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四十年代小說人物形象研究目的

❶ 小說人物形象意義

回望當代文學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路程，尤其作為敘事性文學創作的小說，不斷給社會和讀者奉獻眾多的優秀而鮮活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不同的社會發展時期為我們提供了獨特、突出的審美價值。其中，一些人物形象甚至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徵，影響著一個時代人們的行為、思想或精神生成及其走向。
事實上，中外文學史發展中幾乎都有許多著名或經典的文學人物超越了時空、國界和民族的限制，為不同時代和國度的人們所接受、傳承，以其各自獨特的藝術魅力哺育、滋養著人們的心靈。對於中國當代文學而言，在幾十年來的人物形象畫廊中，雖然不乏名重一時的著名形象，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的人物形象卻經常遭遇這樣的尷尬：或是由於文學人物是某一時代政治、概念的化身，或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太過於現實功利的考慮，或是人物性格的單一、浮泛、缺乏內蘊而顯蒼白，往往導致文學人物形象著名而不經典、波及一時後很快被讀者遺忘，從而也直接影響到整部作品的藝術魅力和藝術質量。因為，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與小說神奇的想像力、精彩的故事、引人入勝的情節、豐富的文化內涵、純凈的文學語言一樣，是文學創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我們看到，當代文學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其影響力日益下降，漸漸失去它在社會生活中理應占據的更重要的位置。這種狀況不能不說與文學作品中缺乏有震撼人心、具有一定審美價值、高層次的文學人物形象有極大關系。

我想，在這里，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就是，當代文學人物形象的構成缺乏一定的精神深度。也可以說，我們的文學人物大多數尚屬「平面」，而非「立體」。一方面，文學人物太過於粘著生活，作家對人物的體驗難以超越物質的力量，人物也就很難將我們帶入一個更具人文思考的空間，人物對於生活而言，常常是「解構性」的不是「建構性」的，簡言之，人物可供閱讀、闡釋的空間極其有限；另一方面，作家對人物的塑造缺乏自覺性和批判性，缺乏形而上的理性引導，通過人物所體現出的精神向度是「現實」的，而非指向未來。對人物的敘述執著於「現場敘事」，難以走向詩性敘事，因此也就難以負載廣闊的歷史內容。

具體地說，審視近年來的文學創作，我們在人物形象的創造上有許多缺憾值得注意和反思：一是對人物形象在敘事性文學作品中的重要作用認識不夠。人物是作家源自靈魂深處的感情人格化的產物，人物支撐著整個小說的敘事、故事、主題。誠然，許多在敘述藝術上有重要特色、有突出成就的敘事性文學作品會在小說結構、敘事語言、語體風貌上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但最能超越不同民族、穿越時間隧道並震撼人們心靈且留在人們記憶深處的依然是文學人物形象，正如有的學者所強調的：文學主要是靠人物形象體現其價值和效能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作家的寫作，尤其一些有著旺盛創作力的年輕作家，將創作的重心傾斜到小說的技術層面，人物形象不再是評判和衡量一部文學作品藝術優劣的重要標准了。無論是作家還是評論家，大多將作品形式感的強調置於首要的位置，小說似乎更像是「小說」了，卻一度忽略了文學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二是多年來，文學的「潮流化」和人物的「類型化」也是導致缺乏獨特文學人物形象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方面的例子，有「十七年文學」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主題，「新時期文學」的「傷痕」、「反思」、「尋根」、「新寫實」等創作潮流與傾向。由於作家多從現實社會問題的性質、根源出發，確立創作動機，以某種「觀念性結構」來表達當代社會和人生的見解，就文學創作的整體而言，「潮流化」必然導致人物塑造的「類型化」，人物也就缺乏作家獨到的感性體驗和歷史的思考深度。同時，讀者審美層次的差異，閱讀中的「文化從眾」心理，讀者間的相互影響，使一些人物形象被傳煤炒作性推崇，而受「推崇」的人物形象又未必是有精神深度的形象，很多是時尚性的「流行人物」。三是作家的寫作，很難超越特定時代具體的文化環境，以及與之相關的時代氛圍、價值取向、人文立場，人物總是深深地刻有具體時期的社會政治痕跡並以之主導人物的行為，人物在這里只是情節的產物，他們的地位是「功能性」的，並沒有進入人物的精神—心理這一本質層面，也就是說，人物從屬於故事或事件。四是始於80年代的「先鋒敘事」，雖然對中國小說而言是一場「敘事革命」，但它從某種意義上「消解」了人物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人物在敘述中不再是被作為具有獨立意義和特性的形象來表現，人物幾乎與文本中的語言、結構、敘述方式相等同，發揮著「符號功能」的作用，意義的缺失，使文學人物喪失了飽滿的性格和豐厚的內涵。五是市場化、商品化對社會生活和文化的影響、沖擊，人們的精神理想褪化為「破碎的激情」，作家在極力擺脫「宏大敘事」的同時，卻陷入了「個人化」、「私人化」表達的困境，較少追求富於震撼力的人物心靈世界。說到底，種種外在的內在的因素，制約、限制或妨礙了作家進一步深入人的復雜層面，塑造出更深刻，更具有普泛性、超越性的人物形象。

