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作者

① 中国文学史的古代小说都收录在哪个书丛里。

《歧路灯》梗概：明嘉年间，河南开封贡生谭忠弼，为人端正谨慎，家教甚严。忠弼临终留其子绍闻八字：用心读书，亲近为人。同辈子弟，有夏鼎、张绳祖、管贻安、盛希侨等人浮华浪荡。谭忠弼既故，处长来引诱，闻因无约束而从之。五人结拜兄弟，同吃共赌。绍闻渐染恶习。几人开赌场，窝土娼，宠爱娈童，私铸银钱。绍闻陷于泥沼，入狱候审。家人倾家荡产，使得出狱，为偿债，绍闻伐尽祖坟林木，备尝辛酸，终迷途知返，立志悔过。年至不惑，潜心攻读，后得授知县。绍闻常以平生遭遇戒其子篑初，篑初随父读书，考场屡捷。后钦点翰林，重振家事。

《歧路灯》清代长篇白话小说，警世稀品。清代李海观作。一百零八回。李海观出生于今天的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宋寨村。该书叙述书香门第子弟谭绍闻堕落败家，又浪子回头重振家业的故事。对封建社会的吏治、教育和当时市井社会的世态人情、风习流俗有广泛生动的描写，但多封建说教。

（清.李绿园著 现藏于南京图书馆）人生在世，立于成败两端，而成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资历或敦厚或浅薄，气质或安详或轻飘，往来或正经孤党等等，由此引出歧路一盏，照世间迷路人。

与《儒林外史》、《红楼梦》大致同时问世于清乾隆年间，由豫人李绿园创作的

长篇小说《歧路灯》，洋洋70余万言，108回，在当时说部之林独树一帜。但是，此

书脱稿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都以钞本形式在河南乡村流传，知者寥寥，并未引起

读者及学界的注意。本世纪20年代起，《歧路灯》始有印本出现，才开始了对之真正

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本文拟对本世纪20年代以来80年间《歧路灯》研究作一回顾，供《歧路灯》爱好

者与研究者参考，并希望对《歧路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所帮助。

1

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其卷八著录《歧路灯》一则，

引《阙名笔记》云：

吾乡前辈李绿园先生所撰《歧路灯》120回，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

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惜其后代零落，同时亲旧，又无轻财好义之人为之刊

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仅留三五部抄本于穷乡僻壤间，此亦一大憾事也。

这是本世纪见知的最早的有关《歧路灯》的记载。其所谓“纯从《红楼梦》脱胎

”，当然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歧路灯》之所以流传不广，其原因也不在于无人为之

刊行。但是，这段著录文字至少说明，学者已对这部小说发生了兴趣。30年代，孙楷

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歧路灯》，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亦转录了《小

说考证》的材料。

1924年，洛阳清义堂将《歧路灯》石印行世，共105回，前有杨懋生《序》及张

青莲《跋》，对李绿园及其《歧路灯》作了介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歧路灯

》成书以来的第一个印本，在《歧路灯》流传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然而正如张青莲

《跋》中所言：“冗务匆匆，未及校勘，仅依原本，未免以讹传讹。”因此书中亥豕

鲁鱼，随处可见，加之印数不多，流传仍是不广。1927年，北京朴社（景山书社）开

始排印出版冯友兰、冯沅君兄妹的校点本，可惜只印行了第一册26回，未见下文。朴

社排印本前冠有冯友兰写的一篇长序，对《歧路灯》的思想内容及艺术上的得失作了

全面的评价。冯友兰《序》中说：“《歧路灯》的道学气太重，的确是一个大毛病。

幸而李绿园在书中所写的，大部分是在上述‘此义’之反面……他那一管道学先生的

笔，颇有描写事物的能力，其中并且含有许多刺。”冯友兰对《歧路灯》所描写的当

时社会生活的种种情况均作了比较公允客观的评论，非常欣赏小说的语言（尤其是河

南方言）运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同年，冯友兰还辑成《李绿园公诗钞》；

朴社排印本前还有董作宾写的《李绿园传略》，对李绿园的生卒年及年谱作了初步考

证与整理。冯、董所作的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近八十年来最早的具有学术价值的李绿

园与《歧路灯》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由于印本的问世，给研究者提供了文本上的便利，于是，学界开始有研究论文发

表，但是，有价值的专论不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有郭绍虞与朱自清的文章。郭绍虞

于1928年初在《文学周报》5卷25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介绍歧路灯》的论文，将《

