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毛小說網傅斯年

❶ 錢穆與傅斯年的史學觀點有何不同

謝泳先生寫過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回到傅斯年》,收入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沒有安排好的道路》一書.何謂「回到傅斯年」?就是回到傅斯年的史學觀.而傅斯年的史學觀,按謝泳的概括,「簡單說就是『史學即是史料學',他認為史學家的責任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只
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
所謂「史學即是史料學」,這其實不是什麼創見,中國的舊史學向來如此,西方也有蘭克及其影響下的蘭克學派.蘭克的治史名言即是史學的「目的僅僅在於展現歷史的真情」,「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可是現在為什麼謝泳要鄭重其事地提出一個「回到傅斯年」的命題?這其中蘊含著怎樣的意義?原來,曾幾何時,史學是不是史料學的問題已不是一個簡單的學術問題,而是關乎學者態度、立場、階級屬性,關乎「歷史科學中兩條道路斗爭」的重大問題.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歷史學界,有所謂「兩條道路的斗爭」,即自稱以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唯物史觀派對史料學派的斗爭.這場斗爭以1958年時任中宣部副部長、中央政治局委員陳伯達的一篇題為《厚今薄古,邊干邊學》的報告揭幕.陳在講話中說：「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幾十年來究竟有多大的貢獻呢?他們積累了些資料,熟悉了些資料,據說就很有學問了,有多大的問題,有多大的貢獻.積累資料如果接受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領導,那麼他們的材料是有用的,否則有什麼用呢?」以此為基調,中山大學、山東大學、四川大學等高等學府的歷史系學生分別發起了對陳寅恪、岑仲勉、童書業、徐仲舒等著名學者的批判,這種批判一直追溯到1949年以前歷史學界的「三大老闆」——胡適、顧頡剛、傅斯年.批判的武器和批判的內容從山東大學歷史系學生所作的一首打油詩中可見端倪：
厚古又薄今,理論看得輕；
馬恩列斯毛,從來不問津.
報刊和雜志,當做史料存；
五六十年後,一筆大資本.
研究古代史,言必稱二陳；
史觀寅恪老,史法垣庵公.
至於近代史,首推梁任公.
理論有啥用,史料功夫深.
意思很清楚,可惜詩不太雅正.與此相比,還是學者的分析有分量些.且看唯物史觀派領軍人物範文瀾和胡繩的文章.範文瀾的《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見中國社科版《範文瀾歷史論文選集》）發表在陳伯達的報告傳達之後,要點有三：厚今薄古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厚古薄今是資產階級的學風；厚今薄古與厚古薄今是兩條路線的斗爭.范氏在文章中指稱,以胡適為代表的史學家大搞煩瑣考證就是「企圖使學術脫離革命的政治,變成沒有靈魂的死東西」.胡繩題為《社會歷史的研究怎樣成為科學》的長文（收入人民版《棗下論叢》）發表在1956年,語氣較為平和,其中重點批判了傅斯年的歷史觀,他說：「用史料學代替歷史學,既破壞了歷史科學,也會把史料學工作引導到錯誤的路上去.無論是史料的『內部'的考證還是『外部'的考證,目的都應當是提供對歷史的科學認識的可靠基礎；如果脫離整個史學的科學研究而孤立地進行,就會迷失方向,無目的地沉溺在歷史的海洋中.」無論是學生還是學者,對史料學派的不滿都是一致的,在他們看來,史料學派是只講求佔有資料、考訂史實,拒絕理論（當然應是唯物史觀）的指導,因此無法深入歷史現象的本質以發現各種現象之間的聯系及其客觀規律.
回顧這場「斗爭」,現在可以說範文瀾等人對史料學派的指責沒有什麼根據,因為史料學派中人並非一定排斥理論,如顧頡剛早在1940年為《史學季刊》作《發刊詞》時就針對考據與史觀之關系說過如下的意見：「歷史科學家慣於研索小問題,不敢向大處著眼……若不參與歷史哲學,俾作相當之選擇,而輒糜費窮年累月之功夫於無足輕重之史實中,真固真矣,非浪擲其生命力而何!故凡不受歷史哲學指導之歷史科學,皆無歸宿者也.」試看顧氏此論與上引胡繩的話有何區別?顧頡剛另有一句名言,見於他為《古史辨》第四冊所作的序言：「唯物史觀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內都滲入些」,這句話在五十年代曾頗讓顧的批判者憤怒,其實顧氏「味之素」雲雲何嘗不是從另一角度肯定唯物史觀的功用?
本來按照正常的邏輯,史料派與唯物史觀派之間不應該發展到無法並立的地步,不僅是顧頡剛等人分明有贊同史觀指導下的歷史研究的話,而且就是範文瀾、胡繩不也曾對史料學家的勞作表示過肯定?胡繩在上面那篇文章中明白無誤地說：「許多中國的史學家們繼承了清朝『漢學家'們的工作,而且利用了從現代歐美傳來的各種科學知識和比較精密的邏輯觀念,而在史料考訂上,取得了不少成績.他們的這種工作,現在看來,並不是做得太多了,而是做得太少了.他們的工作成績和工作經驗不應當被抹煞而應當加以接受,加以發揚.」盡管如此,「路線斗爭」雲雲還是向我們這些後世讀者提示著過去那場爭論的嚴重性,否則當年執教中山大學的陳寅恪也不會憤怒地拒絕為學生開課了.那麼兩派史學家分歧的實質在哪裡呢?首先是誤讀的存在,正如謝泳所分析：「對史料學派的批判是構造了一個史料學派沒有理論的假設,在這個前提下,以所謂史料與理論的輕重和求真與致用的矛盾為相互對立的假設,對前者進行了否定,其實這些問題都是不存在的.因為史學常識告訴我們,從來就沒有過沒有理論的史料,也根本沒有過史料的理論」；其次我以為應該是對「理論」「史觀」內涵理解的歧異,如前所引,唯物史觀派固極重理論的引導,史料學派也並未排斥,但史料學派反對將「理論」庸俗化,坐實為唯物史觀,像顧頡剛就認為「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跡,書籍真偽,需用於唯物史觀的甚少.」而所謂唯物史觀派始終堅持歷史研究應在以現實政治為最高導向的理論指導下進行.同一「理論」,大異其趣,所以範文瀾才會號召要對「堅持學術獨立」「拒絕學術為政治服務」的「胡適門徒」開戰.最後,我們還可以認為,在歷史研究的終極目的是什麼的問題上,雙方也是各有主張.「歷史有什麼用?」當年法國年鑒學派的大師布洛赫曾被稚子的這句質問震撼,大概所有埋首故紙堆的人都無法迴避這一問題.「用」的含義豐富,如果僅僅定義為實用意義上的「用途」,史料學派中人的態度是：歷史學可以有「用」,但歷史學家不應去求「用」,像顧頡剛就堅定地認為：「學問固然可以應用,但應用只是學問的自然結果,而不是作學問的目的」.而唯物史觀派中人則認為,歷史學必須有「用」,歷史學家應該去主動求「用」.胡繩特別舉了個例子來批判傅斯年,因傅氏在1932年寫了篇《明成祖生母紀疑》而且引發學界的熱烈討論,胡繩乃對此問道：「誰是明成祖的生母,這問題有什麼意義,這是傅斯年自己也說不出來的」.現在看來,明成祖的生母是誰的確是個瑣屑的問題,但是否就真無意義還大有可商處,試想一下,如果與此相關的小問題都弄明白了,人們對明宮廷乃至明朝政治的了解會不會更深一些呢?
通過對歷史科學中兩條道路之爭的回顧,走過一段彎路的我們終於明白,不論在何種情況下,熟悉、考訂史料都是第一位的、基礎性的工作.所以謝泳先生提出了當代中國史學要回到傅斯年的傳統的觀點.這一觀點是對過去那段迷誤的反正,有合理性,可是對比西方史學的發展,我們似乎又不能如此自信.西方在蘭克學派以後,有所謂批判的歷史哲學有年鑒學派,有斯賓格勒有湯因比有布羅代爾等大師,無不是對以實證史學為特色的蘭克學派的揚棄.如果史學研究的惟一正途就是傅斯年的傳統,大概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也好,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也罷,都不是什麼有價值的著作,這豈非荒唐?另外,中國人的實用理性向來發達,中國人思維、治學的特點本來就「不玄想,貴領悟,輕邏輯,重經驗」,所以歷史研究中「回到傅斯年」雖然重要,但難道我們不應同時注意研究和吸取德國抽象思辨那種驚人的深刻力量?俄羅斯知識分子有言：「我的心因為人類的苦難而受傷」,一個歷史的研究者是否也應具備這種世界眼光和人類意識?還有一點,強調「回到傅斯年」似乎還忽略了學者稟賦、氣質之差異,其實,只要沒有現實政治的干擾,何妨讓幾個沒有興趣鑽史料的人去放言高論?不著邊際之處,不妨一笑了之,然而有時也許還會有靈光一現呢.比如八十年代那些轟動一時的名著當下屢被人譏為「空疏」,可是只要一堆「空疏之論」中有片言只語啟發你深沉思考,這不就夠了嗎?

