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的现实意义

1. 鲁迅农民题材小说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农村题材文学的创作成果或许是最为坚实和发达的。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鲁迅便以现实主义来描写农民和农村生活。在他的引领下,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派”作家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作家及部分京派作家,都着眼于描写农村题材方面的小说。四十年代解放区新的政治环境及文化价值取向,无疑为作家提供了农村题材文学深化发展的良好契机,成长于解放区本土的农民型作家赵树理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农村题材的又一拓荒者。从这一视点出发,鲁迅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无疑具有很大的可比性。本文试图从农民情怀、主题内涵、人物形象、文学通变等方面,对鲁迅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进行总体比较。
一、农民情怀的一致性
把农民放在作品的中心位置,这不仅仅是一个题材问题,更是同作家的立场观点紧密联系着的重要问题。鲁迅与赵树理,都用各自的文学作品展示了他们关注农村现实的创作思想和深沉的农民情怀。古老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但令人遗憾的是,几千年来乡土中国的生存形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古代文学虽也存在一些描写乡村生活的作品,但留给后人的,多是诗歌中对于“自然美”的抒写或“农家苦”的悲悯等浮光掠影式的印象。唐宋以后叙事文学的兴起,也未能彻底改变农民在文学中的边缘地位。《水浒传》引入了农民作为描写对象,但作者并没有较多付诸笔墨于现实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也难以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这场农民运动的意义及其局限性。《红楼梦》中有个具有农民气质和农民眼光的乡下人刘姥姥,但不过是偶尔闪现于大观园的“天外来客”,成为贾府上下酒足饭饱后的笑料。
农民被文学拒之门外的命运,终于在二十世纪有了改写的机会。“五四”之后,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的现代化带来了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文学也第一次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整合。文学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当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代作家以现代化的目光回眸于昔日的乡村生活时,他们突然“发现”了农民这个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存在主体。他们从最熟悉也最有感触的生活出发,如实地描绘中国农村的历史变革,理智地审视中国农民问题。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经济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夹击中急速衰败,农民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鲁迅怀着对农村的深沉关爱和对农民贫困与苦痛的深切同情,使自己的小说真正融会到乡土人生中去，具有很强的农民情怀。鲁迅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1](P.398)然而这种农民情怀与赵树理的又有些许不同，他站在先觉的知识分子立场上,将这种人文情怀上升为人文批判,以现代意识视角去穿透农村生活的表象,审视乡土人生平静的外表之下隐藏的封闭与愚昧。而这种立场的确立则是根源于对建立在分散、个体、落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帝国的深刻认识，针对中国近、现代特有的国情和麻木的国民性的魂灵，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巨大沉痛，以极大的热忱关注一代旧式农民的命运，描写和反映一代旧式农民的不幸，提出旧中国拯救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以引起世人的警觉和革命者的注意。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一批进步作家最富开拓性，最有当时那个时代特征的题材趋向。这个趋向，把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带入了一个可以堪称为那个黑暗、穷困、落后、愚昧的旧中国农村的一面镜子的辉煌境地。“五四”新文学的成就，在很大程度和基本意义上，则是指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一批进步作家描写这种黑暗、穷困、落后和愚昧的旧中国农村面貌，及带有悲剧色彩和训戒意义的农民形象的成就。同时，尚需指出，由于当时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一批进步作家特有的文化素养和生活条件，使得他们的这种艺木表现，带有浓重的思辩色彩和事实上又不为广大农民所读懂的欧化的知识分子腔调。或者说，他们的这种艺术表现，则是一种高层次和小范围的求索。他们在事实上，不把农民作为其作品的主要读者。在这个特定的题材领域，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一批进步作家，一方面主题深邃，用心深长，而一方面在事实上影响面却又不够广泛，只局限在知识界的狭小圈子，而没能深入到广大农民心中。《故乡》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农村题材小说,既流露出对闰土的人道主义同情,也掩饰不住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之间存在文化隔膜的悲哀。《风波》看似是对“无思无忧”的“田家乐”的速写,实则表达了对农村社会的闭塞守旧以及人际关系冷漠的怨愤。
如果说在鲁迅一系列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中，意在暴露和批判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妥协性，总结其失败的历史教训，那么，在赵树理的系列反映解放区农民问题的作品中，则时时告诫掌握了政权的革命阶级，几千年的封建余孽、残存的封建势力与农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绝对不会在一个早上消失殆尽。农村民主革命的斗争任务还是艰巨的。这样，鲁迅和赵树理两人都在各自的时代上，各自一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同样提出了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农村问题，农民间题，是中国旧、新民主革命整个历史时期，革命的中心课题，是检验革命彻底与否的试金石。此外，赵树理从鲁迅手中接过革命文艺这个“照亮国民精神的火炬”，继续沿着“革命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的方向和道路上迅跑，并且进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个方向和道路拓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如果说，在鲁迅笔下，反映的是旧的封建专制时代中，农民沉睡，麻木，愚昧的魂灵，与事实上无力摆脱的悲惨、黯淡的生活命运结局相关有沉重的氛围;在赵树理作品中，展现的是在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条件下，农民依然被头脑中固有的种种旧的封建意识、观念、礼教所困扰。他们是带着沉重的精神负担迈入新社会的门槛。在新文学的历史上，赵树理用天才的笔触，第一次正面展现了这种固有的腐朽、落后的思想和行为，与新生的、先进的蓬勃向上的思想和力量的冲突，以及这种占支配地位的革命思想和力量，一定或最终战胜那种守旧、没落思想和行为的新的命运结局。因而使他的作品带有昂奋和向上的基调。因此，就创作的指导思想来说，赵树理和鲁迅一样，都是要“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引自《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都表现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审视，以及农民精神、思想状况的深刻思考。而赵树理和鲁迅不同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一代农民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农村，虽然也有种种落后思想负担和社会问题，但是，却具有和鲁迅笔下旧时代农村、被压迫农民所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命运结局。简言之，若说鲁迅作品更多地带有一种苍凉之气，而赵树理作品却卓然的带有一种明朗之慨。他的成功,得力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政策的鼓舞,更得力于他的农村生活和农民情怀的深厚积淀。赵树理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农村生长环境给他带来了极度高涨的农民求解放的义愤,非常丰富的农村生活的知识,熟悉与爱好农民艺术的热忱,就是他后来创造作品的不尽源泉。”[2](P.12)赵树理从北方地区特别是山西农民古朴的道德情操和生存方式出发,对农民文化心态中闪光的东西诸如质朴、坚韧、坦诚和斗争性给予了充分开掘,对传统宗法制度影响下农村家庭中的尊卑、婚姻、婆媳等伦理关系的历史演进作了充分展示。作品中的农民形象从思想、情感、习惯、气质到思维方式、表达方式都具有地道的农民特质。茅盾说:“他笔下的农民是道地的农民,不是穿上农民服装的知识分子,一些知识分子那种‘多愁善感’,‘耽于空想’的脾气,在作者笔下是没有的。”[2](P.193)赵树理的小说,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大大开拓了我国农村题材小说的表现领域。
