西铺庄。毕氏乃淄川四世一品的“名门望族”。馆东毕际有（载积）之父毕自严（白阳）是明崇祯间户部尚书。毕际有原任江南通州知州，康熙二年罢归，优游林下，诗酒自娱。他与王士祯、高珩等诸多名门多有交往联姻，就连任淄官吏亦多与攀结。毕家财力富足，居第宏大。除尚书府外，有绰然堂、振衣阁、效樊堂、万卷楼等，第后石隐园方广十亩，厅台廊榭，竹石花树，景色怡人。
蒲松龄为毕家教授八个弟子，还兼职大量应酬文字，并参陪迎送接待，因而博得了信赖。他与老少东家相处融洽30年，同时也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读书、应试、著书的安定的生活环境。

科场偃蹇

由于毕家的优越条件和厚待，蒲松龄能在教书并处理杂物之余，得以安心预习举业，以图博得一第。但其命运不济终身未能如愿。他参加乡试的确切次数与不中的原因难以说清，仅就有记载的二次都是因为犯规而被黜。
第一次在康熙二十六年秋其48岁时，因“闱中越幅（在考场书卷时，误隔一幅，不相接连）而被黜。其词《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称：“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飘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将其在考场发现自己“越幅”后的震惊状态及颓丧心情表露无遗。
第二次在康熙二十九年秋其51岁时，因故未获终试而被黜。其词《醉太平· 庚午秋闱，二场再黜》称：“风粘寒灯，谯楼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回头自笑艨腾，将孩儿倒绷。” 这两次失败，对他及家庭打击太大了。尽管其不死心，然而妻子却出面干预了，劝其说：“君勿须夏尔！尚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他认为妻子说的对，可每见儿孙赴试，自己便心生欲念，往往情见乎词，而刘氏总漠置之。
屡试不第，使他抱恨终生。其诗词及《聊斋志异》的《叶生》、《王子安》、《贾奉雉》等诸多篇章中对此都有深刻的感受与逼真的描写。

志异著述

蒲松龄的科举梦想破灭了，而其著述之心却始终未泯。他从年轻时即着手创作的《聊斋志异 》 ,一直断断续续未能结集。来到毕家后条件好了，有石隐园的美景，有万卷楼的藏书，再加馆东的支持，他决心续写完成这部巨著。从此他便集中业余的精力投入到搜集素材与构思创作中。“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寒来暑往，日复一日，“集腋成裘”，“浮白载笔”，终于完成了他的“孤愤之书”。后来，他还以淄川方言撰写了《墙头记》、《慈悲曲》、《姑妇曲》、《磨难曲》等十四种通俗俚曲及《闹馆》等戏三出。其救世婆心显而易见。他在创作小说、诗文、俚曲、戏的同时还编撰了《日用俗字》、《农桑经》、《药祟书》等多种科普资料工具书。充分体现了他的为民思想。

笃重交游

蒲松龄在西铺期间，由于馆东的乡宦地位条件，更因其诗文尤其《聊斋志异》的广泛传播，使其声望与交游日渐扩大。他不仅与本邑友人、省内资深的名士交好，而且还受到邑侯、宪台的青睐。其中的李尧臣、张笃庆、赵金人、高珩、王敏入、王观正、王永印、沈天祥、邱希潜、安于拙、袁藩、毕盛钰、毕盛统、华世持、韩逢、谭再生、张元、杨万春、唐梦赉、钟辕、朱缃、吴木欣、张贞、李之藻、汪如龙、张嵋、时惟豫、喻成龙、黄叔琳 、王士祯等，他们同孙蕙与毕际有父子一样，都曾对蒲松龄的生活、举业、思想乃至写作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及作用。因而蒲松领与他们的交情深厚，其著作中多有记载。

岁贡暮年

至康熙四十八年，70岁的蒲松龄结束了在毕家的塾师生涯，撒帐归里。自此能心境闲暇，安居斗室，日以抱卷自适，或东阡课农，或时邀五老斗酒相会。
先是，他几个可爱的稚孙皆以痘殇，令他伤心不已，后来，与他共患难的妻子又不幸病逝，更让他痛不欲生。它饱含深情撰写了《述刘氏行实》缅叙妻子美德，还满怀悲伤作《悼内》等诗八首以挽悼。当江南画家朱湘鳞为其画像时，他亲笔题跋两则。妻子去世使他失去精神支柱，年后他去看望刘氏坟墓，又写诗《过墓作》怀念亡妻，读来催人泪下。康熙五十四年春节，邃于易理的蒲松龄自卜不吉。正月初五，他率儿孙为父盘上祭日坟，似冒风寒，医投理气之剂，自是食量尽减。至二十二日竟倚窗危坐而逝。

