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有一部小說女主角叫李晚揚的是哪一部小說
婚不由己：狂傲總裁契約妻 主角是楚傲天李婉揚
作者：驕陽之星
② 元代文學有什麼特徵
中國文學發展到元代，由於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以及文學本身的種種原因，傳統的詩詞古文創作局限於少數文人的范圍，新起來的戲曲小說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好，流行南北。詩詞古文的語言風格一味模唐仿宋，有人還甚至標榜學習周秦漢魏，脫離廣大人民群眾，曲高和寡，與那語言淺近通俗的戲曲、小說相比較就不易的人們接受。戲曲、小說的題材大都取自人民群眾所關心和熟悉的生活，同時由於作者多數出身於社會中下層，他們看問題，談人論事，也都和人民群眾好惡接近，所以戲曲小說，特別是雜劇成了元代趺學創作中最受歡迎的劇藝。前人把它和唐詩、宋詞並稱，作為一個朝代文學藝術的代表，許多作家也享受很高的榮譽。
詩詞只是在少數文人學士之問傳播，散文多經世、酬世應用之作，不像戲曲小說在大庭廣眾的勾欄中說唱演出。戲劇演出必須爭取看官聽眾，故事須群眾喜見樂聞。因為演員和少數作者都要靠此謀生。不像詩詞作者並不以寫詩作詞為生，多數是公餘閑暇，或家有錢財，舞文弄墨，自我陶醉或者發發牢騷而已。當然也有少數人把寫作詩詞當做政治斗爭的工具。不過總的說來，戲曲小說真正能做到雅俗共賞，而詩詞古文卻只能在官場和騷人雅士中問流傳，主要是士大夫獨抒懷抱或互相唱和。
一般說來，元代文學中少數詩詞、古文，多數小說、散曲、雜劇、南曲戲文等等中的一個共同東西，就是或多或少反映出來了那種同情民生疾苦和抗議民族壓迫的憂國憂民思想。這個思想是蒙古統治階級推行民族歧視政策和瘋狂奴役勞動人民的必然產物。但是詩詞、戲劇等除開這個共同點以外，也還各有其自身的特徵。文學體裁的運用，和作家的社會地位自然沒有必然的聯系，不過體裁有雅俗新舊，採用某種體裁卻和作家的身份地位以及文學修養有關系。傳統的詩詞古文更多的被社會地位高而持有正統思想的人所選用，至於戲劇小說本不登大雅之堂，寫作者大半社會地位低下而思想受到傳統束縛較少。這樣詩詞古文是一個情調，而戲曲小說另是一個情調。惟有散曲較為復雜，它和雜劇相近，只是體制長短不同，有曲子而無科白，僅供清唱，不能上演。思想內容有時和雜劇接近，有時和詩詞接近。換句話說，詩詞古文的總的特點是作者多半是社會地位較高，題材偏於酬世贈答、尋親訪友和離愁別恨。反映出來的是封建社會上層人士的生活情況。有時也出現一些反映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作品。至於戲劇小說的作者一般是「門第卑微，職位不振」的社會地位比較低下的人士，作品題材也偏於人民群眾所喜聞樂道的民間傳說和普通人民日常生活。這里，作為上流人士的怡情遣興、怨亂傷離的詩詞，和作為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食糧的戲劇小說，不僅是題材不同，而在內容上也有很大的區別。詩詞中，官場得失和人世悲歡離合成了常見的主題，而戲劇小說中，出現了一些敢於擺脫封建道德枷鎖的叛逆人物，性格潑辣明快，卻是詩詞中少見的。這中問散曲的情況比較復雜，普通知識分子寫，達官貴人也寫，多數場合是供給伎女在筵席上唱的，也就沾染上一些不健康的情感。但嘆世、歸隱之類的作品大量出現，卻深深地打上時代的烙印。總之，元代文學創作從各個方面、各種角度，廣泛反映了那個時代中個人得喪悲歡和社會生活面貌。而由於作者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不同，和政治地位的差異，加上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復雜關系，不同體裁的文學作品分別表現了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人們的世界觀和人生理想。其中用通俗的語言描述新生的事物並以新的道德標准評價生活的作品的出現，標志著文學史上一個新的時期的開始。
