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悲剧 悲剧性 悲剧意识到底有何区别要论述一个作家的小说的共性，是写悲剧还是悲剧性活着悲剧意识呢
悲剧往往指的是作品的故事而言，有完整的情节，悲剧结局。
悲剧性是一种艺术版审美的权方式，可以说作品具有一定的悲剧性，但不具体指认故事。
悲剧意识是一种更高的情怀或者观照，大到文化和历史，小到作者和作品，它是主观观照客观的一种意识。
三者的内涵与外延都不一样，所指也是有很大的区别。
要论述一个作家的小说的共性，悲剧可以指其具体的作品，悲剧性可以指其所有小说创作的特性，悲剧意识可以指作者创作的原点，也可以指其所有小说所具有的东西。
⑵ 《红楼梦》体现了作者怎样的悲剧意识
《红楼梦》是一部内涵丰厚的作品，展示了一个多重层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剧世界版。
《红楼梦》里的荣、权宁两府，系开国勋臣之后，“功名奕世，富贵传流”，是封建特权阶层。小说以贾府的衰落过程为主线，贯穿起史、王、薛等大家族的没落，描绘了上至皇宫，下及乡村的广阔历史画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从而客观上显示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历史趋势。
尤其深刻的是，在小说展示的贾府的生活图画里，显示出维持者这个贵族之家的等级、名分、长幼、男女等关系的礼、法、习俗的荒谬。这样的家庭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必定走向毁灭。
从整部作品看，《红楼梦》笼罩着一层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色彩。《好了歌》及其解注就是人生悲剧的主题歌。贯穿在《好了歌》里的中心思想是“变”。荣与辱、升与沉、生与死都在急剧的变化中，由于对一切传统的、现存的思想信念和社会秩序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挑战，同时，又因为新的出路、新的社会理想又那么朦胧，因而倍觉感伤，这是曹雪芹在探索人生方面的的矛盾，所以他才会那样痛苦地为尘世之悲洒心酸之泪。
⑶ 论文，鲁迅小说的悲剧意识应该从哪些方面论述
文学作品当然是来源于生活的，任何作品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鲁迅的小说当然也不可能例外。但我这里要讲的生活基础，不是指作品内容的来源地的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指作者本人的生活基础对作品内容的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不是指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而是指作者的生活经历。
那么鲁迅小说的悲剧意识形成与他的生活经历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鲁迅的童年是幸运的，他出生时的家庭还是相当殷实的，是绍兴一地的一门望族。他从六岁即开始启蒙读书，也实在是幸运。所学颇杂，兴趣也颇广，家庭对他的管教也并不很严，这使他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他的童年是在长辈的温柔与宽爱的度过的。
但好景不长，就在他十三岁的那年，家中突然起了很大的变故，先是祖父因科场案下狱，接着是父亲卧病直至去逝，一连串的打击扑向还是孩子的他。家道迅速败落，也让十几岁的鲁迅迅速成熟起来。“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不但周围的人全都变了脸，就是亲戚本家也用了别样的眼光看待，给了年少的鲁迅非常强烈的震惊。才十几岁的他因为是长孙，就必须挑起家中的重担，他再也不能象同龄人那样任性了，而必须象一个成年人一样承担责任。在这样的境遇中，他看清世人的真面目了：陌生人如此势利冷酷，连向来看来亲近的人也变得势利冷酷。那么在这人世间，还有什么可以相信呢？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亲近呢？一种执拗的怀疑精神，一种对世人的憎恶心理，自然地从十几岁的鲁迅心中升起。这种意识是那样的强烈，给少年的鲁迅的印象是那样的深刻，鲁迅后来在小说中多次的说到世人的冷漠和麻木，不就是因为少年时期的遭遇给他的打击太大了的缘故么？这也能够理解，你想想，一个刚刚懂事的少年，天天生活在世人的冷眼和世情的凉薄中，给他的心里会留下多深的烙印？1927年，在广州有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回答说：“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3命运先是给了鲁迅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然后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扯掉那一层狰狞人生的伪装布，把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卑劣直推到他的鼻子底下，这叫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怎么承受得了？他不因此把人情和世事看得阴暗无趣，不因此萌生强烈的愤世之情，那才真是奇怪呢。”4
这段时期的生活经历在鲁迅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让他形成一种执拗的怀疑精神，让他总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了，也让他总以悲怆的双眼审视着这个世界。
