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描写东北解放战争的小说雪红雪白的作者是
张正隆，《血红雪白》是他1989年出版长篇报告文学，而非小说
B. 给我推荐一部长篇文学小说
呵呵楼上的人也太逗了，红楼都扯上了，你说的是红学吧。
路遥的书的确经典，苦难过来的老一辈。刚好我手头这本就符合你要求，《启蒙时代》，很久没有善始善终地读完一本小说了。有一段时间，我对小说很迷惘，不知道从那些蓄意编造的故事里面能得到些什么。感动？似乎我已经越来越不需要了；思考？恐怕这些罗致情绪的文字要略显轻浮；我也不再热衷在别人的故事里寻找自己，因为我眼里的自己足够真实。当然，现在证明这都是偏见。
这本《启蒙时代》是原本用来打发一段无聊旅途的。那天下午，我在高速公路上度过近5个小时，一路天色阴郁，雨随时要来，而我被坏情绪一点点蒸熏着，满脑子都是要离群索居孤立自己的念头。和火车不一样，汽车虽然也是满满的，却听不到半句交谈，这样的封闭感更让人孤独。所以，把本书的人好像找到了世外桃源，在尴尬中慢慢升华起来。
之所以选这本书，一是作者是王安忆，二是内容关于琐碎的青春期。
故事发生在1967～1969年的上海，特殊时间里的特殊空间，本身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话题。那个时代既残酷又浪漫，充满空洞的理想主义和故作严肃的假理性，也有着藏匿的不为人知的愉悦。它曾是一个民族羞耻的烙印，而现在，却挣脱了被意识形态垄断的解释权，抽离了沉重的反思和追问，成为一代人释放压抑的快乐的私密日记。它不再面目可憎，不再属于红头文件、大字报和高音广播，牛棚里失势的“牛鬼蛇神”，而是单调的街市中，紧闭的窗户里另一番光景，极端专制下的极度自由，严密计划里的放任无度，那样的成长太让人艳羡了。没有人会去歌颂那个时代，只是因为那些既痛又痒的青春在残酷里兀自绽放，才使它不同寻常。
迷惘的时代，混沌的年纪，一段青春如何左右逢源地拔节生长？
故事的主角叫南昌，出身干部家庭，却适逢政治运动，亲情的偶像崩毁了，没有依靠了，只能独自面对这成长带来的困惑。他厌恨自己的家庭，在他眼里，家庭和亲人是不合时宜的，陈旧的，甚至是反动的，与他的洒满光辉的理想天堂背道而驰。他像脱缰的小马，自信地到更广阔的天地闯荡，他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朋友：陈卓然、小兔子、小老大、七月、舒娅、珠珠、嘉宝，丁宜男，阿明……甚至是比他还小还浅薄的舒娅的妹妹——舒拉。
虽然年轻的心是傲慢的、挑剔的，常常会把自己看作是神圣的、独一无二，他不能忍受亲情的琐碎和日常。当然也不会接受朋友身上哪怕是一闪而过的瑕疵，他用教条的原则近乎苛刻地打量这个世界。但世故的现实怎能匹配他的期望，于是他在沮丧和振作之间摇摆。在一次次的失望之后，他渐渐地被朋友们身上令人生厌的“劣性”说服了，尤其是和嘉宝糊里糊涂地性爱之后，他陷入自己深深厌恶过的“庸俗”。直到有一天，南昌疲累了，颓废又有所领悟。
这大概就是王安忆说的“启蒙”，它不是被动的聆听布道，成长的过程远没有那么纯粹和神圣，它更像是一种化合作用，亲情、友情、爱情荒里荒唐地杂放在一起，搅拌着，起初看着会有些奇怪，甚至丑陋、恶心，渐渐地，会萃取出一点点的领悟，或者一点点的无奈。于是，在一个恹恹的下午，南昌踟蹰在铺着梧桐叶的西门汀，看见一直在奔跑的舒拉，看着她坚定、果敢地向着虚无奔跑，他含着泪水的眼睛，突然又羞怯地笑了。
这是我读过关于成长的最好的一部小说。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青春，它就在小说中某个角色身上发生着，神奇！不可名状，强烈推荐楼主看。
卓越购买网址
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DT_RV&uid=000-0000000-0000000&prodid=bkbk731775
里面编辑评点，作家介绍都有，我就不在这里粘贴复制了。
C. 对十七年战争时期小说的认识
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如果要“断代”的话应该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第一阶段应该就是“十七年文学”；第二阶段应该是“文革文学”（如果当时还有文学的话）；第三阶段是“伤痕文学”；第四阶段是九十年代至今。
我认为这十年的历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不应该简单的把它界定为“高度相似性”的文学时期。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当然，我也不否认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现代文学的作品是最丰富和最具艺术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艺术大家，例如鲁迅、矛盾、郭末若、巴金、冰心、郁达夫、老舍、丁玲、徐志摩等等。
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还涌现出如杜鹏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复、魏巍、姚雪垠等优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汉、郭沫若等老作家也奉献了不少好的作品。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但我觉得“十七年文学”比“伤痕文学”要从容、平静、丰富，比“今天文学”要高尚、积极（“今天文学”在我看来就是“床上文学”、“赚钱文学”、“没落文学”。