元代文學中詩詞、散文、小說、戲劇等體裁的消長變化，就文學本身說，還表現為由篇幅短小過渡到長篇巨制，由作者個人抒情，或者評論、記事變為敘事和代言。單純詩詞、單純散文體裁之外，有詩詞有散文的混合體制戲劇、小說的大量出現，這種文化充分體現新的體裁的出現比起舊體詩詞、古文便於塑造完美的藝術形象和容納深廣而復雜的社會生活。
此外，元代雖然為期只有百年左右，但由於歲月遷流，人事代謝，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此起彼落，歷史不斷前進，文學也跟著向前發展，不同時期，不同階段，也表現不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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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場人物表
（基本按出場順序）
祁蔚廷（蔚音「豫」）。安仲信與鄭列雅之子。
蕭邯默。北遼國南院大王蕭浚之子，南京（今北京）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李道旻（細封道旻）。西羌國舒王李仁禮之子。
池嘉術（術音「竹」）。
細封流索。綽號「白狐」。李道旻之同母異父兄。細封峨浦之子。
緹軻。池閎野之子。鄭列雅、商婉揚之同父異母兄。
池閎野（野利宏義），宋國延州節度使。原細封峨浦的侍衛。
鄭列雅（已死），池閎野之女。
商婉揚（已死），池閎野之女。細封流索的初戀情人。
細封微達（已死），綽號「黑狼」。流索之同胞兄長。
米擒德翼（已死），原西羌鐵林軍都統軍。
細封峨浦（已死），原西羌謨寧令。
安仲信（已死），原米擒德翼的侍衛。
歷史背景的設定
這個故事原定（注意，是原定！）發生在遼國西夏北宋大理並立時期，大約在公元１０５５年左右，遼宋重熙增幣（１０４２年），宋夏和議（１０４４年）以及遼夏戰爭結束（１０４９年）後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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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和凝衣缽，仁傑葯籠。義倫清節，展獲和風。。中「衣缽」指什麼
中國文學發展到元代，由於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以及文學本身的種種原因，傳統的詩詞古文創作局限於少數文人的范圍，新起來的戲曲小說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好，流行南北。詩詞古文的語言風格一味模唐仿宋，有人還甚至標榜學習周秦漢魏，脫離廣大人民群眾，曲高和寡，與那語言淺近通俗的戲曲、小說相比較就不易的人們接受。戲曲、小說的題材大都取自人民群眾所關心和熟悉的生活，同時由於作者多數出身於社會中下層，他們看問題，談人論事，也都和人民群眾好惡接近，所以戲曲小說，特別是雜劇成了元代趺學創作中最受歡迎的劇藝。前人把它和唐詩、宋詞並稱，作為一個朝代文學藝術的代表，許多作家也享受很高的榮譽。
詩詞只是在少數文人學士之問傳播，散文多經世、酬世應用之作，不像戲曲小說在大庭廣眾的勾欄中說唱演出。戲劇演出必須爭取看官聽眾，故事須群眾喜見樂聞。因為演員和少數作者都要靠此謀生。不像詩詞作者並不以寫詩作詞為生，多數是公餘閑暇，或家有錢財，舞文弄墨，自我陶醉或者發發牢騷而已。當然也有少數人把寫作詩詞當做政治斗爭的工具。不過總的說來，戲曲小說真正能做到雅俗共賞，而詩詞古文卻只能在官場和騷人雅士中問流傳，主要是士大夫獨抒懷抱或互相唱和。
