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作家中擅长写讽刺小说的

❶ 《二十四孝图》中，作者有力的控诉了________；《五猖会》含蓄的批判了________；《父亲的病》所描写的几

《二十四孝图》中，作者有力控诉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五猖会》含蓄的批判了封建家长制和封建教育制对青少年身心的摧残；《父亲的病》所描写的几位“名医”的实质是庸医误人。

《狗·猫·鼠》刻画和揭露了“正人君子”们媚主和“折磨弱者”的丑恶嘴脸。
《阿长与<山海经>》描写了一个下层劳动妇女的一生，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
《二十四孝图》有力控诉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
《五猖会》控诉了封建家长制和封建教育制对青少年身心的摧残。
《无常》表现了无常虽为鬼却爽直公正，有人情味，从而辛辣讽刺了世间所谓的“正人君子”们。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深刻揭示了封建教育压制、摧残儿童天性的本质，表达了强烈的反封建教育的思想。
《父亲的病》在叙述父亲生病和长期治疗的过程中，对庸医误人表示出深深的感慨。
《琐记》前一部分揭示了外表宽厚可亲的衍太太内心的奸险恶毒；后半部分写自己到南京求学的经历，表现了作者渴求新知的强烈愿望，批判了洋务派办学的“乌烟瘴气”。
《藤野先生》写作者在日本学医时的经历，表现了藤野先生治学严谨、无民族偏见的高尚人格与品质，同时也揭示了自己弃医从文的原因。
《范爱农》表现了一个生性耿直、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和蛰居乡问潦倒而死的悲剧。

❷ 京派文人与左翼作家论争的不同之处

钱理群教材中提到，1936年京派文人指出左翼文学有“差不多”现象，也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现象，由此展开一场论争

❸ 鲁迅左联时期的杂文体现了左翼文学创作的哪些成就

杂文是散文的一个分支，是议论文的一个变体，兼有议论和抒情两种特性，通常篇幅短小，形式多样，写作者惯常用各种修辞手法曲折传达自己的见解和情感，语言灵动，婉而多讽，是言禁未开之社会较为流行的一种文体。

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及归属

杂文的概念及其归属众说纷纭，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属于文学中的散文类。这类分法占绝大多数。如

（1）《文学概论自学辅导》（第135页）[1]把文学作品分为小说、诗、散文、戏剧四类，则明确把杂文归到散文。摘录如下：

“杂文：文艺性的论文，属于散文的一种，以抒情与政论相结合，不拘一格，迅速反映生活事变和人们思想感情为特点，熔逻辑力量与战斗激情于一体，把精辟论述寓于形象之中。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尖锐的战斗性和充分的艺术说服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历代许多具有进步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古文，多是著名的杂文作品。在现代，由于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的提倡和实践，杂文成为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极为犀利的投枪和匕首，也是批评人民内部不良倾向的武器。杂文主要用于讽刺和暴露，亦可用来赞颂新思想、新品格、新风貌。”

（2）《20世纪中国杂文史》[2]（第5页）：

“杂文是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文学散文；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内容，一般以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

（3）《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3]：

“杂文，散文的一种，是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论文。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样式较多，如随笔、杂感、杂谈、笔记等。”

（4）《辞海》[4]：

“杂文，散文的一种，是随感式的杂体文章。一般以短小活泼、犀利为其特点。内容无所不包，格式丰富多样，有杂感、杂谈、短评、随笔、札记等。中国自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多有这类文章。“五四”以后，经鲁迅等人努力，成为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或表现作者思想观点的文艺性论文，它以思想性、论战性见长；艺术上言辞机警、行文情感饱满，常借助形象比喻来议论人或事，有强烈的震撼力。”

（5）《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5]：

“杂文，现代散文的一种，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偏重议论，也可以叙事。”

2、属于文学类，但不属于散文。如：

（1）《中国杂文史》[6]（第8页）：

“杂文，是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一起登入文学大雅之堂的一种文学样式。可以说是一种边缘文学。”

（2）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7]：

“报告文学、史传文学和杂文、随笔，应从散文‘母体’中分离出去，‘自立门户’予以独立。新的‘文学分类’可采用十分法：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影视文学；报告文学；史传文学；杂文、随笔；艺术散文；民族、民间文学；儿童文学。”

