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刘姥姥大观圆主要讲的是什么呀
京城附近乡村中，有一个农民王狗儿，娶妻刘氏，生一子一女。王狗儿操作田事，刘氏管理家务，忙不过来，就把岳母刘老老接来同住，托她照料。刘老老原是个饱经世故、熟悉人情的老寡妇，搬来之后，便一心一意，帮着女儿女婿过活。这一年，水灾严重，田里颗粒无收，王狗儿一家生活无法维持，非常着急。刘老老记起荣国府的王夫人，是狗儿的远房姑母；要待找上门去想点办法，却又怕贫富悬殊，他们不肯帮忙。商量了一回，刘老老到底鼓足勇气，进城到荣国府去。刘老老进了荣国府，一时那些太太、奶奶们，都逗着她玩，可是刘老老凭着她的风趣、机智和老于世故人情的经验，应付得很好。结果，荣国府上上下下，一致对她表示好感。临走，人人送礼，还希望她再来，刘老老自然高兴得不用说了。
在这段故事里，我们从刘老老的眼中看到了荣国府的豪华、奢侈。这种剥削、寄生的生活，正好与广大农民的艰苦生活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前者不劳而获，饱食终日，对穷人还要打趣逗笑；后者终年辛勤劳动，受尽剥削和压迫，却得不到温饱。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来自农村的刘老老的朴实、纯洁和热心，使贵族豪门腐朽丑恶的一面更加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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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姥姥对作品的艺术结构的作用
众所周知，《红楼梦》一百二十回中前五回是全书的引子部分，作者在第五回中就对红楼梦的主旨，主要人物的性格命运及整个情节脉络做了概括的介绍和安排。所以小说真正的故事开端应该是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而“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在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中已做了基本描述，所以第六回实际上写的只是“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这个刘姥姥究竟是何许人呢？是作品的主人公吗？“且说荣府中合算起来，从上至下，也有三百余人，一天也有一二十件事，竟如乱麻一般，没个头绪可作纲领。正思从哪一个人写起方妙，却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这一家说起，倒还是个头绪。”①刘姥姥不仅并非书中主要人物，而且还是“芥豆之微”。原来刘姥姥是狗儿的岳母，狗儿姓王，当年他祖上也曾作过小官，因而认识王夫人之父，为贪图王府的权势就认了宗。其后，狗儿的祖父过逝了，家道中落，就迁出城外务农，因家中人口简单，孩子无人照料，就把寡居的岳母接来同住，借以照料。这便是刘姥姥与贾府的很牵强的一点关系。
如果说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只是作为整部《红楼梦》故事的开端的话，那么她二进荣国府，则深入到贾府的许多角落，引出了贾府衣，食，住，行玩等各个方面。这次刘姥姥所接触的人物之多，所见的场面之广，感受惊叹之深，都胜过了第一次。角色也由王家的亲戚成为了贾母的座上宾，出席了贾府丰盛的家宴，游览了大观园。作者透过刘姥姥的观察、体验、评论，进一步地表现了贾府主子们的享乐与奢侈，既写出了贾府鲜花著锦之盛，又为日后贾府败落巧被救埋下了伏笔。
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时，贾府已面临家破人亡，一片萧索凄凉。贾府的老祖宗贾母已死，昔日泼辣的凤姐病得骨瘦如柴，神情恍惚，只得把自己的独生女儿托付给这位昔日来打抽风的穷老婆子。
可以说刘姥姥既是《红楼梦》中总领全文的一个引子，又是贯穿全文的一个线索。刘姥姥这三次进荣国府的时刻，正是贾家由兴盛到鼎盛及至衰败的变化转折时刻，也就是说每逢《红楼梦》情节发生重大转折时，刘姥姥便会在荣国府出现。
由此可见，作者创作刘姥姥这一角色的意义就在于此：作者用她引出故事，推进情节，前后一以贯之。刘姥姥从内里，从近出处对贾府进行透视和详察，小说情节因此得以开展，便能更深入与细腻地展开贾府内部的生活细节。
刘姥姥这一形象升华了《红楼梦》的主题，拓展了其思想内涵
《红楼梦》一书工写了有名有姓的人物四百多个，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贾氏宗族之人，有的虽非贾姓，却也与贾家有亲缘、雇佣、同僚、师友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的重要人物只有刘姥姥一人。
刘姥姥家境贫寒，因为日子过不下去，才“舍着我这副老脸”，到贾府去求援，所以刘姥姥是以一个下层社会贫困妇女的身份走进这“诗礼簪缨”的公侯世家，从一个终身务农的穷寡妇的角度观察这“钟鸣鼎食”的豪门巨宅，这一视角的选择，让我们更好地看清了以贾府为首的四大家族的腐朽、寄生、反动的罪恶本质。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作者侧重写的是以刘姥姥的视角显现贾府的权势。刘姥姥看到门两旁气派的石狮，满门的轿马，“挺胸叠肚”的看门人，使得她战战兢兢，见人就称“太爷”；而门人们则是理都不理，把刘姥姥撵到墙角让等着。这种颐指气使的派头与刘姥姥的低三下四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如果说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显现的是贾府的权势，那么刘姥姥二进荣国府重点写的则是荣国府的豪富。这一次作者用了四回的篇幅，通过刘姥姥的眼睛具体描绘了琳琅满目，花团锦簇的大观园景物和荣国府豪华奢侈的日常生活。刘姥姥一进门偶然遇上的一顿家宴螃蟹宴，经她算了帐：“这一顿的银子，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等到“史太君两宴大观园”时，就更无法比拟了。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傻眼了”。可见，大观园中的潇湘馆、秋爽斋、晓翠堂、栊翠庵、怡红院等景物，对于一个乡野村妇来说是如何的令她惊奇。刘姥姥刚进园子就说：“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买画儿贴……大家都说：‘怎么得到画儿上逛逛！’想着画儿也不过是假的……谁知今儿进这园子里一瞧，竟比画儿还强上十倍！”俗话说“美景如画”，刘姥姥却认为大观园比画还好十倍，足见荣国府景物之华美，简直出于刘姥姥想象之外。在游园过程中，作者随意点了两笔：凤姐的穿着打扮和使用之物，非金即银，她穿的大红棉袄用的料子连皇帝“上用内造”的竟也比不上。对筵席上的菜肴，作者着意具体描述了一道菜——茄鲞。凤姐介绍说：“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儿，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玉香腐干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子，拿鸡汤干了，拿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儿，拿出来，用好的鸡爪（指拨了皮的山鸡肉）一拌就是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它，怪到这个味儿！”①
