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听说当年很多中国人看了鲁迅写的《阿Q正传》都以为里面阿Q的原型就是写的是自己，这是为什么
反映出鲁迅刻画的人物形象生动鲜明，他写的不是某一个人物，而当时社会人们的普遍心态和心里，即社会群体的劣根性，通过文艺的方式，很好的表达了出来，和读者产生了强烈共鸣。其实岂止是那时的社会，今天的社会一样存在不计其数的阿Q。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鲁迅的文章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接受鲁迅的拷问，我们自己是不是那个阿Q呢？
② 以阿q形象写一篇自己身边啊Q人物的作文
关爱给予人温暖给予人幸福，它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关爱是无价的，只要我们细心去发现，就会知道它的足迹。在一次暑假中，我就发现了关爱的足迹。暑假中的一天，我由于上午出去玩回到家就中暑了，那天下午刚好妈妈从老家回来，妈妈看见我那么没精神，就抚摸我的头部，妈妈突然焦急地问：“梦莹，你没事吧？都发烧了啊！”我说：“我今天一直感到头很晕。”妈妈立刻把我扶到房间里，让我躺下来，叫我先休息，她去买退烧药。我抓住妈妈的手说：“妈妈，不用了，你刚回来也累了，您休息一下吧！”妈妈急躁的说：“这怎么行呢，生病了就应该吃药！乖，听话。妈妈先去买药，你先躺一会。”妈妈急冲冲地走出门买药去，而一旁的爷爷奶奶也在为我担心。叮咚！是妈妈回来了，我在房间里听见妈妈的脚步声一直走来走去，可能是为我倒杯水吧，过了一会妈妈进来了，她拿着退烧片和一杯白开水，她急忙扶我起来让我把药吃了，我看见妈妈的脸全是汗水，眼神很紧张的样子，似乎我生病对她来说就像发生了一件大事一样。我把药吃完后也就睡了，晚上只是喝碗粥就继续睡觉。这一天妈妈一直在照顾我，半夜三更她悄悄地睡在我旁边，悄悄地把被子为我盖上，生怕吵醒我，而我却只是装睡，因为今天我睡了很长时间，也睡不着，我心想：我干嘛要生病啊，妈妈已经很累了，我还要增加她的劳累。哎！到第二天早上，我的病全好了，妈妈也为我高兴，我心里充满了幸福。这件事令我深深感受到了妈妈对我的关爱，同时我也明白了：人与人之间只要多一份关爱，就会得到幸福与快乐，世界也将会美好。
③ 鲁迅小说反映了“五四”思想革命的要求，请以《阿Q正传》为例，说明鲁迅小说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
1921年12月鲁迅写成著名小说《阿Q正传》。作品通过雇农阿Q这个典型，鞭挞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精神奴役，深刻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丰碑。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注：《阿Q正传》第一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开头讽刺考证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写法，就是为了切合这一栏的题旨。但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所以越写越认真起来，第二章起便移载“新文艺”栏。至1922年2月12日登毕)，以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某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
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现象，“精神胜利法”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湛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们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3卷第52页)这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说来只能受支配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受到统治阶级思想影响是十分自然的。还由于不同阶级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环境和同一个民族环境里，它们接触到的物质条件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因而也就为这种病态心理的传播制造了机会。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地位，同样是孕育“精神胜利法”的温床。象阿Q这样一方面没有摆脱本阶级的弱点，另一方面又多少沾染了一些游民阶层落后意识的农民，接受和产生“精神胜利法”便更为容易。鲁迅在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抱有批判“国民的弱点”(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的意图，根据这个意图，他还作了如下的说明：“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注：《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艺术必须担负起社会教育的广泛的任务，这表现了一个革命作家对于自己创作的严格的要求。实际上，阿Q也的确不是生活里的具体的“谁”，然而陈Q又的确是艺术上的具体的阿Q，没有阿Q的那些行动，也就没有了所谓“阿Q精神”。作为一个专替人家打杂的雇农的形象，鲁迅在作广泛针砭的同时，仍然是以对农民生活的实际观察作为艺术概括的基础的，他严格地遵循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这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能是为阿Q所独有的“精神胜利法”，和另外一些人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根本不同的地方。正如鲁迅后来所说，“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足见人物形象在鲁迅心中是具体的，确切不易的。他也说过：“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在鲁迅看来，针砭“精神胜利法”的普遍现象和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并不矛盾。普遍性体现在特殊性里。典型性格越是具体深刻，也便越带有普遍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越是具有农民阿Q本人的特点，也便越能够取得广泛的社会讽刺的效果。这是因为：只有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吻合于他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和个性习惯，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使读过《阿Q正传》的都在脑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旦遇见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尽管在根柢里存在着很大区别，也会立刻想起阿Q，立刻不自觉地叫出阿Q的名字来。艺术典型在普遍性上所引起的广泛影响，决不会也不需要损害它原来的属性。