（3）著名杂文编辑兼评论家刘成信的《杂文是什么》[8]：“简言之，（杂文）具有艺术性的短篇批判、讽剌文学作品，但又不是小说、散文。”

3、属于“交叉型”文学体裁。

（1）《文学概论》[9]把杂文和报告文学都归于“交叉”型文学，亦称“边缘”型文学体裁，即具有文学属性，又具有非文学属性。（见P86、P87）
“杂文是一种既有政论的性质，又有文学的特点的‘交叉’型文学样式。”

4、属于“文艺性议论文”

（1）《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0]对“杂文”定义如下：

“杂文，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议论文，特点是能迅速反映社会问题，生动活泼、富于战斗性。”

对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虽在内容上众说纷纭，各有侧重，但有关杂文的归属方面，大部分人都一致认为杂文归类于文学体裁，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杂文具有文艺性或文学性！导致教育领域也是把这一观点灌输给学生，导致全社会都接受这一杂文概念而产生许多错误认识与混乱发生。

杂文的本质特征

杂文主要是通过“说理”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亦即通过“说理”达到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作者就某一（类）事物、或思想观点意识形态、或某人物言行、或某类客观存在（如社会制度、政治秩序等）进行剖析，阐明自己的爱、憎、赞同、反对、评价等观点看法，并解释这种观点看法的原因和后果。“说理”是杂文的目标和过程。

以下我们来分析一下杂文是如何“说理”的

（1）杂文的常用说理方法

① 演绎法：即用作者的思想观点（当然必要时还要解释观点的来源、理由等）去评判、分析事件、某人物的言行、思想意识形态、及存在的各种体制秩序等，从而得出某一独特的观点与看法。

例如：徐怀谦《盛世下的沉思》[17]，作者用这样一个标准（“真正的盛世不仅仅有经济发达、民生殷实这样的经济指标，而且应有一个人文指标，即是否允许每个公民能葆有自己的个性，允许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去衡量历史称为盛世的时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因而得出除了唐代外，其它时代都不能称为盛世，特别推论出：对于今天的“盛世”更应借鉴这一观点。同样的还有束学山《“要是国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18]等。

② 层推法：由所发生、所存在的事件生发开来，提出疑问，首先作了较浅的、表面的、大多数人认为的答案，随后又对这个答案产生疑问或质疑，于是再作进一步深入的剖析，这样引导读者深入到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如层层剥笋壳一样，最后把核心昭示读者。
例如：章明《由赵薇谈到我国历史教科书》[19]，首先借群众对赵薇（穿日本军旗）的道歉（“自己很不了解那段历史”）的怀疑：电影学院的大学生对侵华和抗日战争一无所知吗？然后经分析作了肯定的回答，为何如此呢？终于归结到我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重点不是如实记载日寇的侵略暴行和我国军民的英勇抵抗，而是着重论证国内两党派谁积极谁消极，谁打得多谁打得少，这样当然难以使孩子收到理应收到的教育效果。同样的还有刘兴雨《岳飞死因探微》[20]等。

③ 归纳法：通过对某一类多个事件或同一事件的多个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其共同的原因或结果，得出一个新的观点，

例如：胡彬《悲剧的根源》[21]，对“11·24”大舜号船烟台海难的全过程的各个方面（如：媒体报道、路过的商船、海事局收到求救后的行动、救援行动、事后处理等）分别进行揭露剖析，昭示给世人一个共同的特点：漠视生命、冷酷、麻木！于是作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80个生命是被遍布社会的麻木、冷酷、病态机制所葬送的，因而作者找到了悲剧的根源。同样，张雨生《腐败与体制》（在国企改革中：卖、资产重组、产权改革、股份化、抓大放小、盘活国有资产等等每一种改革，都有一个特点：以严重的资产流失作代价）[22]

④ 对比法：望文生意，也即是通过两者（或多者）的比较，发现它们的差异，然后对这种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评议。有以外国同本国的比较；新的材料学说与旧的材料学说比较；相似的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的比较等等。

例如：张心阳《美国人的英雄观》[23]，以美国人那种人性化的英雄观，审视并批判了国人长期以来的那种献身的、壮烈的、无我的、英雄观。
又如：冯伟《拿破仑如是说》[24]，王得后《“伤人乎不问马”》[25]