***************************************************************
十七年小说之我见
——浅谈人物形象的英雄典型化
"十七年"，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只能算是极短的一瞬间；当它被赋予特指的含义、承担了特殊的历史内容的时候，却再也无法忽略它在文学史上的漫长——即使已经沉淀了半个多世纪，但依然是"活化石"：那就是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那时的文学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唯独感受不到写作主体的存在。极端外向的文学是不允许创作者以及被创作者保留个人的秘密的，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便突出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
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的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在当时，"题材的重要与否决定作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创作判断标准要求作家只能选择"重要题材"来表现，即只能表现光明的东西。其中只有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焦点。此外，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用来平衡随战争时代消逝反而逐渐积累的焦虑感——因对历史英雄丰功伟绩的反复景仰与重构中产生的"生不逢时"的焦虑感——的和平英雄：阶级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产英雄等等。
这里就不得不谈到英雄崇拜。学过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最初在脑子里形成的英雄观念大多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说明英雄崇拜并不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特有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在中国这种心理显得更有代表性：被救的心态已经成为国名性格的一部分（在价值观念混乱的今天，这种心理现象似乎有增无减）。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和中国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却有着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拥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而后者的英雄却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条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属性、拥有高尚政治品质的固定积淀体；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且各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和俄底修斯，两人都是战争英雄，但一个是英勇善战却易怒的统帅，另一个是智谋过人且沉着的参谋，而后者的英雄的人性却被政治过滤得过于纯净致使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废除了与阶级性无多大关系的个人情感内省，例如《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战士》里的小武，他们除了"无我"地为集体而存在之外，很难在其身上找到与众不同的特质。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绝对的肯定手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即使成为阶下囚，仍气贯长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对千难万险，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励着，没有半丝半毫的退缩之意（今天的作文教育就是从"黑白分明"开始的，所以当获知林彪是新中国的美男子之一的时候，那种惊讶是很多学生体验过的）。
******************************************************************
十七年文学