作家如何才能挖掘人物更深層的內涵，使文學人物具有一定的精神深度？當代文學怎樣才能實現人物形象塑造的突破，創造出高質量、高水準的不朽的當代中國人形象？

我認為，首先，當代作家應自信地建立起創造經典和「不朽」的信念。創造經典的信念是文學創作的動力之源，它是作家最終的心理保障。只有這樣，作家才能依靠自己的心靈，並用心靈去體驗現實，精力彌滿，充分發揮各自的才華，調動自己的潛能去努力探索，偉大的作品和文學人物才能出現。其次，作家要重建文學創作中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立場。上世紀9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深厚歷史感和崇高價值觀的日漸缺失，取而代之的是個人化寫作、個人經驗和內心感受，甚至個人隱私也成為主要的文學內容。文學越來越卑微和瑣碎，尤其缺乏具有人格化力量、氣正道大、有道德感和正義品性的理想主義人物形象。只有真正地表現人的優秀品性，人物才能具備一定程度的審美品質，才會具有永恆的終極價值，文學的書寫才具有強大的象徵意義，才能提升一個民族的道德水準，而且在美學表現上也才會有強勁的張力。第三，在所謂的「全球化」文化語境中，我們要克服中國文化、文學形象中的自我偏見，為當代中國文學的想像力找到一個新的凝聚點，把有關民族的文化想像、文學想像全力傾注到「中國」「中國人」上，充分顯示中國文學形象的獨特個性，像魯迅那樣，不斷去發現「國民品性」的優劣，進行「民族精神和靈魂的重鑄」。一位法國學者曾說，中國文學不能以風土人情取悅讀者，也不能以政治上的反對派吸引法國讀者，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作家必須寫出真正的中國人，因為這個世界再也沒有比人更具有普遍的意義了。第四，近年來，許多當代作家和理論家已經意識到小說創作中「人物第一」，重新認識「創造典型」，以及進行文學創作上的哲學突破的必要。作家莫言說：「當代小說的突破早已不是形式上的突破，而是哲學上的突破」。賈平凹也痛感自己「哲學意識太差」迫切要求提高。有學者還分析，魯迅以前的作家為什麼沒有創造出阿Q這樣的典型？除了現代文學運動和魯迅這樣的文學天才尚未出現以外，主要在於，當時的中國思想界對「精神勝利法」這種人類的和中國人身上的普遍弱點還沒有哲學境界的整合認識，也沒有形成文學表現方法上的根本性突破。從一定意義上說，魯迅和托爾斯泰、加繆、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思想型作家一樣，屬於哲學小說家，可以說，沒有魯迅深邃的哲學意識，沒有哲學上的獨特發現與精闢概括，就不會有阿Q，也不會有人們對「精神勝利法」這種消極現象的警覺。既要有生活，又須通哲學；既要個性化，又須普泛性，發現人物性格的多極性與外在世界的獨特關系，塑造一個不為外部世界所累、能體現一個意味世界的人，完成「形而上與形而下的結合部」，這樣的人物形象，才會具有巨大的精神深度，才會產生世界級的文學人物。

總之，文學人物形象的精神深度，代表著一個時代文學的發展水平。在今天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轉變劇烈的時代，作家尤其需要對生活的高度提煉和深化。文學人物在文學敘事的具體展開過程中，應充分體現文學的、美學的和藝術感性的力量，實現時代所賦予作家的充滿使命感的精神訴求。我們期待中國作家創造出更多的能體現歷史厚重感、經過深刻的思想透視、有著直面人生勇氣、藝術刻畫精湛的當代文學人物形象。

《光明日報》2003年7月15日

❷ 金庸小說中趙敏人物形象研究有什麼價值和意義

1.有點百鳥朝鳳的意思，代表一種文化、風俗的同化過程
2.一個蒙古人的狡黠，種族裡的個異分子
3.憑自己興趣啦，趙敏其實不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❸ 簡析丁玲小說的創作及其藝術特點

丁玲作為現代女性文學的重要作家，最突出的是將自己一生坎坷的經歷，傾注於她痴情的文學創作之中，為我們留下了一大筆豐富的精神遺產。在她的創作中，不僅能夠觸摸到一個沐浴五四陽光迅速成長的革命作家的思想脈搏，而且可以發現其孜孜不倦地堅持探索和追求文學的歷程。她的創作道路視為現代女性文學成長的一個典型範例。縱觀丁玲的創作，明顯的有這樣幾個階段：

其一，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聯之前。這個時期丁玲主要出版了三個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1928年）、《自殺日記》（1928年）、《一個女人》（1930年）。這些作品標志了一個新的時代女性的崛起，也奠定了她在現代文壇的重要地位。在集子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阿毛姑娘》等篇什。這些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一方面繼承了五四時代冰心、廬隱、馮沅君等第一代女作家創作的精神內涵——對封建專制的抗爭和叛逆；另一方麵塑造出五四退潮後小資產階級叛逆、苦悶、追求的知識女性的典型。她們身上既有濃重的空虛、苦悶、絕望的感傷主義色彩，又深深地烙上了時代和社會的印記。莎菲女士就是她們中間最突出的代表者。從小說的敘述方式看，丁玲作品雖有五四郁達夫自傳體小說剖析人物內心世界的感傷情懷；但刻畫的大膽而富有飽滿感情的倔強女性性格、細膩而率真披露的人物復雜內心，卻給人耳目一新之感。這標志著五四感傷小說的終結。

其二，1930年至1936年。這是丁玲創作的第二個重要階段。左聯的成立感召了一大批革命作家，丁玲的創作由此發生了較為重大的轉變。順應時代的發展、革命文學的倡導和實踐，丁玲首先將創作題材轉向社會革命，寫作了中篇小說《韋護》（1930年）、短篇小說《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等流行的「革命+戀愛」模式化的作品。前者敘述了從蘇聯留學歸來的革命者韋護與熱情浪漫的少女麗嘉相愛的故事，重心卻在戀愛和革命活動的沖突上，面臨不可解矛盾的韋護最終忍痛出走，麗嘉認清了自己的處境也決心拋棄個人情感，投身社會；後者只是將人物換成瞭望微和瑪麗，革命與愛情矛盾的結局是兩人的分道揚鑣，各人去尋找適合自己的生活。雖然這些創作形式帶有公式化，但是不能否定丁玲對於一個過渡時代的過渡人物的准確刻畫，對現代知識分子由個人主義向集體主義轉變過程中的矛盾心理的真實揭示。這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由人的文學、為人生的文學向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轉變所作的探索性的積極實踐。當時，左聯的執行委員會在決議中呼籲作家們：「要產生新的作品」，「用大眾作主人」，「到廣大的工人、農人、士兵的隊伍里去」（《北斗》1932.2（1））。丁玲能夠迅速地調整自己的創作方向，積極進行嘗試。她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水》（1931年）、《夜會》（1933年），長篇小說《母親》（1933年）等，大都是以30年代初農村現實生活為題材，真實地再現激變的農村中農民心理變化的。在以1931年在全國發生的波及16省的水災為背景的《水》中，作家粗線條地勾勒出農民覺醒、反抗的群體雕像，當年就被馮雪峰稱贊為「這是我們所應該有的新的小說」。[2]丁玲的這些作品，集中體現了左翼小說創作的基本特徵：題材開掘的巨大現實性；階級視角的社會批判性；廣闊生活圖景的寫實性。在此實踐中，丁玲擺脫描寫知識階層的巢臼，開始描寫農村生活，反映了對現實主義創作的執著追求。