一般說來，元代文學中少數詩詞、古文，多數小說、散曲、雜劇、南曲戲文等等中的一個共同東西，就是或多或少反映出來了那種同情民生疾苦和抗議民族壓迫的憂國憂民思想。這個思想是蒙古統治階級推行民族歧視政策和瘋狂奴役勞動人民的必然產物。但是詩詞、戲劇等除開這個共同點以外，也還各有其自身的特徵。文學體裁的運用，和作家的社會地位自然沒有必然的聯系，不過體裁有雅俗新舊，採用某種體裁卻和作家的身份地位以及文學修養有關系。傳統的詩詞古文更多的被社會地位高而持有正統思想的人所選用，至於戲劇小說本不登大雅之堂，寫作者大半社會地位低下而思想受到傳統束縛較少。這樣詩詞古文是一個情調，而戲曲小說另是一個情調。惟有散曲較為復雜，它和雜劇相近，只是體制長短不同，有曲子而無科白，僅供清唱，不能上演。思想內容有時和雜劇接近，有時和詩詞接近。換句話說，詩詞古文的總的特點是作者多半是社會地位較高，題材偏於酬世贈答、尋親訪友和離愁別恨。反映出來的是封建社會上層人士的生活情況。有時也出現一些反映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作品。至於戲劇小說的作者一般是「門第卑微，職位不振」的社會地位比較低下的人士，作品題材也偏於人民群眾所喜聞樂道的民間傳說和普通人民日常生活。這里，作為上流人士的怡情遣興、怨亂傷離的詩詞，和作為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食糧的戲劇小說，不僅是題材不同，而在內容上也有很大的區別。詩詞中，官場得失和人世悲歡離合成了常見的主題，而戲劇小說中，出現了一些敢於擺脫封建道德枷鎖的叛逆人物，性格潑辣明快，卻是詩詞中少見的。這中問散曲的情況比較復雜，普通知識分子寫，達官貴人也寫，多數場合是供給伎女在筵席上唱的，也就沾染上一些不健康的情感。但嘆世、歸隱之類的作品大量出現，卻深深地打上時代的烙印。總之，元代文學創作從各個方面、各種角度，廣泛反映了那個時代中個人得喪悲歡和社會生活面貌。而由於作者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不同，和政治地位的差異，加上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復雜關系，不同體裁的文學作品分別表現了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人們的世界觀和人生理想。其中用通俗的語言描述新生的事物並以新的道德標准評價生活的作品的出現，標志著文學史上一個新的時期的開始。
元代文學中詩詞、散文、小說、戲劇等體裁的消長變化，就文學本身說，還表現為由篇幅短小過渡到長篇巨制，由作者個人抒情，或者評論、記事變為敘事和代言。單純詩詞、單純散文體裁之外，有詩詞有散文的混合體制戲劇、小說的大量出現，這種文化充分體現新的體裁的出現比起舊體詩詞、古文便於塑造完美的藝術形象和容納深廣而復雜的社會生活。
此外，元代雖然為期只有百年左右，但由於歲月遷流，人事代謝，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此起彼落，歷史不斷前進，文學也跟著向前發展，不同時期，不同階段，也表現不同的特色。