❷ 誰知道製片人六毛的詳細資料

導演王新民相比徐克.王晶，王新民的名氣是小了些。相比內陸的張藝謀.張紀中，王新民的名氣也略有遜色。提及他的名字，恐怕還有很多人不認識，但提及《燕子李三》恐怕很少有人沒聽過。王新民，一個既平凡有不平凡的導演，正以其獨特的創造風格演繹他的導演之路。與王晶相比，他沒有出身導演家庭。與徐克相比，他沒有「鬼才」的名氣。與張紀中相比，他沒有闊綽的資金。與張藝謀相比，他沒有張偉平式的投資方。然而，正是缺少了這些，才使他的導演之路綻放出無限的光輝。 王新民，祖籍河北，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1995年跨入導演界，與央視頻道合作執導《東方商人》。1996年再次攜手央視，推出《總督張之洞》，片子有名，但導演的名氣似乎弱了點。1998年，王新民的經典力作《燕子李三》橫空出世，成為中央電視台第八頻道首部買斷的電視劇，並成為國內唯一一部榮膺「飛天獎」的作品。審視《燕子李三》這部作品，你會看出，王新民的獨特之處，並未依靠多麼宏大的視頻效果，並未依靠多麼華麗的戲裝，也並未依靠多麼紅火的演員。這正是王導值得稱道的魅力所在，也正是他與其他導演相比之下的不平凡之處。他的成功，依靠的是演員的到位表演以及獨特的動作想像。所以，他贏得了「中國著名動作片導演」的稱號。 《燕子李三》的成功，使王新民找到了也認清了中國導演界的形勢，將創作方向瞄向武俠動作片。而此時的電影界，不少人正火爆地進行金庸作品的翻版拍攝。王新民的精明之處就在於避其鋒芒，獨辟蹊徑，開機拍攝近十幾年翻版次數較少的金庸作品《俠客行》以及從未拍成電視劇的《連城訣》。王新民的審時度勢為他的成功贏得了基礎。他的膽識更不得不令人佩服。40集的《俠客行》投資僅為央視同長度電視劇拍攝投資的三分之一，「布衣導演」稱號當之無愧。這兩部影片與《燕子李三》相比，同樣啟用電影界新人拍戲。吳建.周莉吳越.舒暢在那個時侯，並不是很有名氣的影視明星。王新民以其敏銳的洞察力以及其出色的指導，將演員的動作.語言.表情把握的甚為到位。雖然因為投資少的原因使這兩部片子中服裝方面難免顯得粗糙，減損了這兩部片子的不少光輝，引來少部分人的批評。但大部分人還是比較認可的。這兩部片子也成為當年國產電視劇買價最高的劇目。「布衣導演」贏得了大眾的稱道，有人稱他為「內地第一武俠劇導演」。回想他的武俠劇目，的確有無與倫比的獨特之處，奉此封號，也當之無愧。 近幾年，導演有很多變化。香港導演大家徐克.王晶紛紛轉型由拍攝電影轉為拍攝電視劇。王新民沒有做這么大的變化，去轉型拍電影，而是略有小小的變動。王新民將視線瞄向當年紅極一時的紅色革命老電影《鐵道游擊隊》。這部由知俠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堪稱經典中的經典。然而王新民的膽識就在於此——敢於挑戰權威！他也知道這部片子的份量，深知如果他將小說改編成的電視劇演的不好所帶來的後果會不堪設想。2005年，電視劇《鐵道游擊隊》拍攝完成並放映，他再一次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實力。因為是抗戰片，在抗戰年代粗布衣服是很平常的事，所以在這部影片中，服裝問題再不是減損影片光輝的因素。王新民巧妙的將動作片中的手法融入片中，效果不錯，也為影片增色不少。《鐵道游擊隊》中演員除飾演大隊副的王強和政委李正的兩名演員是老演員外（曾在《燕子李三》中分別飾演李雲龍.李雲飛），其餘演員基本是新人。王新民，依然不減當年三分之一資金投資《俠客行》的「布衣風采」。不曾見王導的照片，心中總認為他是一個思維活躍的中年導演。今天上網查了查，才大吃一驚——王導的大鬍子絕不遜色於張紀中。這看起來挺像個藝術家，可王導卻說：「別人拍電影越拍越像藝術家，我卻覺得自己越來越像個商人！」細看王導的照片，你會發現他有種儒雅的氣質，雙目散發著思維的靈性。一種崇敬感油然而生。王新民，一個土生土長的「布衣導演」，正以其自己的實力向全國甚至全世界展示自己獨特的魅力，「走自己的路」，創造自己的奇跡。 2006年，王導的新劇《馬鳴風蕭蕭》開拍。我們衷心的祝願他能拍攝成功，祝願王導的導演生涯越走越好。

