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写彩票的小说背景

『壹』 契诃夫写凡卡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什么

契诃夫写凡卡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
《凡卡》是契诃夫于1886年写的。当时沙皇统治的社会十分黑暗，无数破产了的农民被迫流入城市谋生，他们深受剥削，甚至连儿童也不能幸免。契诃夫家的小杂货店里有两个小学徒，就常受他父亲的虐待。他自小了解学徒生活，也同情小学徒的不幸命运。

『贰』 契诃夫的写作背景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Чехов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Аnton chekhov.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十九世纪末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艺术大师。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1904年6月，契诃夫因肺炎病情恶化，前往德国的温泉疗养地黑森林的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逝世。他和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 齐名为三大短篇小说巨匠。
严格来说，契诃夫不是在“写”小说，或者像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作家在编小说，他是在“吐”小说，“流”小说。他无需编故事，他甚至也不要构思，他的故事在空中四处荡漾。他能从任何角度开篇，又能从任何章节断流，但都是天衣无缝，都是自然胶合。他的人物不请自来，他的情节随手拈来。他仿佛只要拿起笔，就像拧开了自来水龙头，小说便如水源源流出……
契诃夫之所以能随意地“流”小说，在于它独特的叙述方法。这种叙述方法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处理，用眼睛和耳朵去追寻，文字像画笔的音符那样流动。快节奏，简捷，自然，质朴构成了清纯的文风，单刀直入，不拖泥带水，高度浓缩与深入浅出的表现，更增加了作品的韵味。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年)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年)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小职员之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年），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年），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年），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年）。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凡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年)和《公爵夫人》(1889年)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年；《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年；《在昏暗中》，1887年；《天真的话》，1887年；《短篇小说集》，1888年）。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年)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年)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年)、《蠢货》(1888年)、《求婚》(1888～1889年)、《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年)、《纪念日》(1891～1892年)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年)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年)和《在流放中》(1892年)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年)。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背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国度

——兼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能够拯救刘小枫吗

敖天文论

从今天的眼光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成就是19世纪的所有基督教文化中的作家都无与伦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世纪的庞大身影遮蔽了19世纪一些公认的伟大作家的光辉，包括英国的拜伦、雪莱和狄更斯，法国的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和波德莱尔，德国的歌德、海涅和尼采，挪威的易卜生，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同胞果戈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不仅如此，如果超出文学界的范围，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文化巨人，那么，也很少有人能够和他比肩。施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将西方文化的高峰说成是康德和歌德，但是，如果将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也包括进基督教文化之中，那么施宾格勒的论断显然要修正，康德和歌德也许应该让位于康德（哲学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上）。

尽管现代的批评家越来越认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大价值，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俄罗斯的批评家，都没有认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巨大身影的深刻的文化内涵，也就是没有意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如此伟大的奥秘。西方的批评家与苏联的批评家对同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都是各执一端，他们都没有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杰出的艺术表现放到基督教文化的内在冲突中，进行结构性的总体认识。而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宣扬只有基督教能够救中国，并借助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庞大身影来为他的精神救赎服务，就像加缪等法国的存在主义者看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侧面一样，同样是误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这种执着一端的误读也很难破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之奥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后的27年，著名法国作家纪德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取代了易卜生、尼采和托尔斯泰。”（韦勒克《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史概述》）。 11年后，著名德国作家黑塞说：“欧洲的年轻人，特别是德国的年轻人不是把歌德，也不是把尼采，而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是他们的伟大作家”。（黑塞《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预言上帝死后的荒谬，而今他的预言仿佛变成了现实，加之法国的存在主义与德国的表现主义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他们的先驱和旗帜，所以西方的批评家也多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阐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价值。他们看重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显示灵魂之深的恶魔式的人物，如“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基里洛夫、斯塔夫罗金、伊凡等，并在这些人身上发掘具有预言性质的现代性。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以基里洛夫来论证世界荒谬的观点，而在《反抗者》中他又以伊凡作为反抗荒谬的辩护人。表现主义画家马克斯•恩斯特甚至把他自己画成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膝上，以示表现主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情拥抱。美国学者考夫曼在他为存在主义写的一本导读性的小册子中，认为《地下室手记》的第一章是所有文献中最好的存在主义序曲，所以他把《地下室手记》的第一部分放在他的小册子的第一篇加以导读，并将他的小册子取名为《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萨特》（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但问题是，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就能够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如果仅仅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传统的现实主义理性叙事中嵌入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因素就显得崇高伟大，那么，19世纪在创作总体上更与现代主义接轨的波德莱尔、马拉美、韩波、魏尔伦、爱伦•坡等诗人和作家，不是应该获得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崇高的地位？事实上，现代主义是基督教文化没落的征象，它所表现的世界的偶然堆积和人生荒诞感，已经不能感动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没有理由认为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T.S.艾略特的《荒原》、卡夫卡的《城堡》是比雨果的《悲惨世界》、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托尔斯泰的《复活》更伟大的作品。而且从逻辑上看，表现一种文化的深度的代表性文本也不应该出现在这种文化已经没落的时候。