其三，1936年至1949年。這里丁玲在延安的創作時期。1936年冬丁玲到陝北革命根據地延安，進入了一個新的創作天地。最初，丁玲以通訊、速寫、印象記等文學樣式，敏捷地反映新的生活內容；後以小說譜寫解放區新的時代風貌，創作了短篇小說集《我在霞村的時候》（1944年）、《一顆未出膛的槍彈》（1946年），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1948年）等。這些作品標志丁玲現實主義創作走向成熟。與她過去的作品相比較，與其他同在解放區的作家創作相對照，丁玲小說最成功之處是，她尊重自己的觀察和思考，側重以纖細的情感和筆觸，去展示一個偉大變革的歷史時代人們精神和心靈的巨大顫動。她既滿腔熱忱地歌頌和描寫革命根據地、解放區的新生活、新風尚、新人物，又直言不諱地暴露生活中的陰暗面，從而使其作品達到了現實主義的新高度。《我在霞村的時候》是被列入周揚編的《解放區短篇創作選》的第一篇作品。主人公農村少女貞貞逃離了封建包辦婚姻的牢籠，卻未能掙脫辱掠她的日寇之手，受盡了凌辱和蹂躪。即便如此，她以不屈的靈魂，呼喊著「我總得找活路，還要活得有意思」。在日軍軍營里忍辱負重，多次為我軍傳遞情報。最大的精神痛苦，還是回到村子裡她的經歷和努力並不被人們所理解，異樣的「同情和憐憫」的眼光使她難以忍受，最後不得不離開家鄉，奔向延安。小說的價值正是通過人物靈魂的透視，展露了特定環境里人們長期受到封建思想毒害所造成的精神麻木。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堅強女性，在災難的泥潭裡復雜的心靈，作家層層深入的揭示，引導著讀者對沉重歷史進行深深思索。作家新穎別致的心靈切入視角，細膩委婉的筆調，反映了積極大膽的探索性的藝術追求精神。1940年完成的《在醫院中》卻很長時間在文學史中未得到公正的評價，並且使作家受到許多責難。畢業於上海產科學校的女主人公陸萍，來到延安成為共產黨員，並服從組織需要到一個新辦的醫院當產科醫生。丁玲將故事敘述側重於陸萍在新的環境里所見所聞所感上，更注重其表現心靈體驗的真實，因此，著力披露了革命隊伍內部存在的某些弊端，醫院里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一般醫護人員的保守、自私、苟安的小生產意識，還有病人中的愚昧麻木狀態等現象；並通過代表現代科學、民主思想的陸萍與這些現象的矛盾沖突的對照描寫，展示了革命幹部與知識分子雙向互動的精神成長的艱巨性。在那樣的環境里，丁玲能夠提出這樣深邃的問題，正是因為現實主義戰斗傳統給了她膽識和勇氣。丁玲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也從反面說明了這部小說所具有的現實主義力度。從由她的代表作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中，可以進一步看到作家創作整體性的深入和發展。

綜觀丁玲創作發展的三個階段，可以說她在現代文學史中是有獨特貢獻的女作家。其小說創作的特色鮮明而有個性，主要有兩點：第一，丁玲始終堅持現實主義的戰斗精神。她創作的階段雖不同，但勇敢地面對現實生活的勇氣、敏銳地把握時代的脈搏、作品強烈的時代意識和思想穿透力這一創作追求，卻是一以貫之的。從迅速地調整自己的創作適應革命斗爭的需要，到解放區創作真誠地揭露封建觀念和種種現實弊端，都清楚地反映了作家深邃眼光下現實主義創作的力度。女性文學突破個人狹小范圍，恰恰以丁玲的革命姿態和現實主義創作為標志。她是現代女性文學的探索者和開拓者。第二，丁玲小說創作藝術的創新和獨特藝術風格的形成。丁玲善於寫出人物深邃的內心世界，長於透視性格多重性復雜性的特點，重視表現人物情感和講求寫作筆觸細膩，這在女性作家中更顯其藝術的獨特。莎菲、貞貞、陸萍等形象，在現代小說人物畫廊里，很少有丁玲那樣在刻畫時將自己人生的體驗，尤其是女性生活的感受，深深融合在她們身上的；尤其那來自心靈的振盪、靈魂搏鬥的對於歷史變革感受深切的描寫，更凸現了現實主義創作的真實性。丁玲創作從最初的革命文學的峻急，到後來的深入現實的厚重，以及從容的藝術風格的形成，是與她突進主體（作家）和客體（人物）雙重內心深處密切相連的。

最後，不妨從丁玲早期小說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的簡析中，進一步印證作家的審美個性和藝術探索。這是一部日記體的小說，它在《小說月報》1928年19卷2號上發表後，主人公莎菲這個「滿帶著『五四』以來時代的烙印」、「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絕叫者」[3]，便引起了當時文壇極大的震驚，作家也由此獲得了更大的聲譽。這正是五四落潮以後知識女性精神追求和心靈顫動的生命真實在莎菲身上的集中體現。作者成功地刻畫了一個叛逆的、苦悶的、彷徨的知識女性形象。莎菲充滿矛盾的性格，在她與懦弱的葦弟、表裡不一的凌吉士失敗的愛情選擇中得到充分揭示。莎菲從封建家庭出走，崇尚個性的真正解放，但總是求愛失愛，在無樂可尋中抱著「及時行樂」的幻想。她鄙視社會的隔膜、欺騙，以個人的孤獨的靈魂進行倔強反抗。不甘幻滅的內心騷動，不滿世俗的放縱，反抗充滿著病態，而敏感、多疑、怪癖和狷傲，則構成其性格的基本特徵。丁玲以這個形象生動折射出時代剪影，即五四的個性解放隨著歷史的進步只剩下了凄厲的哀傷和疲憊。作家高度濃縮了一個過渡時代苦悶青年的精神面貌，並且以女性獨有的細膩、率真的心理描寫，深入到人物內心復雜而豐富的情感世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翻開了五四以來郁達夫式的感傷抒情小說新的一頁 ，從而也奠定了作家全部創作風格和藝術個性的基調。

❹ 小說《項鏈》人物形象分析

莫泊桑小說《項鏈》的主題闡釋很多。有一種意見認為「小說尖銳地諷刺了虛榮心和追求享樂的思想。」這種看法很明顯是改革開放前那個時代中存在的「安貧樂道」觀點的反映，至今認同者已越來越少。於是，近來出現以下幾種意見：

(一)認為小說告訴讀者：人的命運是由意料不到的「造化」安排的。2

(二)認為瑪蒂爾德悲劇形象指明了婦女在以金錢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里，惟一的出路只能是飾物。③

(三)認為小說是一曲誠摯相愛的頌歌。④

(四)認為小說通過瑪蒂爾德形象告訴讀者，在金錢至上的社會中，追求人格尊嚴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5

這些說法雖然試圖從小說文本出發、從主人公形象解讀人手去闡釋主題，但是沒有抓著主人公形象的主體內涵，因而仍然未能到位。那麼女主人公瑪蒂爾德形象包孕哪些內涵呢?