❸ 傅斯年的史學觀點

謝泳先生寫過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回到傅斯年》，收入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沒有安排好的道路》一書。何謂「回到傅斯年」？就是回到傅斯年的史學觀。而傅斯年的史學觀，按謝泳的概括，「簡單說就是『史學即是史料學'，他認為史學家的責任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只
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

所謂「史學即是史料學」，這其實不是什麼創見，中國的舊史學向來如此，西方也有蘭克及其影響下的蘭克學派。蘭克的治史名言即是史學的「目的僅僅在於展現歷史的真情」，「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可是現在為什麼謝泳要鄭重其事地提出一個「回到傅斯年」的命題？這其中蘊含著怎樣的意義？原來，曾幾何時，史學是不是史料學的問題已不是一個簡單的學術問題，而是關乎學者態度、立場、階級屬性，關乎「歷史科學中兩條道路斗爭」的重大問題。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歷史學界，有所謂「兩條道路的斗爭」，即自稱以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唯物史觀派對史料學派的斗爭。這場斗爭以1958年時任中宣部副部長、中央政治局委員陳伯達的一篇題為《厚今薄古，邊干邊學》的報告揭幕。陳在講話中說：「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幾十年來究竟有多大的貢獻呢？他們積累了些資料，熟悉了些資料，據說就很有學問了，有多大的問題，有多大的貢獻。積累資料如果接受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領導，那麼他們的材料是有用的，否則有什麼用呢？」以此為基調，中山大學、山東大學、四川大學等高等學府的歷史系學生分別發起了對陳寅恪、岑仲勉、童書業、徐仲舒等著名學者的批判，這種批判一直追溯到1949年以前歷史學界的「三大老闆」——胡適、顧頡剛、傅斯年。批判的武器和批判的內容從山東大學歷史系學生所作的一首打油詩中可見端倪：

厚古又薄今，理論看得輕；

馬恩列斯毛，從來不問津。

報刊和雜志，當做史料存；

五六十年後，一筆大資本。

研究古代史，言必稱二陳；

史觀寅恪老，史法垣庵公。

至於近代史，首推梁任公。

理論有啥用，史料功夫深。

意思很清楚，可惜詩不太雅正。與此相比，還是學者的分析有分量些。且看唯物史觀派領軍人物範文瀾和胡繩的文章。範文瀾的《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見中國社科版《範文瀾歷史論文選集》）發表在陳伯達的報告傳達之後，要點有三：厚今薄古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厚古薄今是資產階級的學風；厚今薄古與厚古薄今是兩條路線的斗爭。范氏在文章中指稱，以胡適為代表的史學家大搞煩瑣考證就是「企圖使學術脫離革命的政治，變成沒有靈魂的死東西」。胡繩題為《社會歷史的研究怎樣成為科學》的長文（收入人民版《棗下論叢》）發表在1956年，語氣較為平和，其中重點批判了傅斯年的歷史觀，他說：「用史料學代替歷史學，既破壞了歷史科學，也會把史料學工作引導到錯誤的路上去。無論是史料的『內部'的考證還是『外部'的考證，目的都應當是提供對歷史的科學認識的可靠基礎；如果脫離整個史學的科學研究而孤立地進行，就會迷失方向，無目的地沉溺在歷史的海洋中。」無論是學生還是學者，對史料學派的不滿都是一致的，在他們看來，史料學派是只講求佔有資料、考訂史實，拒絕理論（當然應是唯物史觀）的指導，因此無法深入歷史現象的本質以發現各種現象之間的聯系及其客觀規律。

回顧這場「斗爭」，現在可以說範文瀾等人對史料學派的指責沒有什麼根據，因為史料學派中人並非一定排斥理論，如顧頡剛早在1940年為《史學季刊》作《發刊詞》時就針對考據與史觀之關系說過如下的意見：「歷史科學家慣於研索小問題，不敢向大處著眼……若不參與歷史哲學，俾作相當之選擇，而輒糜費窮年累月之功夫於無足輕重之史實中，真固真矣，非浪擲其生命力而何！故凡不受歷史哲學指導之歷史科學，皆無歸宿者也。」試看顧氏此論與上引胡繩的話有何區別？顧頡剛另有一句名言，見於他為《古史辨》第四冊所作的序言：「唯物史觀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內都滲入些」，這句話在五十年代曾頗讓顧的批判者憤怒，其實顧氏「味之素」雲雲何嘗不是從另一角度肯定唯物史觀的功用？

本來按照正常的邏輯，史料派與唯物史觀派之間不應該發展到無法並立的地步，不僅是顧頡剛等人分明有贊同史觀指導下的歷史研究的話，而且就是範文瀾、胡繩不也曾對史料學家的勞作表示過肯定？胡繩在上面那篇文章中明白無誤地說：「許多中國的史學家們繼承了清朝『漢學家'們的工作，而且利用了從現代歐美傳來的各種科學知識和比較精密的邏輯觀念，而在史料考訂上，取得了不少成績。他們的這種工作，現在看來，並不是做得太多了，而是做得太少了。他們的工作成績和工作經驗不應當被抹煞而應當加以接受，加以發揚。」盡管如此，「路線斗爭」雲雲還是向我們這些後世讀者提示著過去那場爭論的嚴重性，否則當年執教中山大學的陳寅恪也不會憤怒地拒絕為學生開課了。那麼兩派史學家分歧的實質在哪裡呢？首先是誤讀的存在，正如謝泳所分析：「對史料學派的批判是構造了一個史料學派沒有理論的假設，在這個前提下，以所謂史料與理論的輕重和求真與致用的矛盾為相互對立的假設，對前者進行了否定，其實這些問題都是不存在的。因為史學常識告訴我們，從來就沒有過沒有理論的史料，也根本沒有過史料的理論」；其次我以為應該是對「理論」「史觀」內涵理解的歧異，如前所引，唯物史觀派固極重理論的引導，史料學派也並未排斥，但史料學派反對將「理論」庸俗化，坐實為唯物史觀，像顧頡剛就認為「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跡，書籍真偽，需用於唯物史觀的甚少。」而所謂唯物史觀派始終堅持歷史研究應在以現實政治為最高導向的理論指導下進行。同一「理論」，大異其趣，所以範文瀾才會號召要對「堅持學術獨立」「拒絕學術為政治服務」的「胡適門徒」開戰。最後，我們還可以認為，在歷史研究的終極目的是什麼的問題上，雙方也是各有主張。「歷史有什麼用？」當年法國年鑒學派的大師布洛赫曾被稚子的這句質問震撼，大概所有埋首故紙堆的人都無法迴避這一問題。「用」的含義豐富，如果僅僅定義為實用意義上的「用途」，史料學派中人的態度是：歷史學可以有「用」，但歷史學家不應去求「用」，像顧頡剛就堅定地認為：「學問固然可以應用，但應用只是學問的自然結果，而不是作學問的目的」。而唯物史觀派中人則認為，歷史學必須有「用」，歷史學家應該去主動求「用」。胡繩特別舉了個例子來批判傅斯年，因傅氏在1932年寫了篇《明成祖生母紀疑》而且引發學界的熱烈討論，胡繩乃對此問道：「誰是明成祖的生母，這問題有什麼意義，這是傅斯年自己也說不出來的」。現在看來，明成祖的生母是誰的確是個瑣屑的問題，但是否就真無意義還大有可商處，試想一下，如果與此相關的小問題都弄明白了，人們對明宮廷乃至明朝政治的了解會不會更深一些呢？

