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要分析老舍作品中的人物，都有什么可写的呢
在老舍的作品中，作者为我们构筑了一个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市民世界”，这个“世界”又是通过三类形象来构成的：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正派市民。
A．“老派市民”形象系列：
主要有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牛老四（《牛天赐传》），祁老太爷、祁天佑、祁瑞宣（《四世同堂》）等。
这是老舍市民形象系列中表现得最为深刻和成功的形象。这类形象的特点是：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只是“乡土中国”的一部分，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乡下人”。这里所说的城里人/乡下人，不是他们的户籍概念，而是表明他们身上的文化符号。城市和乡村，从理论上说代表着现代和保守，所以有的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他的文化本性并没有城市化，也就是说并没有接受城市里的现代观念的影响，而固执地延续着乡土中国的传统观念。他们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的，保守而闭塞。
《二马》中的老马，是一个奴才式的人物，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生活得过且过……这个人物身上，表现出了和阿Q相近的品格。（注意和鲁迅的比较：乡村/城市；彻底否定甚至偏激/温和、批判、眷恋；风俗画/全方位）
《离婚》中的张大哥，知足认命，墨守陈规，他小心翼翼地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的“变”。他的使命和职责是“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因为他认为离婚就是对既有秩序的破坏，而他一生的事业就是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这种由婚姻观念而延伸出的人生哲理和文化观念就是封闭和自足。当然最后的失败，实际上也就是“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想顺应天命而不得的悲剧。
《四世同堂》中祁老太爷的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怯懦地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当日本人打到北京时，他也就是堵上自己家的院门，准备好粮食和咸菜；依然准备过生日；依然不忘“礼节”；（P74）“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没有什么奢望，只要求消消停停地过不愁吃穿的日子，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安度晚年和全家太平。甚至可笑地认为日本侵略是看上了卢沟桥的狮子，因为日本人爱占小便宜。
应该注意的是教材中提到的《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也属于老派市民形象这一点。这个形象跟巴金《家》中间的觉新的形象比较类似，他们虽然在年龄和知识结构上已经和老派的人不同了，但他们由于家庭的角色和身份的不同，（长房长孙），承担的家庭的重任决定了他们的性格中包容了较多的传统成分，因此往往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一种尖锐的矛盾，表现出了现代意识和传统思想的困扰。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能够意识到为国尽力的责任，但又不得不忍辱偷生，他鼓励和支持弟弟出走，去投入抗日斗争，但自己却不能同行，他得留下来“尽孝”。“他好象是新旧文化中的钟摆，他必须左右摆匀，才能使时刻进行得平稳准确”。祁瑞宣的矛盾和痛苦是在“尽忠”和“尽孝”二者不能兼得，而本质是他内心深处的文化冲突，因而只能在徘徊矛盾中苟且偷生。
对于这些“老派市民”形象，作者主要通过揭示人物的精神病态，批判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也写了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进程。
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是体现了对传统文明的批判。这种批判主要是表现出对我们民族保守、落后、封闭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批判，是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批判。但是老舍的批判态度和鲁迅不同，他没有鲁迅那样偏执和锋芒毕露，不激进，不追赶潮流，同时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是抱着一种非常谨慎甚至排斥的态度。
B．“新派市民”形象系列：
主要有张天真（《离婚》），兰小山、丁约翰、祁瑞丰、冠招娣（《四世同堂》）等。
对于新派人物的描写，主要写其虚荣、浅薄、堕落，蕴涵着对西方文明包括对西方文明包括五四后引进的新潮所进行的反思与批评；作者对这类形象的描写，采用的是漫画化，讽刺。因此，对于这类形象作者的讽刺意味十分浓重。
这与作者对老派市民的态度又不同，对于后者，老舍是抱着既有批判，又有同情的态度来写的，尽管有的带有悲剧意味，有的具有强烈的矛盾心理，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十分生动，表现了作者的矛盾心理。而对于前者，作者的鄙视和不屑的态度十分鲜明，传统文明在他们手中失落了，道德失范、价值混乱，主要体现在他们这些洋派的人物身上，尽管这种批判比较肤浅，也不免类型化的倾向，但中间包含了他对传统文明既是批判，又有失落感和对西方文明反思和愤激的心情。
C．“正派市民”（理想市民）形象系列：
主要有赵四（《老张的哲学》），赵景纯（《赵子曰》），李子荣（《二马》），丁二爷（《离婚》）等。
这类形象，常常体现老舍倾向传统的道德观。老舍往往在对新派市民的描写中表现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变异与分裂，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这种理想就表现在他所塑造的理想市民身上。当然主要目的是为了探寻一条中国文化转型的出路，因此文化批判和文化选择就带上了一定的启蒙主义色彩，这一点也可以跟鲁迅进行比较。
老舍对理想市民的塑造，就文化立场而言，是建立在传统的道德观基础上的。一般表现为“侠客兼实干家”的形象。锄暴安良的侠客（《老张的哲学》中的王德、《四世同堂》中的钱吟秋等），身上带有中国文化的道德力量（如《四世同堂》中的天佑太太、韵梅的形象。）民族骨气和操守，成为老舍理想的化身。
关于老舍笔下的老派市民形象和新派市民形象的用意，其内涵则在于他们寄托着老舍的一种理想，是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变迁与分裂的图景时，在对老派市民和新派市民都失望之后，仍然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的结果，他希望这些"侠客兼实干家"的正派市民能为社会锄害，从而既使他的作品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也使作品变得更有思想启发意义。当然，这也正说明了作者思想上的平庸和幼稚。
D．“城市贫民”形象系列：
主要有洋车夫祥子、老马、妓女小福子（《骆驼祥子》），老巡警（《我这一辈子》），拳师沙子龙（《断魂枪》），洋车夫小崔、剃头匠孙七（《四世同堂》），艺人方宝庆（《鼓书艺人》）等。
这个形象系列集中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之间的深刻联系。
在这个形象系列中，同样也贯穿了作者批判、排拒资本主义文明的主题。《月牙儿》中表现母女两代烟花女子的生活，是两种文化观念的悲剧。母亲的“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的生活经验与女儿“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的新潮观念的矛盾，是不同文化在同一环境中的演绎。但最终作者表现的结局，是女儿新潮理论的破产，向母亲靠拢。这样，老舍对西方文明中的所谓个性解放做出了他自己的独特的判断。——在没有生存权的社会中，穷人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爱情就只能是买卖。女儿的悲剧表明了作者对西方文明的批判。而贫民形象的内涵，一方面贯穿着作者批判和排斥西方文明，甚至包括"五四"以来时兴的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的主题，另一方面更是从城市文明病与人性的关系这一角度，体现了作者对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认识，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关注和同情。
分析《骆驼祥子》（注重祥子悲剧的多重含义）
在过去的一般评论中，祥子三起三落的命运，是作为一个小生产者想实现自己并不过分的理想，反映了他淳朴、安分的生活理想，但在社会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悲剧，是社会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到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黑暗图景。
但如果更深入一步进入到文化分析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破产了的农民不断在城市中市民化，进而被抛入流氓无产者的行列，并不断经历精神的毁灭。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城市文明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样子的命运就是一个来自农村的淳朴青年在现代城市文明中经历的道德堕落和心灵腐蚀的悲剧。樊骏在《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中就明确谈到“祥子被剥夺的，不仅是车子、积蓄，还有作为劳动者的美德，还有奋发向上的生活意志和人生目的”。小说中重点表现的是他“精神上的毁灭”，是人物身心受到摧残和折磨。
这是老舍“批判国民性弱点”总主题的集中表现。