以上的方法，在杂文创作中常是两种或多种综合使用的，这些方法是杂文创作中较常见的方法。不可置疑，杂文亦存在其它一些特殊的说理方法：例如：用一些蕴含了特别的“理”的特别形象来说理（下文提到）等等。

（2）一些杂文中的形象分析

杂文有没有形象呢？有一些杂文是有形象的，但杂文中的形象主要是为“说理”服务的，以增强生动、活泼、幽默等风格，是为增强说服力服务的。

① 借形象。

一些杂文的“形象”是借助于已有的文学形象或历史人物形象甚至动物等形象来进行说理的，如：《未庄一民致戴安娜王储妃》[26]，以鲁迅曾塑造过的小说人物——阿Q，写信给英国王妃，表现两国不同的官民关系。又如张峰《黑猫纵鼠》[27]，借猫、鼠之形象实讽当今我们社会的现状。

② 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不完整、不太细致的形象。

也就是说，不可能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相提并论。例如李昌平《孙志刚替我而死》[28]，里面有一段作者目睹一次北京警察街头拦人、查证、捉无证民工上车的过程描写，用了不足300字，所以，与其说是描写，不如说是简明的目击记录或新闻报道更恰当。对于文学来说，这算不上成功的形象塑造、情节描写，然而对于杂文来说，却是普遍得很。

杂文是为了说理而进行形象塑造的。杂文一般篇幅较小，而且要说明道理，完成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因此不可能进行细致的人物外貌、对话、动作、心理等描写去塑造人物形象，也不可能设计各种矛盾冲突、波澜起伏的情节，也很难去进行环境描写、意境的营造等。所以，一般地，杂文中的形象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的。

③ 用一些蕴含了特别的“理”的特别形象来说理。

有没有不用说理，只用形象来写的杂文呢？答：有！这类杂文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形象所蕴含的道理是众所周知的，不需要去说的，也就是说观点不但没有了创新，而且隐藏于形象之中，极其“曲笔”。一般地，这类杂文成功的例子仍不太多。

如：王大海《白头宫女说玄宗》[29]，作者因看了一篇一个女文工团员写的回忆录《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后，（她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调到首都执行“重大政治任务”——陪中央首长跳舞，过着精神和物质都很丰富的生活）产生联想：联想延安王实味因抨击抗战艰苦岁月里的夜夜笙歌、舞回金莲步，因而被枪决；联想在她个人“精神和物质都很丰富”的时代，遍地饿殍数以百万计；联想唐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莫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文章就象电影中的一个个画面呈现出来。它作为杂文的最大成功在于敢于展现独具震憾力的“画面”（形象），并运用这些“画面”所蕴含的深刻又被世人所理解的思想武器，矛头直刺五、六十年代的中央首长（很多现在还活着），揭露首长官员的腐败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阶级反差，使文章有了极其尖锐的力度。不可否认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用特殊形象来说理的成功杂文。

（3）造成一些杂文干巴巴的真正原因

有人批评：“有些说理杂文干巴巴，原因在于作品缺乏文学性（即形象性）。”是耶？非耶？其实造成杂文干巴巴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深刻的思想以及理论基础。二是没有掌握好说理的规律和技巧（包括逻辑论理能力和运用“形象”说理的技巧）。相反，很多作品注重了文学性，却通篇在写小说讲故事，却无法把道理阐明深刻，淡化了批判的力度。例如刘征的《妙语录音》、《庄周买水》[30]就有这种倾向。

（4）杂文亦不全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① 政论语体的概念及其特点[31]：

书面语体分成： 事务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文艺语体。

政论语体又叫宣传鼓动语体，它通过对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各种问题的论述，向群众进行宣传和动员。政论语体包括社论、时评、宣言、短评等。
政论语体的特点：

