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如何刻画黄英这一人物形象的

A. 简论《聊斋志异》情爱小说的孤鬼形象及其内涵

痴男怨女
却是最真挚人性的表现...

B. 聊斋之黄英读后感、700字左右

。《聊斋志异》中的《黄英》就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黄英》通过马子才、黄英的结合以及他们的心理透视，可以看出士魂与商才的联姻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一、马子才好菊只是一种情趣和爱好
(一)马子才“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
小说一开始，就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对菊情有独钟的男主人公形象——马子才。他“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不过，仔细体味这一“闻”字，就会发现，通过小说的这一情节描写，我们只能初步断定马子才对菊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与喜好。“必购之，千里不惮”是马子才好菊的一种表现，并不能说明他对“佳种”具有准确的判断能力，更不能说明他对菊花的认识有什么超众之处。因此，这里的描述将马子才的好菊锁定在情趣和爱好的层面上，根本看不出他对菊花的特长表现。
(二)“客多方为之迎求，得两芽，裹藏如宝”
小说紧接着就用事实说话，用事实来证明马子才确实是一位好菊之人。马子才得知金陵客言其表亲有北方所无品种时，他“从客至金陵。客多方为之迎求，得两芽，裹藏如宝。”从北方不远千里前往金陵去寻“异品”，可真谓不辞劳苦。但是，从这里我们同样看不出马子才对“佳种”的辨别和判断能力，只能证明他为求“佳种”确实是“千里不惮”。
(三)陶生为马子才“治菊”
马子才在去金陵寻求“异品”的途中结识了陶氏姐弟二人，姐弟二人应邀在马子才处借居。陶弟住在马家后，“日过北院，为马治菊。菊已枯，拔根再植之，无不活”。马子才名为好菊之人，本应是精心培植，悉心护理菊花，但“菊已枯”，还须陶生为其“治菊”，这至少能够说明马子才菊艺不精。
(四)“种无不佳，培溉在人”
马子才在与陶弟初次相见之时，就曾谈论过艺菊之法。在陶生看来，“种无不佳，培溉在人”，菊种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养菊之人。这种对菊的看法比马子才更高一筹。马子才只是强调品种的好坏，而自己对品种的好坏却没有绝对的判断力。后文就证实了这一点。
(五)“马所弃残枝劣种，陶悉掇拾而去”
当陶生因要卖菊与马子才发生矛盾冲突以后，陶生就“不复就马寝食，招之始一至”。然而，好菊还是两人的共同爱好，只是对菊的价值和对菊的认识有差异而已。陶生曾说过“种无不佳，培溉在人”的至理名言，故“马所弃残枝劣种，陶悉掇拾而去”，这说明马子才眼中的“残枝劣种”并不一定是“劣种”，同时，从另一角度又表明马子才所认为的“佳种”也未必真佳。后文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说明马子才对“佳种”的判断能力确实令人质疑。
(六)“而细认之，皆向所拔弃也”
没过多久，陶生家门庭“嚣喧如市”，马子才好奇，去看时，“见市人买花者，车载肩负”，“奇花皆异种，目所未睹”，陶生原住处的半亩荒庭，已全成菊花园地，其“蓓蕾”无不佳妙。这番异常之景象。不能不使马子才为之诧异。当他想搞清其中原委时，其结果更是让人啼笑皆非。马子才近“而细认之，皆向所拔弃也。”马子才眼中的“残枝劣种”，在陶生的菊花园中却大放异彩。这再次验证了马子才的好菊只是一种情趣和爱好，他并非艺菊高手。
二、好菊之人马子才与菊精黄英的婚姻线索与发展追因
在蒲松龄的笔下，好菊之人马子才与菊精黄英的结合实为情理中事。这一点，我们从作品的开始与终结都可以体会到两人的婚姻主线。
(一)马子才与黄英相遇看似偶然实属有缘
马子才为物色菊花“佳种”而去金陵，回家途中偶遇陶氏姐弟俩，因谈及艺菊之法，话很投机，马子才非常高兴，因而追问姐弟俩意欲何往。当陶生说姐姐“厌金陵，欲卜居于河朔耳”时，马子才决然盛情相邀陶氏姐弟俩居住他家。然而，作为菊精的黄英在择居问题上，也是有条件的，她性不厌卑而喜广。碰巧的是，作为一介儒生的马子才家的情况正好符合了她的居住要求，故此，陶氏姐弟二人到马家南院借居。马子才与陶生姐弟俩的偶遇，马生家的条件与黄英在择居要求上的偶合，这些都是既自然又合乎情理的。但透视有关情节，又可以感觉出这里表面的巧遇与巧合实是一种暗合。说明在作者的心目中，爱菊的马子才与菊精黄英最终的结合实为情理中事。
(二)菊精黄英与马子才联姻的逻辑情理
小说中有一情节更是奇妙：一日，“忽有客自东粤来，寄陶生函信，发之，则嘱姊归马。考其寄书之日，即妻死之日。”在此之前，陶生当被问及其姐何时许嫁时，答日：“四十三月”，而寄于黄英并嘱其与马子才结合的信函时间也“适四十三月也”。由此看来，菊精黄英与马子才的结合似乎就是一种天意。黄英在马子才丧妻之后，出于对马子才好菊的心理倾向而与马子才结为夫妇。
马子才与黄英结合以后，二人世界中的个性冲突却时有发生。但透视该文的主要线索却不难发现，蒲松龄笔下的黄英一直对丈夫马子才处处迁就，此非一般夫妻所具备。究其因，原因并不复杂，仅就马子才好菊成癖这一项就足可作为菊精黄英迁就丈夫的理由，所以黄英在对待与马子才的婚姻问题上，的确是网开一面，给足了马子才这个好菊者面子。