通過對歷史科學中兩條道路之爭的回顧，走過一段彎路的我們終於明白，不論在何種情況下，熟悉、考訂史料都是第一位的、基礎性的工作。所以謝泳先生提出了當代中國史學要回到傅斯年的傳統的觀點。這一觀點是對過去那段迷誤的反正，有合理性，可是對比西方史學的發展，我們似乎又不能如此自信。西方在蘭克學派以後，有所謂批判的歷史哲學有年鑒學派，有斯賓格勒有湯因比有布羅代爾等大師，無不是對以實證史學為特色的蘭克學派的揚棄。如果史學研究的惟一正途就是傅斯年的傳統，大概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也好，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也罷，都不是什麼有價值的著作，這豈非荒唐？另外，中國人的實用理性向來發達，中國人思維、治學的特點本來就「不玄想，貴領悟，輕邏輯，重經驗」，所以歷史研究中「回到傅斯年」雖然重要，但難道我們不應同時注意研究和吸取德國抽象思辨那種驚人的深刻力量？俄羅斯知識分子有言：「我的心因為人類的苦難而受傷」，一個歷史的研究者是否也應具備這種世界眼光和人類意識？還有一點，強調「回到傅斯年」似乎還忽略了學者稟賦、氣質之差異，其實，只要沒有現實政治的干擾，何妨讓幾個沒有興趣鑽史料的人去放言高論？不著邊際之處，不妨一笑了之，然而有時也許還會有靈光一現呢。比如八十年代那些轟動一時的名著當下屢被人譏為「空疏」，可是只要一堆「空疏之論」中有片言只語啟發你深沉思考，這不就夠了嗎？

❹ 傅斯年陳列館的簡介

傅斯年（1896－1950年），字孟真，聊城人，清朝開國狀元傅以漸第七世孫，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史學家。1919年畢業於北大中文系，年底公費赴英國留學，曾在倫敦大學學習歷史、數學和實驗心理學，後又去德國柏林大學學習哲學和歷史。曾任中山大學教授、中文及歷史系主任，代理文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代理北京大學校長、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先生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對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教育學等造詣精深、貢獻巨大，被譽為學術界的「通才」。傅斯年先生曾為國共兩黨和談積奔走。1945年4月，毛主席提出的把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團結在一起，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得到民主人士的擁護和響應，同年7月，傅斯年，褚輔成、黃炎培等6人以民主人士身份到延安與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中共領導人進行了會談。無論作為學者，還是作為社會活動家，傅斯年先生在中國現代史上都佔有重要位置。1950年1月，傅斯年先生就任於台灣大學校長，12月20日，患腦溢血病逝於台灣，時年55歲。 傅斯年銅像及展廳外景、景色。