祥子的形象是一个个人奋斗者的形象，他在不断的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为金钱所腐蚀，因此他才会形成自身固有的缺点：不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要赚钱，（P79），因此也就孤独、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一步一步走向堕落的深渊。对于祥子来说，他所处的环境是人伦畸形的环境，人和车厂——虎妞；大杂院——二强子；白房子——小福子；构成祥子生活轨迹的每个点，而每个变态的人伦和人性扭曲，都使得祥子不断向地狱靠近，最终他只有沉沦，只有彻底地在放纵和堕落中完成自身的最终命运。
实际上，老舍在作品中是从两个侧面表现他的文化审视的，那就是城市文明中的“欲望”——情欲、财产贪欲；和城市中的人伦关系中的“丑恶”——自私、贪婪、麻木、变态……因而表现了作者对城市文明给人性带来伤害的忧虑。
掌握的要点在于"城与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城市文明病与人性的"冲突"。在老舍看来，祥子的悲剧在于病态的城市文明对人性的伤害，因而在这部小说中，老舍又正是通过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因此，作者在批判的同时，又试图?从道德审视"的角度对现代文明病的病源进行了探讨。
Ⅱ 从文化分析角度举例分析老舍小说中市民形象
在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庸人俗气;既集中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的各种特质,又活生生的凸现着我们民族的时代个性。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形象是丰富多样的，仅《四世同堂》一部作品，就包括了教员、校长、商家、车夫、棚匠、司机、江湖医生、唱戏的、说相声的、打鼓儿的、窝脖儿的、剃头的、看坟的、巡警、流氓、妓女、汉奸、特务等四五十类，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王国。他笔下的人物没有太浓的“洋”味，没有张天翼作品中的包氏父子那样燃烧着往上爬的欲火，他笔下的人物也不全是“俗”味，不象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那样苟且偷生。他笔下的市民形象一方面受礼教、家风、古训的束缚，爱面子、讲礼节、谦恭随和、古道热肠，另一方面是受混乱时世的影响而中庸守旧、安贫乐命、点头哈腰、圆滑混世。可以说，在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庸人俗气；既集中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的各种特质，又活生生的凸现着我们民族的时代个性。
不同的市民形象体现着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与判断，在他的笔下有“旧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和“底层市民形象”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
“旧派市民形象”，即那些尚保留着东方封建传统美德的温顺、善良、讲礼节，但又极端保守自私、因循苟且的“老中国的儿女”们。③这是老舍市民形象中塑造得最成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个系列。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然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包袱。他们几乎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古老文化的代表，或者说是这种宽厚却保守，热诚而麻木的中庸性格的“代表”。因此,他们也是老派的市民人物。
Ⅲ 老舍作品中的老市民形象人物都有哪些
老舍先生作品中老派市民有: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牛老四<牛天赐传>、祁老太爷<四世同堂>等等。
Ⅳ 能否帮我找找有关:"论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的材料
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
内容提要：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老舍为我们留下了众多优秀的作品，而尤其让我们关注的就是他作品中那些与我们非常贴近的市民形象。
这一特殊的对象世界，既形成了他的创作个性，也成了他不倦写作的动力，因此也是我们研究了解老舍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旨在探讨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的类别。
老舍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一位有重要贡献的作家。他以独特的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而成为人所共知的“人民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他善于通过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朴素描写，借助平凡琐碎的生活细节，表现生活本身内在的巨大力量和丰富内涵。老舍笔下所塑造的人物，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可以见到的，他们在平淡之中演绎着悲剧或喜剧，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艺术上的享受。
老舍,满族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生在北京城的一个贫苦市民家里。父亲是满清皇城的一名护军，一家七口就靠父亲的一点微薄收入过着困苦的日子。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父亲阵亡，从此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便落到母亲肩上，母亲靠给人缝洗衣裳和在小学里当佣工勉强维持生活,那时老舍还不到两岁。可以说，正是这种遭遇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道路。
老舍生活在下层劳动人民之中,下层劳动者的苦难，他感同身受；他们的愿望，他体会得最为深切。他不仅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而且了解他们的生活“心态”。他作为苦难大众的一员承受着这种苦难生活对他身心的磨难，这种非人道的不公平的现实激起了他对那些受屈辱受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和对上层社会的反抗。他只有拿起手中的笔抒发心中的不平之鸣,说说劳苦大众的心声。
他十九岁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之后，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的圈子内，由小学校长到中学校长，到大学教授和著名作家。但他与下层劳动者在精神上情感上建立起来的联系，并没有因为地位的长高而中断，反而因为思想认识的提高和阅历的增长，他对下层社会看得更清，理解得更深，他的笔触也更深入到下层社会，代受屈辱者鸣不平。
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老舍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饱受帝国主义迫害和封建势力压迫的老舍，一旦接触到反帝反封的呼声，埋藏在他心底的反抗的种子便立即萌芽、生长。他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①这两种认识就成为了老舍长期的基本思想和感情的基础，也是他进行创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出发点。
1925年，老舍开始正式进行创作,那时他正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在伦敦的五年里，他写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长篇，都是写一般市民的生活，写这些市民的遭遇、梦想、挣扎和相互的倾轧。作品透过这些市民生活，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到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封建帝制虽然已经被推翻了，而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却并没有解决，中国依然没有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中解脱出来。老舍揭开他所最熟悉的城市下层社会的一角，让人们亲眼看到了那些血淋淋的生活现实。。
1930年老舍回到了国内,他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从事文学教育工作,但仍然利用寒暑假时间写出了长篇小说《大明湖》(此稿在商务印书馆付排时被“一?二八”大火焚毁)、《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短篇小说《黑白李》、《微神》等。如果说他二十年代的作品都具有悲剧色彩的话，那么他三十年代的作品则大多是写的悲剧。他在三十年代的作品中更加深入地解剖了中国社会，解剖各类市民人物的心灵，解剖我们民族精神在时代上的缺陷和造成这种种缺陷的根源。②
中国的市民阶层，就其成员来说，主要包括小业主、小商贩、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无业游民、家庭妇女和中小知识分子等。由于中国的近现代都市（除东南沿海的一此通商口岸），大部分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胎盘上形成的，因而具有较浓厚的封建主义性质的传统文化。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与商品的大量倾销和西方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急遽侵入，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对抗与渗透中，现代都市社会特别是沿海商埠的经济结构与文化观念都发生了变异、带有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所以中国市民阶层中的小业主、小商贩等，很难象欧洲那样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前身；而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等，也与无产阶级有区别。再加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的，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市民阶层也就很少感受到轰轰烈烈、蓬勃向上的革命气氛，较少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故其觉醒也就比较缓慢。凡此种种，均造成了市民性格中的落后、保守、软弱、妥协等弱点。这些弱点，在老舍所塑造的市民人物形象身上，均有所体现，并且他也对此作了一定的揭示、批判和嘲讽，老舍对他们的审美关照不是从抽象的认识和理论的观念出发，而是来自于对市民阶层生活的实际体验。