更重要的一点是：英雄不死，他们无论能耐多大，都是由一种带有光环的无形神圣力量赐予的，所以英雄的存在也是无条件地奉献给它的。由此，英雄不死的模式实质上具有了某种仪式的效果：象征着一种信仰的永存不灭。至此也就表明，中国的英雄在成其为英雄的同时，也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存在。同时，在这种创作观念的指导下，文学的永恒主题、为人最重要的构成内容之一——爱情，在十七年小说中几成绝响。爱情具有精神与肉体对立统一的复杂性，革命的理性又如何能区分得清？这个错误百出的历史阶段对爱情的拒绝非常彻底，甚至还不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革命加恋爱的普罗文学。《秋娥》中金田和秋娥的婚姻得以维持，不是"情"的催化，二十政治上的共同进步；《革命夫妻》中阎新生病态地排斥夫妻间正常的情感，将"儿女情长"视为洪水猛兽；《红岩》中江姐和老彭的爱情充满了革命内容，而没有任何一丝男女间的情与欲；......爱情在英雄身上无一例外的"缺场"，暗示了其存在完整性和真实性的一种危机，在后代思想相对解禁的读者看来，只能是一些空洞的载体符号。
十七年的小说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或者说被开了一个充满恶意的玩笑："人"在作为"人"的文学里被"人"自身给活活地扼杀了。时代要求大合唱，小说乃至文学就只能是一个被规定了音质、音高、音域的声部而已；时代是个大系统，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就只能是一个典型的标识部分，引领人民义无反顾地忘掉自我存在的要求成为一颗齿轮与螺丝钉——在革命与建设这一巨大机器上。然虽人性在接踵而来的众多政治运动中越来越沉默，但也不说明就完全没有勇敢的非英雄化尝试。但那个畸形的年代是绝对不允许异样声音的存在的，无论多么隐讳，无论多么微乎其微。无情的批判和诘问带来的灭顶之灾不仅覆盖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自由空间，也深深的禁锢了今天所谓现代人的脚步。后辈想起"十七年"的严厉至今心有余悸，在被重整重写的历史面前裹足不前。当那些创作成果随沉重的历史流逝变得"不可承受之轻"时，它们给我们留下的更多是沉痛和悲哀，英雄身上楷模与榜样的力量打着的历史烙印一再的提醒后来的人们：十七年失去了一切，包括文学本身
回过头来，我们再从文本方面分析。不可否认，“十七年文学”有人物形象单薄、叙述语言单调、叙事策略呆滞、价值判断武断的缺陷；其间不具有发现永世不朽的经典之作，和诸如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荷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之流的文学巨匠的可能。但是，十七年繁杂的文本中却蕴含着文学史写作的有益史料。这是笔者在对十七年文学进行研究时得到的第一个认识。下面以绿原的诗歌为例进行分析，绿原的组诗《北京的时间》，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第3期。第一首《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诗人抓住走在红墙外的瞬息感觉，写成了这首抒情诗。“我”走在红墙的外面，尽量走得慢一些，轻一些，一方面是倾听红墙里那颗伟大心脏的跳动，另一方面是不想去打扰红墙里的一切，因为红墙内，“一颗伟大的心脏在那里 为亿万个生命跳动着”。诗人通过对自己炽热情感的铺展，表达了对伟人的崇敬之情。另外两首则抒发了诗人对新生活由衷赞美和对美好未来无限向往的赤子情怀。这组诗没有公式概念，没有豪言壮语，在充满了浓郁抒情色彩的语言中流淌着诗人新中国成立后的激昂情感，不失为比较优秀的政治抒情诗。然而，这组诗的意义不在于它的艺术上的造诣，而在于它所蕴藏的文学史的内涵：一个对伟人如此崇拜对新生活如此热爱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诗人在此后不久的日子却被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文化体制冷落和冰冻了。一位研究过绿原的专家告诉笔者，绿原的这组诗没有收入他后来的自选诗集。这一诗作的流失，更隐含着一个文本的曲折命运和一个诗人的复杂心理。十七年中，具有这种命运的不只绿原和他的《北京的时间》，胡风和他的《时间开始了》也是类似的范例。试想，对于一个饱受了战乱和饥荒之苦的民族，一缕和平和安宁的曙光的来临，谁不充满了喜悦和希望呢？可是，这些饱含激情和富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太阳真正升起的时候，却遭遇了他们始料不及的命运。这种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文学史的写作中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其次，在十七年文学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有价值的文本。十七年的作家虽然出身不尽相同，受到的教育也参差不齐，但大都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经历过解放战争，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经历过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城市工业化建设和农村集体化运动，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所形成的人生体验曾经深深地打动过他们的心灵，成为他们永志难忘的记忆。正是这些记忆激扬他们的写作情怀，他们的人生体验也便成为具有真情实感的叙事。所谓叙事，无非是充满激情记忆的铺展和流淌。十七年小说凭着这种记忆时而对主流意识形态顺应，时而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既充斥着抹有政治色彩的御用文字，也建构出饱含生活质感的叙事话语。