为了逃离绍兴这个冷漠的地方，鲁迅决心到异地，走异路。于是到了江南水师学堂，他当时有诗云：“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5二十多年后，他又写文章回忆这时的情形：“好。那么，走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垢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6这些都鲜明的展示了这个年轻人所痛感的寂寞和孤独，如一只被逐出家园的小狗，忍不住呻吟出失群的凄凉。半年后他又转到了南京的矿路学堂，但南京的生活依然使他气闷，有种种的无形的障碍阻挡着他，让他不能率性而为。
于是，1902年的三月，鲁迅东渡日本，先在东京，再到仙台。七年多的日本生活，对鲁迅的生活和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的日本，国力正是逐渐强盛，独霸东亚的野心也日渐膨胀，又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歼灭了中国的北洋水师，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鄙视中国人的风气，有的日本报纸就公然宣称：“西洋人视中国人为动物，实际确乎不得不产生动物、下等动物的感觉，因此，他们（指中国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类的资格。”7因此，鲁迅在这个时候去日本留学，便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歧视和轻蔑。他走在东京的大街上，就常常遭受少年人的辱骂。你不但是生活在陌生人中间，而且是生活在陌生人的鄙视和轻蔑中间，一个自尊自重的中国人，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处境？何况鲁迅又有那样的早年记忆，绍兴街头闲人们的指指点点，当铺里高高在上的堂倌的奚落，都一齐会涌上心头，将他推入更深广的屈辱和激愤。不仅有日本人的鄙视，国人自己的丑态更让鲁迅受不了，鲁迅见到的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有把地板踏得咚咚响，尘土飞扬地学跳舞的；有不遵守客店里新老客户循序洗澡的惯例，抢先进洗澡间，把水泼得四溅的；有成天流连于公园赏花游玩的……这些不成器的丑态，怎能不让有强烈救国救民思想的鲁迅愤激呢！于是一拿到修习日语的毕业证书，他便立刻跑到偏僻的仙台去。但仙台又怎样呢？日本人那股蔑视中国人的风气，在仙台同样很盛。他考试成绩中等，便有同学以为是得了老师的暗中帮助，于是托辞去检查他的笔记，甚至写信向他发出威胁。课间放电影，映到日本军人挥刀砍杀中国人，而围观的其他中国人一脸麻木的时候，也有同学大声地议论：“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8如果说仙台给了鲁迅以收获的话，那么便是让鲁迅的梦发生了大改变：由医学救国梦改变为文学救国梦。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变，是因为他认为：“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愚弱的国民——作者注）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那么鲁迅的弃医从文，就在于要救治国民的麻木精神。他的小说凡说到普通的国民，哪一处不是表现他们的冷漠麻木？《狂人日记》中的合伙要吃狂人的村民，《阿Q正传》中的阿Q及未庄的所有人，《药》中茶馆里的茶客，《孔乙已》中咸亨酒店中的短衣帮和长衫主顾，鲁镇的包围在祥林嫂周围的一帮人……哪一个不是冷漠麻木得成为病态？对病态社会的揭示，是为了“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有如此的少年经历和这样的求学历程，鲁迅的思想怎能不愤激？又怎么能有一副乐观的态度来看待社会人事？加之他的创作的动机——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他的作品中浸透深深的悲剧意识就不难理解了。
但当时的鲁迅毕竟是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寻求到文学救国梦的他，开始努力的探索实践，要实现他的文学救国梦。于是办《新生》，可惜首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就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呐喊自序》）。这次办杂志的失败，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社会现状：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也让他的思想再次悲观起来：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悲哀。（《呐喊自序》）还让鲁迅更理智地认识自己：就是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进一步走向悲观了。
回国初期的鲁迅，迫于生计压力，做过许多事，但当时国内的局势，使他慢慢的走向消沉，于是走向麻醉自己的方法：将自己沉入国民中，让自己回到古代去。这样他终于的消去了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热情了。悲观厌世又进一步。但他的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理想并未幻灭，他只是在沉寂中思索。所以一到钱玄同来约稿时，他便欣然应允，这便有了他的白话小说创作的开始。也就是说，开始小说创作是在积聚了长久的悲观意识之后的行动，这也能从他的《呐喊>自序》中看出来，他将当时社会比作一个“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可见其对社会现状是多么的失望，又将当时的民众比作一群“从昏睡入死灭”的人，可见对一般民众又是多么的失望。如此深沉的失望情绪交织在内心，他怎么不再小说中表现出深深的悲剧意识。