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形象是丰富多样的，仅《四世同堂》一部作品，就包括了教员、校长、商家、车夫、棚匠、司机、江湖医生、唱戏的、说相声的、打鼓儿的、窝脖儿的、剃头的、看坟的、巡警、流氓、妓女、汉奸、特务等四五十类，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王国。他笔下的人物没有太浓的“洋”味，如张天翼作品中的包氏父子那样燃烧着往上爬的欲火，他笔下的人物也不全是“俗”味，如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那样苟且偷生。他笔下的市民形象一方面受礼教、家风、古训的束缚，爱面子、讲礼节、谦恭随和、古道热肠，另一方面是受混乱时世的影响而中庸守旧、安贫乐命、点头哈腰、圆滑混世。可以说，在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庸人俗气；既集中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的各种特质，又活生生的凸现着我们民族的时代个性。
不同的市民形象体现着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与判断，在他的笔下有“旧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和“底层市民形象”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
“旧派市民形象”，即那些尚保留着东方封建传统美德的温顺、善良、讲礼节，但又极端保守自私、因循苟且的“老中国的儿女”们。③这是老舍市民形象中塑造得最成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个系列。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然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包袱。他们几乎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古老文化的代表，或者说是这种宽厚却保守，热诚而麻木的中庸性格的“代表”。因此,他们也是老派的市民人物。
早在1929年于英国写成的小说《二马》中，老舍就塑造了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马则仁。他“一辈子不但没有用过他的脑子，就是他的眼睛也从来没有一回盯在一件东西上看三分钟。”他的人生哲学就是“好歹活着”，至于活着是为了什么？除了作官、娶妻、生子，别的他就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角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只不过阿Q 是个生活在封建落后的中国农村的孤儿，而老马则是在大英帝国继承了遗产的富裕华侨。其实，将老马放在异国情景之下去刻划，更突出了中西文化对照之下这种“国民性”的荒谬之处。
最引人注目的是《离婚》中的张大哥，他不但以其市民性格特征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某些本质特征，而且也以他与黑暗的旧社会市俗人情的相通，以他与腐败官僚机构的相通，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弊病。张大哥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的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发生变化。他待人处事的原则是：“凡是经小筛子一筛，永远不会走到极端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佬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样式和风格。”④不论对什么人，他都不说一句伤人的话，因为在他看来，骂一句人都是有负于礼教的。而最后他的儿子却因“共产党”的嫌疑而被捕，他只有绝望的哀叹：“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这个财政所的庶务科长可以算做他生活圈子的显微镜兼天平。他有一套等同日用网络全书的生活经验，被同僚和朋友视为常识的结晶。他什么都懂都会，走到哪里人缘都好，所以自叹“有宰相之才，没有宰相之命”。通过这一系列典型情节，作家所揭示的是张大哥的聪明才智并不是什么大智，而是市民性格中为了维护自身的私利，使自已能够在夹缝中求得尽可能平安无事的生存的一种本能，是庸人的小聪明。
《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古老文化的精髓。他怯弱的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于当日本人侵略军占领北平时，在他看来只要准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逢凶化吉。都快要当亡国奴了，他还在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北平人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也是一个平头百姓，可心里却总不忘把人严格的划分尊卑贵贱，忠诚而真实的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他对来抄家的便衣微笑、鞠躬、和蔼的领收“训示” ；他非常同情邻居钱默吟受日军凌辱的遭遇，但又怕连累自己而不敢去探望一下这个老朋友。他的性格特征就是懦弱、拘谨、苟安，这是作者最熟悉的一种性格，是老马先生、张大哥那一类型的延续。
在这些人身上，老舍所提示的是一种深刻的多重悲哀，阻止社会进步的障碍并不是来自于个别人的道德败坏或恶劣品质，而是一种弥漫与渗透于整个社会和民族肌体的习惯。相反，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每一个人的品质都是无可指责的。无论是马则仁和张大哥，还是祁老人、赵姑母，大都是诚笃忠厚或热情仗义。他们本身是此类观念所铸造的“合模主义者”而又不自知，已是一种双重的悲哀，而他们却还要用此类观念去浇铸别人（如张大哥）、去辱没国格（马则仁）与凋蔽民族经济的时候，这就构成了三重悲哀。⑤通过这一系列形象的塑造，老舍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要医治民族的痼疾，除了政治与经济的变革外，还必须有一场文化心理的革命，而且要使它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完成。
“新派市民形象”就整体而言写的不如旧派丰满，但也有许多成功的形象，它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老舍理想中的“国民楷模”。老舍虽然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但却并没有忘记理想人格的构建。老舍在接受了一部分西方文化观念之后，看到了英国文化比中国文化要先进的多，很自然的将其人格理想寄植在他所认同的西方观念中。他认为“一个中国人能象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他就是以英国国民为参照塑造了李景纯、李子荣这样的青年。李景纯有知识、有理想、有爱国热情，也有为国捐躯的精神。情急之时，他以刺杀军阀的行动试图来警醒国民。李子荣可以说是李景纯的信从者和遗愿的实际继承者。他是一个用英国现代科学知识、民主理想和独立精神武装起来的现代青年，具有现代青年所应具有的优秀品质：独立、务实、求真、敬业、爱国，有美好的理想，有脚踏实地的行动。这些理想人物都是以侠义行动为贫民百姓除害而获得了团圆式的大结局。这些形象背后都隐藏着“儒侠身兼”的背影。一方面，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忧时伤世”的儒学心态与“内圣外一”的“士”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介入社会解决问题的方式大都采取“侠义”之举――剑客式的行刺与自我牺牲。如果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政治理想，那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正是他们以献身来完成自已人格的心理模式。⑥老舍在“童年――少年期”审美观中对侠义英雄的欣赏构成了他的市民文化中的这样一种“忠义观”。他所刻划的这类人物也正反映了他的人生理想，也反映了老舍真诚、天真的一面，反映他在对现实的批判方面缺乏真正的深刻性。
第二类是老舍先生含着泪鞭挞的“过渡人”形象，如《离婚》中的老李，《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等。他们也都是接受过新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上都瞻望未来，但情感上却仍身陷过去的泥潭而难以自拔。老李的形象，可以理解为张大哥形象的补充，他思考精密细腻，靠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他从不过问别人的事，他追求一种神秘的“诗意”，渴望“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情热象一首诗，愉快象一些音乐，贞纯象个天使”；他厌恶张大哥他们那中等阶级的热闹与无聊，以自己灵魂深处有“贵族气”为高超；他也很想在灰色的生活中寻找一些刺激，哪怕做个悲剧式的人物……但归根结底，老李毕竟是老李，他虽然不是一个卑琐的市井小人，却连离婚的勇气都没有。祁瑞宣接受过现代教育，具有某些现代意识，但他毕竟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家族的长孙，因此当民族敌人侵入家门、家乡沦陷的严峻关头，他却陷入了尽忠还是尽孝的两难矛盾。虽然他最后还是“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但从这个爱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忧郁到斗争的性格发展史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过程。这类人物有些类似于巴金的《家》中的高觉新，他们作为一个饱蕴着情感矛盾的“过渡人”出现在老舍的笔下，其历史背景又正是中国市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过渡，便有了特定时代的丰富内涵。