一是愛美

小說是從「婦女天性愛美」的視角塑造女主人公的形象的。這由開端六個自然段為證。開端分三層。第一層為一至二自然段，寫了出生在小職員家庭的她又嫁給了小職員，因而不能夠講究打扮，「她覺得很不幸」，為什麼呢?「因為在婦女，美麗、豐韻、嬌媚，就是她們的出身；天生的聰明，優美的姿質，溫柔的性情，就是她們惟一的資格。」「在婦女」雲雲表明了小說從婦女的天性視角塑造女主人公的形象。所以第二層(第三至第五自然段)第三自然段一開頭就說：「她覺得她生來就是為著過高雅和奢華的生活」，所謂「生來」不即是「天生」、「天性」嗎?顯然，「高雅和奢華的生活」在語境中只能讀作「美的生活」。小說接著用三、四、五這三個自然段寫了她對住、吃、穿的美的生活的狂熱的夢想，表達了她對美的強烈的渴求。最後的第六自然段為第三層，寫了她從有錢的女朋友家裡回來後的痛苦，以反襯上一層意思。開端為讀者解讀女主人公預設了一把鑰匙，那就是《項鏈》刻畫的女主人公具有婦女愛美的天性。

小說進入情節之後全面地展現了瑪蒂爾德是個愛美的女性。做新衣、借項鏈不就是她愛美的具體表現么?把瑪蒂爾德愛美的特性描寫得淋漓盡致的是她挑選首飾。面對著一個眼花繚亂的美的世界，她「先看」「又看」「隨後又看」的「猶豫不決」的心態，她看到鑽石項鏈時「心也跳起來」的高興，她戴上項鏈照鏡子的出神，以及借到項鏈後的「跳」、「摟」、「親」、「跑」等一系列狂熱動作，把一個愛美女性刻畫得惟妙惟肖。晚會跳舞時的興奮、陶醉把她的愛美推至高潮。回家後她在卸妝前「趁這榮耀的打扮還在身上，再端詳一下自己」，愛美達到戀戀不舍的境地。即使因為自己貪戀美而釀成悲劇陷入困境，她「回想起當年那個舞會來，那個晚上，她多麼美麗，多麼使人傾倒啊!」瑪蒂爾德愛美愛到無怨無悔!

二是單純

瑪蒂爾德又是一個單純的女性。她從一個小職員的女性成為另一個小職員的妻子，其生存環境局限於小職員家庭，因而她見識狹窄，處世缺乏經驗，教養淺薄，不諳於紛繁復雜的外部世界。愛美是天性，不需要後天訓導：如何愛美，比如如何辨別真假首飾，則需要後天教育。瑪蒂爾德顯然缺少這一課，小職員的生存環境不太可能給她上這一課。另外，瑪蒂爾德從未經受過世間紛繁復雜的風風雨雨，她雖然成了路瓦栽夫人，但她依然像少女一樣單純。要做一件新衣服只能用眼淚去求得丈夫的同意；沒有首飾又想得到，她顯出一副無可奈何的苦惱樣子。在丈夫出了借的點子後，「她發出了驚喜的叫聲。『真的!我倒沒有想到這個!』 」 「沒有想到」 四個字不是把她思維之單純照得一清二楚么?在借到項鏈後又是跳又是摟又是親又是跑，活脫脫地寫出了一個單純女子形象，宛若一位天真爛漫的少女。當她買了真項鏈歸還女友時她擔心女友把她當做賊，女主人公的單純幾乎達到了「迂」的地步。十年後，她把失項鏈的真相告訴女友，小說寫道：「她帶著天真的得意的神情笑了。」天真的笑容豈不鏤刻出「單純」兩字么?

正因為單純，所以她不知道外部世界的紛繁斑駁、魚龍混雜，所以她的思想中絲毫沒有「假」的概念，更不用說去辨別真假首飾了。不然，她無力購買真首飾為什麼想不到去買價廉物美的模擬首飾呢?她在挑選女友的首飾時為什麼一點都沒有想到會有慣首飾呢?她在珠寶商老闆有所暗示時為什麼絲毫不去想失落的項鏈可能是假貨呢?其實，只要從下面一點足以說明她是一個單純的女性：在賠項鏈時丈夫拿出了「父親留給他的一萬八千法郎」。在小職員家庭這是一筆不少的財產，然而瑪蒂爾德作為家庭主婦卻對此一無所知，這豈不是單純的絕好證據么?瑪蒂爾德在還債務之前如山中的溪水，清澈卻不免淺顯；如暖房中的花朵，美麗卻顯得嫩弱。

三是勇毅

失項鏈、賠項鏈之後，瑪蒂爾德的生存環境發生了劇變，在她性格層面上進發出了新的特性——勇毅。為了還清債務，面對著殘酷的困境，她不氣餒，不悲觀，不走歪門邪道，更不出賣自己美麗動人的容貌(美女容貌是商品社會中一筆無價財產)。她完全依靠自己的意志、精神和力量，依靠自己的一雙手，「一個銅子一個銅子地節省她那艱難的錢」。她「打定主意」，毫不動搖，信心十足地「要償還這筆可怕的債務」。她果然成功了。無怪乎連冷靜地潛在小說紙背後的作家也冒出來公開贊嘆：「她一下子顯出了英雄氣概。」十年還債，錘煉了女主人公，使她成熟、堅強，使她成為一個勇毅的女性。

愛美、單純和勇毅，構成了瑪蒂爾德形象的三個層面。愛美，是她作為女性的一種天性；單純,是她出身、教養、經歷和個人氣質等形成的個性；勇毅，是愛美和單純向善發展的深層的品質。

二

解讀了小說塑造的女主人公瑪蒂爾德形象之後，我們還要解讀另一個與女主人公發生糾葛造成矛盾沖突構建情節鏈的角色。這是「誰」呢?是路瓦栽，還是佛來思節夫人?都不是，這兩人在小說中與女主人公並不構成沖突。小說主要寫了瑪蒂爾德、路瓦栽和佛萊思節夫人，哪還有其他角色?是的，小說還寫了一個極有助於主題闡釋的十分重要的「角色」，與瑪蒂爾德發生沖突構成了小說的情節鏈，卻被我們忽視了。這就是「項鏈」(那掛鑽石項鏈)。在小說，「項鏈」已不再是通常意義上的首飾，不是一個純客體的物體，它融注了作家的「意」，使它成為小說中的一個意象。那麼，「項鏈」作為小說中的一個意象「角色」，它具有哪些涵義呢?