鲁迅早期的思想特点，是与他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家庭由小康一下子坠入困顿，小小年纪便尝尽世间冷暖；投异地、走异路，出国寻求新思想；几次改变梦想，确立文学救国的理想……这一系列的经历对他早期的思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家庭的变故，让他感受到世情的凉薄、普通人的冷漠；在国外目睹中国人的受歧视，又使他燃起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中国人自己的不争气，让他痛心疾首，决心改造国民性；进化论对他的影响，又让他始终对前途抱着希望……他的梦想几次改变，但都不脱救国救民的核心。一方面是积弱的国家现实，一方面是国民的愚昧和麻木，促使鲁迅不得不以一种悲怆的心情来展现这个现实，以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剧情怀来鞭策国人，这自然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的带上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
⑷ 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和苦难情节
《在困难的日子里》中刚强、烈性、正直、自尊、敏感和奋力进取的马健回强同学的遭答遇和内心深处不懈地抗争，可谓至死不渝、悲壮感人。那一幅幅因为穷困而落于窘迫处境，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一边忍受饥饿折磨、一边遭遇周围人无尽奚落的凄楚情景，可以看作是路遥悲剧人生观的萌芽。
《黄叶在风中飘落》中民办教师的贫困、无奈、强忍和进取，教育副局长的自私、世故、圆滑，其妹妹的正直、无私，其妻为谋求生活的舒适和经济宽裕，为之差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最终仍是一无所有地回到了原地。小人物的命运竟是如此多舛，追求舒适、享受生活就是犯罪？多么简单明了的悲剧性情结，是作者对人生悲剧性的初步认识吗？
⑸ 萧红小说悲剧意识体现在哪些方面
那看《生死场》就知道了，体现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人们悲剧的生活
⑹ 试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是文坛异端，其作品大都悲凉、伤感。她的悲剧意识来源于多个方面，这既与她所处的时代风潮有密切联系，也与她个人的际遇休戚相关。
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是动荡不安的，是文化联系虚弱的时代，张爱玲正巧在这个时候触碰到这个时代的这种境遇，用悲伤且略带消极的文笔将两个时代的端点精妙绝伦的连接起来，正如她所说：“如果你不调戏女人，她说你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你调戏她，她说你不是一个上等人。 ”足以看出时代影响着张爱玲的悲剧意识。
不得不说的是张爱玲的家庭背景，张爱玲对家庭充满了失望，本该过着豪门千金生活的她，到最后甚至被父亲威胁到生命，她心里必定会留下许多阴影，这些从她的文章的字里行间中都能找到线索，比如：“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或者：“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再或者：“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都是严格的考验。”还有：“女人还没得到自己的一份家业，自己的一份忧愁负担与喜乐，是常常有那种注意守侯的神情的。”等等。
另一点就是张爱玲的爱情路。她与胡兰成的爱情一直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这段爱情的终止给张爱玲以巨大的打击，她的作品的悲剧意识便这样不断加强。如：“失望，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有所期待所以才会失望。因为有爱，才会有期待，所以纵使失望，也是一种幸福，虽然这种幸福有点痛 。”还有：“如果我不爱你，我就不会思念你，我就不会妒忌你身边的异性，我也不会失去自信心和斗志，我更不会痛苦。如果我能够不爱你，那该多好。”还有：“我们再也回不去了！”还有：“要是真的自杀，死了倒也就完了，生命却是比死更可怕的，生命可以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变的更坏，更坏，比当初想象中最不堪的境界还要不堪。”等等。
所以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是由多种原因构成的，要从各个角度去研究，缺一不可。（这是我的看法，希望你能有所受益！！！）
⑺ 《红楼梦》体现了作者怎样的悲剧意识今天有何认识意义
这个问题要说起来不是三言两语，在这里我简单点：
《红楼梦》是一版部内涵丰厚的作品，权展示了一个多重层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剧世界。
《红楼梦》里的荣、宁两府，系开国勋臣之后，“功名奕世，富贵传流”，是封建特权阶层。小说以贾府的衰落过程为主线，贯穿起史、王、薛等大家族的没落，描绘了上至皇宫，下及乡村的广阔历史画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从而客观上显示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历史趋势。
尤其深刻的是，在小说展示的贾府的生活图画里，显示出维持者这个贵族之家的等级、名分、长幼、男女等关系的礼、法、习俗的荒谬。这样的家庭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必定走向毁灭。