二、主题内涵的相通性
鲁迅与赵树理尽管所处的时代不一,所受的文化教育程度不一,但是他们用笔勾画乡土中国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反封建”作为自己小说的主题。“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3](P.26)别林斯基如是说。王富仁把鲁迅的小说称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而赵树理的小说是“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一面镜子”。清醒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使得他们的小说“镜子”般地烛照着各自的时代和地域。鲁迅说:“说到’为什么’要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4](P.512)数千年超稳固的封建社会体系、封闭的生活环境、僵化的文化形态,造就了广大民众精神的病态以及国民劣根性的深层积淀。鲁迅悲哀地发现,“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已经“衰朽到毫无精力了。”[5](P.44)鲁迅选取了启蒙的视角切入中国农村现实,抓住国民精神的弱点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进行了整体批判。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茅盾就深刻地指出:“《呐喊》中间有封建社会崩坍的响声,有粘附着封建社会的老朽废物的迷惑失措和垂死的挣扎,也有受不住新思潮的冲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老中国的愚昧的乡村,以及生活在这些老中国的儿女们。”[6](P.151)闰土甘居奴仆的等级观,祥林嫂“从一而终”的节烈观,九斤老太的保守尊古心态,爱姑对封建包办婚姻的不自觉认同,都是农民群众被奴役的精神创伤的体现。鲁迅以深广忧愤之心,写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启发人民摆脱蒙昧的束缚,追求“真的人”的地位。与鲁迅由启蒙视角切入反封建的主题不同,赵树理另辟蹊径,也找到了适合自己与时代的突破口。赵树理曾把他的创作经验归结为一种“问题”意识。他说:“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7](P.1651)写“问题”是作家关注现实、忧国忧民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在创作主题上的折射。鲁迅批判地吸收了“问题小说”能揭露病痛的长处,并“开出反省的道路”,启发读者进行深沉的思考,找到问题的答案。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继承了鲁迅开创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密切配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项运动,在人民群众改革现实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家本人也自觉地意识到了其作品为革命政治服务的目的性,他把这一特点概括为“政治上起作用”。“一般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尽管有极其浓厚的反抗意识,可是对久已形成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又多是习以为常的,有的甚而是拥护的。”[2](P.147)赵树理正是在这种反省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的小说在用“问题”切入现实的时候,指出了“反封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根本任务。因此,封建迷信思想、宗法社会的家长制、官本位思想及官僚主义等封建残留思想成了他批判的目标。二诸葛、三仙姑参与封建迷信活动,实行封建包办婚姻;李如珍等封建家长称霸乡里,广大农民苦不堪言;老秦受官本位思想毒害,对老杨同志的态度发生过几次转变。这些情节,无不揭示了农村民主革命的复杂性、尖锐性。王富仁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两种形态的现实主义小说:“一种是伴随着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历史需要发展起来的”,“一种是伴随着中国的社会政治革命的历史需要发展起来的”。[8](P.201)前者以鲁迅为代表,后者以茅盾为代表,赵树理的小说自然应该归于后者。尽管都是现实主义的文学,都反映了反封建的深刻复杂性,但鲁迅选择了思想启蒙的视角观照农村社会现实,注重向历史深处开掘国民精神,意在使农民挣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追求人性的解放。鲁迅思想的张力与认识的穿透力使他的小说获得了不朽的价值。赵树理选择了从政治的问题视角切入现实,用革命运动历史进程的描写取代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重在讴歌解放区的民主政权。但作品中冲突方式的设置简化了封建思想与民主社会的对峙,因而人物心理层面缺乏历史的厚重感。
三、人物形象的继承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第一个塑造农民形象的作家,成功地写出了一批旧中国被奴役的农民。被誉为写农民的“铁笔”、“圣手”的赵树理,也塑造出了诸如二诸葛、三仙姑、福贵、小飞蛾、老秦等一系列旧式农民形象。这是一群正在告别传统的奴性心态、软弱性格,在现实革命斗争中逐渐得到思想改进的农民,他们虽然带有强烈的时代地域色彩,但从精神上说仍然未能摆脱闰土、阿Q等典型的历史印记。或者可以说,正是闰土、阿Q们沿着历史的轨迹走到了新的现实环境中。尽管赵树理小说的背景与阿Q、祥林嫂的时代已产生极大差别,但封建宗法制度依然笼罩着农村社会的一些角落,农民身上的残余思想依然有所留存。鲁迅对国民精神的昏庸、麻木、逆来顺受等的批判,也出现在赵树理的笔下。福贵与阿Q,都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流浪农民,他们的经济基础、社会地位相差无几,秉性都不坏,同时又都在精神上受到封建思想的毒害,养成了“二流子”的懒惰性。但与阿Q“精神胜利法”的生存哲学相比,福贵所受的封建落后思想的挤压似乎要小一些,因此又比阿Q多了几分敦厚正直,少了几分狡猾自欺。阿Q受了别人的欺侮,会转而向比他更弱小者发泄;福贵却尽量独自承受起全部苦难,“不愿叫老婆孩子跟着他受罪”。阿Q对自己的偷盗、赌博行为毫无道德评判;福贵却坦承“我知道我的错”。因此,阿Q只是走向毁灭性的“大团圆”结局,而福贵却敢于向恶势力讨回自己做人的尊严。闰土与二诸葛,都有中国农民淳朴、善良的美德,在封建思想的腐蚀下又表现出一种相类似的迂腐气。但同为被封建思想扭曲了的人物,处于历史沉滞期的闰土,其性格和命运具有浓重的悲剧性,而处于农村大变革时代的二诸葛带有更多的喜剧性。鲁迅以启蒙主义的眼光来审视女性时,常借她们婚姻的曲折不幸来凸现悲凉的命运,祥林嫂、爱姑便是如此。无论她们具有多么勤劳的秉性,多么泼辣的性格,也无论她们是否有了觉醒的萌芽,都逃脱不了封建婚姻和专制压迫,在专制主义的淫威下走向肉体或精神的毁灭。鲁迅是自觉站在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的高度来思考中国妇女悲剧命运的。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小飞蛾在很大程度上可看作是祥林嫂、爱姑们生活道路的延续,是历史条件正开始改变时期农村妇女悲剧命运的写照。首先,她们都生长在旧社会,都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其次,她们都对自己的婚姻状况不满,但又无力改变命运,只能做着消极盲目的反抗。尤为重要的是,她们都未能真正认识到自己悲剧命运的真正根源,所做的反抗其实只是建立在对于“从一而终”的节烈观和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自觉认同基础之上,因此免不了悲剧性结局。相比之下,三仙姑的反抗方式最为特殊。她以畸形的变态作风充塞生活,沾染着游手好闲、贪图享乐的恶习。赵树理对她从外表到言行都进行了丑化和批判,意在揭露封建专制压迫对人们的精神残害。但这一否定性审美评价也暴露了赵树理作为一个农民作家的局限性———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根深蒂固使他难免对现代文化的理解带有小农气息和封建习惯意识。三仙姑的变态性格,其实是出于对现实婚姻的极端无奈,更是出于对自由爱情、个性解放的大胆追求。比起祥林嫂、小飞蛾等人忍气吞声甘愿做封建伦理道德的祭品来,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小觑的进步。鲁迅和赵树理都写了农民的落后性,但他们各有侧重。