比如马子才不愿像入赘那样住进黄英建造的宅第，黄英便“于壁间开扉通南第，El过课其仆”。又如，当马子才过上富裕生活后还是不自安，认为失去了自己3O年的“清德”，更以“依裙带而食”而“无一毫丈夫气”，为此，黄英还专为马子才在院中建一所茅棚让他自己去住。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菊精黄英之所以采取各种变通的手段来满足丈夫马子才的“虚荣心”，正是出于对爱菊之人的一种尊重和理解。但是，作品为了渲染黄英的风趣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黄英对马子才以“守贫”为清高的迂阔思想的讽刺。如当马子才执意要将南北两第的东西竭力分开而又无法截然分开时，黄英讥笑他说：“陈仲子毋乃劳乎!”又如，当他为了保持清高住进茅屋数El后，因思念黄英又回到黄英身边时，黄英再次讥笑道：“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很显然，这种讽刺不是恶意的挖苦，而是黄英颇有情趣、性格豁达的表现。从艺术表现手法上说，这是一种有意味的表达方式。
三、陶生为好菊之人死而无憾
陶生是《黄英》故事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他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陶生有菊艺，善配菊种，善于经营，他高超的菊艺与马子才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在旅途中因畅谈菊艺而结识马子才并住进马家，又因以卖菊为谋生手段与马子才发生冲突而离开了马子才，后又以自己高超的菊艺再次吸引了马子才，最后在与“莫逆”的痛饮中醉倒在菊花园中。第一次醉倒后被其姐黄英及时救活；当再次醉倒后，被不解其中原委的姐夫马子才无意中致死于菊花园中。从表面看，马子才无意间致死陶三郎，似乎纯属偶然，但细读小说，马子才致死陶三郎也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小说在前文中早就有伏笔。正如我们前文分析的那样，马子才好菊只是一种情趣和爱好，他并非艺菊高手。既非艺菊高手，那么，无意中致死菊精陶三郎也就不足为奇。
陶三郎虽死，但其结果并不会让人感到悲哀。陶生第一次醉酒化菊，本应以此为戒，收敛自己，以防再次发生此“不幸”。然而事实上，“陶自露迹，饮益放，恒自折柬招曾，因与莫逆”。陶生不但没有收敛自己，反而更加放纵自己，导致最终醉酒而亡。陶生醉酒丧生还身为菊后，在其姐黄英的精心培育下，成为有名的酒菊——醉陶。陶生之死，在他人看来，实为可惜，但对陶生自己来说，“未必不自以为快也”。他本为菊精，化身为菊，还为本身，只因遇到“莫逆”，又为好菊之人，所以，陶生在故事中完成了自己穿针引线的作用之后，失去人形，成为盆中之菊应为善终，对整个故事而言，也是一个完满的结局。
四、士商结合的矛盾冲突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马子才、黄英的相互趋同
从《黄英》故事的整体性上讲，无论是马子才，还是黄英，个人的性格发展都有一个相互趋同的过程。马子才从“心厌其贪，欲与绝”，到“意属黄英”再到“两第竟合为一，不分疆界矣”，再到最后的“合居如初”等;黄英从“意似允许”到“既适马，于壁间开扉通南第，日过课其仆”，再到“然遵马教，闭门不复业菊，而享用过于世家”，再到最后的“后女长成，嫁与世家”。一方面，作为好菊之人的马子才，他将菊花作为一种审美对象，看中的是菊花的符号价值，不愿意使菊花粗俗化、商品化，但因马子才本性好菊，好菊战胜了一切，最终接受了陶氏姐弟俩;另一方面，作为菊精的陶氏姐弟俩，虽然在对待菊花的价值观上与马子才发生了冲突，能遇上好菊之人，也是万幸。因此，作为矛盾的双方，一方是菊精，一方是好菊之人，虽然经历了许多冲突，但最终还是因为好菊者遇着菊精，菊精遇着好菊者，一切矛盾都被化解了。
因此，我们说《黄英》立意并不在婚姻问题上，而在于好菊之人与菊精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上。他们的生活发展过程自始至终充满了复杂的心理活动，与普通人的婚姻的确有别，这一点就是蒲松龄创作的成功之处。事实上，儒士马子才与商人黄英的结合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反映了明清时期的一种社会思潮，是当时社会现实人生的一个显现。
(二)士魂与商才的联姻
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地位急剧上升，直逼向士，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已被打破，商人的地位由末位上升至仅次于士的第二位，商人成为士以下知识水平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商人阶层的社会价值必须重新估量。f})(ras9)0在明清文人的作品中，这一变化也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表现了出来，《聊斋志异》中的《黄英》就是其中的一例。从小说女主人公黄英的取名看，菊有黄花之意，隐喻她为菊精，而菊与陶渊明的结合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菊是士的精神品格的体现，是隐逸人格的外在表征。小说中，黄英称陶渊明为“我家彭泽”，认陶渊明为宗，故此，姐弟俩也随陶渊明姓陶了。小说中，善于经商的少年陶弟“丰姿洒落”，“谈言骚雅”，俨然一个雅士。小说中这种“士商混而不分”的描写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明清时代是一个“士魂商才”的时代。小说《黄英》中马生与黄英的联姻正是“士魂”与“商才”的联姻。联姻后，马生一直想守住士的立场，先是想将马家与陶家的物品分开，但最终“两第竟合为一，不分疆界”;而后又与黄英析居，但最终又“合居如初”。小说中的这种不管是从物还是从人的难以截然分开的情节描写，形象地记录了当时的士商难以截然分开的社会现实。
话虽如此，但在作者以及小说主人公的骨子里，商人的社会地位无论如何也是高不过士的，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一种文化传统的缘故。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小说中陶生无意中被马生亲手治死，陶女最终嫁于世家而非商家的结局。

