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沈从文为什么从新中国成立后会放弃写作
而促使沈从文最终与文学诀别是：北平解放前夕，沈从文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他留在了北平。但不久，北京大学却贴出壁报，全文抄转了郭沫若发表于香港的《斥反动文人》，指责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作为反动派”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本来对批评就敏感的沈从文以沉重的打击。由此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得沈从文竟致于一度神经错乱。北平解放后，沈从文作为小说家或大学教授都已不合时宜，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改行。
从此中国的文坛少了一个沈从文，中国的文物界多了一个沈从文，这是中国文坛的憾事，却是文物界的幸事。沈从文离开了北大，安排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年沈从文四十七岁。他从最低的博物馆讲解员做起，一讲就是10年。做文物研究工作是件很寂寞的事，有时冷板凳要坐一辈子。这因为有了这样的选择，“他在辽远尘封的文物角落耕种，虽然辛苦，却避开了陆续发生的一场又一场的文坛争斗。当噩梦醒来，尘埃落定，许多人因命运蹭蹬、光阴虚度而懊悔，沈先生却意外地以文博考识著作等身。沈从文退出热闹的文坛而遁入冷清的“空门”，是他后半生的最佳选择。事实证明他有先见之明，睿智而不虚荣，懦弱恰含刚强。他没有背叛自己的人格和良知，没有虚掷宝贵的光阴，他以文化苦行僧的态度，平静而执着地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实现了真正的人生价值。曾与沈从文同属“京派”作家的最后一位传人汪曾祺后来说他：“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难言；亦得亦失，得失难言。步入冷径仍采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
其实，沈从文对文物也是有感情的，否则他不会改行到博物馆。沈从文与文物的最早接触，按《从文自传》的说法，是十几岁在湘西“统领官身边作书记”时，登记其收藏的旧画古董。抗战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大，流连于工艺品之美，时时在地摊上捡一点价廉物美的东西，大多是后来他经常提到并倾注心力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四十年代末，北大筹建博物馆，他就自愿去帮忙，那时已是颇具眼光了。就是如此，五十年代转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后，他还是主动当了十年的“讲解员”。这种艰苦的实物学习以及不为人知同样刻苦的文献披览，使他具备了罕见的综合文物研究的能力。这是他个人悟性与努力的结果。
沈从文所走的文物研究之路，与同时代的文物专家不同，他不是正统文物科班出身，也没有经历过家传古玩的熏陶、古玩经营的历练，可他像自己个性一样，以自己的独特，走自己的文物研究之路：他照例十分认真地研究文物制度，并掌握了广泛的杂文物知识，尤其使衣着器物方面的全面了解，每每于定论有异样的看法，“不仅是这些搞字画的专家的‘权威’，对于一般文物常识少兴趣，即搞博物馆的同行中大专家‘权威’。看不起文物常识，不相信常识能解决问题、推翻迷信”（《用常识破传统迷信》）。关键处就是“专家知识”有时没有“常识辅导”，结果走不通，而有“知识”少“常识”的专家，凭的是书本和成见、经验和感觉，因为不了解或不愿下功夫去了解便看不起文物“常识”。他们的权威地位隔断了这些极具意义的“常识”对学术发展的作用，而沈从文的后半生就是锲而不舍地为“常识”的普及而奋斗。沈从文的身体力行对当今的文玩研究与鉴定是否有现实意义？
2. 沈从文为什么没写完《长河》
沈从文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长河》
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大家都仿佛用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所谓时髦青年，便只能给人痛苦印象，他若是个公子哥儿，衣襟上必插两支自来水笔，手腕上带个白金手表，稍有太阳，便赶忙戴上大黑眼镜，表示知道爱重目光，衣冠必十分入时，材料且异常讲究。特别长处是会吹口琴、唱京戏，闭目吸大炮台或三五字香烟，能在呼吸间辨别出牌号优劣。玩扑克时会十多种花样。既有钱而无知，大白天有时还拿个大电筒或极小手电筒，因为牌号新光亮足即可满足主有者莫大虚荣，并俨然可将社会地位提高。他若是个普通学生，有点思想，必以能读什么前进书店出的政治经济小册子，知道些文坛消息名人轶事或体育明星为已足。