第三类人物是“洋派”与“新派”的市井无赖，他们生长于封建宗法、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却又沾染了许多西方的坏毛病，集中西糟粕于一身。《离婚》里的张天真就是此类人物：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装。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小报，不知道国事，却专记影戏院的广告。总之，这是一个新潮而又浅薄的角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也是这一类的被嘲讽的“洋青年”，不过更可耻的是在他的洋味中又带有汉奸味。他原本不过是一个贪图享受的无聊小人，北平沦陷之后，他便受不了困苦生活的煎熬，甘心充当一个连敌人看都不看的小小帮凶。这些人物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而丧失了人格。老舍在对他们无情的嘲讽中昭示着世人，这些“假洋鬼子”就是我们改革的最危险的敌人。
“底层市民形象”是老舍作品中人数最多、读者也最熟悉的一个系列，在老舍的市民系列中占有显著的位置。《骆驼祥子》就是一部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代表作，它成功而且真实的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划为社会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谋生，他把买一辆自己的车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幻想着凭自己的劳动换取安稳的生活，然而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老舍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军阀和官僚统治对他的一次又一次的欺压与迫害，使他最后堕落成一个从肉体到灵魂都散发着腐烂气味的无业游民。同时，作家也揭示和批判了他自身所固有的缺陷。他不合群、自私、死命要赚钱，不得哥们儿，这就决定了他的孤独与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老舍选取他们而不是一般的窝囊废作主人公有两方面的用意：一是一般人认为他们这类人是构成市民社会的基本因素；另一方面，正是他们为温饱而奋斗的惨败深刻地提示了这个社会已没有希望和小生产者“个人奋斗”之路的不通。当然，随着老舍世界观的变化，他笔下的这类人物终于不再全是这种“绝望型”的人物了，而是在艰难时世中不断的成长起来的觉悟者。在《四世同堂》里，作者不仅歌颂了这些“低贱者”的传统美德，还表彰了他们的义烈行为，如车夫小崔拒绝给汉奸拉车，剃头匠孙七被活埋时大声痛斥汉奸，并进一步写他们加入了抗日的行列，如程长顺的觉悟，棚匠刘师傅的出走等。在这当中还有一类就是“悍妇类”的虎妞和“娼妓类”的小福子等女性悲剧人物，尤其是《月牙儿》中母女两代为娼的故事。其实，老舍，不仅仅是用他的笔在写这些下层人民的苦难，更是要追究出这些穷苦人物生活和生命的根源。
在老舍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这样三种势力在残酷地摧残着中国人民，尤其是下层劳动者：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一种国民精神和民族心理上的病态；二是中国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因袭的封建思想，禁锢了人们的智慧和能动性；三是当前黑暗制度给广大人民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造成的损害。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具有光荣传统的古老民族，她的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曾放射过灿烂的异彩，然而，三方面的势力，却给我们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得不到解脱。因此，老舍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就一直把改造国民精神作为他创作的一个重大课题。
市民形象在老舍小说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本文涉及到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许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即便如此，我想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领悟到：老舍的作品之所以深入人心并走向世界，与他作品中所塑造的那些鲜明的市民形象具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鲁迅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在于他以传神的笔触画出了国人的灵魂，那么，老舍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则在于“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所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贫民这个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引进艺术的领域，并获得了成功”。⑦
http://www.lun-wen.net/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470
Ⅳ 老舍小说中的人物
舍作品作者我构筑丰富独具特色市民世界世界通三类形象构:派市民、新派市民、派市民
A.派市民形象系列:
主要马(《二马》)张哥(《离婚》)牛四(《牛赐传》)祁太爷、祁佑、祁瑞宣(《四世同堂》)等
舍市民形象系列表现深刻功形象类形象特点:虽城市乡土部城市乡所说城/乡户籍概念表明身文化符号城市乡村理论说代表着现代保守所虽城市文化本性并没城市化说并没接受城市现代观念影响固执延续着乡土传统观念身负载着沉重封建宗思想包袱态度式都旧派保守闭塞
《二马》马奴才式物迷信、庸、马虎、懒散且……物身表现阿Q相近品格(注意鲁迅比较:乡村/城市;彻底否定甚至偏激/温、批判、眷恋;风俗画/全位)
《离婚》张哥知足认命墨守陈规翼翼要保住自康害怕切变使命职责做媒反离婚认离婚既秩序破坏事业调矛盾凑合着种由婚姻观念延伸哲理文化观念封闭自足失败实际循保守庸哲破产及想顺应命悲剧
《四世同堂》祁太爷身集北京市民文化精髓怯懦避政治与切纷争甚至本打北京堵自家院门准备粮食咸菜;依准备;依忘礼节;(P74)逢节要节遇要祭祖没奢望要求消消停停愁吃穿高理想安度晚全家太平甚至笑认本侵略看卢沟桥狮本占便宜
应该注意教材提《四世同堂》祁瑞宣属于派市民形象点形象跟巴金《家》间觉新形象比较类似虽龄知识结构已经派同由于家庭角色身份同(房孙)承担家庭重任决定性格包容较传统往往身体现种尖锐矛盾表现现代意识传统思想困扰难刻能够意识尽力责任忍辱偷鼓励支持弟弟走投入抗斗争自却能同行留尽孝象新旧文化钟摆必须左右摆匀才能使刻进行平稳准确祁瑞宣矛盾痛苦尽忠尽孝二者能兼本质内深处文化冲突能徘徊矛盾苟且偷
于些派市民形象作者主要通揭示物精神病态批判传统文化落性写些弱点社变革改造历史进程
作者于态度体现传统文明批判种批判主要表现我民族保守、落、封闭态度式批判民性弱点揭露批判舍批判态度鲁迅同没鲁迅偏执锋芒毕露激进追赶潮流同西资本主义文明抱着种非谨慎甚至排斥态度
B.新派市民形象系列:
主要张真(《离婚》)兰山、丁约翰、祁瑞丰、冠招娣(《四世同堂》)等
于新派物描写主要写其虚荣、浅薄、堕落蕴涵着西文明包括西文明包括五四引进新潮所进行反思与批评;作者类形象描写采用漫画化讽刺于类形象作者讽刺意味十浓重
与作者派市民态度同于者舍抱着既批判同情态度写尽管带悲剧意味具强烈矛盾理物性格理十表现作者矛盾理于前者作者鄙视屑态度十鲜明传统文明手失落道德失范、价值混乱主要体现些洋派物身尽管种批判比较肤浅免类型化倾向间包含传统文明既批判失落西文明反思愤激情
C.派市民(理想市民)形象系列:
主要赵四(《张哲》)赵景纯(《赵曰》)李荣(《二马》)丁二爷(《离婚》)等
类形象体现舍倾向传统道德观舍往往新派市民描写表现城市资本主义化程所产文化变异与裂并没放弃自理想追求种理想表现所塑造理想市民身主要目探寻条文化转型路文化批判文化选择带定启蒙主义色彩点跟鲁迅进行比较
舍理想市民塑造文化立场言建立传统道德观基础般表现侠客兼实干家形象锄暴安良侠客(《张哲》王德、《四世同堂》钱吟秋等)身带文化道德力量(《四世同堂》佑太太、韵梅形象)民族骨气操守舍理想化身
关于舍笔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用意其内涵则于寄托着舍种理想舍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程所产文化变迁与裂图景派市民新派市民都失望仍放弃理想追求结希望些"侠客兼实干家"派市民能社锄害既使作品能"团圆"结局使作品变更思想启发意义说明作者思想平庸幼稚
D.城市贫民形象系列:
主要洋车夫祥、马、妓福(《骆驼祥》)巡警(《我辈》)拳师沙龙(《断魂枪》)洋车夫崔、剃匠孙七(《四世同堂》)艺宝庆(《鼓书艺》)等
形象系列集体现舍与层民间深刻联系
形象系列同贯穿作者批判、排拒资本主义文明主题《月牙》表现母两代烟花两种文化观念悲剧母亲肚饿真理经验与恋神圣、婚姻自由新潮观念矛盾同文化同环境演绎终作者表现结局新潮理论破产向母亲靠拢舍西文明所谓性解放做自独特判断--没存权社穷处于饥饿状态候情能买卖悲剧表明作者西文明批判贫民形象内涵面贯穿着作者批判排斥西文明甚至包括"五四"兴西资产阶级性解放思潮主题另面更城市文明病与性关系角度体现作者二三十代城市社认识层劳民关注同情
析《骆驼祥》(注重祥悲剧重含义)
般评论祥三起三落命运作产者想实现自并理想反映淳朴、安理想社现实实现悲剧社造意义看二三十代城市社黑暗图景
更深入步进入文化析我难发现破产农民断城市市民化进抛入流氓产者行列并断经历精神毁灭意义我进步考察城市文明与性间关系命运自农村淳朴青现代城市文明经历道德堕落灵腐蚀悲剧樊骏《论〈骆驼祥〉现实主义》明确谈祥剥夺仅车、积蓄作劳者美德奋发向意志目说重点表现精神毁灭物身受摧残折磨
舍批判民性弱点总主题集表现
祥形象奋斗者形象断城市化程断金钱所腐蚀才形自身固缺点: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要赚钱(P79)孤独、脆弱、终完全向命运屈服步步走向堕落深渊于祥说所处环境伦畸形环境车厂--虎妞;杂院--二强;白房--福;构祥轨迹每点每变态伦性扭曲都使祥断向狱靠近终沉沦彻底放纵堕落完自身终命运
实际舍作品两侧面表现文化审视城市文明欲望--情欲、财产贪欲;城市伦关系丑恶--自私、贪婪、麻木、变态……表现作者城市文明给性带伤害忧虑
掌握要点于"城与"关系说城市文明病与性"冲突"舍看祥悲剧于病态城市文明性伤害部说舍通力车夫(祥)眼光看待城市作者批判同试图?道德审视"角度现代文明病病源进行探讨
Ⅵ 老舍中的市民形象分析
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
