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子恪小说作者

㈠ 言恪是哪部小说里的人物

仙君他要我还债 作者：蕊七

作者: 蕊七
推荐等级:4
初来乍到时，酒幺没想到宫里还有两个童子作伴。她是喜欢清静的人，所以起先是拒绝的。但稍过了几天酒幺就发现偌大的蟾宫花草无数，急缺人手来伺弄打点。 阿道和阿睡是勤快的童子，对她也十分热乎，久而久之她也默...

㈡ 推荐几部值得一看的言情小说

梦世界（古灵的，非穿）
说一个心脏病男孩与心爱女孩的感人故事。
会有天使替我来爱你（明晓溪，非穿）
说一个心脏病男孩与心爱女孩的感人故事。
月斜碧纱窗（蓝色狮，非穿）
古代，男主患病（有点像哑巴新娘中男主的得病），外弱能力强的文，蛮感人的。
百炼成妖（说游戏的，超搞笑，非穿）
迷失（非穿，bl文）
超好看的
看完之后，再看下面这些穿越小说吧，都是我看了推荐的文，至少品质有保障
连心奇遇记（女尊文一女N男）
绾青丝（这个就不说了，经典）
步步惊心（清穿，看穿越的没有不看的。桐华的小说都值得一看，《大漠谣》等等都很好看）
梦回大清（清穿，看穿越的不能不看的好文）
寻找前世之旅（看穿越不能不看的）
折草记（女尊文一女N男）
爱莫能弃（感动）
此心无垠（好看）
歌尽桃花（好看）
满朝文武爱上我（好看）
千年泪(好看)
三救姻缘（虐心）
误尽三生（虐心）
武林外史同人之我是朱七七（看看吧，这里的朱七七很强）
蔓蔓青萝
情深缘浅（比较虐心）
我的皇后
穿越之鉴证女法医
潇然梦
花容天下、十里红莲艳酒、琼觞（BL但是真的很感人，就按这个顺序看）
玥影横斜
七年之痒
醉红尘
醉玲珑
我的灵魂在古代（父女那一版的，别看兄妹那一版的）
木槿花西月锦绣（敢说不好看的，基本是不识字的）
梦回大唐（长的）
独步天下（长的）
异时空情恋之清水漪澜（长的）
月沉吟（长的）
誓不为妃（长的）
第一皇妃（长长地）
回到明朝当王爷（好长好长的）
帝王画眉
淡极始知花更艳
冰恋沉醉千年前
跨过千年来爱你
华丽穿越
凤凰无双-释情
木棉清纱
薄荷荼蘼梨花白
锁琴卷
步月
优释迦之恋
恕爱
笑倾三国
宅女在古代后宫的幸福生活

上面有很多 穿越的话 步步惊心 比较好

㈢ 有一本穿越小说女主角是庶出叫云浅,穿越前是女保镖

是云浅月吧？是嫡女，穿越前是国安局的。

《纨绔世子妃》 作者：西子情
作品简介
她是天圣皇朝云王府唯一的嫡女云浅月，亦是人人口中的纨绔少女，嚣张跋扈，恶名昭彰，赏诗会为了心爱的男子与人争风吃醋命丧黄泉。
她是国安局最年轻最具才华的上将，一朝为国身死，灵魂坠入异世，重生在天圣皇朝云王府唯一的嫡女云浅月之身。
纨绔少女对上少年将军，她的到来让表面平静的天圣皇朝幡然巨变。
说我嚣张？
说我纨绔？
说我就是一个顶着云王府嫡女的名头，打着内定太子妃的幌子，占着整个王朝最尊贵女子的身份，其实就是天圣皇朝第一废物？
靠！
非要逼我告诉你们我这一切其实都是装的？
……
佛曰：装也不容易啊！
纨绔少女重生，是继续纨绔到底，还是为了正名而展现温婉才华？
上一世恪守严谨，日日劳累。这一世难得上天眷顾给了这样一个身份，怎么也要活出一个安逸来。
奈何你想安逸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给你机会。
那姑奶奶就自己开辟出一条安逸的路来。
惊才艳艳，智慧无双，且看一双纤纤素手如何挑起腐朽皇朝的乾坤盛世，谱写一场盛世荣华下的锦绣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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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总裁小说季子浅

《浅爱深喜欢之九年养成卷》
《萌妻占夫有瘾》
《季家小萌妻》
《旧爱重提：总裁，不安好心！》
《家养小萌妻》
这几本小说里面都有，话说这名字好好听又不玛丽苏

㈤ 要写后宫小说，求华丽的锲子^..^

“朕惟治本齐家、茂衍六宫之庆。职宜佐内、备资四德之贤。恪恭久效于闺闱。升序用光以纶綍。咨尔徳妃xx氏。柔嘉成性。淑慎持躬。动谐珩佩之和、克娴于礼。敬凛夙宵之节、靡懈于勤。兹仰承太皇太后慈谕、以册印、进封尔为皇后。尔其祗膺晋秩、副象服之有加。懋赞坤仪、迓鸿庥之方至。钦哉”
祥云凤鸣九重裙裳，含珠金鹊在耳际晃动，我高高昂着头，一步一步走上如血一样殷红的毛毯，九百九十九级阶梯之上，（皇帝名）十二冕冠，明黄直裾，耀眼的仿佛是天上的仙人。我知道他在对我笑，是那种挑着眉毛弯一弯唇角的浅笑。
一级，两级，三级。
繁重的凤冠死死的扣在盘发间，压得我几乎难以呼吸，日头正盛，绣着交头龙凤的内杉濡湿了大半，垂首弓背的（某太监名）宣旨声音已经远远散开了，命妇臣女跪拜行礼，万岁之声不绝于耳。
我忽然想笑，
是了，昔时人为刀俎，而今我为屠夫。
这后宫诸人人人拼了命想要坐上的位置就在百级阶梯上等着它的主人。
我伏身跪拜，三呼万岁，谢主隆恩。
（皇帝名）虚扶一把，十二冠冕将他的脸割碎的斑驳，我抬头看了看天，我知道，（皇帝名）再不是那个我能心心念念的（皇帝名）
不问君何时归。