歧路灯》与《红楼梦》、《儒林外史》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歧路灯》亦正有

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郭绍虞称赞“李绿园竟能于常谈中述至

理，竟能于述至理中使人不觉得是常谈。意清而语不陈，语不陈则意亦不觉得是清庸

了。这实是他的难能处，也即是他的成功处。这种成功，全由于他精锐的思路与隽爽

的笔性，足以驾驭这沉闷的题材”。朱自清于同年年底在《一般》第6卷第4号上发表

了一篇题为《歧路灯》的文章，认为《歧路灯》与《红楼梦》是“中国旧来仅有的两

部可以称为真正‘长篇’的小说”。朱自清的观点与郭绍虞大致相同，尤其对《歧路

灯》在情节结构上取得的成就极为赞赏，指出：“全书滴水不漏，圆如转环，无臃肿

和断续的毛病”，“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朱自清在文末说

：“若让我估量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

以并驾齐驱的。”此外，1928年4月23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篇佚名的

文章《评〈歧路灯〉》，对《歧路灯》的人物塑造、社会生活描写及语言等，大加赞

扬，认为是“写真实主义的上乘”作品。又有徐玉诺，不仅帮助冯友兰搜集有关李绿

园与《歧路灯》的资料，还在1928年11月11日半月刊《明天》1卷4期发表《〈歧路灯

〉及李绿园先生遗事》，在1929年8月14日《明天》3卷8期发表《墙角消夏琐记（其

一）》，在1929年10月16日《明天》2卷10期发表《墙角消夏琐记（其二）》，对《

歧路灯》与李绿园作了考论，肯定《歧路灯》在无意中深刻攻击八股文先生及孔孟之

道的同时，也指出因作者现实生活经验不足而导致小说描写时见空洞的弊端。

郭绍虞与朱自清等人均只读了朴社排印本第一册26回，未及读到全书。他们的观

点，自然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却是代表了当时学界对《歧路灯》的一般看法，是本

世纪《歧路灯》研究早期的有影响的成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洛阳清义堂本印数

过少，朴社排印本未能完成；在此后的四五十年间，尽管有人对《歧路灯》持有很高

的评价，如李敏修于《中州文献汇编·总序》中盛赞《歧路灯》“开近世平民文学之

先声”，但学界很少有人对之作深入、全面的研究，《歧路灯》似乎再次面临被“埋

没”的尴尬境地。

2

直至本世纪60年代，河南学者栾星致力于《歧路灯》钞本的寻访工作，并搜集有

关李绿园与《歧路灯》的研究资料。栾星花十年的精力，于70年代完成了《歧路灯》

的校注工作，并辑成《歧路灯研究资料》一书。由于当时出版不易，一直到1980年，

才由中州书画社（现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灯》栾星校注本，1982年出版了

《歧路灯研究资料》。栾星以清乾隆末年钞本《歧路灯》为原本，参稽他本（见知《

歧路灯》清代钞本、民国过录本及清义堂石印本、朴社排印本共11种），校定全书为

108回，并作注千余条，于俚语、方言、称谓、名物制度及古人、古籍、历史事件、

三教九流行藏等，加以注释，详加考订，颇为精审，予读者以很大的便利。《歧路灯

研究资料》一书分《李绿园传》、《李绿园诗文辑佚》、《歧路灯旧闻钞》三部分，

后有《附录：李绿园〈家训谆言〉81条》。这部书提供了李绿园的家世生平、交游、

著述以及有关《歧路灯》的研究等多方面的宝贵资料，搜罗较为完备，编排亦颇合理

，且详注出处，为研究者所欢迎。

栾星校注本《歧路灯》出版后，立即在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地区引起热烈反响

，中国大陆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台湾的《联合报》，香港的《文汇报》、

《大公报》、《新晚报》等报章，纷纷以《埋没二百多年的古典白话小说〈歧路灯〉

出版》、《一部被埋没二百多年的小说》、《再放光芒的〈歧路灯〉》、《被誉为〈

红楼梦〉以外又一巨著》等标题加以报道，随之，一些学者在各类报纸或学术刊物上

发表研究论文，对《歧路灯》展开热烈讨论。

3

1981年、1982年与1984年，在河南省郑州、洛阳与开封先后召开了三次《歧路灯

》学术讨论会，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与1984年分别编辑出版了两部《歧路灯》论

丛，收录了提交前两次学术讨论会的部分论文和一些知名学者的文章。此外，散见于

各类刊物的论文亦为数不少。据不完全统计，自1928年至1983年底，在各类报刊上发

表的有关《歧路灯》的研究论文（含少量报道文章）有110篇左右。这些论文对李绿

园的生平思想、《歧路灯》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如结构、人物、语言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而又深入的探讨。亦有学者对小说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作专门研究，或对小说

所反映的清康熙、乾隆时期的开封城市经济、有关戏曲的描写及民俗等作详细的考证

。由于李绿园及《歧路灯》本身思想及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学者们的研究涉及的

范围亦较广，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这些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认为《歧路灯》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

是一部平庸的作品，根本不能与《儒林外史》相提并论；二是认为《歧路灯》是优秀

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与《儒林外史》在伯仲之间；第三种观点较为平和，认为《歧

路灯》不及《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些一流佳作，应属于二流作品，但还是较为

成功的，有其独特的风貌。

持否定观点的，可以蓝翎的文章《“埋没”说质疑》（见《歧路灯论丛（一）》

）为代表。蓝文认为：李绿园的“创作思想的确是中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传统精神的