这些人都共同对现状表示不满，可是国家社会问题何在，进步的实现必须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即以地方而论，前一代固有的优点，尤其是长辈中妇女，祖母或老姑母行勤俭治生忠厚待人处，以及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这些东西又如何被外来洋布煤油逐渐破坏，年青人几几乎全不认识，也毫无希望可以从学习中去认识。）一面不满现状，一面用求学名分，向大都市里跑去，在上海或南京，武汉或长沙从从容容住下来，挥霍家中前一辈的积蓄，享受腐烂的现实。并用“时代轮子”“帝国主义”一类空洞字句，写点现实论文和诗歌，情书或家信。末了是毕业，结婚，回家，回到原有那个现实里做新一代的绅士或封翁，等待完事。就中少数真有志气，有理想，无从使用家中财产，或不屑使用家中财产，想要好好的努力奋斗一番的，也只是就学校读书时所得到的简单文化概念，以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无别的事物。对历史社会的发展，既缺少较深刻的认识，对个人生命的意义，也缺少较深刻的理解。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种依附性的打算中，结果到社会里一滚，自然就消失了。十年来这些人本身虽若依旧好好存在，而且有好些或许都做了小官，发了小财，生儿育女，日子过得很好，但是那点年青人的壮志和雄心，从事业中有以自见，从学术上有以自立的气概，可完全消失净尽了。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还将继续《边城》在另外一个作品中，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曲屈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其实这个工作，在《湘行散记》上就试验过了。因为还有另外各种忌讳，虽属小说游记，对当前事情亦不能畅所欲言，只好寄无限希望于未来。
中日战事发生后，一九三七年的冬天，我又有机会回到湘西，并且在沅水中部一个县城里住了约四个月。住处恰当水陆冲要，耳目见闻复多，湘西在战争发展中的种种变迁，以及地方问题如何由混乱中除旧布新，渐上轨道，依旧存在一些问题，我都有机会知道得清清楚楚。还有那个无可克服的根本弱点，问题何在，我也完全明白。和我同住的，是一个在嘉善国防线上受伤回来的小兄弟。从他和他的部下若干小军官接触中，我得以知道战前一年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情形，以及战争起后他们人生观的如何逐渐改变。过不久，这些年青军官，随同我那伤愈不久的小兄弟，用“荣誉军团”名分，带了两团新兵，重新开往江西前线保卫南昌和日军作战去了。一个阴云沉沉的下午，当我眼看到十几只帆船顺流而下，我那兄弟和一群小军官站在船头默默的向我挥手时，我独自在干涸河滩上，跟着跑了一阵，不知不觉眼睛已被热泪浸湿。因为四年前一点杞忧，无不陆续成为事实，四年前一点梦想，又差不多全在这一群军官行为上得到证明。一面是受过去所束缚的事实，在在令人痛苦，一面却是某种向上理想，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似乎还能发芽生根，然而刚到能发芽生根时又不免被急风猛雨摧折。
那时节湘省政府正拟试派几千年青学生下乡，推行民训工作，协助“后备师”作新兵准备训练，技术上相当麻烦。武汉局势转紧，公私机关和各省难民向湘西疏散的日益增多。一般人士对于湘西实缺少认识，常笼统概括名为“匪区”。地方保甲制度本不大健全，兵役进行又因“代役制”纠纷相当多。
所以我又写了两本小书，一本取名《湘西》，一本取名《长河》。当时敌人正企图向武汉进犯，战事有转入洞庭湖泽地带可能。地方种种与战事既不可分，我可写的虽很多，能写出的当然并不多。就沅水流域人事琐琐小处，它的过去、当前和发展中的未来，将作证明，希望它能给外来者一种比较近实的印象，更希望的还是可以燃起行将下乡的学生一点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另外却又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问题在分析现实，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唯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作品起始写到的，即是习惯下的种种存在；事事都受习惯控制，所以货币和物产，于这一片小小地方活动流转时所形成的各种生活式样与生活理想，都若在一个无可避免的情形中发展。人事上的对立，人事上的相左，更仿佛无不各有它宿命的结局。