㈥ 原来婚浅情深 林帘湛廉时 结局怎么样好虐心啊！

《原来婚浅情深》这本小说目前还未完结。如果完结了，女主角林帘最后很可能和男主角湛廉时走到一起。

(6)浅子恪小说作者扩展阅读：

小说最新章节内容如下：

“宁，我接个电话。”

克莱尔拿起手机，看了眼屏幕上的名字，对宓宁说。

“好。”

克莱尔起身去洗手间，宓宁看坐在旁边一直乖巧的小丫头，“吃好了吗？”

湛可可看着克莱尔离开，小脸上的乖巧瞬间消失，那活跃转眼弥漫在小丫头的小脸上。

“吃好了妈咪。”

小丫头说着，挺起自己的小肚子，“妈咪你看，可可的小肚子吃得圆鼓鼓的。”

宓宁看她的小肚子，的确吃得圆圆的。

宓宁握住小丫头的手，“待会等克莱尔老师回来，我们就回家。”

小丫头眼睛一下明亮，“妈咪，可可想去爸爸那。”

宓宁无奈，这孩子去了一个新地方，半天是玩不够的。

“爸爸要工作，我们去会打扰爸爸的。”

“不会的妈咪，可可不会去吵爸爸，可可会像昨天一样和妈咪在一起，可可会很乖的。”

小丫头认真脸，表情特别真诚。

㈦ 架空穿越小说。

小妾退散 作者：褪尽铅华
(男女同穿的,挺不错的)

翩翩桃花劫（重生） 作者内：风浅

宁非容 作者：狂言千笑

缚石 作者：君芷锍

天生凉薄 作者：星无言

还有,<爱莫能弃>,<无可忍无须再忍>,文案你自己找吧..
这些都是我看过都觉得好看的.

