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主人公叫顧君堯是什麼小說

⑴ 什麼是「帝王之學」

說簡單一點就是物色、選擇、擁戴、輔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之學。在輔佐「非常之人」時，設計非常之謀略，建立非常之功勛。崇尚這種學問的把它稱作「帝王學」，可是自古以來多稱其為「帝王術」，認為它是有「術」無「學」的。「帝王術」一詞大約最早出現在《史記·商鞅列傳》的贊語之中。司馬遷在評價商鞅的為人時說他是「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從這些話中可知，司馬遷心目中的「帝王術」的內涵至少要包含以下諸方面：一，進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學說未必是他所相信的（挾持浮說）。三，重術不重德。四，刻薄寡恩。這些描述說明「帝王術」完全是一種工具理性，沒有終極關懷，因而把它定位為「術」是很恰當的。因為它只是個「術」因此就缺少規范，目的就是一切。傳統文化的非規范性的一面在「帝王學」上表現得特別強烈。 法家中的集大成人物韓非，所繼承的法、術、勢三家，其中就有「術」。 韓非的治吏思想主要包含如下三方面內容。
首先，治吏引綱是治國的關鍵。韓非以為，作為君主，就是要依靠法律制度和官吏履行職責來建立自己的功績。「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 者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下》，下同）這是說君主治理國家主要憑借兩種武器：一是法律，一是官吏。這其中，法律既是君主治理官吏的武器，也是官吏完成君主給予的任務所應遵循的准則。韓非告誡君主：「明主治吏不治民」。何以如此？他給出了兩點理由：其一，官吏是國家亂與不亂的關鍵。「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它的潛在意義是治理好官吏，使官吏不亂，國家就不會亂。一方面，官吏是管理者、是執法者，是手中握有權力的人；另一方面，官吏是教化者、是示範者，是民的榜樣。因而把官吏治理好了，國家就會安寧。其二，官吏是君主治理國家之網中的綱。「吏者，民之本、綱者也。」「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君主治吏不治民，並不是說君主治理國家不需要治理百姓，而是說不直接治理百姓。為了證明治吏在治國中的地位，韓非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搖木：「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遍;左右拊其本，而葉遍搖矣。」引綱：「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救火：「救火者，令吏挈壺瓮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正是出於如上的考慮，韓非主張君主治理國家要治理官吏而不是親自治理百姓。
其次，治國用能人，而不用賢人。既然君主治理國家是治吏不治民，那就有一個選用官吏的標准問題。韓非指出：「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任人者，使有勢也。」（《韓非子·八說》，下同）在韓非看來，用什麼樣的人來管理國家政事，這是關乎國家存亡、治亂的關鍵。用人就要有用人的標准，國君如果沒有方法和標准用人，無論任用什麼人都要失敗。那麼該如何選用官吏呢？韓非以為有兩個標准：「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潔修也。」即君主選用官吏不是根據其智慧才能，就是根據其美好品行。韓非的看法是，用能人。「主利在有能而任官」（《孤憤》）。在智能之人和修士之間，韓非選擇了前者。他的根據是，社會發展需要依靠「力」而不是依賴德行，因為智士能夠為發展獻力。所以韓非主張「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論功行賞，根據能力而授予官職，有罪就罰，有能力就任用。
第三，治國不能以人性善為依據，而要以人性自利為基礎。韓非指出：「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軍，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顯學》）「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奸劫弒臣》）
韓非關於聖人治國不依賴別人對我好，而是要使他不得做壞事（有解釋為不得不對我好）的思想是相當深刻的。從表面上看，韓非是在強調權力的作用，實際上，它蘊涵著對人性的分析和對法律制度的仰仗，是基於對人性的分析而得出的精闢結論。在韓非看來，如果依賴於別人對我好壞，那麼一國之中便找不到幾十個對我好的人；依賴別人不敢對我不好，那麼全國的人都是不敢對我不好的人。韓非眼中人情的實際是：「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奸劫弒臣》）「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為重利之故也。」（《二柄》）「君臣之異利，故人臣莫忠。」（《內儲說下》）。好利惡害是人之本性，君臣之間也是一種利害的關系。不僅普通百姓是好利的，而且為君主管理國家的臣也是同樣的。韓非的不依賴於別人對自己的好惡，是對客觀實際分析得出的判斷。那麼君主該怎麼辦呢？韓非的主張是通過有效的辦法使他們不得不對我好，使他們不得做壞事。韓非從現實的角度為封建君主開出的處方是：依靠法律和制度。「凡治之極，下不能得。」（《揚權》）他認為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就是使臣下無機可乘：一方面法律的制定就是以人性的好利為根據的；一方面官吏的使用並不是指望他不好利，而是通過法律來約束其行為。這其中隱含的道理是：無論人們在出任官吏之前是「好人」還是「壞人」，在成為官吏之後都要通過法律強化對他們的監督，使他們不得為非。治理國家，不在於人是不是為自己謀利，而在於他是不是在法律許可的范圍之內謀利。韓非並不否認有少數聖人和賢人的存在，但他認為治理國家面對的不是少數人，而是多數人。因而必須以多數人為對象。正因為如此，所以治國要重視法制。他舉竹箭和圓輪為例來說明這個道理，認為如果一定要用天生就直的竹木做箭，那恐怕一百年也找不到一支箭；一定要找天生就圓的木頭做車輪，那恐怕一千年也沒有車輪。然而世上的人都有車乘有箭射，為什麼？這是因為人們使用了不同的矯形工具的緣故。 最赤裸裸講「術」的還是縱橫家，在政治和軍事活動中他們只講目的，不計手段的。這些人物活躍於戰國時期，《戰國策》一書中記錄了他們穿梭於各國之間，縱橫捭闔，憑著三寸不爛之舌，挑撥離間，搬弄是非，加劇了各國之間的矛盾，目的是把自己輔佐的一方，推上帝王的寶座。他們有《鬼穀子》《陰符》這樣的「經典」，有鬼穀子這樣的「見首不見尾」神秘的祖師爺和蘇秦、張儀這些戰國時期活躍的成功人物。因而，縱橫家就成為有策略、有代表人物，有成功範例的搞「帝王術」的專家了。所以，這個學派搞的「術」更具有影響力，縱橫家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動方式成為中國文化中的基因之一，它潛伏在我們的文化機體之中，不時會表現出來，特別是外部環境有利於它存在和生長的時候。在談到中國文化基因時，歷來只重視儒、釋、道三家，對於縱橫家很少有學者提及。實際上，歷史上一些具有叛逆思想意識的文人士大夫和不滿意儒家思想、具有個人野心的士人都在某種程度上對縱橫家思想抱有好感，有人甚至把它作為取得功名富貴的手段，特別是動亂時期。這種以陰謀詭計為黑箱策劃、以縱橫捭闔為公開手段的活動更是為許多文人士大夫所認同。我在拙作《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一書中指出社會動亂時，遊民活動更為劇烈。遊民的只講利害，只講敵我，不講是非的性格特性與搞「帝王術」的縱橫家們一拍即合，共同投入改朝換代的激烈的斗爭中，「帝王術」與遊民的思想意識融合起來。這樣更強化了「帝王術」操作中的非規范的一面。