从整部作品看，《红楼梦》笼罩着一层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色彩。《好了歌》及其解注就是人生悲剧的主题歌。贯穿在《好了歌》里的中心思想是“变”。荣与辱、升与沉、生与死都在急剧的变化中，由于对一切传统的、现存的思想信念和社会秩序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挑战，同时，又因为新的出路、新的社会理想又那么朦胧，因而倍觉感伤，这是曹雪芹在探索人生方面的的矛盾，所以他才会那样痛苦地为尘世之悲洒心酸之泪。
⑻ 怎样理解中国古典小说的悲剧意识 一篇小论文, 3000字左右
《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贾、薛等家族由兴到衰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红楼梦》中的爱情的独特性，首先是由其男女主人公的独特性而决定的。其次具有同以往所有的爱情故事不同的内涵。宝黛爱情悲剧是必然的。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另一方面是让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宝黛的爱情悲剧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 】《红楼梦》悲剧 独特性 必然性 社会根源
【正文】《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不仅深刻，也极其广泛。封建社会里所存在的很多问题，无论是典章制度、道德法律、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思想观念以至风俗习惯等等，曹雪芹都做了广泛的反映和不同程度的审视。其涉猎之广，堪称封建社会的网络全书。正如王希廉所说：“《红楼梦》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红楼梦总评》)(1)而其中尤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激起读者的同情、感慨和深思。曹雪芹在表现这一爱情悲剧时，并没有把悲剧冲突放在肤浅、表面的尖锐状态中，而是真切细腻地描叙了林黛玉和贾宝玉从两小无猜到相知默契的感情历程中同周围环境的对立。
一、《红楼梦》爱情之悲剧性
林黛玉初来贾府时，贾府上上下下对于她可能成为贾府儿媳怀着很大兴趣。善于看风使舵、窥察贾母神色的凤姐就多次打趣林黛玉，第二十五回，亲昵地戏称：“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2）第六十六回，兴儿对尤氏姊妹介绍贾府人物时，颇自信地说：“贾宝玉的婚事，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3）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林黛玉孤傲性格的发展和叛逆思想的外露，她逐渐失去贾府统治者们的喜爱。她和贾府的冲突，是以一种表面平静而内在深刻的形式进行的，是真正尖锐的。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成为悲剧，不是由于宝钗的出现，也不是简单地由凤姐、王夫人，贾母造成的。对于这些宝黛爱情悲剧的直接制造者，曹雪芹并没有把她们写成像传统的戏剧小说里的小丑一样拨乱其间，而是写她们沿着封建社会不可抗拒的社会法则在进行活动。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一） 不合“礼”的“木石前盟”——注定的悲剧
《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内容的丰富和深邃，它伸向中国历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精华和缺憾，囊括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力图透过小说故事情节的表层进入到精神象征的深层，注目于设置在人物之间的抽象而隐秘的关系。如说薛宝钗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贾宝玉的“石”有两重性，既可化为土而生木，又可采炼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缘”两种潜在可能性。在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宝钗代表的“金”字上，可以检索出中国文化一连串相关的意象及概念：木近水，金近火，阴柔与阳刚，寂寥与活溢，虚无与实有，悲观精神与乐观精神等等，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两种不同的本质认识的体现。薛林二人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规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而呈现的，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意义便是尝试某种取舍的可能性。作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负担者，贾宝玉的秉赋虽倾向于林黛玉，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在封建的“礼”教面前，他是渺小的，以他个人的能力是无法与整个封建社会抗衡，也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抗衡
（二）宝黛感情产生嫌隙的根源——宝玉的软弱多情
贾宝玉是人所共知的小说主人公，可以说处于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地位。金陵十二钗是小说着力描写的十二个女子，应当说在这个形象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还有为数不少虽则身分低微然而品性不凡的女儿形象令人瞩目。显然，所有这些人物同主人公的关系远远不是那一张谱系表所能包罗和表示的。