蒲松龄科举不第，无缘官场，终身清贫，仅靠教书为生。然而，他却没有颓废，更未流俗，而是集中业余精力，勤奋著述，无偿地为后世流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文学瑰宝。
据同邑文人张元（清雍正三年）所撰《柳泉蒲先生墓表》载，聊斋著作有：《文集》四卷，《诗集》六卷，《志异》八卷；还有碑阴所附：“杂著”五册（《省身语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各一册），“戏”三出（《考词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闹馆》），“通俗俚曲”十四种（《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翻魔殃》、《寒森曲》、《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各一册，《禳妒咒》、《富贵神仙曲》后变《磨难曲》、《增补<幸云曲>》各二册）。另外还有墓碑未载的部分编选与辑录作品等。由于古人习惯于在自己的诗文等作品前冠以室名，因而蒲松龄的著作分别称为：《聊斋志异》、《聊斋诗集》、《聊斋文集》、《聊斋杂著》、《聊斋俚曲》、《聊斋戏》等。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从20岁始至40岁基本成书，后又继续创作至暮年，历时40年完成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全书近500篇，内容皆搜抉奇怪，其中多狐鬼花妖与神仙故事，虽涉荒幻而断制谨严。旨在针砭时弊，劝善惩恶，移风易俗，抒写孤愤。其素材多取自于现实生活以及轶闻传说与个人感受。如写明末清初战乱的《韩方》、《鬼隶》、《乱离》、《野狗》、《张氏妇》等篇以及为抚慰落魄书生与孤身塾师的《绿衣女》、《小谢》篇等。
《聊斋志异》广泛继承了古代神话、传说，汉魏六朝的史传、志怪，唐代传奇与宋元明各代白话小说创作的集大成者。蒲松龄以狐鬼花妖神仙怪异作为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和手段，“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鲁迅语）；兼采六朝志怪与唐代传奇之长，“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博取史传文学、白话小说及戏曲文学等艺术技巧，将文言小说创作推向了最后一座高峰。
从作品内涵看，《聊斋志异》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很宽泛。一介布衣寒儒蒲松龄不仅关注着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官的吏治腐败，贪暴不仁，而且也关心着社会各阶层与世风、民瘼。他尤不能容忍的是自己深受其害的科场不公与考官昏庸，其中还寄托了他向往美好人生及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具有代表性的篇章如《促织》、《潞令》、《鴞鸟》、《梦狼》、《放蝶》、《胭脂》、《商妇》、《张鸿渐》、《盗户》、《公孙夏》、《梅女》、《伍秋月》、《席方平》、《续黄粱》；《画壁》、《考城隍》、《钟生》、《陈锡九》、《张诚》、《二商》、《曾友于》、《辛十四娘》、《林氏》、《马介甫》、《大男》、《云翠仙》、《姚安》、《韦公子》、《宫梦弼》、《雷曹》、《素秋》、《酒友》、《崔猛》、《义犬》、《大力将军》、《丁前溪》、《种梨》；《叶生》、《司文郎》、《于去恶》、《王子安》、《何仙》、《贾奉雉》、《饿鬼》、《三仙》、《神女》、《考弊司》、《胡四娘》；《红玉》、《绿衣女》、《连琐》、《香玉》、《小谢》、《嫦娥》、《爱奴》、《凤仙》、《青梅》、《娇娜》、《乔女》、《连城》等。
《聊斋志异》的文学成就，在中国古代志怪传奇小说中空前而绝后。独具匠心的蒲松龄超人之处，在善于虚构，突破常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假幻设以寓意，虚拟鬼狐花妖，实写现实人间，借以抒情，用以警世。然而这些创新成就却遭到后来纪昀的反对，而纪昀所反对的，也正是这部名著数百年盛传不衰的根源。
《聊斋志异》里虽经高珩、唐梦赉作序，王士祯评点，但蒲松龄生前却无力印行，仅靠民间传抄流传。至乾隆三十一年，第一部木刻本“青柯亭”本在浙江睦州问世，随后各种批点、诠释、评点、图咏、拾遗本相继在海外出版。迄今，外文译本约有日、朝、越、英、法、德、俄、意、捷、罗、波、匈、保、挪、瑞、荷、马来、印尼等20多种语言、数十种版本在世界各国流传。

《聊斋文集》

《聊斋文集》是蒲松龄的散文、时论、应酬、拟作等文集结集，原为四卷，后人辑为13卷，包括赋、记、引、序、疏、论、跋、题词、书启、文告、呈文、婚启、生志、墓志、行实、祭文、杂文、拟表、拟判等，共计五百多篇。其中除部分作品为自作外，其余多是代人歌哭之作，而骈文竟占十之六。
作品内涵大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部分作品体现了蒲松龄的为民思想，如《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秋灾记略后篇》、《救荒急策上布政司》、《循良政要》、《淄邑流弊》、《盐法论》等。文章构思精巧，典雅生动，成就之高，深受王士祯好评：“八家古文辞，日趋平易，于是沧溟、龠州辈起而变之以古奥”而操“因境写情，体裁不一，每于苍劲刻峭中，时见浑朴”，“当渔洋司寇、秋谷太史，至以声价相高时，乃守其门径，无所触亦无所附，卒成一家言。”