大倒退，大大发展了开创人情小说的《金瓶梅》本来就有的说教因素的落后面，使‘

人情小说’的发展岔向了歧路”，“《歧路灯》的确要宣传儒家的正统思想，把这种

腐朽的思想看成人生指路的明灯”，“作为文学欣赏的对象，《歧路灯》就相当缺乏

艺术吸引力，能让人愉快的读下去”，“是一部思想平庸艺术平平的古代小说”，与

《醒世姻缘传》一样，“就二者思想的落后和艺术的平庸来看，‘则伯仲之间，各有

短长，难分高下’。它们是同一创作思潮的产物，是‘人情小说’发展过程中一股混

杂着更多的泥沙和腐物的浊流”。其评价之低，在当时的学者中，可能没有第二人。

持肯定观点的，则可以张国光的长篇论文《我国古代的〈教育诗〉与社会风俗画》（

见《歧路灯论丛（一）》）为代表。此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批驳蓝翎的《“埋没”说

质疑》而作，副标题即为《〈歧路灯〉新论兼评〈“埋没”说质疑〉》。张文对蓝文

作了严厉的批驳，并提出了对《歧路灯》的肯定性评价。张文认为“《歧路灯》是一

部值得借鉴的教育小说”，“李绿园不仅是一位小说家，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教育

家”，称赞“《歧路灯》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幅风俗画”，并且指出，《歧路灯》在

艺术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人物描写诸方面均取得出色的成就，认为“作者虽

然主要是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刻划人物，但有时也不排斥浪漫主义”。张文的结论是，

“《歧路灯》是一部有较高的思想水平与艺术成就的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在反映

封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暴露当时的魑魅魍魉的丑恶本质的深度方面超过了前者（《红

楼梦》）”。张文建议，对这部“被埋没了二百多年的优秀古典小说”，“做父母的

似可以一读”，“青年人可以一读”，“治文学史的人，更必需读它”，“因为它确

可看作是新发掘出来的一部有价值的古代小说，即使不能与稍后的《红楼梦》并驾齐

驱，但也足以使《儒林外史》相形见绌”。如此高的评价，在当时的学术界也是罕见

的。至于持中间态度的观点，可以任访秋、范宁等人的文章为代表。任访秋在《漫谈

〈歧路灯〉》（见《歧路灯论丛（一）》）一文中认为，“假若把《儒林外史》、《

红楼梦》列为第一流，那么《歧路灯》就不能不属于第二流。因为不论是思想同艺术

，较之前两书都是大有逊色的”，但对《歧路灯》的成就也作了肯定的评价，指出，

“《歧路灯》毕竟是一部长篇巨著，作者社会阅历较深，而各方面的知识也比较丰富

……所以作者对清代中叶的朝章国政，科场惯例，社会风俗……书中凡涉及到的，无

不一丝不苟认真地给以详细的论述与描绘，从而扩大了读者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知

识，对于了解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是有着深刻的意义的。所以，在中国文

学史上是应该给它以一定的地位的”。范宁的《〈歧路灯〉读后感》（见《歧路灯论

丛（二）》）也认为，“《歧路灯》整个思想主题是不高明的，人物塑造也不很成功

，但记录了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中下层人物的思想状况，涉及的生活面相当广阔…

…读者可以从其中看到封建社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实际上，任文与范文

肯定的主要还是在《歧路灯》这部小说的认识价值上，并不同意将之看成为一流佳作

。

无论是肯定也好，还是否定也好，毕竟反映了学术界对《歧路灯》的关注与热情

，对于李绿园与《歧路灯》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

到了80年代后期，这种富于学术气氛的热闹局面渐渐趋于平静，直至今日，虽然中国

大陆学术界还不时有关于李绿园及其《歧路灯》的论文发表，杜贵晨在1992年出版了

著作《李绿园与歧路灯》（辽宁教育出版社），但终究没有形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学术

研究热点。

4

与此同时，中国台湾与香港地区的学术界，对《歧路灯》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

注。当栾星校注本出版后，似乎台湾与香港地区的热情比大陆为高，所给予的评价也

几乎是一致的赞扬与肯定。台湾出版界在80年代至少有四家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灯》

，较之大陆为多。但学者发表的研究论文，则比较的冷静与平和。如发表于1983年1

月13日台湾《中国时报》王孝廉的《歧路灯的再发现与再评价》一文认为：“这部被

埋没了两百多年的小说是一本相当可读的小说，但充其量只能和另一本类似的小说《

蜃楼志》相等；将它与《红楼梦》、《儒林外史》并列而为清代三大小说，是有些言

过其实的。”此外，台湾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已有人将《歧路灯》作为研

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如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生陈翠芬、辅仁大学中文研

究所硕士生郑在亮（韩国），在1986年与1988年先后以《歧路灯研究》作为学位论文

，获取硕士学位。郑在亮回韩国后，将学位论文陆续发表于本国的《中国小说研究会

报》等刊物，引起了韩国学者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台湾师大书苑有限公

司出版了吴秀玉的《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一书。吴秀玉热心于此项工作，曾

五次抵豫，二度入黔，搜集资料，访问学者，历五年寒暑，写成了这部30余万言的著

作。全书共分七章，对李绿园的家世、生平事迹、著述及《歧路灯》的流传、写作背

景、思想内容、创作艺术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而详尽的考察和探讨，资料之翔实，可