a、由于在阐述各种问题时要求具体的分析、系统的论述、严谨的论证、诉诸读者的理性思维，所以它必须有很强的逻辑性。

b、为了达到宣传鼓动的目的，往往要使用形象生动或幽默讽刺的言语表达形式，比喻、排比、用典、反问、反语、对偶等修辞手法常被采用。

c、在词语选用上，除大量书面语词外，间或也运用一些生动的口语词、古语词。大量使用政治术语和专业术语。

② 议论文的概念及其特点[32]：

凡发挥自己的主张，批评别人的意见，以及辩论事物之利害得失、使人承认为目的的文字，称为议论文。议论文是在陈述辩驳意见，提出自己主张，使读者信服。

议论文的结构要求严整，立论、证明、结论三部分明确，论点、论据、论证过程缺一不可。

③ 有些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概念及其特点

从现时大量的杂文来看，应该说，大部分的杂文是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是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但仍有部分的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例如：
以会议纪要形式：陈巧林《禁白酒研讨会纪要》（1996年第5期《杂文选刊》）
以问答形式：魏明伦《小鬼补白》（1997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荒诞故事形式：曾颖《死神的账单》（2001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故事新编形式：张峰《铁杵磨针新传》（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改写报道的形式：朱健国《改写叶乔波》（1998年第1期《杂文选刊》）
以书信形式：贾平凹《辞宴书》（1998年第4期《杂文选刊》）
以对偶对仗形式：苏中杰《新编〈声律启蒙〉》（2000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拟人童话形式：四毛《一张百元钞的一生》（1999年第8期《杂文选刊》）
以手册条文形式：陈章《新编〈干部手册〉》（2000年第5期《杂文选刊》）
以小学生造句作业形式：叶大春《但是歌》（2000年第10期《杂文选刊》）
以年谱并加注形式：黄一龙《评注“成克杰年谱”大纲》（2001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哲理名言形式：王大海《思想的落叶》（2001年第4期《杂文选刊》）
以医院诊断报告形式：苏中杰《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2001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新闻稿形式：张心阳《替跟班儿记者写篇稿》（2002年第1期《杂文选刊》）
以日记形式：燕赵客《乐和日记》（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说明文中简介的形式：牟丕志《人科动物简介》（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文学小论文的形式：李方《假如梁山泊没受招安》（2003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及前面提到的王大海的《白头宫女说玄宗》，通篇都没有一句议论，只有一幅幅画面。
…………
够了！足以看到杂文的形式特点已超出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形式特点的范围，连手册、年谱、医院诊断报告等形式都可被杂文采用了，并且不一定都具备严密的逻辑性。

由此可见，认为杂文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的说法是不全面的并难以立得稳脚的。
所以，杂文也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总之，杂文就是“杂”，根本不能归到某一类文体中，只能归于文章类。

（5）现今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虽然现今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有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是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孕育的，体现的正是封建等级制度下“忠”、“义”文化。

而现今我们所言的杂文，是在现代民主、民本、人权以及权力必须接受约束、监督等的现代西方文化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我不同意吴兴人《中国杂文史》中认为的：杂文源自古代的诸子百家们的讽谏、谏诤学说，并一直发展到鲁迅集大成。我认为杂文应源自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的杂文。它们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体现，有着不同和功能和作用，这是它们本质的区别。

❹ 发生在左翼作家内部的论争是什么

三十年代初，胡秋原和苏汶先后发表文章，标榜“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文艺观点，引起左翼作家与他们的论争。左翼作家在论争中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张闻天著文予以反驳矫正，从而使左翼作家的论争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过去的文学史几乎千篇一律地将这次论争定为敌我矛盾。本文在研读大量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对此次论争经过进行了详述和再评价，并得出了“自由人”和“第三种人”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

❺ 左翼新秀与初期左翼作家的创作有哪些区别

我觉得可能就是观念上的区别，初期左翼作家带着对民族、国家的悲观情绪，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情在里面，譬如最开始的鲁迅、白莽，以及外国的高尔基、肖洛霍夫等等，他们的作品多是在社会的压迫、黑暗现实面前，以最直接的写作方式来警醒世人。
左翼新秀作家，张天翼可能算是吧！拿他的作品来说，左翼新秀作家的作品更加现实，这可能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虽与初期左翼作家年龄相仿，但是面对社会却晚了些，没有初期左翼作家的犀利，作品更多的是面向现实，不似初期左翼作家的理论批判，演变为小说形式更多，我读过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就是以小说形式，讽刺当时的社会，不会像前人般，直面社会阴暗，更多的是旁敲侧击。