与西方的批评家不同，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宗教内涵以及艺术上并不符合严格的现实主义规范，加上高尔基等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恶毒的天才”等评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苏联批评家那里长期受到不应有的冷落，以致将他的文学地位不但放在托尔斯泰之下，而且竟至于还不如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人。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是俄罗斯的民族作家，又是一个立足本土的“土壤论”者，所以随着他的身价在法国、德国乃至整个欧美的大幅度提升，苏联的批评家基本上也加以认同，只不过他们是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性的立场上，对西方非理性地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清理。他们争辩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无疑是现实主义的胜利——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说过他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苏联批评家虽然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注重显示灵魂的深度，但是他们强调的是他站在同情“小人物”、“庄稼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穷人”的立场上，推展其大规模的历史画卷，因而他们重视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本中的社会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的批评家是将别林斯基对《穷人》的激赏放在西方评论界挑战的语境下，进行了现实主义批评的创造性发挥，而且他们发挥的也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本中蕴涵着的而为西方批评家所忽视的内容。但是，如果仅仅执着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人物”的同情性描写，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比雨果、左拉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高明在那里？如果仅仅执着于推展其社会历史画卷，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又高明在那里？

当然，根据结构主义的原则，总体大于各部分相加之和。从这个意义上说，并非西方与苏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相加，就可以使一个伟大得无与伦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脱颖而出。譬如，西方批评家注重的是作为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和表现主义先驱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忽视了作为宗教言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为西方批评家所忽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重要着眼点，也并没有被苏联的批评家所重视，反而经常成为苏联批评家批判的对象。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追求他的东正教神国天堂的乌托邦的时候，却把社会主义者梦想的集体主义乌托邦诋毁为一个巨大的“蚂蚁冢”，一座巴比伦通天塔。所以对于苏联批评家来说，消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梦想，就构成了其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只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神国的乌托邦的建构，是建立在拯救人类的基础上，尤其是他对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穷人的真诚同情和真实描绘，与苏联批评家的“人民立场”还有极大的共同话语；否则，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仅是对“地下室人”、伊凡等恶魔的深刻描绘以及对宗教神国天堂的向往，那么，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成非理性的“反动作家”而被“人民”的铁帚一扫而光了。因此，要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无与伦比的伟大的奥秘，就不能从西方与苏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的综合着眼，而应该着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文本中所显示的基督教文化从成熟到衰落的内在危机及其全部复杂性。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文化都有发生、发展、高潮和衰落的过程，这也是著名学者施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分析方法。基督教文化是由希腊的神学与希伯莱的神话、圣史和仪式组成的，是融合了希腊的科学理性与希伯莱的一神信仰的所谓“高级宗教”。在中世纪，二者是在一神信仰的主导下将希腊的科学理性与希伯莱的神话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中世纪前几个世纪的神学是由圣奥古斯丁主导的，是柏拉图式的；后几个世纪是由圣托马斯•阿奎那主导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文艺复兴就好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走出书斋一样，开始了学成运用，它标志着基督教文化已经告别了青少年的学习时代而步入了社会。基督教文化发展到这里，从希腊到中世纪的“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学习阶段）已经变成了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以知识创业）。由无所为而为的纯知识学习走向实用，正是青少年步入社会的明证。而要更好地创业从而获得更多的财富，人们发现不仅要复兴希腊人的科学理性，而且要把科学运用到实践中去。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伽利略开始，爱智慧走向爱发明、理论科学走向实用技术的文化转折意义是非常明晰的。随着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扩张，一神信仰的地盘却在逐渐缩小，甚至无神论也开始抬头。譬如要建立理性王国的启蒙学者伏尔泰、霍尔巴赫等人，就站在世俗文化的理性立场上将基督教的上帝和救世主耶稣挖苦得要死。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又从科学的角度对上帝创世造人的神话进行了致命的摧毁。基督教文化面临着科学理性与一神信仰的巨大冲突，而且这种冲突的暴风似乎要将基督教文化之船在科学理性的海洋上整个儿掀翻。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惊人的才华表现了假如上帝不存在会发生什么，以基督教原罪的眼光深刻地透视了人的行为和意识的深层罪恶，并且以大慈悲大仁德的襟怀描绘了被侮辱被损害的芸芸众生的苦难，试图以基督教对他们加以拯救。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后，基督教文化果然没落了，他的作品就成为基督教文化的一个绝响，而且也许是最响亮的。

