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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莫言小说艺术概貌
莫言小说的艺术概貌
——以《红高粱》《檀香刑》为例
莫言的故乡在山东高密县，他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自从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后，他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的小说，其中以中篇小说《红高粱》和长篇小说《檀香刑》影响最大，思想和艺术成就也最高。这两部小说，从对过去时态的回溯中，窥探、展现和审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世界。小说中的人物，亦正亦邪，亦官亦匪，亦高尚亦粗俗，爱憎分明，敢做敢为，充分表现出了民间人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陈思和形容莫言笔下的民间“藏污纳垢”。在艺术上，莫言以诡谲多变的风格和冷漠、粗犷、精致而不乏华丽的描述给人以耳一新的陌生与惊奇之感，给人以悲剧的震撼之美。
民间表述的新境界
民间是一个意蕴丰富而复杂的概念，在本文中，民间主要是指乡土民间。20世纪中国作家的民间表述，大致经历过这样一个发展过程：鲁迅20世纪初叶的批判、启蒙与反思，沈从文等京派文人的歌颂与回归，萧红等东北作家的感伤与关怀，赵树理在20世纪中叶对民间大众化的描述与展现，新时期作家对民间的审视、解读和批判性主题的重构，其中，莫言在开辟民间表述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与探索。
莫言在与大江健三郎的一篇名为《寻找“红高粱”的故乡》的对话中声称：“我想我的‘高密东北乡’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应该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地理的概念。”莫言的小说构筑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与野性的乡土世界——高密东北乡，对民间进行审美表达和批判，借此探究生命本质和本原意义。继鲁迅之后，沈从文无疑是民间表述的大家。他笔下的充满人性美与人情美的“湘西世界”，包含有对人的生活形态中有别于现代文明的那种健全、和谐境界的诗意发展。“湘西世界”是民间表述中的诗与画，带有“牧歌”情调的湘西世界，与“五四”以来形成的表现压迫和不平，或者批判愚昧和落后，挖掘民族精神创伤的乡土文学传统是截然不同的。它用“梦”与“真”构成的文学图景，与现实生活相对照，从对比中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这是沈从文对新文学独特的贡献。
笔者认为，沈从文与莫言分别借助于“湘西世界”和“高密东北乡”这两个地理/文化的概念，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生命和精神重新进行审视、认识和重构。在宗旨上，他们有共同的一面；在艺术表达上，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乃至有截然相反的一面。在题材的选择上，沈从文不愿写“一摊血一把眼泪”之类的故事，而喜欢用微笑表现痛苦与忧伤，淡化情节，风格清新淡远。莫言的《红高粱》与《檀香刑》则充满暴力和血腥，写的是震撼人心的悲剧，风格张扬、浓烈，语言夸饰，富于想象。
沈从文与莫言的艺术风格可以用一组词语来概括：牧歌/猫腔。
“猫腔”是《檀香刑》中写到的高密东北乡的一种极具特色的地方小戏，唱腔诡谲，亦庄亦谐，悲喜交织，慷慨陈词，包含了来自民间的原始活力与激情。
莫言的小说充分表现出了对传统审美方式、表现模式和悲剧美学原则的颠覆，大量运用反讽、黑色幽默等技巧，给人以新奇和丰富的审美意蕴。《红高粱》中的余占鳌与《檀香刑》中的孙丙，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抗日英雄”和“抗德英雄”，如余占鳌的土匪习气，他“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再如孙丙，他最初的抗德动机是德国人修铁路会破坏风水，他在组建农民军时自称是岳飞转世，并分封诸将，作战时口念咒语，装神弄鬼。莫言有意偏离了传统的正面典型人物的塑造方法和审美原则，而是让他们停留在真正的农民心态上，充满了生活原色，使之呈现出一个似乎是未经雕琢的人物原型。
《红高粱》和《檀香刑》写的都是悲剧，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悲剧美学原则，不是为了激起人们的“悲悯”与“崇高”之感，而是借助于反讽和黑色幽默等技巧，将读者引入新鲜廓大的悲剧审美空间。“黑色幽默”是风行于60年代美国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是一种用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内容的文学方法，“反英雄”式的人物，“反小说”式的结构，被西方评论家称为“绞刑架下的幽默”。借用“绞刑架下的幽默”这个名词来概括莫言这两部小说的幽默特征是比较合适的。如孙丙身陷囚车被施刑前面对众乡亲高唱猫腔：
前呼后拥威风浩～～俺穿一件蟒龙袍，载一顶小金花帽～～俺可也摇摇摆摆，玉带围腰～～且看那猪狗群小，有谁敢来踹俺孙爷的根脚～～
这多少类似于阿Q被杀头时想唱“手执钢鞭将你打”。但是，在莫言的民间叙述里，说孙丙愚昧可笑也好，慷慨赴死也罢，都包含了更加复杂的内涵，因为，莫言的民间叙述本身就是多元化的。
再如县官钱丁担心施刑时失误，命赵甲父子当前袁世凯和德军司令克罗德的面，先在一头黑猪身上演示檀香刑。孙丙的女儿眉娘目睹此景，想象他爹受刑的一段猫腔：
锣鼓敲着急急风，猫胡拉着离格冬。黑猪腚上插着檀木橛子团团转，俺公爹和小甲追猪追成了小旋风。山东巡抚袁世凯，被黑猪咬断了一条腿，鲜血淌在了地流平。德军司令克罗德，被黑猪啃去了一半腚，趴在地上乱哼哼。这真是大快人心事，除了两个大灾星。忽然间，霹雷一声天地变，袁世凯的腿好好的，克罗德的腚全全的，他们在椅子上坐得端端的，戏台的当中，那黑猪摇身一大变，变成了俺爹老孙丙，趴在地上受桩刑……
把很严肃的处刑在黑猪身上演示，这本身就已经很可笑了。加上眉娘的这一段唱词，有实，有虚，有悲，有恨，令人哭笑不得，达到了“含泪的讽刺”的效果。
反讽和调侃也是莫言最常用的手法之一，写到最惨烈处，往往笔峰一转，把读者带入一个貌似“尴尬”的境地，给人一个更广阔的想象世界和更复杂的感觉空间。如写赵甲凌迟犯人：“他将手腕一抖，小刀子银光闪烁，那片扎在刀尖上的肉，便如一粒弹丸，嗖地飞起，飞到很高处，然后下落，如一粒沉重的鸟屎，啪卿一声，落在一个黑脸士兵的头上。那个士兵怪叫一声，脑袋上仿佛落上了一块砖头，身体摇晃不止。”再如《红高粱》中写孙五剥罗汉大爷的人皮时的描写，“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龇出来”、“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总之，莫言笔下的悲剧打破了统悲剧审美观念，开辟了民间表述的新境界，推动了民间表述的演进与发展。