小说从第七章起，描写阿Q性格在革命到来以后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紧紧地扣住农民阿Q的特点，进一步证明了惯于使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作为农民典型的不可更易的意义。正当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快到“末路”的时候，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传来了。阿Q原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与他为难，一向表示“深恶痛绝”。现在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居然这样害怕，未庄的人居然这样慌张，便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他想：“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和“精神胜利”不同，阿Q这个时候的感受完全具有现实的根据：向来骄横霸道的赵太爷换了一副面孔，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赵白眼也改口称他“Q哥”，想从他这里探听“革命党的口风”。这些都使阿Q感到新鲜和高兴。在革命的风暴面前，小说准确地勾画了各阶层人物的情绪和动态，严格地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写出了阿Q要革命的阶级特点。阿Q是从被剥削者朴素直感去欢迎革命的。鲁迅没有忽视这种革命性，也没有夸大这种革命性。阿Q觉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党都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革命之后，赵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还有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里来；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阿Q对革命的认识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涂，但由于这种想法里充满着农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复仇情绪，却又的确反映了农民阿Q具有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鲁迅看到农民是一个被剥削的阶级，他们本身存在着许多缺点，不觉悟，不团结；同时也看到农民是一个要革命的阶级，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阿Q真心向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
毛泽东同志说过：“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16页)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忽视了农民的要求，没有把农民自发的革命热情加以发扬和引导，相反地，却让封建地主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扼杀了农民的要求。它把皇帝赶下龙廷，却没有给广大人民以任何实际的利益。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情形，小说也有真实的描写。革命党进了城，却不见得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在未庄，赵秀才便同曾经出过洋的地主阶级里资产阶级化了的假洋鬼子串通一起，抢先向革命投机，挂出了“咸与维新”的招牌，而真正倾向革命的阿Q，曾经鼓起勇气去结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却扬起了“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赵家的抢案发生后，“做革命党还不到二十天”的把总老爷，为了维持自己的威风，把阿Q抓了去，当作抢犯，当作“惩一儆百”的材料枪毙示众。正如稍后短篇《示众》所描写的一样，十五年前在仙台幻灯画片里见过的围看杀人的镜头，在小说结尾处作了具体的描写，说明人民的精神麻木现象深深地楔入了鲁迅的心坎，使他永远感到痛心。小说这个“大团圆”的结局的阿Q的悲剧，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和鲁迅其它描写农民的小说相比，《阿Q正传》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写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并且直接联系到农民群众要求解放的问题。辛亥革命的命运是和阿Q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的，阿Q被送上法场，辛亥革命也同时被送上了法场，枪声一响，这个革命的生命便和阿Q的生命一起结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的宣判。周扬在谈到《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依靠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在这里，鲁迅对于农民的弱点方面的批评，同时也正是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个严正的历史的评判。”(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初阶段，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还缺乏透彻了解，“五四”当时“到民间去”的口号，并未引起一般知识分子对农民状况的认真研究。鲁迅以其长期以来深刻的观察和沉痛的感受，通过艺术描绘，让人重温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虽然他较多地注意到群众的落后方面，但就此提出的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客观上却有重大的意义。鲁迅当时还没有找到、因而也不能够明确的指出人民达到幸福生活的具体道路，却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站在农民这一边，确信农民有权利过合理的生活，因而也有权利做革命党来争取这个合理的生活：“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注：《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在鲁迅的严峻的现实主义原则里，这里又反映了他的历史乐观主义的精神。阿Q这个人物自从在鲁迅笔底出现以后，一直成为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的代名词，时时挂上批评者的口头，得到了普遍的运用。罗曼·罗兰和法捷耶夫曾经极口称道阿Q这个形象的生动与深刻的意义。法捷耶夫还说：“鲁迅，是短篇小说的名手。他善于简短地、清楚地，在一些形象中表达一种思想，在一个插曲中表达一件巨大的事变，在某一个别的人物中表达一个典型。”(注：《关于鲁迅》，《文艺报》第1卷第3期，1949年10月25日)这不是一般的评价，而是一个具有丰富的革命文学创作经验的作家，从自己的实际体会中总结出来的对于鲁迅小说的印象，以之说明《阿Q正传》的创作特点也是非常确切的。小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近四十种不同文字的译本，阿Q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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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听说当年很多中国人看了鲁迅写的《阿Q正传》都以为里面阿Q的原型就是写的是自己，这是为什么
阿Q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阶级特征、性格特征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鲁迅先生把那个时代的情况表现出来，把中国人突出的劣性集中的表现在阿Q一人身上，因此读者或多或少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因此《阿Q正传》的表现主题是永恒的。
⑤ 关于阿Q文章
阿q正传读后感 共有4篇范文
范文一：
《阿Q正传》是鲁迅的一部经典之作.这篇小说十分的短,但从几个方面写出了当时我们国人的灵魂,阿Q他有些卑怯,善于投机取巧,自高自大,狡猾.
