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關於天籟紙鳶的小說<摩天輪>(又名:哥,請抱抱我),急~
是剪刀廣播劇團的
STAFF
原著：天籟紙鳶
導演：南宮戀
監制：黑色蝙蝠
策劃：漠然
編劇：簫牆與床
後期：南瓜
CAST
錢文浩：漠然
錢易然：小黑
陳思敏（媽媽）：晚晴
錢勝（爸爸）：石頭
劉燕：藍雪飛飛
郭琳琳：黑色蝙蝠
李妍筱：雯玥
劉聰：天天
接待員小姐：緋色の空
聽聲音MS有點像那兩個人唱的。。。
❷ 哥哥!抱抱我_2小說txt全集免費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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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抱抱我《第一章》
那是一個初秋的午後, 秋風陣陣吹來,片片枯葉,如枯死的蝴蝶,從暗淡的天空中掉落下來。在夕陽的余輝中不斷的飄落，這就是大自然的規律,生命的循環，暗示著曾經生機勃勃的，
旺盛生命的告終。
一切的宿命都逃不了上帝的魔掌，生與死本是沒有界線，我們沐浴瞬間的歡快。難耐的絕望！我們在絕望中呼吸著悲傷的氣息。淚水時刻如冬季的霜露一樣沖刷著我們的那顆寂寞的心。命運註定我在情感中流干自己的淚水嗎？上帝讓我在對同性的愛中，煎熬我這顆瘦弱的心，在寂寞和孤獨中我已經心力交瘁。
大自然正演澤著一首生命,無可奈何的，終結的進行曲.，一種上帝也無法挽回的可怕死亡
一種窮人和富人都一視同仁的判決,公正的有些殘忍!這種無論誰也逃脫不了的宿命!無數個，
嘶啞哭叫的人們,無數掙扎倍受折磨的生靈,默默死去!慢慢消逝,之後,陽光仍明媚,路邊的野花仍香氣四逸,地球上的生靈仍快樂而麻木地活著.然後在醉生夢死中,享受著世間的歡樂和無奈!
男孩獨……
有問題再找我
❸ 【哥，請抱抱我吧】結局挺悲的，有點不懂，請人指點！
感覺好像沒有吧
一個小孩子的爸爸，一個錢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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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抱抱我《三十三》
一切的恩怨是非，都如雲煙一樣散去，心也是傷痕累累;所有青春時代特有的元氣，也大傷了一半，到頭來，我還是孤身一人。所有的感情付出，到頭來，都使我絕望。每次的傷害，都使我痛不欲生；我雖然渴望愛情，渴望真情，但我不敢渴求，或許我還沒有碰到能伴我一生的人。今生，或許我會孤獨一世。
大家都面臨畢業找工作。 何靜，畢業後，和舅舅去了新疆。走時，連一聲招呼也沒有打，我知道她恨我，這一生，我也無法彌補我對她的歉意。我知道我們或許沒有機會見面了。她是我最對不起的人；我說不清，我對她做錯了什麼。我對她負債累累，是上帝這樣安排！
那個我迷戀兩年又和我保持距離的男人，我的中國畫老師。他知道我就要畢業離開南陽。我們那天晚上坐在酒吧里說了很多，他打破了晚上不出來的習慣，我望著這個成熟迷人的男人。他身上的一切已經使我迷戀了兩年了，我們無數次的*接吻。我和這個男人在相互慰藉中，度過了兩年的無聊寂寞的光陰……
❺ 哥哥抱抱我， 我好冷
好的我願意抱你，
別怕冷我永遠在你身邊。
妹妹來哥哥的懷抱吧。
摸摸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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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姐妹葉子