在中世纪的书斋中，基督教文化中的作家是不会创作出什么好的文学作品来的。在上帝、灵魂、理性对魔鬼、肉体、感性的斗争中，中世纪是上帝、灵魂、理性处于绝对的优势，而文学离不开对感性生活的爱好，所以中世纪的一些颂神的赞歌和象征故事，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可言。而在上帝死后的当代西方，当神已隐退，魔鬼出笼，对感性现世的沉醉已经使得人欲横流的时候，所产生的文学文本也很难再与基督教传统中的伟大作品比肩。前几年一些国人经常以“后现代”为时髦，但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产生了什么象样的作品呢？正如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指出的：“目今西方社会已跨进了脱离基督教信仰（Post－christian）的阶段，大家信赖科学，上教堂做礼拜，对大半人来说，只是积习难改。”“今天西方文明也已变了质，今日的西方文艺也说不上有什么‘伟大’。”“曾在文学、绘画、音乐、建筑各种艺术方面充分透露精神之伟大的基督教文化，看样子不可能在下一个世纪（即21世纪）再有什么光辉的表现了。”（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第44—47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因此，基督教文化最优秀和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产生在从文艺复兴到现代主义这一发展过程之中。如果说文艺复兴是基督教文化中文学的春天，那么，现代主义则是基督教文化中文学的残冬。从春到冬，基督教文化是文学大师迭出，美不胜收，而秋收季节最辉煌的果实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歌德的《浮士德》也非常伟大，但是所表现的感性与理性、灵魂与肉体、上帝与魔鬼的对立还不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那么白热化。只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感性与理性、灵魂与肉体、上帝与魔鬼、恶人与圣徒、犯罪与忏悔、沉沦与拯救的激烈争斗才令人触目惊心，而正是在这种激烈的对立冲突中才空前地表现了基督教文化所可能达到的深度，深切地展示了人类的苦难和罪恶，绝望地显示了基督教的救赎精神。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基里洛夫、伊凡等人，在科学理性的作用下对上帝的存在进行了不容辩驳的置疑。也许，《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第二卷中的《叛逆》和《宗教大法官》是历来反对上帝、控诉基督教的文字中最有深度的。不过，写作《拯救与逍遥》的刘小枫在大篇幅地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凡等人物的时候，还是对伊凡的“不容辩驳”进行辩驳，认为“《圣经》中从来没有说世人必得用自己的不幸、生命中的恐怖去补赎自己的罪”（第311页）。但是，按照伊凡的逻辑，他完全可以问刘小枫：《圣经》的开篇《创世纪》在写到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而犯罪时，上帝就罚亚当必得终生劳作方得食，罚夏娃必得分娩的痛楚，这不是要人们以不幸去赎罪是什么？事实上伊凡问得还要尖锐，他问阿辽沙当一个无辜的孩子被将军支使的狗撕碎了的时候，这个将军应不应该枪毙，连圣徒阿辽沙也忘了基督教的宽恕精神而顺口说道“枪毙”。伊凡说：“假使大家都该受苦，以便用痛苦来换取永恒的和谐，那么小孩子跟这有什么相干？”所以伊凡“决不接受最高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孩子的眼泪”。刘小枫似乎还是没有明白伊凡的意思，在继续为基督教辩护：“《圣经》从来没有说，永恒福乐是人类受难的延续堆积起来的历史终局，历史螺旋上升的循环发展的结果。上帝国就是神圣的现在、上帝受苦的爱中的现在……永恒的生命不是未来形态，如果连今世的幸福都谈不上，还侈谈什么永生和爱？”（第312页）。伊凡会继续驳斥刘小枫：《圣经》描绘了世界有开头（创世），有堕落而被惩罚（现世），还有一个耶稣宣称的末日的审判（现世终结进入来世），怎么刘小枫都视而不见？所以伊凡在自己的诗作《宗教大法官》中一开始就写道，耶稣原来说的是天国马上就要来到，为什么过了整整十五个世纪，还一点音信都没有？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开头不是也在追问：“末日审判已经过去了？”（第10页）。问题是，既然刘小枫说神不让我们受难，那么为什么末日审判之前要降下大灾难：“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4章第16节—30节）。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已经有上帝剿灭人类而独留挪亚的大灾难，而据耶稣说这次的灾难更大，难道这比现世的苦难和罪恶更能令人承受？难道这也就是刘小枫所说的神恩？