作品设计注重在将常与变错综，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因此前一部分所能见到的，除了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长于这个环境中几个小儿女性情上的天真纯粹，还可见出一点希望，其余笔下所涉及的人和事，自然便不免黯淡无光。尤其是叙述到地方特权者时，一支笔即再残忍也不能写下去，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然而就我所想到的看来，一个有良心的读者，是会承认这个作品不失其为庄严与认真的。虽然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说不定它正和西南好些地方情形相差不多。虽然这些现象的存在，对外战争一来都给淹没了，可是和这些类似的问题，也许会在别一地方发生。或者战争已当真完全净化了中国，然而把这点近于历史陈迹的社会风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来，与“当前”崭新的局面对照，似乎也很可以帮助我们对社会多有一点新的认识，即在战争中一个地方的进步的过程，必然包含若干人情的冲突与人和人关系的重造。
我们大多数人，战前虽活在那么一个过程中，然而从目下检审制度的原则来衡量它时，作品的忠实，便不免多触忌讳，转容易成为无益之业了。因此作品最先在香港发表，即被删节了一部分，致前后始终不一致。去年重写分章发表时，又有部分篇章不能刊载。到预备在桂林印行送审时，且被检查处认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为辗转交涉，径送重庆复审，重加删节，经过一年方能发还付樱国家既在战争中，出版物各个管理制度，个人实完全表示同意。因为这个制度若运用得法，不特能消极的限止不良作品出版，还可望进一步鼓励优秀作品产生，制度有益于国家，情形显明。惟一面是个人如此谨慎认真的来处理一个问题，所遇到的恰好也就是那么一种好象也十分谨慎认真的检审制度。另外在社会上又似乎只要作者不过于谨慎认真，只要在官场中善于周旋，便也可以随处随时得到种种不认真的便利。（最近本人把所有作品重新整理付印时，每个集子必有几篇“免登”，另外却又有人得到特许，用造谣言方式作小文章侮辱本人，如象某某小刊物上的玩意儿，不算犯罪。）两相对照，虽对现状不免有点迷惑，但又多少看出一点消息，即当前社会有些还是过去的继续。国家在进步过程中，我们还得容忍随同习惯而存在的许多事实，读书人所盼望的合理与公正，恐还得各方面各部门“专家”真正抬头时，方有希望。记得八年前《边城》付印时，在那本小书题记上，我曾说过：所希望的读者，应当是身在学校以外，或文坛消息，文学论战，以及各种批评所达不到的地方，在各种事业里低头努，力，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作品所能给他们的，也许是一点有会于心的快乐，也许只是痛苦，……现在这本小书，我能说些什么？我很明白，我的读者在八年来人生经验上，对于国家所遭遇的挫折，以及这个民族忧患所自来的根本原因，还有那个多数在共同目的下所有的挣扎向上方式，从中所获得的教训，……都一定比我知道的还要多还要深。个人所能作的，十年前是一个平常故事，过了将近十年，还依然只是一个平常故事。过去写的也许还能给他们一点启示或认识，目下可什么全说不上了。想起我的读者在沉默中所忍受的困难，以及为战胜困难所表现的坚韧和勇敢，我觉得我应当沉默，一切话都是多余了。在我能给他们什么以前，他们已先给了我许多许多了。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在我所熟习的读者一部分人表现上，我已看到了人类最高品德的另一面。事如可能，我在把本书拟定的下三卷完成时，便将继续在一个平常故事中，来写出我对于这类人的颂歌。
一九四二年
3. 沈从文为什么不再写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当代文学，沈从文完全缺席。此前他曾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二十多年时间，写了四十几本小说和散文。因为他“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因为他的作品曾被人斥为“反动文艺”，所以沈从文不得不放下了笔。
一个作家正当创作的盛年，却不得不嘎然中断自己钟情的文学事业，个中的幸酸和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沈从文为此曾选择过死亡。四十多年以后，当时的一切喧嚣都归于澹定，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曾有过这样平静的回忆：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刀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