鲁迅注重从社会、历史的纵深处挖掘国民劣根性产生的根源,他对待落后农民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赵树理不再为农民的不觉悟而感到心境沉重,他着重写了农民克服自身落后面的过程,怀着美好愿望奉送他们光明的前程。鲁迅和赵树理同时还写到了农村中的觉醒青年形象。《故乡》《祝福》《一件小事》《社戏》存在着一个叙述人“我”,作为小说故事的目击者或参与者,他们又是十分完整的艺术形象。《祝福》中,“我”是与“鲁镇社会”格格不入的异己者,未能与劳苦大众融为一片,也拒斥鲁四老爷封建大家庭的现有秩序。因此在祥林嫂的再三追问下,只好选择以中庸之道逃避现实,显尽了“我”灵魂深处的软弱和浅薄以及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故乡》中的“我”面对苍凉凋敝的故乡景象以及“辛苦麻木”的闰土,惶惑之中只能树起“希望”的“偶像”。由此看来,鲁迅笔下的“我”与广大农民群众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精神代沟,他们还需要在现实中不断磨砺才能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者。赵树理有意把新型农民置于民主与封建的冲突范畴,刻画他们敢于反抗邪恶、心地善良、富有韧性和乐观精神。《小二黑结婚》中,在强大的封建势力挤压下,小二黑和小芹毫不示弱,喊出“送到哪里也不犯法!我不怕他!”等个性解放的呼声,最终争得了婚姻自主的权利;《李有才板话》中“老槐树下的’小字辈’”,在恶霸地主面前,表现得有勇有谋,他们的机智勇敢给阎恒元及其狗腿子以沉重回击;《李家庄的变迁》中铁锁、冷元等人主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带领全村人民与恶势力斗争到底。总之,他们有倔强的性格,有藐视权贵敢做敢为的精神,在生活中取进取的姿态,较之鲁迅笔下的新式知识分子有着更为积极主动的参与历史创造的豪情,是他们促成了作品中矛盾的转化、问题的解决,推动了农村社会革命性的巨大变革。就人物形象塑造的整体而言,鲁迅笔下的形象系列具有更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更深远的艺术生命力,他们已超越了具体的时空,即使放在世界文学形象画廊中也毫不逊色。赵树理小说中,时代政治在人物身上的投影浓重,而人物“内宇宙”的开掘显然不够,有着外界灌输的过多理想化的色彩。
四、文学通变的异质性
任何国家、时代的文学,都不可能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否则,它只能在自我封闭中走向衰亡。“当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9](P.95)发轫于外来思潮激励的新文学便是引入异质文化的结果。“五四”以来,伴随着民主、开放的时代态势,“19世纪到20世纪这百多年来在西欧活动过了的文学倾向也纷至沓来地流入到中国。鲁迅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号召作家们“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西方文化“尽量地吸收”,[11](P.200)“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12](P.140)他本人就坦承:“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13](P.212)鲁迅的小说创作实践活动本身是受了外国文学的推动而开始的。一些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诸如果戈理等,都对于鲁迅暴露国民精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产生过巨大影响。鲁迅在坚持现实主义的态度和原则的同时,积极地涉取世界文学中其他艺术流派的有益成份,以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法和艺术境界。鲁迅个人十分推崇俄罗斯象征主义作家安特莱夫的“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14](P.185)他吸纳象征主义的合理成分,形成了自己冷峻凝重的独特艺术风格。《狂人日记》、《长明灯》以及《药》的结尾,都凝结着象征的诗情。此外,在他的小说中,也有着十分明显的浪漫主义、存在主义、表现主义和印象主义等创作方法的痕迹。当然,鲁迅对于外国小说的借鉴绝不仅限于创作方法。茅盾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6]在艺术结构上,他借鉴西方小说,截取人物生活的片断来展示人物悲惨的命运,创造了许多“横切面式”小说,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喜欢采用的线性艺术格局;在叙事角度上,他引入旁知、次知、自知等多种独特的叙事视角,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全知全能视角。与鲁迅面向世界的“拿来主义”相反,赵树理则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及民间说唱艺术传统。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和新诗一样,在农村中根本没有培活。”[2](P.95)因此他很早就立下了做“文摊文学家”的愿望,自觉地无所顾忌地“先向群众学习,深入体会群众的文学艺术兴趣,然后从这个基础上运用自己的艺术本领,为群众造出既合口味又有进步意义的艺术品。”[7](P.1545)赵树理沉入民间,在古典小说和传统，评书“话语”形式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民族形式———“评书体”小说,为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劳动农民所喜闻乐见。
长期以来,中国的民间文化培养熏陶了农民的审美情趣和审美习惯,故事叙述力求原原本本、线索分明。赵树理一生几乎都执著地留守在故乡本土,形成了以民间审美为主的审美品格。他的小说情节总是依着时间顺序,线索明晰,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和情节的连贯性。他还善用“保留故事中的种种关节来吸引读者”,使故事情节尽量生动曲折,这也即古典小说及评书当中的“扣子”手法。《三里湾》中如何解决“刀把地”的归属是悬念,就是很明显的“扣子”。他也克服了新文学语言欧化或半文半白的倾向,从“群众的话海里吸取丰富的养料”,提炼方言土语,用富有乡土色彩的大众化语言,“把自己要传达的思想感情百分之百地传达给读者。”[7](P.1813)最能突现鲁迅与赵树理对于民间、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态度分野的,当属二人在各自的文本世界中呈现出来的或悲剧或喜剧的色彩。沉痛于“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沉痛于国人千方百计求得“暂时的安稳和做奴隶的时代”,鲁迅坚决反对文学创作中美化现实、涂抹太平的“大团圆”写法,反对中国古典悲剧“冥冥中自有安排”的“瞒和骗”。“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15](P.241)因此。鲁迅以悲剧的理念方式表现社会人生,探究了人生价值的毁灭。赵树理的小说几乎篇篇都有“大团圆结局”,充满着喜剧的情感基调及理想主义色彩,《小二黑结婚》及《三里湾》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小二黑结婚》故事中的男主人公生活原型岳冬至原本是被封建习惯势力迫害致死了,但赵树理在创作时改写成了花好月圆式的“大团圆”。他自己有过这样的解释:“要把小二黑写死,我不忍。在抗日战争中解放区的艰苦环境里,要鼓舞人民的斗志,也不该把小二黑写死。”[2](P.315)由此看来,“大团圆”结局是他长期以来对农民美学观念自觉追求的结果,更是与解放区文学以革命理想的激情烛照现实、表现光明、歌颂新生力量的创作大背景分不开的。当然,赵树理小说的团圆式喜剧结尾,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粉饰生活,它有着战争时期解放区的特殊时代背景,也有着人物思想性格的内在根源。鲁迅由于取法“异域文术新宗”创获了其文学的现代性品格,并为新文学提供了很高的范型。赵树理坚守在中国民间和古代传统文化的厚土上也创获了独特的“民族形式”,更是宏扬提升了民间艺术的品位。但他对外国艺术经验近乎偏执的拒绝,使得艺术视野不够开阔和开放,因而妨碍了他的创作朝更博大精深的路向发展。创建具有宏大气势的民族化文学是中国新文学一贯的努力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力倡从文言走向白话,由此迈开了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坚实的第一步。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文学仍只局限于城市知识分子的范围之内。 “某种意义上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文学的实践,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继’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深刻的变革,为小说创作的民族化、群众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6](P.9)农村题材小说以其内容上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最能体现新文学创作的这一历史趋向。“五四”时期的鲁迅与解放区文学时期的赵树理作为该类文学题材的写作先驱,有着筚路蓝缕之功,不仅创造出了各自时代的思想艺术高峰,而且在他们的垂范作用下崛起了影响一代文风的“乡土文学派”和“山药蛋派”,不愧是“走向民族形式的里程碑”。