❺ FU SSU NIEN怎麼樣

到華盛頓開會要坐上五個小時的飛機，路程既長又無聊，我總是要帶點兒東西讀讀，可是自己專業的讀物實在無味，便挑了王汎森的《傅斯年》（Fu Ssu nia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在路上看，書不離手地一直看到飛機降落在杜勒斯國際機場。掩卷之餘，發覺自己對汎森兄又增添了不少認識，也對這本著作表現出來的學識相當佩服。 十幾年前的1992年，我曾經和當時正在普林斯頓大學讀博士的羅志田兄，為汎森兄的另外兩本書，即《章太炎的思想》和《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寫過一個小小的書評，發表在當時的《讀書》雜志上。當時，我們就都覺得汎森兄學識與功底俱佳，那兩本書也確實不同凡響。斗轉星移，轉眼十幾年過去，汎森兄不僅榮膺中研院院士，還當了史語所的所長，志田兄從四川大學教授轉任北京大學教授，我因為專業關系離歷史學越來越遠，平時，最多也只能挑一些熟人所著史學書籍閑讀，來輕松一下始終緊綳的弦，不過，當我讀了汎森兄的這部英文著作後，仍然忍不住技癢，寫下一些已是外行的感想。 一作為一個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一個歷史學家、一個政治和社會評論家、一個學術組織者，傅斯年可能是20世紀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最充滿色彩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5頁）。關於傅斯年已經有不少論著，不過，我所看到的幾種都不愜人意，不僅見識不高，對於傅斯年的「古史重建」了解較淺，對傅斯年影響現代中國學術的估計也不足，對傅斯年的政治情懷和民族意識體會更不深，像汎森這樣佔有大量資料的研究更不多。汎森兄在重建傅的Life history時，所依據的資料，不僅有各種版本的傅斯年文集（如1952年台灣大學出版的《傅孟真先生集》5冊；1967年文星書店出版的，增加了43篇論文的《傅斯年選集》10冊；1980年由俞大采撰序，又增加了9篇文章的《傅斯年全集》7冊），還擁有各種新發現的傅斯年文字、私人訪談和各類紀念文章，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他可以利用保存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包括五個櫃子四千多件的傅斯年檔案（簡稱「傅檔」）。我注意到一個細節，因為近水樓台的緣故，汎森可以直接讀到傅斯年所藏王國維《觀堂集林》和《古史辨》，從書的空白處傅的批註中，可以看到傅對王國維和顧頡剛的感覺（108頁，115頁的注），而這些資料的使用，不僅使這部著作成為有關傅斯年人生最翔實可靠的傳記，也使這部著作成為有關傅斯年學術最深刻的探索。 毫無疑問，在研究傅斯年的時候，首先應當談論他關於「古史重建」的見解，因為傅斯年進入現代中國學術世界的時代，恰恰是有關古史的大辯論時代。那個時候的古史辨運動，使得顧頡剛對古史的懷疑成為主流，就連此前人在國外的傅斯年，也曾支持過古史辨運動，很羨慕顧在史學界稱「王」。根據徐旭生的描述，在1920年代，這是一個大潮流。中國各大學歷史系除了信奉古史辨者之外，其餘所剩無幾，有的人甚至激烈到認為，漢平帝以後才有信史，以前皆為偽造。但是，傅斯年回國不久，他卻成為顧頡剛這一歷史觀念的批評者，汎森兄在書中（124頁）提到，傅曾寫過一個小故事以諷刺他的朋友顧頡剛和錢玄同，他指出：「傅氏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他將古史的研究重新開啟」，他努力地從古史辨和疑古思潮中拯救古史，如《左傳》、《國語》、《周禮》等等，他在中山大學給學生講課時就指出，「偽造」二字，並不都能適用於被發現的古史料矛盾上，漢代儒生尤其是劉向、劉歆父子在編定文獻時也許有錯，但並不是故意「偽造」。汎森兄在書中說，「是顧頡剛將古史舊的大廈推倒，卻是傅斯年用碎磚重建了古史」（99頁）。 走出疑古思潮，來重建古史，並不等於是重新恢復傳統的古史觀，傅斯年所重構的古史圖像與傳統大相徑庭，汎森特別指出的是，讀者應當注意到，傅在重新拯救古史中，作為學術領袖，曾在歷史、起源和文明方面，都有相當有意義的舉措和論述。 汎森兄指出傅斯年關於古史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通過現代的考古發掘證明古代中國文明與歷史。很少有人把中國輝煌的考古發掘和傅的遠見卓識及領導才能聯系起來，也很少有人提到後來幾乎所有考古界的頭面人物包括夏鼐都是歷史語言研究所訓練出來的。其實，從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到傅的重要性，他任命李濟取代董作賓去領導安陽發掘，這便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如果說，擅長古文字研究卻未必精通現代考古的董作賓仍在「掘寶」，即「金石學」和「挖古董」的意識中操作，並不知道考古分層的意義遠在甲骨片數之上，那麼，由考古學家李濟領導的安陽發掘，不僅證實了殷代甲骨的可靠性，而且證實了殷商已經進入青銅時代，還反駁了中華文明西源論。眾所周知的是，這種中華文明西源論，自從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以來，曾經被章太炎、劉師培所接受，和古史辨的觀念一樣，共同形成了對古中國文明和古代中國史的瓦解。 汎森兄指出傅斯年關於古史的一個重要論述，是以「夷夏東西說」重建了中國文化起源的多元論。當然，顧頡剛是率先懷疑三代一脈的線性傳承的學者，但是汎森注意到，雖然他啟發了傅斯年把原來的一元古史說分解成了多個過程，傅斯年也曾在1920年代支持過古史辨運動，但他在1930年代就已經改變了看法。汎森兄曾看過一個傅的筆記本，上面有題為「虞夏兩系統」的筆記，也許就是後來著名的《夷夏東西說》的草稿大綱，他說，傅和顧頡剛不同的是，「顧頡剛把舊的大廈推倒，而傅斯年用碎磚重建了多元論」（99頁）。傅斯年提出，三代並非縱向線性嬗遞，而是橫向展開的，古代總有兩個民族常常爭斗，舜是東方部落的首領，而禹是西部部落的首領，他認為文化是從東到西傳播的。同時他也瓦解了殷的腐敗和周的聖潔這種「歷史進步」說法，這種殷周文明論述，不僅是古代正統歷史家的說法，也是自王國維以來一直是現代史學界的觀點，但傅卻對東方的殷商文明給予很高的評價。 這種「文化多元說」在1927年深受廖平影響的蒙文通那裡就提出過（可參看其《古史甄微》），但是蒙文通的文字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主要是因為他完全依賴文字材料，後來經由1934年傅斯年用考古發掘與文字資料並重的研究，也許還經由1943年徐旭生通過神話傳說的研究（可參看其《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關於華夏、東夷、苗蠻的見解），才真正重新奠定了多元古史源流的新見解。「蒙（文通）、傅（斯年）和徐（旭生）的有趣巧合，就在與他們全都在對古史辨作出回應，他們全都將非正史的資料視為比正史更有價值。這一對史料評價的立場逆轉，幫助打破了古史研究的僵局」，不過，汎森兄還細心地指出，一方面，傅斯年在歐洲游學的經歷也許對他有很深的影響，因為歐洲是多民族所組成的（105～106頁），傅的公式就是「歷史就是種族和地理的乘積」（106頁），另一方面，傅對中國文化起源於山東的說法甚為固執，「這種努力似乎部分源於他對故鄉山東的浪漫情結，但是傅的方法的嚴謹以及他對求證的執著，使他的理論超越個人情感的內容和誠懇」，因此他並不僅僅像蒙文通和徐旭生那樣，只是通過史料互證來完成他的假說，除了對考古發掘與文字資料的綜合使用外，他對東方本地文化傳統的認識，對歐洲歷史的感受，使他並不同於前二人。汎森兄的這一對比相當獨到，通過他對蒙文通（1927）、傅斯年（1934）、徐旭生（1943）這一對比，我們清楚地看到，傅斯年關於古代兩個部落群體常相征伐的說法，直接與三代一脈和諧相承的傳說相抵牾，粉碎了所謂「十六字心傳」的神聖系譜，也改變了文明由西徂東的慣說，指出了文化的由東向西，這讓我們了解到為什麼傅斯年的影響最巨。 領導考古發掘，提出夷夏東西說，可能是傅斯年重建古史的重要貢獻，徐旭生、王獻唐以及拉鐵摩爾都受其影響，與傅共事的三位考古學家李濟、夏鼐和高去尋也始終堅持龍山文化有其獨立本源，雖然張光直早年曾經因為龍山文化在仰韶文化之上而傾向一元論，但在他1986年的《古中國考古》第四版中，也放棄了中國文明起源的一元論。可是，這種重要貢獻卻曾經被有意或無意地遺忘。盡管安陽考古由傅斯年直接領導，傅斯年領銜的《城子崖》（1934）出版，曾是夏鼐承認的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的事件，但是「文革」結束時夏鼐談中國考古學與安陽發掘，竟然沒有提到傅斯年的名字。而1987年逄振鎬寫《東夷古國史論》，明明用了傅斯年關於東夷的觀點，卻連一點點Credit都沒有給傅斯年（7頁）。 二中國現代歷史學的革命，始於顧頡剛而完成於傅斯年，換個說法就是「從破壞到重建」。