《聊斋词集》

聊斋词，其墓碑、行述中均无记载，仅在蒲立德致王洪谋书中提及有“词集一册”。路大荒先生在辑录整理聊斋词作的基础上，将西安发现的“柳泉居士词稿”（手稿）残卷内容与以前所收，去复校讹，共得92阕，厘为一卷，并且把唐梦贲《聊斋词序》手稿置于卷首。此为目前所见聊斋词的真品，（另有民国石印本《聊斋全集》中的26阕词、262首诗以及6篇文与两卷“笔记”全系伪作）。
从聊斋词作时间看，起自康熙初，多在其南游后与坐馆西铺间。内容多与友人唱和，戏赠，也有慨叹自己的困窘与乡试败北的悲愤，有赞美女性才貌及男女爱情的欢愉，有写景状物及讥讽世相的等等。作品特色，一如唐序所称：“峭如雪后晴山，岞崿皆出，一草一石皆带灵气。”并无词家常有的“粉黛病”与“关西大汉病”。

《聊斋杂著》

《省身语录》作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年），其内容是“敬书格言，用以自省，用以示后”。路大荒整理《聊斋文集》中仅存《序》，而无文。北京大学马振方教授1994年春自日本庆应大学带回抄本复印件，辑校出版《聊斋遗文七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前曾刊于《蒲松龄研究》（题名《聊斋编处世格言百全》）。
《怀刑录》作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路大荒整理《聊斋文集》中存《序》而无文。从其序看，该书“集五服之礼，并稽五服之律”，旨在“使读礼者知爱，读律才者知敬，其有裨于风化”，“使尊卑之分，亲疏之义”一见可了。此书久已失传，至今未见面世。
《历字文》是蒲松龄设馆西铺毕家时，“于《四库》书中细心搜集，费尽数载心血，汇纂成书”的一部有关“吉凶禁忌，福利休祥”等内容的书稿。国内失传，日本庆应大学“聊斋文库”藏其残抄本。马振方先生复印带回国内，整理点校后先发表于《蒲松龄研究》中，后又收入其《聊斋遗文七种》一书中。
《日用俗字》稿成于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3年）正月，至乾隆间始刻印成书。当年蒲松龄见《庄农杂字》一书多有脱漏、杜撰，不尽人意，因而详查《字汇》，另编成《日用俗字》一书。其中读音，悉从《正字通》，而难识者皆注以音切。共分身体章、庄农章、养蚕章、饮食章、菜蔬章，器皿章等31章，包容了世间生物、社会行当，方方面面常用俗字。不仅是很好的识字读本，更是当时社会民风民俗的网络全书。
《农桑经》是蒲松龄在韩氏《农训》基础上根据因地制宜原则进行增删，又博采古今论蚕者，编辑而成的。旨在“使纨绔子弟，抱卷书生，人人皆知稼穑”。内含《农经》71则（包括一年四季整地施肥，种植各种农作物的时间、方法以及治虫、灭荒御灾等）;《蚕经》21则（包括择种、养蚕、择茧及齐茧法等）;《补蚕经》12则;附录《蚕祟书》27则以及《种桑法》10则等。是一部有价值的农业科普著作。
除以上五册杂著外，蒲松龄还先后编选辑录了多种著作，如《婚嫁全书》、《<帝京景物略>选》、《宋七律诗选》、《庄、列选略》、《小学节要》、《药祟书》、《家政内编》、《家政外编》、《观象玩占》等。可见其勤奋，更见其为人之心。可惜的是，除《药祟书》抄本与《家政内、外编》手迹残稿近已得见外，其余诸书早已失传，仅有序跋留存而已。

《聊斋戏》

《闹馆》写教书先生在饥荒之年难找主顾，形同乞讨的沿路喊叫：“教书”。在苛刻的顾主一番还价后，他竟以极低的报酬成交，并甘愿无偿地为东家接送孩子，还兼干各种家务活。尽管每天只有两顿不象样的饭，也总比挨饿强。充分反映了“斯文不值钱”的社会现实。
《钟妹庆寿》通过钟妹送鬼为兄庆寿，写面目不扬而才能吐凤的钟馗，因恨朝廷重相貌轻文章，愤撞金阶，死后被上帝擢为九幽三曹都判官。他认为世间的不公，都是几个邪鬼作祟，于是专吞邪鬼入肚。“养成一个鬼脾胃，顿饭非鬼不美”。其道白：“扫尽群魔千里雾，放日月照阴城。”说出了怀才不遇，恨科场不公的蒲松龄心底的话。
《窘闱》（附《南吕调九转货郎儿》）前者写乡试闱场里，考生在答卷过程中焦急、无奈、怨恨、乞求、梦幻等各种窘态与心理变化;后者写应乡试的秀才，从仓促备考到闱场门外、候检、入场，以及在答卷前后与出场始悔的各种感受和心态。将考生的窘态与艰辛刻画的淋漓尽致，栩栩如生。
三出戏生动幽默，写出了蒲松龄的亲身感受与对科场不公的愤慨。