2. 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

1、《狂人日记》——狂人

狂人是一个患有迫害狂恐惧症的人，是鲁迅塑造的一个典型的思想启蒙者形象。小说中，狂人异乎常人的思想行为特征导致了他在生活环境中受到排挤、敌视，被认为“有病”。狂人的怪异言行是彻底而纯粹的。

狂人在日记中所叙述的环境缺乏写实性，却一语道破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社会本质。作品中的狂人，实际上是一个象征性的形象。

鲁迅明写狂人的狂态，实际上笔笔触动的都是读者思考时代、社会、人生真谛的心弦。狂人不是一般典型性格，他是象征性的，是整个五四时代先驱者愤激思潮的艺术象征。

2、《孔乙己》——孔乙己

孔乙己是一个善良而诚恳的知识分子，然而被封建思想所毒害。他从科举的阶梯上跌落下来，又不屑于同劳动者为伍，成为不上不下的“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唯一的人”，因穷而偷，由偷而被打断腿，最后悲惨地被黑暗社会所吞没。

孔乙己被封建意识腐蚀，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没有觉悟。不思振作，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作者鲁迅虽寄以无限的同情和哀怜，但不得不把他作为封建科举制的殉葬者而沉痛鞭挞。

3、《风波》——七斤

七斤是毫无民主主义觉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是当地著名的见过世面的“出场人物”，甚至于受到众人尊敬，有“相当的待遇”的。然而他听到皇帝坐龙庭的消息后的垂头丧气，对妻子责骂时的隐忍，迁怒于女儿时的内心郁闷，实际上却显示着他是一个麻木胆怯，愚昧鄙俗的人。

4、《故乡》——闰土

闰土是为苦难的生活现实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碾碎了的农民的典型形象。作者借助于三个对比，透过肖像、衣着、心理、神态、语言、动作等方面的描写，刻画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里闰土的不同形象，展示了中国农民的多灾多难、凄苦悲凉的不幸厄运。

少年闰土：健康、活泼、天真、勇敢、机智、无忧无虑、聪明伶俐，且饱含着生命力。而三十年后，闰土变得呆滞、麻木、沉默、迟钝、早衰、自卑。

5、《药》——华老栓

华老栓是中国20世纪初长期生活在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下既勤劳善良又愚昧麻木的无知、落后的民众形象。他勤劳、善良、俭朴，生活十分艰辛，地位低下，盖的是“满幅补钉的夹被”，“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还要对客人“笑嘻嘻的”。为了给儿子治病。

不惜拿出长期辛勤积攒下的钱；他愚昧、无知、麻木，深信着人血馒头能治病，为能买到这种“药”感到“爽快”、“幸福”，只关心着儿子的痨病。

完全对革命者的牺牲无动于衷，对刽子手却毕恭毕敬；这一形象令人既同情他的处境和悲惨遭遇，又悲叹他的愚昧落后，从而使人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罪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3. 小说人物形象意义

回望当代文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路程，尤其作为叙事性文学创作的小说，不断给社会和读者奉献众多的优秀而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突出的审美价值。其中，一些人物形象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影响着一个时代人们的行为、思想或精神生成及其走向。
事实上，中外文学史发展中几乎都有许多著名或经典的文学人物超越了时空、国界和民族的限制，为不同时代和国度的人们所接受、传承，以其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哺育、滋养着人们的心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在几十年来的人物形象画廊中，虽然不乏名重一时的著名形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人物形象却经常遭遇这样的尴尬：或是由于文学人物是某一时代政治、概念的化身，或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太过于现实功利的考虑，或是人物性格的单一、浮泛、缺乏内蕴而显苍白，往往导致文学人物形象著名而不经典、波及一时后很快被读者遗忘，从而也直接影响到整部作品的艺术魅力和艺术质量。因为，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与小说神奇的想象力、精彩的故事、引人入胜的情节、丰富的文化内涵、纯净的文学语言一样，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我们看到，当代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影响力日益下降，渐渐失去它在社会生活中理应占据的更重要的位置。这种状况不能不说与文学作品中缺乏有震撼人心、具有一定审美价值、高层次的文学人物形象有极大关系。

我想，在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的构成缺乏一定的精神深度。也可以说，我们的文学人物大多数尚属“平面”，而非“立体”。一方面，文学人物太过于粘着生活，作家对人物的体验难以超越物质的力量，人物也就很难将我们带入一个更具人文思考的空间，人物对于生活而言，常常是“解构性”的不是“建构性”的，简言之，人物可供阅读、阐释的空间极其有限；另一方面，作家对人物的塑造缺乏自觉性和批判性，缺乏形而上的理性引导，通过人物所体现出的精神向度是“现实”的，而非指向未来。对人物的叙述执着于“现场叙事”，难以走向诗性叙事，因此也就难以负载广阔的历史内容。

具体地说，审视近年来的文学创作，我们在人物形象的创造上有许多缺憾值得注意和反思：一是对人物形象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人物是作家源自灵魂深处的感情人格化的产物，人物支撑着整个小说的叙事、故事、主题。诚然，许多在叙述艺术上有重要特色、有突出成就的叙事性文学作品会在小说结构、叙事语言、语体风貌上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但最能超越不同民族、穿越时间隧道并震撼人们心灵且留在人们记忆深处的依然是文学人物形象，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文学主要是靠人物形象体现其价值和效能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作家的写作，尤其一些有着旺盛创作力的年轻作家，将创作的重心倾斜到小说的技术层面，人物形象不再是评判和衡量一部文学作品艺术优劣的重要标准了。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大多将作品形式感的强调置于首要的位置，小说似乎更像是“小说”了，却一度忽略了文学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二是多年来，文学的“潮流化”和人物的“类型化”也是导致缺乏独特文学人物形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的例子，有“十七年文学”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主题，“新时期文学”的“伤痕”、“反思”、“寻根”、“新写实”等创作潮流与倾向。由于作家多从现实社会问题的性质、根源出发，确立创作动机，以某种“观念性结构”来表达当代社会和人生的见解，就文学创作的整体而言，“潮流化”必然导致人物塑造的“类型化”，人物也就缺乏作家独到的感性体验和历史的思考深度。同时，读者审美层次的差异，阅读中的“文化从众”心理，读者间的相互影响，使一些人物形象被传煤炒作性推崇，而受“推崇”的人物形象又未必是有精神深度的形象，很多是时尚性的“流行人物”。三是作家的写作，很难超越特定时代具体的文化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时代氛围、价值取向、人文立场，人物总是深深地刻有具体时期的社会政治痕迹并以之主导人物的行为，人物在这里只是情节的产物，他们的地位是“功能性”的，并没有进入人物的精神—心理这一本质层面，也就是说，人物从属于故事或事件。四是始于80年代的“先锋叙事”，虽然对中国小说而言是一场“叙事革命”，但它从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人物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人物在叙述中不再是被作为具有独立意义和特性的形象来表现，人物几乎与文本中的语言、结构、叙述方式相等同，发挥着“符号功能”的作用，意义的缺失，使文学人物丧失了饱满的性格和丰厚的内涵。五是市场化、商品化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影响、冲击，人们的精神理想褪化为“破碎的激情”，作家在极力摆脱“宏大叙事”的同时，却陷入了“个人化”、“私人化”表达的困境，较少追求富于震撼力的人物心灵世界。说到底，种种外在的内在的因素，制约、限制或妨碍了作家进一步深入人的复杂层面，塑造出更深刻，更具有普泛性、超越性的人物形象。