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从此，沈从文不得不从他热爱的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起初的几年，沈从文感到孤独和无望，他在历史博物馆每天上班下班，做做讲解员之类的工作，有时还要去做冲女厕所等较苦累的活。沈从文当时曾十分感慨：“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着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沈从文（1902－1988），中国著名作家，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因此，沈从文的民族身份可以是此三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但沈从文本人却更热爱苗族，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于苗族风情的描述。
沈从文是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4. 为什么沈从文放弃了文学
文学的良知使他放弃了文学，文学家的智慧使他走向了文物。从文学到文物的转变，得失与否，让历史去评说。但是我真的庆幸，他成为了文物研究专家。
沈从文（1902－1988），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小说家、散文家和考古学专家，原名沈岳焕，生于中国湖南省凤凰县。
沈从文1920年代起蜚声文坛，与诗人徐志摩、散文家周作人、杂文家鲁迅齐名。沈以小说创作著称，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作品是《边城》，一曲关于湘西世界的诗化情感哀歌。在散文方面同样有建树，《湘行散记》、《从文自传》，文字清新可喜，又有湘西人的虎气。1948年受到郭沫若等的批判，1948年12月31日宣布封笔，中止文学创作，转入历史文物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服饰。代表作品有《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
1948年沈从文写完最后一篇小说后，便搁笔不再进行小说创作。在创作的盛年，一代文豪突然搁笔休书，让不少人为其扼腕叹息。但是，文学界的很多人都知道沈从文为什么要这样做。
194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中国的历史即将迎来一次翻天覆地的动荡与变革。生性敏感的沈从文自然也会感知到。这一年，沈从文在给大哥的回信中写道：“惟十天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战发生！在此熟人统用一种沉重心情接受此历史变局”，他的用词精准而微妙，是沉重忧虑而并非期盼的喜悦。这里可以看出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政治敏锐：政权变了，知识分子也必然随之改变。
在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成政治的传声筒的左翼文学当道的1940年代，沈从文和京派的一些作家并没有卷入这股洪流中去。作为有独立艺术追求的作家，沈从文和朱光潜等一些学者型作家始终认为，文学要和政治保持一段距离，不能沦落为政治的宣传工具。
然而在1940年代，这和主流的声音是相背离的。1948年3月，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并斥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已不是简单的文艺观念上的对立和讨论，这是一顶政治的大帽子，将一个作家归于反动派去了。
接着，沈从文于1948年12月31日宣布封笔，不再进行文学创作。
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压制着自由创造的渴望，这是怎样的一次精神上摧毁性的打击？沈从文在1949年元月说道：“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1949年，沈从文不再从事文学创作后，心如死灰，感到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曾两度试图自杀而未果。既然不能死，就要找个活着的理由。从发疯到自杀，再到寻求新的生活目标，这是一段难熬的历程。当一个作家不再创作的时候，他需要去寻找下一个事业，让它能安放自己灵魂。于是他选择了文物研究与整理。
美国人金介甫评述沈从文时说道：“美是沈从文的上帝。”当他自己在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湘西世界的美和爱不再被欣赏时，他决定到地下去寻找，到历史中去寻找，到废墟中寻找。
那个几乎因为文学创作而自杀了的人，从死亡线上回归后，似乎看清了未来文学的发展趋势，而忽然变成豁然大度。这从他给一位当时的文艺青年的复信中可以窥见一二：“时代突变，人民均在风雨中失去自主性，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