当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就有许多无神论作家，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他们高明在那里呢？其实，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即使在无神论的启蒙学者那里，也没有产生“存在先于本质”的观念，而是仍然沿用基督教“本质先于存在”的观念，只不过是以“理性”取代了上帝，而这一“理性”概念又容纳了上帝。诗人雪莱曾经因为宣扬“无神论的必然性”而吃尽了苦头，甚至被人称为“恶魔”；但是雪莱反对的仅仅是天启的上帝，并不反对爱和美的上帝，相反，雪莱对于在现象界之外的爱和美的理念世界和“一种精神”的永恒本体深信不疑。正如佩西神甫向阿辽沙所说的：“世间的科学集结成一股巨大的力量，特别是在最近的一世纪里，把圣经里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一切天国的事物分析得清清楚楚，经过这个世界的学者残酷的分析以后，以前一切神圣的东西都一扫而光了。……然而这整体仍象先前一样不可动摇地屹立在他们面前，连地狱的门都挡不住它。难道它不已经存在了十几个世纪，至今还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里和民众的行动里么？甚至就在破坏一切的无神派自己的心灵里，它也仍旧不可动摇地存在着！因为即使是那些抛弃基督教反抗基督教的人们自己，实质上也仍然保持着他们过去一直保持的基督的面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第2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更重要的是，这些无神论者几乎都以为上帝的死去对于西方世界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更合理的世界。他们都没有看到，假如上帝死去，整个基督教文化也将随之崩溃。正如T. S. 艾略特在《基督教与文化》一书中所感受到的，如果没有基督教，那么，生长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中的人就要等青草长高了，羊吃了青草长出羊毛来，然后用羊毛再编织一件文明的衣裳，而这样一来需要经过许多野蛮的世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的《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已经深刻地表现了艾略特的这种现代感受。