為了孤兒院長久的安定，百合還需要繼續在酒吧駐唱。王子的現狀是百合最為關心的事情。之前的積蓄以及司機的賠償在這大半年的時間王子不能工作應該也花得差不多了。百合沒有勇氣去之前的住所找王子，她害怕看見王子的潦倒，更怕看見王子悲傷的眼睛。王子是他不願公開的秘密，百合只好僱傭私家偵探去幫忙調查王子的境況。
私家偵探拿了一大疊照片給百合，照片上的王子削瘦得只剩下骨頭。本來深邃的雙眼，陷得更深了，孤獨的眼神，迷茫的表情，處處可見的頹廢，百合忍不住淚流滿面。這些情況，百合早已猜到，親眼看見百合還是無法接受。她撥通了孤兒院院長的電話，此刻只有她能幫助王子。院長的語氣冷冷的，百合有些不習慣。為了王子百合只能繼續裝自私，「院長看在我曾今幫過孤兒院的份上，我希望你能把王子接到孤兒院照顧。我現在有個有錢老闆追，我不想他壞我的好事，你幫我看著他。」
院長積壓的憤怒再也忍不住了，「百合你怎麼會變成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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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頻道網友意見反饋
我和郝童哥在去北京的路上，我看著一個個陌生五彩繽紛的人群，內心激動無比。還有哥哥的陪伴，我真的感到清風順朗，像剛喝過幾瓶密汁，內心甜蜜，愉悅。此時，我感到上帝對我的厚愛和垂青，尤其是郝童哥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
我感到自己像一個小天使那樣得寵，真情是最能征服和感動人的，有時我幸福得想哭出聲來，我有時怕這一刻突然消失，我很恐懼，我是一個憂鬱症患者。我明白一切都不會永恆！以前的得意，會為今後隱患的埋下種子。此時，我不想那麼使自己應該的得到的一點幸福，留下很深的陰影。這些悲觀的思想劃過我心頭一瞬間就消失了。
在石家莊的火車站前，我好奇很有興致得望著來來往往，有滿臉笑容人們.突然，一個很熟悉的身影在我眼前閃現。哦，我頓時吃了一驚，哦！那不是林楓和那個戴禮帽的非洲黑人嗎,林楓穿著一個黑色的透明的夾克衫，頸項的一個鑽石項鏈在陽光下發出耀眼的光芒正和那個很壯很高戴有墨鏡的非洲人，又說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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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只因親情
在我化妝的時候，女同學蓮，單位一個寢室的紅，還有左鄰右舍的大嫂們，把所有的陪嫁都包裹好，在上面貼上了大大的雙喜。
這些喜字，爸爸早十天前就帶著老花鏡絞好了。嫂子說她不會，要找人去絞。可是爸爸說不用了，自己去買了幾張大紅紙，坐在燈下，剪了大大小小的許多雙喜字。
就連我的陪嫁被子，爸爸也不放心嫂子縫。她讓嫂子給他忍（穿線）上針，他帶著老花鏡就在那裡認真的縫了起來。
我知道，單身人是不能給結婚的人縫喜被的。可是，爸爸說不要緊，只要是嫂子給他「忍」了針就破了，就不會不吉利了。
爸學生時代的逃亡生活和年輕時代的軍旅生涯，鍛煉了爸爸的生活能力。爸的一雙大手，會做許多的細活。我們小時候穿的毛襪子，帶的手套都是爸爸織的。
棉絮和被裡被面都是媽在的時候置辦的，爸一針一線的縫好了它。（這么多年過去了，我一直還蓋著結婚時縫的陪嫁被子。）
「趕快，趕快！國安！」院子里的人大叫著。
我感覺得到，國安幾步就……
有問題再找我
❿ 想知道<<哥哥!抱抱我>>的作者蘇文是哪裡的什麼情況
蘇文(1954—)，中國當代學者。本文原載《東方》，1996(5)。