曹雪芹如此细微地写这样一道菜，已把贾府穷奢极欲的生活写得淋漓尽致，再加上刘姥姥“摇头吐舌”慨叹莫名的反应，简直已使贫苦的农民达到不可想象的地步，这样不是把荣府犹如官府的奢靡生活揭露得更为深刻吗？那么，贾府为什么能这么奢侈地生活呢？它的经济来源又是什么呢？
从乌进孝交的秋后地租中，我们可以看出贾府经济的来源主要是土地剥削，像贾家这样的封建家庭都是靠剥削广大劳动农民的血汗生活的。而像刘姥姥这样的贫苦劳动农民作牛作马一年到头来却衣食无着，需要到处打抽丰。这一边贾府的老爷太太公子小姐，四体不勤，无谷不分，自朝自暮在那里不是迎宾送客就是下棋吟诗、观花看戏。但他们却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在这里借着刘姥姥的眼睛展现在了众人的面前，也使我们对罪恶的封建社会有了更深的认识。
但是刘姥姥三进荣国府看到的荣府就与前两次有天壤之别，这时的荣府已没有了过去那样令人生畏的威势。刘姥姥见不到那些“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门人，也不用“溜”“蹭”，而是“一经来到后门”寻了半天才找见一个人。等到见到凤姐时，这位原来雍容华贵，以泼辣著称的姑奶奶已经“骨瘦如柴，神情恍惚”气息奄奄，病入膏肓了。刘姥姥第一次到荣府是来“打抽丰”寻求援助的，这一次却是凤姐把刘姥姥当作最可信耐，可以寄托救助的人。她把亲生女儿巧姐托付给了她。
贾府不仅是四大家族，而且也是整个封建贵族家庭的代表。昔日曾有过“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辉煌，但最终因为封建贵族的奢侈、腐化、寄生导致了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所以刘姥姥既是荣府兴衰的见证人，又是荣府兴衰的“对照物”，同时又目睹了贾府的彻底败落。
总之，刘姥姥三进荣国府让刘姥姥亲眼目睹了贾府如何从发展到极盛，再到最后的败落。她不仅是贾府兴衰的见证人，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见证人，她在作品中是非常重要的。
四，刘姥姥形象的文化意义
小说是文化的载体，优秀的小说都是当时文化的结晶，而小说中的人物自然地就担负起了这个传承文化的重任。成功的人物形象总是与一定的文化因素结合在一起，从而反应出该文化的某些本质属性。
中国文化历来有雅文化与俗文化之分，雅文化代表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统治阶级的趣味，只占统治阶级的上层文化，俗文化代表以农民为主体的被统治阶级的爱好，属于文化的下层。雅文化经过历代相传精心琢磨日益精巧细致并衍化为两个分支：一方面衍化为一整套的社会制度和烦琐的风俗，礼仪，一方面流变为琴棋书画的艺术门类。俗文化由于受到压抑，一直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而且受上层文化的影响较深，呈现出很粗糙的状态。
其实，大众文化才是民族文化最深厚的基础，是最本真的“文化文本”，是民族文化伟大的根源。没有了普通大众的世俗的生活，人类文化就将失去生命的源泉。
在《红楼梦》中，贾府代表着源远流长的雅文化，刘姥姥则代表形态粗俗的俗文化。刘姥姥三进荣国府，实质是一种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冲突和交流，也正是在这种冲突和交流中，两种文化各自显示了自己的特点，本质和局限性，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全部本质。
那么，刘姥姥的身上反映了俗文化的哪些基本特征呢？
首先是“知恩图报”。我们知道，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目的是因为家境无着落，想来寻求援助的。“今日我带了你侄儿来，也不为别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里，连吃的也没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越没个派头儿，只得带了你侄儿奔了你老来。”①当时奢侈享受的管家奶奶凤姐态度傲慢得很，还在她面前装起了穷：“外头看这里烈烈轰轰，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处……”待到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她就带了很多新鲜的瓜果蔬菜来孝敬那些天天吃惯山珍海味的奶奶姑娘们。可见刘姥姥虽然穷苦时渴望从富家亲戚身上捞点油水，但一旦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便丝毫不忘昔日接济之恩。更可贵的是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是，这时的贾府家破人亡，凤姐也病入膏肓奄奄一息。面对这种情况，刘姥姥二话没说，勇敢地担负起了凤姐托孤的重任。在后面的巧姐被卖过程中毅然救走了巧姐。到这时，“知恩图报”的思想在刘姥姥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这和贾府昔日那些所谓的亲朋好友们，以及出卖自己亲人的上层贵族相比，又是多么地截然不同啊！