阿Q是一个落后的雇农.作为一个落后的流浪的雇农.他的个性是非常突出的.他的生活方式,个性、心理活动和精神面貌不仅与赵太爷迥然不同，就是与王胡、小D等也显然有别。正想鲁迅先生所说的，阿Q有着“农民式的质朴，但也沾染了游手之徒的某些油滑”。如阿Q的日常生活就是“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摇船便摇船”。这不仅正面说明了阿Q作为一个流浪雇农的贫困生活，而且从侧面表现了阿Q从本质上说来那种勤劳、老实、淳朴的农民性格。当然，阿Q也有一些流气，但这除了社会的影响以外，应该说主要是受了压迫的结果。这些地方都很简单，也很明显，一般人也都承认的。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是：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个消极的可耻的现象，应该如何理解呢？这确实是一个矛盾。要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要从当时的现实社会和阿Q本身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上去找答案。 这就是我对《阿Q正传》的一些理解，希望大家能批评！！
阿q正传读后感 范文二：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于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里，原名叫周樟寿，字豫才，18岁改名树人。“鲁迅”这个笔名是他在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才开始用的。
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鲁迅的小说思想深刻，技巧精练，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杰作。它写于1921年，最初分章发表于《晨报副镌》，后收入《呐喊》。
⑥ 阿q的原型是谁
阿Q是有原型的，三个人的结合体，然后被鲁迅虚化了一下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阿Q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典型。他愚昧，贫穷。精神胜利法是他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也是阿Q落后不觉悟的重要原因。阿Q不满别人的压迫，想反抗又不得力，便用精神上的胜利掩盖实质上的失败。当辛亥革命的消息传来时虽一时反对，但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本能地倾向革命。他对革命的理解是错误而可笑的，行动是迟钝而软弱的，最后在假洋鬼子的棒喝下革命美梦彻底破灭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整个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阿Q也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典型形象”。 阿Q头上的“光”，照出了中国人心灵上的黑洞。
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中间，意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先生就是通过阿Q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统治者所造成的国民的愚昧，深刻揭露了封建势力凶残狡猾的反动本质，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来反映社会现实，阅读文学作品就应该鉴赏其人物形象，探讨其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
⑦ 阿q正传简要写出小说情节的历史现象对历史现象的概述和评价
鲁迅有许多有趣的小故事，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有一天，鲁迅穿着一件破旧的衣服上理发院去理发。理发师见他穿着很随便，而且看起来很肮脏，觉得他好像是个乞丐，就随随便便地给他剪了头发。理了发后，鲁迅从口袋里胡乱抓了一把钱交给理发师，便头也不回地走了。理发师仔细一数，发现他多给了好多钱，简直乐开了怀。
一个多月后，鲁迅又来理发了。理发师认出他就是上回多给了钱的顾客，因此对他十分客气，很小心地给他理发，还一直问他的意见，直到鲁迅感到满意为止。谁知道付钱时，鲁迅却很认真地把钱数了又数，一个铜板也不多给。理发师觉得很奇怪，便问他为什么。鲁迅笑着说：“先生，上回你胡乱地给我剪头发，我就胡乱地付钱给你。这次你很认真地给我剪，所以我就很认真地付钱给你！”
理发师听了觉得很惭愧，连忙向鲁迅道歉。
⑧ 分析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阿Q这一形象。
文章太长太长太长了.....
《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艺术形象，特别是阿Q的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包含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说：“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阶级特征、性格特征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因此《阿Q正传》的主题是永恒的，阿Q形象永远是一面镜子。在分析阿Q这一形象时应突出两点：一是要把他的主要特征—精神神胜利法突出来；二是应抓住他革命的全程。
阿Q“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极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着精神。阿Q面临着一切生存的困境：无田地，无房屋，无女人等。虽然他作过一些努力，包括投机革命，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阿Q依然是阿Q。物质上的绝望，必然要用精神来安慰。我认为《阿Q正传》所映射出中国民族的多种劣根性和丑态,主要有下列数种：
一、卑怯
阿Q是喜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时，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了。对抵抗力稍为薄弱的小D，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保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现。徐旭生与鲁迅讨论中国人的民族性，结果说中国人的大毛病是听天任命与中庸，这毛病大约是由惰性而来的。鲁迅回答他道；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以自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