因此，可以說「帝王術」就是中國的馬基亞弗里主義。 魯迅小說《孤獨者》中的魏連殳也是這類人物，不同的是他不安於這類人物的處境。魯迅曾說到這種人構成了一個圈子，對「猛人」（軍閥及各種有實力的人物）形成包圍，和「猛人」相互利用，當這個「猛人」倒了之後，便紛紛離去，再去尋求別的「猛人」（見《語絲雜志》）。因此，中國的「猛人」不斷地更換，而中國政治變化不大，原因就在於有了這個圈子。這個圈子中的人，雖然不是個個都「毫無心肝」，但他們都是「空手道」的政客，就憑借自己的「術」，吃遍天下。在依附「猛人」的政治活動中最熱衷的還是積累自己的家貲。 中國古代帝王的馭人術 帝王掌管天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在這諸多力量中，中央執行機關里的行政長官，特別是那些資深且有能力者，更常常成為帝王要優先考慮的對象。既要調動他們的忠誠心和積極性，又予以適當限制和合理控制，這是再理想不過的。因為沒有這些人的工作，帝王將一事無成。如果使用不當、控制不嚴，帝王也會大權旁落。究竟如何馭臣，這其中不僅多有花樣，而且也頗具難度。 1.自樹威信 做了皇帝的人並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一旦身為國主，樹立威信又是絕對必要的。比如秦始皇在統一天下、位至至尊以後曾經多次到全國各地巡遊，每到一地，他都要刻石立碑，碑文寫的無非是他身為皇帝的功勞和辛苦。這樣一而再、再而三，不厭其煩地自我標榜，其目的無非是要建立自己的威信，在百官和百姓中確立自己不同於他之外任何人的特殊地位，秦始皇的這一舉動，在其駕馭臣下方面確實起到了預期的作用。 滅秦建漢的漢高祖劉邦也深知自樹威信的重要性，有兩件事很能說明他對這一問題的敏感和自覺。其一，劉邦在平定天下以後，有一次在洛陽南宮擺酒設宴，問群臣項羽之所以失天下、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群臣各有所答，但都不中肯綮。劉邦自己總結說：「在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方面，我比不上張良；在管理國家行政事務、安撫百姓、給前方戰士提供足夠給養方面，我比不上蕭何；而在率領百萬大軍，戰必勝、攻必取方面，我更比不上韓信。張良、蕭何、韓信三人，都是傑出的人，我能任用他們，這是我獲得天下的重要原因。」劉邦這番話既直言不諱，又入情入理。你與其說他是在討論漢得天下的原因，不如說是為了自樹個人威信。特別是他巧妙地運用欲揚先抑法，先謙虛地稱贊張、何、韓三人，然後話鋒一轉，那意思是說，他們三個「人傑」都願意為我所用，那麼我的高人一籌不是不言自明的嗎? 另一件事是，劉邦在得了天下以後，大臣們整天大吃大喝，這些人大多缺乏文化教養，完全不懂禮儀，喝醉酒就吵吵嚷嚷，甚至舞刀動槍，這使劉邦很不開心。這時有個精明的儒生名叫叔孫通的看出了劉邦的心事，就建議劉邦制定禮儀。劉邦雖然是個粗人出身，但他馬上意識到了叔孫通建議的價值，於是當即命令叔孫通盡快去做。叔孫通遵照劉邦的旨意，找來三十多個懂禮儀的儒生沒日沒夜地抓緊排練。一個多月以後，儒生就演練成熟，正好這時大漢定都長安，劉邦就把叔孫通排練的這套禮儀原原本本地運用在大臣們身上。群臣照禮儀進殿陸續接受劉邦的召見，按官階高低依次向劉邦行叩拜之禮。進見的大臣都俯首低眉，恭敬備至，整個召見過程井然有序。自此以後，劉邦端坐於上，群臣用禮儀進宮接受召見，就自然成為一種規矩。借禮儀制度建立個人尊嚴、提高個人威信，這是劉邦有意而為的。所以，當劉邦目的達到以後竟喜不自禁地說：「我現在才算真正體會到當皇帝的尊貴了。」 2.獵人與獵狗 皇帝御前臣將多多，區別對待、分級管理和任用是平衡大臣心理、調動各方積極性的有效辦法。西漢開國皇帝劉邦在未起事之前，曾經是家鄉沛縣的一個亭長，後來做了丞相的蕭何則原是沛縣主吏掾。劉邦有一次到咸陽服差役，同事們都送給劉邦三個錢，而蕭何卻獨獨送劉邦五個錢，這關系就顯得比別人親近。劉邦起事後，蕭何率整個家族一起投到劉邦麾下，而且還盡力為劉邦出謀劃策、招攬人才。在滅秦和後來的楚漢戰爭中，蕭何雖然沒有隨劉邦在戰場上廝殺，但在劉邦被項羽接連擊敗，很多人離劉邦而去的情況下，蕭何一直堅持從吳中招募軍隊，補足供應。戰事不利，劉邦曾多次逃亡山東，蕭何卻一直坐守關中支持劉邦。毫無疑問，蕭何為劉邦贏得天下，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劉邦平定天下後論功行賞，他認為蕭何功勞最大，就封蕭何為侯，食邑八千戶。為此，一些大臣提出異議，說：「我們披堅執銳出生入死，多的打過一百多仗，少的也打過幾十仗，攻打城池，佔領地盤，大大小小都立過戰功。蕭何從沒領過兵打過仗，僅靠舞文弄墨、口發議論，就位居我們之上，這是為什麼?」劉邦聽後問：「你們這些人懂得打獵嗎?」大家說：「知道一些。」劉邦又問，「知道獵狗嗎?」大家回答：「知道。」 劉邦說：「打獵的時候，追殺野獸的是獵狗，而發現野獸指點獵狗追殺野獸的是人。你們這些人只不過是因為能獵取野獸而有功的獵狗。至於蕭何，他卻是既能發現獵物又能指點獵狗的獵人。再有，你們這些人只是單身一人跟隨我，而蕭何可是率全家數十人追隨我的，你們說他的這些功勞我能忘記嗎?」這一番話，說得諸大臣啞口無言。在劉邦看來，功臣也有三六九等，就像獵人和獵狗一樣，雖然都在為獲取獵物奔忙，但獵人的作用要遠大於獵狗。那麼優先考慮，更加重用前者，則是不會有問題的。 3.偷梁換柱 古代君臣之間多為相互依存、相互利用關系，君為臣做主，臣為君服務。帝王對臣下的褒貶升降，甚至生殺予奪，一般都是經過認真思忖考慮的，而考慮的標准無非兩條：一是感情，一是利益。但細想起來，帝王的感情是有限的，皇室的利益也不是無邊無際。所以帝王有利益給甲大臣，就難免要虧乙大臣。這其中的道理真有點像兒童做游戲時說的，好事輪到誰，誰高興，而壞事則是輪到誰，誰倒霉。但有時情況特殊，屬於非正常的例外，帝王不希望倒霉的臣下卻眼見要倒霉，那麼在可能的情況下，帝王仍要扭轉乾坤，方法之一就是偷梁換柱，嫁禍他人。 北朝十六國時，後趙石虎的太子石宣驕奢淫逸，大造宮殿，役使民工數萬之多，百姓怨聲載道。禁軍領軍王朗上奏皇帝石虎，希望他能對太子的行為加以阻止，但因此卻開罪了太子石宣。建武十年，天空中出現了「熒惑守房」的星象。所謂「熒惑」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火星。火星本呈紅色，熒熒發光，亮度常有變化。以今天我們對天文知識的了解程度，實在不難明白它變化的道理，因為火星繞太陽公轉一周的時間差不多比地球繞太陽一周的時間要長一倍，所以站在地球上看火星運行的軌跡，則有時向前，有時向後。可古人天文知識貧乏，不明白火星色澤泛紅，為何行蹤忽東忽西，忽明忽暗，因此稱火星為「熒惑」。所謂「房」就是房宿，是二十八宿之一，它和心宿同被古代星象家稱為「天王布政之宮」。他們以為，反復無常的「熒惑」停留在天王布政的地方，自然是不祥之兆。這個星象一出現，石宣心想機會來了。他要借這次天象除掉王朗，於是就收買負責天文星象工作的太史令趙攬，要趙攬向皇帝石虎進言，就說要想逢凶化吉，必須「以貴臣王姓者當之」。目標是直沖王朗來的，所以當石虎問「這王姓都是誰」時，趙攬脫口而出，說：「王姓大臣中最尊貴的，莫過於王朗了。」要殺王朗，石虎哪裡捨得。石虎不同意，要趙攬再舉出個次一等的。趙攬無奈，只好再舉個次一等的中書監王波。——既然要消災，就不得不付出生命代價。於是中書監王波就莫名其妙地做了祭刀鬼。本來石宣謀劃的是除掉王朗，因為王朗雖為朝中重臣，但他有礙自己的作為。而石虎所信任和保護的也是王朗，因為他對自己的統治有益也有利。但是，不管是太子的謀誅，還是皇帝的有意保護，都通過星象師趙攬之手，把災禍轉嫁到與此全無干係的王波頭上。太子有意設計，卻未能遂願，皇帝偷梁換柱，竟達到了保護重臣的目的。這真可謂古代皇室政治斗爭中的一出悲喜劇。皇帝和太子各施心術，各逞計謀，雙方像打太極拳一樣，你來我往，但拳腳所擊打的都是無辜的臣下，在這種情況下，像王波這樣的人只好自認倒霉了。 4.下詔罪己 帝王在對待大臣、處理政事時，如果他感到罪己比殺人能獲得更大的政治效益，那麼這時他也會選擇前者，因為政治利益才是他最終要考慮的。 曹魏黃初二年六月，日食發生。日食在今天看來已是一種很容易理解的自然現象，即日、月、地球三者並行，月球擋住了太陽光線，就出現日食。古人往往把自然現象與人間社會政治聯系起來，認為自然的非正常現象是上天對人類的警告，如不及時向上天承認錯誤，上天就會給人間降下災難。當時，負責官員將此事上報文帝曹丕，要求按舊例罷免太尉以避災。此時的太尉是老臣賈詡。