1991年至今的俄羅斯史學，在轉軌期的「休克」之中如果說仍然有熱點的話，那就是「改革與革命」這個話題。1991年劇變之後，俄羅斯始終忘不了「從二月到十月」的幽靈。1917年2月建立的民主政體為什麼那麼快就被十月「革命專政」所取代?為什麼19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最激進的時代拚命呼喚「革命」而革命就是不來，1917年在俄國知識界普遍「保守」化時「革命」卻猝然而至?為什麼漫長的農奴制時代和19世紀末俄國經濟蕭條時都沒有發生革命，反而在斯托雷平斯托雷平(1862—1911)，1906年任俄國首相兼內務大臣，次年發動六三政變，開始了極不公正的「斯托雷平改革時期」，後被社會革命黨人刺死。改革後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發生了?為什麼歷來被視為守舊的沙皇當局強硬派在把自由主義知識界與當局中的開明派打下去後反而發動了「徹底」的經濟改革，而一貫呼籲這種改革的自由知識分子反而在改革中迅速沉淪?為什麼自由派與社會民主派思想家在19世紀末對民粹派的學理性論戰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但1917年他們仍被社會上強大的民情緒所裹挾，以致滿嘴盡說的是當年自己痛斥過的話語?總而言之，1917年的「革命」是如何發生的?是由於知識分子過於「激進」，由於統治者不肯「改革」，還是由於完全不同的另外原因?——這些，當然不僅僅是俄國人才關心的。
「保守化」的精英與「激進化」的大眾
無論當局還是反對派，人們都往往把知識分子的情緒等同於「社會情緒」，而把社會情緒的激進化歸結為某種精英的意識形態引導。這往往會引起一種幼稚的主張，即只要知識分子放棄了「革命崇拜」，革命就不會發生。然而，俄國的情況卻是：當19世紀70～80年代知識分子中激進情緒高漲時，社會卻十分「保守」，尤其是農民，那時都還指望著沙皇的「抑強扶弱」。而當1913年前後知識分子作為整體而言趨於保守化的時候，社會卻積累了越來越強烈的激進情緒。當年的民粹派曾經是真正的「革命狂」，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從「到民間去」到捨身行刺，使出渾身的解數要發動「革命」而「革命」就是不來，到1917年2月，「革命」卻在所有政黨，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都未曾去「發動」，甚至始料不及的情況下突然降臨了!
實際上，俄國知識界和社會大眾在這一問題上的雙向演進早已開始。19世紀的俄國盛行精英革命家，從貴族身份的十二月黨人到知識分子的民粹派。但到世紀之交便起了變化，最明顯的標志，就是沙皇俄國司法部門統計的政治罪，即所謂「反國家罪」的職業分布中，工農比例迅速增長，而知識分子比例日益縮小。
1884～1903年，這十來年間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反國家罪」由知識分子行為到工農行為的演變。
斯托雷平改革大大加速了這一變化。這一改革的具體操作過程本文無法詳述，但通俗地概括就是：在1861年「家長」偷走了一半「家產」的情況下，斯托雷平又允許「子弟」們中的「兄長」放手搶奪剩下的另一半「家產」，並把「弟弟們」一腳踢開，以此來完成「分家」並換取「兄長」對「家長」偷竊行為的支持，最終達到一方面完成「分家」的變革，一方面又維護了「家長」統治的目的。
從「公社世界」到私有產權，從傳統村社經濟到近代農場經濟，這在經濟學上無疑是一大進步。然而這種「分家」的方式是極不公平的，因此斯托雷平改革一方面創造了「經濟奇跡」，一方面卻又在社會下層積聚了危機因素，而與改革前相比，這時下層的不滿有幾個明顯變化：
第一，隨著沙皇的形象從「公社之父」變成「公社破壞者」，傳統皇權主義的民眾心理基礎被破壞。因此，隨著改革的進展，精英層對沙皇的敵意在淡化，而大眾對沙皇的敬意卻消逝得更快。