二、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一般赋予它以自私、保守、自贱与健忘等含义。在所谓社会学的深层意义上，它又被冠之以“自欺欺人”“卑弱”“奴才”等名称，甚至也是类似于“豁达”“不在乎”“看淡一切”等说法的反讽。它因此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标志而广招评论。如：阿Q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又如他穷得娶不上老婆，却自吹“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林毓生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仅只是他的表面特征，而更为基本的特征则是他缺乏内在的自我……如果我们把阿Q通过社会所获得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因素，也包括进去作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么，阿Q便可以称为几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为的动物了。”（《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21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这种精神胜利法中国人发明得很早，后来与异族周旋失败，这方法便被充分的利用，即使现在我们南斯拉夫大的大使官被美国人炸了、战斗机在祖国南海上空被美国飞机撞废，国人怎样？还不是嚎叫几声、美国人出来个道歉就算了事，国人已经心满意足了，这就是阿Q劣根在国人身上烙下印记。
三、善于投机
阿Q本来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荡到未庄，赵太爷父子都盘起辫子赞成革命，阿Q看得眼热，也想做起革命党来了。但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于革命意义，实丝毫没有了解。所以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华盖集•忽然想到》那一条道：“中国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决不会吃苦的；因为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这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远存在。在中国唯有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了反复着先前的命运。”善于投机似乎成为中国民族劣根性之一。
四、夸大狂与自尊癖
阿Q虽是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的儿子进了学，阿Q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但为了城里油煎大头鱼的加葱法和条凳的称呼异于未庄，他又瞧不起城里人了”。中国人以前动不动自称其国为数千年的文明之邦、地大物物博，自己是轩辕华胄，神明贵种，视西洋人为野蛮民族，毫无文化可言。及屡遭挫败，则又说西洋人所恃的不过船坚炮利而已，所有的不过声光化电而已，谈到礼教伦常则何能及我们万分之一？甚至于饱受西洋教育的辜鸿铭还说中国人随地吐痰和娶妾制度是一种精神文明。这何异于阿Q将自己头上的癞头疮疤当做高尚光荣的符号，当别人嘲笑他时就说“你还不配……”呢？
阿Q的种种劣性都有其培育生长的土地。活在清朝末年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还占统治地位时期，他赤贫如洗，没有财产、没有职业，连个家也没有，寄住在土谷祠。他经常受到赵太爷、假洋鬼子的打击、凌辱和周围平常人的嘲弄，对这些他都以“精神胜利法”一笑了之。由于他在政治上承受着沉重的压迫，经济上遭受着残酷的剥削，精神上蒙受着长期的毒害，人格上忍受着种种屈辱，所以他有自发的革命要求，希望通过抗争，改变自己的现状，但是由于长期封建思想的毒害，他也有自私、陕隘、封建、保守等落后思想。自发的革命要求和落后的思想意识，在阿Q身上始终是矛盾着的，他是这种矛盾性格的统一体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典型、缩影。了解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后，阿Q给人们留深刻的印象，具体如下：
一、阿Q这个形象令人笑中带泪。对于失败、屈辱、窘境等人生中难免遇到的事，一般的、正常的人会悲伤之后继续奋斗；愤怒之后难以忘怀；不满之后努力改变困境。但阿Q却不然。他自有他一套独特的、但同时又是病态心理表现的对付方法，那便是“精神胜利法”。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阿Q令人笑中带泪的原因所在。
二、阿Q这个形象令人既同情又痛恨。令人同情的是阿Q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充满着屈辱、贫苦，挨饥受骂被打不绝。他在未庄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阿Q既丧失了做人的人格、尊严，如不能姓赵，否则便挨打。又是一无所有的：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能借住在土谷祠中，靠给人打零工为生，老婆、孩子更是痴心梦想，而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最低的、最根本的需要啊！但在那个社会，这只能是阿Q的美梦而已。这就使阿Q愈发人不像人。而到最后，阿Q竟被枉杀，以被错杀而结束了他短暂而不幸的一生。所有这些，无疑是令人深感同情的。但同时，阿Q又是可恨的：他沾染了许多的陋习：赌博、喝酒、偷了东西还耍赖，更甚至明里、暗里地耍流氓，调戏妇女。
三、阿Q这个形象又是辛亥革命前后被压迫、落后、不觉悟农民的缩影。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分析内容中再细致阐述。
总之，阿Q是个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过目难忘的辛亥革命前后不觉悟、被压迫的农民形象。
现在我们从内容和情节的发展以及写作技巧上分析阿Q的精神胜利法：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
在第二章时，追述往事，刻画阿Q的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描述阿Q的部分生活片断，突出了他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交代阿Q的经济地位，到处打短工的流浪雇农，是社会中被压迫、被污辱的最底层的人。接着连续写他的四个生活片断。他穷得娶不上老婆，却自吹“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在精神上独不崇奉赵、钱两家，进过几回城，又讥笑未庄人的“不见世面”，这些都突出了阿Q妄自尊大的特点；“癞疮疤”的故事，写他被欺辱时由打人到怒目而视到自轻自贱；“押牌宝”事件，写他被欺辱后为取得精神上的胜利而进行自我摧残。以上便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构成部分之一。第三章，接第一章的情节，继续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被赵太爷打了之后，反而因此“得意了许多年”，原因就在于中国人从来如此，他们景仰强暴，视人压迫人为当然。作者入木三分地表现了当时人们的这种十分可悲的变态的奴性。这一章写了三个生活片断。竟然败在王胡手下，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调戏小尼姑，为自己的屈辱报仇。三个片断，刻画了阿Q畏强凌弱的性格；阿Q与王胡比丑，说明他无聊到了极点；憎恶假洋鬼子，则表现他排斥异端；“赶紧抽紧筋骨”等待挨打，显出十足的奴性；调戏尼姑，更表现阿Q对女性态度上的肮脏灵魂。