《聊斋俚曲集》

聊斋俚曲，按蒲松龄墓碑原载为14种，其中《富贵神仙》后变《磨难曲》作为一种计算，实际上应作两种，共15种。当年路大荒在整理《聊斋俚曲集》时未收入《琴瑟乐》一种。
聊斋俚曲是蒲松龄用淄川方言创作的说唱与戏剧作品，其形式类似今天的琴书说唱与地方戏，所用曲调是借用当时流传的几十种曲牌音乐（填词）演唱的（因作品中未附曲谱，仅靠口传，至今只凭录音整理记谱十数首）。
从写作时间看，除较短的几种写于作者中年外，其余多作于暮年。从写作动机看，作者是为“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用以劝善惩恶，移风易俗。大多数作品写于西铺的直接动因，是为取悦于毕际有的孀妻王老夫人（王渔洋的从姑母）。
从作品内容看，其中半数改编自《聊斋志异：《姑妇曲》即《珊瑚》，《慈悲曲》即《张诚》，《翻魇殃》即《仇大娘》，《禳妒咒》即《江城》，《富贵神仙》与《磨难曲》即《张鸿渐》，《寒森曲》即《商三官》与《席方平》。作品大都反映了家庭伦理关系如婆媳（《姑妇曲》）、夫妻（《禳妒咒》）、后母与儿子、兄弟（《慈悲曲》）、父子（《墙头记》）关系等，到街坊邻里关系（如《翻魇殃》）到社会不公问题（如《富贵神仙》、《磨难曲》、《寒森曲》），直至朝廷的昏庸荒诞（如《增补幸云曲》）。除少数游戏笔墨外，无不浸透了作者的救世婆心与良苦用意。部分作品至今仍富教化作用。
从艺术效果看，作品的取材与方言俗语的运用，深受当地听众、观众与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如《墙头记》等作为地方戏，至今盛演不衰。
从写作形式看，聊斋俚曲经历了一个从短篇到长篇的发展过程，更经历了一个由简单的琴书说唱到搬上舞台演出的地方戏演变进程，如最后完成的《禳妒咒》、《磨难曲》与《墙头记》。作者的思想也由最初的自悲自喜，进而转化为与大众同悲同喜的最高境界。聊斋俚曲最终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成为俗文学的高峰。
怀才不遇的蒲松龄，超脱了世俗的享乐追求，艰苦卓绝地背负着雅、俗两座文学艺术高峰，登上了世界之巅，他为自己铸就了一座丰碑，更为后世树立了人生楷模。

⑷ 求现代女主修仙小说

推荐三本，附书评

1，书名：《我的秘书是大神》 作者：信用卡

小短评：女主是超厉害玄门的未来掌门，下山赚钱给祖师爷塑金身，男主是总裁（女主是他公司秘书处的一员），然后就是日常捉鬼，全文基调轻松愉快，跟下午茶甜点一样，苏甜苏甜的，不尬不齁。剧情由一个个故事(案件)组成，总有一些喜欢的角色的。喜欢水獭精，因为它单纯善良又可怜，希望它好好活下来，陪伴家人长大。喜欢黎正则，因为他温和包容。喜欢王威，冲动却又机灵。女主也不错，善良正直高傲有原则。反正就是金手指文看女主捉鬼耍帅，超爽！

2，书名：《储物手镯也跟来了》 作者：十尾兔

小短评：倒霉修真界大佬，飞升一半被刮到二十一世纪，成了十五岁瘦小姑娘，家徒四壁、穷困潦倒……幸好储物手镯跟来了，九千年宝贝还在，洗精伐髓、脱胎换骨，谱写千年老祖的现代生活！男主是女主从小养到大的上古神兽混沌，化形后破裂虚空跟着女主过来了。前面主要是女主升级流 炼丹画符打脸，一开始只是保全自己的小家、后期为了天下苍生和魔修斗争，也为普通人开辟了一条新的修炼途径。是一篇值得一看的爽文。

3，书名：《我不是大师》 作者：维客

小短评：女主原身是个鬼，一天被雷劈了之后重生在一个小姑娘身上，于是被迫拥有了不方便的人身，女主记忆中自己是有丰厚墓葬的女鬼，于是她一直想要找回自己的那些财产，过上轻松的日子，结果因为各种常识的缺乏，女主跟各种发财机会擦肩而过，2333～女主穷得清丽脱俗，明明一身本事却受限天道，凶得要死的厉鬼抓回来，居然只能卖个几十块钱，太惨了。我现在每天的快乐源泉就是看女主今天有多抠，哈哈～男主目前没有丝毫存在感，其实有没有无所谓，很对我胃口。沙雕文，不太正经，笑到头掉。

⑸ "聊斋志异"的作者以及所有有关资料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的意思是在书房里记录奇异的故事。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为494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极高的艺术成就。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