元代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成吉思汗攻人金中都後使人尋覓遼朝宗室，得耶律楚材。後耶律楚材隨從成吉思汗西征，寫了許多描繪北方少數民族生活的詩篇。耶律楚材是～個很有才華的人。他於成吉思汗死後，太宗窩闊台當權時，曾上書窩闊台，建議成立燕京編修所和平陽經籍所，保存漢族古籍，吸收一批漢族儒生，對於保護文化，和給文學活動創造了條件。《元史·耶律楚材傳》說：「楚材奏言：『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日：『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這是元滅金後，吸收最多的一批文人學士。當時「中選者除本貫議事官」。是一個臨時性的措施。此外元好問的《上耶律中書書》說：「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夔，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楊渙然、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瑤，澤人李恆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輝卿、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彥，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同，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元好問開了這一串名單，希望耶律楚材推薦引進。後來這些人有的出來做官，有的沒有做官。這些人中有不少學者文人，詩人作家。其中楊果、杜仁傑、商挺還是散曲作者。
杜仁傑有[般涉調]耍孩兒(莊家不識構闌)，描寫院本演出情況。其中有一句說「爨罷將幺拔」，與陶宗儀所說院本演唱者為五人，謂之「五花爨弄」正合。今山西洪洞元代壁畫大行散樂忠都秀的演出，前排亦是五人。疑忠都秀即中都秀，乃金中都的名演員而流落山西各地，所演者亦為院本。不過金末院本與雜劇十分接近，所以陶宗儀說金代院本雜劇是一回事，到元朝才「厘而為二」。雜劇初期可能和院本演出形式差不多，雜劇本由院本蛻變而來，胡祗遹在《贈宋氏序》已指出這一點。金代末年的院本演出中的「五花爨弄」，實元雜劇四折加楔子這種形式的淵源所自。早期院本雜劇多由妓女演出，故杜仁傑所描述的院本演出的演員都是女的，雜劇既從院本演化而來，故演出形式亦承襲衣缽。耶律楚材《贈蒲察元帥》詩中說：「素袖佳人學漢舞，碧髯官伎拔胡琴。」這里「碧髯官伎」也是女的。他另有一首《戲作》詩說：「歌姬窈窕髯遮口，舞伎輕盈眼放光。」既然要女扮男裝，似乎不是純粹的歌舞，而是帶表演的，正如杜仁傑所描繪那樣「一個裝做張太公」，是演戲的。蒲察元帥當是金朝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他降元後，仍官原職，和杜仁傑是同時人。他們所見的應是初期的雜劇。元代軍中有戲班，叫做女樂。初期雜劇大都是寫婚姻愛情的，杜仁傑散曲中所寫的就是《調風月》院本。關漢卿有《詐妮子調風月》雜劇，雖然不是一回事，但調情卻是相同的。白樸的《裴少俊牆頭馬上》、《董秀英花月東牆記》等，莫不皆然。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以金人撤離中都為背景，創作年代似亦較早，而王實甫《崔鶯鶯待月西廂記》，如果作者王實甫與關漢卿為同時人，當為元代早期作品。
元好問向耶律楚材推薦的一批人中，有的還是著名的詩人如楊奐、麻革。楊奐除寫散曲外，也能寫詩。他們詩中流露出兩種思想感情：一是歸隱，一是對金亡的悼念。有位詩人楊宏道在一首《六國朝》詞中說：「虛名何益，薄宦徒勞，得預俊游中，觀望好。」面對現實社會，袖手旁觀，代表一些知識分子的政治態度。楊奐說：「林泉憂患少，京國是非多。」亦復如此。元好問於金亡後，不再做官，過的也是這種生活。一般說，元代初期，確切地說應叫蒙哥時期，這個時期中國北方政治雖然統一，但文化並沒有建立一個中心。當時文人活動大都集中在山西、河北兩個地區。