C.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聊斋志异》里有近五百篇的故事，塑造了不下百人的人物形象，这在古典小说中是较为罕见的。在这一人物画廊中，又以女性形象占大多数。由她们引发的一个个爱情故事，也是聊斋故事中最感人的部分。
这些女性形象，她们“虽为花妖狐媚，但多具人情”。在作者的笔下，她们几乎个个美得令人眩目。除了外表美，最可贵的是她们有着美丽的心灵，她们或温柔或聪慧，或天真或无邪，或行侠仗义。在《聊斋志异》描写女性的篇章中，既体现了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中女性美的一面，同时也展现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多方面的才能，这些人物形象丰富了古代小说的人物画廊。
一、爱情背景下的女性形象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把女性打入与“小人”同类的行列，“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给女性套上了难以解脱的精神枷锁。同时，“女性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往往集中在爱情婚姻上，女性就其心理特征来说，整个心灵几乎就是一个情感世界。”[1]爱情背景下聊斋女性的代表主要有：
（一）出污泥而不染，誓死捍卫爱情的鸦头和细候
《鸦头》中的鸦头是个误入风尘的女子，她敢于抗争不屈服，坚决地维护她和王文的爱情婚姻；《细候》中的细候始终不甘屈从于自己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决心跳出火坑，矢志跟从穷书生满生，在显现中富贾某的圈套后，愤然“杀抱中儿（细候与富贾某所生子），携所有亡归满。”[2]
（二）执著追求美的狐女阿绣和外貌丑而心灵美的乔女
《阿绣》阿绣可以说是个真诚的、执著的美的追求者，是外貌美和心灵美的完美结合者。她幻化为刘子固念念不忘的阿绣与其欢会主要是艳羡阿绣的美，希望和她媲美。最终又帮助刘子固和阿绣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而《乔女》中的乔女却是个外貌丑而心灵美的女性形象。她形体丑陋但心灵善良，老而贫的丈夫死后，她拒绝了孟生的求婚，理由是“残丑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 [2]孟生“益贤之，向慕犹殷，” [2]，她终未相许。然而，当孟生暴卒后，她却前往哭吊，当在孟家遭到侵凌时，挺身而出，为之护理家业，抚育幼子，“实际上作了孟生没有名分的‘未亡人’。”[3]
（三）要独立，只要婚姻实质而不要名分的侠女
侠者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文学作品中“来无影，去无踪”的渲染给侠者批上了神秘的外衣。《侠女》中的侠女却是大家闺秀，但她同样具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特点。主要是为报父仇。更为特别的是她为报答顾生的养母之德，甘心情愿地未婚生子，给顾家传宗接代却不接受明媒正娶。侠女的婚姻观在讲贞节，讲究婚姻是“终身大事”的社会中，像她这样只讲求婚姻实质，而不讲表面的礼法和名分的表现，可以说是极其解放的思想。
（四）泼悍妒忌的女性
“在西方的故事里，爱情是自私的，一个女人宁肯叫她的情人被狮子吃掉，也不会让他投入情敌的怀抱。”[4]我国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娥眉曾有有妒”之类的词句。总而言之，女子善妒，社会使然。同样，在《聊斋志异》中也有一些作品描写了悍妇妒妻，比较突出的有《江城》、《珊瑚》、《大男》、《马介甫》、《吕无病》等。《江城》中的江城，不讲孝道，不讲人情，甚至有虐待狂倾向，把公婆威严彻底打掉；《珊瑚》中的二儿媳藏姑“役母若婢”，即使婆婆卧病在床也置之不理；《吕无病》中的尹氏虐待佳人，逼得公爹做了道士，妾不仅不敢跟丈夫说话，还在怀孕后被打得“崩注堕胎”，害得弟死，弟妇再嫁，侄儿几乎丧命等等。
这一类女性形象的共同特点是多疑善妒，彪悍无比，以虐待他人为乐，尹氏、江城、王氏等爱莫能助。这种现象大多出现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她们虐待的对象大都是有直接利害冲突的婢妾及其子嗣和其他家庭成员等，她们面目狰狞，性格扭曲，行为可耻，体现了女性恶的一面。这类人物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传统的两性关系和婚姻结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体系。在婚姻上，男子可以三妻四妾，而女子则被要求从一而终，做节烈妇，“夫为妻纲”更是鲜明地体现了丈夫对妻妾的绝对统治权。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然而封建制度没有为她们指出反抗的道路，导致了她们反抗的变态，正当的反抗成了令人生厌的泼悍乖戾。”[4]
二、社会背景下的聊斋女性
在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中，聊斋女性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社会生活中，她们机智勇敢地同恶势力做斗争，谈笑嬉闹之间却敌兵，她们的才能、文才、治国才能也让庸碌的男子望尘莫及，随着时代的发展，她们还成为商品经济中的弄潮儿。
（一）复仇女神形象