❻ 澳大利亚左翼文学作家和作品主要有哪些

从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将近20年的时间里，左翼文学蓬勃发展，涌现出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如弗兰克·哈代(1917—)，他的长篇小说《不光荣的权力》(1950)抨击了社会的黑暗；艾伦·马歇尔(1902—)擅长刻画儿童心理，以自传体小说《我能跳过水坑》(1955)著称；工人作家约翰·莫里逊(1904—)则主要反映工人生活，著有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蔓延中的城市》(1949)等。澳共的创始人之一、重要左翼作家普里查德，写过多部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小说和剧本，小说《库纳尔都》(1929)是最早的一部反映白种人和土著人关系，并对土著人寄予深切同情的小说。战后他发表的金矿3部曲《沸腾的九十年代》(1946)、《黄金的里程》(1948)和《有翼的种子》(1950)描绘了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历史的一个侧面。

❼ 写出下面作家的原名

哪些作家？

❽ 左翼作家及他们的作品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现代文艺团体。简称“左联”。成立大会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的中华艺术大学举行。担任过左联领导工作的，有茅盾、冯雪峰、柔石、丁玲、胡风、以群、任白戈、夏征农、徐懋庸、何家槐、林淡秋等。左联内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团”，先后担任党团书记的有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等。在组织上，左联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
“左联”创办了《前哨》、《文学导报》、《萌芽》、《北斗》、《文学月报》等革命文艺刊物。1936年春，为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宣布自动解散。
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以其思想上艺术上新的拓展，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沙汀、艾芜、叶紫、周文、蒋牧良、艾青、蒲风、聂绀弩、徐懋庸等一批文学新人。他们给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成为30年代文坛上活跃的力量。

❾ 中国左翼文学中有没有写鬼的，或者与鬼有关

应该有吧。可能写于什么反动派什么的。。。借鬼的事故来批斗。
具体作品没有详细说，，
在网络里也可以找找吧！

❿ 如何理解左翼作家对胡秋原苏汶的批评

张钊贻：《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背后的几个问题 ——“左联”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与鲁迅“同路人”立场

一、文章与背景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是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一篇重要文章，最初发表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文学月报》1932年12月15日的第1卷第5／6期合刊。原是给《文学月报》编辑周扬的一封公开信，内容是针对第4期芸生（邱九如）的讽刺长诗《汉奸的供状》。这首诗攻击胡秋原，但鲁迅认为诗中一些表达方式及其背后的思想意识很有问题。文章成为左翼文艺理论的经典之一始于20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张闻天和周扬看中文章的意义并非是“英雄所见略同”，与写作背景密切相关。

1931年12月始，胡秋原和苏汶（戴杜衡）批评左翼文坛，由此引发一场被称为“文艺自由”的论争。1932年11月，张闻天在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批评左翼文艺运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其实是响应中共试图改变党内关门主义状况的努力。当时，冯雪峰自然知道张闻天的意见，了解到“左联”对“同路人”作家的态度需要检讨和调整。据说，他看到《汉奸的供状》后向周扬提出批评，但周扬不接受，两人吵了一架。冯雪峰于是请鲁迅写文章，鲁迅“从公意”写成《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不料文章刊登后，立即招至四位党员盟员首甲（祝秀侠）、方萌（田汉）、郭冰若（钱杏邨）、丘东平联名发表文章批判鲁迅右倾，是“戴白手套革命论”。冯雪峰请鲁迅写文章显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跟鲁迅与“左联”多数党员盟员一开始就存在的矛盾有直接关系。

为纠正“左联”关门主义，冯雪峰还于1933年1月发表两篇文章。《并非浪费的论争》由瞿秋白代笔，公开承认并纠正“左翼文坛”的“左倾宗派主义”，改变对“第三种人”的敌对语调并提出“联合”期望。瞿秋白也曾设法声援，留下手稿《鬼脸的辩护》，批评首甲等对鲁迅的攻击。这文章应该也是应冯雪峰要求而写，但不知何故没有发表。冯雪峰又介绍国外联合“同路人”的文章，把张闻天的文章稍加处理，将署名改成“科德”，转载于《世界文化》。经过一番努力，情况才在表面上得到改变。