独特的叙事风格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在这方面，莫言是积极的探索者。他的小说受到福克纳的意识流和马尔克斯叙事模式的影响。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莫言说：“《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莫言力求从早年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中走出来，发挥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特长，从而形成自己的叙事特色。《檀香刑》在叙事中融入了民间说唱艺术，使西方现代文学技巧与我国民间文学技法得到了有机融合，在民族化的道路上向前迈入了一大步。
莫言的叙事特别注重感觉，以立体的感觉的方式展开体验和表述，构成整体的时空体验。《红高粱》和《檀香刑》基本上都是以“我”的主观视角去展开叙述。《红高粱》叙述“我”爷爷余占鳌伏击日寇以及和“我”奶奶的爱情纠葛。《檀香刑》由凤头部、猪肚部和豹尾部三部分构成，凤头部以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语、钱丁恨声等叙述者自述的方式展开情节，豹尾部也是以道白、诉说、放歌、绝唱等形式展开叙述，中间的猪肚部看似用客观的全知视角写成，其实也是在用口述或独白的方式倾诉一段传奇。这种以“我”的主观视角的方式展开叙事，便于展开叙述和描写，打通时空，自由而随意地抒写体验，形成一种倾诉的效果。在具体的叙述中，作者或有意强化作品中人物的感觉，让作品中的人与物在自己的感觉中存在与行动；或刻意营造一种释放感觉的特殊氛围。莫言还将光、色、形、声、味、触、味等感觉和想象结合起来，将时间与空间、现实与幻想有机地揉合在一起，精确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红高粱》中写“我”父亲在伏击的路上看见王文义脸上的血：
他的腮上，有一股深蓝色的东西在流动。父亲伸手摸去，触了一下粘腻发烫的液体。父亲闻到了跟墨水河淤泥差不多、但比墨水河淤泥要新鲜得多的腥气。它压倒了薄荷的幽香，压倒了高粱的甘苦，它唤醒了父亲那越来越迫近的记忆，一线穿珠般地把墨水河淤泥、把高粱下的黑土、把永远死不了的过去和永远留不住的现在连系在起，有时候，万物都会吐出人血的味道。
一种血的嗅觉便将父亲的多种感觉引发出来，将他生活中的墨水河、高粱、黑土等联系在一起，将现实与过去有机地融合，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时空体验，准确地表达出了一个少年在去伏击的路上、在生与死这个过于沉重的考验即将到来前无比复杂的心理。
再如关于“我”奶奶死亡前的有些过于铺张的描述。在蓝天、白云、红高粱的辉映下，她看见“一群雪白的野鸽子，从高空中扑下来”，接着，借助于意识流手法，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从天上到地下，从过去到现在，来抒写这缤纷来临的一系列幻象，尤其是关于“红高粱”的幻象，“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歌颂了它们顽强的生命力。空间和时间以及描写视角的不断转换，较为准确地写出了“我”奶奶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檀香刑》中，这种大段大段叙写感觉的文字已不常见，代之以更精练的感性描写，如写医生在察看受刑多日的孙丙的伤势时：“在他的细长的手指摇了木橛子的首尾时，便有花花绿绿的泡沫冒了出来，腐肉的气味令人窒息，苍蝇们更加兴奋，嗡嗡的声音震耳欲聋”。这种感性化的描写把酷刑之酷表达得触目惊心。
《红高粱》与《檀香刑》的发表时间间隔十多年，在叙事艺术上，后者比前者更加成熟和进步。首先，在叙事结构上，对故事和情节的展开，《檀香刑》避免了《红高粱》单声道的叙述，而是多声部的合奏，狗肉西施、县官、刽子手、戏班班主等各色人物分别以适合各自个性的浪语、恨声、狂言、恨声等形式展开叙事，客观上又构成一个整体。《檀香刑》极具民族特色的结构划分：凤头部、猪肚部、豹尾部，一、三部分采用的主观视角，中间部分采用的全知视角，形成了主观视角对全知视角的有机融合。在叙事风格和技巧上，由于是采用各种人物互为言说和多视角表达的方式，就形成了叙事视角的多样性和叙事内涵的丰富性，叙事在统一的风格的前提下更富于变化。另外，《檀香刑》将戏文语言与小说语言融合在一起，亦庄亦谐，丰富和强化了悲剧效果。
现代主义技巧的运用
《红高粱》和《檀香刑》在现实主义的精神下运用了大量的现代主义文学技巧，象征、隐喻、暗示、借代等手法的动用，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深化了作品的内涵。莫言自己也说过：“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的。”
莫言的小说深受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塌法县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一样，充满了象征和寓意。前文已叙述过，莫言自己说过，高密东北乡不应该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应是一个文学的概念。它是作家精神的故乡。莫言还说过：“所谓扩展‘高密东北乡’的疆域并不仅仅是地理和植被的丰富与增添，更重要的是思维空间的扩展。这也就是几年前我曾经提出的对故乡的超越，夸张一点，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我心中大概明白它的意义，但很难用清晰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寻找‘红高粱’的故乡》）”。可见，作者在使用“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时，寄寓了一种意义和哲学命题，它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可以说，高密东北乡是我们苦难民族的一个缩影。单就一个“红高粱”，就有说不尽的寓意，它有多重含义，可以象征我们顽强的民族气节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可以是指火热而野性的生命激情，还可以是爱情的象征等等。《红高粱》和《檀香刑》分别写到了抗日和抗德，殖民侵略给高密东北乡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外敌信侵，家园沦丧，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来人“不知道打伏击是怎么一回事”的队伍去打日本人。作者在这里要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檀香刑》中，统治者加入了进来，他们互相勾结，残酷地压榨人民。檀香刑是中国几千年暴力文化的集中代表和象征，作者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不无夸张地渲染一种酷刑？刑愈酷，则统治者和侵略者之愈酷，则老百姓的血泪之仇愈深，民族精神之愈钢烈也！