第三章接第一章的情节，继续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被赵太爷打了之后，反而因此“得意了许多年”，原因就在于中国人从来如此，他们景仰强暴，视人压迫人为当然。作者入木三分地表现了当时人们的这种十分可悲的变态的奴性。这一章写了三个生活片断。竟然败在王胡手下，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调戏小尼姑，为自己的屈辱报仇。三个片断，刻画了阿Q畏强凌弱的性格；阿Q与王胡比丑，说明他无聊到了极点；憎恶假洋鬼子，则表现他排斥异端；“赶紧抽紧筋骨”等待挨打，显出十足的奴性；调戏尼姑，更表现阿Q对女性态度上的肮脏灵魂。
第四章，写阿Q拙劣的求爱经过和遭到的可悲结果，继续表现阿Q的地位和处境。作者在叙述中把阿Q的永远得意归究于“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指明了他的思想是受了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这是阿Q严格遵循“男女之大防”和排斥异端的思想根源。而强调阿Q的“样样合于圣经贤传”，以及他要找女人是唯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都说明阿Q全身浸润了封建思想的毒素，满脑子都是封建思想道德。而他去拧女人大腿，说“诛心话”“掷一块小石头”，留心想“引诱野男人的女人”，又说明他前面的思想是虚伪而可憎的。年近三十的阿Q要求恋爱是正当的，但他的要求却触犯了封建礼教，因而遭到赵太爷父子的凶残迫害，他不仅挨打，而且连可怜的一点点家当也被榨取干净，断绝了活路。这一章，写了阿Q的可憎，更写了他的可怜，也写了统治者迫害人民的残暴。到此，情节发展又深入了一步。
第五章，写阿Q走投无路，揭示麻木的国民“吃人”的本相，再写阿Q的畏强凌弱。“恋爱”既成“悲剧”，阿Q接下来遇到了“生计问题”。这一章写了三个生活片断。阿Q感到“世上有些古怪”，做工被老主顾拒之门外而意识到生路被断绝。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断他生路的是赵太爷之流，而误以为是比他更弱小的小D“谋了他的饭碗去”，便发生了“龙虎斗”。这既表现了阿Q的畏强凌弱的性格，又说明阿Q的不觉悟已经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无路可走的阿Q去静修庵偷萝卜，是情节的必然发展。他视小尼姑如草芥，对老尼姑耍无赖，亦是他畏强凌弱无赖霸道的表现。自己的不争气不觉悟，统治阶级的迫害，必然使他走上行窃之路。
第六章，写阿Q由走投无路到短暂的“中兴”，再被赵太爷逼到无路可走的经过。阿Q从城里回到未庄后，受到人们的“敬畏”，不过因为他在城里给白举人家里帮过忙，手里有现钱，有些便宜货，还知道城里一些见闻。因此，掌柜、酒客、路人都对阿Q“刮目相待”，王胡等人对阿Q也“肃然”，妇女对有劣迹的阿Q也不再躲避，而是主动赶着要买他的东西。这一切深刻揭示了国民趋炎附势的本性。然而，当阿Q的底细被披露出来后，人们又由对他的“敬而远之”到“斯亦不足畏也矣”，更说明了世态的炎凉，人们的愚昧无知。不由得使人发问，这样的国民，不改造行吗?阿Q的又一次走投无路成为必然。在阿Q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Q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
鲁迅写阿Q，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Q的遭遇给予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Q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
现在我们从阿Q投身革命的全程来看阿Q的性格特征。
阿Q的革命要求是模糊而幼雅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他改变长期屈辱地位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夹杂着许多落后的意识和营私利已的思想，他的革命甚至达到敌我不分的严重地步。阿Q这种芜杂而落后的思想，注定了他“投降革命党”的失败。
但阿Q投身革命的历程却从客观反映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启发农民觉悟的重要性这一重大问题。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使阿Q误解革命；屈辱的地位和悲惨的处境不能不使阿Q本能地倾向革命，说来似乎并不光彩的“偷儿”行径，其实就是阿Q的初步造反行动!当阿Q发现革命使举人老爷恐惧万分，未庄一群鸟男女惊慌失措时，便深感“快意”，于是“神往”革命，判定“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在第七章中，写辛亥革命到来时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突出了阿Q的革命要求。投机“革命”：在阿Q再一次被逼上末路时，辛亥革命的暴风雨来了。城里的“举人老爷”视革命如洪水猛兽，他要逃难了。未庄的“一群鸟男女”惊恐万状，误传革命军是为崇祯报仇的军队。阿Q则最具有代表性，由于他的思想深处的保守心理，使他对一切新生事物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所以起先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但他又从自己的处境和感受出发，感到“革命也好罢”，产生了“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的要求，因此他高喊“造反了，造反了”，表达了他革命的愿望。但他所理解的革命实质是什么呢?“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这样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小说以形象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再看阿Q的对立面，赵太爷父子在革命到来时吓得六神无主，低声下气地把一向不放在眼里的阿Q叫成“老Q”，这时候的赵太爷和阿Q俨然换了一个位置。还是年轻一辈诡计多，赵秀才竟和假洋鬼子相约革命，革掉了静修庵里的一块龙牌，还顺手抄走了一个宣德炉。这就是当时非常普遍的混迹于革命中的假革命现象。