过程中恐不免有广大牺牲，四十岁以上中年知识分子，于这个过程中或更易毁去。”作为知识分子，要想避免毁去，还是要依托于文化。于是，他一头扎进了历史博物馆，坚忍不拔地向着另一条寂寞之路跋涉，在文物研究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沈从文就与文物结缘，《沈从文自传》里介绍，沈从文很早就“已从那些本地乡绅学会了刻图章，写草书”。1922年到1923年间，沈从文在保靖任“湘西王”陈渠珍的书记。当时，陈渠珍的军部会议室大橱柜里有书，有字画碑帖，有古瓷铜器……这些东西就由沈从文负责。这让他得以接触到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献古籍、明清绘画及铜器，为他的文物历史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解放前住在北京，沈从文最喜欢在琉璃厂流连。这种兴趣，用他的话说，“恰好住的地方是北京前门外一条小街上，向右走就是文化的中心，有好几百个古董店，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三千年间一个文化博物馆……可说是近三十年我转进历史博物馆研究文物的基础。”
1937年到1949年间转行前，沈从文已写过一些谈书法、木刻、美术、演剧乃至文物保护的文章。他的《读展子虔〈游春图〉》就写于该时期。
早在建国前，他对文物保护就具有极大的热忱。彼时，北平正处于炮火之中，沈从文致信凌叔华，对文物破坏与保护的无视表达了极大的不满：“北平也许会毁到近一二年内战炮火中，即不毁，地方文物也一天一天散失，什么都留不住。”
与此同时，他也表明了自己对文物工作的规划与预期：“从近事看发展，中国美术字画铜玉时代已过时。其地方性特种美术品，将更能引起各方面注意，也易与现代接触……十年后一定还可把许多有地方性工艺品，使之与现代工艺重新接触。”可以看出，沈从文对文物工作的了解和热爱，也已经超乎寻常。
带着隐痛的沈从文一头扎进了被破四旧给打得落花流水的中国文物废墟里，仔细研究曾经无比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艺术。他不仅研究作为主流艺术的服饰、建筑、玉器、书画、辇舆、车乘、织锦、刺绣和漆器等，也研究为当时疯狂的革命所抛弃的各种古玩，如扇子、铜镜等等。
在他的精心研究下，那些被推倒、被打碎、被遗弃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栩栩如生地重现在中国的书架上。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他呕心沥血撰写了大量著作，如《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等，其中《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更是填补了中国服饰研究的历史空白。
郭沫若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道：
“古代服饰是工艺美术的组成部分，资料甚多，大可集中研究。于此可以考见中国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各兄弟民族的影响。历代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大可一目了然，是绝好的史料。”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不像一般服饰史采用章节体，按时间顺序分名目论述，在材料处理上，作者的思路和方法是“先就馆中材料和个人习见材料，按年代排个先后次序，分别加以摹绘。”全书共179篇，从实物、图像出发，整体结构像一部学术论文集。
这部书是新中国服饰史研究开山之作，资料丰富、考证精确，见解独到，图文并茂，对中华民族三千多年的服饰文明进行了择微钩沉的研究和探讨，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学术巨著，也是一部丰富可靠的资料选辑，曾作为国礼被国家领导人赠送外宾，做文化交流之媒介。
更有意思的是沈从文在引言里写的一段话：“这份工作和个人前半生搞的文学创作方法态度仍有相通处……给人印象，总的来看，虽有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他念念不忘的文学创作仍然带到了他的文物事业里。
他以文学家的姿态去完成文物专家的工作，并以这种情怀为无生命的文物吹进了烟火的气息。同样，他的文人情怀也在服饰研究中随处可见。在谈到服饰变迁时，从商到清，照例用他素淡的笔墨，娓娓道来。
到最后却笔锋一转，“照规定，清代农民是许可穿绸纱绢缎的，可是事实上穿绫罗绸缎的仍然是那些地主官僚们、大商人们，至于受尽剥削、受尽压迫，终年辛勤难得一饱的短衣汉子们，能求勉强填满肚皮，不至赤身露体，已经很不容易，哪里还能穿得上丝织品！”
沈从文对他的文物世界倾注的是和文学创作同样的热心与真诚。他对大量文物进行整理与归类，并加以生动而富有历史感的解说。这决不是一个专家谈论自己饭碗的那般程式化。他俨然已经把文物当成自己事业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了。