老舍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一位有重要贡献的作家。他以独特的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而成为人所共知的“人民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他善于通过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朴素描写，借助平凡琐碎的生活细节，表现生活本身内在的巨大力量和丰富内涵。老舍笔下所塑造的人物，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可以见到的，他们在平淡之中演绎着悲剧或喜剧，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艺术上的享受。
老舍,满族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生在北京城的一个贫苦市民家里。父亲是满清皇城的一名护军，一家七口就靠父亲的一点微薄收入过着困苦的日子。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父亲阵亡，从此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便落到母亲肩上，母亲靠给人缝洗衣裳和在小学里当佣工勉强维持生活,那时老舍还不到两岁。可以说，正是这种遭遇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道路。
老舍生活在下层劳动人民之中,下层劳动者的苦难，他感同身受；他们的愿望，他体会得最为深切。他不仅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而且了解他们的生活“心态”。他作为苦难大众的一员承受着这种苦难生活对他身心的磨难，这种非人道的不公平的现实激起了他对那些受屈辱受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和对上层社会的反抗。他只有拿起手中的笔抒发心中的不平之鸣,说说劳苦大众的心声。
他十九岁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之后，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的圈子内，由小学校长到中学校长，到大学教授和著名作家。但他与下层劳动者在精神上情感上建立起来的联系，并没有因为地位的长高而中断，反而因为思想认识的提高和阅历的增长，他对下层社会看得更清，理解得更深，他的笔触也更深入到下层社会，代受屈辱者鸣不平。
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老舍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饱受帝国主义迫害和封建势力压迫的老舍，一旦接触到反帝反封的呼声，埋藏在他心底的反抗的种子便立即萌芽、生长。他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①这两种认识就成为了老舍长期的基本思想和感情的基础，也是他进行创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出发点。
1925年，老舍开始正式进行创作,那时他正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在伦敦的五年里，他写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长篇，都是写一般市民的生活，写这些市民的遭遇、梦想、挣扎和相互的倾轧。作品透过这些市民生活，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到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封建帝制虽然已经被推翻了，而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却并没有解决，中国依然没有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中解脱出来。老舍揭开他所最熟悉的城市下层社会的一角，让人们亲眼看到了那些血淋淋的生活现实。。
1930年老舍回到了国内,他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从事文学教育工作,但仍然利用寒暑假时间写出了长篇小说《大明湖》(此稿在商务印书馆付排时被“一?二八”大火焚毁)、《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短篇小说《黑白李》、《微神》等。如果说他二十年代的作品都具有悲剧色彩的话，那么他三十年代的作品则大多是写的悲剧。他在三十年代的作品中更加深入地解剖了中国社会，解剖各类市民人物的心灵，解剖我们民族精神在时代上的缺陷和造成这种种缺陷的根源。②
中国的市民阶层，就其成员来说，主要包括小业主、小商贩、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无业游民、家庭妇女和中小知识分子等。由于中国的近现代都市（除东南沿海的一此通商口岸），大部分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胎盘上形成的，因而具有较浓厚的封建主义性质的传统文化。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与商品的大量倾销和西方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急遽侵入，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对抗与渗透中，现代都市社会特别是沿海商埠的经济结构与文化观念都发生了变异、带有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所以中国市民阶层中的小业主、小商贩等，很难象欧洲那样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前身；而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等，也与无产阶级有区别。再加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的，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市民阶层也就很少感受到轰轰烈烈、蓬勃向上的革命气氛，较少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故其觉醒也就比较缓慢。凡此种种，均造成了市民性格中的落后、保守、软弱、妥协等弱点。这些弱点，在老舍所塑造的市民人物形象身上，均有所体现，并且他也对此作了一定的揭示、批判和嘲讽，老舍对他们的审美关照不是从抽象的认识和理论的观念出发，而是来自于对市民阶层生活的实际体验。
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形象是丰富多样的，仅《四世同堂》一部作品，就包括了教员、校长、商家、车夫、棚匠、司机、江湖医生、唱戏的、说相声的、打鼓儿的、窝脖儿的、剃头的、看坟的、巡警、流氓、妓女、汉奸、特务等四五十类，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王国。他笔下的人物没有太浓的“洋”味，如张天翼作品中的包氏父子那样燃烧着往上爬的欲火，他笔下的人物也不全是“俗”味，如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那样苟且偷生。他笔下的市民形象一方面受礼教、家风、古训的束缚，爱面子、讲礼节、谦恭随和、古道热肠，另一方面是受混乱时世的影响而中庸守旧、安贫乐命、点头哈腰、圆滑混世。可以说，在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庸人俗气；既集中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的各种特质，又活生生的凸现着我们民族的时代个性。
不同的市民形象体现着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与判断，在他的笔下有“旧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和“底层市民形象”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
“旧派市民形象”，即那些尚保留着东方封建传统美德的温顺、善良、讲礼节，但又极端保守自私、因循苟且的“老中国的儿女”们。③这是老舍市民形象中塑造得最成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个系列。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然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包袱。他们几乎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古老文化的代表，或者说是这种宽厚却保守，热诚而麻木的中庸性格的“代表”。因此,他们也是老派的市民人物。
早在1929年于英国写成的小说《二马》中，老舍就塑造了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马则仁。他“一辈子不但没有用过他的脑子，就是他的眼睛也从来没有一回盯在一件东西上看三分钟。”他的人生哲学就是“好歹活着”，至于活着是为了什么？除了作官、娶妻、生子，别的他就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角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只不过阿Q 是个生活在封建落后的中国农村的孤儿，而老马则是在大英帝国继承了遗产的富裕华侨。其实，将老马放在异国情景之下去刻划，更突出了中西文化对照之下这种“国民性”的荒谬之处。
最引人注目的是《离婚》中的张大哥，他不但以其市民性格特征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某些本质特征，而且也以他与黑暗的旧社会市俗人情的相通，以他与腐败官僚机构的相通，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弊病。张大哥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的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发生变化。他待人处事的原则是：“凡是经小筛子一筛，永远不会走到极端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佬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样式和风格。”④不论对什么人，他都不说一句伤人的话，因为在他看来，骂一句人都是有负于礼教的。而最后他的儿子却因“共产党”的嫌疑而被捕，他只有绝望的哀叹：“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这个财政所的庶务科长可以算做他生活圈子的显微镜兼天平。他有一套等同日用网络全书的生活经验，被同僚和朋友视为常识的结晶。他什么都懂都会，走到哪里人缘都好，所以自叹“有宰相之才，没有宰相之命”。通过这一系列典型情节，作家所揭示的是张大哥的聪明才智并不是什么大智，而是市民性格中为了维护自身的私利，使自已能够在夹缝中求得尽可能平安无事的生存的一种本能，是庸人的小聪明。