对上帝死后的怪诞世界与荒谬人生的表现，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基督教文化中的先知，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上帝这一概念对于整个基督教文化来说，含义是极为丰富的，绝非像无神论想象的那样可有可无。没有上帝，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复活完全就是一堆骗人的谎言；没有上帝，基督教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判断善恶是非的价值观念就失去了根基；没有上帝，所谓灵魂不死就失去了凭据，每个个人都要面对死后什么也没有的世界恐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超前预见，就在于当其他人都忙于现世事务或者醉心于科学的时候，他深切地洞察到没有上帝整个基督教文化将要面临的巨大的价值危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慈悲大仁德，就在于他感到没有上帝对于那些“超人”或许还可以忍受，可是对于那些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还值得活下去吗？加缪认为，哲学最根本的问题是关于自杀的问题，探讨人是否值得活着比探讨世界有几个概念几对范畴要重要得多。但是，加缪的观点几乎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话语中抄来的，伊凡就说：“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的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意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周围全是面包。”（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第381页）。当然，对于伊凡、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一类具有“超人”品格的人来说，没有上帝或许对他们算不了什么大问题，而反对基督教摧毁上帝的也正是这些人。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是曾经对没有上帝的世界感到自由选择的无拘无束吗？他可以随自己的便而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太，因为按照他给世界赋予的价值，进步永远是在犯法的具有破坏性的不凡之人（类似尼采的超人）对因循守旧、循规蹈矩、屈辱忍从的凡人（类似尼采的末人）的挑战中实现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富有哲学大脑的伊凡，以及那位爱写诗的拉基金，就都有毁灭上帝滥用自由的倾向。德米特里问拉基金：“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来生，人将会变成什么样呢？那么说，现在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容许，什么都可以做了么？”拉基金回答说：“聪明的人是什么都可以做的。”他还声称“我把钱从一个傻女人手里抢过来，以后可以造福社会”，（《卡拉马佐夫兄弟》第890—892页）。而这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自由选择几乎完全是一致的。伊凡似乎说得比拉基金更彻底：“人们对于不死的信仰一被打破，就不仅是爱情，连使尘世生活继续下去的一切活动都将立刻灭绝。不但如此：那时也将没有所谓不道德，一切都是可以做的，甚至吃人肉的事情也一样。……而利己主义，即使到了作恶的地步，也不但应该容许人去实行，而且还应该认为这在他的地位上是必要的，最合理的，几乎是最高尚的一种出路。”（《卡拉马佐夫兄弟》第93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是预见到了尼采所能预见到的一切，然而与尼采不同的是，他没有为此欢呼雀跃，而是为上帝死亡的事实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个人也许曾经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伊凡等恶魔式的人物，或者至少为这种思想所吸引，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也在思考，那些不能在思想和艺术中陶醉，那些仅仅以劳动为谋生手段的被侮辱被损害的穷人、庄稼人等小人物失去上帝该怎么办呢？《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对阿辽沙说：“你要知道，修士，这大地上太需要荒诞了。世界就建立在荒诞上面，没有它世上也许就会一无所有了。”但是，当伊凡为失去上帝而导致的荒诞欢呼的时候，《罪与罚》中身陷火坑的索尼娅就感到没有上帝无法生活而不能忍受，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那个喜欢酒色而穷困潦倒的德米特里对阿辽沙说：“伊凡弟弟是狮身人面的怪物，他默不作声，永远默不作声。但是我却被上帝问题折磨着。老是被他折磨着。假如没有上帝，那可怎么办？……要是没有上帝，人就成了地上的主宰，宇宙的主宰。妙极了！但是如果没有上帝，他还能有善吗？问题就在这里！我一直想着这个。因为那时候叫他——人——去爱谁呢？叫他去感谢谁？对谁唱赞美诗呢？拉基金笑了。他说，没有上帝也可以爱人类。只有流鼻涕的傻子才能这样说，我是简直没法理解。”（《卡拉马佐夫兄弟》第364页，第896页）。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比尼采更伟大，就在于尼采仅仅执着于一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同时并写两面。事实上，在上帝死了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现代主义作品，正是对伊凡和德米特里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的扩展。萨特、加缪的作品似乎是从对伊凡的道路走来的，卡夫卡、艾略特仿佛是对从德米特里的道路走来的，而阿辽沙则是永远地死去了。他们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后，痛苦地正视着上帝死后的偶然堆积和荒诞世界，在没有价值依凭的荒原上走着孤独的路，或者焦虑地“等待戈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秋收季节真切地感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基里洛夫、伊凡等人带来的凉意，他在这种凉意中预言性地透视了严冬的全部残酷性和荒诞性，并且以基督教原罪的眼光，将人间的罪恶、恶毒和残酷刻画得令人触目惊心。他把他们放在心灵的拷问台，一层一层地拷问他们灵魂深处的罪恶，直至把他们拷问得发疯或者自杀。于是，各种各样的精神失常者、歇斯底里者、癫痫者、发疯者、谋杀者、虐杀者、自杀者便爬满了他的作品。但幸运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站在艾略特所描绘的残冬的荒原上，他在基督教文化的秋收季节还在盼望春天的温暖能够温煦落叶的大地。于是，忏悔和救赎的主题一直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复调”地显现在他作品中。他让拉斯柯尔尼科夫悔罪，让基里洛夫自杀，让伊凡发疯，以便不使深秋的凉意变成严冬。他甚至让伊凡的理论化做斯麦尔佳科夫的行动，使得酿成弑父的惨剧。而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救赎主题的重要人物，就是《白痴》中的梅思金公爵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和阿辽沙。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阿辽沙是与伊凡、拉基金、斯麦尔佳科夫对立着存在的人物，如果说后者代表着恶魔的阵营，那么前者则代表着上帝的阵营，后者一直试图对前者进行拯救。伊凡的“什么都可以做”象征着上帝死后人的自由，可是佐西马长老却对这种自由进行了控诉：“他们有科学，但是科学里所仅有的只是感官所及的东西。至于精神世界，人的更高尚的那一半，人们却竟带着胜利甚至仇恨的心情把它完全摒弃、赶走了。世界宣告了自由，特别是在最近时代，但是在他们的自由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只有奴役和自杀。……当他们把自由看作就是需要的增加和尽快满足时，他们就会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因为那样他们就会产生出许多愚蠢无聊的愿望、习惯和荒唐的空想。他们只是为了互相嫉妒，为了纵欲和虚饰而活着。” 佐西马长老对《圣经》的毫无保留的推崇，甚至在他的故事中也出现了奇迹：一只狗熊走近一位大圣徒，大圣徒给他一块面包说：“你去吧，愿基督和你同在。”“这只凶横的狗熊竟服服帖帖地走开了，不加一点伤害。”（《卡拉马佐夫兄弟》第469页，第442页）。如果说佐西马长老和阿辽沙作为艺术形象不如伊凡等恶魔的形象生动的话，那么，梅思金公爵的形象则是一位丰满而杰出的拯救形象。世界已经彻底为邪恶所浸染，于是梅思金发自善良心地的自然真诚的话语，在这个为城市文明所毒化的社会看来竟是“白痴”的话语。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费利波夫娜虽然被邪恶所包围而成为一朵“恶之花”，但她并未完全丧失内在的善良，只有他看出了梅思金的善良、真诚和救赎的爱心，却因为不忍心让他采摘带毒的花朵而嫁给了大商人罗果静并被他杀害。美毁灭在邪恶中，梅思金的拯救反而促使悲剧快速的到来，他在绝望中癫痫病复发，只有离开城市而到瑞士养病。尽管对苦难的拯救没有成功，但是梅思金那种面对邪恶背起十字架的精神着实是很感人的。梅思金这一难得的艺术形象，是不可能出现在20世纪的现代主义作家笔下的，基督教文化的没落已经使梅思金后继无人了。