這賈詡原本是張綉手下的謀士，歸附曹操後，他自知身為降臣難與曹操舊部相比，於是就暗地裡在曹操兒子曹丕身上下功夫。他先是幫曹丕「深自砥礪」爭寵、固寵，謀算曹操身後自己的政治命運。一次曹操就立嗣一事征詢他的意見，賈詡避而不答。曹操問他為什麼不說話，他回答說是在想袁紹和劉表的兒子們因爭立而相互殘殺的故事。這一說，曹操自然明白這是在勸自己按長幼順序冊立曹丕為太子。賈詡在老謀深算的曹操的眼皮子底下冒險押了這一寶，暗怕會被多疑的曹操識破，自此便韜光養晦，閉門不出。後來曹操果然立曹丕做了太子，曹丕也知道賈詡於此事甚有功勞。所以，曹丕一上台，就立刻任命賈詡做了太尉。曹丕重用賈詡，不光是因為賈詡對自已有恩，而且還因為賈詡的深謀遠慮對自己穩坐帝位大有用場。而這黃初二年，是曹丕登基稱帝的第二年，政局還未完全穩定，當然不能因一個小小的日食就除掉賈詡。所以，曹丕聽完報告，下詔說：「上天降下災異，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過於下級官員，這不是聖人的做法。文武官員們，大家小心盡職吧!以後凡有此類警告，絕不歸罪你們。」曹丕這紙「一切責任由我來負」的罪己詔書，不僅保住了謀臣賈詡，而且也為自己買下了寬仁、厚待功臣的美名。 帝王的所謂「下詔罪己」無非是把政治行為過失歸罪於己，這里表現出的有帝王的政治胸懷，也有帝王的個人人格問題。後代帝王一遇政治困難便做自我批評的做法不免顯得太過做作，太缺乏真誠，而承認錯誤、承擔責任在中國早期政治家那裡倒顯得更真實自然、更感人，也更產生政治效益。 5．情感誘惑 帝王君主在馭臣行為中常常有意識地進行情感投資，從而深深感動臣下，使臣下在深受感動之餘更不惜一切地為其出力和賣命。 劉秀早年有個老同學叫嚴光。此人一生清高。劉秀做了皇帝後，這嚴光乾脆隱姓埋名，不與官家發生任何聯系了。但劉秀還是設法使人找到了嚴光，並親自下駕到嚴光的住處來拜訪嚴光。劉秀來到，嚴光還沒有起床。劉秀駐足觀看，嚴光仍舊呼呼大睡。等了大半天，嚴光才緩緩醒來。他見劉秀坐在自己身邊，不用問就知道皇帝此行又是請他出山做官的。嚴光直言不諱地說：「古代有個賢君堯要把帝位讓給許由，許由聽後覺得這話弄臟了自己的耳朵，就忙到河邊去洗耳朵。我雖不是許由，但立志向許由學習。你還是請回吧。」劉秀無奈，只好悻悻而歸。 劉秀之所以強請嚴光出山，並不僅僅顯示自己雖然做了皇帝但仍不忘過去同窗之誼，他實際上是要用他對嚴光的情感和友情投資為臣下和世人作出個榜樣，以便爭取臣心和民心。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一定要把這件事做得淋漓盡致。上次劉秀在嚴光住處碰了軟釘子之後，劉秀不久又把嚴光接進宮中，這次劉秀與嚴光只談過去友情，隻字不說請嚴光做官的事。兩人暢敘到深夜，劉秀完全不擺皇上架子，夜間就和嚴光同床睡著了。一覺醒來，劉秀發現嚴光的大腳正放在自己的肚子上。這時天已大亮，大臣們進來發現這一情景，個個恐慌不安，劉秀卻滿不在乎地說：「一晚上我和老朋友同床睡了個好覺。」嚴光的腳壓在劉秀的肚子上，劉秀卻頷首微笑、談笑自如，大有欣賞備至的味道。劉秀以超常規的寬容和難以想像的低姿態對待這位兒時的朋友，無疑有他的真實情感在內。但作為做了皇帝的劉秀，他所做的這一切又有多少屬於純粹私人而不牽涉政治甚或邀買人心呢?這種問題也許不可能有一個確切無疑的答案，但他的這一行為被載入史冊並因此獲得眾多贊譽，卻也是顯見的實情。 6.收買人心 穩定臣心，收買人心，是皇帝分內的工作，「條條大路通羅馬」，封賞最不喜歡的人也是有效的辦法之一。像漢高祖劉邦，當年打天下時，前有韓信等橫掃千軍、攻城略地的武將，後有蕭何供應糧草、補充兵員堅強得力的後盾，同時還有張良為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陳平出奇制勝，全力輔佐等等。劉邦戰勝項羽奪得天下之後，由於大臣們爭功不止，封賞工作遲遲無法進行，僅封完劉氏宗室和外戚就停止了。有些舊臣對此很不滿意，一時間議論紛紛，人心浮動。劉邦對此頗為擔心，就把張良找來詢問原委，研究對策。張良詳細向劉邦作了匯報，並添枝加葉地說，大家對皇帝遲遲不賞功臣很有意見，就要計劃造反了。這准備造反的人當中，連曹參和陳平也包括在內。劉邦一聽，情況十分緊急，忙向張良討主意。張良說：「陛下取得天下靠的是這批功臣，而現在封賞的卻大都是親戚朋友，將領們怕封賞輪不到自己頭上。還有，陛下平定天下剪除的都是平常怨恨的人，現在還沒得到封賞的人當中，哪個敢保證平時沒有一點過失，因此他們是怕陛下乘機處罰打擊他們。」劉邦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知道天下初定，功臣良將無論如何是需要的。於是忙問張良怎麼辦才好。張良問劉邦：「這些人中有沒有陛下平時最憎恨、最不喜歡的？」劉邦說：「有。雍齒仗著和我同鄉，曾經多次跟我過不去，我早就想殺掉他。可是因為他立功多，所以一直不忍心下手。」這里所謂「功多」、所謂「不忍心」其實都是說給人聽的。韓信不是功蓋天下，照樣被殺掉了嗎?劉邦深知，此時最要緊的是安定人心，於是這一念之間，雍齒就徹底改變了命運。劉邦聽從張良的建議，當天設酒擺宴，封雍齒為二千五百戶汁方侯。群臣得知雍齒受封的消息，都很高興，他們說：「連雍齒都有資格封侯，這封賞還怕輪不到我們嗎?」於是，一場即將發生的騷亂，以雍齒的受封為界，在一夜之間就平息了。主意顯然是張良出的，可實際操作者仍然是劉邦。利用封賞最不喜歡的人穩定臣心，收買人心，劉邦做得出色到家了。
無獨有偶，唐太宗李世民也有意識地做過與劉邦類似的事。刑部尚書張亮被控犯有謀反罪，唐太宗非常憤怒，下令朝中百官討論如何處置張亮。對於這個問題，多數大臣都認為張亮罪在不赦，應當立即殺頭。只有殿中少監李道裕認為張亮犯罪證據不足，不應定罪，並且在朝廷上說得慷慨激昂，把傾向治罪的唐太宗一時弄得很沒面子。盛怒之下的唐太宗根本不聽李道裕的話，毫不遲疑地就把張亮殺掉了。事後不久，刑部侍郎的職位出了空缺，因為這個職位關繫到大唐帝國執法的准確和嚴肅，所以唐太宗反復叮囑宰相要嚴格對待這個人選。可是，宰相幾次上奏推薦的人，唐太宗都沒有批准，最後唐太宗竟建議宰相把這個位子讓李道裕來坐，理由是李道裕執法謹慎嚴格，這個說法的確是過硬的。但是還有，群臣都知道李道裕曾經當眾反對唐太宗的意見，唐太宗不會不記得。而現在偏偏任命李道裕做這個執法官，這其中哪能沒有名堂。於是，此項任命一經公開，朝廷上下無不盛贊唐太宗的仁德和雅量，開明君主的招牌亮得更鮮艷了。由此可見，唐太宗的任命李道裕和漢高祖的分封雍齒無疑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7.丟卒保車 中國封建皇權社會是一盤棋，帝王之下的大臣是棋盤上的卒馬炮車。帝王本人連棋盤上最重要的老帥也不想做，而寧做可以任意調兵遣將的下棋人。既然是下棋，那麼為大利益犧牲個把小利益是常見的事。 明成祖永樂年間，貴州一帶的少數民族勢大。鎮守貴州的都督馬燁採取各種手段，企圖刺激當地的少數民族造反，以便抓住口實，徹底廢除土司制度，代之以中央選派的「流官」。其中採取的最極端做法是把前任土司頭目的妻子奢香脫光衣服鞭打。這一下，當地少數民族果然憤怒異常，打算起兵反叛。但被現任土司頭目堅決制止了。他親自進京上訪，狀告馬燁。永樂帝自然對此事洞若觀火，他明白馬燁完全是為了明王朝利益，又清楚此時正是提出交換條件的好時機。於是召宣受辱遭打的奢香進京。永樂帝問奢香說：「馬燁辱打你是錯誤的，我現在為你除掉他，你准備怎樣報答我?」奢香叩頭說：「我保證世世代代不犯上作亂。」永樂帝微微一笑，說：「不犯上作亂是你們的本分，怎麼能說是報答呢?」奢香萬般無奈，答應為明王朝從貴州東北部開一條通往四川的山路，以供驛使往來。奢香答應的這一條件無疑是永樂帝極其歡迎的。官府有路可通，鐵鞭可及少數民族地區，那他們自然不敢再造反。永樂帝也實踐諾言，隨即召回馬燁，將其斬首。這馬燁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明王朝的利益，但他所做的一切卻又成了最後被殺的罪狀。事後永樂皇帝也說過：「我也知道馬燁對朝廷忠心耿耿，但是我如果顧惜他，就沒辦法安定貴州這塊地方了。」話說到這份上，即使被殺的馬燁在場也不會再有什麼話說的。 8.互相監督 人是永不滿足的動物，歷史上有才能的臣子雖居萬人之上、一人之下之位，卻也不免常覬覦王位，因此帝王對臣下如管理不善、控制不嚴，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雍正皇帝刺探監督臣僚，不僅限於公務，就連私生活他也不曾放過。據載，某大臣退朝後邀了幾個親朋好友聚在一起玩幾圈麻將牌，玩著玩著忽然發覺牌少了一張，無奈只好就此罷手。第二天上朝時，雍正問某大