看贾氏四春同宝玉间的关系，可以说手足之情各各在案，省亲一节写到元春与宝玉虽系姐弟，情同母子，发蒙开智，手引口传，悉心教养，属望至殷。探春与宝玉虽则隔母，其于宝玉的亲厚绵密较一母所生的贾环胜过十倍。二十七回写她特地叫宝玉离了众人到石榴树下说话，央及宝玉给买新雅玩意，应允亲手给宝玉做鞋，还诉委曲、数落生母赵姨娘的不是。此处作者特借宝钗之口点明：“显见得是哥哥妹妹了。”（4）懦弱迎春，少言寡语，平日同宝玉似乎没有什么可资“特写”之处。然而当迎春嫁后，宝玉跌足叹气，独自至紫菱洲徘徊瞻顾，触景伤情，吟诗忆念的正是手足之情。惜春年幼，性又孤介，宝玉对她一视同仁，虽无特写，亦可包举。至于李纨凤姐，与宝玉之间既系叔嫂，亦同姐弟。李纨执掌大观园，园中一切活动，以她为首，自是宝玉感情天地中不可少的一个人物。凤姐更不必说，与宝玉同有“姐弟逢五鬼”之在厄，同命共运，情如骨肉。再有秦氏，她虽是宁府的人，较李纨凤姐远了一层。但她是导引宝玉人梦进入太虚幻境的人。在小说中占有特殊地位。史湘云不是贾府的人，但其与宝玉的关系几可与黛钗鼎足而三，除去对她才情品格的种种描写外，有“金麒麟”一案足资证明。此外还有一个妙玉，与贾府不沾亲不带故，她之人正册除了因出身高贵外，也因为同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情”的连系。由“品茶”、“乞梅”等情节，特别是贺宝玉生日那一个“遥叩芳辰”的拜帖，可以见出这个“褴外人”已蹈人栏内，不知不觉地为“情”所牵动。
此外，贾宝玉同情于画蔷的龄官，庇护过烧纸的藕官，替彩霞瞒赃，为芳官不平，怕和尚的臭气熏了尤氏姐妹，破例接待付家婆子惟恐薄了付秋芳……等等。可以这样认为，列名其上的所有女子，几乎都在不同的层次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诸艳之冠”的贾宝玉“挂号”。也就是说，这些艺术形象，不论他们自身的重要性如何，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即与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感情上的联系，足以揭示贾宝玉性格的特征“多情”。
另一方面，贾宝玉性格中存在软弱的一面。《红楼梦》中睛雯、金钏、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怜惜的要死之外，没有真正为避免她们的死而抗争过。正是他的软弱，所以他才能够爱晴雯却不能拒绝袭人的诱惑，爱黛玉却又贪恋宝钗的冰雪肌肤，大家都说曹雪芹以隐语说宝玉，说他的草莽愚顽、不肖无能，在对待爱情这一方面来说，其实也是不无道理。
（三）宝黛反世间之道而行的结局——理想的幻灭
《红楼梦》中两个爱情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不再是以前戏剧小说所常写的“金榜题名”式的才子和温婉贤淑的佳人，而是两个性情乖僻，被当时人嘲弄为有“痴病”的封建主义的叛逆者。他们不单单是在自由恋爱这点上与那个社会相抵触，而是在许多思想问题、生活问题上与那一社会相违背。贾宝玉坚决拒绝了封建家庭给他安排的生活道路，他对举世趋之若鹜的科举仕进道路非常冷淡，把那些匍匐在功名仕进底下的人痛骂为“国贼”、“禄蠹”，并对封建秩序、精神道德等等都给以激烈地憎恶和否定，甚至把那些宣传封建正统教义的书给烧了。贾宝玉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子”，“男人不过是一些浊沫渣滓”(5)。林黛玉虽然口头上说得不多，但在许多实际行动上背离了那一社会的妇道，特别是她对贾宝玉的叛逆行为始终采取同情和支持的立场，不仅对他从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而且把贾宝玉引为知已、视为生活的终生伴侣。
宝黛之间的爱情尽管有着反封建的叛逆色彩，但另一方面又有着浓重的没落贵族的气息。这一方面表现在男女主人公由于过着悠闲的生活，他们的爱情生活打上了绮艳轻柔、闲愁万种的情调。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这一爱情的阶级性，更规定了他们爱情的反封建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他们的爱情，只能局限在大观园那一狭小的天地里，他们无力到荣国府外面去开拓新天地。他们对封建家长还存在着某些幻想，在爱情最后的阶段，他们消极地等待由封建家长做主完成婚姻，以至在封建包办婚姻制度面前失去了斗争的能力。
这种反封建爱情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是贾宝玉、林黛玉爱情的致命弱点。因此，这一爱情最后走向悲剧的结局，固然是由时代所造成的，但爱情本身所存在的贵族的弱点，也成为他们爱情更加难以逃避悲剧结局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二、《红楼梦》爱情之独特性
《红楼梦》爱情之独特性,主要在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格。
（一）林黛玉的性格