汎森兄很早在《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中就指出，這一過程是現代中國學術的逐漸形成歷史。在本書中，他利用能夠掌握的檔案材料，為我們描述了顧頡剛和傅斯年由同盟到交惡的過程，因為這一過程並不只是個人恩怨，而是折射著那一時代中國歷史學界的變化。 1986年，劉起在《顧頡剛先生學述》中曾經認為，傅與顧的交惡，是因為顧頡剛在沒有得到同意的情況下，公布了傅斯年的一封信，這封信中傅斯年稱顧在「歷史學稱王了」。事情當然沒有那麼簡單，根據史語所保存的檔案，汎森兄在書中清理了這一過程，傅當然是一個競爭心很重的學者，在給胡適的信中，他也確實暗示了不願折服於顧的歷史學威望之下，但是更應當注意的是，他的古史觀念確實與顧不同，汎森兄看到傅在自己所保存的《古史辨》的空白處對顧的批評，這一對古史的差異觀念使得他和顧分道揚鑣，在古史研究上另闢蹊徑，汎森兄也注意到檔案中保存的1926年傅斯年關於五等爵的筆記和草稿中有對歐洲貴族制觀察的痕跡，顯然，有留學經驗的傅斯年和未出國門的顧頡剛相當不同，也許正是這種經驗，最終使他們各樹旗幟。 和顧頡剛逐漸「轉向民間」也不同，從1937年起，傅斯年開始「轉向經典」，對儒家道德哲學起源的探索，因為這是中國人文思想的初始和儒家道德哲學的源頭。汎森兄書中指出，《性命古訓辨證》不僅是歷史學與哲學方法理想的結合，而且在看上去嚴謹的學問中，實際上有傅斯年的現實關懷。有的傅斯年研究者竟然完全忽略了它的意義。其實，如果注意到傅在1919年即五四時代所編的《新潮》英文名為The Renaissance，注意到1923年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人們就可以發現傅的這一學術考證隱含的現實含義。早在1928年，傅就認為，「仁義」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的，所以他向來比較誇獎荀子而不很認同孟子，對於宋代以來儒者繼承發揚孟子的心性說，傅是很不贊同的，他對新儒家即理學的蔑視，可以從賀昌群和傅的學生孫次舟給傅的信中看到，據說，勞榦就曾提到，傅主持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從不發表有關新儒家的東西。他也像阮元《性命古訓》一樣，試圖給它做一個追根溯源的歷史考察。不過，汎森兄比較了阮元和傅斯年的研究，指出傅、阮的差別，在於傅用了考古與金文的證據，而阮只用了古代書面文字的材料，阮元只是指出了「性」和「命」並沒有神秘的意思，而傅認為這兩個字壓根就沒有在西周典籍中出現，盡管這兩個字的今義已經在東周可能出現，但直至漢代，「令」和「生」並沒有被「命」和「性」所取代，是五經先秦的傳抄者將這些字按照後來的意思抄寫而成的。 將古聖人之說非倫理化，這是傅的一大貢獻，在那個時代，接觸考古和甲骨的李濟、董作賓、徐中舒，都不約而同地指出，很多倫理思想從未出現在殷商時代，至於「心」、「性」這樣的文字，也只是在周中期才有。這些說法顯然可以幫助傅較阮更進一步，把這些倫理化的聖人思想放回歷史。汎森兄在傅斯年的幾篇未刊手稿中也看到，傅的這種非倫理化的傾向，他還用張政烺給傅的信，說明傅斯年「去神秘化」的決心。張在信中指出，他對金文的研究，支持傅的想法，就是「命」字在金文中並沒有任何特殊的神秘指謂。而傅也指出，盡管儒家尤其是新儒家一直反對「生之謂性」，他發現在文獻和銘文中，「性」總是作「生」，並沒有任何道德倫理內涵，「命」與「令」的本意，並沒有「歸屬」之意，而「人」字並沒有廣義的「人」的意思。至於很多古禮，則源於初民之圖騰部落的儀式，但這些儀式後來在春秋時代被理想化了，比如《詩經》中的「有物有則」，其中的「物」字，可能是指性圖騰，一旦這些被冠以聖人名義的倫理思想「去神秘化」，還其本來面目，也許更能讓人看清其歷史中的意義（參看第四章）。 這一關於性命古訓的考證受到很多人的重視，像汎森書中就注意到，在《陳垣來往書信集》中收有陳垣給他兒子的信，信中陳垣曾說，讀完《性命古訓辨證》，才知道自己的學問落後了（126頁注）。 三傅斯年曾經說，自己「不能離學術太遠，也不能在學術里呆太久」，這也許是五四的歷史記憶和中國的社會現實使然，汎森兄引用這句話指出傅斯年游離於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困境，作為一個從五四運動中走出來的學者，傅斯年對於身邊的政治和實現的中國，始終不能忘懷，這是使他最終走上政治道路的原因。本書的第五章《五四心態的負擔》，就討論了他為抗日戰爭而撰寫《東北史綱》，也討論了他心中深切的民族主義與現代反傳統思潮的糾葛，也涉及民族危亡之中文化認同的需要，傅是一個積極進取的人，也是一個有社會關懷的人，他無法局限在純粹的、學院的學術世界中。 確實，1942年傅斯年參政之後，「就再也沒有發表過任何嚴肅的學術研究」，不過，他卻參與了中國那一段現代政治的風雲。他是政府弊病的批評者，也曾平息昆明學生騷亂，擔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和台灣大學校長時，對漢奸或附逆者的嚴厲舉措，都反映了這個被叫做「傅大炮」的學者高度的政治熱情和嚴厲的政治倫理。汎森兄書中引用了很多資料，記錄了傅斯年在學術研究之外的各個方面的身影。舉一個有趣的例子，如書中記錄1945年7月傅斯年與黃炎培等國民參政會代表訪問延安，7月1日，傅斯年與毛澤東這兩個五四時代崛起的弄潮兒，曾經在窯洞中徹夜長談。傅斯年說，毛是宋江式的人物，是大反叛，如同劉邦、項羽一流，而自己只是小反，是陳勝、吳廣之類，毛聽這話便大喜，親筆寫了唐代章碣詩「劉項原來不讀書」送給傅斯年。書中感嘆道，「這兩個五四青年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一個成為學者，另一個選擇了做 不讀書 的，這個分歧在三年後，當毛在其《丟掉幻想，准備斗爭》里宣布傅斯年為戰犯時，終於展現出來」（171頁）。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傅退出學術舞台。就我閱讀的感受說，此書最精彩的，可能也是大部分傅斯年研究者未能問津的，是有關傅斯年與史語所、北大及台大的故事。人們盡可以批評傅在後半生太過旁騖，太入世參政，但是一個剛出道就和五四有著深刻聯系的學者，恐怕很難僅僅躲在「象牙塔」中。在序言中，汎森兄就說到，他試圖在兩個較大的現代中國思想史背景中，討論有關傅斯年的話題，一是把傅斯年放在五四運動偶像破壞（cultural iconoclasm）的初期興起與後來變化背景中論述，二是把傅斯年放在建設中國學術社會的成功與挫折中去觀察（8頁），在這一點上，傅斯年和陳寅恪畢竟不同。 四最後要說到的是資料。前面提到汎森兄對傅斯年資料的收集和使用，使得這部書成為關於傅斯年的最有權威和最可信的傳記。汎森兄不僅掌握傅斯年在史語所的各種檔案，而且能夠讀到原來不曾公開的書信和筆記。比如，他曾通讀上千封傅的來往書信，這對傅的生命史和交往錄，才能有深切的了解；又比如，大量檔案中從未有他與左翼史學家的往來書信，似乎也可以看出，他在歷史學界提倡「史料即史學」的傾向，與左翼史學「強調歷史要為現實服務」的差異；再比如，由於只有一封信中提到何炳松，只有兩封提到錢穆，人們也可以看到他在學界立場上的遠近親疏。因此，讀者切不可忽略大量的腳注，這恰恰是王書的一大特色，我真擔心以後的中譯本會將這些腳注刪除或簡化，實際上，這些腳注常常並不比正文遜色，有的腳注幾乎就是一個小故事或者一個小考證，有時候也許還是一個重要的史料線索，或是一個重要的補充論證。 順便再說一些感慨罷。傅斯年是一個眼光很高的人，他作為現代中國歷史學的Leader和Symbol，這使得那個時代的歷史學界有一個標准，也因此成就了那個時代歷史學界的進步。通常我們都相信，做學問講究眼光（vision），做學問講究功底，做學問還得講究胸懷，傅斯年曾經評論張皋文說，他什麼都是第一流，但都不是第一人。傅斯年眼光甚高，但更難得的是傅斯年既有高的眼光，又有厚的功底，還有大的胸懷。學術世界中，有的學者如劍俠，單打獨斗可能是高手，可有的學者如領袖，彷彿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在中國現代學術界，前者能夠數出不少，但後者不多，傅斯年算得上是一個善於集眾工作（collective work）的人。今天我們常常會提到傅斯年的《史語所工作旨趣》，提到他的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提到他的民族史學立場和關於「虜學」的議論，不過，如果說20世紀上半葉中國歷史學有什麼可以數得上大進展的話，這些進展幾乎都與傅相關，汎森此書《塑造新史學》一章中，以三個事例來證明傅斯年的遠見卓識，即安陽考古發掘、收購明清大內檔案以及堅持歷史學科的自主獨立和專業化。正因為如此，他去世後，史語所同仁給他的輓聯中才寫道：「廿二載遠矚高瞻，深謀遠慮，學術方基，忍看一瞑；五百年名世奇才，閎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掩卷之餘，唯一覺得可惜的是，汎森此書以英文寫成，在劍橋出版，恐怕大陸學界一時難得閱讀到。 Wang Fan shen,Fu Ssu nien: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本文是葛兆光先生根據亡弟葛小佳2005～2009年筆記整理而成） 原刊《書城》2010年4期