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歧路灯》研究著作。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研究《歧路灯》

的专著，但在中国大陆似乎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纵观80年来《歧路灯》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学术界，在总体上对《歧路灯》

的评价不高，主要是认为其思想陈腐，道学气浓厚，专于说教，不具备反封建主义的

光辉，但对其在反映生活面之广以及描写方面如人物塑造、语言运用、情节结构等方

面的成就，仍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在此期间，除了在20年代与80年代曾有过两次《

歧路灯》研究的小高潮外，学者似乎很少有人愿意对之下工夫作一番深入研究，对于

《歧路灯》这样一部有着独特个性的长篇巨著来说，似乎也令人感到有点遗憾；但是

，据说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延年，在1998年以《歧路灯研究》作为学位论文

，获得博士学位。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笔者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研究李绿园与《歧

路灯》，以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全面深入与发展。

②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怎么看目录呀人名上面框框的是什么意思啊

人名如果用黑框框住，一般代表作者已经去世

③ 七侠五义的作者

七侠五义的作者
<<七侠五义>>原著作者是石玉昆先生,他笔下五鼠栩栩如生,如同从纸上走了下来,各个性格鲜活生动,惟妙惟肖.而五鼠则是:钻天鼠,彻地鼠,穿山鼠,翻江鼠,锦毛鼠.这五个灵巧的称号,得来却有一番典故.
石玉昆先生的家里常闹老鼠,常常打扰到他写作.他在写五鼠时突然想到,能不能把小说中的人和现实中的老鼠有机的联合起来呢?
于是,钻天鼠(顶棚或阁楼上的耗子),彻地鼠（地道的的耗子),穿山鼠(墙壁里的耗子),翻江鼠(下水道的耗子),锦毛鼠(是人为豢养的耗子____所以最娇贵最漂亮).