所謂河汾詩派就是以山西元好閥為主帥，這派詩的特點是「當金元混擾困郁之中，其詞藻風標如層峰盪波，金堅玉瑩，絕無突梯脂韋之習，纖靡弛弱之句。」作者有麻革、張宇、陳賡、陳庾、房嗥、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謙，而以元好問「為之冠」。所謂「不觀遺山之詩，無以知河汾之學；不觀河汾之詩，無以知遺山之大」，他們大都不滿於江西詩派，而摹仿中晚唐。至其內容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對金朝滅亡，懷著淡淡的留戀，如陳庾的《清明後書懷》說：「江山信美非吾土，懷抱何時得好開。」曹之謙的《北宮》說：「登臨欲問前朝事，紅日西沉碧水東。」二是這些詩人都自甘貧賤，不做新朝的官，消極不合作，懷才不用，不住大城市，經常各地奔走。這樣他們有機會看到祖國河山壯麗，寫出了一些剛健清新的風景詩。如麻革的《阻雪華下》、陳賡的《游龍洞詞》、段克己的《乙巳清明游清陽峽》。當我們讀到「東山氣象太猛悍，萬馬駸駸來楚甸。中分不肯割鴻溝，鍛礪戈矛期一戰」時，感到氣魄雄偉，和那寫風景幽美，山清水秀的山水詩完全不一樣，這種寫山水同時也表現了人物的傲岸。三是這些詩人來往各地於長途跋涉之中，注意到人民的窮困生活，寫出一些同情民生疾苦的詩。如房嗥的《貧家女》說：「終身辛苦不下機，身上卻無絲一縷。」曹之謙的《自趙城還府》說：「獨憐疲俗誅求困，愁嘆聲多不可聞。」
除河汾詩派外，有一個和元好問幾乎同時的老作家李俊民，他的作品內容和河汾詩派也大致相同。他的《寄伊陽令周文之括戶》說：「疲俗脂膏今已盡，看看鞭算及舟車。」揭露了官吏的壓迫和掠奪。統治者無窮無盡的誅求，人民的困苦不堪，這種現象在當時是普遍的，不是個別現象，楊宏道《空村謠》就作了有力的說明。
元太宗窩闊台、耶律楚材、元好問相繼去世，憲宗蒙哥讓他的弟弟忽必烈治理漢族人民居住的地方。忽必烈是一位「思大有為於天下」的人，在這以前他早就搜羅了一批漢族知名文士劉秉忠、王鶚、張之謙、竇默、姚樞、許衡、趙復、魏瑤、趙璧等人作他的助手。連大名鼎鼎的元好問也和史天澤的幕僚張德輝一起北上見忽必烈，稱奉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忽必烈就是依靠這個漢人慕僚集團，用漢法治理漢人，得到漢人地主儒生的廣泛支持。憲宗蒙哥於l259年攻宋合川，死於軍中，忽必烈此時也正圍攻宋的鄂州，聞訊即許宋議和，返回開平，召集塔察兒等宗王大將舉行選汗大會，忽必烈被推為大汗。即位後，依據漢人封建王朝的傳統，頒布即位詔，稱皇帝(世祖)。自成吉思汗建立國家以來，從未建立年號，忽必烈建元中統，表示他是中原漢地封建王朝的繼承人，後來他聽從劉秉忠的建議，又改國號為大元。正當忽必烈在開平舉行選汗時，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認為選汗應在鄂嫩河、克魯倫河地方舉行，忽必烈在漢地進行選舉，顯然違背傳統慣例，不予承認。乃在和林另行召集大會，蒙哥諸子及察合台系宗王數人，擁立阿里不哥為汗，出現一國二主的現象。經過幾次戰爭，忽必烈打敗了阿里不哥，但西北幾個汗國從此實際上走向獨立，和元朝中央只維持名義從屬關系，他們大部分仍過著游牧生活，他們的文學創作和中原不同。
忽必烈於奪取並鞏固了汗位後，即著手繼續進行侵宋戰爭。1267年南宋叛將劉整獻攻宋之策，先攻襄陽，撤除南宋屏障。忽必烈依計而行，先後攻佔樊城、襄陽，並大練水軍，准備沿江東下，乘勝滅宋。忽必烈召集姚樞、許衡等商議，大家都說「乘破竹之勢，席捲三吳」，正是時機。乃移師東向，一舉而攻下臨安，宋帝投降，國亡。這次出兵，忽必烈告誡統帥伯顏，要效法曹彬，「勿得妄加殺掠」，但是一位前鋒張弘范卻直認不諱地說：「我軍百萬戰袍紅，盡是江南兒女血。」屠殺還是凄慘的。