创作背景：
蒲松龄一生贫困潦倒，但这样的经历恰好对他创作《聊斋志异》这样的文学巨著十分有利。他个人科场蹭蹬的不幸固然可悲，但他却由此而对科考制度有了深切的体验，从而促使他把满腔孤愤倾注在自己的创作中，将揭露和抨击科举弊端作为《聊斋》的重要内容，并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应试士子形象。
三十多年的农村教书先生生活对他的创作也极为有利：一方面东家毕际有的石隐园里有林泉之胜可以陶冶性情，丰富的藏书可供他研习学问，丰富知识；另一方面又使他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和恰当的机会搜集民间传说，整理加工聊斋故事。
他去南方一年的幕僚生活也为创作《聊斋志异》作了一定准备。南方的自然山水和风俗民情开阔了他的眼界，幕僚的身份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各阶层人物，特别是官僚缙绅和下层歌妓，为他在《聊斋》中塑造各种官僚豪绅和众多女性形象打下重要基础。
此外，蒲松龄从小就喜爱民间文学，喜好搜集民间奇闻异事。他不仅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艺术营养，而且直接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造。这是他采用充满奇幻色彩的花妖狐魅故事来反映现实的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
蒲松龄（1640年-1715年），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清代文学家。出生于一个逐渐没落的书香家庭，但功名不显。
父蒲盘弃学经商，然广读经史，学识渊博。
蒲松龄19岁时，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颇有文名，但以后屡试不中。
20岁时，与同乡学友王鹿瞻、李希梅、张笃庆等人结“郢中诗社”。后家贫，应邀到李希梅家读书。
31-32岁时，应同邑进士新任宝应知县、好友孙蕙邀请，到江苏扬州府宝应县做幕宾。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离乡南游，对其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南方的自然山水、风俗民情、官场的腐败、 人民的痛苦，他都深有体验。还结交了一些南方下层歌女。
北归后，以到缙绅家设馆为生，主人家藏书丰富，使他得以广泛涉猎。
61岁撤帐归家，过了一段饮酒作诗、闲暇自娱的生活。一生热衷科举，却不得志，
71岁时才援例成为贡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体验。加之自幼喜欢民间文学，广泛搜集精怪鬼魅的奇闻异事，吸取创作营养，熔铸进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出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以花妖狐魅的幻想故事，反映现实生活，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除《聊斋志异》外，还有文集4卷，诗集6卷；杂著《省身语录》、《怀刑录》等多种；戏曲3种，通俗俚曲14种。经人搜集编定为《蒲松龄集》。

⑹ 抗战时期时作家的名字有哪些

抗战时期的东北作家群
20世纪的30年代、40年代,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群“东北作家”,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五四运动的爆发,同时也宣告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在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之内,题材以反映城市(都市)的工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生活为主,也有写乡镇或农村的农民、流氓无产阶级、中小地主生活的。影响较广泛的作品有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春蚕》、《林家铺子》,夏衍的《包身工》,叶紫的《丰收》等等。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往往只是作为一些事件的背景处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列强都一味妥协,不敢也不肯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文学艺术则施加压力,不让有暴露、控诉的机会。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9.18事变,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忙于镇压此起彼伏的工农革命斗争,忙于“剿共”,对日寇采取不抵抗主义,东北四省随之先后沦陷,中国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急遽而剧烈的变化,文学界掀起了救亡的巨浪,有识之士都感觉到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呼吁团结起来,以笔为武器,共同战斗。

而东北四省的作家不约而同地先后集中到了哈尔滨,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东北四省与俄罗斯接壤,国境线长达数千里,从帝俄时代到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对哈尔滨这个都市一直有潜在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都很显著。因此,哈尔滨虽然不存在苏联的租界,但仍有相对的特殊性。在日本、伪满洲国统治之初,哈尔滨的政治空气比起沈阳、长春、齐齐哈尔等城市仍旧要稍稍宽松一些。当然,也只是相对而言。

当时,哈尔滨有一家《国际协报》,文艺副刊名《国际公园》,刘军(萧军)、刘莉(白朗)、悄吟(萧红)等人都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作品。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自然无法对日本军国主义、伪满统治进行公开的暴露和鞭挞。

萧军、萧红、白朗、李辉英、端木蕻良等作家分别在北平、上海等地的《文学》、《中流》、《光明》、《文学季刊》、《文学杂志》以及综合性大型刊物《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的文艺栏发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其题材则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或所见所闻的东北四省人民群众英勇抗日的事迹,可歌可泣,引起读者心灵深处的震撼。也有一些散文,怀念故乡的白山黑水,怀念故乡的父老乡亲以及坚持在那里作殊死战斗的游击健儿,也充满了激情,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
1936年,生活书店已经在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之下,负责人邹韬奋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仍旧负起抗战文学的重任,收集当时影响最为显著的东北作家的一批短篇小说,出版了单行本。包括罗烽《第七个坑》、舒群《战地》、李辉英《参事官下乡》、黑丁《九月的沈阳》、穆木天《江村之夜》、白朗《沦落前后》、宇飞《土龙山》和陈凝秋《在路线上》等八篇。因为当时文学家已经普遍地称他们为东北作家,因此这个单行本就取名《东北作家近集》。当然,由于这本书的畅销,东北作家这一称谓也更为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群所熟知了。

东北作家当然不仅仅写短篇,也写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萧军写了《八月的乡村》,萧红写了《生死场》,这两部作品的产生和出版问世,都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鼓励和具体帮助。另一东北作家端木蕻良写了长篇《科尔沁草原》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1936年7月1日,也就是东北作家在文坛陆续发表、出版了许多作品,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之际,鲁迅、茅盾、巴金、聂绀弩、曹禺等77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在现在当民族危亡……最后关头,一只残酷的魔手扼住我们的咽喉……”宣称:“……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这宣告刊发在《现实文学》第一期上。在署名的77人之中,杨晦、穆木天年龄较长,很早就离开东北而到了北平、上海等地从事文学评论或翻译创作,而到上海不久的萧军、萧红也在其中,可见东北作家在抗战文学队伍中的力量和影响。