作家如何才能挖掘人物更深层的内涵，使文学人物具有一定的精神深度？当代文学怎样才能实现人物形象塑造的突破，创造出高质量、高水准的不朽的当代中国人形象？

我认为，首先，当代作家应自信地建立起创造经典和“不朽”的信念。创造经典的信念是文学创作的动力之源，它是作家最终的心理保障。只有这样，作家才能依靠自己的心灵，并用心灵去体验现实，精力弥满，充分发挥各自的才华，调动自己的潜能去努力探索，伟大的作品和文学人物才能出现。其次，作家要重建文学创作中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立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深厚历史感和崇高价值观的日渐缺失，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化写作、个人经验和内心感受，甚至个人隐私也成为主要的文学内容。文学越来越卑微和琐碎，尤其缺乏具有人格化力量、气正道大、有道德感和正义品性的理想主义人物形象。只有真正地表现人的优秀品性，人物才能具备一定程度的审美品质，才会具有永恒的终极价值，文学的书写才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才能提升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而且在美学表现上也才会有强劲的张力。第三，在所谓的“全球化”文化语境中，我们要克服中国文化、文学形象中的自我偏见，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想象力找到一个新的凝聚点，把有关民族的文化想象、文学想象全力倾注到“中国”“中国人”上，充分显示中国文学形象的独特个性，像鲁迅那样，不断去发现“国民品性”的优劣，进行“民族精神和灵魂的重铸”。一位法国学者曾说，中国文学不能以风土人情取悦读者，也不能以政治上的反对派吸引法国读者，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作家必须写出真正的中国人，因为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比人更具有普遍的意义了。第四，近年来，许多当代作家和理论家已经意识到小说创作中“人物第一”，重新认识“创造典型”，以及进行文学创作上的哲学突破的必要。作家莫言说：“当代小说的突破早已不是形式上的突破，而是哲学上的突破”。贾平凹也痛感自己“哲学意识太差”迫切要求提高。有学者还分析，鲁迅以前的作家为什么没有创造出阿Q这样的典型？除了现代文学运动和鲁迅这样的文学天才尚未出现以外，主要在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对“精神胜利法”这种人类的和中国人身上的普遍弱点还没有哲学境界的整合认识，也没有形成文学表现方法上的根本性突破。从一定意义上说，鲁迅和托尔斯泰、加缪、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思想型作家一样，属于哲学小说家，可以说，没有鲁迅深邃的哲学意识，没有哲学上的独特发现与精辟概括，就不会有阿Q，也不会有人们对“精神胜利法”这种消极现象的警觉。既要有生活，又须通哲学；既要个性化，又须普泛性，发现人物性格的多极性与外在世界的独特关系，塑造一个不为外部世界所累、能体现一个意味世界的人，完成“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部”，这样的人物形象，才会具有巨大的精神深度，才会产生世界级的文学人物。

总之，文学人物形象的精神深度，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的发展水平。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转变剧烈的时代，作家尤其需要对生活的高度提炼和深化。文学人物在文学叙事的具体展开过程中，应充分体现文学的、美学的和艺术感性的力量，实现时代所赋予作家的充满使命感的精神诉求。我们期待中国作家创造出更多的能体现历史厚重感、经过深刻的思想透视、有着直面人生勇气、艺术刻画精湛的当代文学人物形象。

《光明日报》2003年7月15日

4. 鲁迅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1、文艺影响

鲁迅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建立了中国小说的新形式；他所创作散文更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他的所开创的杂文文体富有现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战斗性，是后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他所创作的杂文更是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文化心理、民性、民情、民俗等的网络全书。

2、学术影响

鲁迅运用西方的文学观念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其不仅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时代，也创造了文学史著作的典型范例，“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郭沫若将其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称为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双璧。

另一方面他整理校对勘正了《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画像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数十部古籍，为后世的古典文学研究留下了一笔巨大财富。

3、精神影响

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

(4)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的现实意义扩展阅读：

鲁迅的人物评价：

1、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2、金良守（韩国文学评论家）：“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3、法捷耶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Fadeyev，苏联作家）：“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

他的语言是民间形式的。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他又评价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

4、郭沫若（诗人、学者）：“鲁迅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家，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是渴望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者。”

5.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现代人心理形成有什么关系

我给你框架，不给你具体文，一来怕有人效仿，二来是费时费力
第一段要点明中心，写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现代人心理形成有什么关系，然后是一小段感受，举例子。比如你学过关于鲁迅的文章，嗯，鲁迅为车夫包扎脚，这样可以突出旧社会的人
然后又是一段感受，完毕

6. 鲁迅小说中人物形象反映出怎样的鲁迅精神

表现出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特点.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还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

7.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有何意义

鲁迅在自己的作品中用这么多的篇幅来描写知识分子,对他们的痛苦生活和不幸的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决非出于偶然.他既不象有的评论家所说是为了表现自己“心灵的历程”,也非仅仅为了写出知识分子生活的痛苦和无告.他对知识分子问题显出很大的兴趣,对知识分子倾注巨大的热情,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就鲁迅进行小说创作的前前后后,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动. “五四”以后的中国社会,虽然受到新思想的冲击,仍到处充斥着腐败、落后、黑暗和贫困,封建势力顽固地占据着政治舞台,广大人民群众仍处在军阀专制的奴役之下,遭受着非人的待遇.知识分子在当时也是和劳动人民一道受难.子君、涓生们虽然争得了恋爱自由的胜利,但终承受不了失业和贫困的打击,他（她）们还是没有逃过封建势力施加的迫害.《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家”尽可以展开他想象的翅膀,幻想着幸福的生活,但他毕竟生活在严酷的现实当中,一时一刻也不能不正视自己可悲的人生.鲁迅正是从现实生活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待知识分子问题的.他在小说创作中用和对待农民问题几乎相同的注意力来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正是把知识分子生活当作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加以考察.他在主要是农民问题的小说《故乡》中,曾提到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和农民闰土其实是同样的命运,如果有什么不同,那也不过一个是辛苦辗转地生活,一个是辛苦麻木地生活.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鲁迅先生在小说中描写知识分子生活时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重视知识分子问题

8. 论述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

1、孔乙己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封建科举制的殉葬者形象。孔乙己是一个善良而诚恳的知识分子，然而被封建思想所毒害。

他从科举的阶梯上跌落下来，又不屑于同劳动者为伍，成为不上不下的“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唯一的人”，因穷而偷，由偷而被打断腿，最后悲惨地被黑暗社会所吞没。