有关石玉昆的生卒年、籍贯家世、生平事迹、著述等问题，因文献资料的缺乏，今天已难以确知，研究者又都各持己见，众说纷纭，其中存在着不少附会误判之言，因此有必要结合有关文献及前人的研究予以澄清。研究这一问题尽管受到资料缺乏的诸多限制，但有些情况还是可以根据有关记载大体推断出来的。
据现有资料来看，石玉昆主要生活在嘉庆、道光年间，比过去人们印象中的时间要早。据《非厂笔记》记载，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转引自李家瑞《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载王俟年编（1919-1949）《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23页）。当时也有人称其为石先生或石三爷。富查贵庆曾有诗吟颂石玉昆，诗序云：“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有盛名者近二十年。“据披露这首诗的吴英华、吴绍英介绍，”它当作于道光十七年以前“（吴英华、吴绍英《有关〈三侠五义〉作者的一首可贵的诗》，《天津日报》1961年8月29日）。由此可知，石玉昆至少在道光初年即已成名。实际上，他成名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早。在道光四年（1824）年的庆升平班戏目中，有不少《三侠五义》的重要关目，如《琼林宴》、《三侠五义》、《遇后》、《花蝴蝶》等。《三侠五义》为石玉昆所创，戏曲从此取材，必定是在《三侠五义》广为流传之后。按常理，艺人在成名前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徒训练。即使石玉昆天赋高，出道早，其成名时至少也得有二三十岁。这样，即使保守地估算，石玉昆出生至少也当在嘉庆五年（1800）年以前。
石玉昆达到艺术顶峰、享有盛誉主要是在道光年间，这可从相关文献记载中得到印证。道二十三年（1843）年至二十五年（1845）金梯云抄本《子弟书》中的《石玉昆》篇专门描述石玉昆演出的盛况。正如阿英所言，“玉昆应称‘道光时说书人’”（阿英《关于石玉昆》，载《阿英文集》，三联书店，1981，303页），近人崇彝也说“道光朝有石玉昆者，说三侠五义最有名”，“此道光朝石玉昆所传也”（崇彝《道石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9、19页）。至于石玉昆的卒年，目前还不能确知。崇彝在谈论光绪年间聚珍堂版本《三侠五义》时，特意强调“此道光间石玉昆所传”，言语中流露出今昔之感。按说光绪年间石玉昆还在世的话，他是不会如此刻意强调“道光”这一时间的。有的研究者根据《三侠五义》“最初刊本《忠烈侠义传》的成书年代来推测”，认为石玉昆“大约应该在同治十年（1871）年已经去世了”（赵侃执笔《石玉昆及其〈三侠五义〉》，《河北文学》1961年第4期）。李家瑞则认为石玉昆“大约死在同治末年”（李家瑞《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载王俊年编（1919-1949《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324页）另据李宗侗在民国年间进行的调查，“石玉昆在石丰时已经老了，尚是嘉、道时间的人”（李宗侗致胡适书，载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587页）。不过，石玉昆去世的时间也有可能更早，蔡省吾未刊稿《北京艺人志》有如下一条记载：“（石玉昆）殁后有《赞昆》子弟书，名重一时。”（转引自赵景深《三侠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子弟书《赞昆》又名《叹昆》、《叹石玉昆》、《评昆论》或《石玉昆》、如果这个说法属实，则石玉昆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二十五年（1845）年之前即已去世。稳妥一些，说石玉昆于同治年间或之前去世，大概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石玉昆受到人们如此多的关注，在社会上有着如此大的影响，主要在于其演唱技艺的高超。子弟书《石玉昆》对此有十分生动形象的描绘：“高抬声价本超群，压倒江湖无业民，惊动公卿夸绝调，流传市井效眉颦。”（子弟书《石玉昆》，载关德栋、周中明《子弟书丛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734页）。石玉昆所演为子弟书和单弦，有人称其为“单弦之祖”（崇彝《道石以来朝野杂记》，9页）。不仅如此，他还开创了一个新的说唱艺术流派——石派书，又称石韵书。由此可以看出，其演出在当时还是很受欢迎的，以致于有些书铺借此牟利，“按段抄卖，另有目录，要者定写”。就连当时的说书艺人对石玉昆也是赞淮有加：“就拿玉昆石三爷他说吧，怎么就该说不过他？他如今是不出来咧。他到那个书馆儿，一天只说三回书就串好了几十吊钱，如今名动九城，谁不知道石三爷呢？”（抄本《全本南清宫庆寿》，转引自鲁德才《三侠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2页）。据说石玉昆曾为礼王府供奉（金受申《老书馆见闻琐记》，《曲艺》1959年8-11月），不过这条记载与富察贵庆《知了义斋诗钞》诗序中所说的“性孤僻，游市肆间，王公招之不至”似乎有些矛盾。从富察贵庆诗中的描述来看，石玉昆是一位颇有个性与骨气的民间艺人。
石玉昆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其在演出内容方面的出新，特别是他别出心裁，将包公审案与江湖侠义题材结合起来，推陈出新，在《施公案》的基础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小说题材类型——公案侠义小说，对清代中后期包括说唱、小说、戏曲在内的通俗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显然，石玉昆不是那种亦步亦趋、因循守旧的艺人，他享有盛名几十年，成为与柳敬亭一样著名的民间艺人，不仅受到市井民众的极大欢迎，也为文人士大夫所接受，正如子弟书《石玉昆》中所说的：“编来宋代包公案，成就当时石玉昆。”石玉昆对自己首创的这套书还是很有感情的，据当时的说书艺人介绍，：玉昆三爷说了一辈子的包公案“，”他是跟了文正公一辈子的“（抄本《全本天齐庙断后》，转引自鲁德才《三侠五义》2页）。石玉昆创作《三侠五义》，正如胡适所概括的：”有因袭的部分，有创造的部分。大概写包公的部分是因袭的居多，写各位侠客义十的部分差不多全是创造的。（胡适《三侠五义》序，载《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198页）由于《三侠五义》深受欢迎，其他民间艺人纷纷效仿，在石玉昆生前，即有与他同时说《三侠五义》者。
说石玉昆是《三侠五义》的首创者，这一说法虽为学界广泛认可，但较为含糊，可以将这一问题分解为石玉昆与说唱本《龙图公案》，及后出《龙图耳录》、《忠烈侠义传》乃至《小五义》、《续小五义》关系的梳理和辨析。石玉昆的演出应该是有说有唱的，现存以《包公案》、《龙图公案》为名的说唱本多种，分藏于首都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日本东京大学等藏书机构。这些说唱本大体上可分石派书和说唱鼓词两种。石派书自然为石玉昆所传，与其演出的内容最为接近，但它们未必就是直接听记石玉昆的说唱而来。说唱鼓词当也由此演变而来，受到石玉昆的重要影响，但它们皆根据演出需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动，与石玉昆原创的距离要远些。
《龙图耳录》部分内容由听记说书而来，据孙楷第介绍，在其“藏抄本第十二回末有抄书人自记一行云：‘此书于此毕矣。惜乎后文未能听记。’”（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20-221页）崇彝也说：“此书（指《三侠五义》——笔者注）无底本，当年故旧数友（有祥乐亭、文冶庵二公在内）每日听评书，归而彼此互记，因凑成此书。”（《道咸以来朝野杂记》，19页）崇彝接着又说：“其中人物，各有赞语（今本无），多趣语，谐而雅。此道光间石玉昆所传也。”一句：此道光间石玉昆所传也“拉开了时间距离，排除了听记石玉昆说书的可能，而且这种说书与石玉昆所创的石派书不同，因为它并没有唱词，只是”其中人物，各有赞语“。后来的整理者删去的只是赞语，不是唱词。从崇彝称”故旧数友“的口气看，他对情况还是相当了解的。同时还要说明的是，《龙图耳录》也并非全是听记说书而来，因为该书卷首说的十分明白：”《龙图公案》一书，原有成稿，说部中演了三十余回，野史内读了六十多本。“从这段话可知，《龙图耳录》是在“原有成稿”的基础上，“翻旧出新”而来的，其中包括“三十余回”的“说部”和“六十多本”的“野史”。“说部”显然是指与《龙图公案》内容相关的一部小说，“野史”当是指记录下来的说唱《龙图公案》，因为这种说唱歌多是以本为单位的。《龙图耳录》由石玉昆的说书演变而来，其渊源传承关系十分明显，但两者在体裁、内容等方面已有了较大的差别。
后来面世的《忠烈侠义传》（又是称《三侠五义》）则又是在《龙图耳录》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润饰而成，由北京聚珍堂书坊首先刊出，随后各家书坊纷纷翻刻，广泛流传。其加工整理者为问竹主人、入迷道人。因为石玉昆是首创者，所以题“石玉昆述”，也算不上冒名。这样，经过众人几番修改整饬。其内容已与石玉昆早年的实际演出有了很大的距离。正如鲁讯评述《小五义》、《续小五义》时所说的“草创或出一人，润色则由众后”（《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47页）。
至于《三侠五义》的续书《小五义》、《续小五义》，尽管其初刊者文光楼主人石铎信誓旦旦地说自己“采访《龙图阁公案》底稿，历数年之久，未曾到后”，后来“适有友人与石玉昆门秆素相往来，偶在铺中闲谈，言及此书，余即托之搜寻”，终于，“友人去不多日，即将石先生原稿携来”（文光楼主人《小五义序》，光绪十六年文光楼刊本）。但从种种迹象来看，这不过是一种促售广告，其所得并非石玉昆的原稿，正如胡适所说的：“这话大概不可相信。”（胡适《三侠五义》序，载《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196页）至于那位光绪四年（1878）二月间在王府说《小五义》的民间艺人，有人认为是石玉昆本人。事实上，这位民间艺人根本不可能是石玉昆，甚至连石玉昆的徒弟都不是，他在《小五义》说过一些批评《忠烈侠义传》的话。如果这位民间艺人是石玉昆的话，那《忠烈侠义传》、《龙图耳录》以及石派书《龙图公案》的创作者又会是谁呢？事实上，这位在王府说《小五义》的民间艺人也是有迹可寻的，据李宗侗在民国年间对说书艺人的走访调查，《小五义》是说书艺人“李凤山于光绪初年在北京羊肉胡同文宅说评书时编的”，他认为这一说法“似颇可信”（李宗侗致胡适书信，《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587页）。
显然，探讨石玉昆的生平著述及艺术成就，是不能以《小五义》、《续小五义》为据的。其实，仅靠一部别具特色的《三侠五义》，已足以使这位民间艺人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了。