《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古老文化的精髓。他怯弱的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于当日本人侵略军占领北平时，在他看来只要准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逢凶化吉。都快要当亡国奴了，他还在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北平人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也是一个平头百姓，可心里却总不忘把人严格的划分尊卑贵贱，忠诚而真实的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他对来抄家的便衣微笑、鞠躬、和蔼的领收“训示” ；他非常同情邻居钱默吟受日军凌辱的遭遇，但又怕连累自己而不敢去探望一下这个老朋友。他的性格特征就是懦弱、拘谨、苟安，这是作者最熟悉的一种性格，是老马先生、张大哥那一类型的延续。
在这些人身上，老舍所提示的是一种深刻的多重悲哀，阻止社会进步的障碍并不是来自于个别人的道德败坏或恶劣品质，而是一种弥漫与渗透于整个社会和民族肌体的习惯。相反，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每一个人的品质都是无可指责的。无论是马则仁和张大哥，还是祁老人、赵姑母，大都是诚笃忠厚或热情仗义。他们本身是此类观念所铸造的“合模主义者”而又不自知，已是一种双重的悲哀，而他们却还要用此类观念去浇铸别人（如张大哥）、去辱没国格（马则仁）与凋蔽民族经济的时候，这就构成了三重悲哀。⑤通过这一系列形象的塑造，老舍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要医治民族的痼疾，除了政治与经济的变革外，还必须有一场文化心理的革命，而且要使它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完成。
“新派市民形象”就整体而言写的不如旧派丰满，但也有许多成功的形象，它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老舍理想中的“国民楷模”。老舍虽然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但却并没有忘记理想人格的构建。老舍在接受了一部分西方文化观念之后，看到了英国文化比中国文化要先进的多，很自然的将其人格理想寄植在他所认同的西方观念中。他认为“一个中国人能象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他就是以英国国民为参照塑造了李景纯、李子荣这样的青年。李景纯有知识、有理想、有爱国热情，也有为国捐躯的精神。情急之时，他以刺杀军阀的行动试图来警醒国民。李子荣可以说是李景纯的信从者和遗愿的实际继承者。他是一个用英国现代科学知识、民主理想和独立精神武装起来的现代青年，具有现代青年所应具有的优秀品质：独立、务实、求真、敬业、爱国，有美好的理想，有脚踏实地的行动。这些理想人物都是以侠义行动为贫民百姓除害而获得了团圆式的大结局。这些形象背后都隐藏着“儒侠身兼”的背影。一方面，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忧时伤世”的儒学心态与“内圣外一”的“士”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介入社会解决问题的方式大都采取“侠义”之举――剑客式的行刺与自我牺牲。如果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政治理想，那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正是他们以献身来完成自已人格的心理模式。⑥老舍在“童年――少年期”审美观中对侠义英雄的欣赏构成了他的市民文化中的这样一种“忠义观”。他所刻划的这类人物也正反映了他的人生理想，也反映了老舍真诚、天真的一面，反映他在对现实的批判方面缺乏真正的深刻性。
第二类是老舍先生含着泪鞭挞的“过渡人”形象，如《离婚》中的老李，《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等。他们也都是接受过新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上都瞻望未来，但情感上却仍身陷过去的泥潭而难以自拔。老李的形象，可以理解为张大哥形象的补充，他思考精密细腻，靠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他从不过问别人的事，他追求一种神秘的“诗意”，渴望“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情热象一首诗，愉快象一些音乐，贞纯象个天使”；他厌恶张大哥他们那中等阶级的热闹与无聊，以自己灵魂深处有“贵族气”为高超；他也很想在灰色的生活中寻找一些刺激，哪怕做个悲剧式的人物……但归根结底，老李毕竟是老李，他虽然不是一个卑琐的市井小人，却连离婚的勇气都没有。祁瑞宣接受过现代教育，具有某些现代意识，但他毕竟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家族的长孙，因此当民族敌人侵入家门、家乡沦陷的严峻关头，他却陷入了尽忠还是尽孝的两难矛盾。虽然他最后还是“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但从这个爱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忧郁到斗争的性格发展史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过程。这类人物有些类似于巴金的《家》中的高觉新，他们作为一个饱蕴着情感矛盾的“过渡人”出现在老舍的笔下，其历史背景又正是中国市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过渡，便有了特定时代的丰富内涵。
第三类人物是“洋派”与“新派”的市井无赖，他们生长于封建宗法、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却又沾染了许多西方的坏毛病，集中西糟粕于一身。《离婚》里的张天真就是此类人物：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装。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小报，不知道国事，却专记影戏院的广告。总之，这是一个新潮而又浅薄的角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也是这一类的被嘲讽的“洋青年”，不过更可耻的是在他的洋味中又带有汉奸味。他原本不过是一个贪图享受的无聊小人，北平沦陷之后，他便受不了困苦生活的煎熬，甘心充当一个连敌人看都不看的小小帮凶。这些人物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而丧失了人格。老舍在对他们无情的嘲讽中昭示着世人，这些“假洋鬼子”就是我们改革的最危险的敌人。
“底层市民形象”是老舍作品中人数最多、读者也最熟悉的一个系列，在老舍的市民系列中占有显著的位置。《骆驼祥子》就是一部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代表作，它成功而且真实的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划为社会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谋生，他把买一辆自己的车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幻想着凭自己的劳动换取安稳的生活，然而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老舍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军阀和官僚统治对他的一次又一次的欺压与迫害，使他最后堕落成一个从肉体到灵魂都散发着腐烂气味的无业游民。同时，作家也揭示和批判了他自身所固有的缺陷。他不合群、自私、死命要赚钱，不得哥们儿，这就决定了他的孤独与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老舍选取他们而不是一般的窝囊废作主人公有两方面的用意：一是一般人认为他们这类人是构成市民社会的基本因素；另一方面，正是他们为温饱而奋斗的惨败深刻地提示了这个社会已没有希望和小生产者“个人奋斗”之路的不通。当然，随着老舍世界观的变化，他笔下的这类人物终于不再全是这种“绝望型”的人物了，而是在艰难时世中不断的成长起来的觉悟者。在《四世同堂》里，作者不仅歌颂了这些“低贱者”的传统美德，还表彰了他们的义烈行为，如车夫小崔拒绝给汉奸拉车，剃头匠孙七被活埋时大声痛斥汉奸，并进一步写他们加入了抗日的行列，如程长顺的觉悟，棚匠刘师傅的出走等。在这当中还有一类就是“悍妇类”的虎妞和“娼妓类”的小福子等女性悲剧人物，尤其是《月牙儿》中母女两代为娼的故事。其实，老舍，不仅仅是用他的笔在写这些下层人民的苦难，更是要追究出这些穷苦人物生活和生命的根源。
在老舍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这样三种势力在残酷地摧残着中国人民，尤其是下层劳动者：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一种国民精神和民族心理上的病态；二是中国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因袭的封建思想，禁锢了人们的智慧和能动性；三是当前黑暗制度给广大人民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造成的损害。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具有光荣传统的古老民族，她的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曾放射过灿烂的异彩，然而，三方面的势力，却给我们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得不到解脱。因此，老舍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就一直把改造国民精神作为他创作的一个重大课题。