其次是素朴、本色的个性化语言。跟贾府里面的老爷公子太太小姐们完全不同的是，刘姥姥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在她身上则充分体现了劳动农民朴素、本色的语言。在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寻求帮助时，当听到凤姐给她二十两银子的接济时，有这样一段文字：刘姥姥喜得眉开眼笑道：“我们也知艰难的，但俗话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些’，凭他怎样，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壮呢！”①瑞家的在旁，听见她说的如此粗鄙，只管使眼色止她……周瑞家的认为刘姥姥说得粗鄙，只管使眼色止她，殊不知正是这粗鄙的语言打动人心，正是这素朴的语言才写出了刘姥姥的个性。刘姥姥二进大观园时还有更精彩的通俗语言：“大火烧了毛毛虫”“一个萝卜一个蒜”“花儿落了接了个大瓜”。这句酒令对词，只能出自刘姥姥之口，而且，简简单单几句话已似乎使刘姥姥的神情姿态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面前，也正是得力于这样素朴、本色的个性化语言，才使刘姥姥这一典型形象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力。
再次是“愚昧迷信”。刘姥姥笃信鬼神，贾母和大姐儿病了，她建议烧纸驱邪，她给大姐儿起名字，也按照相生相克的道理，以“巧”破“巧”，给大姐取名“巧”认为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并以此博得了王熙凤的欢心。
俗文化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文化，它历史久远，从本质上讲，它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俗文化和雅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共同打造了中国历史上五千年源远流长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刘姥姥这一形象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很大的文化意义。
虽然刘姥姥只是作者笔下的一个小人物，但作者却能运用他聪慧的头脑和灵巧的手笔，赋予了这个小人物重要的作用。她的三进三出，作为一个线索贯穿了整部小说，她这一普通的农村穷老婆子形象衬托了一些像宝玉、凤姐、妙玉等大人物。她对于升华小说主题，拓展其思想内涵也有重要作用，而且，在刘姥姥这样一个小人物身上还体现了一种文化意义——俗文化。所以，作者曹雪芹创作刘姥姥这样一个小人物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⑵ 《青铜葵花》：有趣有爱的温暖童年，足以治愈生活的苦涩艰难
《青铜葵花》是当代作家曹文轩创作的长篇小说。
主要讲述了主人公青铜和葵花——一个乡村男孩和一个城市女孩，因为命运而相遇的故事。
年幼的葵花随父亲在干校生活，在父亲不幸遇难后，有幸被青铜家领养，并和青铜一起快乐地长大。
在曹文轩的笔下，故事中的油麻地、大麦地、稻香渡这些民风淳朴的乡村，成为一个展现儿童的美好心灵的舞台。
作者曹文轩用他细腻、诗意又清爽的笔触，勾画出一幅温馨感人童话般的乡村风景图。
这幅美丽的图画，是以儿童的视角呈现的。
曹文轩以儿童特有的心理状态、独特的审美取向，以及光洁无瑕的心灵，叙写一件件感人肺腑之事，一件件趣味盎然之事，一件件奇异梦幻之事，具体生动的场面描写，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使其笔下的乡村生活、儿童故事极具特色和感染力。
曹文轩笔下的儿童形象很多，而且都别具一格。
每个人都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虽然他们的家庭背景不尽相同，但在家乡处在沿海地带的大环境下，在芦苇丛生的海边湿地中，他们演绎出了纯美的童年。
在一个个绚丽多彩的童年中，童趣成为极为出彩的一笔。
这些孩子的趣事，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没有被商品大潮冲击的大麦地中上演，显得十分贴切自然，也只有如此钟灵毓秀的乡村才会孕育出如此多精灵一般的孩子。
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广阔的天地，丰富多彩的户外，浩浩荡荡的芦苇，如此特殊的沿海气候和环境，能不让孩子们活泼机灵，自然而然地将环境之美融入心灵？
敏捷能干的鱼鹰，脾气暴躁的海牛，优雅翩然的水鸟，繁多的植物品种，能不让孩子们自小就知道万物有灵且美，进而和动植物和谐相处？
祖辈的勤恳敦厚，经岁月洗礼后留下的矍铄令人敬佩，父辈的踏实、体贴给了孩子们人生最初的启蒙，能不让孩子们在静静的成长中收获精神人格的启蒙？
他们的心灵就像家门口的流水一样干净，他们的精神世界一如纯美的风景一般绚烂。
比如，善意的举动，或稍显恶意的顽皮，都是发自内心的本性使然。
古人之论，“性善论”有之，“性恶论”有之。
而人性本复杂，善或者恶，都只是一部分，而非全部。
嘎鱼假意营救随船漂荡于水上的葵花，和他想把已成孤儿的葵花接到自己家，就是善与恶的明显对照。
青铜代替妹妹受过、为她制作冰项链等做法都是其性善的显现，而他骑着牛到嘎鱼家的鸭群中左冲右突实施报复则是恶的表现，虽然确实是嘎鱼有错在先，但青铜这样以牙还牙的手段，是其性恶的端倪。
也可以说，这些孩子的可爱，正是来自其性情的直露和坦然，有着一种莽撞中的可爱。
在“草房子”“细米”“青铜葵花”等多个故事中，很多的人家过着清贫的生活，很多人都有自己凄苦悲伤的过往，从某种意义上说，残缺，是小说中人们生活的重要注解。
凡此种种...小说中的家庭、故事，残缺一直存在，人为或意外的变故一再出现，很少有圆满。
虽然坎坷总是在本应美满的画面上，打出残损的缺口，然而，随着故事推进，小说给人的感受是，人物并没有因为灾难而沉沦，没有因为命运的不幸而自暴自弃。
他们用经大自然陶冶出的那份厚重、坚韧、朴实和灾难做抵抗，他们的韧性就好像是芦苇般与生俱来的挺拔不屈，似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反抗，反抗命运无常的重压。
葵花来到青铜家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席卷大麦地，许多房屋被淹，家具、粮食被冲走，青铜家只剩下残垣断壁，灾后的家庭养活两个孩子愈加艰辛。
一家人经过艰难的重建，建起一幢房子，即便是一幢用金毛草盖顶的房子，一家人还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开心快乐地生活，在草房子中笑语欢声。
这只是一个例子，小说中还有很多。
生活以痛吻之，大麦地的人们仍旧昂扬向上地生活。
小说中的章节名称，选取自极具代表性的物象，而这些具体的物象是各章情节、基调的线索，十分有代表性。
小木船、葵花田、老槐树、芦花鞋、金茅草、冰项链、七月蝗，从这些章节名称看，乡土气息浓厚，给人一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感觉。