第二，1861年，農民更多地感受到公社的束縛，而1907年後，農民更多地感受到公社的保護。由於改革以權貴利益為本位，代價、風險與成果、機會的分布極不公正，因而大眾中積聚了強大的反改革心理。在皇權崇拜消失的同時，「公社崇拜」卻日益強化。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對抗改革的公社復興運動在斯托雷平年代裡形成了社會下層日漸洶涌的暗潮，在平時它成功地抵制了改革的深化，而一有機會，它就有可能泛及於社會表層，形成以「人民專制」重建「公社世界」的民粹主義狂潮。
第三，斯托雷平的鐵腕固然使社會一時趨於「安定」，然而它畢竟與以「公社世界」為基礎的傳統權威不同，在壓制反抗的同時也在消解權威。
斯托雷平改革對城市反對派運動的作用也十分微妙。如前所述，這一改革成功地消解了自由主義反對派運動，但另一方面它卻使民粹主義反對派運動死灰復燃。後者舉起了自由主義放棄了的社會公正旗幟，以反改革為號召，與下層的公社復興運動迅速結合。民粹派的社會革命黨因而從1905年時微不足道的小團體一舉成了1917年有百萬之眾的全俄第一大黨。「二月雪崩」之後，它不僅在農村蘇維埃中一統天下，在城市蘇維埃中也曾有大半壁江山。與蘇聯官方史學的描述相反，當時沙俄流放地與苦役地中充斥的主要是這些民粹主義者，而布爾什維克(它的成員主要是政治僑民)並不多。
然而改革的另一影響，是造成了民粹派與社會民主派的「雙向異化」。迄今人們談到俄國革命，無論貶者褒者都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作用。其實如果就史實而論，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在俄國反對派中的作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仍小於自由派與民粹派。而且俄國的正統民主黨人的直接導師與其說是馬克思，不如說是那時從革命黨日益向議會黨演變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這些俄國人雖然從馬克思主義中接受了社會主義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諸理論，但按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階段論，那都是資本主義發達後的事，而在當時的俄國，他們則要求發展資本主義與議會民主，反對民粹派的「公社社會主義」與「人民專制」論。因此在1905年以前他們在俄國現實問題上的立場更接近於自由派。
斯托雷平改革在使自由派陷於尷尬的同時，也給社會民主派與民粹派造成了難題。對民粹派來說是「時間恐懼症」問題。原來傳統民粹主義把社會主義的希望寄託於農村公社，公社解體，希望便渺茫了，所以民粹派歷來有「時間是革命的敵人」之論，主張「馬上就干，否則就沒機會了」。而斯托雷平改革後公社眼看不保，民粹派的事業還能有希望嗎?面對這一窘境，以切爾諾夫為代表的社會革命黨人對傳統理論作了重大修正，以「勞動主義」取代了「公社主義」。即認為只要是「勞動者」，哪怕他不是公社社員而是私有農民，也是革命的希望所在，因此斯托雷平改革對公社的破壞並不會使民粹派事業失去希望。這樣民粹派便逐漸承認了私有產權，進而接受了政治自由原則，並把「公社主義革命」推到「勞動主義革命」勝利之後的下一階段，實際上接受了正統社會民主派的二次革命論。這樣，民粹派政黨便日益社會民主主義化。