一是外美

請讀一下它的出場：「忽然她在一個青緞子盒子里發現一掛精美的鑽石項鏈，她高興得心也跳起來了。她雙手拿著那項鏈發抖，她把項鏈繞著脖子掛在她那長長的高領上，站在鏡前對著自己的影子出神好半天。」從瑪蒂爾德「心跳」、「手抖」和「出神」的描寫中強烈地烘托出「項鏈」具有無比的出眾之美——其美任由讀者去構想。(這種藝術手法用中國古典詩藝的說法叫「眾賓拱主」，如《漢樂府·陌上桑》寫羅敷之美便用此法)

二是內假

項鏈的外表具有卓然超群無與倫比之美，而它的內質卻是假的。小說在結尾處暴露了項鏈內假的涵義。

外美內假，是作家賦予「項鏈」的意象內涵。外美，是項鏈的表層義，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和欺騙性；內假，是項鏈的內層義，具有極大的隱蔽性和危害性。

「項鏈」是內外不一、表裡相左的「角色」。

三 現在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小說的情節是由瑪蒂爾德和項鏈的矛盾沖突構建而成；愛美而單純的瑪蒂爾德與外美內假的項鏈發生沖撞形成了小說的情節鏈：結合——分離——別後。瑪蒂爾德千挑百揀選中項鏈，是愛美與外美相吸的結果，這是「結合」。「結合」先讓瑪蒂爾德在舞會上獲得陶醉，而後項鏈不辭而別悄然消失，這是「分離」。「分離」釀成了悲劇。在外美內假的項鏈離去後，瑪蒂爾德從痛苦中振作精神，與厄運作勇毅的斗爭，終於還清債務，這是「別後」。

小說的主題就蘊寄在「結合——分離——別後」的情節鏈中。

從「結合」到「分離」演繹了瑪蒂爾德的悲劇過程(小說用隔行形式自然分為「借項鏈」、「失項鏈」、「賠項鏈」)。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造成悲劇的原因。毫無疑問，外美內假的項鏈是造成悲劇的外在原因。試想，如果是貨真價實的真鑽石項鏈會貿然脫落悄然離去嗎?正因為項鏈外美，具有迷惑性和欺騙性，迷住了瑪蒂爾德；又正因為項鏈內假，具有隱蔽性和危害性，所以它容易損壞脫落卻不為人覺察，釀成了瑪蒂爾德的悲劇。而造成悲劇的內因是瑪蒂爾德性格中的單純。單純有好的一面也有不足之處。在紛繁復雜、真假相混的世界中，僅憑單純必然釀成悲劇。瑪蒂爾德單純的愛美，對外部蕪雜斑駁的世界缺乏應有的認識和足夠的辨別能力，怎麼可能識破項鏈「內假」的真相呢?她被外美內假的項鏈所蒙騙迷住完全在於其自身的單純。過於單純，不諳世面，缺乏辨識真假的經驗和能力，是造成瑪蒂爾德悲劇的內在原因。

至此，小說主題意蘊已經浮出了水面。小說通過瑪蒂爾德借項鏈而失項鏈的悲劇，向愛美的女性發出了嚴肅的警示：僅憑單純的愛美，缺乏經驗，缺乏涉世能力，缺乏辨識真善美和假惡丑的眼光，只看外表不識本質，是要付出慘痛的代價的!莫泊桑以小說的藝術向愛美女性敲響了警鍾。

《項鏈》主題意蘊還不止於警示意義。如果小說僅僅提供警示意義，那麼小說中「別後」的情節(小說用隔行分為「還債務」)完全可以芟除，至少可以略寫。顯然，莫泊桑不想滿足於小說的警示，他的人道主義關懷使他對女主人公的悲劇予以極大的同情之外，還要讓她開放出絢麗的花朵。單純中的淺薄釀成了悲劇，單純中的真誠篤實也會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煥發出勇毅堅強、不屈不撓。莫泊桑在深切同情愛美女性的不幸中極希望她們在風雨中成熟起來，極希望她們在厄運面前不悲觀不沉淪不墮落，極希望她們用自己的雙手用自己的精神去征服困難去贏得新的勝利。因而，小說又包孕著對受過欺騙陷入困境中的愛美女性賦以極大勉勵的意蘊。

對愛美女性的警示和勉勵，構成了莫泊桑小說《項鏈》內蘊的主題。

四 上述主題闡釋是基於我對《項鏈》小說獨特的創作藝術的認識。向來的論者常常把這篇小說納入批判現實主義框子加以閱讀，因而給小說女主人公瑪蒂爾德形象貼上「小資產階級」的標簽，給小說主題刻上「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印記。其實，作家根本無意於「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在解讀《項鏈》闡釋主題時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小說淡化了人物生存的社會環境。現實主義為了「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十分重視環境描寫，總是從人物所處的、體現一定歷史時期社會關系本質的特定的環境去刻畫人物的性格。而凡閱讀過《項鏈》的讀者卻很難言說女主人公所處的社會關系本質的環境，至少難以清晰地勾畫出這一環境。從小說外在因素(比如小說創作的年代)去推理，女主人公生存於十九世紀法國資本主義社會；但小說自身卻沒有為人物布設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環境，也沒有布設一個人物活動其中的透示著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小環境。小說顯然淡化了人物所處的現實環境，不想從某一社會制度體現了社會關系本質的特定環境(即文藝學中所謂「典型環境」)去刻畫人物表現主題。

(二)小說設置的「開端」的特異性。一般而言，小說的開端是小說情節的開始。而《項鏈》的「開端」並非如此。小說情節起始於「有一天傍晚」她的丈夫回家拿來了一張教育部長簽發的舞會請柬。顯然「開端」與這一情節沒有絲毫關聯，完全是游離於情節之外的一個獨立板塊。這一特異結構的指向何在呢?我在本文第一部分中已經指出過：「開端』』是解讀女主人公的一把鑰匙。小說先把鑰匙交給讀者，表明作家惟恐讀者誤讀。然而粗心的讀者還是辜負了作家的一番苦心，忽視了「開端』，的用意，沒有抓著「婦女天性愛美』』這把鑰匙。試想，遺棄了「開端」提供的解讀小說的鑰匙，對小說主題的闡釋豈能到位?