社会黑暗，恶势力猖獗，官不为民做主，即使是七尺男儿有时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也会一筹莫展，而聊斋女性却能在家庭和个人为难的关键时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恶势力以致命的一击，像复仇女神，使正义得到伸张。商三官、窦氏、庚娘就是这样的奇女子。《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在即将完婚之际，父亲被恶霸杀害，哥哥告状一年多都毫无结果。商三官为父报仇，巧扮优伶，在仇人庆贺生日的当夜，将其杀死；《窦氏》中的窦氏本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却被土豪南三复始乱终弃，活活逼死，死后化为厉鬼，终于报仇雪恨。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做的事，鬼做了，做得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庚娘》中的庚娘在公公、婆婆和丈夫遭到歹人王十八暗害，自己面临生死考验时，沉着冷静，勇敢机智，既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又亲手杀死了仇人。她们作为复仇者的形象正如秋瑾《满江红》词中所说“身不得，男儿列，身却比，男儿烈。”[5]
（二）足愧须眉的聊斋女性
《小翠》中的小翠聪明美丽，活泼好动，为“报恩”主动入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在嬉闹之间把公爹的政坛对手打败，让公爹渡过了难关。她报恩报得八面威风，玩政敌于股掌之上。自私、怯弱、愚蠢的达官贵人在小翠面前显得一无是处。
（三）才女颜氏
《颜氏》中的颜氏，是名士之女，她在丈夫屡试不中的情况下，女扮男装，从容赴试，屡试屡中，连任官职。颜氏把封建重压下妇女被压制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有文才，可以在文章制艺上超过男子；有制国才干，吏制超出男子。她以其聪明才智为女子扬眉吐气，可以说与花木兰替父从军一脉相乘。
（四）近代女性经营者的形象：黄英和小二
《黄英》中的黄英是菊花精，她精于种菊，卖菊，以此致富。她认为“自食其力不为贫，贩花为业不为俗，”[6]以这种方式致富是“聊为我家彭泽解潮。”[7]她与以市井牟利为耻的士子马子才婚前婚后的分歧，马子才总是处在尴尬位置。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女性没有社会生存能力，仰男人的鼻息生活，黄英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丈夫。马子才非但不以她为荣，反而觉得伤害了男子汉大丈夫的自尊心。同时在传统重弄轻商的思想意识下，在传统士子眼里，金钱是污人清白的“阿堵物”躬耕南亩才是清高。但她最终使马子才认输，认同了她的行为。《小二》写“绝美慧”的女子赵小二，因跟父母一起参加过白莲教，受人迫害，不得不去山东益都西部的一个偏僻地方立脚，通过开厂致富，同时在物质利益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跟丈夫下棋、喝茶、看历史文学书，享受生活。《黄英》、《小二》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女性的能力与地位，展示了女性经济地位和趋于平等的爱情生活。
三、鬼狐花妖类女性形象
《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大都与民间传说中的鬼不同：将鬼高度审美化了。弱化，淡化了鬼身上的鬼气，最大限度地来表现鬼的善与美。她们大多有娇好的容颜，娴静的妍姿，如公孙九娘是“笑弯秋月，羞晕朝霞”。聂小倩是“肌肤流露，足翘细笋，娇艳尤绝。”
如《小谢》中的小谢是个活泼可爱，不懂世事，乐不知愁的鬼仙。她聪明好学，心地善良，学什么都是一次就学会。与秋榕成为朋友后两肋插刀，和陶生在黑暗力量斗争中彼此帮助。作者充分利用鬼仙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
中国古代传统女性是不能有陶生、小谢等人的相互帮助，也不能有婴宁的笑，女性被定位为男人的附属品，扮演被支配的角色，小谢、婴宁、小翠的行经是对这一制约的颠覆和重新置配。使她们摆脱了“笑不露齿”、“三从四德”、“七出”[8]等精神的桎梏都在嬉戏和畅笑中被消解了，令人刮目相看。这也充分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崛起。
综上所述，从《聊斋志异》全书来看，虽是谈狐说鬼，却是最贴近社会人生。在其大部分的篇章里，作者的爱憎强烈，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新的高度。蒲松龄所设计的奇幻情节和塑造的奇幻人物形象，都具有理想的性质，但是这些只能存在于花妖鬼狐的幻境之中。因此，《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主要是花妖鬼狐)不仅“多具人情”，而且多半有比人更美的品性。联系作者的一生不得志的际遇，则可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他个人的生活感受而自由生发出来的，凝聚着他大半生的酸甜苦辣，表现着他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D. 聊斋志异之黄英读后感