④ 四大奇书指的是哪四部小说

明代的四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名称的确立有个历史过程。从明代天启年间到崇祯年间先后问世的《韩湘子全传》、《三遂平妖传》、《斥奸书》、《禅真逸史》等书的序言或凡例，都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说部中的“大哥大”相提并论，却都未亮出 “四大奇书”的名号。此期间有类似“四大奇书”的说法，又并非上述四书。崇祯间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观》有云：

元施、罗二公大畅斯道，《水浒》、《三国》奇奇正正，河汉无极，论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厢》传奇（按，指《琵琶记》传奇、《西厢》传奇），号四大书，厥观伟矣。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第1056页，济南： 齐鲁书社1990年2月版。

清顺治年间西湖钓叟序《续金瓶梅》，将《三国演义》拿下，称另三本为“三大奇书”： “今天下小说如林，独唯三大奇书，曰：《水浒》、《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称乎？《西游》阐心而证道于魔，《水浒》戒侠而崇义于盗，《金瓶梅》惩淫而炫情于色。”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690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稍后李笠翁（渔）采用西湖钓叟“奇书”之名，竖起了“四大奇书”的旗帜。李笠翁为清初的两衡堂刊《三国志演义》作序，劈头就说：

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 《三国》、《水浒》、《西游记》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似。见北京图书馆藏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卷首。按，通行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卷首金圣叹序便是毛氏据李序改托的。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附录“丛书目”载《四大奇书》，按云： “以《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记》为四大奇书，始于李渔（《〈三国志〉序》）。”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第22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但李笠翁没有贪此功，他将原创之功推给了冯梦龙（即冯子犹），只说自己赞同冯说而已。而现存文献中尚未见冯有此明确的说法，于是有人推论给《平妖传》、《斥奸书》作序的张无咎、峥霄主人可能就是那神秘的冯梦龙。冯梦龙是明代集作者、编者、策划者于一身的著名俗文学家。要么李笠翁所见冯氏另有明确号称“四大奇书”的文献而今已散佚，要么他借冯氏之名说事，因为当时与俗文学套近乎虽有利却未必是什么荣耀的事。总之，李笠翁之后虽时有波折，“四大奇书”之名却基本定论。