市民形象在老舍小说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本文涉及到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许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即便如此，我想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领悟到：老舍的作品之所以深入人心并走向世界，与他作品中所塑造的那些鲜明的市民形象具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鲁迅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在于他以传神的笔触画出了国人的灵魂，那么，老舍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则在于“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所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贫民这个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引进艺术的领域，并获得了成功”。⑦
参考资料:
1.<<老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老舍研究纵览>>天津教育出版社
3.<<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学林出版社 宋永毅著
4.<<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老舍专集)
5.<<老舍研究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注 释：
①见《“五四”给了我什么》
②见孟广来《三十年代老舍研究初探》
③见吴小美《市民社会灰色人物的灰色悲剧》
④见《老张的哲学》
⑤见《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
⑥同上
⑦见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意义》
Ⅶ 老舍小说中的“市民世界”主要包括哪几类人物他们各有什么特点
在老舍的作品中，作者为我们构筑了一个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市民世界”，这个“世界”又是通过三类形象来构成的：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正派市民。
A．“老派市民”形象系列：
主要有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牛老四（《牛天赐传》），祁老太爷、祁天佑、祁瑞宣（《四世同堂》）等。
这是老舍市民形象系列中表现得最为深刻和成功的形象。这类形象的特点是：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只是“乡土中国”的一部分，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乡下人”。这里所说的城里人/乡下人，不是他们的户籍概念，而是表明他们身上的文化符号。城市和乡村，从理论上说代表着现代和保守，所以有的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他的文化本性并没有城市化，也就是说并没有接受城市里的现代观念的影响，而固执地延续着乡土中国的传统观念。他们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的，保守而闭塞。
《二马》中的老马，是一个奴才式的人物，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生活得过且过……这个人物身上，表现出了和阿Q相近的品格。（注意和鲁迅的比较：乡村/城市；彻底否定甚至偏激/温和、批判、眷恋；风俗画/全方位）
《离婚》中的张大哥，知足认命，墨守陈规，他小心翼翼地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的“变”。他的使命和职责是“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因为他认为离婚就是对既有秩序的破坏，而他一生的事业就是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这种由婚姻观念而延伸出的人生哲理和文化观念就是封闭和自足。当然最后的失败，实际上也就是“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想顺应天命而不得的悲剧。
《四世同堂》中祁老太爷的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怯懦地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当日本人打到北京时，他也就是堵上自己家的院门，准备好粮食和咸菜；依然准备过生日；依然不忘“礼节”；（P74）“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没有什么奢望，只要求消消停停地过不愁吃穿的日子，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安度晚年和全家太平。甚至可笑地认为日本侵略是看上了卢沟桥的狮子，因为日本人爱占小便宜。
应该注意的是教材中提到的《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也属于老派市民形象这一点。这个形象跟巴金《家》中间的觉新的形象比较类似，他们虽然在年龄和知识结构上已经和老派的人不同了，但他们由于家庭的角色和身份的不同，（长房长孙），承担的家庭的重任决定了他们的性格中包容了较多的传统成分，因此往往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一种尖锐的矛盾，表现出了现代意识和传统思想的困扰。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能够意识到为国尽力的责任，但又不得不忍辱偷生，他鼓励和支持弟弟出走，去投入抗日斗争，但自己却不能同行，他得留下来“尽孝”。“他好象是新旧文化中的钟摆，他必须左右摆匀，才能使时刻进行得平稳准确”。祁瑞宣的矛盾和痛苦是在“尽忠”和“尽孝”二者不能兼得，而本质是他内心深处的文化冲突，因而只能在徘徊矛盾中苟且偷生。
对于这些“老派市民”形象，作者主要通过揭示人物的精神病态，批判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也写了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进程。
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是体现了对传统文明的批判。这种批判主要是表现出对我们民族保守、落后、封闭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批判，是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批判。但是老舍的批判态度和鲁迅不同，他没有鲁迅那样偏执和锋芒毕露，不激进，不追赶潮流，同时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是抱着一种非常谨慎甚至排斥的态度。
B．“新派市民”形象系列：
主要有张天真（《离婚》），兰小山、丁约翰、祁瑞丰、冠招娣（《四世同堂》）等。
对于新派人物的描写，主要写其虚荣、浅薄、堕落，蕴涵着对西方文明包括对西方文明包括五四后引进的新潮所进行的反思与批评；作者对这类形象的描写，采用的是漫画化，讽刺。因此，对于这类形象作者的讽刺意味十分浓重。
这与作者对老派市民的态度又不同，对于后者，老舍是抱着既有批判，又有同情的态度来写的，尽管有的带有悲剧意味，有的具有强烈的矛盾心理，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十分生动，表现了作者的矛盾心理。而对于前者，作者的鄙视和不屑的态度十分鲜明，传统文明在他们手中失落了，道德失范、价值混乱，主要体现在他们这些洋派的人物身上，尽管这种批判比较肤浅，也不免类型化的倾向，但中间包含了他对传统文明既是批判，又有失落感和对西方文明反思和愤激的心情。
C．“正派市民”（理想市民）形象系列：
主要有赵四（《老张的哲学》），赵景纯（《赵子曰》），李子荣（《二马》），丁二爷（《离婚》）等。
这类形象，常常体现老舍倾向传统的道德观。老舍往往在对新派市民的描写中表现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变异与分裂，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这种理想就表现在他所塑造的理想市民身上。当然主要目的是为了探寻一条中国文化转型的出路，因此文化批判和文化选择就带上了一定的启蒙主义色彩，这一点也可以跟鲁迅进行比较。
老舍对理想市民的塑造，就文化立场而言，是建立在传统的道德观基础上的。一般表现为“侠客兼实干家”的形象。锄暴安良的侠客（《老张的哲学》中的王德、《四世同堂》中的钱吟秋等），身上带有中国文化的道德力量（如《四世同堂》中的天佑太太、韵梅的形象。）民族骨气和操守，成为老舍理想的化身。
关于老舍笔下的老派市民形象和新派市民形象的用意，其内涵则在于他们寄托着老舍的一种理想，是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变迁与分裂的图景时，在对老派市民和新派市民都失望之后，仍然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的结果，他希望这些"侠客兼实干家"的正派市民能为社会锄害，从而既使他的作品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也使作品变得更有思想启发意义。当然，这也正说明了作者思想上的平庸和幼稚。
D．“城市贫民”形象系列：
主要有洋车夫祥子、老马、妓女小福子（《骆驼祥子》），老巡警（《我这一辈子》），拳师沙子龙（《断魂枪》），洋车夫小崔、剃头匠孙七（《四世同堂》），艺人方宝庆（《鼓书艺人》）等。
这个形象系列集中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之间的深刻联系。
在这个形象系列中，同样也贯穿了作者批判、排拒资本主义文明的主题。《月牙儿》中表现母女两代烟花女子的生活，是两种文化观念的悲剧。母亲的“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的生活经验与女儿“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的新潮观念的矛盾，是不同文化在同一环境中的演绎。但最终作者表现的结局，是女儿新潮理论的破产，向母亲靠拢。这样，老舍对西方文明中的所谓个性解放做出了他自己的独特的判断。——在没有生存权的社会中，穷人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爱情就只能是买卖。女儿的悲剧表明了作者对西方文明的批判。而贫民形象的内涵，一方面贯穿着作者批判和排斥西方文明，甚至包括"五四"以来时兴的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的主题，另一方面更是从城市文明病与人性的关系这一角度，体现了作者对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认识，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关注和同情。
分析《骆驼祥子》（注重祥子悲剧的多重含义）