(三)瑪蒂爾德的悲劇是個人悲劇個性悲劇。立足於現實主義範式去解讀《項鏈》、，總以為瑪蒂爾德的悲劇是社會悲劇，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這不切合小說的實際。小說根本沒有觸及到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本質；而外美內假的項鏈也沒有誰去強加於瑪蒂爾德，完全是她主動挑選的。她所以挑中那掛鑽石項鏈，是她愛美本性使然，是她單純的性格和氣質所決定。設若她具備辨識真假首飾的能力會釀成悲劇嗎?所以瑪蒂爾德純粹是自釀苦酒、自討苦吃，而其主因是單純、缺乏辨識能力。

以上三點對我們解讀《項鏈》，探尋小說的主題意蘊是十分有益的。當我們抓著「開端」提供的解讀小說的鑰匙，從「婦女天性愛美」去認識女主人公，因個人氣質單純而釀成悲劇，那麼我們就不難懂得《項鏈》主題的恆久緣由了。「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愛美的人類豈不恆久地從瑪蒂爾德的悲劇中吸取教訓?《項鏈》收入中學語文課本，對涉世未深、天真單純，而又非常愛美的中學生，它的警示和勉勵豈不是很有益處么?

❺ 丁玲早期小說的特點

丁玲作為現代女性文學的重要作家，最突出的是將自己一生坎坷的經歷，傾注於她痴情的文學創作之中，為我們留下了一大筆豐富的精神遺產。在她的創作中，不僅能夠觸摸到一個沐浴五四陽光迅速成長的革命作家的思想脈搏，而且可以發現其孜孜不倦地堅持探索和追求文學的歷程。她的創作道路視為現代女性文學成長的一個典型範例。縱觀丁玲的創作，明顯的有這樣幾個階段：

其一，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聯之前。這個時期丁玲主要出版了三個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1928年）、《自殺日記》（1928年）、《一個女人》（1930年）。這些作品標志了一個新的時代女性的崛起，也奠定了她在現代文壇的重要地位。在集子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阿毛姑娘》等篇什。這些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一方面繼承了五四時代冰心、廬隱、馮沅君等第一代女作家創作的精神內涵——對封建專制的抗爭和叛逆；另一方麵塑造出五四退潮後小資產階級叛逆、苦悶、追求的知識女性的典型。她們身上既有濃重的空虛、苦悶、絕望的感傷主義色彩，又深深地烙上了時代和社會的印記。莎菲女士就是她們中間最突出的代表者。從小說的敘述方式看，丁玲作品雖有五四郁達夫自傳體小說剖析人物內心世界的感傷情懷；但刻畫的大膽而富有飽滿感情的倔強女性性格、細膩而率真披露的人物復雜內心，卻給人耳目一新之感。這標志著五四感傷小說的終結。

其二，1930年至1936年。這是丁玲創作的第二個重要階段。左聯的成立感召了一大批革命作家，丁玲的創作由此發生了較為重大的轉變。順應時代的發展、革命文學的倡導和實踐，丁玲首先將創作題材轉向社會革命，寫作了中篇小說《韋護》（1930年）、短篇小說《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等流行的「革命+戀愛」模式化的作品。前者敘述了從蘇聯留學歸來的革命者韋護與熱情浪漫的少女麗嘉相愛的故事，重心卻在戀愛和革命活動的沖突上，面臨不可解矛盾的韋護最終忍痛出走，麗嘉認清了自己的處境也決心拋棄個人情感，投身社會；後者只是將人物換成瞭望微和瑪麗，革命與愛情矛盾的結局是兩人的分道揚鑣，各人去尋找適合自己的生活。雖然這些創作形式帶有公式化，但是不能否定丁玲對於一個過渡時代的過渡人物的准確刻畫，對現代知識分子由個人主義向集體主義轉變過程中的矛盾心理的真實揭示。這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由人的文學、為人生的文學向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轉變所作的探索性的積極實踐。當時，左聯的執行委員會在決議中呼籲作家們：「要產生新的作品」，「用大眾作主人」，「到廣大的工人、農人、士兵的隊伍里去」（《北斗》1932.2（1））。丁玲能夠迅速地調整自己的創作方向，積極進行嘗試。她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水》（1931年）、《夜會》（1933年），長篇小說《母親》（1933年）等，大都是以30年代初農村現實生活為題材，真實地再現激變的農村中農民心理變化的。在以1931年在全國發生的波及16省的水災為背景的《水》中，作家粗線條地勾勒出農民覺醒、反抗的群體雕像，當年就被馮雪峰稱贊為「這是我們所應該有的新的小說」。[2]丁玲的這些作品，集中體現了左翼小說創作的基本特徵：題材開掘的巨大現實性；階級視角的社會批判性；廣闊生活圖景的寫實性。在此實踐中，丁玲擺脫描寫知識階層的巢臼，開始描寫農村生活，反映了對現實主義創作的執著追求。

其三，1936年至1949年。這里丁玲在延安的創作時期。1936年冬丁玲到陝北革命根據地延安，進入了一個新的創作天地。最初，丁玲以通訊、速寫、印象記等文學樣式，敏捷地反映新的生活內容；後以小說譜寫解放區新的時代風貌，創作了短篇小說集《我在霞村的時候》（1944年）、《一顆未出膛的槍彈》（1946年），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1948年）等。這些作品標志丁玲現實主義創作走向成熟。與她過去的作品相比較，與其他同在解放區的作家創作相對照，丁玲小說最成功之處是，她尊重自己的觀察和思考，側重以纖細的情感和筆觸，去展示一個偉大變革的歷史時代人們精神和心靈的巨大顫動。她既滿腔熱忱地歌頌和描寫革命根據地、解放區的新生活、新風尚、新人物，又直言不諱地暴露生活中的陰暗面，從而使其作品達到了現實主義的新高度。《我在霞村的時候》是被列入周揚編的《解放區短篇創作選》的第一篇作品。主人公農村少女貞貞逃離了封建包辦婚姻的牢籠，卻未能掙脫辱掠她的日寇之手，受盡了凌辱和蹂躪。即便如此，她以不屈的靈魂，呼喊著「我總得找活路，還要活得有意思」。在日軍軍營里忍辱負重，多次為我軍傳遞情報。最大的精神痛苦，還是回到村子裡她的經歷和努力並不被人們所理解，異樣的「同情和憐憫」的眼光使她難以忍受，最後不得不離開家鄉，奔向延安。小說的價值正是通過人物靈魂的透視，展露了特定環境里人們長期受到封建思想毒害所造成的精神麻木。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堅強女性，在災難的泥潭裡復雜的心靈，作家層層深入的揭示，引導著讀者對沉重歷史進行深深思索。作家新穎別致的心靈切入視角，細膩委婉的筆調，反映了積極大膽的探索性的藝術追求精神。1940年完成的《在醫院中》卻很長時間在文學史中未得到公正的評價，並且使作家受到許多責難。畢業於上海產科學校的女主人公陸萍，來到延安成為共產黨員，並服從組織需要到一個新辦的醫院當產科醫生。丁玲將故事敘述側重於陸萍在新的環境里所見所聞所感上，更注重其表現心靈體驗的真實，因此，著力披露了革命隊伍內部存在的某些弊端，醫院里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一般醫護人員的保守、自私、苟安的小生產意識，還有病人中的愚昧麻木狀態等現象；並通過代表現代科學、民主思想的陸萍與這些現象的矛盾沖突的對照描寫，展示了革命幹部與知識分子雙向互動的精神成長的艱巨性。在那樣的環境里，丁玲能夠提出這樣深邃的問題，正是因為現實主義戰斗傳統給了她膽識和勇氣。丁玲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也從反面說明了這部小說所具有的現實主義力度。從由她的代表作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中，可以進一步看到作家創作整體性的深入和發展。