而将“四大奇书”论述得最精当的，当推清康熙年间的刘廷玑。刘氏在其《在园杂志》卷二有云：

壬辰（按： 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大雪，友人数辈围炉小酌，客有惠以《说铃》丛书者。予曰：此即古之所谓小说也。小说至今日滥觞极矣，几与六经史函相埒，但鄙秽不堪寓目者居多。……降而至于四大奇书，则专事稗官，取一人一事为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数十卷者。

如《水浒》，本施耐庵所著，一百八人，人各一传，性情面貌，装束举止，俨有一人跳跃纸上。天下最难写者英雄，而各传则各色英雄也。天下更难写者英雄美人，而其中二三传则别样英雄、别样美人也。串插连贯，各具机杼，真是写生妙手。金圣叹加以句读字断，分评总批，觉成异样花团锦簇文字。以梁山泊一梦结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虽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贼盗，未免与史迁《游侠列传》之意相同。

再则《三国演义》，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中生有者比也。蜀吴魏三分鼎足，依年次序，虽不能体《春秋》正统之义，亦不肯效陈寿之徇私偏侧。中间叙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园结义，战阵回合，不脱稗官窠臼。杭永年一仿圣叹笔意批之，似属效颦，然亦有开生面处，较之《西游》，实处多于虚处。

盖《西游》为证道之书，丘长春借说金丹奥旨，以心猿意马为真配根本，而五众以配五行，平空结构，是一蜃楼海市耳。此中妙理可意会不可言传，所谓语言文字，仅得其形似者也。乃汪漪从而刻画美人唐突西子，其批注处，大半摸索皮毛，即通书之太极、无极，何能一语道破耶？

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谜，引谜入悟。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哉？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可以继武圣叹，是惩是劝，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殁后将刊版抵偿夙逋于汪苍孚，苍孚举火焚之，故海内传者甚少。

嗟乎！四书也，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不善读《水浒》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读《三国》者，权谋狙诈之心生矣。不善读《西游》者，诡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读《金瓶梅》，先须体认前序，内云： “读此书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读此书而生效法心者，禽兽也。”（按，此二心说乃东吴弄珠客序中语）然今读者，多肯读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读七十九回以后，岂非禽兽哉！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560—561页。

既从思想、艺术、评点论及“四大奇书”之奇之所在，又极为中肯地提示“四大奇书”的读法，指出“四大奇书”虽“诚哉奇观”，关键还在作为读者的你“善读与不善读耳”。堪称极为精当的导读。

⑤ 一本介绍中国通俗小说的书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豆瓣读书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891188/
孔夫子买
http://book.kongfz.com/13255/80319916/

中国通俗小说鉴赏辞典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894222/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
详细讲解现代通俗小说
网络有啊
http://youa..com/item/a37572e0eca0f4edb5eb0664

⑥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作者是鲁迅吗

不是。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由孙楷第著,此书著录自宋至清末已佚和今存的小说书目800余种,以白话小说为主。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简介：
文学史料、工具书。孙楷第著。孙楷第生于1899年，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此书著录自宋至清末已佚和今存的小说书目800余种,以白话小说为主。凡今存作品，作者均注明版本、藏所，书名后大抵附以有关笔记史料的摘录，著者不求详繁而求切要。间有题记按语，考校内容掌故，也力求精当。此书初版于1932年，1957年作家出版社印行重订本，前附著者《重订通俗小说书目序》。对书目有所增补，惟分类名称（如明清小说分烟粉、灵怪等）一仍其旧。著者态度谨严，著录书目必经目验，对版本也非遇本即录。为有价值的参考书。

⑦ 西游记的作者

《西游记》最早的版本没有署名作者，在万历二十年，也就是1592年，《新刻出像大字官版西游记》出版了，这是我们岂今能够看到最早版本的《西游记》，而在卷头只题了两行字：“华阳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这个后者就是发行商一个唐姓老板。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从小学就会回答：《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这件事源于二十年代胡适与鲁迅，他们二位从清代学者中论证出《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所以后来的我们就认定吴承恩了。

吴承恩，大约生于1500年，卒于1583年，自幼敏慧，博览群书，平日里喜欢的一些妖魔鬼怪之类的故事。虽然知识渊博，却在科举的道路上不顺，嘉靖中补贡生。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任浙江长兴县丞。仕途不顺，晚年回家闭门著述。

杨志和，明代小说家，著有《西游唐三藏出身传》也叫做《西游记传》四卷，《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他的《西游记传》书中描述孙悟空得道，唐太宗入冥，玄奘应诏取经，在途中遇难，到达西土，最后终于回归大唐。

⑧ 中国明朝的3大奇书是

A《三国演义》、B《水浒传》、D《西游记》被人们称为明代三大奇书。
1．《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是我国早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作者：罗贯中，描写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
2.《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是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施耐庵，书中歌颂了北宋晚期宋江领导的山东梁山泊农民起义。
3．《西游记》成书于明朝中期，是一部浪漫主义长篇神话小说，作者：吴承恩，书中塑造了孙悟空这个神通广大的英雄形象，反映了人民蔑视封建统治，勇于斗争的精神。