在过去的一般评论中，祥子三起三落的命运，是作为一个小生产者想实现自己并不过分的理想，反映了他淳朴、安分的生活理想，但在社会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悲剧，是社会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到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黑暗图景。
但如果更深入一步进入到文化分析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破产了的农民不断在城市中市民化，进而被抛入流氓无产者的行列，并不断经历精神的毁灭。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城市文明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样子的命运就是一个来自农村的淳朴青年在现代城市文明中经历的道德堕落和心灵腐蚀的悲剧。樊骏在《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中就明确谈到“祥子被剥夺的，不仅是车子、积蓄，还有作为劳动者的美德，还有奋发向上的生活意志和人生目的”。小说中重点表现的是他“精神上的毁灭”，是人物身心受到摧残和折磨。
这是老舍“批判国民性弱点”总主题的集中表现。
祥子的形象是一个个人奋斗者的形象，他在不断的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为金钱所腐蚀，因此他才会形成自身固有的缺点：不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要赚钱，（P79），因此也就孤独、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一步一步走向堕落的深渊。对于祥子来说，他所处的环境是人伦畸形的环境，人和车厂——虎妞；大杂院——二强子；白房子——小福子；构成祥子生活轨迹的每个点，而每个变态的人伦和人性扭曲，都使得祥子不断向地狱靠近，最终他只有沉沦，只有彻底地在放纵和堕落中完成自身的最终命运。
实际上，老舍在作品中是从两个侧面表现他的文化审视的，那就是城市文明中的“欲望”——情欲、财产贪欲；和城市中的人伦关系中的“丑恶”——自私、贪婪、麻木、变态……因而表现了作者对城市文明给人性带来伤害的忧虑。
掌握的要点在于"城与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城市文明病与人性的"冲突"。在老舍看来，祥子的悲剧在于病态的城市文明对人性的伤害，因而在这部小说中，老舍又正是通过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因此，作者在批判的同时，又试图?从道德审视"的角度对现代文明病的病源进行了探讨。
Ⅷ 老舍小说中老派市民有哪些特征，如何体现他文化批判的意图
请你参考下面的一篇文章，你会找到你需要的结果，如果你不愿意总结，我可以帮你，但是你需要追问一下。
可爱又可恨的“老中国儿女们”
——试论老舍长篇小说中“老派市民” 系列形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始终坚持用作品来关注“城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在他的长篇小说作品中，这一点表现得相当地突出。
老舍一生笔耕不辍，他执着地专注于描写“城与人”的关系，用自己丰厚的创作构筑了一个广阔的“市民世界”，几乎包罗了旧中国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对于生活在老北京这座文化古城中的普通中下市民阶层命运、心理与思想的展现，更是他这种创作关注点在文学上的成功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同是表现人物形象的创作，二三十年代的主流文学惯于采用“阶级”视角；而老舍却独辟蹊径，采用的是“文化”的视角，因为在他的眼中，“文化”才是划分“人”最重要因素，所以他坚持用“文化”的视角来表现“市民世界”。因此在他的长篇小说作品中，“他始终用‘文化’来分割人的世界，他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下的世故人情、作为‘城’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的‘文化’蜕变。”[1]这种创作视点决定了老舍的对“市民世界”的表现是在“文化”批判视野中展开的，而这富有独创性的创作模式的成功，更是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2]
在老舍的长篇小说作品中，他文学地再现了“乡土中国”社会在现代性变革中城市中下市民阶层的命运、心理与思想，而且还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老舍将他所熟悉的老北京中下市民社会作为作品的表现对象，作品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丰富而完整的市民社会的生活图景。因此，要想理解、把握老舍的创作成就，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创作成就，关键之处应该是要理解、把握好他笔下的“人”，即笔下的“市民世界”。在老舍用作品所建构的“市民世界”中，活跃着“老派市民”、“新派市民”、“理想市民”与“城市贫民”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但各式人物的性格构成往往都在阐释着某种文化内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老舍写“人”的关节点就是写“文化”，通过文化视角从而出色地描写市民生活，这可以说是老舍对于现代文学市民生活小说的一大贡献。老舍以文化的视角观察市民生活，使得他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所以，他所写的市民生活小说，“其意义不仅在于展现了市民生活的图景，使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而且通过市民形象的描写，解剖了国民性。”[3]
要想理解、把握老舍的创作成就，关键之处是要理解、把握好他笔下的“市民世界”。现在大多数现代文学史著作一般都认为，在老舍所写的几大人物类型中，写得最好的是“老派市民”形象系列。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对老舍长篇小说作品中的“老派市民”形象系列的探讨，或许会是切入和把握老舍笔下“市民世界”的最佳角度。相信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对老舍长篇小说作品的研究，能够较为直观、准确地把握老舍长篇小说的整体特色和对于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贡献，理解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
在老舍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其实始终都贯穿这样一个基本主题,即: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关于“国民性”的批判性思考，应该说早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鲁迅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作品中就有很出色的体现，老舍只不过是继续沿袭了这种创作传统，但是他在继承的基础上还有创新，在某些方面还表现了自己的新开拓与特色。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老舍同为最彻底坚持“国民性”探讨与批评的作家。前者的最大贡献在于其深刻的原创性思想，但作品的风格过于正经、内容较为晦涩，一般水平的读者阅读、理解有一定的障碍；而后者的突出成就则在于通过写社会中的任务来反映时代、文化的民族风习和历史变迁，两者丰富、和谐地交织并融，使得作品更加通俗易懂、更具有经典
Ⅸ 老舍小说中四类市民的形象特征是什么
老舍的市民形象分为四类，老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理想市民形象、城专市贫民形象。属
城市贫民形象，就是第四类。
城市贫民形象以北京的平民或贫民等城市中下等的百姓为主，有拉车的、卖菜的、缝补浆洗衣服、娼妓、乞丐等等。
希望能够帮到你。
Ⅹ 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
"老派市民"形象系列: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牛老四(《牛天赐传》),祁老太爷,祁天佑,祁瑞宣(《四世同堂》)等.
"新派市民"形象系列:主要有张天真(《离婚》),兰小山,丁约翰,祁瑞丰,冠招娣(《四世同堂》)等.
"正派市民"(理想市民)形象系列:主要有赵四(《老张的哲学》),赵景纯(《赵子曰》),李子荣(《二马》),丁二爷(《离婚》)等.
"城市贫民"形象系列:洋车夫祥子,老马,妓女小福子(《骆驼祥子》),老巡警(《我这一辈子》),拳师沙子龙(《断魂枪》),洋车夫小崔,剃头匠孙七(《四世同堂》),艺人方宝庆(《鼓书艺人》)等.
人物形象内涵
所谓人物形象内涵,是指作者描写这些人物的用意.
老舍笔下的正派市民形象,其内涵则在于他们寄托着老舍的一种理想.是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变迁与分裂的图景时,在对老派市民和新派市民都失望之后,仍然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的结果,他希望这些"侠客兼实干家"的正派市民能为社会锄害,从而既使他的作品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贫民形象的内涵,一方面贯穿着作者批判和排斥西方文明,甚至包括"五四"以来时兴的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的主题,另一方面更是从城市文明病与人性的关系这一角度,体现了作者对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认识,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关注和同情.
老舍的创作视点
文化对人性与人伦关系的影响
与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采用的对现实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不同,他关注的始终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
对老舍来说,市民社会中阶级的划分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这就是老舍的基本的创作视点.
老舍在批判传统文明时所表现出来的失落感与对"新潮"愤激之情交织的复杂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