还没有阅读具体故事情节，我们便能通过章节名称感受到一种明显的氛围，从而对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有所想象，不过故事的展开又总是会超出想象。
此外，这些章节名，也充满了意向美，它们营造出一种神秘、新奇、温情的意境，耐人寻味。
小说中的人物，也展现了象征意向。
《青铜葵花》，在小说中存在着两个具体的物象。
青铜，是一个生长在大麦地上，聪明但性格怪异的哑童；葵花，是随父下放干校的可爱女孩。
两个孩子身上，满是强烈的相互吸引的磁力，他们的相遇相识、相依为命充满了神秘感，同时还有一种必然性，一条命运的绳索，把这二人连接在一起。
女孩葵花因好奇贪玩而偷偷地上了木船，结果小木船却因为缆绳松动而随河水漂流。
在漫无目的漂流过程中，葵花看到了在岸边放牛的青铜，两人之间没有言语交流，但是却能心照不宣，一个在水中，一个在岸上，一瞬间的对望，葵花知道岸上的男孩一定会过来救她，青铜和葵花的故事就此拉开序幕。
在之后的故事中，青铜一直扮演着葵花的保护者，担当起尽职尽责敢作敢当的哥哥。
说来也神奇，葵花爸爸第一次看到青铜时，就不自觉地出神，觉得他很像自己夭折的儿子——葵花的亲生哥哥。
这给了青铜一个象征性的定义，他就是今后守护葵花的哥哥，给予她如青铜般的牢牢守护。
葵花的偶然随船漂流，葵花爸爸抢救打捞画稿时落难，这两件事使青铜、葵花相识并最终成为一家人。
青铜和葵花，是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其表意形象，而青铜材质的葵花雕塑则是故事中的一个象征物，其背后蕴含的深意，则是小说主旨的真实所指。
青铜材质的冷峻、寒意，葵花的热烈、鲜艳，二者相得益彰。
青铜是暗色系、冷色调，葵花是暖色系、暖色调，青铜质地坚硬，葵花远没有青铜一般坚硬，却在柔软上更胜一筹，可以说是以柔克刚。
青铜葵花，这个组合结合了冷暖、明暗。
冷者，是生活之艰辛、命运之曲折、人生之凄苦。
暖者，是家庭之温暖、亲情之浓厚、心态之积极。
反映到故事中，我们会从青铜失聪、葵花成为孤儿、洪水摧毁家园、举家借债盖房，以及良田被毁、七月蝗灾中，看到命运接二连三的打击，灾难的祸从天降，这是一系列的冷。
我们也同样能从这一系列灾难中，发现笼罩在青铜和葵花主人公身上的暖：
这些暖暖的情节，没有惊天动地，但是感人至深，带来了平凡世界中的真实感动。
有时候读着读着，不禁觉得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曾经回不去的那个童年。
写在结尾：
读完《青铜葵花》中唯美的童年故事，愈发觉得，不好的童年，用一生治愈，而好的童年，治愈一生。
青铜、葵花等孩子们的童年，如此天真烂漫、童趣盎然，虽然经历着生活的锤炼，但是他们有趣有爱的温暖童年，足以治愈生活的苦涩艰难，支撑着他们和家人、伙伴，一起面对一次次的困难坎坷。
⑶ <<新解“忧郁美”>>
(一)
在人类的审美实践中，忧郁体验曾经十分引人注目。尤其在十九世纪，争芳斗艳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在忧郁这面旗帜下列队聚集，形成了一种声势浩大的审美主潮。时至今日，那些多愁善感的故事迄今早已成为如烟往事。一个轻歌曼舞的世纪已来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哲学日益深入人心。但那曾经是如此地感人至深的忧郁体验，是否已离我们而去？“许多年过去了，曾经逗我们那样欢笑，自己也如此欢笑过的朋友们都逝去了”。诺安，笑的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87，5。当我们在阅读中同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不期而遇，便会发现那种莫可名状的体验仍在身旁。忧郁意识从未、也不会彻底离我们而去，如何对“忧郁”与美的关系进行真正深入的研究，这也仍是现代美学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忧郁意识曾经是人类诗性文化的源头，是造就艺术伟人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俄国文学家契柯夫曾表示：“我的忧伤是一个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转引自叶尔米洛夫，论契柯夫的戏剧创作，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179。有“幽默大师”之誉的俄国作家左琴科写道：“我一回想起我的青年时代就感到惊讶，我那时怎么会那么忧伤。一切到了我手里就黯然失色，忧郁寸步不离地跟踪着我。自当了作家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变，然而忧郁却一如既往。不尽如此，它光顾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左琴科，日出之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7—11。在法国诗人克洛代尔看来，“创造行为”是一种“包含着真福与痛苦的混合物”。他在一篇散文里说：“为了让你懂得它，朋友，在一个阴郁的季节即将来临的时候，我将对你解说水的哀愁。”克洛代尔，认识东方，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86。在现代雕塑大师布德尔的身上，这种似乎是没来由的忧郁感更为强烈，他曾直率地承认，“我感到徐徐吹来的微风，弥漫着温柔和忧郁的情感”，而在这微风中，“美在弥漫飘逸，美在展拓扩散，美也在忧伤惆怅”。布德尔，艺术家眼中的世界，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19—94。但忧郁意识既能造就诗人也会毁灭诗人。据说历史上最后一位行吟诗人于1294年在西班牙的阿方索王宫去逝，他留下的临终之言是：“诗歌应该表现欢乐，但我在内心的忧郁压抑下唱不起来了。”房龙，人类的艺术上，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228。中国词人辛弃疾也说过：“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
(二)