生活在东北高密乡这块黑土地的男男女女大多具有无拘无束的叛逆性格，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家乡，敢爱敢恨，同时亦保留着除暴安良、抗御外侮的坚韧不的拔的伟大生命潜能。莫言笔下的女姓人物如《红高粱》中的“我奶奶”和《檀香刑》中的孙眉娘，都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她们敢于悖逆传统的道德约束，显示出了生命力的高扬。即使身处钱缝中的县官钱丁，在凶残的统治者和侵略者面前也醒悟过来，在最后时刻亲手杀死了孙丙，让德国人的通车庆典蒙上了阴影。同时，莫言也毫不避讳这些人物野蛮、丑陋与愚昧的一面。通过这些人物形象，作者对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进行了有力地审视、批判和表现。
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说，这本书写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火车的声音，另一种是猫腔的声音。火车的轰鸣象征着域外的现代文明，小说结尾火车的轰鸣声以绝对的优势淹没了曾盛极一时的猫腔的声音，暗指域外文明在近代中国封建社会中强行突进的强大势力，显示出历史前进的不可阻挡。值得一提的是猫腔这种地方小戏，它是民间文化的代表，是高密东北乡广大农民情感和精神的寄托，是民间抒情的存在方式。在猫腔声情并茂的唱腔里，寄托着广大人民对生活/生命的热情和理想。包含着民间的活力和原始的激情。在《檀香刑》中，众多人物如钱丁、孙丙、眉娘等都对猫腔表示出热爱之情。猫腔班主孙丙身受酷刑，高密东北乡最后一个猫腔戏班子在德国鬼子的枪口下全军覆没，猫腔的彻底的消失，暗示着民间文化象这块黑土地上人民的命运一样多灾多难，也暗示着在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压榨和摧残下，一切充满自由与活力的东西，包括文化乃至生命，都遭到了无情地扼杀。
总之，现代主义技巧的运用，丰富和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内涵，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莫言的民间创作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莫言写道：“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宜的书。《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莫言还声称自己的创作就是和当前那些脂粉气的伪“中产阶级”对抗。《檀香刑》以民间文学的借鉴是非常成功的。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除《檀香刑》外，近几年重要的几部长篇小说如《白鹿原》、《尘埃落定》等的成功，都说明了“民间”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无容置疑，新生代文学在个性创作以及对存在的表述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同时，它的不足也是明显的。新生代文学大多以当下的都市生活为背景，叙事态度是现在时的，努力用大众之眼表现出对物质主义与时尚的迎合，多属私语型和写实刑，充斥着大量的欲望符号，文学日益变为一种消费性需求。叙述的个人化与琐碎、审美意义和理性的不足与缺失、自我重复与模式化倾向、小资情调、颓废气息……当下的文学呈现出从未有过的轻浮疲软。针对当代文学尤其是新生代文学本质性东西的缺失，陈晓明指出：“我们给文学呼唤什么？就是呼唤文学的审美品质。”他进而指出，这种“审美品质”包括四个方面：对人物命运的关注，思想与情感的蕴含，开掘生活层面的力度和语言的表现力。呼唤文学的审美品质的回归，莫言《红高粱》和《檀香刑》在思想与艺术上诸方面的成功探索，对当代小说创作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③ 哪位大神知道莫言的小说《红高粱》（不是电影）详细的情节介绍啊……急求……
《红高粱》叙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间抗日武装伏击日本人汽车队的故事，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但这不是主要的。作为这篇小说精神主体的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对带着原始野性、质朴强悍的生命力的赞美，对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正是这种生命意识使那个老而又老的抗日故事重新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红高粱，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总体象征。它可以称之为《红高粱》的“生命图腾”。小说用这样充满激情的语言描写红高粱，赋予红高粱以生命：“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显然，小说中的红高粱决不仅仅是一种植物。与赋予红高粱伟大的生命相对应，作品中那些演出了一幕幕英勇悲壮的活剧的英雄；也总是伴随着红高粱，或者与红高粱融为一体。余占鳌和戴凤莲是在高粱地里完成了神圣的结合，戴凤莲又是在高粱地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小说把她30年的生活比作“红高粱般充实”。余大牙带着高密东北乡人应有的英雄气概坦然赴死的时候，放声高唱的是“高粱红了”，任副官在枪声中、子弹下坦然前行的时候，用口哨吹出的曲调也是“高粱红了”。在这种描写中，人与高粱获得了同一种品格。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在小说中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用冷静乃至审美的态度来描绘生命的痛苦与毁灭——比如刘罗汉被割下耳朵和生殖器、被活活剥了皮，戴凤莲让余占鳌和冷支队长喝下掺了罗汉大爷鲜血的酒，队员们那惨烈的死亡，等等。