二、冯雪峰与周扬的矛盾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产生及遭遇，虽有中共试图改变关门主义的政策调整的原因，但基本上是鲁迅在“左联”的尴尬地位以及由此牵连到的“左联”内部矛盾集中表现在冯雪峰和周扬的对立。

两人的关系因《汉奸的供状》及《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而产生对立。对《汉奸的供状》引发的矛盾，夏衍（沈端先）质疑冯雪峰为什么不传达张闻天的文章，但从首甲他们的文章中看，显然知道张闻天的批评。共产党时处秘密状态，冯雪峰不可能让周扬他们看张闻天的文章。尽管如此，冯雪峰还是告诉了周扬他们张闻天对“左联”关门主义的批评。按照常识和逻辑，冯雪峰能告诉胡秋原张闻天的批评，没有理由会向周扬他们保密。

陈早春和万家骥称，“有种种迹象表明”张闻天的文章是应冯要求而写。恐怕并非完全是事实。只要对照《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与《并非浪费的论争》就可发现，冯雪峰对胡秋原态度的明显变化，而这只能是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发表后的结果。如果看一下论战开始时代表“左联”的三篇文章会发现冯雪峰跟瞿秋白和周扬的一个差别：冯雪峰针对的只是胡秋原，而瞿秋白和周扬则把胡秋原跟苏汶置于同等的敌对地位。

据吴敏研究，周扬和冯雪峰的争吵，还有个人原因。但如果据此引申为冯雪峰和周扬都各有私心，争吵并非完全为公，因此“各打五十大板”则有欠公允。周扬对自己泄私愤直言不讳，但若认为冯雪峰因私人关系偏护苏汶，未免把他们当成市侩式的朋友关系。

如果我们把冯雪峰对苏汶的态度跟他与瞿秋白和周扬的不同联系起来，那冯雪峰“发动”这场论争的真正意图就更清楚了。很显然，苏汶是冯雪峰一直在争取的对象。当胡秋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评左翼文坛，提出作家应是“自由人”的观点，刺中苏汶这类有“进步”倾向作家动摇的要害原因，实际上是跟“左联”“争夺群众”，已经不是理论斗争的问题，冯雪峰自然要还击。但瞿秋白和周扬加入论战，把苏汶也当成抨击对象，要把苏汶推向敌方，实际上是给冯雪峰帮倒忙。《论“第三种人”》因此也显然是冯雪峰请鲁迅写的，而且冯还在文末加上苏汶“怎么办呢”一句，力图挽回瞿秋白和周扬批评所造成的损害。鲁迅的这篇文章跟张闻天的文章几乎同时发表，可以看成是冯雪峰纠正对“第三种人”批判偏差的部署。冯雪峰自己随后更写下《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对苏汶有所肯定，并批评了瞿秋白和周扬的错误。那么，张闻天的文章是否也是应冯雪峰的要求而写的呢？这样的说法好像张闻天没有思想主见，对冯雪峰言听计从，恐怕并不符合事实。

回到冯雪峰与周扬吵架的事情，其实与苏汶无关，关键是胡秋原。在此背景下，周扬发表专门针对胡秋原的《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无疑是特意向冯示威，向冯表示不买鲁迅的帐。如果周扬已经知道《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作者是谁，这算不算也是向张闻天和党中央示威？不好理解。也许，周扬会认为《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批评是冯雪峰“告状”的结果。由于里面体现了冯雪峰一贯的立场和态度，周扬可能认为中央偏听偏信，接受了冯雪峰个人的东西。也就是说，周扬也许不认为冯反对批判胡秋原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意图。这样的推测似乎还可以令人接受。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到底是“左联”上级的意见，究竟有多少是否冯雪峰的东西其实都不是问题，作为党员的周扬到底也得接受，于是出现周扬与胡秋原同桌聚会的事情。周扬认识自己的错误，大概是到了延安之后，应该跟张闻天谈过“左联”的事情，才终于明白冯雪峰当时代表党的意见。