忽必烈在爭奪汗位，侵宋滅宋期間，北方一些漢族文人感到進退兩難。前一段的難是夾在蒙古諸王貴族的糾紛之中，難處。因為這種糾紛中牽涉到治理國家使用漢人不使用漢人問題。後一段的難是贊成伐宋還是不贊成伐宋。趙復是從宋過來的，就認為宋父母之國，不可伐。郝經、徐世隆卻希望兩國共存共榮，郝經《宿州夜雨》詩說：「星麾何日平康了，兩國長令似一王。」劉因於無可奈何之中，作賦哀悼，姚樞、許衡贊成，這時候的難是難辦。許衡說：「國家既自朔漠人中原，居漢地，主漢民，其當用漢法無疑也。」得到忽必烈的信任，但不斷遭到其他蒙古貴族的反對，他時而做官，時而辭官，在《訓子》詩中說「身居畎畝思致君」，而在《偶成》一詩中又說「老作山家亦分甘」。有一首《辭召命》的詩說：「一天雷雨誠偃畏，千載風雲漫企思，留取閑身卧田舍，靜看蝴蝶掛蛛絲。」他的思想十分矛盾。產生這種矛盾思想大概有兩個原因：一是在元代重武輕文的情況下，雖然被起用而不被倚重，有屈才之感。另一是在民族矛盾中，怕遇到意想不到的禍害。許衡這種人不像河汾詩派那些人甘心隱姓埋名，做詩而不做官。所以懷才不遇和隱居情思成了這個時期的重要主題。許衡詩中的思想也代表了一些出仕做官的漢人的共同感受。
忽必烈滅宋後，在中國北方和南方都引起了波動，而南方文壇，變化更大，反響強烈。文天祥《過零丁洋》詩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對以暴力強加於人的反抗，十分堅決。他的《正氣歌》更是激勵人心的作品。謝翱、謝枋得、鄭思肖、林景熙、鄧剡、汪元量等人的詩詞一掃宋季江湖、四靈的空洞纖弱的積弊，發揚剛健悲壯的作風。尤其是汪元量，他被俘至燕京，後放歸，為道士，漫遊各地，寫了不少詩詞。他的組詩《潮州歌》九十八首最有名。一般說，宋亡後詩人詞人對待新朝採取三種不同的態度。除上面所講抗元不仕這種人外，還有一種背宋仕元。如方回、王沂孫、仇遠、趙孟頫等。還有一種人採取消極態度，他們既不抗，也不仕，過著隱居生活，寫的詩詞，托物寄興，情調低沉。如蔣捷、張炎、劉辰翁、周密等人。蔣捷的《賀新郎》(兵後寓吳)，劉辰翁的《柳梢青》(春感)，張炎的《南浦》(春水)，周密的《一萼紅》(登蓬萊閣有感)，其中似有寓意而不明顯，至於仕元的王沂孫、仇遠所寫的詩詞，情調和周密等人大致相同。他們過往甚密，並結為詩社。還有一些詩人控訴戰爭給人民帶來了災難，如尹廷高的《過故里感懷》，吳澄的《懷黃縣丞時避亂寓華蓋山》，劉詵的《感舊行》等。自然也還有些人的作品，對國家興亡，無動於衷。
這個時期的北方詩人思想情況，波動不如南方大，所寫詩詞有點接近張炎、蔣捷。徐世隆《挽文丞相》詩說：「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斬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岑海風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言外之意，對不仕元朝，還是同情的。北方漢人由於長期在遼金統治之下，過了幾個世代，對於南宋趙家，感情已經不是那麼深厚了。況且蒙哥把女真和漢族人民統統目為漢人，政治待遇一樣，沖淡了民族的觀念，對南宋的滅亡自然不太關心了。至於忽必烈叫趙孟頫寫詩譏諷留夢炎，未免使人難堪。龍仁夫《題琵琶亭》詩，說：「老大蛾眉負所天，尚留余韻人哀弦。江心正好看明月，卻抱琵琶過別船。」據《隱居通議》說：「諸呂家於江州，仕宋累朝窮富極貴。及北兵至，自文煥而下，相率納款，無一人抗節報國。」有人在琵琶亭上題了這首詩，「一日呂老見而揮淚，語意深婉，佳句也。」這首詩的確是婉而多諷，也算是元滅宋後文學創作上的一點餘波。