因为人只有置身于巨大的痛苦之中或者面临死亡的时候，才能强烈地意识到生命的存在。这种描绘一方面强化了生命意识，同时也使小说呈现出新奇、残酷的美。小说对于强悍的生命力和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肯定有时甚至超越了一般的伦理评价。余占鳖与戴凤莲野合，为了占有戴凤莲将单家父子杀死，这以中国传统的伦理尺度来评价是不道德的，但作品对此作了肯定性描写。即使是对余大牙这个贪财好色的人，作家也赞美他坦然赴死的英雄气概。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甚至促成了作品中一个特殊角色——“我”的诞生。在作品中，“我”不仅是一个叙述角度，而且是以不同于余占鳌等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着的下一代的代表。而对爷爷那生命力旺盛的一代，“我”只有自卑与仰叹。余占鳌等人与“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距离，一种对比。在这种距离与对比中，作家一方面强化了对余占鳌等体现的那种生命力的仰慕，一方面对那种生命力在今天的人们身上已经消失感到悲哀。所以在小说中“我”才慨叹：“先辈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我爷爷辈的好汉们，都有高密东北乡人高粱般鲜明的性格，非我们这些孱弱的后辈能比”。从艺术的角度看，小说打乱时空结构的意识流式的叙述方式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已不陌生。它最大的突破，最借鉴马尔克斯等人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以奇特的感觉为动力，改变客观事物的存在形式，把静态的变成动态的，把无生命的变成有生命的，使读者从习以为常的事物中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金色的太阳“齿轮般旋转”；“残缺的杏黄色阳光，从浓云中，嘶叫着射向道路”；被割下的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子弹在低空悠闲地飞翔，贴着任副官乌黑的头发滑过去”；“高粱的奇谲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红红绿绿，白白黑黑，蓝蓝黄黄，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号啕大哭，哭出的眼泪像雨点一样……”；等等。小说的比喻也因其反常规而显得十分新奇。例如说死神有着“高粱般深红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黄的笑脸”；说死骡马的大肚子在水的浸泡和太阳的曝晒下突然炸裂，“华丽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说“有人往栅栏边角上那个铁皮水桶里撒尿，尿打桶壁如珠落玉盘”；等等。此外，在叙述过程中，作家有时故意插入一些与总体叙述风格相背离的语言。例如“我”看到母亲的小脚就想高呼“打倒封建主义！人民自由万岁”；借92岁农村老太太的口唱一段顺口溜；引录一段县志上平平板板的公文；等等，都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幽默、诙谐的色彩。强烈的生命意识、具有民间传奇色彩的题材与上述不同艺术手段的融合，使这部中篇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董炳月）【作品评价】《红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风格的一篇奇作。小说以一块块的感觉画面组合而成，形成一个以独特感觉为基础的“红高粱”世界。从题材看，小说取材于作者家乡的抗日生活，写作目的也很明确，在小说结尾处作者表示：“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激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在小说里，作者以家乡的红高粱作为背景，以活生生的感觉记忆为笔锋，游犁般地描写着家乡的抗日生活画面。无边无际的高梁地红成?洋的血海，血海中，有着生命的野合，有着活剐的血腥，有土匪的出没，有英勇的伏击。与以往的“抗日文学”不同，《红高粱》摒弃了种种思想框框的制约，抹去了单纯乐观的色调，把家乡的抗日生活重新放置在民族的自然发展和充满血腥的历史过程中去。后来有人惊叹地评价，《红高粱》把抗日题材“拖出了困海”。不仅如此，《红高梁》还为我国当代的“战争文学”拓出了一条新路。 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我奶奶”。在莫言的感觉世界中，“我奶奶”首先是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与性的诱惑的风流女子。她十六岁出嫁，憧憬着能颠倒在一个强壮男人的怀抱里，殊不知，贪财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只因为单家是个百里首富，只因为单许给他一头骡子。“我奶奶”绝望了，死而后生，她不顾一切，顺从自然地接受了高梁地里与余占鳌的野合。小说运用感觉的笔触，描写了这场野合的亢奋场面。一个是拦路劫持，身强力壮，后来成为土匪司令的余占鳌；一个是被礼法世界推向火坑，而又绝处逢生、情欲之血沸腾不已的妙龄女子，他们狂欢做爱，他们精神契合，此时此刻，传统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 生命之火一浪高一浪地燃烧。“我奶奶”那红高粱一般通红的性格也由此成形。在莫言的感觉世界中，这一人物之所以充满坚定的抗日激情，不是因为种种苍白的理性思想的原因，而是因为，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奶奶”的管家与情人刘罗汉大爷为保护她和她家的财产而被日本人活活生剥，这一血腥惨目的景像使她不杀日本人不得安宁。她端出纪念刘罗汉大爷的血酒，让余司令喝了去杀日本人，让儿子豆官跟上余司令为罗汉大爷报仇，而自己也象大鸟一样牺牲在伏击日本人的战场上。“我奶奶”这一形象，完全不是传统美学的善男信女形象，而是一个有着女性身躯，充满生命活力，洋溢着风流情性，以义气为热血的形象。有人认为，这一形象具有某种西方的审美特征，是个拥有“性解放”意识的现代女性形象。其实，这一形象的文化底蕴依然渊源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在我国广大农村，保存与流传着一种具有原始意味的，常与礼教相对峙的俗文化方式，在这一文化方式中，人们以求生为第一愿望，以男女相交为本性常情，以忠义相助为处世原则，以敢做敢为为英雄豪气。“我奶奶”这一形象，充分体现了这一俗文化的如许特征。 小说以一幅幅独特的感觉画面构成莫言的感觉世界。无边际恍如血海的红高粱，高粱地里狂风疾雨般地男女做爱，“我奶奶”那风流的充满诱惑的形体与肉体，刘罗汉大爷被活剥后仍然痛骂不休的令人颤栗的场面，奶奶临死前对天理的种种发问与骄傲的自我伸张，无一不是充满激情的感觉投身。莫言的感觉与众不同，他的感觉除排斥了传统伦理与理性教条的制约外，更重要的是，他的感觉具有北方农村那种土生土长的，具有原始意味且发育不全的质朴而又充满灵气的农民式的感觉心态，具有浓郁的我国民俗文化的认知特征。为恰切地表现这一感觉心态，莫言的小说总是习惯以“童年视角”为感觉本体。《红高粱》就是以十四岁的豆官的感觉记忆作为线索，另加上“我”的感觉补充组合而成的。细心描绘每一个不同的感觉场面，再把许多的感觉场面加以串联组合，形成完整的感觉体系，便是《红高粱》乃至莫言的创作特色。