沈从文的文物世界和他的湘西世界一样，有悲哀的静静流淌，又有生之大欢喜。沈从文在变化着，一如他所说：“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的死亡”。
我们所欣喜的，是在他的从文学到文物的转向里，洞察到人生百味、人间烟火，并且重新认识到一个一直未曾离开文化世界的沈从文。这也是应了他的那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有很多人在讨论和权衡沈从文从文学到文物的转变的得与失。在《沈从文转业之谜》这一篇著名文章里,作家汪曾祺如是说：“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算不算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1980年，沈从文在美国演讲时，也谈到了他的转业：“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沈从文曾说：“我总仿佛不知道应怎么办更适当一点，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
作为历经各种运动的老运动员，沈从文知道应该如何说台面上的语言。但是，他内心的伤痛和遗憾真的不容易被人了解。有报道说，1985年，有记者访问沈从文，说起“文革”中他打扫女厕所的事情，在场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83岁的老人当下抱着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也许文物研究是作为文学家在后半生不得不选择的职业，但是，这确实是他在那样的时代最适合他后半生的职业。因为文物研究，他让大量掩埋在废墟中的文物显现光华，因为文物研究，他著述了不朽的著作。
1981年，沈从文在湖南省博物馆演讲时说道：“我深深觉得这几十年生命没有白过，就是做说明员。”在美国一所大学演讲时，他说道：“我所研究的问题多半是比较新的问题，是一般治历史、艺术史、作考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机会接触过的问题。”这是他在文物方面的自负和自信，也是只有付出了真诚和心血的人才会有的自信。
我们真的无法评价解放后沈从文如果继续作为文学家会是怎样的后果。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解放后沈从文继续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下去，他会遭遇到怎样的命运。文化革命中，即便他早已经停止了文学创作，还是遭受了非人的屈辱。
如果他继续呢？要么他成为一只叽叽喳喳的喜鹊，在饿死人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歌唱着希望的田野，要么，还是按照他《边城》的调子继续写作，其结果可能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一系列作家学者名单里再添上一个名字。
文学的良知使他放弃了文学，文学家的智慧使他走向了文物。从文学到文物的转变，得失与否，让历史去评说。但是我真的庆幸，他成为了文物研究专家。
5. 沈从文为什么后来不写小说而后转中国古代服装研究
因为那十来年的风雨抑制了自他的创造力啊，那看过他的传记没有？那十年他在扫大街啊，遇见他的人说他目光呆滞，整个人没有灵气了，十年过完后内心的创造力已经变异吧，不是说没有了，但是·····于是就去研究服装了啊，再说他的服装研究在那个领域也是数一数二的啊····tx没救了和谐的字再多了
6. 沈从文为何在新中国建立后就不再写作了
沈从文文革的时候都被打倒了，成右派了，还写什么。
其实也不是完全没专写东西，属《中国服饰史》就是建国后写的
看一下这个年表就知道了：
1948年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同年，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物研究。
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获救。
1969年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80年偕夫人张兆和赴美探亲讲学。
1983年突患脑血栓，住院治疗。
1984年大病一场。抢救脱险后，说话、行动更加不便。
1988年5月10日下午，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去世。
7. 沈从文为什么不写小说了
都不是,我看了一本大来山里的人生和一源本沈从文传,提到是当时一个出版社说您的文章过时了,(纯是没眼光)他就不写了,但他也忙的不行,因每天扎在博物院整理文物,编著古物鉴定之类的书,并完成一本古丝绸的巨著.不妨看看我说的书,很感人的,一幅真实纯朴的历史长卷.他人很淡泊的.