明代洪应明的《菜根谭》、明代陈继儒的《小窗幽记》、清代王永彬的《围炉夜话》被成为“处世三大奇书

⑨ 《四大奇书》是指哪四部小说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西游记》（作者：吴承恩）、《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被明末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称为"四大奇书",这一称谓一直沿用至今，又称“明代四大长篇小说”。

“四大奇书”名称的确立有个历史过程。

从明代天启年间到崇祯年间先后问世的《韩湘子全传》、《三遂平妖传》、《斥奸书》、《禅真逸史》等书的序言或凡例，都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说部中的“大哥大”相提并论，却都未亮出“四大奇书”的名号。此期间有类似“四大奇书”的说法，又并非上述四书。崇祯间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观》有云：

元施、罗二公大畅斯道，《水浒》、《三国》奇奇正正，河汉无极，论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厢》传奇（按，指《琵琶记》传奇、《西厢》传奇），号四大书，厥观伟矣。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第1056页，济南： 齐鲁书社1990年2月版。

清顺治年间西湖钓叟序《续金瓶梅》，将《三国演义》拿下，称另三本为“三大奇书”： “今天下小说如林，独唯三大奇书，曰： 《水浒》、《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称乎？《西游》阐心而证道于魔，《水浒》戒侠而崇义于盗，《金瓶梅》惩淫而炫情于色。”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690页，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稍后李笠翁（渔）采用西湖钓叟“奇书”之名，竖起了“四大奇书”的旗帜。李笠翁为清初的两衡堂刊《三国志演义》作序，劈头就说：

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 《三国》、《水浒》、《西游记》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似。见北京图书馆藏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卷首。按，通行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卷首金圣叹序便是毛氏据李序改托的。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附录“丛书目”载《四大奇书》，按云： “以《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记》为四大奇书，始于李渔（《〈三国志〉序》）。”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第221页，北京： 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但李笠翁没有贪此功，他将原创之功推给了冯梦龙（即冯子犹），只说自己赞同冯说而已。而现存文献中尚未见冯有此明确的说法，于是有人推论给《平妖传》、《斥奸书》作序的张无咎、峥霄主人可能就是那神秘的冯梦龙。冯梦龙是明代集作者、编者、策划者于一身的著名俗文学家。要么李笠翁所见冯氏另有明确号称“四大奇书”的文献而今已散佚，要么他借冯氏之名说事，因为当时与俗文学套近乎虽有利却未必是什么荣耀的事。总之，李笠翁之后虽时有波折，“四大奇书”之名却基本定论。

而将“四大奇书”论述得最精当的，当推清康熙年间的刘廷玑。刘氏在其《在园杂志》卷二有云：

壬辰（按： 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大雪，友人数辈围炉小酌，客有惠以《说铃》丛书者。予曰： 此即古之所谓小说也。小说至今日滥觞极矣，几与六经史函相埒，但鄙秽不堪寓目者居多。……降而至于四大奇书，则专事稗官，取一人一事为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数十卷者。

如《水浒》，本施耐庵所著，一百八人，人各一传，性情面貌，装束举止，俨有一人跳跃纸上。天下最难写者英雄，而各传则各色英雄也。天下更难写者英雄美人，而其中二三传则别样英雄、别样美人也。串插连贯，各具机杼，真是写生妙手。金圣叹加以句读字断，分评总批，觉成异样花团锦簇文字。以梁山泊一梦结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虽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贼盗，未免与史迁《游侠列传》之意相同。

再则《三国演义》，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中生有者比也。蜀吴魏三分鼎足，依年次序，虽不能体《春秋》正统之义，亦不肯效陈寿之徇私偏侧。中间叙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园结义，战阵回合，不脱稗官窠臼。杭永年一仿圣叹笔意批之，似属效颦，然亦有开生面处，较之《西游》，实处多于虚处。

盖《西游》为证道之书，丘长春借说金丹奥旨，以心猿意马为真配根本，而五众以配五行，平空结构，是一蜃楼海市耳。此中妙理可意会不可言传，所谓语言文字，仅得其形似者也。乃汪漪从而刻画美人唐突西子，其批注处，大半摸索皮毛，即通书之太极、无极，何能一语道破耶？

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谜，引谜入悟。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哉？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可以继武圣叹，是惩是劝，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殁后将刊版抵偿夙逋于汪苍孚，苍孚举火焚之，故海内传者甚少。

嗟乎！四书也，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不善读《水浒》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读《三国》者，权谋狙诈之心生矣。不善读《西游》者，诡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读《金瓶梅》，先须体认前序，内云： “读此书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读此书而生效法心者，禽兽也。”（按，此二心说乃东吴弄珠客序中语）然今读者，多肯读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读七十九回以后，岂非禽兽哉！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560—561页。

既从思想、艺术、评点论及“四大奇书”之奇之所在，又极为中肯地提示“四大奇书”的读法，指出“四大奇书”虽“诚哉奇观”，关键还在作为读者的你“善读与不善读耳”。堪称极为精当的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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