④ 莫言叫什么
原名管谟业
⑤ 纪莫言叶沐心的小说叫什么
不好意思 介绍几部给你吧！最近在看的，有点意思的 喵家小白 《农门小财妃，世子太能撩》 迎客灯 《安得渔心》 喵咪吃糖 《寡妇的升级打怪日常》
⑥ 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人物形象特点是怎样的
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耡臅刍菆著蒢蒭蓫
⑦ 莫言小说中母亲形象（或女性形象）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及意义
把坏人当好人写就是说我们要善于发现在坏人身上残存的人性，这一点我想特别重要。最近我看到引起巨大的争议的李安的《色戒》，好多报纸都连篇累牍的批评李安，说他为汉奸张目。我看了这些文章后特意把张爱玲的小说找出来重读了一遍，我也把《色戒》这个影碟买回来看了一遍。我认为李安拍得很好，我觉得我们不要还是用那种政治的观念来评论一部艺术作品。中国人一提到汉奸就咬牙切齿，一提到汉奸就想到电影上那些歪戴着礼帽，穿着绸褂子，嘴里叼着厌倦，腰里插着盒子枪，留着中分头，见了鬼子低头哈腰，见了老百姓耀武扬威这样一类人。其实汉奸有许多种。汉奸是不是人类的一个构成部分？既然汉奸是人类的构成部分，那就应该允许小说家、电影导演、艺术家来表现他。写汉奸的时候也应该把汉奸当人来写。我们说周作人他是一个汉奸，但周作人是一个那么简单的汉奸吗？周作人当在“五四运动”中，在“新文学运动”中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他也有慷慨悲歌的一面。他当汉奸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汪精卫是汉奸的总头目，但汪精卫真的就是一个坏的一无是处的人吗？他曾经是孙中山最信任的人之一，汪精卫当年那也是热血的青年啊!在北京什刹海银锭桥上他还埋下炸弹，要行刺当时的摄政王，就是宣统的的爸爸。在监狱里面那也是慷慨悲歌，视死如归，如果他那时死了，绝对是一个英雄人物。他号称“民国第一美男子”，演讲的口才比莫言高了一万倍。这样的人为什么当了汉奸，原因非常复杂，但绝对不是怕死，也绝对不是为了金钱。包括后来跟张爱玲结婚的那个胡兰成，那也是个了不起的文学家，那种文字功力，那种对人的感情把握和灵魂剖析也不是一般作家能做到的。这些汉奸都非常丰富，都不是一个平面的人，你从那个角度看都有他自己的光芒。我想既然汉奸是人，而且很多是非常立体化的人，作家，电影艺术家就有权利表现这种人。
我觉得李安演绎的就非常好，易先生确实是一个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王佳芝救了他，最后他恩将仇报把她给杀掉了，他不把她杀掉行吗？好像也不行。张爱玲的小说取材于一个真实的事件，好像就是当时汪精卫政府的特务头子丁默村和国民党的这边的一个中统的特务叫郑苹如。郑苹如是一个美貌的热血青年，上过当时上海的《良友》的杂志封面，她的哥哥是国民党的空军的驾驶员，后来在与日本人空战中牺牲了，他的男朋友也是国民党的空军驾驶员，也是在与日本飞机战斗中牺牲了。我看了这部小说又研究了这个电影，我认为李安表现的非常深刻。我看完了好几天，精神非常的郁闷，我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是什么样伟大和高尚的目的来施行暗杀都是不对的，不能用暗杀的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不论哪一个政党用暗杀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都是卑鄙的，这就是我看完了李安的《色戒》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来。
最后一个就是把自己当成罪人来写，这是我最近几年反复考虑的问题。我们80年代开始那种“伤痕文学”，实际上也就是“诉苦文学”。80年代之后我们中国文学一直在延续着一个主题，就是在描写苦难，控诉苦难。一直到最近这几年的小说里面，始终就是把苦难描写，苦难叙事作为一个主题。因为苦难叙事可以勾出人们的眼泪，可以感动读者。有很多批评家对这种苦难叙事不满足，认为我们仅仅的停留在对外来的原因造成的苦难的控诉上并不能深刻的揭示人的灵魂。也就是说我们跟世界上优秀的文学，譬如俄罗斯的文学相比最缺少的还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对灵魂的拷问。我们经常毫不留情的批评别人，批判别人，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敢于正面的来毫不留情的解剖自己。鲁迅先生当然他做到了，他能解剖他自己，批判他自己。我们当代的作家确实缺少这一点。我最近悟到了这一点，应该像对待罪人一样来对待自己，就是把自己当成罪人来写，就是不要把所有的原因都推到别人的身上。我们说到文化大革命，就是怨领导人，怨别人，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其实任何一个人换到了当时那些统治者的地位上，是不是会做得更好？很多受到别人迫害的人，其实都是想迫害别人没迫害成的人。那些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字字血声声泪地控诉的人，其实跟那些迫害他们的人没有本质区别。
我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纸工作了十年，了解了大量的这种有关贪污、腐败、贪官、污吏的案件。我在看这种案例的时候，在采访罪犯的时候，经常心里面偷偷的问自己，如果我在这个位置上，如果我遇到了跟他相似的情况我能不能比他做得更好，我能不能够做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后来我得到的答案是非常的动摇，我自己也把握不住。我想假如我在那个位置上很有可能也会变成一个贪官，很可能也会犯下同样的罪行。我想一个作家用这样的立场和观点，敢于解剖自己，然后才能够推己度人，你才可以从自己出发推到你描写的人物的身上去，你才能够知道在某些特殊环境下那些人是怎么样想的。如果对自己的批评是留情的话，如果不敢把自己当作罪犯来进行分析的话，很难写出真正的触及灵魂的作品来，也只能停留在这种一般的泛泛的苦难叙事上。