❻ 傅斯年 胡適為什麼去台灣，他們和中共是什麼關系

胡適在政治主張中屬於資產階級，並且與蔣介石有不錯的交情。後來有人問過毛主席，如果胡適在大陸會有什麼影響，主席說可能已經入獄了。

❼ 傅斯年的人物生平

清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於山東聊城一個舉人之家，初字夢簪。祖籍江西永豐，先祖傅以漸，是清代順治年間的首任狀元。
1909年，就讀於天津府立中學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學文科，本科國文門，曾著《文學革新申義》響應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
1918年夏，受到民主與科學新思潮的影響，與羅家倫、毛准等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響頗廣，從而成為北大學生會領袖之一。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傅斯年擔任遊行總指揮，後因受胡適思想影響，反對「過急」運動；不久退出學運，回到書齋。
1919年夏，傅斯年大學畢業後考取庚子賠款的官費留學生，負笈歐洲，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研究院，研究學習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學、物理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等。
1923年，入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比較語言學等。
1926年冬，應中山大學之聘回國，1927年任該校教授，文學院長，兼任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學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任所長。此後數年，他一直混跡學界，掌管過西南聯大、北京大學以及台灣大學的校政，培養出了大批優秀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
「四·一二」政變發生後，傅斯年寫信給李石曾，表示贊同清黨。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籌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年底歷史語言所成立，任專職研究員兼所長，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編。
1929年春，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廣州遷往北平，兼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及「中國古代文學史」。其間先後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職。
1932年，他參加胡適主持的獨立評論社，在《獨立評論》周刊上發表的政論文章，擁蔣反共，但贊成抗日，對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路線有所批評。
九一八事變後，傅斯年於1932年10月出版了《東北史綱》一書，針對日本學者「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的反動言論，從歷史角度詳細地論證了東北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史實，字里行間洋溢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價值觀。此書後由李濟翻譯成英文，送交國際聯盟。《東北史綱》一書為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明確指出東北三省「為中國之一部，此為中國及各國公認之事實」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赴重慶，連續四次當選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
1939年5月，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兼任西南聯大教授，主張抗戰，抨擊貪官污吏。抗戰勝利後，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
1948年，當選南京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同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1月，傅隨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至台北，並兼台灣大學校長。在政治上，傅斯年要求嚴懲貪官污吏，整制政風，反對「中國走布爾什維克道路」；在學術上，信奉考證學派傳統，主張純客觀科學研究，注重史料的發現與考訂，發表過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論文，並多次去安陽指導殷墟發掘。他主持歷史語言研究所期間，延攬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績。
晚年傅斯年身體肥胖，患有高血壓，醫生囑咐他少吃鹽或不吃鹽，並戒肉類葷腥。又查出患有膽結石。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灣省議會答復教育行政質詢時過度激動，「突患腦溢血逝世於議場」，享年55歲。
傅斯年逝世後，葬於台灣大學校園，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鍾」；其中，「傅鍾」啟用後成為台灣大學的象徵，每節上下課會鍾響二十一聲，因傅斯年曾說過：「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❽ 請客觀介紹一下傅斯年

傅斯年
（1896.3.26-1950.12.20）初字夢簪，字孟真，山東聊城人。著名歷史學家。六歲入私塾，十歲入東昌府立小學堂，十一歲讀完《十三經》。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本科國文門，曾著《文學革新申義》響應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

1918年與同學羅家倫、毛准等組織新潮社，編輯《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為學生領袖之一。

1919年底赴歐洲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學、物理、化學和高等數學。

1923年入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比較語言學等。

1926年冬應中山大學之聘回國，1927年任該校教授，文學院長，兼任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學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任所長。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籌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年底歷史語言所成立，任專職研究員兼所長。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及「中國古代文學史」。其間先後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職。

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台灣大學校長。

1950年12月20日因腦溢血病逝。

傅斯年任歷史語言所所長二十三年，培養了大批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等專門人才，組織出版學術著作70餘種，在經費、設備、制度等方面都為歷史語言所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組織第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殷墟甲骨發掘，其後先後發掘十五次，大大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商代歷史的研究。傅斯年還將明清大庫檔案資料爭取到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進行專門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傅斯年在歷史學研究方面，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重視考古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擺脫故紙堆的束縛，同時注意將語言學等其他學科的觀點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取得較高的學術成就，在現代歷史學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有：《東北史綱》（第一卷）、《性命古訓辨證》、《古代中國與民族》（稿本）、《古代文學史》（稿本）；發表論文百餘篇，主要有：《夷夏東西說》、《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於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評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之想像》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冊。