而第八章，写到辛亥革命引起的未庄的变化，进一步刻画阿Q的性格。革命像一阵风一扫而过，并没有到达未庄，人心日见安定。政权落到投机钻营者手中。变化最大的不过是掀起了盘辫的风潮。赵秀才、假洋鬼子成了戴“银桃子”的革命党，未庄的政权仍在这些从前的压迫者手中。阿Q要投革命党，结果误投假洋鬼子门下不成，被“哭丧棒”赶出门。他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利。同时写赵家遭抢，这就预示着阿Q的悲剧命运就要到来。赵家遭抢使未庄人和阿Q都很“快意”，这体现了人们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阿Q就是作为抢劫嫌疑犯而被捕的。谁告了他的状呢?就是戴“银桃子”的自称革命党的赵秀才。压迫阿Q的是赵秀才之流，不准阿Q革命的是赵秀才，最后捕他、审他、处决他的还是这个戴着“银桃子”的“革命党”人。阿Q要求革命而不可得，革命后反而被枪毙，他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在第九章，写阿Q被当作替死鬼被捕、被审和被处决。）。可悲的是，他到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枪毙，而且还在死前表演了他最后的精神胜利法：“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一章里，还提到城里依然如故，掌权的还是原班人马，举人还在追究陈年老租，依然游街示众，依然看客如云，只是审问的跪改为站，处决的砍头改为枪毙。小说显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团漆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依然是那样麻木。
宗上所述，阿Q参加革命的全部过程，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同农民的关系：革命不关心农民，农民不理解革命，像阿Q这样的农民虽有自发革命的要求，在革命党深入农村之前，也只能以这种自私落后的思想理解革命，而只能受“精神胜利法“的支配而不自觉。正是由于受“精神胜利法”的支配，阿Q不能从屈辱中奋起，在失败中求生，总是以幻想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来掩盖屈辱和失败。结果革命果实被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保存自己的地主阶级所窃取，真正欢迎革命的阿Q不可避免地遭到悲惨的结局。
总之，我们不难看出，阿Q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有革命的要求和可能，但是他的地位决定了他革命的局限性。客观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现探讨一下作者的写作意图：意图主要有两点：一是“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暴露国民的弱点”，让读者了解长期封建统治所造成的可怕的国民的愚昧，意在“引起疗救的注意”；二是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批判它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而阿Q这一典型化的人物形象提醒大家：中国的任何革命必须注意解决亿万贫苦农民的问题。这样，我们就能深刻地认识到作者写阿Q倾向革命的本能，显然是提醒革命者：广大农民是有革命要求的，决不应该视而不见这支力量。归纳起来，这篇小说表现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看法，体现了鲁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热切的爱国之心。
社会发展到二十一世纪“阿Q精神”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与时俱进，可以说今天“阿Q精神”同样成了我国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说每个人都是阿Q，但是每个人都可能有过“阿Q精神”。在某些情况下，“阿Q精神”可以起到减轻心理压力，保持心理平衡的积极作用。譬如，阿Q挨了别人的打，自言自语骂一声“儿子打老子”，他怒气发泄了，心理平衡了，不再感到痛苦了。假如他不骂那一声，而是把怒气闷在心中，那迟早要“憋”出病来。我想，阿Q若不是“闹革命”抓去杀头，他肯定可以高寿。
我们仔细想想“阿Q精神”其实并非中国专利，外国也有“阿Q精神”。听说，如美国总统林肯一次，有位议员当众羞辱了林肯，他回家后，气得饭也吃不下，于是摊开信纸，给那位议员写了一封长信，用非常尖刻的语言将对方骂工个狗血淋头，然后美滋滋地上床睡大觉。第二天一早，林肯部下要替他把信发出，他却将信撕了。部下不解，林肯笑着解释。“我在写信过程中已经出了气，何必把它寄出去？” 这不是十分典型的“阿Q精神”吗？美国总统如此，市民亦不例外，有位名叫约翰的公民，深夜接到一个不相识女人的电话。那女人对他说，“丈夫有了外遇，不体贴她，经常整夜不归。她感到很苦恼。约翰问：“你为什么不和他离婚？”那女人回答：“我舍不得离开他，希望他能回心转意。”“那你为什么跟我说？我又不认识你。”“我就是要让不认识的人听我倾诉苦衷，熟人听了反而会惹麻烦。说完了我心里就舒坦了。”因此，近年美国兴起了“诉苦电话”，让那些心中有苦没处说的“美国阿Q”们有个发泄感情的地方。据说，“诉苦电话”生意兴隆，赚了不少美钞。
又如日本人，他们不但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就连运用“阿Q精神”也别有新招。以上说的“阿Q精神”仅仅用在消除心中怒气求得心理平衡这个层次上面，而日本人却棋高一筹，他们“变废为宝”，用“阿Q精神”来推动生产，提高工效，这就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了。日本的有识之士领悟到：在错综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上下级长期相处，难免产生矛盾，如工厂的工人和厂长，机关的职员和董事长。有时，下级受了上级的气，只敢怒而不敢言，心理上感到压抑。如果不及时将“压抑”释放出来，将会产生负效应，甚至破坏作用，不利于工作或生产，激化上下级矛盾。于是，头脑精明的厂长和董事长便想出一着高招：将自己的形象做成橡皮模具，大小高矮面部五官和自己一模一样，把模具置于一间“出气室”内。凡心中有气没处发泄的工人或职员，都可以到“出气室”对你上司的模具拳打脚踢，大声怒骂，将你的怨气、怒气统统爆发出来。出了气，心理平衡了，工作效益自然提高。有家工厂作了统计：自从设立了“出气室”之后，该厂的生产效率比原先提高了7．9％，真是受益匪浅。
为此，我们得出结论：在新的时代“阿Q精神”并非都是坏事，它内含科学性。对于心理失控的人来说，它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获得自我安慰自我解脱，不至于因心理压力得不到正确疏导而做出失去理智，譬如打人、毁物甚至杀人、放火或者自杀之类的偏激行为。如今，“阿Q精神”已经走出了中国国界，成了“国际通行”的医治心理疾病的辅助手段，在治疗人类心理失衡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再“孤芳自赏”了。我们对“阿Q精神”这一宝贵的“国有资产”，应当好好利用和开发，使其在治疗心理疾病，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方面，充分地发挥它的潜能。
⑨ 《阿Q正传》论文一篇
第一篇，