⑵ 河神2結局是什麼意思

《河神2》在結局中，大boss終於揭曉，原來幕後之人並不是戎傲霜，而是范君堯，戎傲霜和范君堯都是被古登堡收養的，他們返回天津就是為了執行古登堡的計劃。

但范君堯覺得那些計劃很可笑，便暗中策劃一切，想要為母親報仇，戎傲霜從小就喜歡范君堯，甘願成為他的棋子，甚至為了他犧牲自己。

最後范君堯死了，郭得友被他推下水，與一個怪物糾纏，而這個怪物就是變異的連化青，郭得友在殺了連化青後，因體力不濟逐漸沉入河底深處。

(2)男主人公叫顧君堯是什麼小說擴展閱讀：

《河神2》是由愛奇藝、工夫影業、閑工夫聯合出品，田裡執導，金世佳、張銘恩、王紫璇、陳芋米主演的民國奇幻探案劇。

該劇改編自天下霸唱小說《河神：鬼水怪談》，承接第一部《河神》的故事，講述了惡水之源爆炸因果未明，津門事變，懸案再起，郭得友、丁卯、顧影、肖蘭蘭津門天團再次聚首，探尋「九牛二虎一雞」連環大案背後真相的故事。該劇於2020年7月6日在愛奇藝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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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君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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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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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一想到顧版君堯對夏夢語的溫權柔呵護，程思的心口立刻疼的發緊。

「思思，你在想什麼？我剛剛說的你聽見沒有？」

夏夢語搖了搖她的胳膊，她才察覺自己走神了……

「嗯……小語姐你說什麼？」

「我剛才說啊……」

電梯抵達大廳，兩人剛好路過前台旁的茶水間……

⑸ 洪武年間的文字獄是哪年\以什麼事件開始的

洪武年間的文字獄

文字獄的出現源於洪武朝的文武之爭。自立國初，明太祖秉承「可以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的名言，開始大量起用文人，制定朝儀、典章、刑法、軍制、戶籍、學校等等規程，使得明初氣象具備，行政清明，而文人在太祖心中的地位亦因此而水漲船高。如此一來，那些早期追隨於他的淮西武將集團頓生不滿之心，認為天下是我們拚命打出來的，憑什麼讓那些身無尺寸戰功的文人來當家？於是想出了一個壓制文人的計策來。

某日，他們推選出幾個能說會道的跑去向太祖告文人的狀。起初，太祖拿出「平亂用武，治世以文」的道理來勸他們。這些人表明唯唯，待太祖一番宏論之後才小心說道：陛下之言誠然不錯，但是對文人們也不能完全相信。這些人仗著自己有才學，往往會因一點點不滿意就會用隱諱的言詞進行挖苦誹謗。陛下雖然對他們很好，可是能夠保證讓他們人人滿意嗎？

這么一說，太祖心裡也是有些吃不準了，就問他們是否可以拿出例子來。這一問正中進言者的下懷，於是立刻說道：您知道張九四（元末群雄之一張士誠的小名）好文的事情吧？他對文人的寵愛比您可不差，高官厚祿，寶馬香車，供奉無缺。可是在他自立稱王的時候，讓文人們給他起官名，就得了士誠這么個名字。

太祖想了想說：這名字不錯，待士以誠，正好符合他的做為。

進言者一笑道：看來陛下也被這些壞心腸的文人給蒙敝了。您可知道，《孟子》里有這么一句話叫「士，誠小人也」。連讀出來就是「士誠小人也」。您看，這不是變著法罵人家是小人嗎？可憐張士誠給人家叫了半輩子小人，至死還被蒙在鼓裡。