㈧ 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中的人物（白嘉轩及其三子一女、鹿子霖及其二子、黑娃）分析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极富民间文化特色的作品，它之所以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成绩不凡，其中许多栩栩如生可以载入文学史册的人物形象。是以民间文化为底蕴作铺垫而成的。换句话来说，没有那些丰富的民间文化在作品中的渗透，就不会有《白鹿原》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在《白鹿原》中，这种人物形象塑造的民间性，还不仅仅是一种拿来即用的胶合状态，而是非常好的融化一体。
本文将对《白鹿原》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这种民间性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民间性的体现
我们知道，一个内涵深刻、形象丰富的人物形象，一般由姓氏称谓、肖像、性格三个层面来构成。在《白鹿原》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民间性也主要通过这三个层面来表现。
（一）人物姓氏中的民间性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姓氏称谓标志着一个人的血统、家世、身份和前程，据说伏羲氏就开始“正姓氏，别婚姻了”。生活中，顺姓起名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希望和祝愿往往都寄托在姓名上面。而在文学作品里更是如此，主要人物的姓名称呼一般是不能随意给定的，总是根据作家的意图、人物的性格和活动命运来取上适当的姓名，使其“名副其实”。这种起名方式反映了作家在塑造这一形象时，继承了民俗崇拜信仰的传统，因为在传统观念里姓氏称谓早已成为一种民俗，它附和在人物形象身上，人物形象就会有这种姓氏内含的文化辐射力。
先就白鹿原三个字来说，它在作品中是一个地理的符号，它的命名由于那个神奇莫测、普救生灵的白鹿神灵的传说依附，使得它成为一种地域文化中美善的象征了，蕴涵着丰富的民间意象，体现出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以及这些人们在全部生命活动中形成的传统、风俗、生存方式、思想观念等。从这个角度看，陈忠实把作品命名为白鹿原，其实是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创造一种民间的文化氛围。
《白鹿原》中的第一人物白嘉轩是白鹿村里的族长，姓名本身就象征着这位族长威严的地位和美好的品格，隐含着源远流长的必然的“活的历史连扣” [1]。“白”色在中华民族远古的民俗里，是作为纯洁、吉祥的象征而得到崇拜的，“白”在汉字里含有洁净、彰明、清楚、真率之意。如屈原《九章·橘颂》：“精色内白，类任道兮。”[2]《荀子·不苟》：“身死而名愈白。”③《逸周书·谥法》中也解释为：“内外贞复曰白。”④嘉轩二字同义重复，强调形象的品正德厚。再如田小娥这个人物形象，她是一个悲剧角色，又有着反抗精神，连死后的鬼魂都有一股强烈的复仇精神，由此作家在她的命名上运用了民间传统文化中的反封建象征，“娥”字的名字，与元杂剧《窦娥冤》女主人公同名。不言而喻，这绝不是一般的命名，它们之间有着较深的姓氏民俗意蕴关联，使我们从视觉、心理上就会与之产生联想，这种“娥”字命名方式由于它固有的文化积淀，使得女性形象的地位、性格、命运都得以不同程度的显现。又如白嘉轩唯一的女儿，白灵，这个名字民间寓意深刻！她是伴着百灵鸟叫声而呱呱落地的，因此取名“灵灵”，而百灵鸟在我国民间自古就被认为是最美的鸟，吉祥的鸟，所以白灵在作品中也是美的化身、正义的化身。
在《白鹿原》姓氏称谓的命名方式中，还有一种很具地域特色的习俗，即给人物的乳名、小名起贱名。作品中长工鹿三的两个儿子黑娃、兔娃就属此类。因为初生的婴儿、幼小的孩童，民间俗信认为是不该有堂堂正正名号的，否则难以养育，相反，那些贱类，狗啊、猫的，不用操心，一个个长的活蹦乱跳的，这种反其意而用之，正体现出人们的心理期望和民间的俗规。此外我们也都知道，关中地域属黄土高原地带，民生贫瘠，生计困难，特别是近代以来战乱频繁，天灾人祸，这一切都在普通民众的心理上留下了阴影和苦涩的回忆，反映在命名上自然不会有过高的期望。另外，《白鹿原》中的主要人物特别是男性，如白嘉轩、白孝文（武）、鹿兆谦（黑娃）、鹿子霖、鹿兆鹏（海）等，他们的姓名都是三个字。也许是巧合，连书名都采用三个字。读起来有种顿挫的韵味。这种内在的结构其实反映出民间文化里的一种思维倾向：两点不够稳定，三点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平面。显示出民间文化中对人生命运一种理想化的希冀。
（二）人物肖像中的民间性
《白鹿原》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其民间性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肖像。民间文化对作家文学中形象的切入表现在姓名称谓中一般只是停留在形象勾勒的浅表层，而对人物肖像描写的切入，则进一步深入到人物形象的深层结构中。
所谓肖像，即具体到人物音容笑貌、体态服饰等外貌描写，比如我们常说某某长的象关公，红脸、长髯，为什么红脸、长髯就象关公呢？这正是因为传统民俗意象和汉代时尚审美习俗在人们肖像中的积淀。这一点在《白鹿原》人物形象中表现的也十分充分。
朱先生是《白鹿原》人物中最具智力和预见力的人，是带有点“仙骨”的人物形象，在刻画他是白鹿精魂之化身的肖像上，最为传神的是关于他去世前的一段描写，先生预感他即将离世，一袭白衫的他坐在椅子上，让他的妻子为他寻找头发上是否还有黑发，结果寻找了半天，只找到最后半根黑头发！妻子说：“你成了一只白毛鹿了！”随后，当朱先生走到前院时，妻子朱白氏忽然看见前院腾起一只白鹿，掠过房檐飘过屋脊在原坡上消失了，这是再明白不过的意味了：白鹿原上最具智力的先生化成白鹿飞走了。作家有意为之契合上民间的光环，一头白发，一袭白衫，更凸现了朱先生白鹿化身的神秘性。另外一个白鹿化身者——白灵,作家也倾注了很多笔墨，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革命时代，白灵最爱穿的就是白色的衣服。在作家的眼里，他们是美和善的象征，因而他们的外貌也必然是美好的，而白色就如我们在姓氏中民间性的论述一样，它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里，是纯洁和吉祥的象征。在《白鹿原》第二章中，有关白鹿的外形和相关描写很传神：“很古很古的时候，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过………麦苗忽地窜高了………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着筛子捡取麦子里混杂的沙砾，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的鲜若桃花…………。”白鹿这样的外形和善行无疑是朱先生和白灵美和善形象的民间性来源。