綜觀丁玲創作發展的三個階段，可以說她在現代文學史中是有獨特貢獻的女作家。其小說創作的特色鮮明而有個性，主要有兩點：第一，丁玲始終堅持現實主義的戰斗精神。她創作的階段雖不同，但勇敢地面對現實生活的勇氣、敏銳地把握時代的脈搏、作品強烈的時代意識和思想穿透力這一創作追求，卻是一以貫之的。從迅速地調整自己的創作適應革命斗爭的需要，到解放區創作真誠地揭露封建觀念和種種現實弊端，都清楚地反映了作家深邃眼光下現實主義創作的力度。女性文學突破個人狹小范圍，恰恰以丁玲的革命姿態和現實主義創作為標志。她是現代女性文學的探索者和開拓者。第二，丁玲小說創作藝術的創新和獨特藝術風格的形成。丁玲善於寫出人物深邃的內心世界，長於透視性格多重性復雜性的特點，重視表現人物情感和講求寫作筆觸細膩，這在女性作家中更顯其藝術的獨特。莎菲、貞貞、陸萍等形象，在現代小說人物畫廊里，很少有丁玲那樣在刻畫時將自己人生的體驗，尤其是女性生活的感受，深深融合在她們身上的；尤其那來自心靈的振盪、靈魂搏鬥的對於歷史變革感受深切的描寫，更凸現了現實主義創作的真實性。丁玲創作從最初的革命文學的峻急，到後來的深入現實的厚重，以及從容的藝術風格的形成，是與她突進主體（作家）和客體（人物）雙重內心深處密切相連的。

最後，不妨從丁玲早期小說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的簡析中，進一步印證作家的審美個性和藝術探索。這是一部日記體的小說，它在《小說月報》1928年19卷2號上發表後，主人公莎菲這個「滿帶著『五四』以來時代的烙印」、「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絕叫者」[3]，便引起了當時文壇極大的震驚，作家也由此獲得了更大的聲譽。這正是五四落潮以後知識女性精神追求和心靈顫動的生命真實在莎菲身上的集中體現。作者成功地刻畫了一個叛逆的、苦悶的、彷徨的知識女性形象。莎菲充滿矛盾的性格，在她與懦弱的葦弟、表裡不一的凌吉士失敗的愛情選擇中得到充分揭示。莎菲從封建家庭出走，崇尚個性的真正解放，但總是求愛失愛，在無樂可尋中抱著「及時行樂」的幻想。她鄙視社會的隔膜、欺騙，以個人的孤獨的靈魂進行倔強反抗。不甘幻滅的內心騷動，不滿世俗的放縱，反抗充滿著病態，而敏感、多疑、怪癖和狷傲，則構成其性格的基本特徵。丁玲以這個形象生動折射出時代剪影，即五四的個性解放隨著歷史的進步只剩下了凄厲的哀傷和疲憊。作家高度濃縮了一個過渡時代苦悶青年的精神面貌，並且以女性獨有的細膩、率真的心理描寫，深入到人物內心復雜而豐富的情感世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翻開了五四以來郁達夫式的感傷抒情小說新的一頁 ，從而也奠定了作家全部創作風格和藝術個性的基調。