写完了《丰乳肥臀》之后，就写《檀香刑》。《檀香刑》这部小说应该是我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一部长篇，也是让我获得了很多赞誉的一篇小说。这部小说在技术上的一点点创新就在于把它把戏曲和小说结合在一起。我不知道淄博有什么戏，我们高密有一个茂腔。在座的也许有高密的小同乡，他们都知道我们高密茂腔。我们高密还有一个茂腔剧团，前几年是全中国，全世界唯一的一个茂腔剧团，后来胶州也建了一个，那么就两个了。这是一个很小的剧种，也没有什么打的响的剧目，但是我们从小就是听着茂腔长大。一些研究《檀香刑》的人问我要一些茂腔的这种光碟、VCD资料，他们看了后都非常失望，说这么难听的戏怎么会让你这么感动？我说这就是乡音。茂腔是我的故乡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的故乡假如有声音的话，那么这个旋律就是茂腔。我当年离开家乡去当兵，第一次探亲回来的时候，一下火车就听到在车站广场旁边的卖油条的小店里面传出了茂腔的唱腔，老旦的那种悲悲切切像哭一样的腔调，我立刻就热泪盈眶，因为这是家乡的声音。在这部小说里面我是把茂腔进行了大幅度的篡改，我给小说这个戏里面增添了很多的素材，譬如说带着面具，披着猫皮来上台演唱，还给它设计了很多的唱腔，小说里面的唱词也都是我编的。《檀香刑》这部小说的素材是1900年德国修建胶济铁路的时候发生在高密的一个事件，一个农民的领袖，老是跟德国人叫板，德国人白天修铁路，他晚上就扒铁路，最后惊动了袁世凯，镇压了，把他杀掉了。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事件本身它也是双重的，铁路给胶东半岛带来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想肯定有它进步的意义，相对我们中国上个世纪初页那个封闭状态，出现一条横贯胶东半岛的铁路，它不只是震动了我们的大地，而且震动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知道了在中国之外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科技革命。所以火车与其说是现代化的一个交通运输的工具，毋宁说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所以我想围绕着铁路，围绕着火车，可以写一篇很大的小说，这个也是我在写《檀香刑》的时候所思考的一些问题。当然《檀香刑》这部小说因为里面有一些关于酷刑的描写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也有很多女性说看了这部小说吓的几夜都睡不着觉，当然也有个女的说看着这部小说特别好，我说你最喜欢那个部分，她说最喜欢描写酷刑的部分，所以我想这样的女性肯定是特别坚强的女性。
写完了《檀香刑》以后紧接着就写了《四十一炮》，《四十一炮》实际上就是描写90年代乡村的一种荒诞的变化，在一屠宰村里面人们都往肉里注水。里面就描写了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一个特别能吃肉的小孩，也就是肉孩子。他在离开家乡以后老百姓把他神化了，变成了一个神。这部小说还是一部童年视角的小说，童年视角的小说在《四十一炮》中得到了一种最集中的表现，很多人认为我是善于写童年视角的。所以我想索性就在《四十一炮》这部小说里面把童年视角写到极致。
接下来就是2006年1月份出版的《生死疲劳》，这部小说写一个在土地改革中被误杀的地主，这个地主实际上没有多少罪恶，但是后来被枪毙了。这个地主感到很冤枉，说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的完全靠劳动致富，跟你现在的这种个体户一样，凭什么把我枪毙了。然后他就不屈不挠的去阎王爷那里告状，去上诉。很多评论家又认为这部小说又是学习了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我在省图书馆演讲，中午的时候跟马瑞芳老师一块吃饭，马老师说：“莫言你这个《生死疲劳》还是学的蒲先生的呀”。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小说《席方平》，60年代的时候我们中学的课本里面把它作为教材，写了一个人为他的父亲鸣冤叫屈，在地狱里面跟阎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阎王给他施加了许许多多令人发指的酷刑，包括用锯子把它锯成两半，让他到富贵人家去投胎，他都宁死不屈，非要去讨一个说法，终于碰到了二郎神，然后使他父亲的冤案得到了昭雪。我这部小说一开始就写这么一个人在地狱里面鸣冤叫屈。我确实在写的时候想到用这样的方式向我们的祖师爷爷蒲松龄先生致敬。北京的批评家就看不出来，但马老师看出来了，马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说我是向蒲松龄先生学习。我们山东一个作家批评我装神弄鬼，我就写了一首打油诗，我说：“装神胜过装洋葱，弄鬼胜似玩深沉。问我师从那一个，淄川爷爷蒲松龄。”
今天在我们淄博的山东理工大学里讲，必然绕不开蒲松龄。这并不是说我来到这个地方就要讨好我们淄川人，所以要处处提到蒲松龄，这是事实俱在，我抵赖都抵赖不了，马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立刻就发现了，你这个开篇第一章是来自哪里。去年的诺贝文学尔奖获得者土耳其的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他一个小说《我的名字叫红》，《我的名字叫红》的开篇也很像我的这部《生死疲劳》。我说这个跟他没有关系，我这部小说06年1月份出版的，他的《我的名字叫红》是5月份才推出的。我说我真正学的还是蒲松龄。每当我提起蒲松龄来，我就感觉到思绪万千，思绪万千的结果就是导致语言的颠三倒四。
我想这个人对我来讲意义太重大了，87年第一次让我去台湾，让写一个演讲，我就写了一篇短文《学习蒲松龄》，我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面有好几个故事就是当年我的老老爷爷讲给他听的。这是我的捏造。我当时在农村作为一个社员在劳动的时候，经常听到村里的人讲述妖、狐、鬼、怪的故事。这个时候我没有读《聊斋》，后来我读了《聊斋》就发现很多故事在《聊斋》里面。当时就推测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我们村里的乡村知识分子读了《聊斋》以后把这个故事讲述给我听，一种就确实是几百年前我们村里的人或是周围村里的人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蒲松龄，然后蒲松龄把它写到书里去。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是前一种更加可靠一些，是后人看到了蒲松龄的小说，然后再把小说讲述下来。