而那个舍身救夫的田小娥，当她被自己丈夫的“亲大”杀死的那一刻，她绝望而悲惨的喊了一声“大啊”，就是这一声，深深地刻入了鹿三的脑中，随之而来的是田小娥疯狂的复仇：她把自己的魂魄附在了鹿三的身上，直至鹿三精神彻底垮掉。而且她还借鹿三之口公开了一个秘密：眼下浪漫在原上的瘟疫是她招来的………。这种人鬼混同、光怪陆离的世界，其实是地域文化和民间习俗的反映。田小娥以冤鬼、厉鬼的复仇者面目出现，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传统中“冤有头，债有主”、“此仇不报，阴间变成厉鬼也不让你平安”的一种因果报应观念。再看死后的田小娥骨殖发绿，被焚烧后埋葬，在冬季雪后，坟上的枯草中却有成群的蝴蝶飞舞。这种景象看起来荒诞不经，其实还是化用民间传说中的形象，梁山伯和祝英台合葬后不也是化蝶双飞吗。这种传说的化用，使作品具有浓厚的东方古典神秘色彩。
肖像中的民间性还体现在衣饰上，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衣饰特点、习俗。在《白鹿原》第22章里有一段描写鹿兆鹏逃亡时的装扮：“他头上缠裹着一条脏兮兮的蓝布帕子，穿着一件褪色的蓝色对襟布衫………白布裹毡从脚趾一直缠扎到膝盖。”头上的帕子是为了挡风沙、擦汗水，扎腿是为了方便在原上干农活、行路，那对襟的布衫更是千百年来西北农民最典型的服饰。这副行头很显然是一位“土里土气”的黄土高原农民的形象。
描写更为凝练的肖像是罗锅白嘉轩。作为族长，他必须担起整个原上的一切大事。大旱之季，他率领村民到龙王庙求雨：“白嘉轩跪在槐树下，”面前摆着各色求雨的供品，祭祀用的香蜡纸表“沸腾”地燃烧着，“白嘉轩霍地站起………一甩手走到关公象前，点燃三支香插进香炉，作揖长拜之后就伏下去一动不动………继而又忽然像一只追袭兔子的狗奔到槐树下，双掌往桌面上一按就跳上方桌，大吼一声，‘吾乃西海黑乌梢’，接着又‘啊’地大喊一声，只听‘扑哧’一响，一根烧的透红的钢钎儿从他的左腮穿到右腮，冒起一股皮肉焦灼的黑烟，白嘉轩狗似的佝偻着的腰杆端戳戳直立起来，守侯两旁的人忙取出备当的一根两头系着小环的皮带，把两只小环套住穿通两腮的钢钎儿，吊套在头顶，恰如骡马口中的嚼铁，白嘉轩被人扶上抬架，八个人抬着，绕在他头上身上的黄绸飘飘，腾起威武悲壮的气势……。”这分明是古老部落里神圣祭祀的再现，诸多对白嘉轩言行体态的刻画无不透露出白鹿原族长身上被民间习俗所烙上的痕迹，这种置身于风俗之中的人物肖像描写，更形象地勾勒出人物大抵的秉性和脾气，画出了人物性格的轮廓。
（三）人物性格中的民间性
塑造一个人物形象，主要是要写出人物有血有肉的鲜明个性。姓名、称谓、肖像外貌都是为人物性格这个中心服务的。民间性对人物形象塑造的切入，关键是要深化到人物内在的性格中去，糅合在人物形象的结构深处，成为支配人物行动、展示人物主要特征的带有密码指令的性格基因。这种性格基因应该是传承于群体心理意识中，经过历代民间大众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艺术概括，进而以稳定的形式呈现在一定的民间人物形象中，成为一类人的象征。当进入文学作品中时，这种基因就会决定着人物的形象面貌，如诸葛亮的智慧、张飞的猛勇、猪八戒的懒笨等。在《白鹿原》中，人物形象有着丰富的民间性格基因。
首先看白嘉轩，评论家朱寨曾言：“白嘉轩是我们民族的最后一个族长。”为了恪守传统道德伦理，支撑白鹿原上的一切固有秩序，维护他的威仪，为此，他以身作则，与长工鹿三有着“亲兄弟”般的关系；他不计前嫌，尽力搭救狱中的黑娃、鹿子霖；他可以大义灭亲，与“不孝”的长子白孝文断绝关系；他可以不辞艰苦，去自残式地拜神求雨。总之，他的一切都是在完美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原上的族长，而是升华为古老民族中享有民族图腾和祖先崇拜地位的“族长形象”。这就是白嘉轩仁义性格的民俗来源。但这只是白嘉轩性格的一面，民间性格对他的切入并不是单一的 。为固守祖规，他不让黑娃和田小娥进宗祠祭祀祖宗，并带头用刺刷惩治田小娥；当他获知原上的瘟疫是由田小娥的鬼魂招来的，更是力主筑一座镇妖之塔，以除邪避鬼，让田小娥的灵魂永世不得翻身。也许他是为白鹿原着想，但我们不得不说，这与白娘子被法海镇在雷锋塔下有异曲同工之效，白嘉轩的性格基因里还有一个法海的形象。
说到朱先生，自然是一个可爱的人。他的智力可以使那个清朝巡抚的几十万兵勇退却，可以禁绝原上的鸦片种植，他博古通今，竟能预测几十年后的红卫兵掘了他的坟墓。这么一个智者、圣贤，他的一举一动很令我们想到那个民间的“阿凡提”，也可以想到诸葛亮。总之是我们在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经常见到的人物，一方面有着智慧的基因，一方面又有着仁义道德的光环，因为他本身是白鹿的化身，是这个原上美和善的象征。
有美和善，也就有恶和丑。白孝文，这个曾是族长继承人的白家长子，却成为了讽刺白嘉轩的败家子。他陷入与田小娥的偷情而不能自拔，不顾妻子饿死在家中，卖光宅田，还抽起了鸦片。一切民间里不孝子的行为他全占了。尽管后来他浪子回头，衣锦还乡，但毋用置疑，他的身上渗透着民间众多“逆子”的基因。
《白鹿原》中，黑娃夫妇的性格里也同样凝聚着民间的基因。黑娃的一生多是以土匪的形象出现的，但在他的性格里，有着匪性和人性的杂糅：他打死鹿子霖的老爹，撞折白嘉轩的腰杆；他又有着深爱的人——田小娥，跪在母亲坟前时，哭昏了好几次。他的人生与《水浒》里的英雄们一样，被逼离家（官府欺压）——聚山为匪（逼上梁山）——投诚国共（朝廷招安）——被杀。这仿佛是一个宿命，民间里的好汉们与时代里的土匪都在演义着相似的民间故事。但相比之下，他妻子的景况要更令人怜悯些。这个乡间的妇女形象，她为了救黑娃，可以不顾一切，可以献出一切。但当这一切都令她失望，以至绝望被自己丈夫的亲爹杀死时，她发起了反抗，她一如孟姜女哭倒长城一样，把瘟疫招到这个原子上，死了无数无辜的人；她把鬼魂附在鹿三身上，直至缠死他。即使骨殖被焚，灵魂压在镇妖塔下，她仍化成彩蝶飞舞在冬季的原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田小娥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悲剧人物，她虽没有孟姜女的忠贞形象，却有着孟姜女敢于反抗的性格，复仇就是她反抗性的最好体现。而且她没有死，就像孟姜女化成了大海里的鱼一样，她化成了原上的蝴蝶，把自己的生命化成了另外一种形式。