太祖立刻命人拿來《孟子》一查，果然找到了這句話，從此就開始留意文臣們的奏章之中有沒有什麼可疑詞句，以後又擴展到詩文書稿。

以上這個故事出自明景泰朝黃溥所著的《閑中古今錄》。雖然不能就此確定這就是洪武年間文字獄的起因，但卻可以證明當時確實存在著文字獄。其實，真正構成文字獄的原因還是出在明太祖本人的想法。他興起文字獄的目的無非兩條：

1.打擊不順從於明朝的文人；

2.個人心理上的極度自卑與自尊。

前一條從維護統治的觀點來看，也還算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第二條就完全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現了。說白了，就是變態。

先看第一條。明太祖作為歷史上少有的平民皇帝，難免受到那些以門第論高下的文人士大夫的輕視和憎恨，因此許多人是不屑與之合作，更不肯稱臣。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個叫做夏伯啟的人和他的侄子。他們為了表示自己不仕明朝的決心，甚至不惜斬斷手指。後來被捉到南京後，太祖問他們：亂世的時候，你們躲到哪裡去了？伯啟答：紅寇（對紅巾軍的篾稱）作亂的時候，我避禍於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裡。太祖本人出身紅巾軍，最忌諱的就是有人在他面前提「紅寇」、「紅賊」什麼的，因此立刻大怒：朕知道你心懷怨恨，對朕的天下不滿意。所以，你說「紅寇」分明是別有所指，借題發揮地辱罵朕。好啊，你不是寧斬手指也不肯歸順嗎？那就不用歸順了！朕要將你們叔侄梟首示眾，來警戒那些狂妄之徒！

在明太祖的授意下，夏家叔侄被押回原籍處死。此後，又有蘇州人姚潤、王謨等因拒絕出仕而被抄家處死。這些都是《明史·刑法志》上記載的。

經過這樣一場腥風血雨，文人們膽怯了。許多人不得已應征來到南京，但還是不肯做官。在這些人之中，以元代文學大家楊維楨的經歷最具典型性。

據《明史·楊維楨傳》記載，其人字廉夫，號鐵崖，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元泰定帝泰定四年（紀元1327年）進士。仕元為建德路總管推官，紅巾亂起後避難於富春江。其人文名播於天下，尤擅詩文，時稱「鐵崖體」。洪武三年（紀元1370年）第二次被征之時，已是74歲的高齡。對著前來催促的地方官，他寫下了《老婦客謠》一詩來婉言拒絕，自比詩中那位行將就木的老婦人不能再嫁，並明確告訴太祖，如果逼迫我仕兩朝，只能跳海自盡以全名節。太祖見他年老，料想拿死是嚇唬不住的，再則名氣大，如果真的逼死了，未免有傷自己的「聖德」，因此只得作罷。

對明朝不肯妥協的除了象楊維楨那樣的故元遺民之外，還有一些則是曾經仕奉於元末群雄的文人。例如江陰人王逢，做過張士誠的幕僚，士誠敗亡後他隱居在烏涇（在今蘇州附近）。洪武十五年（紀元1383年）被征，抵死不從。幸好他有個在南京做官的兒子，苦苦哀求之後才得以放歸。事見《明史·戴良傳》附《王逢傳》。

這些或為故元遺臣，或為群雄舊部的文人，如楊維楨、王逢這樣自恃氣節而不仕兩朝的還有許多。例如回族詩人丁鶴年以自家世為元臣，逃避徵召，放浪山野，至永樂年間方死；長樂人陳亮自以元之儒士，終身不仕；盧陵人張昱自以為元臣，先後拒絕了張士誠和明太祖的徵召，太祖見其老邁，說了一句「可閑矣」就放歸了，他遂自號「可閑老人」，小心翼翼地過日子；楊維楨的同鄉兼學生張憲仕張士誠，士誠滅，張憲隱姓埋名，晚年死於杭州報國寺。這些人的事跡，除張昱之外，都在明史之中有本傳。張昱事，則可見其本人的《可閑老人集》。

由於看到這些文人都不肯歸附自己，明太祖對於文人的厭惡也就可想而知。而這種厭惡一旦與內心之中的隱疾發生作用，則勢必爆發出乖戾的行徑。這就是我們即將提及的第二條。

怎樣給一個人定罪，尤其是文人，最為直接有效的辦法就是從其寫下的文字之中去挑毛病，找借口。一旦這些文字不小心觸動了敏感神經，立刻會按照自己的個人思維來加以曲解，無限上綱的去引申原意，達到入人於罪的目的。這就是文字獄的通常特點。

明太祖基於其出身經歷，內心之中自然也劃定了一塊不可冒犯的禁區。因為他年輕的時候做過和尚，所以但凡所見文字之中沾上「光」、「禿」等接近和尚特徵的字眼兒，都會犯他禁忌，即使是個「僧」字也同樣很刺眼。到後來，又向外推廣至於諧音的「生」字也被納入忌諱的范疇。再有，他是從紅巾軍之中起家的。前面說過，在元廷看來，紅巾軍是「紅賊」、「紅寇」，因此太祖也討厭有人在他面前提「賊」和「寇」，後來，連「則」字也被波及了。

凡此種種，無不體現出明太祖基於低賤出身而產生的自卑心理在其中作祟。而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當自卑走入極端之後，自尊心就會膨脹起來，達到另一種變態的頂峰。這種變化在太祖的身上也呈現出清晰的脈絡。

中國歷代開國帝王為了增加自己的威望，都會想方設法地為自己尋找一位古代同姓名人做祖先，以示其正統，太祖亦不能免俗。《明朝小史》書中講了這樣一件事情：太祖在和文人們討論修玉堞宗譜的時候，打算拉上南宋大儒朱熹做祖宗。恰在此時，有一個從徽州來的朱姓地方官來陛見，太祖想，徽州是朱熹的老家，如果能把這個人拉成本家，那麼對於證明自己的出身無疑是個很有力的證明。於是，他滿懷希冀地問對方是不是朱文公（朱熹的尊稱）的後裔。那人不知聖意，只怕犯欺君之罪，因此據實回答說不是。這下，太祖不免大為沮喪，再想到就連一介小官兒都不肯冒認祖先，何況自己貴為天子呢？再說，自家上溯幾代也和江南徽州沒有半點關系，硬攀親的話，若是被明眼人看出，豈非惹人恥笑。於是認親之意遂寢。

不能認親，但並不代表太祖就此放棄了對自身尊嚴的渴望，因此他的目光又轉到徽北大同鄉漢高祖劉邦的身上。靈機一動之下，他索性直言不諱地說自己出身寒微，與漢高祖一樣都是不籍祖蔭，白手起家的英雄好漢。此後舉凡聖旨、言論無不特意為自己加上「淮右布衣」、「江左布衣」、「匹夫」、「起自田畝」以及「出身寒微」等等稱號，凸現自己完全是憑借個人能力打天下，從底層一步一步走上龍位的。但是，這種話只能他自己來說，如果哪個人敢於多言，那麼等待他的將是嚴厲的懲罰和悲慘的結局。

明太祖對文字是否犯禁的評判，完全是以其自身的政治利益和文化水平做准繩，並不會去設身處地地為作文者考慮什麼。這一點也是完全符合文字獄的特性的。下面，列舉一些在洪武朝較為著名的文字獄案例來加以說明。

一、因字諱而取禍者：

（1）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代海門衛官做《謝增俸表》，這篇官樣謝恩文章之中有「做則垂憲」之語；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做《賀萬壽表》，這是賀皇帝壽辰的表章，其中有「垂子孫而作則」句；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案察使做《賀冬至表》，這是慶典祝賀表，而其中出現了「儀則天下」語；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政使和案察使做《正旦賀表》內有「建中則做」；澧州學正孟清做《賀冬至表》，內有「聖德作則」語。以上這些本來都是一些「頌聖」性質的馬屁文章，但只因沾了一個與「賊」諧音的「則」字，就入了罪過。