芦沟桥畔的枪炮声,揭开了七七全民抗战的序幕,战火在全国蔓延开来,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投入了抗战活动,东北作家的题材也不再仅仅写东北的抗日斗争,他们写了各条抗日战线的动人事迹,也对解放区的见闻作了生动的报导。在这种情况之下,文学界对“东北作家”这个称谓就用得比较少了。但是,现代文学史上,“东北作家”确是最早投身抗战文学的一个群体,发生过巨大的作用。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不容忽视。

二

正因为如此,1940年9月,《大公报》副刊出版了《九一八纪念特刊》,发表了一批纪念文章,并报导了东北作家创作的近况。一共列出39位,原名单如下:

风露、马上、姚奔、辛代、金人、骆滨基、雷加、塞克、师田手、萧军、舒群、萧红、端木蕻良、杨朔、白朗、罗烽、孙陵、李辉英、黑丁、丘琴、张石光、张郁廉、铁弦、宇飞、王语今、高寒、齐同、穆木天、高兰、罗荪、关吉罡、辛劳、邹绿芷、李葳、杨晦、金肇野、林珏、赵洵、李雷、丰原。

1944年9月17日,也就是9.18事件十三周年前夕,我在《大公报》副刊《文艺》发表《东北作家论》,论述了三个问题:

一、中国的抗战文艺决不是到芦沟桥畔响起全民抗战的枪炮声才开始的,从9.18事变那一天起,就翻开了第一页。东北作家有切身的家破人亡的感受,深切怀念、悼念故乡被压迫、杀害的父老兄弟姐妹,他们早就用战斗的笔对日伪的暴行进行血泪的控诉,对白山黑水间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好儿女组成义勇军作热烈的歌颂。对《第七个坑》等短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等长篇小说的内容作了扼要的介绍。

二、从9.18到芦沟桥畔响起全民抗战枪声的六年之间,东北作家流亡到关内之后,生活和工作都存在着莫大的困难,人民群众对之当然很钦佩。鲁迅首先伸出热情的手,为他们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别有用心的人却在向他们施放冷箭,甚至指责他们不应该到北平、上海来,甚至把矛头对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恶毒攻击。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予以迎头痛击,大快人心。

三、作为一种称谓,“东北作家”应该如何界定?可否有广义、狭义之分?这也牵涉到时间、空间两个方面。广义的则包括9.18之前以及全民抗战爆发后出现的东北作家,包括原籍不在东北,但9.18前后在东北生活、工作,而且也写了一些反映东北地区抗日战争的作品。这广义、狭义还牵涉到作品的类别,如小说、诗歌、戏剧、散文,那是直接反映东北地区的抗日战争,当然作者属于东北作家,但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如搞翻译的,他们的论著、译著并不显示东北的抗日战争的真相,然而他们确是东北人,能不能称为东北作家?这也是一个问题。

这篇《东北作家论》最大的缺点是政治上的原则错误,原来的意思谈到了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当然不可能很直截了当提出,而不得不转弯抹角地讲。然而,这样也不行,通不过检查,这一句话被篡改成替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而多方辩护的话了。还有一些小的问题谈得也不是太清楚。

为了弥补这一遗憾。我事隔60多年之后,写了《东北作家与全民抗战》一文,发表于《河北师大学报》2004年1月(27卷1期)。此文比较全面地分“东北作家群体的出现”、“对文坛的冲击与震动”、“全民抗战与东北作家”三部分,谈了东北作家在抗战八年中的活动情况,或在延安或在重庆等地的创作成果。

文章在结束时,说到刚建国时,有许多东北作家被派往他们阔别已久的故乡,担任了文化教育方面的领导干部。对1940年《大公报》副刊所披露的包括39人的东北作家的名单作了几点补正,但也只用了三言两语,十分简单。指明于黑丁(黑丁)、杨朔分别为山东之即墨、蓬莱人。曾翻译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金人为河北南宫人,高寒是云南文山人。孔罗荪是上海人,曾在哈尔滨《国际协报》主编过文艺副刊《蓓蕾》。因此,他们都不能说是东北作家。

三

狭义的东北作家,也就是9.18到全民抗战的爆发、全民抗战时期,活跃在文学战线上原籍东北的作家究竟有多少人?是哪几位?我根据1940年《大公报》所开列的39人的名单,作了多方面的资料的收集、查询、核实,初步按出生年代的先后,排列如下:

杨晦(杨兴楝)(1899—1983),辽宁辽阳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3年在北平《晨报》副刊发表四幕剧《来客》。1925年与冯至等组织沉钟社,创办《沉钟》。以后有较长时间从事大专学校教职。建国后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多年。译作有《悲多汶传》(罗曼·罗兰原著)、《雅典人舌满》(莎士比亚原著)等。

穆木天(穆敬熙)(1900—1971),吉林伊通人。创造社成员。1923年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国文学。曾一度在吉林大学执教。初以诗歌创作为主,后来主要翻译巴尔札克、纪德等人作品,翻译出版了巴尔札克的《欧贞尼·葛郎代》、《从妹贝德》、《从兄蓬斯》、《二诗人》等,并著有《法国文学史》。