二、民间性带来的意义
我们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论述《白鹿原》人物形象塑造的民间性，是为了突出其层次性，其实在《白鹿原》里，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一个成功塑造的人物形象应该是三方面的融合（当然，其中是以性格为主的，因为性格才是决定人物形象面貌的主因）。从民间土壤里走出的人物一旦走入作家文学里，由于自身先天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将会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甚至整个作品的解读空间和审美意义得到大大拓展。在作家陈忠实看来，将这些民间性融化在人物形象中，自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目的和审美追求。
（一）增强作品的民族性
正如作家在作品扉页上写的那样：“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巴尔扎克语）历史自然是由人创造的，然而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历史，却只指那些允许让全社会人看的一部分，民族的秘史隐含着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另一面：即那些民间的、乡野的的东西。它们隐于历史斗争的背后，只有靠生活在那片土地的人们的一切活动才能反映。
在《白鹿原》中，许多过去不被了解、不让知道的甚至有点神秘的东西终于被挖掘出来了。白嘉轩、朱先生、黑娃、白孝文等这群生长于斯的人们，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民族历史中的悲怆国史、隐秘心史。这些精心刻画的灵魂，无论是白嘉轩的“族长”形象，还是白孝文的“逆子”形象，“都有着很深的文化象征意味，都是民间文化积淀的产物，展示了民族文化的深邃与厚重”[3]。在他们身上，我们既看到民间文化里积极的一面，又审察到他们身上固有的劣根性。从上文分析人物形象中的民间性体现我们可以看出，美与丑，善与恶，在民间里从来就是对立又并行出现的，即使是白嘉轩这个仁义的化身，也有着法海形象的一面。作家虽然在他的身上赋予了几近完美的的民族道德，但还是以理智的态度审视了他固有的劣根性。作家用毫不讳避的笔直戳民族灵魂的核心，借以表达了他对民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化的关切和批判。
如果说民族灵魂是一部充满奥秘的大书，《白鹿原》就是一部诗化的民族灵魂画卷。面对复杂的民族灵魂，如何去继承与发扬、摒弃与超越，《白鹿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镜子”。
（二）增强作品的地域性
正如作家自己所言，写出那些人物，目的也是为了“让自己死后有一部用来垫棺材枕头的书”[4]。作家在白鹿原里寄托了他对生长于斯的人们的关切之情，以求了结一个从此原上走出来的农民儿子的恋乡情结。
从我们的分析看，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有着自己的民间原型意象，都有着地域民族文化底蕴的支撑。总之，他们的身后是广袤无垠的关中民间文化海洋。他们的言行举止、衣饰打扮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习俗，是关中民俗服饰的艺术写照；他们又是天然的地域方言专家，俚语土话使他们活在黄土的深处。
《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在民间性的关照下，还产生了另一层的地域文化审美意义。卡西尔在其《人论》中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一个生活在特定地域文化氛围里的人，他的行为必然打着深刻的地域文化烙印。这种文化对他的影响也必然如遗传基因一样深植在他的意识深处，使他成为带有鲜明特征的这种文化的“符号”。白嘉轩、朱先生、黑娃等都是“土生土长”的关中人，他们的血管里浸润着关中文化的神韵，他们就是关中白鹿原的“符号”，他们的秉性以及一举一动都与白鹿原自然、文化的环境构成一种内在同构的性质，形成一种互动的和谐关系。民间性在他们身上体现的越精湛，越深厚，他们的个性化品格也就越突出，这些人物的身上由此也就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有人性内涵和复杂性格。他们在感性和理性、社会规范和家庭利益等矛盾纠葛中，生动地展现了关中民间的理想、欲望、情感、意志在时代变革中的原生情态。凭着这种自觉民间视角的审美追求，白嘉轩一类的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学史画廊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审美价值。
（三）增强作品的通俗性
《白鹿原》反映的主题和意义是严肃、深刻的，但这并不能否认它的通俗性。在民间性的孕育下，加之作家有意识的追求，那些从作家的笔下走出的人物形象，很是增强了作品在语言、故事等方面的通俗性，使作品有着令人爱不释卷的可读性、趣味性。
首先，这种通俗性表现在《白鹿原》的语言上。相比较高雅文学的语言而言，通俗性的语言应充分考虑到一般民众的欣赏习惯，它不能太玄虚、深奥。戏曲家李渔曾言：“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取隐僻，其句则采街谈巷议……总而言之，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5]这里所言传奇、戏文的“贵浅不贵深”，就是指语言的通俗性。《白鹿原》在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作品第七章有段文字相当精彩：“四月十三日，白鹿镇上贴出两张布告，一张是罢免史维华滋水县长的命令，同时任命一位叫何德治的人接任。……白鹿镇逢集，围观的人津津乐道，走了一个死（史）的，来了一个活（活）的；死的到死也没维持（维华）的下，活的治得住（德治）治不住还难说。……”这种把方言与人名进行了巧妙的谐音联系，是典型的民间幽默，它不仅表现出民间大众的才智，而且它直接的影响就是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这不是一个特例，纵观整部作品，它的语言都有着很浓厚的通俗性，关中土语的运用，信天游体式的唱词，民间笑话的引用等不胜枚举。
民间性带来得通俗性更重要的体现在在故事性上，所谓故事性，就是指故事情节的曲折和引人入胜，它要求作品的故事情节能够调动读者情绪体验的强度、密度和复杂性。在民间性的渗透下，《白鹿原》中的民间神话、传说使得人物的生活、命运构成了故事性很强的情节，整部作品情节曲折，故事奇巧，写事，不仅写寻常事，而且还写怪事、秘事、战事，甚至鬼事；写人，不仅写普通人，且还大量写奇人、能人、恶人。朱先生的智退敌兵、禁绝原上鸦片，黑娃的土匪生活，白孝文的败家行为，白嘉轩自戕式的祭祀求雨以及白鹿的神奇传说、田小娥的鬼魂附体等等，都造成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这样的人和事，构成了具有传奇性的内容，为一般人所不知，或略知一二原闻其详，这由此产生的陌生感和距离感自然使人产生阅读的欲望，产生了吸引力。
无怪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白鹿原》在《当代》连载之后，竟使得这份纯文学刊物发行量大增，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很大程度上是民间性给作品带来的通俗性使然。
而且毋庸置疑，这种在民间性的关照下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范例，会进一步增强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会促使处于社会转型期和民族文化重建中的当代作家从民间文化价值视角出发，关注民众的生存状态，审视生命的意义，挖掘传统文化中有益于现代文化建构的人生事像，寻觅与自己的文化理想相吻合的民间文化价值内容，并借助那些民间人物形象深刻地表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鹿原》向民间性的方向迈了一大步！它让关中平原上的神话、传说、民风民俗在置换和新的组合中得到重生，并注入了时代新的内容。