在《阿Q正传》整篇文章中，留给大多数读者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常常用过去的和未来的来掩饰他现在的不幸，比如他常这样夸耀自己：“我以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我儿子会阔多啦”可是当他说这句话时，连老婆还没有着落。他能用自轻自贱来获取心理的满足。在被别人打败后，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自己是虫豸，并以这种自轻自贱的第一开安慰自己，并说，我这是第一，状元不就是第一吗，那我就是状元来“狠狠地”赞美自己一翻。他用祖传的法宝“忘却”来掩饰自己生活中的不幸。在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后，便立即使出了自己的祖传法宝，将屈辱抛到九霄云外，回到土谷祠美美地睡了个大觉。他更可以以自身的丑恶当作是炫耀的资本，当别人说他头上的癞疮疤时，他确自傲地认为别人“还不配”。总而言之，“精神胜利法”所带给阿Q的，在阿Q自身看来，是值得炫耀的资本，是别人都没有而惟独自己有的值得大家都来学习的地方。但在其他有良知的中国人看来，则是一种巨大的耻辱，而鲁迅想要通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其实就是整个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中国人之所以会成为东亚病夫，就是由于这个软肋在作怪。中国人向来以为自己地大物博，是天国，其他国家都是自己的附属国，并且当英国大炮已经炸开中国的大门上，中国皇帝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面积有多少，与中国是否接壤。当一次英国军官邀请清朝大将福康安去参观英国大炮，福大将军却抛出这样一句话：“这玩意儿，想来没什么稀罕，看亦可，不看亦可。”当时中国人的自大心理恐怕已超出了想象。这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却有异曲同工之妙。阿Q也常常对自己不如人家的地方不顾一屑，照样我行我素，自以为自己就是皇帝，只是皇帝生错了地方，在我看来，煞是好笑。
阿Q的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地方，就是在他对革命的态度问题上。起初，阿Q以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他对革命的态度一向是“深恶痛绝之”的。但当他听说“革命”使城里的举人老爷都害怕，未庄里的男男女女又是如此的慌张之后，阿Q又产生了要投降革命的愿望。因此，在鲁迅的小说中，阿Q成为了未庄第一个起来欢迎革命并要“投身”革命的人。但是，在阿Q的革命思维中，革命无非就是穿着崇祯皇帝的素来推翻清政府，简单地说就是反清复明罢了。因此，“他对革命在态度上的这种变化，并不是政治上的真正觉醒，因为他对革命的认识是十分幼稚、糊涂、错误的。”4他之所以神往革命，并不是希望推翻地主豪绅，而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希望，去拿别人的一些东西罢了，从而成为“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的人，革命以后，他可以随意地去拿原本属于赵太爷、钱太爷们的东西，可以抬高自己的阶级地位，成为当年的赵太爷、钱太爷们，从而奴役现在和他一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D、王胡们。这种观念，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所“赐予”的，可能也是只有在中国当年这个封建时代才会出现的极度充满幻想并且狭隘的小农意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带给人们是绝对的权利概念，君与臣的关系是绝对的。在清朝中期，有一位洋人运了一批货物到中国沿海港口，他就让附近的渔民上船去搬下货物，可当他带着渔民走向甲板舱的时候，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他震惊了，渔民们齐刷刷的跪下了，并高呼着“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他向前一看，原来墙上挂着一幅乾隆皇帝的像。在古代的中国，如果是一个下层老百姓，对君权是绝对服从的，除非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才会起来反抗，而这反抗，也不会是实质上的改变，仅仅是改朝换代罢了。这样，阿Q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特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纵观阿Q，其实就是一个鲁迅概念中的一个封建落后、思想愚昧的乡村农民的典型形象，是鲁迅把自己所要表达的中国农民的种种弊陋都集中到阿Q一个人身上，让阿Q成为中国当时封建农民的典型代表。而鲁迅对于乡村生活的了解是相当有限的，更谈不上是熟悉。而他对于阿Q这种“乡村小户人家”，所采取的“与其说是建立在详观细察基础上的具体描绘与刻画，还不如说是借助于有限的了解而充分发挥艺术创作所见许的推理与想象”。总的说来，鲁迅在乡下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当然称不上是乡下人，他所塑造的阿Q形象其实也就是个城里人眼中的农民的典型。
阿Q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无疑是相当深刻的。但在当时，他所起的作用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大吗？“在鲁迅时代的稍后时期，当时还是山西省长治第四师范学校学生的赵树理就尝试将鲁迅的小说读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听的实验，结果却遭到惨痛失败——这就与鲁迅本人所期待的结果能通过他的作品开出反省的道路6的目标之间发生了巨大的落差。”7而在我看来，鲁迅的文章在当时主要是给城市新式学生和知识分子看的，试想当时，在农村，识字的人有多少，能读得懂文章并能理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的人又有多少。因此鲁迅的文章在农村石沉大海的结局在意料之中。但是这并不能妨碍鲁迅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对社会的惊醒价值，起码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来说，阿Q的教训早以牢记，我们不会再度迷茫，历史不会重演，这其实也是阿Q带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影响。
第二篇，
《阿Q正传》写于1921年，是鲁迅唯一的中篇小说，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鲁迅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作品中的阿Q是一个在辛亥革命中的贫苦农民，这说明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同他关心革命，关心农民对革命的态度以及革命给农民带来的利益等种种问题间的一致性。