傅斯年

在近代學術史上，傅斯年是一個著名的人物。他不僅是歷史學家、教育家、五四運動的北大學生領袖、歷史語言研究所創始人、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台灣大學校長，一生還富有傳奇色彩。

他回國後先任廣州中山大學的教授，兼任文學院院長，後來又辦歷史語言研究所，希望將它辦成一個有科學性而能在國際間的學術界站得住的研究所，而不是一個抱殘守闕的機關。他對於國外研究中國學問的漢學家只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瑞典的高本漢，一個是法國的伯希和，其餘的人他都認為是「洋騙子」。

傅斯年主持的史語所特別重視史料的發掘。為此，傅斯年曾主持購進清代所藏內閣大庫檔案，費資不少，但在整理的過程中傅斯年卻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靜心齋對李濟說：「沒有什麼重要的發現。」李濟卻問：「什麼叫重要發現？難道說先生希望在這批檔案內找出滿清沒有入關的證據嗎？」傅聽了大笑。

抗戰期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昆明遷到四川南溪縣李庄鎮，史語所第四組即人類學組藏有許多掘自不同地區的人頭骨和人體上其他部分的骨骼，這些人頭骨和骨骼也和圖書一樣陳列在木架子上。不久，這些東西被當地人發現了，每到夜裡，便有人站在山上高喊：「研究院殺人了，研究院殺人了！」令史語所的人啼笑皆非。

他是胡適的學生，但死在胡適的前面，胡適說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綉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乾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並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胡適當年剛進北大做教授，就發現有些學生比他的學問好，而他在北大講中國哲學史所以沒有被學生趕下台，就是由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保護人」。

可是恨他之極的周作人卻認為傅斯年不過是一個外強中乾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顯示得大膽，動不動就叫囂，人家叫他傅大炮，這正中了他的詭計。」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後，西南聯大解散並遷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長，欲替胡適回國主持校務掃清障礙，嚴格執行他所說的「北大決不錄用偽北大的教職員」，認定「漢、賊不兩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

1938年，傅斯年擔任國民參政員，曾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上層雖不予理睬，但後來還是讓他抓住了孔祥熙貪污的劣跡，在國民參政大會上炮轟孔祥熙並最終把孔轟下台。孔的繼任者宋子文也難逃此數。傅斯年一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動，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個國民參政員一下子趕走兩任行政院長，歷史上也是並不多見的。

還有一次為中醫問題，傅斯年反對孔庚的議案，兩個人激烈辯論，孔庚當然辯不過傅斯年，於是在座位上開始辱罵傅斯年，說了許多的粗話，傅斯年氣得說：「你侮辱我，會散之後我要和你決斗。」等到會散之後，傅斯年真的攔在門口要和孔庚決斗，可是他一見孔庚七十幾的年紀，身體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將雙手垂了下來說：「你這樣老，這樣瘦，不和你決鬥了，讓你罵了罷！」

大概在學者中間，傅斯年的體胖是有名的。一次羅家倫問他：「你這個大胖子怎麼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體積乘速度，產生一種偉大的動量，可以壓倒一切！」這樣的話真是能給肥胖的人壯氣。

不過，關於傅斯年之胖的故事還屬以下這則最為有趣。傅斯年、李濟還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慶參加一個宴會。宴會結束，主人特別為他們三個人雇好了滑竿。六個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門前。第一個走出來的是裘善元，工人們見他是一個大胖子，大家都不願意抬，於是互相推讓。第二走出來的是李濟，剩下來的四個工人看比剛才出來的還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讓。等到傅斯年最後走出來的時候，剩下的兩個工人一看，嚇了一大跳，因為傅斯年比剛才的兩個人都胖得多，於是兩個工人抬起滑竿轉頭就跑，弄得請客的主人甚是尷尬！我想許多人看到這里都會莞爾一笑，因為在四川抬滑竿的，實在沒有太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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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江湖多風波（5）
陳寅恪與傅斯年在柏林大學的重逢，有意或無意地改變了傅斯年的治學追求，並最終使傅的興趣轉到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這一學術領域。可惜的是，陳、傅二人在這一時期留下的資料非常稀少，為他們作年譜或傳記的作者，在記述二人交往史事時，往往一筆帶過，從而為後世留下了一堆糾纏不清的謎團。
畢竟龍行有影，虎行有風，通過二人留下的點滴資料與他人的回憶，陳、傅在柏林的留學思想、生活與學術追求，還是給後世研究者提供了或明或暗的線索。
據台灣「中研院」史語所王森通過傅斯年藏書分析，盡管當時的柏林大學物理學與語言文字方面的比較考據學均名冠一時，但傅斯年初到柏林時主要興趣是物理學，尤其是相對論與量子力學，同時對自然科學方面的其他門類仍保持濃厚的興趣，對各種書籍也廣泛涉獵。有一天，羅家倫和傅斯年、毛子水等人約定到柏林康德街24號中國餐館吃晚飯，傅斯年來時，夾了一個很大的書包，眾人不知其為何物，待翻出來一看……
應該是全本了

❿ 重慶談判時毛主席發表《沁園春•雪》,胡適、傅斯年有沒有幫蔣介石寫詞

蔣和孫文都不是一個喜歡附庸風雅的人。他們留下的文章，大多是日記、訓諭等，而且都是文言文。他們都不寫詩，不寫文章。汪精衛寫過很多古體詩。
毛愛寫文章和詩詞。毛是南方人，不會北方官話，他一輩子沒寫過白話文。他的那些白話文文章，可以肯定的是，都是秘書代筆的。毛青年時期在雜志上發表過「湖南li」之類的文章，都是文言文。中年以後，做上國民d的宣傳部長以及D領導以後，白話文文章都是秘書代筆的。領導嘛，你見過有幾個領導自己寫演講稿、自己寫文章的？
毛的詩詞，大部分應該是他自己寫的。也許有個別是別人代寫或潤飾過，目前有爭議。
毛晚年讀二十四史，讀的都是古本，就是豎行的、繁字體的、沒有標點符號的。他愛讀古書。而且喜歡做批閱，在古書上圈了標點，時不時在旁邊留下一些讀後感。那些讀後感批閱，都是文言文。
那個時代的人，尤其是南方人，沒有像我們這個時代的南方人，從小接受官話教育，會寫白話文。那個時代的南方人，不太會寫「通順」的白話文。所以你看南方人魯迅和胡適等人，他們寫的白話文，讀起來就不是那麼「通順」。
至於孫文、汪精衛、蔣等人，你見過任何他們的文章，幾乎都是文言文。