『肆』 彩票 契诃夫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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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契诃夫彩票读后感

契诃夫彩票读后感
——读《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有感 五年级四班 许潇伟契诃夫彩票读后感
契诃夫是世界文坛上一位罕见的艺术家。他的小说经受了百年的时间检验，依然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彩。他是个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最平凡的事情的现实主义者。但是他从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他对生活素材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选择”，而在创作过程中又进行“推测、组合”，使生活素材形象化，从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
所以我很喜欢契诃夫的作品。在这本短篇小说选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其中的《变色龙》和《万卡》。
《变色龙》告诉我们，沙皇俄国将军家中的一条狗比贫民百姓还重要，警官奥楚蔑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老百姓却张牙舞爪，蛮横娇纵。《变色龙》就是契诃夫送给人类的一面镜子，一个警示，在百余年的今天，有的人身上还是有着“变色龙”的奴性，表里不一。《万卡》可以说是《苦恼》的姐妹篇，都是抒情心理短篇小说。它主要写的是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以及学徒生活的悲惨，他对祖父和家乡的眷恋——这一切在篇幅不大的作品中十分巧妙的穿插和渗透，短短几页文字就写出了童工生活的酸甜苦辣，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一样展现了沙皇俄国官场上的百态：强者倨傲专横，弱者点头哈腰，臭虫般的契尔维亚科夫以及他的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
读了这本小说选后，我更能体会到当时沙皇俄国官场上的险恶以及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同时，《契诃夫短篇小说选》给我了多启迪，让我了解到沙皇俄国的社会历史状况。

『陆』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的创作背景是怎样的

《契诃夫短篇小来说选》背景自：1861年，沙皇被迫自上而下地废除了农奴制，但封建势力仍很强大，解放运动转入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时期。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沙皇政府更加强了对进步力量的镇压，刚刚形成不久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又受西方自然主义等潮流的影响而逐渐衰退。到了九十年代末，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终于被无产阶级文学所取代。但就在俄国这些作品衰落的八、九十年代，却由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作家，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解放运动紧密联系，批判矛头一直指向专制的农奴制度及其残余。