（2）常州府學訓導蔣祺為本府做《正旦賀表》內有「睿性生知」。因「生」與「僧」近而入罪。

二、因詞音而取禍者：

（1）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做《謝賜馬表》內有「遙瞻帝扉」語，本義是遙望帝王宮闕的門扉，表達心懷皇帝之心。卻被理解為「帝非」，帝王怎麼可能有不對的事情呢？誹謗聖君，殺。

（2）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為本縣做《賀正旦表》內有「取法象巍」，「取法」被解做「去發」，去發為禿，這不就是變著法影射太祖做過和尚么？不死待何？

（3）亳州府學訓導林雲為本州做《謝東宮賜宴箋》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祿」句，「式君父」被理解為「弒君父」，弒殺君父，豈非謀反？

（4）尉氏縣學教諭許元為本縣做《賀萬壽表》，其中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句，「藻飾太平」被曲解為「早失太平」，盼著國家早早失去太平，這是多麼惡毒的詛咒啊！

（5）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為本府做《賀立太孫表》，這是在洪武二十五年（紀元1393年）立長孫朱允文為皇太孫時的祝賀表，只因其中有一句「天下有道，望拜青門」之中，「有道」被解做「有盜」，青門則被認為是佛寺，這下就變成了諷刺太祖做和尚的經歷和加入紅巾軍是做盜賊。

（6）以上這些人死得固然很冤，但卻冤枉不過陳州州學的訓導，他為本州代作的《賀萬壽表》內，一句「壽域千秋」被疑似犯忌，但左右挑剔過來又找不到什麼問題。然而，太祖還是不肯放過他，最終還是與前面那些人一起上了枉死城。

以上兩大類遭到殺身之禍者，都記載於《二十二史札記》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禍》引《朝野異聞錄》。至於因句意而取禍者，在徐貞卿《翦勝野聞》中記載如下：

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為本府做《萬壽賀表》之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句，大概經過以上介紹後，各位讀者也可以看出這句犯了多大的忌諱。「光」、「生」和「則」都是犯了太祖大忌，這一連讀，本來一句老生常談式的頌聖句子就變成了「當著和尚罵禿子」，外帶諷刺太祖入紅巾為賊的過去。太祖這一怒，作者本人自然不必客氣，脖子上咔嚓一刀是逃不掉了，就連禮部官員也被遷怒，遭到嚴厲訓斥。嚇得他們連忙上表請罪，並求太祖降詔，申明忌諱，以警臣民。

於是，在洪武二十九年（紀元1397年），由翰林學士劉三吾、左春坊右贊善王俊華擬定了一個《慶賀謝恩表式》，也就是一個教大家如何給皇帝寫表章的規范格式。一切賀表都按照這個內容抄錄，然後寫上自己的官職和姓名即可。是所謂：天下文章一大抄，只求保命不求文。這又是太祖變態心理所造成的一大笑話了。然而，這樣的笑話背後隱藏著太多的冤魂，任誰也笑不起來了。

除了在自己可以看到的表章里挑毛病之外，洪武文字獄也漸漸擴展到文人們的日常生活言行與文字之中。

劉辰的《國初事跡》記載了僉事陳養浩有「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的詩句。這種和唐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一樣寫徵人怨的普通詩句落在太祖眼中，卻變成了動搖軍心士氣的不軌之心，遂將陳養浩貶竄至湖北，卻還覺得不解氣，又下令將他丟入水中淹死（就像殺韓林兒一樣）。

同類事件又見於《蓬窗類記》、《消夏閑記摘抄》、《古穰雜錄》、《靜致居詩話》和《明史·高啟傳》等多書記載蘇州知府魏觀案，因其將府衙建在以前張士誠王府的遺址之上，遭到太祖忌恨，接下來又得到密報，說在為新府衙上樑的時候所寫的祭文之中有「虎踞龍蟠」四字，於是下令將魏觀腰斬棄市。

殺了魏觀，太祖還覺不足，又將屠刀架上了祭文作者高青丘的項上。據《明史》本傳載，青丘是他的號，名啟，字季迪，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其詩風雄健，才情高遠，與楊基、張羽、徐賁合稱「吳中四傑」。洪武元年（紀元1368年）應召入仕，參與編修《元史》，為魏觀寫「上樑文」的時候，已經致仕居於蘇州。按理說，他是與明朝合作的文人，又富才名，即使是比照楊維楨，也不該被陷入文字獄中。然而，正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何況太祖對他也不是第一次不滿了。早在高啟為翰林院編修的時候，就因他所寫下的《題宮女圖詩》之中「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句被太祖疑為諷刺而暗記在心。如今，舊欠未清，新帳復生，太祖也就顧不得是否擔上「害賢」之名，乾脆腰斬了事。高啟死後，其詩集也遭到毀禁，直到清朝初年，才有人敢拿出來刊行。高啟一案，被後世稱為「國初冤獄」。

如果說，這些被太祖找茬殺掉的人令人可嘆，那麼一個自動將脖子送到太祖刀口下的來復和尚的死除了令人嗤笑之外，也實在無話可說了。這個和尚不好好參禪念經，卻為了討好太祖，非要「知難而進」，寫了一首「頌聖詩」獻給了太祖。當太祖看到其中兩句「金盤蘇合來殊域」和「自慚無德頌陶唐」的時候，立刻下令殺了這個不長眼的和尚。因為在太祖看來，「殊」字拆開就是「歹」和「朱」，這不是在指責我朱家不好嗎？那「無德頌陶唐」簡直就是赤裸裸的罵我「無德」。陶唐就是古代傳說之中的賢君堯，用堯來影射我的帝王之位，卻又言我「無德」，其心可誅了。從《二十二史札記》上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只覺哭笑不得，不知各位讀者又是怎樣一副心情呢？

再後來，文字獄的范圍又擴大到地方官對朝廷的事務性表章之中的錯字上來。兗州知州盧熊上表言自己官印上的「兗」字被誤刻為「袞」字，請求改正。結果，太祖把「袞」字認成了「滾」字，就恨上了盧熊，認為他是要自己「滾」。巧言令色的辱罵聖君，這怎麼能容？結果不久之後，太祖就借胡惟庸的「黨案」把盧熊給殺了。自己不認識字，卻把人家給殺了，這樣一個黑色幽默被記入《水東日記摘抄》之中，太祖九泉之下是否也自覺臉面無光呢？

帝王之忌，往往很快就會演變為舉國之忌，因此在洪武三年時，明朝頒布了一系列的忌字，禁止平民在名字之中使用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秦、漢、晉等字。二十六年，又加上了太祖、聖孫、龍孫、皇孫、王孫、太叔、太兄、太弟、太師、太傅、太保、大夫、待詔、博士、太醫、太監、大官、郎中字樣。郎中和太醫是針對民間醫生，待詔則是針對從事梳頭理法的行業的人。因此，在明代的醫生只能稱醫者、醫士、醫人，如果誰看到一部明代背景的影視作品裡出現郎中的稱謂，那麼盡可笑其無知了。至於理法師們，在那時則改稱「整容」，也不知是不是現代整容業的始祖了。這些，也是來自《水東日記摘抄》的記載。