短篇小说《董林和小卡》对土地改革时期“中等收入者”的心态就有难能可贵的独特描述，堪称一篇佳作。《董林和小卡》发表于《湖北文艺》第2卷第6期（1950年11月号），叙述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河南舞阳某村的一对邻居，董林和小卡，自幼就非常要好。董林有六七十亩地，四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已经结婚，人手本来就多，还雇了一个帮工，闹得挺兴旺的；小卡地不多，人又少，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嫁给了董林的二儿子，日子算是撑着过。舞阳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小卡是村农会委员；董林担心自己是富农，于是开始提防小卡，小卡对董林的疏远也有些头疼。村里的地主看透了董林的心思，叫佣人到董林那里去煽风点火：共产党什么也不懂，只要有吃的就当作富农。董林吓得上了吊，要不是他儿子看见，早就没命了。地主的造谣更加厉害，村里的几个中农都慌了神。地主又给董林出主意，要董林卖掉耕牛，让麦地荒着。董林于是整天大吃大喝，也不下地劳动。土地法颁布后，董林只划一个富裕中农；他喜出望外，不仅开始下地劳动，还和小卡重归于好。小说不长，只有一千五百字左右，却一波三折地展示了中原大地土地改革时期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们微妙的心理状态。作者董伯超是一个不出名的业余作者
D. 林 彪 用过扁担吗
用过
过去的小学课本上有一篇《朱德的扁担》。内容很简单，说的是1928年，朱德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东西不够吃，只好派人去来回有五六十里的茅坪去挑粮。那路可是山路，非常难走。可肚子要紧，所以，贵为军长的朱德也跟战士们一块儿挑粮。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
“朱德的扁担”五个大字。就这么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这是一个平凡的故事，可从这平凡中,我们可以看出朱总司令的朴实与平易近人。然而，就因为这点，所以各路人马都在打它的主意。
大诗人郭沫若一马当先：他1965年6月中下旬在广东出游。毛泽东建议他从粤北进入江西，访问井冈山。对毛泽东的建议，郭沫若心领神会，于是在6月24日携夫人于立群前往井冈山，在井冈山住了两天后，跑遍了江西全省，写出了《井冈山巡礼》27首诗词。7月1日，他写出了《井冈山巡礼》组诗的《黄洋界》一诗，诗云：“海拔一千六百米，汪洋万岭望黄洋。雄关如铁旌旗壮，小径挑粮领袖忙。五里横排遗槲树，千秋蔽芾胜甘棠。杜鹃今已花时过，百战壕边草木香。”
因为《朱德的扁担》这篇文章太深入人心了,为了防止人家在对其中“雄关如铁旌旗壮，小径挑粮领袖忙”发生“误会”，把这“小径挑粮领袖忙”的领袖误解为斯时已经被毛泽东视为“老右”、“老糊涂”的朱德，就专门在诗下加注：“黄洋界上旧有小路，曰五里横排。路旁有槲树一株，毛主席当年挑粮上山时，曾在此树下歇肩。”意思是：俺这可是拍张三的马屁，不是李四。大家不要误会，浪费俺一片芳心。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把朱德的扁担夺走，但很明显，“毛主席挑粮上山”能不用扁担？所以，这是一种不夺之夺———也许因为郭沫若是文人，才没有那么明火执仗；或许因为郭沫若跟朱德是四川老乡，所以手下留情。
追随诗人芳心，有关单位也行动起来，他们可没有诗人这么“文质彬彬”，而是更加直截了当———在井冈山纪念馆里有一张1929年1月红四军关于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布告，落款处署有“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到1966年，“军长朱德”这4个字就成了该抹去的东西，大家想办法把这布告改一改，有人提出将这4个字折掉，然后翻拍成照片展出，因过于露骨未被采纳；有人建议用香火烧去，只要动作徐缓、细致，烧出来的小洞，颇像被虫子蛀出来的。此建议立即引起与会者的兴趣，有人补充，如果布告的四沿再烧去一些，可以分散某些观众的过分好奇，造成一种整张布告未被保存好的真实感。于是，就这么用香火改写了这段历史。至于纪念馆中原有的朱德的扁担，当然就要被抢夺了———扁担上的“朱德的扁担”五个字,换写了“林彪的扁担”。1967年2月，新出版的《红小兵》(小学课本)，亦将原来《朱德的扁担》的课文，改为《林彪的扁担》。
据说，朱德听说这事后，这位解放后一直坐冷板凳的元帅笑道：“扁担可以先借给他用几天，迟早还是要还的嘛。”当然，现在这扁担真还给他了———不信，你去井冈山看看。
清袁枚有诗云“一肩担尽古今愁“，朱德扁担，庶几近之。
E. 想写一篇关于林彪的历史论文，给个提示！
论文，就是议论文的一种。
先介绍对象
再列举评论
说出自己的观点，最好是独到的
论证自己的观点，注意，得有一部分是自己驳斥自己
作一个结论
列举引用书籍资料
文史类论文格式不是很严格，不像理工类
可以上网参考下别人的
F. 林彪出过什么书
《平型关战斗的经验》
《四个伟大》
等；
详情参见http://www.ourzg.com/bbs/htm_data/30/0812/67270.html，谢谢。
G. 林彪一生的电视剧有没有
医生的电视剧有没有林彪一生电视剧好像没有，但是你可以在网络上搜一下铃声，林彪一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