但在北方雜劇中反映這一歷史情況更曲折。馬致遠的《漢宮秋》不讓昭君出塞，而寫她投江自盡，或有深意。《藝林伐山》載：「宋宮人王婉容，隨徽欽北去。粘罕見之，求為子婦。婉容自刎車中，虜人葬之道傍。」元宋無有詩記其事雲：「貞烈那堪黠虜求，玉顏甘沒塞垣秋。孤憤若是鄰青冢，地下昭君見亦羞。」馬致遠不使昭君遠嫁成親，地下與婉容相見，自不羞慚。但不知馬致遠寫此劇時，是否有此一層意思。馬致遠寫得最多的是「神仙道化」劇，曾被人說成「萬花叢里馬神仙」。自然他不是最初寫神仙道化劇的人。最早作者似是史樟。史樟乃散曲家史天澤的兒子，常麻衣草履，以散仙自名，稱為「史九散仙」一作「史九敬先」。寫有《老莊周一枕蝴蝶夢》雜劇。這個劇本第一折[混江龍]唱詞有「名利似湯澆瑞雪，榮華如秉燭當風。」第二折李府尹道白中有「莫戀五花官誥，莫愛七賢朝帽。懼禍憂讒何日了，幾人能到老。」「懼禍憂讒」是元初漢族文人進入官場，在民族矛盾中最擔驚受怕的一件事，看來神仙道化劇所宣傳的得道成仙和儒生棄官歸隱有同樣的現實意義。這個劇和馬致遠《太華山陳摶高卧》、《呂洞賓三醉岳陽樓》等所宣傳的都是清心寡慾，同屬於全真教。全真教派的重要人物邱處機曾受到成吉思汗的召見，享受到一些特殊待遇。在蒙哥時期曾盛極一時。憲宗蒙哥時期，全真教道士橫行霸道，毀壞孔廟和釋迦佛像，並佔領佛寺達四百八十二處，因此佛道發生激烈沖突。憲宗四年(1254)全真道教和佛教在哈剌和林展開御前辯論，道教的教義被駁倒而失敗，道經被稱為偽經而遭焚毀。後於至元十七年道教又和儒士爭論失敗，許多道士被迫還俗，北方全真教的勢力逐漸衰落。元代掌管宗教的機構是宣政院，但道教卻由徵辟隱士、召舉賢良的集賢院兼管，南北道教，各樹宗派，未能統一。全真派衰落後，神仙道化劇也漸漸少了。
關漢卿的《竇娥冤》也作於元滅宋後，時間在至元二十八年以後，民族矛盾漸趨和緩。從他的散曲《杭州景》看來，他對趙宋並無特殊感情，他的劇作也不反映南宋滅亡這一波動南北的事件。《竇娥冤》中反映了兩件事卻是元代所特有的。一是竇天章借蔡婆的二十兩銀子，一年後本利變成四十兩。這是元代回回商人傳來的高利貸，所謂羊羔息。另一個是楚州太守桃杌向來告狀的人下跪。祗候說：「相公，他是告狀的，怎生跪著他?」桃杌回答說：「你不知道，但來告狀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這雖是一句戲言，但元代地方官薪俸微薄，往往不足以自養，幾乎是無官不貪贓枉法。大德七年十二月七道奉使宣撫所罷贓款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件。這事實就說明，戲言中包藏著一些真實。元代這么多冤獄，人民希望平反冤獄，這樣就出現了公案戲。公案戲除《竇娥冤》外，李潛夫的《灰闌記》，也很出色。
這個時期散曲作家盧摯有《[雙調]水仙子》(西湖)四首，說：「誰僝僽鴟夷子，也新添兩鬢絲，是個淡凈的西施。」這支曲子寫的是西湖雪景，但伍子胥、西施都是和吳國滅亡有關的人物，可能寓意宋亡。盧摯不僅是一個散曲家，他的詩文也很有名，為人所稱賞。他的文被認為與姚燧並肩，詩亦同劉因不相上下。蘇天爵說：「國家平定中原，士踵金宋余習，率皆粗豪衰茶。涿郡盧公始以清新飄逸為之倡。」他在元代文學發展變化中，起了一點推動的作用。當時有個著名歌妓珠簾秀和他以散曲互相贈答，可見其人並非保守的道學家。珠簾秀和當時一些著名文人學士如王渾、胡祗通、馮子振、關漢卿都有往來，雖為妓女，但身價頗高。謝枋得、鄭思肖並謂元代社會中人分十等，八倡九儒，所謂倡，殆指珠簾秀這種人說的。元世祖忽必烈對趙良弼說：「高麗小國，匠人菜人，皆勝漢人，至於儒人通經書，學孔孟，漢人只是課賦吟詩，將何用!」可見元代對於儒人，並非籠統輕視。輕視的只是那些只知「課賦吟詩」的人，而對於「通經書，學孔孟」還是重視的。姚樞、許衡等人的社會地位決不在妓人之下。
元人攻宋，引起了文學上一場風波，經過十多年才恢復平靜。元世祖忽必烈不重視詩詞，認為吟詩作賦無用，也就不注意這些作品，所以沒有人因為寫詩作詞受到迫害。相反的卻是他還派人請這些人出來做官。只是有人肯出來，有人不肯出來。明人吳訥說：「元世祖初克江南，畸人逸士浮沉里閭間，多以詩酒玩世。元貞、大德以後稍出。」戴錶元寫《讀書有感》說：「如今已免多人笑，老大知無欲嫁心。」拒絕徵召。趙孟頫、袁桷、鄧文原等接受禮聘。趙孟頫以「宋室王孫人仕，風流儒雅，冠絕一時。」他和袁桷互相唱和，「詩學為之一變。」他們這些南方人和北方的元明善、姚燧、馬祖常等人一起，寫詩古體模仿漢魏，律詩學盛唐，風格清麗而遒壯，開始形成南北詩風統一的格調。歐陽玄說：「承平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唱。…『彌文日盛，京師諸名公咸宗魏晉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趨於雅正，詩丕變而近古。」所謂金宋季世之弊，即金宋人崇奉蘇黃，而宋季詩人學晚唐，這個變化標志著元代詩歌發展的新里程。