三、民间性的缘由
民间性在《白鹿原》中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一大“法宝”，它是《白鹿原》宏大主题的背景文化。意义之大，不必再赘言。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的是，这个民间性它来自哪里？
我们以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了民间性在作品人物形象中的渗透。
（一）作家自身的经历和自觉的艺术追求
从作家自身来看，确实是这样，陈忠实是地地道道的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农民之子，他在生于斯、长与斯的关中平原上工作、生活了几十年，连写《白鹿原》所花的五年都是在远离西安的农村家里度过的。作家笔下的白鹿原亿万年来就处于灞水之滨，终南山下，这里芳草青青，溪流潺潺，炊烟袅袅；这里民勤稼穑，俗尚鬼神，民性粗豪。昂扬悠长的信天游，狂跳猛擂的腰鼓，祭祖拜神的秧歌是这一地区民间艺术的代表。透过历史的烟云，依稀可以看见蓝田猿人的曙光，半坡先民的脚印，轩辕黄帝的伟绩，以及由西周青铜文化，始皇陵兵马俑，汉唐丝绸之路等交织而成的文化网络。在这片原上，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有一段神奇的传说或故事。在这些传说、故事里，深藏着关中人生命追求中的创业意识、造反意识和享受意识。它们凝聚成强烈的生命文化精神和诚挚的恋乡情结，一并渗透到陈忠实的心灵深处。
可以想象，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几十年都在如此浓烈的的民风民俗的浸润下，即便无明确的学科性的民俗理论知识，也必然会在创作中形成自觉的民间创作思维模式和心理机制，必然会把那些在生活中获取、了解、熟知的民间人物形象有意采之，使其充实、丰满自己作品的形象。就如作家关于他塑造的白嘉轩这个人物形象时说到：“当我正在酝酿这本书的时候，一位老人向我粗略地讲述了一个家族的序列，其中说到一位族长式的人时，他说这个人高个子，腰总是挺的端直端直的，………从村子里走过时，那些在街巷里袒胸裸怀给娃喂奶的女人们，全都吓的跑进街里头去了………。这几句话点出了一个精髓，让我几乎一下子就抓住了笔下人物的全部灵气！”[6]这说明生活在关中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正是陈忠实笔下人物的源泉。总归一句话，陈忠实已成为关中民间文化的又一载体，在作家的身份下，他自觉地完成了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的再一次艺术升华。
（二）社会文化背景的促使
《白鹿原》成功地把民间性运用于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了作家的经历和素质使然外，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也不应忽视。因为作家在作品中的创作倾向，会因社会中不同文化思潮的影响，从而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
我们知道，民间文学历来以其广袤和深邃的文化内涵，在文化心理上制约甚至规定着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它本身中的文化积淀和日常生活形态又总是一切文学的重要源泉。它不仅哺育着作家文学的成长，给作家以多方面的艺术熏陶，而且直接为作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题材、生动优美的语言和多种多样的艺术样式。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民间的人物和精灵一旦进入作家的视野和作品，已不再是原本的艺术形态了，而是潜伏或依附在作家主观能动性之上，不仅闪现着民族生命历史长河扭曲而不息的身影，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识，而且亮出了时代靓丽的身姿，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
一个世纪以来，“到民间去”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大的趋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知识分子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的文化运动，鲁迅、李大钊、周作人、顾颉刚诸知识界的首脑都是这场运动的中坚人物。运动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是贯彻“五四”文化的平民主张，并进一步把乡村看成中国文化复兴的基地，以民间做榜样，寻找一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存在的持久生命力特征。1936年，鲁迅先生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7]，虽然这个口号的内涵大于民间文学，还包含有乡土文学、通俗文学等，但它的价值导向却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探索民族文学样式的多元化。在这些先导性理论的影响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涌现了不少关注民间的作家和具有民间性的作品。
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西方文化浪潮的强烈冲击下，民族文化重建的呼声也愈来愈高，，作家们的本土文化意识再次被强烈的唤醒，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和挖掘成为一种文化取向，作家们力图在博大深邃的民间“淘出”能够重建现代人文精神的价值形象。“寻根”文化小说由此应运而生，他们对民间性的认同、消纳和再造，显示出了独特的创作优势。只要我们稍微注意，就不难发现，在很多当代文学作品里面，那些男男女女、衣食住行、四时八节，处处都隐含着一定的民风民俗，许多人物形象的背后仿佛有着某种隐喻和象征。其实不难理解，他们要么来自民间生活，要么是民间人物在作家笔下的又一次艺术升华。“寻根”作家们对民间文化的热切关注和挖掘，为其恢弘的小说构思注入了一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这种贴近民间、透视民间、翻耕民间土壤、拯救民间的创作倾向，使得此类作品的构思特别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显示出深厚的“民间性”，比如：《黑骏马》里的白音宝力格,《爸爸爸》里的丙崽，《平凡世界》里的孙少安兄弟等形象，都有着民间文化的影子。而《白鹿原》就更是此典型代表了。
立足关中大地的作家陈忠实就是在亲近民间、让血脉与那片原上的黄土息息相通的基础之上，同时上