《聊斋志异》中的《黄英》就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黄英》通过马子才、黄英的结合以及他们的心理透视，可以看出士魂与商才的联姻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一、马子才好菊只是一种情趣和爱好
(一)马子才“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
小说一开始，就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对菊情有独钟的男主人公形象——马子才。他“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不过，仔细体味这一“闻”字，就会发现，通过小说的这一情节描写，我们只能初步断定马子才对菊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与喜好。“必购之，千里不惮”是马子才好菊的一种表现，并不能说明他对“佳种”具有准确的判断能力，更不能说明他对菊花的认识有什么超众之处。因此，这里的描述将马子才的好菊锁定在情趣和爱好的层面上，根本看不出他对菊花的特长表现。
(二)“客多方为之迎求，得两芽，裹藏如宝”
小说紧接着就用事实说话，用事实来证明马子才确实是一位好菊之人。马子才得知金陵客言其表亲有北方所无品种时，他“从客至金陵。客多方为之迎求，得两芽，裹藏如宝。”从北方不远千里前往金陵去寻“异品”，可真谓不辞劳苦。但是，从这里我们同样看不出马子才对“佳种”的辨别和判断能力，只能证明他为求“佳种”确实是“千里不惮”。
(三)陶生为马子才“治菊”
马子才在去金陵寻求“异品”的途中结识了陶氏姐弟二人，姐弟二人应邀在马子才处借居。陶弟住在马家后，“日过北院，为马治菊。菊已枯，拔根再植之，无不活”。马子才名为好菊之人，本应是精心培植，悉心护理菊花，但“菊已枯”，还须陶生为其“治菊”，这至少能够说明马子才菊艺不精。
(四)“种无不佳，培溉在人”
马子才在与陶弟初次相见之时，就曾谈论过艺菊之法。在陶生看来，“种无不佳，培溉在人”，菊种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养菊之人。这种对菊的看法比马子才更高一筹。马子才只是强调品种的好坏，而自己对品种的好坏却没有绝对的判断力。后文就证实了这一点。
(五)“马所弃残枝劣种，陶悉掇拾而去”
当陶生因要卖菊与马子才发生矛盾冲突以后，陶生就“不复就马寝食，招之始一至”。然而，好菊还是两人的共同爱好，只是对菊的价值和对菊的认识有差异而已。陶生曾说过“种无不佳，培溉在人”的至理名言，故“马所弃残枝劣种，陶悉掇拾而去”，这说明马子才眼中的“残枝劣种”并不一定是“劣种”，同时，从另一角度又表明马子才所认为的“佳种”也未必真佳。后文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说明马子才对“佳种”的判断能力确实令人质疑。
(六)“而细认之，皆向所拔弃也”
没过多久，陶生家门庭“嚣喧如市”，马子才好奇，去看时，“见市人买花者，车载肩负”，“奇花皆异种，目所未睹”，陶生原住处的半亩荒庭，已全成菊花园地，其“蓓蕾”无不佳妙。这番异常之景象。不能不使马子才为之诧异。当他想搞清其中原委时，其结果更是让人啼笑皆非。马子才近“而细认之，皆向所拔弃也。”马子才眼中的“残枝劣种”，在陶生的菊花园中却大放异彩。这再次验证了马子才的好菊只是一种情趣和爱好，他并非艺菊高手。
二、好菊之人马子才与菊精黄英的婚姻线索与发展追因
在蒲松龄的笔下，好菊之人马子才与菊精黄英的结合实为情理中事。这一点，我们从作品的开始与终结都可以体会到两人的婚姻主线。
(一)马子才与黄英相遇看似偶然实属有缘
马子才为物色菊花“佳种”而去金陵，回家途中偶遇陶氏姐弟俩，因谈及艺菊之法，话很投机，马子才非常高兴，因而追问姐弟俩意欲何往。当陶生说姐姐“厌金陵，欲卜居于河朔耳”时，马子才决然盛情相邀陶氏姐弟俩居住他家。然而，作为菊精的黄英在择居问题上，也是有条件的，她性不厌卑而喜广。碰巧的是，作为一介儒生的马子才家的情况正好符合了她的居住要求，故此，陶氏姐弟二人到马家南院借居。马子才与陶生姐弟俩的偶遇，马生家的条件与黄英在择居要求上的偶合，这些都是既自然又合乎情理的。但透视有关情节，又可以感觉出这里表面的巧遇与巧合实是一种暗合。说明在作者的心目中，爱菊的马子才与菊精黄英最终的结合实为情理中事。
(二)菊精黄英与马子才联姻的逻辑情理
小说中有一情节更是奇妙：一日，“忽有客自东粤来，寄陶生函信，发之，则嘱姊归马。考其寄书之日，即妻死之日。”在此之前，陶生当被问及其姐何时许嫁时，答日：“四十三月”，而寄于黄英并嘱其与马子才结合的信函时间也“适四十三月也”。由此看来，菊精黄英与马子才的结合似乎就是一种天意。黄英在马子才丧妻之后，出于对马子才好菊的心理倾向而与马子才结为夫妇。
马子才与黄英结合以后，二人世界中的个性冲突却时有发生。但透视该文的主要线索却不难发现，蒲松龄笔下的黄英一直对丈夫马子才处处迁就，此非一般夫妻所具备。究其因，原因并不复杂，仅就马子才好菊成癖这一项就足可作为菊精黄英迁就丈夫的理由，所以黄英在对待与马子才的婚姻问题上，的确是网开一面，给足了马子才这个好菊者面子。
比如马子才不愿像入赘那样住进黄英建造的宅第，黄英便“于壁间开扉通南第，El过课其仆”。又如，当马子才过上富裕生活后还是不自安，认为失去了自己3O年的“清德”，更以“依裙带而食”而“无一毫丈夫气”，为此，黄英还专为马子才在院中建一所茅棚让他自己去住。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菊精黄英之所以采取各种变通的手段来满足丈夫马子才的“虚荣心”，正是出于对爱菊之人的一种尊重和理解。但是，作品为了渲染黄英的风趣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黄英对马子才以“守贫”为清高的迂阔思想的讽刺。如当马子才执意要将南北两第的东西竭力分开而又无法截然分开时，黄英讥笑他说：“陈仲子毋乃劳乎!”又如，当他为了保持清高住进茅屋数El后，因思念黄英又回到黄英身边时，黄英再次讥笑道：“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很显然，这种讽刺不是恶意的挖苦，而是黄英颇有情趣、性格豁达的表现。从艺术表现手法上说，这是一种有意味的表达方式。