❻ 如何評析小說中的歷史人物形象

如何分析和賞析小說中的人物形象
1、從分析人物的描寫入手。
（1）正面描寫刻畫人物形象。
正面描寫就是通過直接描寫人物的肖像、行動、語言、心理等，來揭示人物思想品質和性格特點，從而反映作品的主題的描寫。
①通過肖像描寫刻畫人物形象。
肖像描寫它的作用不只是在於勾畫出這個人物的外部特徵，而是為了更好的以「形」傳「神」。
例如《故鄉》中對閏土的描寫：「十一二歲，紫色圓臉，項帶銀圈，有一雙紅活圓實的手，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刺去„„」這寫出的是一個活潑、勇敢、英俊的少年。而中年閏土卻變成：
「身材增加了一倍，臉色灰黃，很深的皺紋，眼睛周圍腫得通紅，頭戴破氈帽，身上只有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縮著，手提一個紙包和一隻長煙管，手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這是一個飽經憂患、歷經滄桑，已變得麻木遲鈍而又非常自卑的人了。小說通過對閏土的肖像描寫，生動地表現了他性格的巨大變化，從而揭示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給人民造成了苦難。
②通過語言描寫刻畫人物形象。
例如：小說《守財奴》中有幾處個性化語言描寫，如「咱們中間可有些小小的事情辦一辦。對不對，克羅旭？」「是呀，是呀，小乖乖。我不能讓事情擱在那兒牽腸掛肚。你總不至於要我受罪吧。」「„„我覺得更滿意。我按月付你一百法郎的大利錢。這樣，你愛做多少台彌撒給誰都可了！„„」「克羅旭，你這些話保險沒有錯嗎？可以對一個孩子說嗎？」句句話語，把一個貪欲十足的守財奴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
③通過動作行為刻畫人物形象。
例如：小說《守財奴》中「搶梳妝匣」一處動作描寫：「老頭兒身子一縱，撲上梳妝匣，好似一頭老虎撲上一個睡著的嬰兒。」這一「縱」一「撲」寫得生動極了，使人如見其形，如窺其靈魂，把一個金錢狂形象塑造的栩栩如生。
（2）側面描寫刻畫人物形象。
側面描寫，概括地說就是通過他人的言行，來間接刻畫人物的描寫。
例如《林黛玉進賈府》中對賈寶玉的形象刻畫，就使用了側面描寫的方法。
林黛玉從王夫人口得知賈寶玉是一個孽胎禍根，是一個混世魔王；從母親口中得知賈寶玉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結果一見，卻是面如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這些側面描寫的目的是欲揚先抑，它極大地豐富了人物形象，突出了林黛玉對賈寶玉的認同感。
2、從分析小說的故事情節入手。
小說的故事情節是小說中用以表現主題或人物性格的一系列有組織的生活事件。閱讀小說，
既要緊緊抓住人物某個動作或某個事件，同時，也要注意小說情節的曲折跌宕。高考中涉及到的小說往往是微型小說，雖然它寫的是小題材，擷取的是生活中的一個小片斷，卻是生活內容的高度濃縮，應該說正是這高度濃縮的故事情節凸顯了人物形象。
例如小小說《同意》：秘書送進一份文件。王廠長像往常一樣拿起筆輕松熟練地在上面寫下「同意」二字。突然，他睜大了眼睛，筆從他無力的手中滑到了辦公桌上。第二天，他離開了他熟悉的辦公室。這篇小小說故事情節簡單，但卻把一個只知「同意」的糊塗廠長形象刻畫得栩栩如生，從而諷刺了社會上一部分官員不分具體事件，只知道動用手中的權力，結果輸得一塌糊塗的形象。由此可見，小小說的故事情節常常是以小見大，以微見著，所以閱讀時，必須透過情節來分析人物形象。
3、從分析小說的環境入手。
環境描寫是指對人物所處的具體的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描寫。人物的活動，事件的展開，總是在一定社會環境、自然環境中進行的。小說的環境描寫除了有交代故事的時代背景、渲染氣氛的作用外，還有烘託人物性格的作用。
例如孫梨《荷花澱》開篇水生嫂「月下編席」那段環境描寫，景色被渲染得很有詩意：「這女人編著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編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雲彩上。她有時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銀白世界。水面籠起一層薄薄透明的霧，風吹過來，帶著新鮮的荷葉荷花香。」這段描寫很有詩意，它使人物猶如仙子，與明月、清風、銀白的水、透明的霧以及清清的荷香，共同構成了妙不可言的詩的境界；同時，這景色又與具有著人情美的人物交相呼應，彼此映襯，有力地烘托出了人物的心靈美。
在小說三要素人物形象、故事情節和環境中，人物形象是最主要的要素。閱讀小說時，只有把握人物性格特點，才能深刻理解文章的思想內容。

❼ 丁玲的人物評價

毛澤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人民網：丁玲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重要的女作家，也是一位命途多舛的女革命者。延安時期的丁玲，經歷的正是從雲霄沉入海底的過程。

孫犁：一顆明亮的，曾經子夜高懸，幾度隱現雲端，多災多難，與祖國的命運相伴隨而終於不失其光輝的星，殞落了。

林賢治：一個具有巨大文學才能而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一個忠實文學事業並為之苦苦掙扎的作家，一個未完成卻受到意外打擊而幾近碎裂的作家。

王蒙：她並非像某些人說的那樣簡單。在全國掀起張愛玲熱的時候，我深深地為了人們沒有紀念和談論丁玲而悲傷而不平。我願意愚蠢地和冒昧地以一個後輩作家和曾經是丁玲忠實讀者的身份，懷著對天人相隔的一個大作家的難以釋然的懷念和敬意，為丁玲長歌當哭。

陳子善：丁玲能在作品中提出女性的地位。

(7)丁玲四十年代小說人物形象研究目的擴展閱讀：

丁玲的生平：

民國七年（1918年），丁玲就讀於桃源第二女子師范學校預科。

民國八年（1919年），丁玲轉入長沙周南女子中學。後入岳雲中學就讀。

民國十一年（1922年），丁玲趕往上海，在陳獨秀、李達等創辦的平民女子學校學習。在長沙等地上中學時，受到五四運動思潮的影響。

民國十二年（1923年），丁玲經瞿秋白等介紹，入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習。次年夏轉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學旁聽文學課程。

民國十三年（1924年），丁玲來到北平，在一個社交場合結識了青年編輯胡也頻。

民國十七年（1928年），丁玲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引起文壇的反響，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

民國十九年（1930年），丁玲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完成第一部長篇小說《韋護》。

民國廿十年（1931年），丁玲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斗》主編及左聯黨團書記，成為魯迅旗下一位具有影響的左翼作家。

民國廿二年（1933年）5月，丁玲被國民黨特務綁架，拘禁在南京。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羅曼·羅蘭等國內外著名人士，曾發起抗議和營救活動。

民國廿五年（1936年）9月，丁玲逃離南京，奔赴陝北，成為到達中央蘇區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同志的歡迎。

民國廿九年（1940年）十月十九日，延安舉行魯迅逝世四周年紀念大會；同日，丁玲、舒群、蕭軍發起成立延安文藝月會。

1951年6月，丁玲響應抗美援朝總會的號召，捐款1200餘萬元(舊幣)。

1952年6月，《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獲蘇聯斯大林文藝獎金，並被譯成多種文字，在各國讀者中廣泛傳播。她將榮獲斯大林獎金二等獎共5萬盧布全部捐給了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兒童福利部。

1955年和1957年，丁玲兩次遭受極「左」路線的殘酷迫害，被錯劃為「反黨小集團」、右派分子，下放到黑龍江墾區（現今湯原農場、寶泉嶺農場）勞動12年，期間創作了《杜晚香》。「文革」中又被關進監獄5年。粉碎「四人幫」後，丁玲的冤案逐步得到平反。

1975年春，丁玲獲釋後被安排到山西農村。她和丈夫陳明將補發的工資捐獻出1萬元，用於農村生產建設。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多福巷家中逝世，享年82歲。

❽ 丁玲的小說在人物心理描寫方面有什麼樣的藝術特色

丁玲原名蔣偉，字冰之，畢業於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習，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位傑出的女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女革命家。作為一名女作家，她的小說裡面的心理描寫是非常出彩的，表現在能夠通過心理描寫來豐富人物的形象，並且能夠通過人物的心理描寫來展現出她對於人生的態度，同時反映了當時時代的一個主題。

她的心理描寫也是能夠反映當時的時代特徵的，她在描寫夢珂還有莎菲等人的內心想法，是結合了當時的時代背景的，也因為是結合了當時的時代特色，所以她的小說中的任務能夠引起那時候人們的共鳴，同時也是展現了五四運動時期，她對於新女性的思考已經自己對於女性的人生態度，即使是受到了百般挫折，也是絕不對向現實低頭，這種自由的意識也是深刻的影響到了現代，乃至於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