㈨ 女主名字里有浅子的小说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㈩ 两汉时期两位最伟大的历史散文作家分别是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文献资料表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闪耀着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光辉。《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歌唱原始打猎的英武；《涂山氏女之歌》：“候人兮猗。”记录了中国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
甲骨文字的发现，使中国古典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商时期的《尚书》篇章，结构和表现手法相当成熟，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古典散文之祖。
西周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在艺术上，《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赋的手法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先咏它物来引发情意。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两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诗中的民歌。乐府本是国家音乐管理机构，负有采编民歌民谣，配乐演唱的职能。后人将乐府机构配乐演唱的歌称名为汉乐府诗。汉乐府民歌和《诗经》是一脉相承的，《诗经》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有的控诉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政策，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有的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以及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如《孔雀东南飞》、《上邪》、《有所思》，有的对社会下层人民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等。而《诗经》以抒情为主，汉乐府长于叙事铺陈，标志着古代叙事诗的完全成熟。《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汉民族第一叙事长诗。
汉代文人诗歌一直无所成就。到东汉，文人在乐府民歌影响下试作五言诗，班固的《咏史》诗，写得质木无文，极少诗味，但是是现存最早文人五言诗。东汉末年产生的《古诗十九首》，才成为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无名氏文人创作的一组抒情短诗。它并非成于一人一时，抒发了处于动乱时代下层文人伤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与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不同，《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它委婉含蓄自然质朴中显出精炼工切的艺术特色，前人有“五言之冠冕”的赞誉。
两汉散文创作的成就很高。汉初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散文，思想敏锐、直言时弊、文采飞扬。后期至东汉的散文虽有骈偶化发展的倾向，但能够保存汉初关注现实，指摘时弊的文风。而两汉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它敢于批判、敢于歌颂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使它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飞将军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等。《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语热情地评价《史记》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可以和《史记》相提并论的是班固的《汉书》。《汉书》记事详赡，写得也颇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则，来写入记史，显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逊于《史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
大唐王朝国力空前强盛，国家从长期分裂复归于统一，封建经济和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的良好条件，再加上朝廷在各方面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政策，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尤其是确立了以诗赋取土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对仕途的垄断，使大批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脱颖而出，最终创造了唐代文学的空前繁荣 。有唐一代作家作品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影响之大，都是前未曾有的。
唐代诗歌堪称一代文学标志，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辈出，大家纷呈。诗歌创作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少，《全唐诗》收录的诗人就有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而实际远不止此数。
初唐时期，宫廷诗歌承齐梁余风，流行靡丽软艳的“上官体”诗。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诗颓风，使唐诗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同时的宋之问和沈佺期在诗歌的形式上也做了大胆的探索，他们共同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和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而别开生面。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收在《辋川集》中的五言绝句，如《鹿柴》、《辛夷坞》等，善于将绘景状物与阐发禅趣相结合，意境幽美，艺术精妙。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人，诗风刚健。韵味深长，唱出盛唐强音。高适的《燕歌行》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七言歌行体诗，描绘雄奇的边塞风光和艰苦的军旅生活，或悲壮浑厚，或奇逸峭拔，都是唐代边塞诗的佳篇。李白与杜甫是古今诗坛的“双子星座”。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史称“诗仙”。如《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无不显示了诗人独特的情感色调和艺术个性。杜甫诗歌号称“诗史”，风格沉郁顿挫。他用诗歌创作抒发了忧国忧民之心，象《三吏》、《三别》这样的诗歌，实录了唐王朝由盛转衰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最负盛名。那些优美写景述怀诗，也不忘忧国忧民，如《登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安史之乱以后，进入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衰退之后，诗歌创作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主张，并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他们的新乐府诗，往往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对朝廷一系列错误政策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弊端进行讽谕批评，主题明确，题材集中，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诸如《卖炭翁》、《杜陵叟》等篇章，千百年来传诵不绝。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堪称古代叙事诗中的杰作。这一时期，和元白诗派齐名而诗风殊趣的是以韩（愈）孟（郊）诗派。韩孟诗派以才学为本，以议论见长，作诗力避平俗而求生硬奇险，开了后世宋诗的风气。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刘禹锡、贾岛和李贺。李贺以其浓丽浪漫的诗风独树一帜，并启迪了晚唐的李商隐。
到了晚唐，随着李唐王朝走向没落，诗歌气格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世称“小李杜”。杜牧长于写七绝，可与盛唐“七绝圣手”王昌龄并肩。他的咏史怀古诗，风格俊爽高绝。写景也自然清丽，如《山行》让人百读不厌。李商隐的七律沉博绝丽，以爱情诗独擅胜场。他的《无题》诗，工于比兴，用典甚多，往往意蕴深永，耐人寻味，部分作品则未免有晦涩难解之病。
散文是唐代文苑的又一重大收获。《全唐文》收作者三千多人，作品(包括骈散两体)一万八千四百余篇，可以反映当时的创作盛况。六朝时期骈文的畸形繁荣，成为散文发展的严重障碍。批判六朝以还的形式主义文风，恢复先秦两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是时代和文学本身发展向作家提出的要求。初唐陈子昂、萧颍士、独孤及等人，较早出来提倡尚简古、切实用的散文，但成就不大。到了中唐，韩愈、柳宗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领导了一场其实质是文学革新的古文运动。在“文以载道”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他们要求文章写作务去陈言，要文通字顺，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要努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要感情真切，抒发不平之鸣。韩愈、柳宗元在众多散文作家中，犹如并峙的双峰，他们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且不愧为继司马迁之后两位最优秀的散文家。韩愈的说理散文如《原毁》、《师说》、《答李翊书》等，议论透辟，气势纵横，有很强的逻辑力量；记叙散文如《张中丞传后叙》，刻画人物仿效司马迁《史记》笔法，将饱满的爱憎感情倾注毫端，在善于取材和精于细节描写方面，显示出精湛的艺术造诣。柳宗元的记人叙事多寄寓作家进步的政治主张。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诸篇。而其山水游记最为后世称美。贬谪永州后所写的“永州八记”，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小石潭记》，运用写景寓情手法，在表现山水之美中渗透了作者的人格之美，成为后世游记文学的典范之作。晚唐的古文偏于师承韩愈散文奇险艰涩的一面，成就不高。而值得一提的是以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所写的批判现实的小品文，鲁迅曾赞之为“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唐人的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之作。如《莺莺传》、《李娃传》无不写得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曲折、语言华艳生动。