而對正統社會民主派來說，斯托雷平改革帶來的問題是人民的反抗情緒日益帶有抵制資本主義現代化、恢復傳統公社的「反動」性質，由此產生了「人民恐懼症」。在這些書生看來，為富不仁的統治者可厭，「反動」的人民可怕，於是只好獨善其身，做紙面上的「革命」者。面對這一窘境，以列寧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人中的非正統派(布爾什維克)則從「奪到政權再說」的考慮出發，實際上把傳統民粹派「公社主義」與「人民專制」之說變成了自己的理論，並轉而斥責民粹派留戀「小私有」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時他們也與社會民主黨的正統派決裂了。這樣，在民粹派日益社會民主主義化的同時，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卻日益民粹主義化了。這種民粹派與社會民主派的「雙向異化」使得民粹主義在取代自由主義成為反對派主流的同時，又存在著社會民主主義化的民粹派被民粹主義化的社會民主派擠下去的可能。
總之，在斯托雷平年代，俄國的反對派運動逐漸由自由主義運動變成了民粹主義運動，由知識分子運動變成了工農運動。在工農心目中，知識分子形象也由公道與正義的化身逐漸變成了與貪官污吏類似的人，他們的道德感召力極度下降，引導與影響公眾的能力也大為削弱，以致運動一開始便無人能加以約束，出現不「嘩眾」便不能「取寵」的態勢，「激進比賽」也就勢不可免。
「革命」意識形態低落，精英思潮的保守化與社會上革命(動盪)因素的增加與躁動形成了強烈反差。斯托雷平改革不僅造成了社會不公，還削弱了社會忍受不公的精神耐力；斯托雷平的「強者」哲學與「官方個人主義」打碎了傳統道德秩序，也沖毀了公社精神、教會集體主義所烘托起來的沙皇作為共同體化身的形象，消除了公眾對「皇權」的敬畏和期待它做出公正仲裁的心理。人們不僅感到不公，而且失去道德規范的耐力資源。酗酒率上升，理想主義失落的同時，「亂世心態」卻在滋長，形成了某種一哄而起、趁亂發泄的心理土壤。在這種情況下，往往並不是什麼「激進主義」的宣傳造成秩序的解體，而是秩序的解體造成了一種嘩眾取寵的「激進比賽」，而這種比賽的終點線便是「公社世界」復興加上「人民專制」的確立。
「雪崩」、「人民專制」與自由主義知識界的末日
1917年初的俄國雖然處於世界大戰的艱難歲月，但從精英層面看並沒有什麼「革命」先兆。雖然蘇聯時期的官方史學極力描述布爾什維克如何精心組織了「二月革命」，但實際上該黨當時不僅人很少，而且主要活動於海外「政治僑民」中。就在這年的1月，身居瑞士的列寧還不無悲涼地寫道：「我們這些老年人也許看不到未來的革命了。」看來此時年僅40多歲的列寧已在做終老他鄉的打算。然而只過了40多天，意外的驚喜便從天而降：革命爆發了!而且轉眼便勝利了!勝利之快使他甚至來不及回國，只好在瑞士連呼：「料想不到的奇跡」發生了!
的確，1917年2月革命顯得那麼「突然」，從沙皇到列寧，從極左派到極右派，無不大感意外。它起因於一件「小事」：2月23日(俄歷)彼得格勒「由於運輸設備不足」使得商店裡麵包脫銷，導致不滿的居民上街，很快便演變成「自發性罷工」。沙皇懷疑杜馬參與了騷亂的組織，於26日下令解散杜馬，不料杜馬抗命不遵。次日便局勢突變：派去鎮壓騷亂的首都衛戍部隊有幾個團率先嘩變，迅即引起全面倒戈。杜馬要求沙皇退位，沙皇調兵遣將卻無人理睬，終於被迫在3月2日服輸，臨時政府同日成立。歷經300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僅僅在幾天之內便幾乎未經流血就土崩瓦解了!
這樣的劇變令人頭暈目眩，彼得格勒著名的布爾什維克活動家B.卡萬羅夫後來說：「誰也沒有想到可能發生的革命會如此臨近。」事實表明，這次革命既不是布爾什維克，也不是任何一個左派政黨有計劃地組織發動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回憶說：「革命來臨時，我們這些黨人還像福音書中熟睡的無知少女一樣。」而中派社會革命黨人晉季諾夫則說：「革命猶如晴天霹靂，不僅使政府驚慌失措，也使杜馬與各個社會團體措手不及。對我們革命者來說，它也是一件十分出人意料而又令人高興的事情。」正如蘇聯早年著名革命史作者H.蘇漢諾夫所言：「沒有一個黨直接參加了革命的准備工作」，「幾乎誰也沒有把2月23日在彼得堡開始的那件事情看成是革命的開端」。反對派是如此，沙皇一方亦然。