冯雪峰作为周扬的上级，并刚刚帮助周扬恢复党组织关系，又让他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竟然不能使周扬接受自己的意见，而且还让周扬影响首甲等人公开抨击鲁迅。这些事情固然可以认为是“左联”关门主义深入人心，情况严重，但亦可以看到冯雪峰的领导能力似乎不无问题。如果周扬不认为冯雪峰的意见代表党的意见，那么他们之间的对立，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至于他们的矛盾，也许还是鲁迅看得准。据说，鲁迅多次说冯雪峰太老实，太认真，“斗不过他们”。如果鲁迅真的用上“斗”字，则他们两人和“左联”后来的变化和命运，也就不会令人感到诧异了。

三、鲁迅与冯雪峰等的差异

尽管鲁迅“从公意”写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支持冯雪峰和张闻天落实中共文艺政策，但在论争过程中，他的态度、观点和立场，实际上跟冯雪峰等共产党人并不完全一致。

鲁迅跟冯雪峰等的差异已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关于鲁迅与胡秋原的问题，张宁指出，“革命文学”论战当初，胡秋原就支持过鲁迅，而鲁迅与胡秋原文艺上的观点其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不过鲁迅批评胡“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的谬误，尤其是从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来看，还是正确的。熟悉普列汉诺夫的胡秋原，只要考虑一下普氏著名的小册子《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就能理解“个人”受各种社会历史等等条件的制约，根本不可能完全“自由”。也许胡秋原说的文艺自由是另外的意思，但他没说清楚或没能力说清楚。如果鲁迅是在批评胡秋原，则他的批评的确点中胡秋原的一个理论要害。然而，当冯雪峰以“文学和批评的阶级任务”，瞿秋白以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要求来否定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鲁迅都没有声援，他在论争中根本没有针对更具体意义上的创作自由问题进行讨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很清楚的。鲁迅早已在辛亥革命前便清醒认识到以文学鼓动革命的限度，文学对社会改革所起的作用实际上非常迂回曲折，根本在改变人的精神，而不在宣传与鼓动。而冯雪峰、瞿秋白和周扬却还在努力推动鼓吹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重复在鲁迅心目中已经破产的“革命文学”理论，即文学用作革命理论的“留声机”来推动革命，是否会令他有时光倒流的感慨？

他们的差异还有对“第三种人”的看法和态度。论争开始，苏汶观点鲜明，而冯雪峰、瞿秋白和周扬他们尽管用语和态度或稍有不同，但批判的锋芒也很清楚，就是文艺要不要为政治、为阶级斗争服务的问题。鲁迅对此不置一词，除了前述原因，也因为他们地位不同。

冯雪峰要争取苏汶他们，鲁迅虽写文章支持，其实是有保留的。论争结束后，鲁迅并没有停止对“第三种人”的批评。不过也必须指出，苏汶当初提出“第三种人”时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义，此后也有一个“潜在的演变过程”，并非始终如一。另外，虽然一般认为论战只持续了一年多，此后鲁迅固然没有停止批评，“左联”其他成员其实也没有停止批评。如果不包括鲁迅在内，“左联”对“第三种人”的批评其实一直延续到1935年底。不过其他人的批评着重文艺理论，跟鲁迅批评的焦点不同。

对于鲁迅继续批评“第三种人”的原因，研究者也做出一些解释。李旦初指出当时“血和泪”的历史背景影响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态度，黄悦接过这个观点，指出鲁迅跟胡秋原和苏汶在文学问题上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胡、苏求的是消解文学阶级斗争论，而鲁迅刚好相反，是要“把捉它”，“运用它”，在“血和泪”的环境进行反抗斗争，并以此“道德立场”继续对“第三种人”进行批评。他们所说并非没有道理，但还没有说清楚：鲁迅的是什么“道德立场”？对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鲁迅的《论“第三种人”》。

鲁迅在文中诚然也说明左翼文坛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但当冯雪峰以左翼文坛代表的姿态，承认过去的错误和要纠正存在的“宗派主义”时，鲁迅的表态却是如何面对左翼文坛并不完美的现实，一点儿都没有“回护左翼”或“替人文过”。他不但承认苏汶所指责的左翼作家中有人“左而不作”，还指出甚至有人化为“敌党的探子”；也不否定苏汶提出左翼评论家会批评“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认为可以想得更坏。当“左联”理论家在这些问题上跟苏汶纠缠争辩，鲁迅自然“失声”。然而，左翼文坛包括鲁迅在内，在重重压迫下仍然“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鲁迅跟党的“指导者”态度和步调不完全一致，但能一同前进，这正是“同路人”的特征。但“第三种人”不也是“同路人”吗？为什么鲁迅要批判他们呢？理由很简单，鲁迅并不认为他们是“同路人”。