蒲松龄不仅仅在小说的素材方面有巨大的突破，即便从纯粹的文学技巧上来看我觉得有很多让我们不得不向他学习的地方。我今年重读蒲松龄，发现蒲松龄在细节描写方面确实有非凡的功力。他写某个地方从天上掉下一个龙来，落在老百姓的场院。龙那么一个长长的东西，太阳曝晒它，它身上渐渐的散发臭味，招引了许许多多的苍蝇在它身上上爬来爬去。蒲松龄说这个龙突然就把所有的鳞片张开了，张开以后所有的苍蝇都钻到它鳞甲的下面去，这时候龙就突然把鳞甲闭住了，这一张一闭就把所有钻到鳞甲下面的苍蝇给夹死了。这个细节描写就仿佛他亲眼看到一样，有了这个细节描写就让这一个虚构的事件变的那么样的真实。天上掉下一个龙来大家都想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由于有了这个鳞甲张开夹死苍蝇的细节描写，就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故事变得像就他蒲松龄亲眼看到的一样。譬如他写《黄英》，一个人死后变成菊花，这个人生前特别爱喝酒，那么这个菊花后来只有浇酒才能开放，而且在开放的时候还散发着一股浓郁的酒香，这样的细节描写就非常符合这个人原来嗜酒这个身份。他还写白秋莲，这个女人是长江的一条白鲢鱼成精了，她跟着秀才到北方之后，每年都要托人从长江运来几桶水，只有喝了这个水才能活下去，没有这个水就要死掉，这也非常符合我们现代的科学真实性，只有家乡的水才可以让她延续生命，这样的细节描写我觉得非常符合这个人物本身。聊斋里面唯一发生在我的家乡高密的一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叫阿细，她是一个耗子成精了，这个耗子精很能创家立业，她有一个特长，有一个嗜好，特别喜欢储存粮食，我们想这也符合耗子的天性，这个耗子尽管成精了，可是储存粮食这个习性还是留下来了。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来自生活当中的常识性和经验性的细节就使蒲松龄的许多虚构的狐、鬼、妖的小说富有了人间生活气息，变得那样的真切可信，变得具有那么大的说服力，我想这个就是蒲老祖师在细节描写方面给我们现代的作家留下了宝贵的可以向他学习的财富。
今天我就讲这么多，现在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个同学问我到目前为止我最满意的作品以及最不满意的是哪个作品。我最满意的比较好回答，因为我刚才提到的都是我比较满意的，要说最满意的作品，确实还没有写出来，包括刚才提到的像《生死疲劳》这样的小说，写一个人死后，一会变成猪，一会变成狗，一会变成牛，一会变成驴，其实大家一想都知道，这就是蒲松龄的故事。我想我明年开始写一个跟蒲松龄老祖师爷不太一样的故事，当然在文学上，在对灵魂上、在对文学的至诚态度上，对人的热爱还是应该永远向他学习，在细节描写，在技巧上，人物类型上应该有区别。最不满意的作品，我想有一部叫做《红树林》的长篇小说那是我最不满意的，这是我1999年从部队转业到检察日报社，当时领导让我写一个有关检察官题材的电视剧，我就要当作工作任务来完成。由于我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写的时候尽管做了一些调查，但也是走马观花，很难写到检察官的心里去，很难写到贪官的心里去，写的又是南方的生活，写的是在广西海滩上的一种植物，一种树。我写红高粱当然写的得心应手，但写到红树林不行，后来很多人就说，读来读去怎么感觉还像在高粱地里一样，我就说，坦率的讲，我就是拿它当高粱写的，所以这部作品我觉得是不成功的作品。
第二个问题就是《红高粱》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并获得了大奖，你觉得这部电影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小说改编的问题，把这部小说改编成了电影，这个小说得大奖我觉得也是跟时间有关系的一个问题。如果这部电影是现在拍的，不可能得这么大的奖，但是这部小说是1987年拍摄，1988年上映的，在那个时代整个世界对中国电影的认识和现在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认为中国的电影只能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国家放映，也会得到一些什么苏联的奖项，而西方认为我们的电影、我们的文学都是宣传品，都是政治的，都不是真正的艺术。我想《红高粱》为世界提供了对中国的一种全新的认识，使他们终于看到了脱离了政治宣传痕迹的艺术作品。另外它当时在老百姓中引起了轰动，得奖是一个外来的因素，最重要的深层的原因就是，我们8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不到十年，那个时候尽管我们的思想已经比十几年前要解放多了，但是实际上还远远不够，中国老百姓长期以来实际上还是在一种集体化的生活制度里边，个性受到了压制，每个人都很难自由的表达个人的意见，每个人在家里说的话和在社会上说的话实际上是完全两套的语言体系，每个人还不能够自由的表现个性。那个时候像留长头发，穿喇叭裤，都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像邓丽君的歌曲就是被当作靡靡之音和黄色歌曲被严厉禁止的，在部队里面如果谁要听邓丽君的歌是要受到处分的。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出现《红高粱》这样的张扬个性，大声吼叫的电影，肯定会引起大家心里面的共鸣，甚至是强烈的共鸣。这个作品之所以在当时有那么大的影响就是它生逢其时。
第三个问题是，现在的青年人要想成为作家应该如何努力？
我想第一要真切的生活着，然后才可以向文学这方面来发展。我们现在的选择是越来越多，每个人的才华有一定的方向。有的人他可能在美术方面、在音乐方面、或者在工程技术方面有特长，但他未必在文学方面有特长，每个人最好先了解自己究竟有没有在文学方面的素质，然后再下大的赌注。假如说你确信你具备很好的文学素养，如果要开始写作，还是一句老话，只能是从先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开始，然后在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的基础上不断的扩大阵地。我也劝你在写作之前还是像我刚才讲的那样，要先熟读几十部甚至上百部经典文学作品，只有我们知道我们的前人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文学高度，然后我们才能在他的高度上继续向上登攀，假如我们不知道别人已经写到了哪种程度，就一个人盲目写作，当然也可以写出作品来，我觉得成功的几率变得比较低。总之我觉得文学确实没有一个金科玉律，也没有一种秘诀，只有自己慢慢的来悟。经常有人讲，慢慢的悟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也许是一篇小小的短文，也许是一个句子让你一下子把窗户纸给捅破了，一下子你就掌握了，知道文学该怎么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写的时候把握一种语感，刚开始也不妨从模仿开始，我想百分之九十五的作家都是从模仿起步的，包括鲁迅都是从模仿起步的，蒲松龄先生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摹本的，他也有，他也从我们的唐宋传奇里面吸取了很多的营养，他聊斋里面很多的故事都从过去的传奇里面想到的。