8.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为什么放弃了文学创
沈从文是一个善良、多情、敏感的人，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作家，和同时代许多描绘现实生活的作家不同，他基本上是一个被过去的记忆吸引住的人。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思念，在潜意识里催动着他创作的激情，也使他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所以他的作品内容与当时的时代主潮距离较远，他的“美在生命”的主张也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这样就不断地受到批评和攻击，鲁迅就曾说他是“自由人”、“第三种人”，他因此感到“寂寞”和“苦闷”。“作为一位作家，他的才思是富有的；作为一个人，他的意志又是脆弱的。他是唯美的人，他是理想主义者。他总是用一种善良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他的思想感情如同家乡沱江的水那样透明，他经不起在这纯洁感情里掺上亵渎的污点。永远的湘西是他的一个情结，是他的写作重心。湘西之魂已经和沈从文融为一体。他想“跳”出来也不大可能。他对自己的湘西情结与时代精神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困惑不已。这种心理一直缠绕着他。任何打击都会触动他孱弱的神经。”
而促使沈从文最终与文学诀别是：北平解放前夕，沈从文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他留在了北平。但不久，北京大学却贴出壁报，全文抄转了郭沫若发表于香港的《斥反动文人》，指责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作为反动派”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本来对批评就敏感的沈从文以沉重的打击。由此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得沈从文竟致于一度神经错乱。北平解放后，沈从文作为小说家或大学教授都已不合时宜，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改行。
从此中国的文坛少了一个沈从文，中国的文物界多了一个沈从文，这是中国文坛的憾事，却是文物界的幸事。沈从文离开了北大，安排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年沈从文四十七岁。他从最低的博物馆讲解员做起，一讲就是10年。做文物研究工作是件很寂寞的事，有时冷板凳要坐一辈子。这因为有了这样的选择，“他在辽远尘封的文物角落耕种，虽然辛苦，却避开了陆续发生的一场又一场的文坛争斗。当噩梦醒来，尘埃落定，许多人因命运蹭蹬、光阴虚度而懊悔，沈先生却意外地以文博考识著作等身。沈从文退出热闹的文坛而遁入冷清的“空门”，是他后半生的最佳选择。
9. 沈从文为什么不能继续写小说散文
沈从文后期没写小说是因祸得福
腾讯文化：沈从文1949年以后没再写成过小说，你为他遗憾吗？
李辉：我觉得没写小说是很遗憾，但是对他来讲，可能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沈从文是有他特定的语言方式和选择人物的方式的，让他写工农兵形象，写革命人物形象，他未必能写好。
他在1949年之前就想写他们家的一个堂弟，就是张兆和那边的一个堂弟，是革命烈士。他一直想拿他做原型写一个长篇小说，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不断地采访，搜集资料，想写这个小说。1950年的时候，他还写过一个短篇，也是被改来改去，也没发表。因为他的语言方式已经不适应1949年之后的文学风格了。那个时期主张正面人物形象为主，要树立工农兵形象，语言要更加大众化，这些东西是不适合沈从文的。
沈从文如果真要继续写小说，老实说他就不会有后来那么高的地位，他必须要改变札记，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创作。就像曹禺、老舍、巴金等，他们1949年之后继续写作，那时写的东西和早期作品就是没法比。当然老舍是例外，老舍有一个《茶馆》，这一个作品就很有分量了，但是他写的更多东西现在来看是和他的早期作品不好相比的。曹禺更不用说了，后来就几乎没什么作品，除了《王昭君》之外。
沈从文后来写了几篇散文，1956年在《人民日报》副刊也发表过，写天安门的，那和他早期的作品没法比。
他没有再写长篇小说，没继续文学创作，转去做古代服饰研究。但是他写了很多家书，给朋友写了很多信。后来九十年代，我请虎雏（编者注：指沈从文儿子沈虎雏）和张兆和编了一本《从文家书》。他1949年之后写的那些家书是非常漂亮的，那是另外一种方式的文学创作。
我认为沈从文是在所有作家里面写信写得最漂亮的，包括他早期写给张兆和的那个《湘行散记》，包括后来那个《从文家书》，都是非常好的，既是家书也是文学作品。
他从文学创作到古代服饰研究的转变，我不为他感到遗憾。对他来讲，反倒是一个拯救，就是一种历史的无奈状况下的最好选择。因为他本来就喜欢物质文化这些东西。汪曾祺跟我讲过，沈从文早年在昆明的时候，就收藏了很多民间的瓷器、绣品。所以他为什么研究服装呢？他当年就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我曾经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收了一张沈从文的捐献收据，1952年他捐给中央美术学院古瓷器卅件，铁瓶一件，漆器一件。本来是他收藏的，他捐给学校了。所以对文物的研究是他早就喜欢的，也不是硬性地让他改变。
10. 沈从文哪部小说没有写完
《长河》
《长河》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长篇小说，也是他文学艺术水平代表作之一。沈从文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