在後世史家看來，正式可稱為文字獄的時代，是從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這十三年的時間，其間因各種與文字有關的事件而被殺者達十幾萬之多。上至大臣，下至平民，幾乎涵蓋了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各種職業，其牽連之廣、死者之多、影響之深遠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洪武文字獄，十三年間，只有一人得了活命。
其實，洪武三十年還有南北榜案，也是文字獄的延伸。
倒霉的就是那個在二十九年擬定賀表格式的劉三吾和另一位主考白信蹈。
發榜之日，自狀元江西人宋琮以下中第者皆為南方人，北方人盡名落孫山。
北方考生大嘩，引發御案，朱元璋命侍讀張信查閱試卷，結果北方人依舊無一錄取。朱元璋對張信也不滿意了。後來，有人告張信是受了劉、白二人的托請，故意取不合格的卷子來披閱。太祖大怒，殺白信蹈和張信等考官，劉三吾因年事過高，免死，充軍。狀元宋琮也同樣被充軍。
之後，太祖親自出題監考，錄61人，都是北方人。
這就是著名的南北榜案，又稱春夏榜案。
劉白張等對北方人的歧視固然不對，但太祖之後又矯枉過正了。
其實，他對此案之所以態度嚴厲，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對準的是以李善長為首的淮西集團排斥異己行為的不滿。也是為日後所發生的李善長大案做一預演。

朱元璋的自卑使得文字獄空前慘烈 文字獄發展到明朝已經是高潮了
還有賊、寇等等，後來推廣到諧音字「則」、「生」等等。

竇娥死的時候，真的會下雪嗎？
從14世紀全球氣候大異常的背景分析，也並非沒有可能。
有小說說,那是人死後,怨氣沖天,引起的氣候突變而已.嘎嘎,還好竇蛾沒有修成元嬰.
不過，元朝能夠允許這種諷刺時弊的作品流傳下來，而作者本人也沒遭到逮捕、關押，可見元朝是沒有文字獄的。蒙古貴族也並非沒有精通漢文化的，元文宗本人就精漢文，通書畫，還親手繪制了一幅相當出色的城市規劃圖。元朝大詩人忽都剌的學問就更不必說了。元代雜劇之中早有24本連台的《西遊記》，從玄奘之父陳光蕊趕落水到師徒四人取經歸唐，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唐僧的形象早已完備。明人吳承恩之同名小說雖然不能算抄襲，但至少是脫胎於該雜劇。許多故事根本無需原創。這比明朝可強多了。元朝海外貿易基於蒙古征服的威力，達到了宋朝所不能達到的地域，交易國超過100個（宋朝不足80）。所以，元朝是一個空前開放的時代，中國科技在元代的成就絕不在唐宋之下。如果元朝能夠維持得更久些，那麼這個朝代的建樹當更盛唐宋。

宋朝到了，這個朝代的文字獄在逐步升級，已不是以前那些時代的小打小敲，而是大張旗鼓，搞得熱火朝天，人嚎馬嘯。北宋南宋兩個王朝的文字獄，一個出於黨爭，一個出於權奸。前呼後應，愈演愈烈。
北宋的朋黨爭斗將政治這口鐵鍋燒得通紅，並且也將皇帝烤得大汗淋漓，加上國家多事，戰爭不斷，士大夫們爭權奪利的聲浪一浪高似一浪。皇帝既運籌無術也駕馭不力，他沒有足夠的智慧和旺盛的精力來應付這些雜事了，那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們在等著他去治療性飢，那一雙雙渴望的眼睛似發紅的燈籠在招引他去雲雨巫山。國事？權利？你們去爭好了。以儒文立國的北宋，科舉有著較大的發展，科舉這個舉賢卓才的措施從隋朝開始到這里已是第三個朝代了，北宋政府自然是十分重視科舉，文人們在這個時代也是春風得意，意氣風發之態，他們性子硬，意氣盛，議論也就多了起來，這樣朋黨產生了，派性林立了，一改太祖太宗時期正廉之風。到了真宗時期，腐朽奢侈之風有如遍街的垃圾臭不可聞，也就是這片土壤上滋長了兩派，一派以宰相寇準為首，一派以右諫議大夫丁謂為首。這場爭斗，是一場關系著北宋安危的爭斗。面對契丹的犯邊，參知政事王欽若主張護帝往江南躲避，寇準極大阻止，可丁謂極為贊成，趙恆這個不算英明的皇帝自然是贊成。結果是好人斗不過壞人，寇準被擠出相位，丁謂小人得勢登上相位，並被封為晉國公，勾結宦官雷允恭，獨攬朝政，實在可惡。又值得可賀的是，仁宗即位後，被貶為崖州司戶參軍。可嘆只可嘆寇準被罷相後被貶到雷州半島。許多時候，好人總是斗不過壞人，這不是定律，但幾乎就是規則。
仁宗趙禎登位，他的智慧雖比趙恆豐富，但他無法壓制大興而起的朋黨，朋黨之險朋黨之弊朋黨之利，文章大師歐陽修的《朋黨論》可謂切透肺腑，提出君子是以同道為朋，小人是以同利為朋，指出治理國家必須要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此文的氣勢和戰鬥力倍受當時文人和後代文人的褒揚。此文在黨爭中推波助瀾，波及後世，後世的黨爭都有人用它作思想武器，直到清代雍正皇帝還鄭重其事地作新的《朋黨論》以反駁歐陽修的論點。朋黨有小人集結的朋黨也有君子組織的朋黨。前者害國，無惡不作；後者利國，懲奸壓邪。那麼作為一國的君主，他是重用小人朋黨還是君子朋黨呢？君主老爺就要看他自己的利益了。我要看朋黨們哪個的話語順耳，哪個更加忠君（他當然只看得出表面的一套）。兩派的斗爭自然是邪正的火拚，正黨借用文字作品製造輿論攻擊邪黨，邪黨就用對方的攻擊文字製造文字獄回擊，並且還要掇拾對方的私下文字採取斷章取義、穿鑿附會等卑鄙手段。
歐陽修的《與高司諫書》和范仲淹的力諫仁宗廢後事件，至使二人被貶，成了北宋邪黨興文字獄的第一階段，發刃者乃是姦邪宰相呂夷簡和惡毒權奸樞密使夏竦，他們製造的文字獄成了一種厲害的武器，用來對付正直的大臣，真是蒼天無眼，這等惡毒的手段居然時時得成。文人們干起事來就有滿腹的豪情，他們的滿腹文章有如陣陣蒸氣要沖動政治這台笨重的機器，他們熱衷政治，便有意識地寫詩作文為政治斗爭，為剛烈的正黨效忠。從某個角度講，文人們用文學作品來獻身政治對文學本身是一種傷害，對文學的發展製造了一定程度的阻礙，對文人自己也是一種無情的摧殘。仁宗時太子中允石介的《太歷聖德詩》事件就為後來的蘇軾、黃庭堅的文字冤獄開了路。
說來也是傷心，文字獄總是伴著文人的安危，也伴著國運的盛衰。范仲淹被貶，緣於慶歷新政之禍，慶歷新政的流產主要是北宋王朝沒有力佑而致，又正因為沒有廣施慶歷新政，北宋王朝就得了個貧弱交加的疲軟症。人們都在尋找出路，都在茫茫黑夜中追尋黎明的曙光，於是，天地間踏步而來一個巨人。王安石的名字便以驕傲的姿態登台亮像，變法的號角在皇朝浩盪，呂惠卿、曾布、章n（此人我最不願與他交往，因他害過蘇軾）、鄧綰等都成了變法派沖鋒陷陣的槍手。有沖擊派就有保守派，這一支兵團在太皇太後的支持下向變法派強攻。歷史潮流也確實了得，這不？鄭俠使這股潮流沖出來了，他確實也是厲害，一記獻圖上書事件，就追使王安石退出了相位。
鄭俠原來緊跟王安石，後由於不滿新法，就逐漸疏遠了他。中原百姓倍受旱災之苦，鄭俠把目睹的慘象繪成了一幅《流民圖》，另寫一份秦疏呈奏神宗，勸神宗開倉濟貧，神宗得圖與疏，反復觀讀，倍受感動，很快開倉救災，並廢除了新法中的十八項規定。神宗變法的決心發生了動搖，王安石見新法難以施行，便請求罷相。變法派沒有了主子，呂惠卿、鄧綰等人驚惶失措，跑到神宗面前哀嚎痛哭，終於神宗回心轉意，沒有廢掉新法。這下輪到鄭俠倒霉，御史台判他為擅發馬遞之罪。鄭俠不甘心失敗，又畫了兩幅圖，一幅畫魏徵、姚崇、宋（jing）三人事跡，另一幅畫李林甫、盧杞，總題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圖跡》呈現朝廷，佔了上風的呂惠安見鄭俠以李林甫、盧杞影射他，即劾奏鄭俠謗訕時政，交御史中丞鄧綰、知制浩鄧潤甫等新法派審判，結果是鄭俠被除名編管汀州。宋代刑法官員流放，「編管」是第二等級的處分，最輕的是 「安置」，最重的是「羈管」。盡管鄭俠被「編管」，但他們的一方毫不畏懼，御史台吏員楊忠信把抄好的《名臣奏疏》送給鄭俠，以表示敬仰，呂惠卿知道自然惱火，即唆使御史知雜事張（zao）上疏誣鄭俠謾罵神宗，這樣鄭俠的罪更重加重處分，被「羈管」英州。呂安國本想置鄭俠於死地，他沒被處死，我們就得感謝宋太祖趙匡胤，是他立下了不殺死文人士大夫的規矩，並有誓約藏於太廟。後哲宗趙煦繼位，由高太後聽政保守派得勢，鄭俠被召回朝廷。哲宗親政，變法派得勢，鄭俠又被流放。徽宗趙佶初立，想調和兩派，鄭俠被召回。蔡京專權，保守派失勢，鄭俠又流放。為君主服務的文字獄將一位正直的大臣折磨得死去活來，鄭俠的生涯充滿戲劇性，顛三倒四，榮辱等身使他一生不得安寧，而他又恰恰成了斗爭的犧牲品，最後窮光而死，真是可嘆可哀。
中國古代的文字獄不得不提起「烏台詩案」，它的興起，為蘇軾的貶謫生涯作了開路先鋒。
熙寧四年（1071），蘇軾坐任開封府判官，他針對初興的變法風潮，便為救世方針提出九個字： 「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其實這九字言不管在哪個朝代都會深得人民，可作為宰相的王安石極其不滿。使王安石更加惱怒的事又發生了，那是在開封考進士之時，是蘇軾主考，他發策問：「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的原因，蘇軾是藉此事來影射王安石鼓勵神宗獨斷專任，吃虧的自然是百姓，敗壞的自然是國事。王安石見蘇軾這樣待他，就唆使御史謝景溫搜集材料劾奏蘇軾，想盡辦法打擊。一個人存心要揭別人的鬼找出他的錯處，不是一件難事，蘇軾成了惡勢力的眾矢之的，要在他身上找出「劣跡」也就不是難事。御史中丞李定受王安石暗使，從蘇軾的數十篇詩文中搜集了謗訕皇上和朝廷的詞句有六十多處，並且涉及了蘇澈、司馬光、曾鞏、黃庭堅等人。蘇軾的《山村絕句》有一首反映了鹽法之弊：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
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山中食無鹽。