在某种意义上，艺术之道也就在于如何将忧郁体验成功地转化成审美的形式。事实表明，忧郁美向来是那些不同凡响之作的共同特征，置身于这些艺术杰作之中，我们到处都能感受到里尔克所说的那种“美得令人耳目一新的忧愁”。里尔克，里尔克如是说，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9。比如中国古代首部诗集《诗经》。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忧郁意识构成了这部诗集的美学特色，所谓“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经·魏风·园有桃》)。比如《诗经·王风》里的“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众所周知，按照权威的《毛诗序》里的解释，这是一位东周大夫凭吊西周故国遗址时所发的一番感叹，诗中流露的那种鲜明的忧郁意识在我国的诗性文化中开了“忧郁美”的风气之先。虽然也有学者为诗中并无明显的凭吊之意，而对此传统之说不以为然。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22。但有一点无可置疑：此诗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突出“心忧”这一行为本身，虚化具体的忧之内容。换言之，这其实是一首“忧郁咏叹调”，故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此诗的成功就意味着对忧郁美的独特意义的一种肯定。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小说的魅力也可以“忧郁美”来一网打尽。一位中国读者曾形容道：“他的作品中有一缕缕氤氲首尾的凄凉，构成了含蓄的悲剧美。”叶渭渠，川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雪国·古都·千只鹤，序，上海：译林出版社1996。这无疑是中肯之见。读着那些优美的文字，品味其所反复表现的美的毁灭故事，你会明白伟大的卡夫卡的这段话的贴切与深刻：如果说艺术在其最基本的层次上就是对逝水流年的一种追忆，那么“美好的回忆掺进忧伤味道更好”。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长春：时代文艺术出版社1991，154。迄今已成为20世纪最佳小说之一的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更是一部以忧郁美取胜的作品。就像小说尾声部分所叙述的：当善良美丽的女主人公特丽莎历经艰辛终于如愿以偿地，在一座乡村酒吧里把头靠在了她心爱的托马斯的肩膀上时，“她体验到奇异的快乐和同样奇异的悲凉。悲凉意味着：我们处在最后一站。快乐意味着：我们在一起”。
沈从文的小说艺术成就显然也得益于对“忧郁美”的表现。正如美国学者金介甫教授所认为，倘若早期的“沈从文可能从郁达夫的小说中模仿了描写苦恼的陈词，但是截然不同的个性仍然在他情调忧郁的自传体作品中顽强地表现出来”。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64。迄今来看，以《边城》为代表的沈从文作品之所以能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上脱颖而出，无疑就在于它们将作者早有认识的“美丽总是愁人的”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第77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这一道理，作了十分成功的表现。对于这一点，已故著名电影明星格丽泰·嘉宝的魅力同样能够说明问题。曾几何时这位来自瑞典的女性技压群芳，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影幕皇后。诚如许多电影研究评论家已指出的，嘉宝的演技虽不错，但“她的名望却是靠她的美貌取得的”。然而正像作为电影美学开创者的匈牙利学者巴拉兹所说，只有美貌不可能对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都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世界上有许多绝色佳人，嘉宝自身的条件并不能使她登上这样一个绝顶的位置。在他看来，“嘉宝的美不只是一种线条的匀称，不只是一种装饰性的美。她的美还包含一种非常明确地表现了她的内心状态的外形美，这种美表现了某种特殊的、足以攫取人类心灵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忧郁！巴拉兹指出：“嘉宝是忧伤的。她不只是在某种情况下为了某种原因才愁容满面。嘉宝的美是受难的美，这种忧伤的性质是很明确的：这是孤寂的忧伤，这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贞女内心的高贵的忧伤。即使在她扮演水性杨花的女人时也是如此：她从远处投来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无尽的远方。”所以，人们之所以如此这般地赞颂嘉宝的美，只是因为“她所有的是美中之冠”；虽然世上美人无数，但“在我们的感觉里，嘉宝的美是一种更优雅、更高贵的美，这恰恰是因为它带有忧伤和孤独的痕迹”。巴拉兹，电影美学，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306—307。
(三)
因为大一同的社会理想永远只能是一种美好的乌托邦构想。“在这世上，一万个人中间只不过有一个老实人”，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第2幕第2场)里这句曾语惊四座之言，道出了一个只有上帝才能解密的真理。就像毛姆所说，“只要人是人，他必须准备面对他所能忍受的一切邪恶和祸患”，因为“恶的存在无从解释，它只能被看作是宇宙秩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视它是幼稚的，悲叹也是徒然”。毛姆，毛姆随想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50。有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不压邪优难敌劣自古亦然，美国学者麦克唐纳从现代经济活动里归纳出：“在文化流通中和货币一样，似乎也存在着格雷欣法则：低劣的东西驱逐了优秀的东西，因为前者更容易被理解和令人愉悦。”转引自“文学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95，2，101。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精神领域内的一种生态平衡，如同有美景必然有垃圾，有美食必然有排泄；“在自然界中，优胜的总是粗糙的生物组织。粗鄙的感情、肤浅的思想总是无往不利。一切纤巧的东西都以毁灭而告终”。左琴科，日出之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9。康德说过：“当我们看到人类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所作所为，我们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某种厌恶之情；而且尽管在个别人的身上随处都闪烁着智慧，可是我们却发现，就其全体而论，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还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成的。”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6。马尔库塞一言蔽之：“假如艺术要承诺善最终必将战胜恶，那么，这个诺言就会被历史的真理所驳回。”因为事实上，“现实中的胜利者是恶，并且，善良不过是人们可能在那里找到短暂避难所的孤岛”。马尔库塞，审美之维，北京：三联书店1989，239。