鲁迅认为当时要超脱斗争的“第三种人”在现实中根本“做不成”。还有一类“第三种人”离“同路”更远，而鲁迅与一些共产党人对他们的不同态度更突出，如杨邨人等。

四、结束语：鲁迅与“第三种人”再认识的两个问题

文艺界自1949年以后，对“第三种人”和“自由人”论争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若按文艺界经验的认识来评价三十年代的人物和观点，则还需要结合当时才能中肯。

以苏汶“死抱着文学不放”但又惧怕被批判为“资产阶级走狗”的心态论，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概很令人理解和同情，对鲁迅的批评进行重新思考也是很自然的事。在文艺问题上，鲁迅也许接近苏汶多于“指导者”，故论战初期“失声”，虽然对梁实秋批评的其中几点可以用到苏汶身上，但《论“第三种人”》批评的焦点并非左翼文坛的理论与政策，而是苏汶自身的矛盾。

苏汶的矛盾在于：想遵循“指导者”的方针策略，却又做不到。三十年代，上海文坛并非左翼独占，现实中存在不少并无政治色彩的刊物和作家，曾经“进步”的苏汶也只是参加了“左联”的一些活动便脱离了这个组织，并不在“指导者”辖下，完全可以无须按其“策略”写作，况且他还有一个圈子和同人刊物《现代》。但苏汶不想让“指导者”扣他“资产阶级”的帽子，这一态度只能理解为他要珍惜自己左翼作家的身份。从冯雪峰的角度，苏汶这种既愿站在左翼并反感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作家是很好的争取对象，虽然他显然也遇到“宗派主义”的抵制。但问题是，苏汶很难争取，他两样都做不到：固然不会“左而不作”，但也作不出具备左翼特征的作品；既要保存左翼作家的标签，却要追求忠于艺术价值而又脱离当时斗争的“属于将来”的作品，也就违背一个左翼作家为大众进行现实斗争的基本理念和立场。“第三种人”对苏汶而言，不可能是一条出路。鲁迅所谓自拔头发离开地球的比喻，指出苏汶焦躁不安，不是别人摇头，而是自己做不成“第三种人”的缘故，其实是看得很准的。所以，苏汶的问题不全在文艺理论或左翼文坛路线政策。

对于“怎么办呢？”的问题，比较一下批评他的鲁迅会很有启发性。鲁迅通过翻译、培养作家、写杂文、支持大众语运动等来支持左翼文化事业。这些活动与鲁迅文艺运动“改造国民性”，与“五四”文学“为人生”，与文艺干预生活、参与社会斗争等左翼理念不但没有冲突，而且是一以贯之的。“左联”时期的鲁迅也没有改变自己去做政治政策的“喇叭”或“留声机”。当冯雪峰他们有意请鲁迅写一篇关于长征的小说，鲁迅没有写。他始终忠于自己，忠于现实。不过，他倒写了一篇更有思想深度的历史小说，也是政治寓言的《理水》。对于苏汶所害怕的扣帽子，鲁迅在“革命文学”论战中，被扣的帽子可谓多矣，但他也从未“搁笔”，反而参与成立“左联”。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1935年，周作人借古讽今，引张岱评东林党虽多君子，但“窜入者”和“拥戴者”实多小人，影射“左联”及共产党祸国殃民。数月后，鲁迅在《“题未定”草》之九中几乎原封不动援引张岱的话，指出这类批评是“苛求君子，宽纵小人”，“实则反助小人张目”。鲁迅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他并非不知道左翼文坛有“左而不作”而且善扣帽子的“小人”，也不是没有被扣过帽子，但他为了革命的远大利益，并不计较这些。只要能看到革命团体内还有“切切实实”“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的“君子”，还有希望，即使身处“横站”的处境，他仍会支持。这是个很难得的真正“同路人”的“道德立场”。如果没有这些不同，鲁迅这个“中间物”就会跟并非真正“同路”的“第三种人”没有什么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