小说通过对阿Q的形象和悲惨一生的描述，鞭挞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落后、麻木的精神状态，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辛亥革命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从而，在实际上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这就是《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及其意义。
在这篇小说里，鲁迅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阿Q。文章中通过阿Q的形象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并由此反映了如不真正打碎农民的精神枷锁，中国的民主革命很难有光明的前景。但阿Q形象的意义又远远不只是一个农民的代表，他具有更为深广的思想蕴涵。阿Q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贫无立锥之地，只能靠打短工为生，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连一个姓名也没有，受尽了剥削和欺凌。但是，他却不正视现实，不去反抗斗争，反倒无忧无虑，悠然自得，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以求得“精神上的胜利”。正是这种精神胜利法使得阿Q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也使阿Q显得十分麻木、可笑。他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只求得在精神上战胜对方；他最能自尊自大，毫无根据地炫耀自己的前世和将来，又最能在现实中毫不知耻地自轻自贱；他死要面子，讳疾忌医，从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甚至以自己的弱点为荣；他还欺善怕恶，欺弱怕强。但尽管如此，阿Q作为一个劳动农民，还是表现出自发的革命要求。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不觉“神往”革命，希望从此能够翻身。不过他的“革命观”，是与落后农民的私欲和许多糊涂观念联系着的（要女人，要房子，要钱等），他并没有真正地觉醒。虽然，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已不是阿Q所独有，它是整个国民劣根性的高度概括，是民族病态的集中体现。“阿Q相”已成为民族劣根性的代名词。精神胜利法深刻的阶级根源来自于中国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意识，其历史根源则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上屡次遭外族侵略的屈辱紧密相关，而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等弱点，又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易感染上精神胜利法。鲁迅多次表明，塑造阿Q的形象，实为画出国民的灵魂，以拯救民族的命运，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旧的封建思想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阿Q 生活的时代虽然已经永远过去，但阿Q 性格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却并未绝迹，这正是阿Q形象的思想魅力所在。
与此同时，鲁迅高度真实地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面貌，为阿Q这一典型人物提供了典型环境。尤其是，鲁迅深刻反映出辛亥革命党人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意识到农民的革命要求和力量，没有去启发和发动他们，终于被封建势力篡夺了胜利果实，而没有发生真正的变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Q最终被所谓革命政府诬指为抢匪，被绑上法场，结束了悲惨的一生，
文章中的“大团圆”描写，其实是对阿Q的革命既不简单的肯定，也不简单的否定：阿Q的向往革命是必然的，是由他的被压迫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阿Q革命的动机是模糊的，是出于一种激动而盲目的情绪，缺乏起码的革命觉悟；阿Q的革命目的是极端错误的，无非是杀人、夺物与传宗接代；阿Q的革命方式是荒唐可笑的他对革命的理解也只能停留在将辫子盘在头上，或去投靠革命党。由此看出，鲁迅对阿Q的革命是持否定态度的。阿Q的“大团圆”的结尾也是革命党与封建势力妥协的必然结果，他既是阿Q个人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正是通过阿Q这一悲剧结局，鲁迅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这场革命由于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从而也在实际上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
《阿Q正传》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一篇现实主义的杰作。在具体的艺术手法上，鲁迅运用传神的白描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采用叙述体的结构和夸张的讽刺性的语言，也是十分成功的，在形式上，出色地将悲剧和喜剧两种不同的风俗融为一体，达到悲剧内容与喜剧形式的有机统一；在写人的艺术上，成功地将西方小说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及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等特点，与中国古典小说的白描手法、传统形式的结构及用人物自身言行来传达人物神情的艺术传统融为一体。
你结合自己感想，参考下，一千字很快就出来了。
⑩ 以阿Q为例说说鲁迅小说对改造国民性的主题
《阿Q正传》在批判国民性方面的代表性
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狂人的所见所闻其实都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但是，以批判国民性为主要创作目的的作品，则当推他的这部代表作。有趣的是，《狂人日记》虽然如惊天霹雳，振聋发聩，人们还只是目瞪口呆，而《阿Q正传》虽然不急不躁，娓娓道来，而且充满喜剧色彩，但是，在报上刚开始连载不久，人们就开始惶惶不安，这种不安实际上一直延续到现在出现的对鲁迅“丑化”中国的指责。所以，要理解《阿Q正传》在批判国民性方面的代表性，除了应知道鲁迅在这部作品中是怎样批判国民性的（如精神胜利法和“革命”理想，以及总是摆“先前阔”和以丑为美的心理模式等），还应能够说明鲁迅是否丑化了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