反映青苗法之弊的有：

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
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有了這么多「生動的劣跡」，惡勢力們已是大有收獲了，大文豪在獄吏的威逼下，只好作出解釋。於是惡勢力欣喜若狂，穩操勝券。在 「犯上證據確鑿」的情況下，神宗下詔逮問蘇軾。在獄中，他只承認那被搜集的六十多處只有《山村絕句》是詠時事的，其它的詩句根本沒有什麼譏諷，更談不上什麼謗訕皇上。可惡勢力哪裡顧得他申辯？不承認就加倍折磨，在無奈的情況下，只好屈認，並甘願服法。他感到重見天日的希望已經沒有了，面臨人生的極限，想起了胞弟蘇澈，手足就要永別了，這是何等的苦楚，身囚寒獄昏暗的光線，和著淚水向胞弟寫詩遺情：

聖主如天

⑹ 河神2最後一集片尾戴面具的會是誰

不是陸老闆就是付來勇。因為陸老闆 （田裡，也就是本片導演飾演），他之前就說了讓郭得友不舒服找他，就是知道他變異了，再加上導演親自演的，大boss無疑。

該劇改編自天下霸唱小說《河神：鬼水怪談》，承接第一部《河神》的故事，講述了九河下梢，民國津城，「小河神」郭得友（金世佳飾）、「漕運大少」丁卯（張銘恩飾）繼續追查惡水之源爆炸迷案，豈料崔瘋子化骨身死，外交官自燃焚亡，海河裡沖出水下墓冢。樁樁大案接踵而至，一時間天津衛滿城風雨、人心惶惶。

(6)男主人公叫顧君堯是什麼小說擴展閱讀：

《河神2》熱播

由愛奇藝、工夫影業、閑工夫聯合出品，天下霸唱原著《河神鬼水怪談》改編，李蒞櫻任總製片人，田裡執導，汪啟楠監制，金世佳、張銘恩、王紫璇、陳芋米主演的民國奇爽探案劇《河神2》已於7月6日開播。

承接上一部，劇迷們熟悉的角色悉數回歸，再次拉開新一輪津門奇詭傳奇的序幕。值得一提的是，演員裴魁山作為特別出演驚喜加盟，演繹笑面虎鄭副隊長，與付來勇組成一對互懟CP，為劇情增色不少。

劇集一開演，便拉開連環案件的大幕，郭得友、丁卯、顧影、肖蘭蘭之間的關系因此變得令人捉摸不定，懸念驟然升級。正當付來勇隊長為破案焦頭爛額之際，警局卻意外空降一名鄭隊長做他的副手，上任公文正是由天津政軍一把手都督簽發。

這位鄭隊長名義上是副職，卻逐漸架空正職，讓付隊長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正副隊長」二人一邊吵架一邊破案，全程開啟嘴炮模式，嬉笑怒罵之間為迷霧重重的劇情增添不少笑料。令觀眾大呼：「笑點都在他們這兒了！」 裴魁山把鄭副隊長人前笑面、人後冷麵、奉上諂媚唯諾的形象演繹得活靈活現，扎實的演技令人印象深刻。

⑺ 河神丁卯最後有沒有變成喪屍 河神連化青結局是死了嗎

丁卯沒有變成喪屍。
連化青小說里是死了，電視劇的話，片尾曲的地方有一幕是連化青滿臉血目光渙散的躺在地上，那一幕估計都是掛了的。
小說里連化青是河神中的第一個BOSS，在小說中首次提到連化青是在因為閘橋底下撈出的那對屍體而引起的，郭得有為了打聽沉屍女子的身份，去尋找曾經做過踩訪隊的吳老顯詢問才知道連化青這個人。

傳說中，連家姑娘秋娘出門探親搭乘渡船過永定河，渡船翻了落進永定河裡，滿船的人全死了，只她一個脫險，回家就懷上了身孕，所以連化青懷疑是河妖轉生投胎。小說的描寫里，連化青長得眉清目秀，可清秀中透著股邪氣，而且面有異相，額前一字眉，兩條眉毛連著長，目生雙瞳，一般人是一隻眼裡一個瞳仁，此人卻是一隻眼中有兩個瞳仁，兩眼四瞳。

後面，當郭得有查找連化青下落的時候，在顧廟中遇到了兩個小乞丐托夢，告知了連化青的身世，已經藏生之處，後來被張半仙找出藏身之所，被郭得有抓住，在槍斃的時候，連化青吐出一口黑水神魂逃走，化成真身河魁妖之後欲殺郭得有，最終被龍五爺鎮住!

⑻ 求好看的後宮文全本！

君臨天下，月皎皎的文，最近看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