孔乙己被封建意识腐蚀，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没有觉悟。不思振作，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作者鲁迅虽寄以无限的同情和哀怜，但不得不把他作为封建科举制的殉葬者而沉痛鞭挞。

2、狂人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最先觉醒的叛逆者，革新者形象。“狂人”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性格符号，是作者鲁迅运用双层建构的特殊艺术方式塑造的具有“双象性”特点的艺术形象。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方面的确有着生理和心理病态，是一个受迫害致狂的精神病患者。

另一方面，“狂人”又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反封建的“精神界战士”、独醒的清醒者。

两种层次的艺术形象在“吃人”这一核心点上互相扭结，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形成艺术叠影，将“病狂”和“清醒”统一起来。

9. 鲁迅的作品对现实起到什么作用

鲁迅作品的地位，它们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我曾经这样设想：假如再往后100年或200年，当200年之后的中华民族、中国的知识分子再回顾20世纪这一段中国历史的时候，他可能会忘掉许多东西，对20世纪的人，他还会记得哪几个人?我认为有四个人中华民族是绝对不会忘记的。

第一个是孙中山。孙中山作为一个民族革命家，推翻了满清王朝，将中华民族推进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认为孙中山这个人物，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不会消失的。

第二个是毛泽东。当然，毛泽东搞了多次政治运动、搞了文化大革命，伤害了大量的知识分子。这一段历史的错误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陷于军阀混战，四分五裂，没法在整个世界上挺直脊梁的时候，毛泽东通过自己领导的革命，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并且在美国和苏联两大世界霸权面前，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骨气，没有向美国、苏联屈服，使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跻身于现代世界之林。这个历史功绩是不能够抹杀的。所以我觉得200年以后中华民族是不会忘记毛泽东这个历史人物的，尽管我们可以批评他很多的缺点。

第三个是胡适。胡适之所以不能够被忘却，就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现代语言是由胡适提倡白话文所奠定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什么?就是她的语言。有了一个民族的语言，就能凝聚起整个民族。“五四”以后，假如现代的文学、科学、自然科学的著作没能用白话文翻译到中国，或者是用文言文翻译而概念不清，无法表达，我们的现代科学、现代的民族语言就会被瓦解。我们的白话语言在民族的交流、民族的凝聚力上起到了独一无二的作用。通过白话文，我们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语言，并且形成了适用于现代生活的独特语言，因此，我们的民族的文化就会存在，就会发展。我觉得胡适是不能够被中华民族忘记的，正像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的语言。

再一个就是鲁迅。鲁迅是不会被中华民族忘记的，他，真正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缔造者，是我们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表征。鲁迅，是作为一个民族的魂灵，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楷模而存在、而被我们接受的。这一点，只要你能感受到它，你就能深刻地理解它。如果我们反问一下自己，鲁迅在我们精神和心灵中，到底重要不重要?答案应当是十分肯定的。不少人在口头上否定鲁迅，但我们从他否定鲁迅的话语当中，还是感受到他实际上是重视鲁迅的。鲁迅逝世到现在都已经过去多半个世纪了，一些人还在不遗余力地谩骂鲁迅，否定鲁迅。为什么?因为他感觉到了鲁迅，他感觉到鲁迅是他心灵不可逾越的一个障碍。他在鲁迅精神面前感觉到了自己精神的萎靡。在鲁迅面前他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他要从心灵上摆脱鲁迅对他的困扰。他感觉到自己无法做到像鲁迅那样像一个人一样地生活，无法做到像鲁迅那样充满一个人的生命活力，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他希望在平庸的生活中满足自己的平庸，满足自己的奴性和奴性心理。他只是一个苟活者，不是生命的创造者。所以，在鲁迅面前他感觉到一种不安，感觉到一种自卑，感觉到鲁迅对自己心灵的一种嘲笑，所以这种人动不动就要谩骂鲁迅、亵渎鲁迅。这种亵渎、这种谩骂，恰恰表现了他还没有忘记鲁迅。现在谁还骂杨邨人呢?谁还骂叶灵凤呢?谁还骂叶公超呢?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我们心灵当中已经不存在了，已经被历史忘却了。而鲁迅是不会被历史忘却的，因为鲁迅是中华民族的鲁迅，是人类的鲁迅。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有一个使命：要用我们的精神支撑起鲁迅，使鲁迅在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被接受，世世代代地被尊敬，像尊敬自己一样尊敬鲁迅，像尊敬我们的民族一样尊敬鲁迅。

鲁迅对我们中华民族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中华民族的精神，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精神。这样一种精神为什么是重要的?在中华民族当中，在中国文化历史上鲁迅到底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地位?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精神上、知识分子群体上、文化学说流派上是如何铰链、整合、结构而成的?中国古代，有孔子代表的儒家文化，有老子代表的道家文化，有韩非子代表的法家文化，有墨子代表的墨家文化，有佛教体现的佛教文化，还有以道教体现的道教文化。中国文化尽管复杂，但她是在这几家学说文化的交叉、融会当中形成的，应当没有什么问题。这是鸦片战争以前的几种文化。问题是：当我们分析这几种文化的时候，是否思考过，中国文化还有没有缺失呢?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化当中是否还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从历史的发展结果来看，中国古代文化真正具有生气勃勃力量的时代是春秋战国。在那个时代，我们涌现了诸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各自建立起独立的文化血脉。到了汉代，从印度传来了佛教文化，随后出现了以《老子》和《庄子》作为经典的道教文化。但是后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没有创造出能超越先秦诸子的独立思想学说，这就是说，在文化思想上，我们没有走上一条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发达的道路。而西方文化，继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思想家之后，又产生了像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杜威、罗素等一系列伟大的哲学家。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华民族在思想的创造力上停留在诸子百家的格局上，而不是更加具有创造的活力了。再从文学上看，我们最早有《诗经》、有屈原，到了魏晋时期，我们有所谓“魏晋文章”，章太炎先生提出“魏晋文章”是最好的文章，因为他认为魏晋文章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率性而为的那种自然本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一种花架子的味道。当思想的创造力萎靡下滑的时候，我们的文学还保留了一点生命的活力，“魏晋文章”就是典范。

在汉代，我们的文学还是具有开拓精神的，用鲁迅的话说，叫“汉唐气魄”。这是指汉唐的文章、汉唐的知识分子，在文学创作中、在历史创造中，中国知识分子的那一种气魄，那一种雄浑的力量，那一种生命的力量。我们读一读《史记》，你一定能感觉到司马迁的脉搏在那里“嘣嘣”地跳动，他塑造的项羽、荆轲……那些人物，虎虎有生气，从司马迁写的每一个中国人身上，你都可以看到一种全部的生命的力量：不向外界屈服，不是俯首帖耳，不是精神萎靡……你贴在《史记》上能听得出一种声音来，那样一种生命活力，那样一种心脏的跳动，“嘭彭”地在响。