从自然与生命的角度讲，事物的存在状况总是趋于有序性减少与组织化程度降低的方向。生命现象更是有其由盛至衰的发展周期，越是高级的组织结构越是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因而维持下去的困难也就相应地更大。唯其如此，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第二定律指向一个逐渐均匀的未来，从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悲观的未来。”托夫勒，科学的变化，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6。这突出地表现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上。雅斯贝尔斯说得好：“生命会腐朽。意识到这件事本身就是悲剧：每一次毁灭及导致毁灭的痛苦都来自一个统摄的基本实在。”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101。著名波兰人文学者柯拉柯夫斯基也曾提出：“死即一切。人类个体不可避免的消亡在我们看来是生存的终极失败。”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北京：三联书店1997，147。由此而言，生命意识同样也是一种死亡意识，也即对生命的短暂性的悲伤，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人生体验。英国散文家赫兹列曾对此作过一番很好的表达，如同他所说：“我们阅读历史，眼前王朝倾覆、朝代更迭；我们感叹世事沧桑，往事如烟；我们思索着我们所生活的此时此地，我们既是人生舞台的看客，又是演员；眼见四季更迭，春去秋来，寒来暑往；我们亲历世态炎凉，快乐悲伤，美丽丑陋，是非短长；我们感受着大自然的风风雨雨，体念着这光怪陆离世界的离合悲欢；我们倾听着密林中野鸽的吟唱，游览高山大谷的风光；我们聆听子夜的神圣歌声，造访灯火通明的厅室或幽暗的教室；我们还置身拥挤的剧院，观看生活本身受到摹仿；我们钻研艺术作品，使自己的美感升华到顶峰；我们崇拜名誉，梦想不朽；我们眺望梵蒂冈，阅读莎士比亚；我们凝聚了古人的智慧思索着未来的时光；我们观看战争的骄子，听他们发出胜利的呼喊；我们穷究历史，考察人心的动向；我们追求真理，为人道的事业辩护；我们傲视当世，似乎时间与自然已把所有财富都堆在我们脚前。我们活着，经历着这一切，但是转眼之间，我们变得一无所有。”赫兹列，赫兹列散文精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65。
(四)
短暂是我们人类与地上一切的共同点，以自我意识渴望永恒而个体生命难以持久的冲突所引起的“存在之哀”，便构成了人类生命最为基本的生命体验。布德尔说得好：“作为一个人无论你是谁，你的生命存在都是稍纵即逝的。为了这短暂的存在你终日都在疲于奔命，在你周围大自然的一切都在摇摆动荡、更迭替变。宇宙间的万物都在进行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旋转。相比之下，你的一生充其量不过是刮过的一阵旋风而已。”布德尔，艺术家眼中的世界，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20—94。在这一点上，艺术家的敏感让古今中外的诗人们殊途同归：正如屈原在《离骚》有言：“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陛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拉马丁在其《巴亚湾》一诗里也感叹：“什么都变化，什么都过去／同样地我们也会过去／也不留下半点痕迹／就像我们这只小船滑行在海上／大海会把它的一切痕迹抹去。”由此可见，如果说喜剧感意味着为胜利所陶醉，悲剧性意味着对失败的正视，那么悲剧的美学品质通常会超过那些一般性的喜剧，而那些杰出的喜剧作品则都离不开悲剧的赞助。就像歌德所说：莫里哀是伟大的，他的喜剧作品跨到了悲剧界限边上。他的《悭吝人》使利欲消灭了父子之间的恩爱，是特别伟大的，带有高度悲剧性。
(五)
人们常将忧郁感混淆于一般的所谓哀怨与感伤，而事实上彼此并不能被相提并论。比如“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王安石《桂枝香》)。比如“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萨都刺《念奴娇》)。比如“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登高》)。比如“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苏轼《如梦令》)。以及“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杜丽娘)和“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林黛玉)等等。凡此种种在内涵意蕴与审美境界而言，其实都可以被归纳在晏殊《浣溪沙》中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两句诗里。这些诗与一般悲剧感的相同便在于其心仍“不甘”，区别则在于其虽不认同，但又因自觉回天无力反抗无效而归宿于“无奈”之中。故而作为单篇作品，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借贾宝玉吟林黛玉之作最为出色：“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喉，照不尽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倘若论最佳诗人，或许非亡国之君李后主莫属。