林黛玉悲愁和眼泪最深刻的根源，是她和周围环境世俗人群的不相协调。不必说恪守名教的薛宝钗，也不必说逆来顺受的贾迎春，便是豪爽旷达的史湘云，也有她从俗认命的一面，随遇而安，因而她们虽则各有自己的悲剧，却都不如林黛玉的悲剧那样富于社会意义和激动人心。林黛玉那种孤高敏感的个性和气质，的确是十分独特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贾府上下的人，尤其是贾宝玉并未伤害林黛玉，林黛玉却认为别人伤害了自己。有时甚至别人的好意也会成为她伤感的由头。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却合情合理，完全显示出了这一个性的独特性。一次贾府伶人扮戏其中小旦扮上活象一个人，风姐、宝钗、宝玉等人心里都知道，但谁也不说出来，或不敢、或不肯，都是为了怕伤着林黛玉。惟有史湘云心直口快说了出来，宝玉忙使眼色制止，好意调停解释，到头采，黛玉不但不领宝玉的情，恼他比恼湘云更甚，宝玉分辩说自己并未拿黛玉比戏子，并未笑她，黛玉回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还利害呢!”“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贫民的丫头，……”(6)这是怎样—颗敏感自尊的心。的确，谁也没有想给黛玉难堪；然而她脆弱而倔强的个性，时时处处都在防范自卫的心理，对宝玉由相知而苛求的感情，难道不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值得同情的吗!就如宝钗送燕窝赠土仪一类事情在黛玉心理上引起的反应，也当作如是观。在宝钗这面好意是毋庸置疑的：在黛玉这面，伤感悲泣又实在出自必然。可见，连好意的关切和体谅都会触发她的联想，引起他的伤感。
在林黛玉身上，真正属于她自身的个性表现得比较充分。她的所谓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她的敏感、多疑、自尊、小性．常常带有更多的个人性质。从一些细微末节之中已可见出端倪。周瑞家的分送宫花，别人都谢过收下，唯独黛玉发问：“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粗粗看去，黛玉确实挑剔、小器，透过表象，可以感到她时时处处看重作为一个独立个性的自我。行酒令时，她随口说出了《西厢记》(牡丹亭)等“淫词艳曲”里的句子，失于检点，以致受到宝钗的箴规。黛玉似乎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放在了脑后，总想展露才智，争强斗胜。省亲之日黛玉安心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只命作一匾一咏，又不好违谕多作，大为扫兴。后采到底憋不住，替正在大费神思的宝玉作了“枪手”，令宝玉喜出望外，觉得比自己高过十倍。
（二）贾宝玉的性格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着作者的影子，也寄托着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
关于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过概括而形象的说明；“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7)在这两首《西江月》词中，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这以后的描写，都无非是这两首词的深化和形象说明。
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第七回他感慨地说：“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绫罗纱锦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木朽株。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8)第七十一回，贾宝玉更是愤慨地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拉，就是那个劝，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9)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认为那只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诓功名混饭吃的”。贾政督逼他必须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他读了几年，仍大半夹生，“断不能背”。但却对当时的“淫词小说”《牡丹亭》、《西厢记》非常喜爱。他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更不愿同官场人物交际，骂那些热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国贼禄鬼”、“沽名钓誉之徒”；却对封建社会最低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与出身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艺人蒋玉函称兄道弟，对备受凌辱的丫环们温柔体贴，百般呵护。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把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纯洁的女孩儿身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续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10)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宝玉和湘云、宝钗在思想上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同宝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所以“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正是由于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经过长期了解，是稳固地建立在思想同一的基础上的，宝黛之间的爱情才有了近代情爱色彩，而与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
三、《红楼梦》爱情悲剧之必然性及社会根源