『柒』 契诃夫的彩票

在这个的故事中一对夫妇开始游荡时他们认为他们赢得了一个彩票，显示他们隐蔽的感觉，向对方。最真实的生活像彩票赢了超现实主义和生活困难回来了，他们没有时间。阅读安东·契诃夫的故事感觉自己在一个凄惨的一天晚是秋季时空气是透明的赤裸裸的树、窄房屋、灰白色的人的轮廓是锋利。一切都奇怪、孤独、不动，和无奈。契诃夫笔下可以看到的男性和女性的长文件名、他们的爱他们的愚蠢和他们的生命中美好的东西的贪婪的懒惰的奴隶。前面的那凄凉、灰色群无助的人，通过一个伟大、明智的、细心的人：他看着他的国家的所有这些凄凉的居民，和带着悲伤的微笑的温柔，但在他的脸上和他的心的美丽和真诚的声音的痛苦地的深责备的语气与他对他们说："你不好，住我的朋友。这是可耻那样生活。

『捌』 契诃夫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况求详细介绍!谢谢

生活的时代背景：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广大农民仍然常年在饥饿线上挣扎。贵族地主掌握着国家政权，控制着大量土地。

社会情况：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俄国处于工业革命中。

契诃夫的小说紧凑精炼，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其剧作对19世纪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俄罗斯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借此真实反映出当时俄罗斯社会的状况。

他的作品的两大特征是对丑恶现象的嘲笑与对贫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并且其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统治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的丑恶现象。契诃夫被认为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8)契诃夫写彩票的小说背景扩展阅读

闻名于世的俄罗斯短篇小说大师安东·契诃夫，就是一位既写得多又写得好的典型性代表。契诃夫十九岁开始写作，到四十四岁生命终止，在二十五年的创作生涯里，仅短篇小说就发表了一千多篇。平均算下来，契诃夫每年都要写四十多篇短篇小说。

据史料记载，在1883年，他一年就发表了一百二十篇短篇小说。到1885年，他的创作产量再创新高，一年发表了一百二十九篇小说。在我们看来，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

契诃夫的写作条件并不好。他的家族处于社会底层，到他祖父那一辈，才通过自赎，摆脱了农奴身份。契诃夫之所以一上来就写那么多小说，除了他有着极高的文学天赋，异乎寻常的勤奋，很大程度上也是为生计所迫。有一段时间，契诃夫一家几口人的生活全靠他的稿费维持。

如果挣不到稿费，家里就交不起房租，没有饭吃。为了取回拖欠许久的三卢布稿费，他曾到杂志社向主编央求，遭到主编的嘲弄。到西伯利亚生活没有路费，他只能跟一家报社签约，采取预支稿费的办法向报社借钱。契诃夫所学的专业是医学，他的主要职业是行医，写作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

他首先是一个好医生，在乡间常常踏着泥泞或冒着大雪出诊，为不少乡民治好了病。他以高尚的医德，高明的医术，赢得了方圆百里乡民的高度尊敬，以致他离开乡间去莫斯科时，为他送行的乡民们眼含热泪，对他依依不舍，好像他一离开，人们就会重新陷入病痛之中。

其次他才是一位好作家。由于他在行医期间与底层民众广泛接触，才深切了解到民众的疾苦，得到了创作素材，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切近现实的小说。契诃夫热心于慈善和公益事业。

在他以写作成名，家庭经济状况好转之后，他又回到家乡，参与人口普查和扑灭霍乱的工作，并用发动募捐、组织义演等办法筹集资金，先后创办了三所学校和一座图书馆。契诃夫的好名声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一拨儿又一拨儿客人慕名而往，把契诃夫的家当成了客栈。

契诃夫不但要管他们吃住，在他们的要求下，还要陪他们聊天。这样一来，契诃夫用于写作的时间就更少。正聊天时，他会突然走神，突然离开，到一旁在本子上记下一个闪念，或一个细节，再回头和客人接着聊。在写作的紧要关头，契诃夫有时为避免无端打扰，只好躲到澡堂里去写。

更让人们为契诃夫感到痛心的是，他二十多岁就患上了肺病，一直在带病写作，一直在和可恶的病魔进行顽强的抗争。他有时劳累过度、病情加重而咯血。

经过治疗，病情稍有好转，他又继续投入写作。契诃夫自我评价说，他就是这样不断地榨取自己，他的写作成果是用艰巨的、苦役般的劳动所换取的。

『玖』 契诃夫小说《胖子和瘦子》的创作背景

十九世纪末沙皇专制制度下整个俄国社会现实，到处存在着那种世俗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