如“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浪淘沙》)，和“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如“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和“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但这只是对悲痛的一种沉湎于其中的品味，没有作出任何形式的超越：无论是对于大自然的伤春悲秋之绪，还是对于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之情，诗人们所表达的主要也只是一种单纯的惋惜与难过之意。如同《传》所说：“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如“试细听莺啼莺语／分明共人愁绪／怕春去”(袁去华《剑器近》)，和“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秦观)。以及“多情自古伤别离／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秦观《满庭芳》)，和“日暮孤帆泊何处／天涯一望断人肠”(孟浩然《送杜十四之江南》)。作为其情感背景的，是对天长地久般好事长盛不衰好福长享不尽好命长生不老的超人仙境的渴望。这种与天地之道的无理性对抗毫无疑问是一条穷途末路，故而让人无比压抑；其所具有的哀怨、悲凄、伤心、愁苦之情虽能给人以一定的阴柔之美，但经受过久体验过多会让人难以承受，所以不仅需要作出某种消解而且也能够被消解。这便是彻底清除情感世界，让自己的生命毫无任何牵挂。就像唐代诗人王维所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但问题是，如同真正的悲剧美在于对不幸的从容面对而非逃避，真正的悲剧享受在于对痛苦的承受而非消解。所以，当那种无奈之悲让我们从痛不欲生走向视生如死，审美意味也随着我们的痛苦情感的彻底退潮而名存实亡。这种矛盾对于具有诗人气质的生命主体是无法调和的，就像曾几何时，一边自慰着“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的白居易，一边又在坦白“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诗人所身临的这种生存困境事实上已向我们揭示出，千百年来一直为中国古人们所承袭传唱的那种悲伤哀怨之曲，内在地蕴有一种反美学的东西。它充其量也只是悲剧美形态里的下品。
(六)
作为一种审美现象的悲剧形态必须能给人以美的体验，为此，如何让受众能够承受住悲情与哀思是关键所在。一切让人走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思想都并非真正的思想，而只是以思想的形式出现的伪思想；任何不能给人以希望的情感都是对生命的压抑，因而也都不具有真正的审美品质。唯其如此，正如鲁迅当年写作《药》的结尾时，在烈士“夏瑜”的坟墓上“凭空添上去一个花圈”，某种形式的乌托邦情景对于审美世界而言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因素。因为事情正是这样：无论科学主义世界观作何判决，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我们不会使自己顺服于如下的观念：终有一天我们都将消失。”这一人类学立场既是我们生命价值的根据地，同样也是人类审美事业的大本营。因为唯有这种乌托邦追求方能给予我们真正人性的温暖，使本无所谓“意义”的生命过程变得相对充实。所以乌纳穆诺指出：“美得自于同情。”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147—149。而最大的同情无疑莫过于给人以生存的勇气，所以审美体验不能是对现实生活的消极逃避，但却必须是对实际存在中的那种消极力量作出积极的超越。如果说一般的悲剧作品所采取的是“否定之否定”的形式，也即通过激发起我们的生命力来增强相应的承受力，以获取一种阳刚美的体验；那么忧郁美的产生则是通过减轻而非消解痛苦的方法来让受众便于承受悲情，以获得一种刚柔相济的美感。这也就是卡尔维诺所说的“轻”之审美价值，只不过这种轻如同象征派诗人瓦莱里所说，并非如羽毛般的没有真正值得一提的重量，而是指像飞鸟般地具有一种生命的自由轻快。
所以，真正的忧郁性总是与幽默感形成某种同盟关系，无非“忧郁是添加了轻松感的悲哀，而幽默则是失去了实体重量感的喜剧”。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5—14。真正的忧郁意识与通常那些大量的感伤哀怨情绪的实质性区别在于：后者是取自于生活的原汁原味的缠绵绯恻和不堪忍受的现实之痛，前者则正如普希金所说，是一种具有“暖色调”的“明亮的哀愁”，因而不仅因体现了较通常那种哀怨之情以更多的人性的温暖而让人能够承受，而且也因此而具有真正的审美品位。显然，如果说忧郁中的“哀愁”意味在于其对于美的毁灭的心理拒绝，那么其所具有的“明亮”色调则表现出它的这种拒绝的矛盾性，换言之，也即在作为否定的拒绝之中仍有某种作为肯定的认同。(七)
忧郁意识是一种更为成熟的生命体验。以“否定之否定”姿态出现的正统悲剧是对生命的负面力量的彻底对抗，从中表现出它对最终胜利的一种坚定的自信。这是忧郁意识所不具有的。当卡尔维诺指出：“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实际上是对生活中无法躲避的沉重表示出来的一种苦涩的认可，这不仅仅存在于他的祖国命定遭受的那种极度的受压迫处境，也存在于我们大家所处的人类命运之中，尽管我们可能要比他们幸运十倍、百倍，……我们在生活中因其轻快而选取、而珍重的一切，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4。与此相比，任何对“最终胜利”的简单自信都属于一种青春期现象。歌德有一句名言：长达一刻钟之久的彩虹就不再有人看它了。忧郁意识悲喜交集的复调性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所悲哀的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命流逝，而是生命必须(应该)这样流逝。因为它清楚地意识到只有这样，生命才能真正拥有其价值实现其意义，故而它在为生命流逝而悲之际也为其终于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而喜。正如黑格尔所说，不是善而是恶才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动力；康德也曾指出：当我们为现代社会的诸种破坏力量感到苦恼时应该看到，“没有这种非社会性的而且其本身确实是并不可爱的性质，人类的全部才智就会在一种美满的和谐、安逸与互亲互爱的阿迦底式的牧歌生活之中，永远被埋没在它们的胚胎里。因此，让我们感谢大自然之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吧！没有这种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秉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一切为人道增光的文化艺术和最美好的社会秩序，都是这种非社会性的结果”。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7—9。