这个同学的问题是：有人说你的作品是性和暴力，你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
我的小说里面写了性，也写了暴力，但如果说我的特色就是性和暴力，我觉得是以偏概全，因为我的小说里面描写了丰富的生活。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当代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都是绕不开性和暴力。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年代，这个暴力不仅仅是指对人的肉体的侵犯，也不仅仅指人与人之间互相的残杀，也指这种心灵的暴力，语言的暴力。我觉得文化大革命这个就是一个社会动乱，整个社会都在动乱当中，这种真正的肉体暴力存在的，也就是说批斗啊、武斗啊，都存在过，我觉得最大的暴力还是一种心灵暴力，一种语言暴力。我们回头看一下文革期间的报纸社论，包括我们许多领导的讲话，包括当时的艺术作品，都充满了这种进攻性的暴力语言。所以我想我们之所以在作品里面有暴力描写，实际上是生活决定的，或者说是我们个人生活经验决定的。
性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几千年来尤其是到了近代对性的描述是到了讳莫如深的地步，中国有这么漫长的封建制度。封建制度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对女性的迫害。这种迫害不仅仅是肉体方面的，也包括精神方面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性问题上的认识，实际上都带了很多的封建的痕迹，对这样的东西进行描写，我觉得也是思想解放的一个步骤吧。《红高粱》里面我想也有这种性的描写，但是我认为《红高粱》里面的性描写是跟塑造人物有直接关系，假如没有这样的描写，这样的人物是不成立的。我又拐到《色·戒》这个电影里面来了，我看到删节的这个电影之后，我觉得删的是不对的，故事要推到把他放跑这个结局，如果没有中间这些性的镜头，很难让人信服。
这位同学的问题是：你的作品里面写了酷刑，比如说像《檀香刑》里面一个凌迟就写了二十几页，怎样如何看待这种描写，另外作为一个热血的高密人，我为你对家乡的深沉的爱感动。
酷刑描写跟这个暴力描写应该算是一个问题吧，也就是说如果这些酷刑描写是一部小说不可缺少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应该让它存在。尽管会让某些读者受到刺激，会让某些读者不忍卒读，会让很多人做噩梦，还是要让它存在。这部小说，我想争论最大的也就是酷刑问题。我一直认为这是必要的，我想在小说里面进行这样的描写，是跟这部小说把刽子手作为第一主人公有关系。因为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里面批判了这种看客文化，像他的《药》他的《阿q正传》里面都描写了这种处死人的场面，有很多人围着看。据说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也是因外在日本看了一部片子，俄国人在处决中国人，一群中国人在麻木的围着看，他就感觉到医治肉体不如医治灵魂。他批评这种看客文化。我觉得中国封建社会里面这种看客文化，实际上是三合一的演出，一方面是刽子手，一方面是被杀的罪犯，一方面是看客。这三个方面缺了一方面都是不行的，刽子手和这种被处死的人是表演者，他们表演的越精彩，观众才越感到满意，成千上万的围观的老百姓，实际上里面都是善良的人。但是为什么，在这种时刻，他们每个人都把这个当作一种巨大的乐趣来观看，我们讲文化大革命期间，像我这种年纪的人都知道，我们要枪毙人，都要搞这种万人大会，万人公示，用汽车拉着这个罪犯在全县的各个乡镇游街示众。目的和封建社会一样，就是来警戒老百姓，或者吓唬老百姓，不要犯罪，犯了罪就是这样的后果。在封建时代刑法的特点就是越是这种重大的罪犯，越是让他不得好死，把这个行刑的过程尽量的延长，让这个罪犯在这个过程中忍受最大的痛苦。
现代社会进入文明时期，对待死刑的改革力度是越来越大。过去是绞死，美国在伊拉克，还是把萨达姆给绞死了，中国当然早就废止了这个绞刑，中国现在慢慢的要用这个注射，注射的时候呢，五个刑警同时拿着五个针管，每个针管里面不是都装着毒药，只有一管是毒药，其它四管是蒸馏水，同时这五个刑警给这个被执行死刑的人注射，究竟谁的那管是毒药的呢?大家都不知道。现在用这种方式来缓解刑警的心理压力。也就是说刽子手是一个特殊的行当，《檀香刑》这本书把这样一个特殊的行当，特殊的人物当做一个主要的人物来描写，我觉得没有那些酷刑，就很难把人物的心里活动描写出来。由此我也想到很多问题，这个《檀香刑》当然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但是这部历史题材小说它也具有现代性和当代性。刺激我写这部小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在八十年代初期平反的张志新的事件。张志新是先知先觉，当所有人都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站出来批判林彪还有毛主席的很多错误。枪毙她的时候是让刑警把她的喉管给切断，怕她发出声音。若干年之后，她做为革命烈士被平反之后，这个当初用手术刀切断人家喉管的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会不会感到一种罪咎感，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为自己开脱，我想他最有可能说这与我无关。我是一个执行命令的人，上级让我这样干，而且是以革命的名义，是以人民的名义，以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冠冕堂皇。我由此就想到了关于小说《檀香刑》里面刽子手的心理。在社会里面，讲这么一种特殊的阶层，这么一种特殊的人物他的心里的想法，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是想在鲁迅先生开辟的看客文化这样的道路上，往前再走一下，就是把这个三缺一这个角度再补一下。当然我补的是不是成功，有待历史来考察。
生死疲劳是来自佛经里面的一句话：“生死疲劳，由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就是说，人的所有痛苦，佛家讲六道轮回，有什么畜生道、鬼道、天道、人道之类。在这个六道里面人不断的生不断的死，非常的痛苦的状态。假如要脱出这种状态，就要少欲，欲望多了，痛苦就多了，没有欲望了，身心就自在了。这是佛经里面的一句话。我之所以用它做书名，就是因为小说的主人公，他在畜生道里面不断的投胎，他一会变成驴，一会变成牛，一会变成猪，一会变成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