萧军(刘军、田军、刘鸿霖)(1907—1988),辽宁义县人,一说辽宁锦县人。曾在东北陆军讲武堂宪兵教练处为学员。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得到鲁迅的赏识而被编入《奴隶丛书》出版。抗战期间,曾两次到过延安,写了不少杂文,也曾被批判。其他长篇小说有《五月的矿山》、《过去的年代》等。晚年从事戏曲创作与文物研究。

罗烽(傅乃奇)(1909—1991),辽宁沈阳人。毕业于哈尔滨呼海铁路传习所。随即参加中国共产党,1933年起负责领导北满(地下)文艺运动。1945年至上海,参加左联,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呼兰河边》、中篇小说《归来》,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作了血泪控诉。1941年去延安,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主席。以后一直担任党政部门的文教工作领导职务。

高兰(郭德浩)(1909—1987),黑龙江爱辉人。1928年入燕京大学国文系攻读,抗战爆发,与光未然、冯乃超等提倡诗歌朗诵运动。主要著作有《高兰朗诵诗集》、《高兰朗诵诗新辑》、《高兰朗诵诗选》等。建国后,在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大学等校任教。

萧红(悄吟、张乃莹)(1911—1942),黑龙江呼兰人。先后在哈尔滨、北京读中学。成名作为《生死场》,受到鲁迅的关注,帮助出版。《呼兰河传》则是她在大后方回忆故乡自然风貌与乡亲的纪实。她还写过一些回忆鲁迅、许广平的著作。曾与萧军、端木蕻良先后共同生活过。后在坎坷中死于肺病。

李辉英(李连萃)(1911—1991),吉林永吉人。青少年时代就到了上海,毕业于中国公学中文系。长篇小说《万宝山》取材东北人民反抗日寇暴行的悲壮事迹,影响颇广。抗战胜利后,回东北历任东北大学诸校教授。1950年去香港,此后即一直在香港任大学教授。

辛劳(陈晶秋、陈中敏)(1911—1945),黑龙江呼伦人。9.18事变后,流亡上海,1935年开始创作,在《太白》发表《索伦人》,以后陆续在《文学大众》、《创作》、《时代文艺》、《光明》等刊物发表小说与散文。其力作为抒情长诗《捧血者》,充满战斗激情,冯雪峰、聂绀弩、邱东平对之均有较高评价。

师田手(田质成、田凤章)(1911—1995),吉林扶余人。9.18事变流亡关内,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联,主要负责组织工作。抗战后期在解放区、重庆发表作品,大多发表于《抗战文艺》与《大公报》副刊《战线》。建国后曾任吉林省教育厅厅长。出版作品以小说集与诗集为主。

白朗(刘莉、刘东兰)(1912—1994),辽宁沈阳人。曾在哈尔滨《国际协报》主编文艺副刊,从事小说、散文创作,1935年流亡上海。抗战时期,在山西写了一批控诉日军暴行的作品,1941年在延安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出版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长篇小说等共20种左右。

端木蕻良(曹京平)(1912—1996),辽宁昌图人。9.18之前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进入清华大学时参加了左联。1933年、1935年先后写作出版《科尔沁草原》、《大地的海》等长篇小说,《遥远的风砂》、《鹭鸶湖的忧郁》等短篇小说,显示出独特的文采与才华。建国后写作重点比较集中在曹雪芹及其《红楼梦》的研究与改编。

舒群(李书棠、李旭东)(1913—1989),黑龙江哈尔滨人。1931年参加东北的抗日义勇军,1935年来上海,参加了左联。1936年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没有祖国的孩子》,影响甚广。1940年在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教员、系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东北解放后,曾任东北大学副校长,建国后曾任中国作协秘书长。

铁弦(张铁弦)(1913—1984),吉林人。1929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1935年开始文学生涯。建国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作品有诗集《天蓝色的信封》、《康庄大道》等,翻译《在特鲁厄尔前线》等书。

邹绿芷(邹尚录)(1914—1986),辽宁辽阳人。抗日战争前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读书,战后即去延安陕北公学,后去重庆,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任教导主任。建国后在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工作,曾任《儿童时代》社社长。翻译了不少西方著名诗人的作品,汇编成《骑驰》。还译了聂鲁达的诗集《流亡者》和美国、墨西哥、丹麦的一些小说集。

丘琴(邓天佑)(1915—),黑龙江宾县人。1938年毕业于北平东北大学。抗战时期在重庆任中苏友好协会秘书。建国后在对外文委、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单位工作,翻译苏联诗作甚多,出版了《苏联诗选》、《吉洪诺夫诗选》、《马雅柯夫斯基诗选》等十余种。

雷加(刘涤、刘天达)(1915—),辽宁丹东人。9.18事变后流亡关内,曾两次去延安。抗战初期在《文艺战线》、《文艺阵地》等刊物发表《鸭绿江》等短篇小说。曾在延安抗大学习。1945年在东北担任工业部门的管理工作。“文革”后任北京文联秘书长。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集《潜力》,共分《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站在最前列》和《蓝色的青枫林》三部,是分别依次出版的。