到了唐代，我们仍然可以从李白、杜甫这样一些诗人身上感到一种自由的精神，“汉唐气魄”。

宋代，文学的主要形态由诗向词转换。尽管文化更普及，社会经济更发展，知识分子更多了，但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却开始萎靡了。我们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感觉到的是一种对自我身世的哀怨，一种卿卿我我的悲哀，而没有了汉唐时期那种吞吐宇宙、挥斥八极的生命活力、生命力量。这证明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在经历了汉唐的宏大气魄之后衰弱下去了。南渡以后，我们失掉了半壁江山，这么多的知识分子，这么丰富的文化，这么多的人口，偏安于江南。当然这也带来了江南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是衰弱了，没有活力了，在强权面前挺不起腰板来了。

宋代以后，半壁江山也保不住了。蒙古人占领了整个的中华民族，占领了全国。当然，蒙古族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可是当时毕竟是少数民族，是异族。我们是失败在异族手下的，是被别人征服了。外族侵略，祸从南来，我们就逃向北，祸从北来，我们就逃往南。这就是鲁迅说的中华民族。中国的百姓在重大灾难面前，不敢迎上去，不敢抗争它，不敢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是逃避苦难，逃避强权，希望躲在一个狭小的生活的壳里，混沌苟安自己的一生。

到明代，通过农民起义建立起王朝，但专制主义并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鲁迅曾经说：“明代是以剥皮始，以剥皮终。”明代一开始就剥了一个人的皮，到灭亡前也是剥了一个人的皮。这样的一个明王朝后来当然会被满族人征服。我们文学中的那种中华民族的汉唐之气、雄壮之气、阳刚之气，从宋代以后就衰弱下去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中肯定缺少了一些东西。那么缺了什么呢?

儒家文化是很伟大的。儒家文化之所以伟大，是孔子在一个混乱的社会中首先思考了我们的社会问题，首先创立了我们的文化，创立了我们的教育，使我们的中华文化在以后几千年来的发展中一直没有断线。我们的文化存在着，我们的语言发展着，孔子的伟大，是不可抹杀的。孔子应该说到现在还可以做我们的圣人。尽管孔子很伟大，但当时他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社会在列国争战，民不聊生，“君不君，臣不臣”的动乱中安定下来的问题，恢复实现中国社会的秩序化。他创立的儒家文化学说，在中国社会秩序化上确实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忠孝节义”“三纲五常”这几个基本概念结构了中国社会，使每一个人都不敢犯上作乱，国家就维持了原有的统治，中国社会就安定，就没有战争，没有杀戮。但是他解决的只是现实社会统治以及社会安定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社会怎样发展的问题。它满足的是在上者对国家治理的要求，而不是广大的下层社会民众，所谓被治者的生存和幸福愿望。儒家文化思考的不是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人在这个社会中怎样生活得独立、生活得自由、生活得幸福。

老子和庄子，也创立了伟大的哲学。老子哲学即使到了现代世界也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哲学。它在西方的唯物论和唯心论之外找到了一个哲学的基点，这就是“道”，从而建立了他整个宇宙观和人生观。但是老庄哲学后来没有得到承续和独立的创造，中国知识分子用“道”来逃避现实世界矛盾，拒绝社会责任，毫无意义地在这个狭小的蜗牛壳里安度一生。这在后世成为了一种人生哲学，一种人生观。我们这个民族，当然，在没有社会之前，每一个人都在分散、安定的生活之中，不用对别人负责，别人也不用对自己负责，是可以“相忘于江湖”的。但是一旦我们构成一个社会，有了治者和被治者之分，就对每个社会人提出了一种社会责任的要求。中国知识分子假如仅仅为了逃避到社会之外，而放弃对社会、对人类整体的责任，放弃解决社会矛盾的努力，把自己从社会中独立出去，过一种既不会受到政治迫害，又不会受到经济困扰的田园生活，这只是少量知识分子可以做到的事，而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尤其是广大的社会民众是不可能做到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都在宣扬“天人合一”，宣扬“彼此和谐”o但这种和谐的宣扬并没有解决我们中国社会的矛盾。相反，在这样的宣扬中，两极分化在发展，社会矛盾在激化，底层老百姓仍然在生死边缘上挣扎。直到现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仍然热衷于闭上眼睛歌功颂德，回避矛盾，实际上是把中华民族往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上推。道家文化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描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几千年的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缝隙中，维持、延续着自己的生命，从而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些知识分子像陶渊明、王维，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但道家文化关注的是个体人脱离整体社会安身立命的问题，而不是整个社会每一个人的生命、生存权利、生命力以及生命力张扬的问题。所以说道家文化当中华民族面临危机的时候，面临着内部矛盾激化或分裂的时候，面临着西方的、外来的强权力量入侵的时候，是束手无策的。

法家文化也是非常伟大的。这个伟大在于它创立了在中国行之有效的政治学说。韩非子提出的“法”“术”“势”，就是解决政治关系的学问。对统治者来说，要搞政治，就要会使用权力。怎样才能够控制群臣，控制自己的臣民?必须通过“法”。帝王掌握了权力，掌握了整个政治架构就能驾驭整个民族、整个社会，使这个社会不至于被反对力量颠覆。所以我们不要轻视韩非子。一直到现在，政治治理问题、政权安定问题，如何上控制下，如何维持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还是一个重要问题。法家文化到现在仍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我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成功地实现了中国革命，并且成功地巩固了共产党的政权，跟法家文化有很大关系。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法家文化对政治权力的重要性，他让人们知道：搞政治，光讲善心是不行的，是要依靠镇压的，要依靠政治权力压制的，不是那么温文尔雅的。毛泽东还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所以说法家文化在建立中国文化，特别是建立中国政治文化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解决的仍然是政治制度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一个中国社会的普通人民，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发展的问题，法家文化没有解决。

墨家文化讲“兼爱”，但是墨家文化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在先秦时代，儒墨之争，在当时是最大的争论，孟子说墨子的“兼爱”，是“无父无君”，是禽兽。所以墨家文化在汉代就没有流传了。一直到晚清的时候，孙诒让先生写了《墨子闲诂》，还受到保守派的攻击。墨家文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

儒家、道家、法家、墨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但是我们这些传统文化中一直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缺少对“人”的重视，缺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缺少对个体生命力的张扬。我们人活着，怎么活法?是委曲求全地活着，还是在追求、在创造，使自己的生命力充满了对自我的尊重，对人的尊重，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生命的力量，用自己的生命的力量来开拓自己的生存的空间、发展的空间?这个问题，中国古代的所有的文化都没有解决过!都没有想过!都没有思考过!