如上所言，元政府派程鉅夫到江南搜訪隱逸，禮聘賢才，吳澄、趙孟頫、袁桷等人相繼出仕，有些劇作家也跟著北上。《錄鬼簿》卷上說：「范居中，字子正，杭州人，大德問被旨赴都，公亦北行。以才高不見遇，卒於家。有樂府南北腔行於世。」他和施惠、黃天澤、沈珙合編了一個劇本叫《鷯鷯裘》。《太和正音譜》把他的雜劇列入傑作，並說：「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評價頗高。但他沒有趙孟頫等人的幸運，卻「才高不見遇」，回到杭州老家。他著有樂府「南北腔」，當即南北合套，南戲《宦門子弟錯立身》亦有南北合套現象。南北曲的聲腔是不一樣的。元人徐士榮《新街曲》說：「東街南曲聲婉揚，西街北曲聲激昂。佳人唱曲不下樓，樓下白馬青絲韁。昨日開筵擊鼉鼓，今夜合席調笙簧。樂聲一似曲聲雜，人意豈如物意長。」一個套曲裡面有兩種聲腔，即一會兒「婉揚」，一會兒「激昂」，這是北曲進入杭州後和南曲結合後產生的現象。北雜劇和南戲文互相影響的結果，這是～種戲劇改革的嘗試，不過這種改革是一個失敗的改革，所以范居中「才高不見遇」。南戲改革應是南戲吸收北雜劇一些優點，如唱曲採用聯套，科諢減少，結構嚴密，集中刻畫人物性格等等，不是南北合套，叫人聽起來不諧和，破壞了審美享受。只有把《劉知遠諸宮調》改為《白兔記》，關漢卿的《拜月亭》改為《月亭記》比較成功。也表現南戲的進步和發展。
元代雜劇作家參加徵召失意而歸，除范居中外，不見記載。但職位不振，沉抑下僚的作家卻是很多的。被稱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鄭光祖，他的《王粲登樓》就表現一個「空學成補天才」，而「尋不著上天梯」的人牢騷不平和懷才不遇者的怨氣。喬吉流落江湖四十年，宮天挺終身為人陷害而不見用，處境和鄭光祖相同。喬吉除寫雜劇外，散曲也寫得十分出色。他說：「看遍洛陽花似錦，榮也在你；枯，也在你。」表現他一生潦倒，壯志銷磨。
元朝政府徵召隱逸，雖然有些人不遇而歸，但總的說來還是成功的。袁士元《題寒江獨釣圖》說：「堪笑江湖幾釣徒，朝來相喚暮相呼。只今風雪蒙頭處，回首煙波一個無。」隱士們全都出仕了。後來有些人，不徵召也自動北上求官。方回《再送王俞戴溪》說：「宇宙喜一統，於今三十年。江南諸將相，北上揚其鞭。書生亦覓官，裹糧趨幽燕。」被稱為元代四大文學家的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就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他們的作品多數是歌頌民安物阜的，但都掌握了寫作技巧，而虞集名氣尤大。虞集的《風人松》詞有一句「杏花春雨江南」，字句十分凝煉，當時人極為贊賞，他自己也很滿意。吳師道《陳監丞安雅堂集序》說陳旅作文「用心甚苦，功甚深，藻績組織，不極其工不止。」虞集、陳旅的文風上這種變化，當時有一種代表性，因為不只是詩文，雜劇、散曲也如此。鄭光祖、張可久、喬吉等人的作品表現典雅工麗，講究辭藻，漸漸喪失了早期戲曲中的樸野。
在虞、楊、范、揭之外，這時別樹一幟的是馬祖常、薩都刺。他們都是少數民族的詩人，而薩都刺的詞寫得尤其出色。他的[滿江紅](《金陵懷古》)，弔古傷今，胸懷磊落，繼承和發揚了蘇東坡、辛棄疾以後豪放派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