骆滨基(张璞君)(1917—1994),吉林珲春人。9.18事变时,他还是个少年。抗战那年,他开始文学创作,崭露头角。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取材爱国青年刘强参加大森林中组成的抗日游击队的艰苦斗争,生活气息极浓。其他小说作品甚多,曾遭国民党政府逮捕,经多方营救而幸免于难。

姚奔(姚正基)(1919—1993),吉林扶余人。抗战期间在重庆复旦大学读书,1941年与邹荻帆、曾卓等人组诗垦地社,编辑《诗垦地》丛刊《黎明的林子》等多辑出版。胜利后在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工作。建国后曾任《收获》、《上海文学》、《萌芽》编辑,其后即潜心编纂《英汉大词典》十五年之久。创作、翻译诗集均有多种。

以上这18位生平事迹与作品都有多种材料可以作证,称之为东北作家,在籍贯上、时间界定上都没有什么疑问。当然,还可能有新的材料发现,这个名单当即予以补充。

四

东北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客观的存在,是客观的历史存在,而且这一称谓,早已约定俗成,见于报刊,出版了《东北作家近集》。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存在。

我认为一位作家是否被列入东北作家行列,与他的成就高下无关,不过说明有关籍贯的一些问题罢了。当然,到了抗战胜利,沦陷于日寇的东北四省重新回到祖国怀抱,新出现的东北作家自然也没有可能、没有必要再给予一种地区上的桂冠,称之为东北作家了。

但是,我仍要作一补充,当年《大公报》披露的包括39位作家在内的名单,仅仅是看到这些作家写了有关东北题材,或作了有关东北的呼吁这一类文学作品而编排的,而从事古典文学或文学理论的专家、学者不一定写过这一类文章,因此,没有被排入这一行列的,也有好几位:

高亨(高仙翘)(1900— ),吉林双阳人。初入吉林省第一师范攻读,1925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是梁启超、王国维的研究生。后一度回吉林执教,抗战后历任武汉大学等高校教授。从事古代文史哲的考证、诠释,其代表作为《老子正诂》。

姜书阁(1907— ),辽宁凤城人,满族。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以后一直在大专院校执教。古典文学论著有《诗学广论》、《陈龙川词笺注》。

傅庚生(1910—1984),辽宁沈阳人。193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东北大学、华西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对杜甫诗有深入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杜甫诗论》、《杜诗析疑》等。

蔡天心(蔡国政)(1915—1983),辽宁沈阳人。1935年在山东大学攻读,抗战后在成都四川大学继续学业。青年时代著中篇小说《东北之谷》,刊载于上海出版之《文丛》月刊(1937年第6期)。建国后,陆续有理论文章与创作发表。

。

⑺ 上门女婿作者小豌豆 是哪里人

可以网络一下大沽河，起点招远，莱西产芝水库，平度，即墨，胶州，入海青岛，天津是大沽口，书中提的鞍山路，中山路，香港路，，，那个城市都有，国棉三厂很普遍，但墨县，估计是即墨，书中长提的度平县，云山镇估计是平度市云山镇，以前叫平度县，邹县，潍县，蒙山，估计是沂蒙山，省城济南，在就是作者可能在厦门住过，这不是猜的，推敲的，准确率应该在百分之九十！

⑻ "聊斋志异"的作者以及所有有关资料

蒲松龄（1640-1715)，明崇祯十三年─清康熙五十四年），享年七十五岁，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清代杰出文学家，小说家，山东省淄川县（现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出身于一个逐渐败落的地主家庭。19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考皆第一而闻名籍里，补博士弟子员。但后来却屡应省试不第，直至７１岁时才成岁贡生。为生活所迫，他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塾师，舌耕笔耘，年近40年，直至71岁时方撤帐归家。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正月病逝。.郭沫若对他的评价是“写人写鬼高人一筹，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蒲松龄一生热衷科举，却始终不得志，72岁时才补了一个岁贡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感触。他毕生精力完成《聊斋志异》８卷、491篇，约40余万字。内容丰富多彩，故事多采自民间传说和野史轶闻，将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的事物人格化、社会化，充分表达了作者的爱憎感情和美好理想。作品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文学中志怪传奇文学的优秀传统和表现手法，情节幻异曲折，跌宕多变，文笔简练，叙次井然，被誉为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此书是“专集之最有名者”；郭沫若先生为蒲氏故居题联，赞蒲氏著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老舍也评价过蒲氏“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聊斋志异》书成后，蒲松龄因家贫无力印行，直至1766年（清乾隆三十一年）方刊刻行世。后多家竞相翻印，国内外各种版本达30余种，著名版本有青柯亭本、铸雪斋本等，近20个国家有译本出版。全国《聊斋》出版物有100多种，以《聊斋》故事为内容编写的戏剧、电影、电视剧达160多出（部）。�
除《聊斋志异》外，蒲松龄还有大量诗文、戏剧、俚曲以及有关农业、医药方面的著述存世。计有文集13卷，400余篇；诗集6卷，1000余首；词１卷，100余阕；戏本３出（考词
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闹馆）；俚曲14种（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寒森曲、翻魇殃、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禳妒咒、富贵神仙复变磨难曲、增补幸云曲），以及《农桑经》、《日用俗字》、《省身语录》、《药崇书》、《伤寒药性赋》、《草木传》等多种杂著，总近200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