（一）家庭环境背景造成的必然性
宝黛俩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由于他们和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导致了这一悲剧，从而写出了这一悲剧的时代深刻性和必然性。宝黛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不是悲剧，因为在宝黛那个时代，假如两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话，就必须不仅找到一块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国土，还要找到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找到一块能够容纳他们叛逆的地方。可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就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这不是一般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大的贾府，上到贾母，下到丫鬟，没有人支持他们的爱情，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
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爱情这个题材，到了曹雪芹手里，被空前地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提高起来，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是《红楼梦》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地方，不同于以前的人情小说的地方，也就是《红楼梦》为什么如此富于影响和震撼人心的地方。
（二） 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生成悲剧的根源
《红楼梦》在展开爱情悲剧的同时，揭露了贾，薛、王，史等封建大家族的腐朽和罪恶，这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有其典型意义，它们是整个即将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写照。小说的第四回写了薛家公子薛蟠，因霸占丫头，平白地打死了人，竟一走了事，作案一年，官府不敢究问。金陵应天府尹贾雨村初上任不知内情，本想依法办理，一个门子止住了他，并向他介绍了一通“护官符”的缘由：“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11)于是贾雨村就“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事后又连忙修书二封给薛蟠的姨父贾政，舅父王子腾请他们放心。“护官符”不仅深刻地暴露了当时官场，吏治的黑暗腐败，而且表明了四大家族在那个封建社会里有着何等强大的政治势力。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在贾府上下看来，贾宝玉如和宝钗结合，他将赢得世俗艳羡和锦绣前程。贾宝玉如和黛玉结合，他将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世俗只能允许贾宝玉和宝钗结合，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
综上所述，《红楼梦》这部小说很有研究价值同时它包含巨大的社会意义。它一方面通过宝黛爱情的悲剧故事，反映贵族判逆者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礼教纲常，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给他们规定的生活道路，要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尊重个性。另一方面是让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宝黛的爱情悲剧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名著将在人类历史上永放光辉。
我写得是《红楼梦》的悲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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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写作张爱铃小说的悲剧意识这篇论文时立论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张爱玲是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才女，不平凡的没落贵族家世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内使她过容早地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和大悲，喧闹和孤寂。这就铸成了她悲观的作家气质，使她对人生既抱有热情而荒谬的幻想，但更多的是悲剧意义上的洞察——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式的感伤与彻悟，构成了张爱玲小说的悲剧基调。
⑽ 论路遥小说中的悲剧意识
我个人觉得路遥的小说很贴近生活,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谈不上什么悲剧意识,除非提问题的那位朋友不太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