三、陶生为好菊之人死而无憾
陶生是《黄英》故事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他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陶生有菊艺，善配菊种，善于经营，他高超的菊艺与马子才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在旅途中因畅谈菊艺而结识马子才并住进马家，又因以卖菊为谋生手段与马子才发生冲突而离开了马子才，后又以自己高超的菊艺再次吸引了马子才，最后在与“莫逆”的痛饮中醉倒在菊花园中。第一次醉倒后被其姐黄英及时救活；当再次醉倒后，被不解其中原委的姐夫马子才无意中致死于菊花园中。从表面看，马子才无意间致死陶三郎，似乎纯属偶然，但细读小说，马子才致死陶三郎也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小说在前文中早就有伏笔。正如我们前文分析的那样，马子才好菊只是一种情趣和爱好，他并非艺菊高手。既非艺菊高手，那么，无意中致死菊精陶三郎也就不足为奇。
陶三郎虽死，但其结果并不会让人感到悲哀。陶生第一次醉酒化菊，本应以此为戒，收敛自己，以防再次发生此“不幸”。然而事实上，“陶自露迹，饮益放，恒自折柬招曾，因与莫逆”。陶生不但没有收敛自己，反而更加放纵自己，导致最终醉酒而亡。陶生醉酒丧生还身为菊后，在其姐黄英的精心培育下，成为有名的酒菊——醉陶。陶生之死，在他人看来，实为可惜，但对陶生自己来说，“未必不自以为快也”。他本为菊精，化身为菊，还为本身，只因遇到“莫逆”，又为好菊之人，所以，陶生在故事中完成了自己穿针引线的作用之后，失去人形，成为盆中之菊应为善终，对整个故事而言，也是一个完满的结局。
四、士商结合的矛盾冲突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马子才、黄英的相互趋同
从《黄英》故事的整体性上讲，无论是马子才，还是黄英，个人的性格发展都有一个相互趋同的过程。马子才从“心厌其贪，欲与绝”，到“意属黄英”再到“两第竟合为一，不分疆界矣”，再到最后的“合居如初”等;黄英从“意似允许”到“既适马，于壁间开扉通南第，日过课其仆”，再到“然遵马教，闭门不复业菊，而享用过于世家”，再到最后的“后女长成，嫁与世家”。一方面，作为好菊之人的马子才，他将菊花作为一种审美对象，看中的是菊花的符号价值，不愿意使菊花粗俗化、商品化，但因马子才本性好菊，好菊战胜了一切，最终接受了陶氏姐弟俩;另一方面，作为菊精的陶氏姐弟俩，虽然在对待菊花的价值观上与马子才发生了冲突，能遇上好菊之人，也是万幸。因此，作为矛盾的双方，一方是菊精，一方是好菊之人，虽然经历了许多冲突，但最终还是因为好菊者遇着菊精，菊精遇着好菊者，一切矛盾都被化解了。
因此，我们说《黄英》立意并不在婚姻问题上，而在于好菊之人与菊精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上。他们的生活发展过程自始至终充满了复杂的心理活动，与普通人的婚姻的确有别，这一点就是蒲松龄创作的成功之处。事实上，儒士马子才与商人黄英的结合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反映了明清时期的一种社会思潮，是当时社会现实人生的一个显现。
(二)士魂与商才的联姻
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地位急剧上升，直逼向士，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已被打破，商人的地位由末位上升至仅次于士的第二位，商人成为士以下知识水平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商人阶层的社会价值必须重新估量。f})(ras9)0在明清文人的作品中，这一变化也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表现了出来，《聊斋志异》中的《黄英》就是其中的一例。从小说女主人公黄英的取名看，菊有黄花之意，隐喻她为菊精，而菊与陶渊明的结合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菊是士的精神品格的体现，是隐逸人格的外在表征。小说中，黄英称陶渊明为“我家彭泽”，认陶渊明为宗，故此，姐弟俩也随陶渊明姓陶了。小说中，善于经商的少年陶弟“丰姿洒落”，“谈言骚雅”，俨然一个雅士。小说中这种“士商混而不分”的描写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明清时代是一个“士魂商才”的时代。小说《黄英》中马生与黄英的联姻正是“士魂”与“商才”的联姻。联姻后，马生一直想守住士的立场，先是想将马家与陶家的物品分开，但最终“两第竟合为一，不分疆界”;而后又与黄英析居，但最终又“合居如初”。小说中的这种不管是从物还是从人的难以截然分开的情节描写，形象地记录了当时的士商难以截然分开的社会现实。
话虽如此，但在作者以及小说主人公的骨子里，商人的社会地位无论如何也是高不过士的，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一种文化传统的缘故。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小说中陶生无意中被马生亲手治死，陶女最终嫁于世家而非商家的结局。
追问