这同样也体现于人类的爱情生活。古往今来，虽然那些不幸的爱情故事一直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但回顾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真正具有回肠荡气的审美魅力的作品并不很多。相对而言，《梁山伯与祝英台》类型的“有情人难成眷属”的不幸遭遇固然催人泪下，但以一种忧伤旋律结束的《廊桥遗梦》似乎更能让人回味。因为同前者相比，后者对于人性的揭示无疑要来得更为深入。毛姆说得好：“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人会消亡，而是他们会终止相爱。”毛姆，毛姆随想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68。艺术大师毕加索也说过：在爱情上，拆散一对恋人固然是难事，但不管是多么美满的一对情侣，若是老让他们厮守在一起，恐怕更是难事。事情正是这样：“不论为社会、道德、美学、亲子、宗教甚至神秘的理由，我们都可能选择终生与同一伴侣共住，但我们的本能却会不停地向我们唠叨，再没有比找到新欢更刺激的事了。”艾黛，感觉之美，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311。比如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里的主人公光源氏，“对于女人，一经接近，爱情就会油然而生”。虽然他每次“意外圆缘”之后都会为自己的“疏狂成性”而不安，但这并不妨碍他仍一如既往地去做那些“不端之事”，继续随着岁月的流逝进行其“无聊消遣”。就像唐代诗人元稹，虽为悼念亡妻写下动人诗篇《遣悲怀》，这并不妨碍他依然从事“风月无边”的实践，乐于在风流场里与那些名妓相好。对这些现象进行道貌岸然的虚伪指责毫无意义，空洞地归咎于人之劣根性也不说明问题。概括地说，这正表明了人类生命永不停止追求的特点，就像里尔克在一句诗里所说：尝试，可能是人类生存的意义，而远离确实的范围，更是人类的悲哀及光荣。在某种意义上，“喜新厌旧”实乃人类文明的基本动力。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托马斯之所以能为萨宾娜和特丽莎这两位出色女人如此地爱，是由于他拥有活跃的生命力，这让他无法专注于其中的任何一位。萨宾娜认可了这个“美是一个叛逆世界”的原则，但她没意识到这个原则既能带给她快乐也能给予她伤害的两面性。特丽莎不认可这个原则，渴望与托马斯终生相伴，为此她甚至愿意成为托马斯“一夫多妻生活中的另一个自我”；但她明白这一愿望实现之日也是其破灭之时，因为真正甜蜜的爱情与平庸的幸福从来不能两全。所以当这一切随着一场意外车祸而结束，虽显得如此残酷但又是那么的幸福，我们为如此美好的缘份只有死神方能为其祝福而深感震憾。爱情如此，生命亦然。对人类的永生渴望，上帝从不理会这有其人类学道理。比如在小说《人都是要死的》里，作者波伏娃借因喝下了神秘之水而能够长生不老的男主角雷蒙·福斯卡的遭遇让我们看到，这一道教徒们的终极理想不仅并非真正的幸事，反而是让生命失去价值的蠢事。
(八)
在忧郁体验里我们意识到痛苦、不幸等那些负面现象所具有的正面意义。光源氏只有在美得令人心碎的紫上离开人世后，才能真正体会到自己对她的思念。美也正因其短暂性才成其为美，就像乌纳穆诺所说：“这一份如此展现的美，这一份瞬间的永存。”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119—123。但就像我们在理智上承认长生并不幸福仍不能停止对于长寿的追求，意识到痛苦的价值并不能因此就消除我们的痛苦：曾朝夕相处的亲人们的终于离去永远让我们思念绵绵，对“美只能以毁灭为代价”的认同，同样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心甘情愿地为其举行葬礼。在这里“无奈”从未消失，只不过不像在哀怨情绪中那样难以自拔。就像《诗经·小雅》里的“采薇”。根据通常的解释，这是一名长年出征在外的戍边士兵，在终于得以归家时的途中因所见所闻而产生的一番“内心独白”。虽然全诗共由六小节组成，但真正脍炙人口流芳后世的，只是末尾这一小节着重表现忧郁之情的诗句，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如果没有这段诗句，那么这首《小雅》不过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其艺术境界与审美品质都会大打折扣。但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那位老兵在返乡途上会感到如此忧伤？为什么他不为终于踏上归途而觉得愉悦欢欣？无非人世间从没有纯粹的悲哀与幸福。戊边生涯虽不易但也并不都是痛苦的回忆，回家的感觉固然好但安居乐业又从何谈起。
所以雪莱说道：“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最美妙的曲调总不免带有一些忧郁。”雪莱，为诗辩护，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50。这道出了审美活动中所存在的这一生命悖论：一方面美的现象不属于“完美”，因为“各方面皆完美的事物既是完全的终止，又无任何不足，从而它对于欲望什么也没有留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北京：三联书店1991，140。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阻止人们仍为实现完美的理想而努力，就像别尔嘉耶夫所说：“人的确不能不追求完美，即不能不向往上帝之国。”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82。因而依托绝望坚守信念这便是忧郁的力量与深刻，忧郁借此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