词是在唐代随燕乐而兴起的新诗体。它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中唐以后，文人才士倚声填词才渐成风气，[菩萨蛮]、[忆秦娥]挂名为李白所作，缺少确凿的证据。温庭筠、韦庄都是晚唐曲子词创作的佼佼者。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于西蜀。而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早期作品多写宫廷享乐生活，国破被俘以后，以词抒写家国身世之恨，感慨遥深，形象真切，语言朴素自然又珠圆玉润，《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勺等均是小令中妙品。
词发展到宋代，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据《全宋词》所载，作品有二万余首，词人一千四百余位。唐诗。宋词，堪称中国文学的双璧。北宋初期，朝廷提倡享乐，君臣晏安，词风继承花间一派的婉约绮靡而视为正宗。晏殊的词风雍容闲雅，有富贵气。晏殊之子晏几道，由于其个人遭遇的不幸，词风有异于晏殊，较多低回感伤的色彩。范仲淹镇守边塞，生活经历不同，他的词中开始出现了境界开阔、格调苍凉之作，给宋初词坛注入了一股新鲜感。
词到柳永手上，有了第一次革新。柳永从都市中下层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以写男女离别相思和个人流落江湖的羁旅之愁见长。他大量创作篇幅较长、结构复杂、音调更为繁复美听的慢词。他的词多用铺叙白描之法，层次分明，语言通俗，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平民色彩，在当时市民中传唱极盛。《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雨霖铃》(“寒蝉凄切”)等词借景寓情，俗而能雅，是他的精心之作，尤传诵于后世。苏轼作为词的革新家，又不满于柳永词沉吟于风花雪月之中，肆力打破诗词界限，把艺术的笔触伸向了广阔的现实生活和个人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使词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这就是所谓“以诗为词”。苏轼的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他用词来写景、抒情、怀古．感旧、记游，甚至说理谈禅风格多样。《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词笔细腻、风情婉转，《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高歌入云、逸怀浩气，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给宋词带来了新气象，启迪了南宋豪放词派的诞生。这时的秦观、赵令峙，贺铸、黄庭坚等人也各有自己的成就，他们共同创造了北宋词坛多种风格相互竞争的繁荣局面。
集北宋婉约词之大成的是周邦彦。周邦彦基本承袭了柳永词的余风，仍表现男女恋情和羁愁行役等传统内容，但由于他妙解音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在使词艺趋于精美化方面功不可没。读他的词，可以感受到他在章法结构变化的多样性、表现技巧的丰富性、音律语言的谐畅精工。南宋的格律派词人，无不在艺术上受到他的熏染。
在南北宋之交，还出现了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的词意境深厚，感情宛曲，造语清新，尤其是南渡以后的作品如《声声慢》(寻寻觅觅)等，将国破家亡的悲愤与身世漂泊的伤痛融合一气，缠绵抑郁，感人心魄，其审美价值大大超过了早期主要抒写闺情的篇什。
宋室南渡以后，宋词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感时伤乱，抒发爱国情怀，成为词的一大主题。南宋初词人大多亲历靖康之变，故其词作突破了北宋末年的平庸浮靡，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著名的有张元干、张孝祥、陈与义，向子谨、朱敦儒等，他们上承苏轼一脉，下启辛派词风，是两者之间的重要过渡。南宋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当推辛弃疾。辛弃疾生当南宋衰世，有出将入相之才，满怀抗金报国的凌云之志，但受朝廷妥协苟安政策的羁缚，壮志难酬，郁愤深积，只得将一腔爱国情怀寄之于词，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他继承东坡词的豪放风格而加以发展，尤其是他驾驭语言的功力极深，能将经史子集之语熔铸入词而一如己出，前人称其“以文为词”，辛词又深于寄托，融传统的婉约和豪放于一体，人称他的词作是“色笑如花，肝肠如火”。把词的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名篇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打破传统的章法结构；《永遇乐》(千古江山)壮怀激烈，豪气逼人；而《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缠绵哀怨之中有“裂帛之声”；《清平乐》(茅檐低小)清新活泼，都各具特色。同时的陈亮、刘过等，风格似辛却有点剑拔弩张。后世属于辛派词人还有刘克庄、刘辰翁。
南宋词人姜夔继承周邦彦，走上了尚风雅、主格律的创作道路。他的词作以纪游、咏物、怀人为主要内容，意境清空，格调骚雅，音律严整，在艺术上冠绝一时。史达祖、高观国等人是他的羽翼。在词风偏于疏宕的南宋，吴文英词却倾向于密丽的风格，人称“七宝楼台”，可谓一枝独秀。由宋入元的重要词家尚有张炎、周密，王沂孙等，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他们哀怨衰飒的词作成了宋词的尾声余韵。
宋诗总的成就不如唐诗，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也有其自己的特色。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晚唐李商隐，但多讲究声律辞藻，注意华丽典雅，缺少社会内容，号西昆体。王禹偁起而与之抗衡，作品面对现实，走平易流畅的一途。继之而起的梅尧臣，苏舜钦，都针对西昆体流弊而有所革新，欧阳修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奖掖后进，倡导平易流畅、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诗风，形成宋诗的自身特点。北宋诗坛上影响最大的两位诗人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更进一步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由于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故能避免许多诗人所犯的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的弊病，他的作品代表了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黄庭坚和他的江西诗派的诗歌最具宋诗的特色。其诗宗尚杜甫，自立门户，大率瘦硬生新。属于江西诗派的诗人有陈师道、陈与义、韩驹等。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最终却分别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留下来的诗共九千三百余首，他的诗篇最感人的是表现了他老而不衰，死而不渝的抗敌复国的爱国壮志。在《关山月》一诗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诗人忧心如焚的情怀。杨万里的诗清新活泼，范成大的诗善写田园风光，颇有生活情趣。他们在创立独特的诗歌风格上都各自作出了努力。南宋后期还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但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浩气磅礴，为这期诗坛增添了最后一抹光彩。
散文在唐代古文运动以后渐呈颓势，这情况到宋初仍未改观。柳开、石介、尹沫等人提倡恢复韩柳古文传统，但成绩不大。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在政治革新潮流的鼓荡下，诗文革新运动也随之兴起，在欧阳修等人努力下，宋初浮华的文风得以革除，宋代散文取得了足与唐文媲美的杰出成就。欧阳修极力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险怪奇涩之文，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一种富于情韵、平易畅达的艺术风格。他的散文不论写景状物，还是叙事怀人，都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量，如《醉翁亭记》、《泷冈阡表》等；即使是纯粹说理的政论性散文，如《五代史伶官传序》，也是一唱三叹，情见乎辞，颇有特色。在欧阳修的提携指引下，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一时俊彦。王安石的政论散文观点鲜明，言辞犀利，如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充分表现了一个政治改革家坚定的立场和杰出的辩才。三苏中的苏轼，其散文多种体裁俱备，自由挥洒，如行云流水，姿态横生，代表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文与可画赏雪谷偃竹记》，在卓越的文艺见解的表述中体现出作者幽默洒脱的个性，既是文论名篇，又是散文力作。他的《前赤壁赋》，《后亦壁赋》，兼有辞赋的体格和散文的气韵，形象性与哲理性紧密结合，水乳交融，是宋代文赋的代表作。欧、王，曾、三苏加上唐代的韩、柳，被后世尊崇为‘唐宋八大家’，他们的作品一直是后入学习古代散文的楷模。此外，由于两宋理学盛行，在重道轻文观念指导下，理学家写了很多谈性说理的简古散文，还有多用民间口语的语录体作品，代表作家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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