E. 《黄英》 概括

清新脱俗型———黄英
人物形象在作品中，自有文学样式以来就是一种象征、一种意象，本文层次的反映。她们的性格、行为表现是创作者的情志、意向。黄英是菊花精，名字便是由“菊有黄花化出。”而菊花自陶渊明就被赋予高洁的品格，喻淡薄名利、安贫乐道的清高节操。黄英在《聊斋志异》中的出现更多的是作者对社会的鄙薄，对理想美的追求，而这一女性形象也是中国男性最为之津津乐道的女性美。清新、高雅，拥有超凡脱俗的纯净。如果追求者或结合者不是同一类型之人，那么也就暗示着对方的无耻与尴尬。所以蒲松龄也借此鄙视着市井无耻之人。自然黄英与马子才的故事也就是作者意图表面化的例证。菊花虽美也需“知音”，脱俗之雅亦需脱俗之人赏之、爱之、怜之……
短短千字不足以将中国女性之美说清道明，或许只是作了对聊斋这一文本表面的细观。我想还是“贾宝玉”说的清楚明白：“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女儿被看作是天地间灵气所钟，是生命的精华，再比他好的概括，我想世上再也找它不到了。如果想找寻中国千年文化对于女性美的定论，那还需美的欣赏者自我不懈的探寻。
黄英
一． 文言实词
l 通假字：
1. 丰姿洒落 通“风姿”。
2. 二年起夏屋 通“厦”，高大的房屋。
3. 反就之 通“返”，回来。
4. 见肆中盆列甚烦 通“繁”，多。
5. 要之归 通“邀”，邀请。
6. 廉其直 通“值”，价钱，价值。
7. 恒自折柬招曾 通“简”，信札。

l 一词多义：
1. 适：
1) 无烦他适 往。
2) 适四十三月也 恰好。
3) 黄英既适马 出嫁。
4) 适逢菊秋 恰好。
5) 适过马 正巧。
2. 竟：
1) 陶竟不至 竟然。
2) 两第竟合为一 最终。
3. 字：
1) 陶姊小字黄英 小名。
2) 贵姊胡以不字 许嫁。
4. 属：
1) 道相属也 相连接，相继。
2) 意属黄英 属意，倾心。
5. 烦：
1) 无烦他适 麻烦，烦劳。
2) 马不胜烦 烦恼。
3) 见肆中盆列甚烦 通“繁”，多。
4) 烦寄吾姊 烦劳。

6. 从：
1) 从客至金陵 跟随。
2) 跨蹇从油碧车 跟随。
3) 兴作从心 顺从。
4) 从不见其沉醉 从来。
7. 归：
1) 归至中途 回家。
2) 始载南中异卉而归 回来。
3) 春尽不归 回来。
4) 惟专候陶归而已 回来。
5) 则瞩姊归马 嫁给。
6) 要之归 回去。
7) 若预知弟也归者 回来。
8) 陶自归 回来。
8. 仆：
1) 仆虽固贫 古人对自己的谦称。
2) 仆日以口腹累知交 古人对自己的谦称。
3) 仆以君风流高士 古人对自己的谦称。
4) 黄英课仆种菊 仆人。
5) 日过课其仆 仆人。
6) 仆三十年清德 古人对自己的谦称。
7) 使仆代论价 仆人。
8) 以两仆舁药浸白酒一坛 仆人。
9) 诸仆负之以去 仆人。
9. 客：
1) 有金陵客寓其家 客商。
2) 从客至金陵 （金陵）客商。
3) 客多方为之营求 （金陵）客商。
4) 忽有客自东粤来 客商。
5) 会马以事客金陵 客居。
6) 更不复结一客 客人。
10. 绝：
1) 乃二十许绝世美人也 绝世：举世无双。
2) 欲与绝 绝交。
3) 马骇绝 极点。
4) 痛绝 极点。
5) 马悔恨欲绝 极点。
11. 课：
1) 黄英课仆种菊 指教。
2) 日过课其仆 指教。
3) 解装课役 督促指点。

l 古今异义：
1. 贵姊胡以不字 古义：出嫁； 今义：文字。
2. 大奇之 古义：非常； 今义：与“小”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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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聊斋志异黄英读后感

聊斋》中黄英的形象是蒲松龄笔下一个女性形象的代表，她不同于其他狐鬼妖魅，而是自始至终以人的形象出现。黄英的形象反映了蒲松龄在创作中追求形、景、情、意、神相结合的艺术境界，表达了作者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和理性思考。黄英的“精”是作者思想灵魂的寄托，黄英的“神”是作者的形象寓体，而黄英的“人”则是作者的理想化身。[著者文摘]

G. 《聊斋志异 黄英》故事的意义是什么

菊花是黄花，黄英蕴含菊精之意，傲霜挺立的菊花向来是文人高洁秉性和高雅生活的象征，《黄英》中的文人马子才极力维护的就是菊花的这种符号价值和价值理念。

当听说陶氏姊弟要以卖菊为生时，他立即嗤之以鼻，他不愿让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来破坏菊花所内含的文化理念，正如美国学者刘易斯·科塞所说：“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守护者”，在马子才看来，种菊、养菊是一种精神娱乐，“纯粹是为了玩味”