當尼古拉二世讀完杜馬主席關於首都開始發生革命的電報後，他說了一句被載入史冊的話：「這個胖子又來找我胡說八道，我甚至無需回答他。」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的劇變仍然發生了，而且一旦發生便一瀉千里，不可遏止。從2月到10月，俄國社會幾乎是處在一個急劇「激進化」的連續過程中，不想被大潮所淘汰的各種政治力量不管原來信奉什麼「主義」，此時都捲入了一場「激進比賽」之中。正如盧森堡所說：沙皇的傀儡「最反動的」第四屆國家杜馬一夜之間「突然變成了一個革命機關」。從國家杜馬臨時執行委員會到後來的四屆臨時政府，俄國政壇8個月之內五易其主，一屆比一屆更「左」。其主導力量從溫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變為社會民主派與革命民粹派，最後在十月的冬宮之夜，後兩派中的最激進者〔社會民主黨(布)與左派社會革命黨〕又推翻了兩派中較正統者〔社會民主黨(孟)與社會革命黨〕控制的末屆臨時政府。
在這一大潮中，「個人主義」的斯托雷平改革一開始就成為過街老鼠，盡管斯托雷平改革中俄國人(包括下層在內)絕對生活水平實際都有提高，但社會上的不公平感在戰時困難的觸發下一下便燃起了清算的怒火，無論持何種「主義」的政治力量，當時都在抨擊斯托雷平的「個人主義」，並許諾要重振公社世界之雄風。臨時政府的最高土地委員會首任主席Д.波什尼科夫在5月19日該委員會首次會議開場便譴責斯托雷平改革，斥責斯托雷平「為私人而對公有土地發動掠奪」，並表示臨時政府將立即糾正這種「專橫的」不公正。在聯合臨時政府中任農業部長的社會革命黨領袖切爾諾夫也宣布，政府將在廢除斯托雷平法案之後，「在農村公社的深度與隱秘之處找到(土地)法律的新源泉」，「新的改革將從這些深層生活中涌現」。對改革的清算引出了「公社」對「個人」的專政，作為「個人自由主義者」的知識分子也厄運難逃了。
主要代表知識界的立憲民主黨，這時的處境與1905年判若霄壤。在既不能「說服莊稼漢」又不能「說服小市民」的情況下，這個以「立憲」為名的黨一反常態，力圖推遲立憲會議，因為它預感到這一會議將是法國大革命中國民公會的再版，然而沒有想到這個會議剛開場，就被比它更「激進」的蘇維埃所驅散。而蘇維埃政府一建立，就宣布要「肅清俄國土地上的一切害蟲」，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哪一個街區，哪一個工廠，哪一個村子沒有自稱為知識分子的怠工分子?」而「公社和村莊」則應在「肅清」他們方面展開競賽。接著在取締了立憲民主黨後，又宣布把「近立憲民主黨」的知識界都列入鎮壓對象。列寧並為此致信高爾基，勸他不要「為腐爛了的知識分子訴苦」!
沙俄改革與自由知識分子的歷史已經過去80年，如今俄羅斯面臨又一次變局，於是學者們又在討論：到底是狂熱的知識分子折騰了人民，還是狂熱的人民折騰了知識分子?
這個官司也許是永遠也扯不清的，但回顧這段歷史，我們至少可以知道：
第一，在社會大變動時期，理智與公正常常是互為因果的，只有成功地樹立起社會公正形象，才有可能成功地呼喚理智。而這個形象自由主義者不去樹立，民粹主義者就會去樹立，這恐怕才是知識界的厄運之源。
第二，在知識分子中否定「革命崇拜」是有學理價值的，但切不要天真地以為，只要知識分子「告別革命」，革命就不會發生。1917年2月可堪為證。
第三，改革並非在任何時候都是革命的替代物。「改革引起革命」在歷史上不乏其例。不少俄國學者認為沒有斯托雷平改革就沒有二月「雪崩」，這不無道理。因此要使改革真正取代革命，這場改革應當不僅是理智的，而且是公平的。
而這段歷史更基本的啟迪在於：知識分子不僅應當是社會的頭腦，更應當是社會的良心，平時是如此，在大變動時期更是這樣。「良心」膨脹到企圖充當宗教裁判官，固然是可怕的，但「良心」萎縮到無視公正時，「痞子革命」恐怕也就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