儒家文化要我们必须服从权力，服从在上者。所以女人一定要顺从男人，儿子要顺从父亲，臣子要服从君主，学生服从老师，年轻人服从老人。那么“我”呢?“我”的幸福和利益呢?“我”的幸福靠在上者来保护，我的利益要靠皇帝来保护。一个人的幸福不依靠自己去谋求，生存权利不依靠自己去争取，生存空间不依靠自己去开拓，全靠别人来保护。那他的生命意义，他的人格独立性在哪里?儒家文化让人们把生命交给在上者来保护，这只是一个虚幻的梦想。道家文化宣扬放弃一切追求，没有追求，在人的社会中可能吗?当然，著名的知识分子，像陶渊明那样，自己有一点钱，可以不追求了，但多数人就不能做到。“去私去欲”，把所有的私、把所有的欲去掉，那还是人吗?法家文化突出帝王的权力，维护统治政权，它公开提出要人们服从权力，屈从于权力之下。道教文化鼓吹享乐，只是以一种迷信、虚幻的东西来满足人们的需要。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我们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但是对于“人”的问题，我们民族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并没人去思考、没人去检验。谁来思考、谁来检验呢?是鲁迅。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写了《狂人日记》，鲁迅说，中国古代文化史里，满本上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但我横竖睡不着。我看了半夜，才在字缝当中看出两个字：‘吃人”’。鲁迅不是说中国传统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残酷的，都要残害人，而是中国封建制度从来没把人当做“人”过。它把人当做奴才，当做工具，但是它从来没把人当做“人”来对待过、尊重过。阿Q一生，只有一个人夸过他“阿Q真能做”。“真能做”是什么?是一个工具。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阿Q，当他能做活的时候，他被雇佣做个短工，当他影响到赵太爷声誉的时候，他就被断然辞退。当革命胜利了需要安定秩序的时候，当到处充满了混乱要杀一儆百的时候，怎么办呢?拿谁来安定我们的社会呢?那就杀掉阿Q吧。阿Q就这样被我们的革命当做了牺牲品。革命者用了一种非常庄严、伟大的名义——巩固革命政权。而杀掉阿Q，每个人都并不觉得少了一个阿Q有什么。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对人的价值观。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这个社会中的价值。

有的人觉得鲁迅尖刻。我认为不是尖刻，是深刻。让我们反思一下，我们在社会中除了作为工具之外，还是不是一个“人”?社会是不是把我们当做一个“人”来对待?而“人”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受到保护的。我们之所以关心那些几百万感染了艾滋病的病人，就是因为他们是人!而不是社会的累赘。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就是因为读了书却没有当上官，没有钱，因此谁把他当做一个人来看待?来同情?来理解?有人说这只是一个艺术典型，但是别忘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落到孔乙己、阿Q、祥林嫂、魏连殳、闰土那样境地中去的。谁敢保证不会?而像闰土那样的人，我们中华民族又有多少呢?鲁迅提出的“人”的问题，警醒我们深深思考。因为假如不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就永远没有“人”的自觉意识，永远感觉不到自我的存在，自我的价值。你没有“人”的意识，别人怎样对待你，你都觉得是合理的。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不少知识分子，但并没有人提出这样对待人合理不合理的问题!现在经济迅速发展了，可是我们“人”的观念却没有同步改观，鲁迅提出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鲁迅的思想主要存在于鲁迅的作品里。对于鲁迅作品，不少人感到有一种隔膜，问题在哪里?实际上这些人是与鲁迅思想之间有一种隔膜，是与鲁迅提出的“人”的自觉意识有一种隔膜。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与之交往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社会的某一个工具、某一种势力。人们要与之交往，是因为他有权，人们要与他搞好关系，是因为他有钱。在这个时候，人们面前就没有“人”!人们实际上在和一些职务打交道，和权力打交道，和利益打交道，人们从来没有和“人”打过交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世界，假若不重视“人”，对“人”的价值没有一个基本的意识，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或者说．什么东西都是一种虚幻的解决。我们看到的光明也是一种假象，好像是鲁迅小说《白光》中的白光。这种白光背后孕育着的是什么?可能就是灾难!鲁迅提出了“人”的问题。这“人”是什么?“人”不仅仅是物质的人，更重要的是精神的人，这精神的人需要自由。在物质上他需要生命，只有在自由的空间中他才感觉到生命的价值。没有自由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生命。而在所有生命都萎靡的情况下，整个中华民族也必定是萎靡的。鲁迅在《摩罗诗力说》里讲到东欧像捷克、波兰这样小的国家，历次被俄国沙皇占领，成为殖民地，每当此时，这些民族的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前赴后继，起来争取民族的独立。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当时人口四亿五千万，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认真想一下，就是八国联军，又有多少人?假如我们像抗日战争那样，打游击战，敌人即使有先进武器；就算扛着洋枪，也未必能打到北京去!可我们中国这么多人，居然让几千人的外国军队，长驱直人!波兰多小，但她利用自己的力量争取了民族的独立。所以鲁迅说中国没有人了!鲁迅说千百年来吃人的历史，吃掉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以鲁迅提出的“人”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鲁迅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就是鲁迅作为精神的象征、精神的符号，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人”的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还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代鲁迅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个文化的形象，是个精神的形象!

现在还有一种观点，说鲁迅不勇敢。谭嗣同他们为了中华民族都死了，鲁迅受到通缉的时候，却躲起来了，躲到医院里去了。这种话毫无道理!有人站出来为中华民族仗义执言，好像就应该不避危险，就应该让专制者杀掉?当时好多人被杀掉了，杨杏佛被杀掉了，柔石被杀掉了，殷夫被杀掉了。鲁迅让我们爱惜每一个人的生命，他自己也不轻抛自己的生命。鲁迅整个精神，给我们最强烈的感觉是什么?那就是，不论在任何艰难条件之下，他也要仗义执言、反抗强权、同情弱者，坚持人的自尊、尊严，这是一种文化，鲁迅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标准。恰恰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化当中，我们感受到一个真实的鲁迅。殷夫、柔石被秘密杀害了。当时连共产党组织也没有报道，鲁迅自己出刊物，把殷夫、柔石等左联五烈士的消息透露到全国，透露到全世界，呼吁世界各国的作家来来抗议国民党的专制主义。他用什么呼唤?他用精神呼唤，用爱来呼唤。我们来看一看《为了忘却的记念》，他反复写到柔石家里的那个瞎眼的老母亲，在那里盼望她的儿子回去。但是柔石为了革命，这么一个善良的，老实忠恳的，自己是近视眼，过街还要护着鲁迅的忠厚青年，就这样被专制主义者不经审讯，秘密地杀害了。鲁迅是在用他的精神、他的心灵来抗争，来反抗专制主义的统治。这是什么?这就是鲁迅精神!中国知识分子虚名比鲁迅大的，多的很，但是只有鲁迅身上有这种精神，这才是一个人的最宝贵的精神，中华民族最可贵的精神。中华民族假如没有像鲁迅这样的精神，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涣散的一盘散沙的没有凝聚力的没有阳刚之气的在任何帝国主义强权面前都会屈膝投降的民族。

正在蒸蒸日上地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现在更需要鲁迅的精神。有了鲁迅精神，中华民族才能成为伟大的民族。所以说鲁迅非常宝贵，鲁迅的精神非常宝贵。而要把鲁迅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靠的是我们教师一代一代地通过教育青少年，使一代一代的青少年能够感受鲁迅的精神、鲁迅的思想。尽管我们不可能使青少年都成为鲁迅，但至少可以在他们的心灵当中铸成一个鲁迅的形象，使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想到鲁迅，进而能够抗争，能够坚持。

总之，我认为我们中华民族不能没有鲁迅，不能忘掉鲁迅。我们的青少年一代，不能不知道鲁迅和鲁迅的思想。至少我们要让他们读一读《为了忘却的记念》、《记念刘和珍君》，读一读《孔乙己》、《祝福》、《故乡》……让他们头脑中留下几个形象，留下几句语言，让他们记住“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记住这一句话，我觉得对青少年是有作用的、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