《黄英》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讲述顺天府的马子才最爱菊花，在南京结识了陶氏姐弟，陶三郎和姐姐陶黄英都是治菊高手，但陶三郎卖菊为生，后来马妻病故，子才与黄英结合。

(7)小说是如何刻画黄英这一人物形象的扩展阅读：

作者简介

蒲松龄（1640～1715 年），清代杰出的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市）人。蒲松龄一生热衷功名，醉心科举，但他除了十九岁时应童子试曾连续考中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外，以后屡受挫折，一直郁郁不得志。

他一面教书，一面应考了四十年，到七十一岁时才援例出贡，补了个岁贡生，四年后便死去了。一生中的坎坷遭遇使蒲松龄对当时政治的黑暗和科举的弊端有了一定的认识。

生活的贫困使他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和体会。因此，他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写了不少著作，今存除《聊斋志异》外，还有《聊斋文集》和《诗集》等。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黄英 （《聊斋志异》篇目）

H. 作文,读小说《黄英》有感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小女孩理奈到雾谷发生的事。
雾谷小镇很奇妙，理奈在小丑雨伞的带领下来到了这里。瞧！在绿色森林里，竟然有一个小小镇，小镇里有个皮考特庄园，里面的主人是皮皮蒂-皮考特。理奈觉重主人并不好客，并要求她用劳动换来生活费。在劳动中理奈知道了如何与人交往，学会了关爱。不知不觉假期结束了。理奈从不喜欢到不舍得离开，她知道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热心、善良的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通过努力付出，才会有收获。相互关爱的地方更美丽。
【写作指导：写作细节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I. 《聊斋志异》的艺术意义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在他40岁左右已基本完成，此后不断有所增补和修改。“聊斋”是他的书屋名称，“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奇异的故事。全书有短篇小说491篇。题材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多数作品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有力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封建伦理观念和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很高。它成功的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高峰。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有传奇、志怪、轶事等，诸体兼备，为中国文言小说集大成之作。内容十分广泛，多谈狐、魔、花、妖，以此来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反映了17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书中写的是一个花妖鬼狐的世界，既有对如漆墨黑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又有对怀才不遇、仕途难攀的不平；既有对贪宫污吏狼狈为奸的鞭笞，又有对勇于反抗，敢于复仇的平民的称赞；而数量最多、质量上乘、写得最美最动人的是那些人与狐妖、人与鬼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纯真爱情的篇章。书中的作品情节离奇曲折，幻化形象刻划得独具特色。虽为文言，但凝练之外又极形象传神，富有表现力。三百年来，《聊斋》故事在民间广为传播历久不衰，先后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珍品，这部短篇小说集在他创作之初便有人传抄，成书之后流传更加广泛。十九世纪中叶传播到国外，已有英、法、德、日等二十多个语种的译本。《聊斋志异》在叙述、描写人和各种灵异之物的交往时，往往按照同类相应、同气相求的模式安排故事情节。同类相应、同气相求是一种古老的观念，指的是同类事物能够彼此趋近，产生感应，实现生命层面的沟通。《聊斋志异》的许多故事，就是以同类相应、同气相求为契机而发生、延展的……

《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貌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多数小说是通过幻想的形式谈狐说鬼，但内容却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曲折地反映了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愿望，熔铸进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和认识。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在这部小说集中，作者是寄托了他从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深沉的孤愤的。因此我们不能只是看《聊斋志异》奇异有趣的故事，当作一本消愁解闷的书来读，而应该深入地去体会作者寄寓其中的爱和恨，悲愤和喜悦，以及产生这些思想感情的现实生活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由于《聊斋志异》是一部经历了漫长时期才完成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来源不同，作者的思想认识前后有发展变化，加上作者世界观本身存在矛盾，因而全书的思想内容良莠不齐，比较复杂。但从总体看来，优秀之作占半数以上，主要倾向是进步的，真实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矛盾，反映了人民的理想、愿望和要求。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抨击假、恶、丑，是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总的艺术追求，也是这部短篇小说集最突出的思想特色。

从题材内容来看，《聊斋志异》中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是反映社会黑暗，揭露和抨击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残害人民罪行的作品，如《促织》、《红玉》、《梦狼》、《梅女》、《续黄粱》、《窦氏》等；

第二类，是反对封建婚姻，批判封建礼教，歌颂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和争取自由幸福而斗争的作品，如《婴宁》、《青凤》、《阿绣》、《连城》、《青娥》、《鸦头》、《瑞云》等；

第三类，是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制度的腐败和种种弊端的作品，如《叶生》、《于去恶》、《考弊司》、《贾奉雉》、《司文郎》、《王子安》、《三生》等；

第四类，是歌颂被压迫人民反抗斗争精神的作品，如《商三官》、《席方平》、《向杲》等；

第五类，总结生活中的经验教训，教育人要诚实、乐于助人、吃苦耐劳、知过能改等等，带有道德训诫意义的作品，如《种梨》、《画皮》、《劳山道士》、《瞳人语》、《狼》三则等。

《聊斋志异》在进步的思想内容中也夹杂着一些落后的成分，如封建伦理道德观念，鬼神迷信和因果报应思想，追求功名利禄的庸俗倾向等，是我们阅读时应注意分析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